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建設的策劃方案

Ⅰ 書院文化節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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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在弄 同學哪個院的啊

Ⅱ 簡述中國書院的發展歷程幫忙

公元907年唐朝覆滅，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分裂時期，官學遭受破壞、庠序失教，開始出現一批私人創辦書院。「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中國古人講求詩禮傳家，無論哪朝哪代，都把讀書看作一等一的大事，於是在千百年的歷史流轉中，承載著文明和思想火花的「四大書院」也應運而生。

書院的興起受到了禪宗叢林的影響。首先，從功能上看，書院和寺院性質相似，均是以教育生徒為特徵，以傳道授「業」為目的，是具有自發性的教育組織。叢林為禪宗佛教徒潛心求道之所，而書院在理學家的精心經營下，也成為傳承儒家「道統」的場所。

其次，書院的產生與晚唐五代士子讀書寺院之風具有直接關系。士子在幽靜偏遠之寺院靜心讀書已經形成傳統，這對書院選址很有啟發，宋代書院便多建於風景秀麗之名山。

再次，許多書院是在寺院的舊址上擴建或新建的，如宋初嶽麓山寺廟林立，僧人智漩等「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風化陵夷，習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類」，嶽麓書院便肇始於此。因此之故，書院建築也多仿自叢林。

1998年初，據說國家郵政局准備發行「四大書院」郵票時，曾事先到石鼓書院實地考察，但因只見山石、不見書院，之後改選河南登封嵩陽書院。

1998年4月29日，國家郵政局在商丘市睢陽區舉辦了「四大書院」郵票首發儀式，郵票所選書院為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

朝廷賜額

五代後晉時（936年），宋州虞城縣（今河南商丘）通儒楊愨在歸德軍將軍趙直扶助下在宋州宋城縣創辦睢陽學舍，聚眾講學。楊愨去世後，他的學生兼妹夫戚同文繼承師業，繼續辦學。戚同文病逝後，學校曾一度關閉。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應天府宋城縣（今河南商丘）富豪曹誠，在戚同文舊學之地出資三百萬金，造舍150間，聚書1500餘卷，廣招學生，並於次年聘戚同文之孫戚舜賓為主院，以曹誠為助教，重新建立了書院。

「博延眾生，講習甚盛」，願以學舍入官，真宗皇帝大為嘉嘆，「面可其奏」，下詔表彰，端明殿學士盛度「文其記」，前參知政事陳堯佐「題其榜」，賜名「應天府書院」，應天書院改為府學，官府撥學田十頃，充作學校經費。

Ⅲ 撫州臨汝書院即將投入使用，修建這樣的書院的目的是什麼

撫州的臨汝書院已經得到了建成，建設這樣的書院，其實是因為給別人製造一個旅遊的景點，並且將它用於一些學術的研學，以及用於情景商業。整體的書院在進行建造的時候都是偏向於古風的，它的建築風格偏向於宋元的建築風格，因為有了這樣的古代的風格，才可以吸引更多的遊客在這個地區進行旅遊。同樣建造這樣的一個書院，其實也是為了讓別人來學習古人的學習態度，養成自己謙虛的一個學習態度，從而體驗中國古代的文化。

並且當地在修建成這樣一個地方之後，不僅當地人會去遊玩，同樣還會吸引一些外面的遊客進行遊玩，這其實是可以增強當地的文化交流的，促進了文化的發展。

Ⅳ 簡述中國書院的發展歷程

書院作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種獨具特色的制度，萌芽於唐，興盛於宋，延續於元，全面普及於明清。
書院的產生
書院產生於唐代，書院之名始於唐玄宗時，其起源有官民兩途。民間書院源出於讀書人個人的書齋。與書齋不同的是，書院向社會開放，成為公眾活動的場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間。由私密而公眾，這是書齋與書院的分野。
官府的麗正、集賢書院，由朝廷整理圖書典籍的機構脫胎而來，設有學士、直學士、侍講學士、修撰、校理、知書、書直、寫御書、拓書手、裝書直、造筆直等職，集藏書、校書、刊書、講書等於一體。其主要職責《唐六典》記作：「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以學術文化事業為主，而無具體的政務，這就是作為官府的書院與一般政府職能部門的區別所在。
官府書院有著將千百年國家藏書、校書、修書及由此而辨章學術的經驗傳輸給新生書院組織的橋梁作用。書院起源於官民二途，使自己同時擁有了民辦和官辦的傳統。從此以後，書院就在民間和官府這兩大體系的交相影響之下，開始了更加輝煌的發展歷程。
唐五代書院概況
唐五代時期，見諸文獻記載的書院只有70所，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還只能算作起始階段。盡管如此，分別從民間讀書人的書齋和朝廷整理經史典籍的官衙中脫胎出來的書院，帶著官民兩種傳統，並在兩者的關愛和影響下，已然發育成長起來，具有了其作為文化教育機構的初期形態。後世書院幾乎所有的活動都能在這里找到源頭。讀書人在其中藏書讀書，校勘典籍，問學講書，游宴會友，吟詩作文，交流學術，教學授受，討論政治，關心時局，探究經史，研究著述等，承擔起改造、更新、傳遞華夏文明的重擔。從此，中國社會就多了一種嶄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組織。
據鄧洪波《唐代民間書院研究》、《唐代官府書院研究》統計，唐代書院見於地方誌的有40所，見於唐詩的有14所，再加官府3所麗正書院、5所集賢書院，去掉重復，總共有57所，其中48所書院可以確定其院址。這48所書院的分布成點狀，散布於今日全國的12個省區，其中今陝西7所、山西1所、河北2所、河南2所、山東1所、浙江5所、福建6所、江西7所、湖南8所、廣東2所、貴州1所、四川（含重慶）6所。
又據鄧洪波《五代十國時期書院述略》統計，五代十國半個多世紀（公元907－906年），民間書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興復唐代書院1所。其地域分布，北及幽燕之區，南達珠江流域，基本上仍在唐代書院分布的范圍之內，其中今江西8所、福建1所、廣東1所、河南2所、北京1所。
書院制度的形成
兩宋時代，那些從門閥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讀書人，挾開拓萬古心胸之豪氣，憑藉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繁榮，依靠印刷技術進步帶來的豐富藏書，縱貫古今，橫論百家，將中國古代的學術文化事業推進到了一個空前發達的黃金時期。其間，書院受到大家重視，創建711所。
南北宋書院的發展各有特點，北宋以「天下四大書院」為代表，強化的是教育教學功能，書院作為學校的一種，得到社會的認同；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在「南宋四大書院」的講學，帶來了學術的繁榮昌盛，使學術與書院的一體化得以完成；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通行天下，更有典範作用。從此，書院與教育、學術結合，形成魅力無限的文化人格特徵，影響著中國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
宋代是書院獲取顯赫聲名、得到大發展並形成為制度的時期。北宋初年，無力興學，只得擴大科舉名額，並利用唐代以來出現的書院，通過賜書、賜額、賜田、召見山長等方式進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學，為國家培養人才。嶽麓、白鹿 洞、石鼓、嵩陽、應天府、茅山等書院，都是因為其教學有功獲得「御賜」而揚名的。經此一期，書院的教育教學功能得到強化，其聲名也彰顯天下。
南宋書院的發達與興盛是公認的，其標志有二，一是它與理學的一體化，二是書院制度的形成與完全確立。書院制度不僅吸取了官學與私學的經驗教訓，而且採納了佛教尤其禪宗叢林、精舍，以及道家宮觀傳法講學的經驗。正因為這樣，它在目的、功用、手法上形成了博取各家長處而又與之相區別的特色。書院制度的形成，標志著中國教育事業進入了官學、書院、私學三軌並行的時代。需要指出的是，書院制度是一種文化教育制度，它是儒道釋三家文化融合的結果，又為這種新文化的發展服務，其教書育人功能為這種「服務」所派生，屬於傳播文化的功能之一。
兩宋書院概況
據鄧洪波等《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統計，宋代創建書院711所，分布在今日全國18個省區，其中河北3所、河南11所、山西4所、安徽20所、江蘇29所、上海4所、浙江156所、福建85所、江西224所、湖北17 所、湖南70所、廣東39所、廣西10所、海南2所、四川（含重慶）31所、貴州1所、陝西1所、香港1所。
宋代書院分布特點有三：一是分布范圍比唐五代明顯擴大，廣西、海南、香港都有了書院。二是數量猛增，書院分布由點狀變為片狀，出現了幾大密集區，其中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名列前4位。三是發展極不平衡，陝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北方四省只有19所書院，僅占總數的2.67%，文化重心明顯南移，江南完全取代中原而成為教育與學術的中心。
書院的北移
當宋理宗為朱熹平反，頒行《白鹿洞書院學規》於天下，扶植程朱理學為官方哲學的時候，元朝統治者也於窩闊台在位的第十一、二年間（1239－1240年），創辦太極書院於燕京（今北京），建周敦頤祠，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酬、朱熹六人配祀，選刻周氏遺書，禮聘江南大儒趙復在那裡講學。史稱「北方知有程朱理學，自趙氏講學太極書院始」。在元朝統一全國的前後，忽必烈曾多次頒布法令保護書院和廟學，後來又將書院等視為官學，書院山長也定為學官。因此，元代書院不僅在南方得到繼續發展，而且以強勁之勢向北方推進。《日下舊聞》講，「書院之設，莫盛於元，設山長以主之，給廩餼以養之，幾遍天下」。民族文化之不絕於金戈鐵馬下的元代，理學之傳於北方，主要的功勞應當歸於書院。
元代雖然為金戈鐵馬的蒙古貴族統治時期，但對儒家文化有著應有的尊重。程朱理學和科舉制度結合之後，被正式確立為官方正統。與理學一體化的書院等視為官學，受到重視，書院建設者之中，既有漢人、南人，也有蒙古與色目人，因此而有「書院之設，莫盛於元」的說法。
據統計，元代創建書院296所，加上修復的唐宋舊院部分，書院總數達到408所。在書院的發展史上，元代的最大貢獻是，彌補遼金時代的缺憾，將書院和理學一起推廣到北方地區，縮短了新形勢下形成的南北文化差距。
元代書院概況
據鄧洪波等《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統計，元代創建書院296所，分布在今全國19個省區，其中北京3所、河北12所、河南12所、山東23所、山西10所、安徽15所、江蘇6所、上海4所、浙江49所、福建11所、江西94所、湖北10所、湖南21所、廣東9所、廣西1所、四川（含重慶）5所、貴州3所、雲南1所、陝西7所。江西、浙江、山東、湖南列前4位。
盡管總的情況仍然是南多北少，但其分布則成明顯的北移勢態。首先，北方已有京、冀、魯、豫、晉、陝六省區創建了書院，比宋代多了兩個省區，並且山東後來居上，超過很多南方省分而名列第三。其次，北方的書院上升到67所，絕對數比宋代多3.5倍以上。第三，北方書院佔全國總數的比例，由宋代的2.67%上升到22.63%，進步神速。
書院的推廣與移植海外
明初以官學結合科舉制度推行程朱理學，而不重視書院。程朱理學長期處於官方學說地位，失去了往日的進取而流於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這種僵化。於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間，以王守仁、湛若水為代表的思想家，就以書院為陣地，發動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遠近景從，講會相連，書院再度輝煌，推廣到邊遠地區，形成鼎盛之勢。據統計，明代共建有書院1699所，遠遠超過唐宋元三朝的總和，而大多數都是在這一時期興建的。
在這里，我們再一次看到學術思想與書院一體化的情形及其顯示的巨大能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從永樂年間開始，中國書院東植朝鮮半島，形成了幾乎與李朝相始終的朝鮮書院制度。如同在中國本土一樣，它與學術思想連為一體，造就了其立國的文化基礎，所不同的只是本土盛行王學，而東土則推崇朱子學。後來，書院還移植於日本、東南亞，甚至歐美地區，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紐帶與橋梁。
明代書院概況
在書院發展史上，明代承前啟後，地位十分重要。雖然前期有過將近百年的沉寂，但在王守仁和湛若水的學說重新結合以後，帶著沖破長久壓抑的力量，書院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數量增加，總數達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創建的就有1699所。
明代書院的分布總體上是由先進發達地區向邊遠落後地區推進，讀書種子已經撒向神州邊陲和發達省份的窮野之地，這標志著書院的發展進入了成熟的推廣階段。
更有甚者，乘學術輝煌之勢的讀書人，不僅涉足地方文化建設，在民間規范百姓，移風易俗，使書院具有了平民化特色，而且以同志相尚，品評人物，諷議朝政，使書院又具有了社團化的傾向。當然，書院輸出到朝鮮，更是這個時期的亮點。
據鄧洪波《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統計，明代創建書院1699所，分布在今全國25個省區，其中北京6所、河北70所、山西61所、遼寧7所、河南112所、山東69所、安徽99所、江蘇66所、上海5所、浙江199所、福建107所、江西287所、湖北69所、湖南102所、廣東156所、廣西71所、海南17所、四川（含重慶）63所、貴州27所、雲南66所、陝西28所、甘肅8所、青海1所、寧夏2所、香港1所，江西、浙江、廣東、河南位居前4位。
從以上數據，我們可知明代書院的地域分布特色有二：一是向西北、東北地區推進，甘肅、青海、寧夏、遼寧等邊遠地區第一次出現了書院。二是各地書院密度加大，尤其是西南地區的雲貴川三省，成效明顯。
另據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統計

Ⅳ 嶽麓書院的建設沿革

嶽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晉以前為道士活動地，曾建有萬壽宮、崇真觀等。西晉武帝泰始四年（268、年）麓山寺創立，至今仍保存完好。東晉陶侃曾建杉庵讀書於此。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智璇等二僧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類」的學舍，嶽麓書院就是在智辦學的基礎上「因襲增拓」而誕生的。
咸平四年（1001年)李允則請奏書，詔賜諸經釋文，義疏，史記，玉篇，唐韻，賜建湘西書院。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辦學的遺址上，即嶽麓山下的抱黃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嶽麓書院。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7）年間，嶽麓書院進入了北宋的鼎盛時期。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親自召見山長周式，對周式興學頗為嘉許，親書「嶽麓書院」匾額。至今書院所存明代「嶽麓書院」刻石，便是當年宋真宗的手跡。在周式執掌下，嶽麓書院的從學人數和院舍規模都有很大發展，遂成為天下四大書院之一。關於「四大書院」有多種說法，但唯有嶽麓為諸家共推，反映了古之學者對嶽麓的推崇。
兩宋之交，嶽麓書院遭戰火洗劫，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劉珙重建嶽麓書院。他還延聘著名理學家張栻主教嶽麓，更加強了嶽麓書院在南宋教育和學術上的地位。張栻主教期間，以反對科舉利祿之學、培養傳道濟民的人才為辦學的指導思想，培養出了一批如吳獵、趙方、游九言、陳琦等經世之才的優秀學生。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來訪，與張栻論學，舉行了歷史上有名的「朱張會講」。前來聽講者絡繹不絕，時人描繪「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這次會講，也推動了宋代理學和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所以不僅是長沙，也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乾道五年 （1169 年）張拭知嚴州，彪居正任書院山長。
朱張會講之後，嶽麓書院名聲更加遠播，元代理學家吳澄在《重建嶽麓書院記》中說：「自此之後，嶽麓之為嶽麓，非前之嶽麓矣！」紹熙五年（1194年），在嶽麓會講27年之後，朱熹任湖南安撫使，再次來到潭州，重整嶽麓書院，頒行《朱子書院教條》。經過他的整治，嶽麓書院再次進入到繁盛時期。執事淳佑十年 （1246年）理宗賜「嶽麓書院」匾額，別建湘西精舍於書院南。1275年元兵攻破長沙，嶽麓書院被付之一炬。嶽麓書院幾百學生參與戰斗，城破後大多自殺殉國。元統治者統一全國後，極力推動書院的恢復和發展，潭州學正劉必大主持重建嶽麓書院，僅廢10餘年的嶽麓書院又開始恢復生機。1314年（延元年）郡別駕劉安仁再次主持大修。元末戰亂再起，嶽麓書院又於1368年（至正十八年）毀於戰火。 明初，朱元璋奉行「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的政策。重視地方官學的復興，而不倡導書院教育。全國書院頹廢，嶽麓書院也因此沉寂了百餘年。成化（1465－1487）年間，書院開始逐漸恢復。1432年（宣德七年），由民間集資促成嶽麓書院最早的一次修復。1469年（成化五年），長沙知府錢澎再次興復書院，但不久又廢。1494年（弘治七年）長沙府通判陳鋼終於使嶽麓書院基本恢復舊貌。自明宣德始，經地方官員陳鋼、楊茂元、王韜、吳世忠等多次修復擴建，嶽麓書院主體建築第一次集中在中軸線上，主軸線前延至湘江西岸，後延至嶽麓山巔，配以亭台牌坊，於軸線一側建立文廟，形成了書院歷史上亭台相濟、樓閣相望、山水相融的壯麗景觀。書院的講學、藏書、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現存建築基本格局。
1507年（正德二年），陽明心學一代宗師王守仁來嶽麓講學。王守仁及其弟子在嶽麓書院的講學是繼南宋湖湘學派之後，嶽麓書院的又一次重要學派活動，導致了嶽麓書院又一個學術繁榮期的到來。
1509年（正德四年），守道吳世忠拆毀道林寺，擴建書院。
1643年（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部隊進攻長沙，與明朝官軍進行激戰，書院在混戰中被毀。
自明宣德始，嶽麓書院自元毀為廢墟，至明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開始修復，經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弘治七年至九年（公元1494-1496年）等先後修建，基本恢復舊觀，首創崇道祠，並重新辦學。期間，經地方官員陳鋼、楊茂元、王韜、吳世忠等多次修復擴建，嶽麓書院主體建築第一次集中在中軸線上，主軸線前延至湘江西岸，後延至嶽麓山巔，配以亭台牌坊，於軸線一側建立文廟，形成了書院歷史上亭台相濟、樓閣相望、山水相融的壯麗景觀。書院的講學、藏書、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現存建築基本格局。
明代嶽麓書院學術仍以朱張之學為正宗。明代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首修《嶽麓書院志》，嘉靖、萬曆、崇禎三次續修。正德以後，王陽明及其弟子先後至此講學，傳播心學。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明世宗頒「敬一箴」及所注程顥視、聽、言、動四箴於嶽麓，增建敬一亭，後改名四箴亭。明末，東林學派高世泰講學書院，嶽麓書院學術傳統重新得以發展。 清初朝廷對書院採取抑制政策。1652年（順治九年）曾調令：「各提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游食無行之徒，實談廢業。」然已經實行了數百年的書院制度，具有深刻的社會影響，修復書院的呼聲日趨強烈。就在順治帝詔令各地「不許別創書院」的當年，湖南巡撫彭禹峰就聘請長沙府攸縣縣學生劉自主持嶽麓教事，並未受到處罰。
隨著統治的日益鞏固，順治末年對書院的抑制政策開始鬆弛，康熙、雍正年間進而實行支持和鼓勵政策。1668年（康熙七年），巡撫周召南下令重建嶽麓書院，基本恢復了原有規模。1674年（康熙十三年），吳三桂發動三藩叛亂，攻克長沙，剛剛修好了才4年的嶽麓書院即興即毀。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巡撫丁思孔又重建嶽麓，置膏火田數百畝，並兩具疏章，請求御書匾額。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春，康熙帝御書「學達性天」匾額。
清朝廷為褒揚嶽麓書院辦學之功，先後頒賜「學達性天」、「道南正脈」額，並賜帑賜書，將嶽麓書院列為省城大書院，在官府的大力扶持下，書院辦學規模進一步擴大。順治初年，書院繼續辦學。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詔令嶽麓為省城書院，賜帑金一千兩。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賜御書「道南正脈」額，以褒揚嶽麓傳播朱（熹）張（栻）理學之功。其後，湖南巡撫等地方官多次撥款以作書院經費。同時，大批有名望的學者被聘任山長。乾隆後期至嘉慶、道光年間，書院的建設進一步發展。期間羅典、歐陽厚均各主院27年，創建和恢復書院古跡數十處。書院辦學呈蓬勃發展的景象。
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帝又賜御書「道南正脈」於嶽麓，嶽麓書院在全國的重要地位再次獲得肯定。乾隆後期至嘉慶、道光年間，書院的建設進一步發展。期間羅典、歐陽厚均各主院27年，創建和恢復書院古跡數十處。1745年（乾隆十年）巡撫楊錫紱作《嶽麓書院學規》。1748年（乾隆十三年）山長王文清手定《嶽麓書院學規》。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羅典任院長，辟「嶽麓八景」，修建築多處。清代嶽麓書院主要傳授理學和漢學，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湖南巡撫吳榮光於嶽麓書院內創辦湘水校經堂，以經史、治事、辭章分科試士。
1833年（道光十三年）巡撫吳榮光仿學海堂制，在此創設湘水校經堂，首開湖南書院教學改革之風。1852年（咸豐二年），太平天國軍進攻長沙，嶽麓書院受到戰火毀壞，史稱「書院毀半」，隨後院長丁善慶率諸生捐資又逐次修復。1868年（同治七年）巡撫劉昆主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修建。清末，嶽麓順應歷史潮流，設譯學、算學等科，增置時務和西學圖書，進行了教學改革。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由嶽麓書院遷往長沙城南。後再度遷建，改名校經書院。使其成為漢學研究的重鎮。清末，維新變法思潮的興起，書院也開始了新學的傳播，並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清末實施新政，廢書院而興學堂，「嶽麓書院」於清朝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被湖
南巡撫趙爾巽奏廢為湖南高等學堂（1897年長沙時務學堂創立，1899年改為求實書院，1902年改為湖南省城大學堂，1903年與嶽麓書院合並組建湖南高等學堂）。 1912年，湖南高等學堂奉令停辦，工科學生按志願送到湖南高等工業學校和湖南高等師范學校繼續學習。同年，湖南高等師范學校奉命遷入。民國四年十二月《湖南高等師范學校志·建制第二》載：「湖南高等師范學校即故嶽麓書院。」（第2頁）。1917年，湖南高等師范學校奉令停辦，並入武昌國立師范學校，同年，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遷入，接收了前湖南高師的全部校產和一部分教師。1926年湖南工業、商業、法政三個專門學校合並，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學，仍以嶽麓書院為一院，新建校舍為二院。1937年，省立湖南大學被國民政府教育部確立為國立湖南大學。
1938年4月，日本戰機轟炸湖南大學校園，嶽麓書院部分建築被毀。1941年4月日機再次轟炸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御書樓、半學齋、靜一齋等處均中彈倒塌，文廟大成殿及孔子像被炸毀。抗日戰爭勝利後，嶽麓書院部分建築被修復。
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湖南大學被撤消。在湖南大學舊址上，以原湖南大學土木系和基礎教育部為基礎，合並其他一些大學的相關院系，組建中南土木建築學院。1958年中南土木建築學院擴充後更名湖南工學院，1959年，國務院正式批准湖南工學院恢復為湖南大學，增設文、理科，設十二個系，重新確定文、理、工綜合性大學發展模式。
1981年，嶽麓書院開始大規模修復工程，1986年10月，在歷經5年大修後，嶽麓書院正式對外開放參觀。湖南大學先後在此成立文化研究所和下屬學院（名即為嶽麓書院），招收歷史、哲學等專業本科、碩士和博士生。嶽麓書院歷史上經歷多次戰火，曾七毀七建，現存主要建築是清朝遺構。20世紀以來，經過幾次大修，一些毀於戰火的建築得到了重修。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維新變法運動興起，要求廢科舉、興學堂。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湖南時務學堂創辦，後相繼改名求實書院、湖南大學堂。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與嶽麓書院合並改為湖南高等學堂。湖南優級師范學堂創建於1907年，以造就初級和中學堂教職員為宗旨。辛亥革命後，改學堂為學校，1912年，湖南都督譚延闓首擬創辦湖南大學，1912年，湖南優級師范學堂遷入嶽麓書院，改名為湖南高等師范學校，1917年成立籌備機構，1924年，省議會決議正式籌組湖南大學。1926年1月，省府頒布《湖南大學組織暫行條例》，委任李待琛等十人為校行政委員會委員，李待琛為委員長。1926年2月1日，湖南工專、法專、商專三個專門學校合並成立省立湖南大學，校名匾額懸於嶽麓書院大門，並以嶽麓書院校舍為第一院。1937年7月，國民政府明令將湖南大學由省立改為國立，任命皮宗石為校長。下設文、法、理、工、商五個學院。其後，經歷了抗日戰爭的遷校復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辦學規模擴大，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達為湖南大學校長。1950年8月毛主席應李達校長之請，為湖南大學題寫校名。1953年院系調整，改為中南土木建築學院，1958年改為湖南工學院，1959年復名湖南大學。1978年，國務院確定湖南大學為全國重點大學。
嶽麓書院致力於建設成為培養國學研究、教學方面的高級專門人才的基地，建設成為既有深厚歷史文化背景、又具現代學術研究條件的高端學術平台，建設成為國際上有重大影響力的中外學術文化的交流中心和國內一流的國學重鎮。

Ⅵ 鄭州大學嵩陽書院的規劃

鄭州大學嵩陽書院得名於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嵩陽書院，屬於鄭州大學二級學院。鄭州大學黨委書記鄭永扣表示，嵩陽書院將以歷史學院、文學院、公共管理學院等相關人文社科院系為依託，組建教學和管理機構。辦學上將以本科教育為基礎，積極發展研究生教育，最終形成博、碩、本3個層次的教育體系。
據介紹，興辦鄭州大學嵩陽書院不僅是傳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需要，更是傳承和弘揚中原文化、彰顯當代河南文化性格、提升河南形象的需要，關繫到「賡續文脈、弘揚國學」目標的實現，是河南省文化強省戰略的重要內容。 揭牌以來，嵩陽書院全體師生積極探索國學教育和研究的創新機制，在人才培養、師資建設、國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等方面做了許多建設性工作，取得豐碩成果。鄭州大學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領導下，會同鄭州市、登封市積極推進鄭州大學嵩陽書院的建設。2013年將是鄭州大學嵩陽書院建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年，書院登封校區建設的程序和手續已基本完成，總體規劃設計正在進行中，書院延請以設計古典風格建築擅長的著名設計大師張錦秋院士承擔書院整體設計。 鄭州大學嵩陽書院以打造研究型國學院為建設目標，建設秉承古代書院精神、彰顯中原文化特色、具有現代大學理念的新書院，集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社會服務、文化傳承於一體，為鄭州大學創建高水平大學提供重要支撐。 鄭州大學將通過5-10年時間，把鄭州大學嵩陽書院建設成研究型國學院，打造「三個基地、兩個中心、一個平台」。「三個基地」即：國學人才培養基地、中原文化研究基地、文化產業政策制定咨詢基地；「兩個中心」，即：國際性的中華國學和漢學研究傳播交流中心，文化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一個平台」，是指開放性的學術、人才、文化創意資源共享平台。

Ⅶ 鳳山書院的建設費用

一、鳳山書院時期
（乾隆十一年即1746年－光緒三十四年即1908年） 這一時期的教育，以山長（也稱院長）主持講學，講學內容主要是和科舉制度相適應的四書五經等。書院的後期，培養了不少的能人志士，如黃志信、庄尊賢、陳少瀛、庄佑南、肖甸邦等人。 二、鳳山小學堂時期 （宣統元年即1909年－1911年） 1909年，灌口知名人士陳瓞臣在同鄉會的資助下，將鳳山書院改為同安縣第一所近代學校：鳳山小學堂，並親任校長。鳳山小學堂開近代教育風氣之先，庄依瓦、陳瓞臣、庄尊賢、陳延香等辛亥革命的志士都在這里活動過。 三、鳳山學校時期 （民國元年即公元1912年－1918年） 1912年，鳳山小學堂改為鳳山學校，學校只有三個班級。1916年學校派代表參加霞陽學生運動會的各項比賽，獲優異成績，得到海澄縣政府獎勵的「尚武精神」橫匾，名聲大振。學校由三個班級發展到七個班級。1918年，鳳山學校改為私辦公助的學校。 四、灌口小學時期 （1919年－1936年） 「五四」新文化運動改變了中國教育發展的方向。1919年，鳳山小學改為公立學校，並取名灌口小學，採用現代教育的「四二制」（初小4年，高小2年）。隨著教學質量的不斷提高，學校聲名鵲起，遠播角美、東孚、後溪等地。到1923年，學校已經發展到8個班級，灌口小學成為一所頗有名氣的學校。 五、灌口中心小學時期 第一時期（1937年－解放初期） 1937年春，灌口小學由於辦學成績顯著，被同安縣立為縣第三中心小學，即灌口中心小學。這是學校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新起點。但由於社會環境動盪不安，學校辦學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第二時期（1950年－1965年） 解放後，灌口中心小學迎來了鼎盛的發展時期。自1950年開始，學校走上了正常辦學的道路，1951年，學校隆重地成立了中國少年先鋒隊組織。1956年，學校附設初中班，1958年以後，學校的規模擴大，並遷移到現校址，時有學生800多人、教師35人、14個教學班。1959年，學校成立黨支部，並被評為廈門市紅旗學校。1960年，學校榮列省106所重點小學之一，成為全省教育戰線有名的一面紅旗。 第三時期（1966年－1976年） 十年「文革」動亂，同樣使灌口中心小學成為「重災區」。1967年，學校被迫停止執行原來的教學計劃，所有的學生，不分年級一律學習毛主席語錄，學校成立公社教育革命小組。部分優秀校長和骨幹教師被無端地扣上「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自1971年起，小學實行五年制教育。 第四時期（1977年－2005年） 1977年，學校進行了調整改革，1979年恢復中心小學的領導機構。1988年，學校籌款36萬元，建起了有22間教室的教學樓，辦學規模和教學質量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六、廈門實驗小學集美分校 （2006年8月） 2006年8月，「實驗小學集美分校」正式掛牌，標志著學校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從此，這所學校的視野更為開闊、實力更為雄厚，校園面積30畝，設有48個班級。此後，學校正朝著「努力創建島外一流小學」的辦學目標前進。

Ⅷ 國學教育的書院項目

中華東方文化書院計劃在全國主要省市選擇有條件的地區和單位，按照歷史上華夏九州（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分野區劃，結合中華慈善總會主辦的中華九鼎九州行活動，分別聯合建設 「中華東方文化書院」九大分院，書院突出區域性、公益性、永久性於一體，統一規劃管理，集中國古代、現代和當代各個歷史時期東方文化藝術品收藏、展覽、展示、學術交流和休閑、養生、旅遊、度假於一體。
中華東方文化書院的主要選址原則，全國知名高校，文廟、博物館、書院，旅遊度假區、著名園林和風景名勝區等。書院建設工程接受國內外和社會各界捐贈和贊助，同時由書院項目承辦地政府有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等聯合出資建設。
書院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七個方面：
第一，作為中華傳統文化教育活動基地和師資資培訓基地；
第二，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典籍整理和學術研究基地；
第三，作為中國各地和各少數民族地區，歷史文化遺產和瀕危文物、民間、民俗文化的整理、收藏和學術研究基地；
第四，作為東方與西方文化比較研究和學術交流基地；
第五，作為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和近現代名家優秀文化藝術作品、圖書的收藏、整理和學術研究、交流基地；
第六，作為各省市區域性舉辦文化節日慶典、青少年文化廣場功能；
第七，開展中國文化與教育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第八，作為休閑、養生、旅遊和參觀學習、會議培訓基地。
第九，以書院為基礎，授權或聯合設立青少年人文素質教育示範基地。歡迎海內外全球華人、全國企業界、教育界、文化界等社會各界人士踴躍支持、參與、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