㈠ 供給側改革會給企業帶來哪些問題
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 供給側包含兩個基本方面：一方面，生產要素投入，如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土地等資源投入、企業家才能投入、政府管理投入，分別對應著收入法計算的GDP中的工資、利息、地租、利潤、稅收；另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由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如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要素升級（即生產要素質的提升，與生產要素量的投入增加不同，包括技術進步、知識增長、人力資本提升等，創新驅動即是解決這些問題）「三大發動機」（其中制度變革又是根源性發動機）決定。 隱含在其中還有三個重要的供給側因素：一是主體發展，包含勞動力或創業者、企業和企業家、投資者、政府管理者等主體素質的提高，及其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二是產業發展，含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升級、新興產業成長等）；三是區域發展，包含區域創新、區域結構優化、區域新增長點的形成等。 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問題、消費結構問題、區域結構問題、要素投入結構問題、排放結構問題、增長動力結構問題、收入分配結構問題等。 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幾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財稅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價格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生態制度改革等。可以說，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相當於從「政府調控側」轉向「全面改革側」。
㈡ 供給側改革帶給零售業哪些啟示
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而中國主張的「供給側改革」擁有更多的新意，一方面沒有排斥總需求管理，另一方面也更多地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就是在著眼於結構而不是總體的方面，再就是主張創造新供給（不是單單刺激供給側）。
12月1日，中國連鎖經營協會在北京組織召開供給側改革及零售業發展小型座談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任興洲、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飛，北京王府井百貨（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鄭萬河同，物美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蒙進暹，京東集團副總裁鄧天卓，樂友（中國）有限公司創始人龔定宇等參加了研討。
與會專家、企業家認為，對消費者來講，零售業就是供給側；而對生產者來講，零售業又代表需求側，這種特殊的地位讓流通行業在供給側改革中承擔重任，不管對實體店還是電商來說都是發展的新機遇,也是新挑戰。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是需求側管理失效或效果不明顯的情況下，拉動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
從根本上講，供給側改革是解決有效需求，是更明晰的結構調整。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是滿足需求，創造新需求，核心是推出更能滿足需求的好產品，解決的是供給與需求的不匹配問題。而簡政放權、打破區域格局，建立全國大市場，繼續給企業松綁，是供給側改革的政策方向。
零售行業要抓住供給側改革的契機，同時在政策層面也應鼓勵流通行業的發展，解決流通成本過高，稅負負擔過重等問題。
供給側改革必將促進零售商繼續向商業本質轉型，加強商品創新，業態創新，供應鏈優化，大數據應用。同時促進零供關系創新升級，倒逼零供數據共享，深度合作。
與會專家和企業家認為，互聯網給供給側改革中解決過剩產能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是要淘汰低端產能就要加強對電子商務的監管，確保商品質量。與會專家和企業家認為，供給側改革應該大力鼓勵自營電商和實體連鎖經營的發展，鼓勵沿海的過剩產能與實體零售的需求對接，從而將出口導入內需。
專家還指出，國務院及國務院辦公廳日前連發《關於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關於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業對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的指導意見》兩大重磅文件也都是部署消費升級，培育新供給、新動力。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表示，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在支出端主要是要推進消費在GDP中的比重，而在供給端則是要提高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隨著轉型的深入，中國必然要淘汰低端製造業而轉向服務業的供給側改革。
上海商學院教授顧國建則認為，供給側改革還包括流通領域各供應鏈環節上的製造商、代理商、經銷商、批發商和零售商之間的交易行為、交易制度與交易方式的改革。供應側端流通領域的多環節和低效率現狀造成的價格高企和流通產業職能履行不到位這兩個主要問題必須要進行大力改革。
㈢ 如何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機遇，優化企業管理模式
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是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是改革，對象是體制機制，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離開了這個「改革」實質，去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會偏離本來的含義。實際上，僅從漢語語法上講，不管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是「供給側改革」，都是一個偏正結構短語，「供給側」是定語，「改革」是中心語，顯然「改革」是中心意思。正如總書記所指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改變我國供給側的一些妨礙供給結構適應需求變化的舊體制。所以，雖然「三去一降一補」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但不是改革本身。關鍵是看，誰去做，以怎樣的方式去做。改革的對象是體制，而不是問題或任務本身。
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結構性改革。總書記強調，我們提的供給側改革，完整地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稱「供給側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結構性」3個字。實際上，我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結構性改革，離了「結構性」的實質，談供給側改革就沒有意義。結構性改革一詞其實來源於西方，強調的是對產生結構性矛盾的體制問題，包括政府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政府和企業關系進行改革，比如，歐洲的勞動力市場和福利制度改革。在我國，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特別是產能過剩問題嚴重。這種問題的產生有特殊體制原因，主要是政府與企業關系扭曲。其實，供給側原本不是問題，之所以有問題，是因為有一隻「有形之手」在起反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理順這些關系，讓市場真正起到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該入土的「僵屍企業」，就讓它「入土為安」。
第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等於供給學派的主張。總書記強調，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大家知道，供給學派是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供給學派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供給學派極力主張大幅度減稅，認為減稅能刺激人們多工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也包括通過降低稅費來減輕企業負擔的要求，但不僅改革的性質與供給學派主張有根本的不同，而且改革的范圍也要遠遠超過供給學派的主張。
第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等於結構調整。現在有一種誤解，認為供給側結構改革就是結構調整。其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與結構性問題有關聯，但無論是在內涵上，還是在具體措施上都不等同於結構調整。過去，結構調整通常採用經濟的、法律的和行政的三種手段，更多的是採用行政手段。很顯然，這次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也不排斥必要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比如減少虧損補貼、停止僵屍企業貸款、依法實行企業破產等，但與以往不同，對結構的調整將主要是通過改革的辦法，從體制機制入手解決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對傳統的調結構方式進行反思後做出的主動選擇。
第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計劃經濟。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說法，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搞新的「計劃經濟」。這顯然是誤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決不是要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過去正是由於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得不夠，政府幹預過多，導致市場不能及時出清，引發各種結構性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可能有各種不同的方案，但我認為，這樣的方案，即使冠以「計劃」之名，也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了。現在需要的是體制改革，如果只調結構，而不改體制，就難免會陷入「過幾年又來一次調整」的怪圈。這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
㈣ 供給側改革對消費者有什麼影響
這會從根本上影響企業的盈利模式」， 雪松資本_君華集團張勁指出，「『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中，投資和出口目前已然遇到了發展瓶頸，因此如何解放消費，這也是供給側改革的根本動機。通過新供給和新的價值創造去適配消費需求，這是國家樂見其成的，逼著企業摒棄『無效產能』尋找新的經濟突破口來適應消費。作為企業，如果還抱著『無效產能』盈利的想法，就是在做美夢。舉個例子，『去日本買馬桶蓋』現象折射的就是『有效產能不足』這一問題，供給側改革風口下，國內生產『馬桶蓋』的企業就要反思：如何讓目標消費者不再去日本？
㈤ 供給側改革給企業帶來哪些影響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對症下葯」，解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與問題。 破除生產要素和商品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通障礙、大量的過剩產能和經濟結構性問題等，都是需求側管理所無法解決的，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多做些工作，則可以為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奠定基礎。
㈥ 供給側改革將給鋼鐵電商帶來哪些機遇
在經濟增長放緩,市場中高端需求擴大,但有效供給不足的形勢下,國家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期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生產率。對於具有政策驅動性特點的環保產業,此輪改革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環保產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於科技、資本、人才、信息和創新等高級要素的投入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公眾對環境保護的需求又會倒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