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經濟學市場調查分析

① 環境管理學與環境經濟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與管理學的思維角度論述。

環境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
環境經濟學科的產生與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並引起社會普遍關注是分不開的。自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驅使下，人類對自然環境展開了大規模的前所未有的開發利用。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於戰後重建家園的強烈願望，一些工業化國家一味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表現出了空前的增長熱潮。雖然在極短的時期內，人類創造出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同時，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大大加劇了對耕地、淡水、森林、礦產的消耗，引發了深重的環境災難，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響。僅20世紀50～60年代的「八大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萬的人直接死亡。
可以說，這一時期的環境問題與農業社會時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不僅直接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健康，而且嚴重削弱了自然環境系統對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支持能力，給人類未來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這種嚴峻的環境形勢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公眾的環保意識空前高漲，環境運動在發達國家開始蓬勃發展，一大批社會有識之士也加入到宣傳環境保護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過於1962年女生物學家萊切爾。
卡遜（Rachel.Carson）寫的科普著作《寂靜的春天》引起的轟動。該書描繪了一幅由於農葯污染所帶來的可怕景象，驚呼人們將會永遠失去「明媚的春天」。該書的問世，對公眾的環境意識施加了重大影響，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人類對環境與發展前景的關注。與此同時，學術界也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科學意義上的探討。從20世紀50年代起，生物學、化學、地理學等自然科學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科學探索，主要是從技術的角度提出了環境污染的嚴重後果並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決方案，取得了比較重大的進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經濟學者開始運用現代經濟理論與經濟學分析方法對環境問題進行重新思考，探討環境與經濟的相互關系、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根源以及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途徑等課題。同時發現傳統經濟理論對環境問題認識的兩大失誤在於，一是低估了環境負外部性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廣泛影響。僅僅把外部性當做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一種偶然、個別的現象，而忽視了在大規模開發與利用環境資源過程中外部性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普遍現象這一事實，因而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後果。二是傳統經濟理論片面強調GNP作為衡量社會發展與進步指標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長所付出的環境代價。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不僅使環境研究有了一個重要的新的分析視角，同時也進一步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在嚴峻的環境現實面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開始關注環境問題，這意味著環境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客觀條件正在逐步成熟，隨著大量的有關環境經濟研究成果如各種關於環境問題的學術研討會、期刊、教科書等的迅猛增加，環境經濟學終於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形成，並且隨著環境現實的發展變化與人們對環境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而得以迅速發展。其發展軌跡實際上沿著兩個方向同時抑或交替地向前推進，一是微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不斷深入，二是宏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不斷拓展。
微觀環境經濟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內探討環境問題的經濟根源、治理途徑以及與環境治理相關的費用效益分析方法與環境價值評估技術等內容。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環境問題的經濟根源在於環境資源配置上的市場失靈以及**干預產生的**失靈。最初對市場失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論上。所謂外部性是指經濟活動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或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一致現象，有負外部性與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於社會成本的情況，而後者則是指私人收益小於社會收益的情況。一般認為，環境問題主要是由於負環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廠向外排放廢氣對空氣造成的污染雖然損害了周圍地區居民的利益，卻往往並沒有因此而承擔相應的成本，而是將其直接轉嫁給社會。這樣一來，工廠就沒有動機減少廢氣排放，從而造成空氣的過度污染。下圖簡單描述了這一情形。圖中P代表完全競爭市場產品價格， MPC代表廠商生產的邊際私人成本，MSC代表廠商生產的邊際社會成本，由於廠商並沒有考慮污染排放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因此邊際私人成本要小於邊際社會成本。廠商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生產時將會生產Q單位的產量，此時邊際私人成本等於邊際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生產，廠商只應該生產Q[*]關水平產量，此時社會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收益一致。顯然，由於廠商沒有考慮生產的負外部性，生產水平超過了社會最優生產水平，從而產生過度污染。
運用外部性理論來解釋環境惡化的原因實際上來源於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就對此進行了分析，只是當初環境問題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罷了。不僅如此，庇古還提出了糾正外部性的辦法——對引起外部性的活動征稅或補貼（後者適用於正外部性行為）。庇古稅也因此成為環境經濟學家們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開出的最早的經濟葯方。看起來，外部性理論已經對環境問題進行了比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們就有了新的發現，這源於科斯1960年《社會成本》一書的發表。由科斯等人創立的產權理論為人們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產權理論，環境問題的根源不是由於市場缺陷而是由於環境資源產權的不明確所致。哈丁（Hardin 1968）關於「公地悲劇」的研究最能說明這一點。其大意是，在中世紀英格蘭的一些農村地區，有供社區成員放牧的公地。
當時做出這項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細分存在困難，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圍難以控制。然而，社區成員為了從公地上獲取最大利益，競相增加牲畜頭數，結果導致公地上出現過度放牧現象，進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毀滅的悲劇。經濟學家們以公地悲劇為例說明如果沒有排他性產權安排，必然會導致環境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因此，產權學派開出的治理環境葯方是明確環境資源的產權，然後讓市場來決定環境資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為零，不論產權界定給誰，市場都會實現最優資源配置的效果。產權理論並不是對外部性理論的替代，而是進一步豐富了經濟學家們對環境問題的解釋。在這兩種理論的指導下，經濟學家們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稅、排污權交易等各種途徑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政策。由於環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與治理收益兩個方面，因此，費用效益分析這一基本的經濟學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來進行環境政策分析。環境經濟學家認為，環境治理的目標並不是環境質量越高越好，因為隨著環境質量的逐步改善，進一步改善環境的成本會越來越高，而相應地環境改善所帶來的效益則會越來越小，因此，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分析，最優環境質量目標應是在環境治理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的水平上。
環境經濟學家們進一步發現，不同環境政策手段的效率與成本是不一樣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來實現既定環境目標也是環境經濟學要研究的重要內容。與費用效益分析密切相關的是對環境資源的價值評估問題。因為環境資源本身是非市場交易產品，其價值不可能通過市場自動表現出來，也正因為如此，市場對環境資源配置才會失靈。所以，為了給環境資源「定價」，一系列環境價值評估方法如意願調查法、旅行成本法、享樂價格法、生產函數法等也成了環境經濟學不斷探索的新領域。公共選擇學派的興起為人們探討環境問題提供了又一個新的理論武器。以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重新審視了**的性質與作用，將「經濟人」概念進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國家代理人身份參與政治或公共選擇的人們的行為中，即承認**追求的也是某種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也有失靈的情況。公共選擇學派的這一理論同樣被環境經濟學家們應用於對環境問題的分析，指出**失靈也是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策沒有糾正現行環境市場價格與實際價格的偏離，二是一部分經濟政策甚至人為地扭曲了市場價格，如不適當的資源補貼價格政策。當然，指出**失靈也並不是完全否認**在環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對環境問題的干預。環境經濟學家的觀點是，解決**失靈的關鍵還是在於提高決策當局對環境問題的正確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強的政策措施。當然，這也有賴於經濟學家們提出更好的理論解釋和解決問題的辦法。
微觀環境經濟分析主要遵循古典傳統，從資源的角度對環境問題進行探討，使經濟學在解釋與解決環境問題上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但人們也同時開始意識到環境問題的惡化與經濟規模迅速擴大是分不開的。因此，很有必要從宏觀的角度來探索環境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揭示其相互影響的內在規律，並從宏觀上提出協調環境與發展的戰略措施。這也是宏觀環境經濟分析面臨的主要任務。傳統宏觀經濟理論主要討論國民收入增長與就業問題，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主要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宏觀經濟學並沒有把環境問題納入其討論范圍。但是隨著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環境問題的越來越嚴重，宏觀經濟理論與環境與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開始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無論是宏觀理論模型還是應用模型的研究都試圖表明宏觀經濟發展與環境是怎樣相互影響的以及環境與能源政策是怎樣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等問題。
當然對於這些問題的宏觀分析可以應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環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則包含很少這類方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間國際研究機構羅馬俱樂部的委託，就當前的增長趨勢與未來人類困境關系進行研究，經過兩年多的研究，他們於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該報告建立了一個精心設計的以電子計算機模擬計算為基礎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決定全球經濟增長和人類未來的五個基本因素：人口增長、糧食生產、工業發展、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並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以及資源消耗按現在的增長趨勢持續不變，這個星球上的經濟增長就會在今後100年內某個時候達到極限，最可能的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這兩方面發生頗為突然的、無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結論。《增長極限》的發表，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關於人類增長前景的大討論，也標志著環境問題開始正式納入宏觀經濟理論模型的分析之中。隨著人們對增長認識的不斷深入，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損害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這一思想很快被納入宏觀經濟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觀環境經濟分析有了新的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也促使人們開始反思傳統反映經濟福利指標GNP的合理性。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資源退化、環境破壞等影響因素包括在新的國民收入指標或者稱為綠色國民收入指標的問題。隨後，這一問題也開始逐步成為宏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發表的《避免不經濟的增長》一文中提出了經濟學家應該研究最優經濟規模的觀點，從新的角度探討了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此外，對環境問題的宏觀經濟分析也逐步擴展到國際維度，如國際貿易與環境的相互影響、全球氣候變暖的經濟分析以及全球環境問題的共同治理等問題都可以用新的宏觀經濟模型進行分析。
總之，無論在國家范圍內還是國際維度內，宏觀環境經濟分析在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環境問題、對環境政策的宏觀經濟影響進行評估、分析能源戰略及其對環境與經濟的影響以及分析國際環境問題中的合作與斗爭等方面都有著重大意義。最基本的宏觀經濟模型如內生增長模型已經拓展到自然資源開發、污染排放以及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分析，宏觀經濟理論正在並將繼續對環境政策產生重要影響。這些理論模型，對於正確理解經濟與環境的相互關系是很有裨益的。

本文來自: 人大經濟論壇 環境經濟學

② 什麼是環境經濟學

環境經濟學是一門環境科學和經濟學之間交叉的邊緣學科，主要討論環境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環境保護的經濟手段，並以基本的環境經濟學原理為環境保護政策和環境管理提供理論支持。
環境經濟學(Environmental Economics) 主要討論環境資源的經濟價值，強調利用環境經濟規律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例如，如何利用經濟杠桿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研究對象和任務
社會經濟的再生產過程，包括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它不是在自我封閉的體系中進行的，而是同自然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系。自然界提供給勞動以資源，而勞動則把資源變為人們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勞動和自然界一起才成為一切財富的源泉。社會經濟再生產的過程，就是不斷地從自然界獲取資源，同時又不斷地把各種廢棄物排入環境的過程。人類經濟活動和環境之間的物質變換，說明社會經濟的再生產過程只有既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又遵循自然規律才能順利地進行。環境經濟學就是研究合理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使社會經濟活動符合自然生態平衡和物質循環規律，不僅能取得近期的直接效果，又能取得遠期的間接效果。
環境經濟學主要是一門經濟科學，以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為正確地調節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但是，要把可能性變為現實，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基本理論
包括社會制度、經濟發展、科學技術進步同環境保護的關系，以及環境計量的理論和方法等。
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既帶來了環境問題，又不斷地增強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能力。要協調它們之間的關系，首先是改變傳統的發展方式，要把保護和改善環境作為社會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和目標。
當人類活動排放的廢棄物超過環境容量時，為保證環境質量必須投入大量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這部分勞動已愈來愈成為社會生產中的必要勞動。同時，為了保障環境資源的永續利用，也必須改變對環境資源無償使用的狀況，對環境資源進行計量，實行有償使用，使社會不經濟性內在化，使經濟活動的環境效應能以經濟信息的形式反饋到國民經濟計劃和核算的體系中，保證經濟決策既考慮直接的近期效果，又考慮間接的長遠效果。

③ 額。。。。我要寫篇環境經濟學有關的調查性論文，可以寫些什麼呢各位高手，給個建議吧。

我再補充下樓上的，可以運用小的博弈論模型，囚徒困境來寫，政府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企業污染與治理污染。

④ 資源環境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資源的日益枯竭和環境問題的愈加嚴重，資源、生態和環境問題引起了各國政府和多種組織研究機構、環境學家、經濟學家的重視。1982年，Goldsmit分析了自然資源價值評估研究進展緩慢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評估方法困難和對此缺乏足夠的關注。1983年，Weiller認為環境核算的范圍包括三個方面：
1、自然資源的枯竭
2、環境自然狀態的保護
3、污染及其控制
Weiller沒有提出如何對自然資源枯竭進行核算和估價，但從資源經濟角度闡述了自然資源枯竭問題的重要性，以及自然資源枯竭對經濟的影響。 基於環境價值進入GDP帳戶的可能性，Alexander通過假定一個在全球擁有所有生態系統的獨占者，測算其在生態系統市場突然建立後所能獲得的最大收益，以此來評價未來有可能包含在GDP帳戶中的生態系統環境功能的邏輯價值。 在對生態與資源環境經濟價值評估方法和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國外學者還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1991年國際科學聯合會環境委員會組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專門討論了如何進行生物多樣性的定量研究，這次會議促使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其價值評估研究成為目前生態學研究的熱點。1997年Daily及Constanzaetal.的工作，將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評估研究推向生態經濟學研究的前沿，並在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研究中取得了較大的進展。
從目前國際上的研究來看，對自然資源資產價值的研究十分重視，生態學家、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家及其它相關領域的科學家共同合作，從生態系統過程、生態服務功能及其生態經濟價值等多個方面開展綜合研究，不斷充實與豐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內涵，探索其評價技術及生態經濟價值的評估方法，分析與評價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經濟價值，已基本建立起自然資源經濟進展研究的理論、方法和框架。

⑤ 什麼是環境經濟學

環境經濟學是指運用經濟科學和環境科學的原理和方法，分析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矛盾，以及經濟再生產、人口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三者之間的關系。

選擇經濟、合理的物質變換方式，以使用最小的勞動消耗為人類創造清潔、舒適、優美的生活和工作環境。

主要討論環境資源的經濟價值，強調利用環境經濟規律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例如，如何利用經濟杠桿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5)環境經濟學市場調查分析擴展閱讀：

環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任務：

環境經濟學就是研究合理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使社會經濟活動符合自然生態平衡和物質循環規律，不僅能取得近期的直接效果，又能取得遠期的間接效果。

環境經濟學主要是一門經濟科學，以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為正確地調節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但是，要把可能性變為現實，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⑥ 資源與環境的經濟學問題

在過去幾十年中，隨著環境問題的上升，人們對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政策的關注程度也日益提高。對環境政策的興趣不僅吸引了眾多專門研究環境問題的專家如生態學家、自然科學家等，也吸引了經濟學家、地理學者等社會科學家的廣泛關注。當前，特別是經濟學家在西方各國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環境政策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在環境政策中經濟學的突出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環境政策決策者們對環境保護政策潛在成本的關心。因此，這也使得主流經濟學家們紛紛加入到環境經濟問題的研究領域之中。
現代環境經濟學從總體上說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對環境問題的拓展和運用，因此大部分環境經濟學家屬於新古典學派。當然，新古典環境經濟學家們在政策方法上並不一致，廣義地看，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可稱為干預學派，其出發點為「市場失靈」，以新古典經濟學家亞瑟·庇古等人為代表。第二類，主要關注「產權」的建立和分配問題，通常稱為「芝加哥學派」，以諾貝爾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為代表。在這兩類政策主張中，迄今為止還是干預學派對環境政策的影響更大。
不過，雖然新古典經濟學家在環境政策的形成中起著重要作用，但其研究方法已經受到廣泛的批評。最主要的批評意見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以市場為導向的環境政策主張是不恰當的。把環境問題完全交給市場去解決的觀點值得懷疑。甚至有人認為，完全市場化的環境政策其結果會適得其反，由人類活動引起的環境損害將有增無減。在傳統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資源配置的正確價格問題常常受到各種各樣的挑戰。例如，按照倫理學觀點，自然資源不可逆轉的退化，對賴以生存的後代子孫來說其代價是無限的，而且現實早己說明，這種不可逆轉的環境後果不是例外而是常例。更一般地看，新古典方法的功利主義哲學基礎本身就值得商榷。有些作者指出，功利主義迴避了人的需要差別問題，忽略了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個體的道德價值取向的影響。
盡管有這樣那樣的批評，新古典理論仍然似乎是經濟學家們唯一可行的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因此，問題的關鍵是能否找到一種在主流經濟學思想之外的可行的方法來更好地體現環境問題的特徵。目前看來，比佔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範式更有效地進行環境分析的方法是制度經濟學方法（也稱演化經濟學或社會經濟學方法）。在通常情況下，制度經濟學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分析范圍更廣、包含的變數更多（貨幣的、非貨幣的），更側重於整體性和演化性。米勒對制度經濟學方法的特點進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制度經濟學是演化的、整體的、跨學科的和非預言性的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家的共同特點是關注沖突而不是協同，關注損害而不是效率，關注不確定性而不是完全知識。他們一致反對把市場機制看作為無偏見的資源配置和分配機制，並一貫堅持認為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和利益之間存在差別。特權與權力的客觀存在和濫用與分散的單個個體行為相比，會形成一種利益中心。」
從一些制度經濟學家在環境經濟問題爭議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看，似乎確實制度經濟學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在分析環境問題方面提供了更加豐富更有解釋力的理論框架。卡帕、加爾布雷斯和米善等制度經濟學家對現代環境經濟理論作出了重大貢獻。近期這方面作出貢獻的制度經濟學家有布羅米雷、施密特、蘇特保坶以及斯旺內等。然而，盡管制度經濟學方法提出了與新古典方法不同的見解，但迄今為止制度經濟學文獻還主要集中在對新古典方法的批判而不是提出建設性意見上。新古典方法盡管其前提假設和研究方法都成問題，但它為環境分析提供了一個非常一貫的理論框架，並為政策決策者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工具，藉此決策者可得到某種看似「客觀」的決策依據，這是新古典方法得以占據環境問題研究主流地位的重要法寶。因此，很明顯僅靠批判還不足於取而代之，即使這種批判是正確的也如此。制度經濟學方法在環境問題上要想取代新古典方法，必須提供一種為決策者所用的可操作性的方法才行。因此，本文的目標是回答以下問題：
1、制度經濟學家在提供更有建設性意見建議必須做些什麼？
2、在環境問題上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制度經濟學要提倡的環境政策理論基礎是什麼？
為回答這些問題，本文擬安排如下：首先，概要介紹制度經濟學方法。主要描述制度經濟學在政策研究方面的一般研究範式。其次，描述制度方法在環境問題上的運用，主要討論前面講到的制度方法主要特色在環境問題運用上的作用，回顧總結現有的制度經濟學家從理論角度對環境問題的研究和考慮，特別是卡帕所做的開創性工作。他為制度經濟學在環境經濟問題分析上提供了一個卓越的研究框架。第三，通過與新古典方法的比較，闡述用制度方法研究環境問題的政策意義。最後是總結。本文一個重要的結論是與傳統的環境經濟學方法不足相比，制度方法這種非傳統的方法涵蓋的面更廣，制度方法確實能夠提供一個比新古典的環境問題分析方法更豐富、更有說服力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經濟學研究範式概述
制度經濟學起源於對新古典經濟學及其傳統的靜態均衡價格理論的反思與批判運動，這場運動開始於20世紀初的美國，代表人物要數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米契爾（Wesley C. Mitchell）。這三位美國制度經濟學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跨越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也是在那個時代，經濟學家克拉克（J.M. Clark）、阿亞雷斯（C.E. Ayres）和加爾布雷斯拓展和運用了制度研究方法。分析「古典」制度學派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契爾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他們關注的主題和研究方法都很不一致。凡勃倫主要關心經營中的權利關系以及消費者行為心理，康芒斯感興趣的是從法律基礎角度來分析經濟系統，熱衷於制度安排（私有制）的重要性和演化性質研究，而米契爾專注於統計數據的收集和分析，集中精力搞實證研究（他也是美國NBER的創始人）。實際上，不僅是美國制度學派，其它的制度學者在研究主題、方法和重點方面也各不相同，要一兩句話說清楚他們的共同特徵並非易事。
因此，米勒（Miller, 1978）指出：「制度經濟學……雖然方法和重點表現特徵迥異，但顯然有一種共同線索，有一種共同的意識形態把他們聯結成為一個學派。」要完整地分析描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原則不是本文的目的，以下是對制度經濟學「共同線索」的粗淺概括：
1、制度經濟學把經濟看成是一種演化的、動態過程而不是靜態的均衡過程。因此認為經濟中的累計因素是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2、制度經濟學家喜歡用開放式模型，並以此聯結社會系統中相互關聯的各要素。因此制度經濟學即使在討論某個特定經濟問題時其模型也是整體性的。
3、制度經濟學家在分析問題時，總是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變數，包括經濟的非經濟的變數都考慮在內。
4、制度經濟學家認為經濟不僅僅是市場，因此，市場也不是所有公共政策問題的解。為此，他們強調對市場產生強大影響的制度安排和權利設置的重要性。
5、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是學科間開放的，廣泛吸收和接受其它科學的成果。
6、制度主義是其研究方法的標准，並認識到經濟分析中價值的重要性。
7、制度主義者贊成某種程度的「社會控制」需要，因此也對某種程度上的政府幹預表示贊同。
8、在方法論的偏好方面，制度主義者一般選擇使用描述性模型（模式模型），反對新古典的預言性模型；把制度作為分析單位，反對新古典的個體消費者或企業最大化方法；接受行動主義心理預期，反對新古典主義者提倡的主觀主義心理預期（個人主義）。
二、環境經濟的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基本原則
制度經濟學家面對特定的研究主題在方法和重點上會有所差異，因此對問題的定義和政策建議有時也會持不同觀點。在環境問題研究上也不例外，制度經濟學家在如何解決環境問題上有時會採取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雖然有這樣那樣的不同點，但仍然可以歸納出制度研究方法在環境問題上的一些共同原則和主張。
1、作為演化過程的環境經濟問題：累積因素和共同演進原則
在制度主義提倡的演化方法中，累積因素原則是經濟研究的核心。把這種概念運用到環境經濟研究領域的第一位制度經濟學家卡帕，他在凡勃倫和繆而達爾的基礎上在環境問題研究中首先運用了累積因素原則，他把這項原則定義如下：「累積或循環因素原則強調，社會過程表現為受經濟的和非經濟諸多變數的交互影響，在其共同結果下導致系統偏離平衡和均衡狀態。事實上，社會過程不是所謂的自動自穩定化趨勢，而可以說是服從於一種社會慣性，這種慣性使系統朝著初始推動的同一方向移動。」（Kapp, 1965）。因此，他指出：「只注重物質因果鏈或脫離問題發生的制度框架孤立地看問題只能得出不完全甚至錯誤的結論。簡單地說，因果鏈既是一種物質過程同時也是一種社會過程。」（Kapp, 1970a）
既然環境問題是物質過程和社會過程的共同結果，因此卡帕認為要特別關注這兩個過程的相互關系。他強調指出，假定自然物質環境是一個特殊的生態結構並由特別的法律來監控，任何不遵守有關法律的人類行為都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那麼，雖然可能對這種行為會依法判決和處置，但這種行為造成的環境損害已既成事實。因此，自然物質系統和社會系統具有相互依賴性。與卡帕一樣，美國制度經濟學家斯旺內（James A. Swanney）也認為，作為一種整體性的環境問題研究方法，必須基於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共同進化的認識基礎上。（Swaney，1987a）。為此，斯旺內提出「可持續共同演進」原則，即「在發展路徑或知識運用上，應避免對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的兼容性造成嚴重威脅」。可持續共同演進清楚表明環境系統的演化與發展路徑的相關性。可持續演進原則是制度經濟學理論在環境問題研究上的直接運用，許多制度學家採用這種思路來研究環境問題。
2、作為開放系統的經濟：社會與生物種群的相關性
根據社會和生物種群相互關聯的觀點，許多制度經濟學方法可運用到環境問題研究上。首先，制度經濟學家一般把經濟過程描述為一個開放系統，認為經濟活動對生態系統存在各種各樣的影響，反之亦然。換句話說，制度理論在環境問題上的立論基礎是：生產和消費可能性完全依賴於當前可用的自然資源數量和質量，而當前和今後的自然資源數量和質量又受到當前生產和消費的影響。這種觀點與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在分析價格形成過程時把經濟看成為一個封閉系統，即企業銷售商品和服務，然後對各種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和資本）支付報酬。這里，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家把經濟過程看成為一種封閉系統的觀點與馬爾薩斯、李嘉圖、米爾和馬克思等古典經濟學家也不同。古典經濟學也認為經濟活動的環境資源是有限的。在新古典經濟學完全忽略真實世界經濟學的重要特徵同時，一些制度經濟學家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開始爭論經濟增長的社會和環境限制問題。這方面最重要的開創性工作是卡帕（1950,1963）關於社會成本的研究，他首次深入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外部性對環境所產生的長期不利後果問題。總之，制度學家把真實世界經濟看成為一種開放系統，這種系統為了發揮功能必須從環境中吸取資源並把大量的廢物又轉嫁給環境。
3、多維度思考：環境問題分析中的貨幣和非貨幣因素
對生態與經濟系統循環關聯性的認識也意味著制度經濟學方法涵蓋更廣泛的環境問題分析變數，既有貨幣的也有非貨幣的變數。這一點對注重整體性研究的制度經濟學家來說是共同的，他們強調多維度而不是單維度思考。因此，制度經濟學認為環境問題中的眾多相關因素中往往是非市場特點的因素佔主導地位，雖然這類因素難於進行價格量化和測量，但仍然必須納入到分析中。在這類「非市場」因素中通常提到的有人類、社會關系、生態系統或自然資源等等。這一點上，應注意的是雖然某些新古典經濟學家也接受這類變數的重要性並把它們納入其分析中，但他們傾向於把所有的變數簡化為貨幣形態，因而其提倡的仍然是單維度方法。而制度經濟學家一般採用分解策略，分別觀察貨幣和非貨幣影響，反對把所有因素或影響都簡化為某種貨幣等價物的觀點。因此，制度經濟學家對成本收益分析和諸如顯示性偏好或表述性偏好等估價技術並不抱多大希望。對此，卡帕（1970a, 1970b）進行了簡要評價。在他看來，由於市場的非完全性，環境突變原因的高度差異性和不可比因素，以及環境控制收益的差異性和不可比性，很難對社會成本和收益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他認為決策者應尋找市場價值之外的其它方法來評估環境問題。他認為環境決策具有明顯的政治特點，反對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來幫助決策者決定最合適的環境政策選擇。換句話說，卡帕認為成本收益分析既不能對環境變化的社會成本進行正確評價，也不能對環境控制措施的社會收益進行有意義的衡量。更進一步，制度學家認為把所有因素或影響簡化為貨幣等價物的觀點必須用分解策略來代替，也即貨幣和非貨幣影響要分別加以分析而不能混為一談。例如，瑞典制度經濟學家彼得·蘇德保坶（Soderbaum，1987）提出用環境影響綜述和各種系統分析方式來替代成本收益分析等合計方法，在他的許多文章中特別推崇「位置分析方法」。在這種方法中，他把非貨幣影響描述為「流量」（相對於時段而言）和「存量」或「位置」（相對於時點而言）。在一般條件下，位置分析的主要目標是揭示決策情形的所有沖突而不是以一種無異議的途徑「解決」問題，根據不同的價值觀結論也會不同。因此「這種方法的結果對價值和倫理都是開放的」（Soderbaum, 1987）。
4、市場背後的環境經濟問題：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對環境政策的重要性
通過供給和需求來進行市場分析是新古典方法的核心。但按照整體性方法，制度經濟學者不同意把經濟分析簡化為市場分析，反對市場能解決一切環境問題的觀點，而一貫強調對市場反應有重要影響的制度安排和權利設置問題。因此，制度經濟學在分析環境經濟問題時採用更廣泛的方法，強調所有種類的社會規則都潛在相關，這些規則和市場聯系在一起只是一種重要但特殊的情形。制度學者把市場看作為一種有用的分散機制，但他們不同意接受市場是所有公共政策問題解決之道的假設。（Bromley, 1985）。在這種保留意見的背後，在制度經濟學家眼中市場不是資源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的中性機制，相反，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會發生偏離。主要是由於市場受既存勢力控制，因此交換條件只是談判者既有優勢的反映而已（Miller, 1978）。貨幣和非貨幣成本與收益總是依附於現存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歷史背景，而制度變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確定性，因而新的制度和博弈規則意味者不同的成本收益分配。（Bromley, 1989）。
這樣，在環境政策方面，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共同主題是現實社會的制度安排以及相關政策變化的影響問題。在制度研究方法中，「制度安排」主要表現為組織機構、博弈規則、權力關系等對資源的控制。對新古典經濟學家贊成認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經濟學者常常表示懷疑。例子之一是關於效率的制度經濟學觀點。新古典把效率表述為與價值無關的概念，制度經濟學家則認為效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本質上與價值有關的概念（Swaney, 1987b）。因為效率的計算依賴當前的制度安排結構，而後者決定了什麼是成本以及由誰來承擔的問題。按照布羅姆雷的說法，「沒有孤立的效率政策選擇而只有在各種可能的制度設定前提下的效率政策選擇。選擇一種效率結果也同時是選擇一種特定的制度安排結構和相應的收入分配方式。問題不是有沒有效率，而是對誰有效率？」（Bromley, 1989）。因此，有些制度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經濟學評估環境政策的結果提出質疑，因為新古典方法沒有比較不同的制度安排而是把分析建立在特定製度設定基礎之上。從這個角度看，制度理論更適合於環境政策評估，因為它提供了制度調整的分析框架。確實，按照制度理論，為了解決問題應改變制度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利益目標。在環境經濟學中，這意味著用於監督環境資源的制度安排，隨著社會關注環境問題的目標更新也必須相應作出調整。卡帕在分析環境突變的主要原因時也認識到社會過程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強調，認為市場活動對環境總是有益的想法是危險的。特別地，他認為，市場經濟的決策習慣有一種「固定化」趨勢，漠視諸如空氣和水污染的負面效應，常常把它們看成是決策單位的「額外」因素（Kapp, 1970a）。因此，任何經濟單位為了減少其活動的環境負面效應，必然要提高運行成本，或必然降低其邊際利潤和盈利能力。然而，在按照投資利潤最大化原則運行的決策系統中，對任何經濟人而言，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潤，會想方設法把視為「額外」的污染治理成本轉移給其它經濟人或作為整體的社會來承擔。
5、環境經濟研究的跨學科方法
考慮到自然物質系統與社會系統的復雜性和相互關聯性，以及在環境問題分析中涉及眾多變數（貨幣和非貨幣），制度經濟學家認為任何單個學科都不能獨自勝任環境變化因果過程的研究，必須通過跨學科研究才能擔當此任。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樣，制度經濟學一直相信在經濟研究中跨學科方法的優勢，在環境經濟研究中尤其如此。對此，有些學者把制度經濟學提倡的跨學科環境問題研究方法與新古典經濟學提倡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方法進行了對照。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和經濟問題可以劃分為許多分支，在「其它情形不變」的假定下能夠在一定時期內研究一個變數。因此，環境經濟學和環境政策可以與其它經濟學和政策領域合理區分開來。關心環境問題並提出合理的環境政策建議是環境經濟學家的事，其它經濟學家勿庸多慮，原來干什麼就干什麼，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傾向於整體研究的制度經濟學則強調學科間的聯系，認為在社會科學方面並不存在明確的邊界，相互間都有交叉。蘇德保坶認為，經濟學家應力求在專業知識和綜合性的跨學科知識方面進行平衡。在環境問題研究上，按照整體研究觀點，各學科要相互滲透，要考慮到環境政策和交通政策、能源政策、食品政策等的相互交叉關系（Soderbaum, 1992）。早在蘇德保坶之前，卡帕就強調在環境經濟研究中跨學科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會經濟和物質生態系統的相互關系十分復雜，對此各傳統學科從各自特定的目的出發所進行的孤立研究遠不能揭示其內在運行規律。任何社會科學家、自然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或公共衛生專家，都只接受了本學科的訓練，只熟悉本學科範圍的狹窄概念和理論，都不足於從總體上釐清和解決錯綜復雜的環境問題因果關系，因而必須採取相互合作的方式（Kapp, 1970a）。
6、環境經濟研究的立場問題
另一個制度經濟學家十分強調的是所謂「研究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色彩」問題。這個觀點主要出自綱納·繆而達爾。繆而達爾認為，雖然新古典經濟學試圖把經濟學描繪成與價值觀無關的科學，但在經濟研究中總是帶有一定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因此，在制度學者看來，在方法論上新古典經濟學家是「天真的實證主義者」，經濟學家應該更清醒地認識到隱含的價值判斷，並在研究中把所包含的公眾利益揭示出來，使非專家的決策者（如政治團體）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在環境問題研究中，經濟學家應根據不同的價值觀、倫理觀和意識形態從多角度加以分析研究。這是制度經濟學家普遍認同的研究環境問題方法的立場。作為一種更加規范的環境問題研究方法，制度經濟學認為應該對當代留給子孫後代的自然資源數量和質量進行倫理判斷。
7、環境政策的社會控制需要
最後，制度經濟學家在環境問題研究方法上的一個共同觀點是需要對環境政策進行某種形式的社會控制。這一點與制度經濟學反對由市場來解決問題的觀點一脈相承。按照制度經濟學環境問題研究方法，之所以需要進行某種程度的社會控制至少有以下兩點理由：首先，社會是個有機組織，即社會從需求總量到個人要求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社會附加到自然資源和環境上的價值不僅僅是所有個人價值的總和。社會要比任何個人的預期壽命長得多，作為整體的社會其價值與個人的價值一般來說是不一致的。另外，基於個體偏好匯總的方法可能意味著種群和生態系統不同特點的消失。第二，在一定政治經濟制度下，權力的分配對個體而言既不可能是平均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因此環境問題的市場方法只能反映社會當權者的利益，而當權者的利益與希望保護環境的人的利益往往並不相同。
三、制度經濟學的環境政策主張
在概述了環境問題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則之後，接下來分析這種方法對環境政策的意義。這里並不是研究針對特定環境問題的特定政策，而是試圖提出並討論制度經濟學在構建環境政策上的理論基礎。
總的看來，制度經濟學構建環境政策的理論基礎與新古典經濟學存在很大差異。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關鍵是在外生決定的偏好函數下經濟人最優選擇問題，因而基本上提出的政策基於對個體的激勵和約束措施。這種方法背後的思想是，通過可計算的貨幣激勵和約束，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的個體會改變其行為，使環境退化和資源損害降低到最優水平。換句話說，新古典環境經濟學家開出的葯方是建立經濟激勵和約束措施使得環境服務的使用者把其行為的機會成本考慮在內。這種政策主張受到制度經濟學家的廣泛批評。對這類政策的大多數批評意見集中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功利主義哲學基礎上。例如，有些學者指出，環境政策只建立在獎勵和懲罰基礎上忽視了個體的正直、守信和圍繞其身邊的社會關系等因素。換句話說，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關於「經濟人」的定義表示懷疑。認為人的動機並非是完全自利的，其合作和利他主義也並非只是在效用最大行為基礎上產生的。制度經濟學認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利的，因而基於金錢和經濟激勵的政策手段是環境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這類政策通過道德價值訴求的補充會更加鞏固。實行促進社會承諾和誠信等文化價值的政策能有效補充基於經濟激勵措施的環境政策（Hodgson, 1997）。考慮到生態系統的復雜性、相關性和脆弱性，為了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對環境採取小心謹慎的保護性政策。制度經濟學家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觀效用上，而是提倡對社會過程進行科學調查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政策措施。因此，很明顯，新古典經濟學家僅僅依據個體的慾望總和提出環境政策，而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應通過科學分析和公眾討論來制定環境政策。為此，環境問題的制度經濟學方法創始人卡帕提出了基於「人類必要需求」概念的環境和發展政策主張。他強調應站在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物質需求角度重新設置公眾行動的指導方針，應按照人類必需的物質要求來利用資源而不是按市場導向來運用資源。他認為可制訂出符合環境最大容量限制或可接受污染物排放濃度的客觀標准，通過這類安全限制，來決定對環境和人類構成威脅的活動的類型和程度。卡帕承認，這種「社會最小值」不是理想的或完美的狀態，也不是資源利用的「最優」狀態。然而，它為改善決策提供了某種操作性標准或指標。在沒有充分考慮社會成本和收益情況下，這種操作性指標比按照市場成本與收益分析而形成的「最優解」要好的多。卡帕認為，一旦諸如最大污染濃度許可水平等安全限制體現到決策的政治過程之中，就能將其納入到更廣泛的生產函數（或物質投資模式）中，通過投入產出模型明確投入規模和生產技術，並按照所謂的既存最小需求來確定產出規模（Kapp, 1970a）。
因此，在技術改變情況之外，還有環境引致型因素（Swaney, 1987a）。所以，斯旺內在福斯特的三項原則之外，又提出了第四項原則，即「共同演進可持續性原則」，用於強調生態環境不是給定和靜止的事實。根據斯旺內的看法，在環境政策方面，共同演進可持續性原則提出了某些特殊的政策目標和方針。
特別地，他認為共同演進可持續性發展要求：1、對個人、利益集團和企業進行特殊的環境教育；2、為了弄清可能產生的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對環境問題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3、為刺激和響應知識更新並相應地引起行為調整，需要一種更加靈活和敏感的制度結構（Swaney, 1987a）。在這些建議中，顯然新知識在環境保護領域的快速滲透對鞏固環境政策至關重要。在這一點上，Dietz和van der Straaten (1992)拓展了斯旺內的分析。他們指出，由於既得利益者的懷疑和抵制，在環境政策上新知識和新觀念不見得會被採納。因此，在環境問題上平衡各種社會勢力應引起環境經濟學家的更多重視。這一點對環境政策制度經濟學方法相當重要，因為它強調了制度經濟學在社會層面當務之急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不僅基於生態和經濟問題，也要考慮社會問題。

五、總結評價
本文試圖總結環境經濟問題制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則。通過以上回顧，概要介紹了環境經濟問題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主要觀點和價值判斷，討論了某些重要的政策基礎。可以說，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之外，在處理環境問題方面確實還存在另一種方法——制度經濟學研究範式。盡管這種研究範式至今還很不完善，在實際運用中也不斷遇到新的挑戰，但與目前佔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範式相比，它似乎提供了一種更有成效的環境經濟問題分析方法。

⑦ 環境經濟學的主要研究領域有哪些

按研究主題和應用領域不同，可以有很多彼此交叉的劃分：農業經濟學、產業經濟學、金融經濟學、政府經濟學、管制經濟學、管理經濟學、國際經濟學、第三部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公共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國防經濟學、生產經濟學、消費經濟學、信息經濟學、人口經濟學、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土地經濟學，等等，舉凡你想得到的主題，大概都有一門經濟學與之對應，或者採取了經濟學方法來研究，則可稱為「**經濟學」。
按研究性質劃分，這也是國外（新古典）經濟學培養體系的三門核心課程：
微觀經濟學：價格理論（供給理論/生產者理論、需求理論/消費者理論、市場均衡理論）
宏觀經濟學，兩者彼此交叉，也有學者反對將經濟學人為割裂為微觀和宏觀兩大門類，進而探索兩者的融合，更有學者提出中觀經濟學（如Monash大學的黃有光教授）。
目前通行的實證研究工具主要是經濟計量學（國內翻譯計量經濟學是不準確的）

⑧ 環境經濟學主要是從事什麼工作，哪個高校的這個專業最好

環境經濟學是教育部設立的一門新的經濟學學科。是研究人口發展、自然資源、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相互之間關系的一個經濟學分支學科。它運用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來揭示、分析人口經濟過程以及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基本規律和辯證關系，評價和指導制定相關政策。
一、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適合的工作（就業方向）：
本專業知識面較寬，具有向經濟學相關領域擴展滲透的能力，能在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政策研究部門，金融機構和企業從事經濟分析、預測、規劃和經濟管理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在市場經濟中有廣泛的就業路徑。可到高等院校、科研單位、政府部門和金融行業及其他類型企業從事教學、科研和管理工作。
二、培養目標：
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教研室的培養目標是培養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高層次理論人才，以及相應的宏觀與區域性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協調發展及規劃的高級研究人才。專業注重培養學生有廣博的專業知識，有創新能力，有組織實際工作的能力，能熟練地應用外語。
三、主要專業課程：
主要課程包括：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總論、高級環境與資源經濟學、高級環境政策分析、高級環境管理、環境與自然資源價值評估、環境社會學、農村環境保護社會調查與案例研究方法、環境經濟模型原理與方法、環境經濟與管理優化方法、西方經濟學，計量經濟學、財政經濟學、國際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

⑨ 對環境問題進行經濟學分析。

環境是公共產品，很易產生「搭便車」現象，即不承擔治理環境的成本，卻享受治理環境的好處。經濟學家考慮的是，用什麼方式才能最經濟地解決問題
21世紀的人們已經愈加認識到了環境的重要性，包括清潔環境的價值和治理環境的成本。這其中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很多產品價格只反映了其內部的經濟成本，但沒有包括生產過程中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即對環境的污染，或負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環境是一個公共產品（public good），有公共產品的特徵，很容易產生「搭便車」(free rider problem)的現象，即不承擔治理環境成本，卻享受治理環境的好處。
如何使產品價格體現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的總和；誰承擔成本、誰享受好處都是非常復雜的政治經濟問題。任何政策選擇和取向都會有深遠的影響，影響一大片人的經濟利益，以及更多人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什麼樣的政策是最佳選擇呢？
馬丁•費爾德斯坦教授講完開放經濟部分（美元與貿易赤字）以後，請來了肯尼迪政府學院環境與資源項目的經濟學教授羅伯特•斯達溫思（Robert N. Stavins）來講環境問題，一共四堂課。
斯達溫思於1988年獲哈佛大學經濟系博士，是環境問題專家，曾任美國環境保護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環境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1997－2002）。
斯達溫思開門見山，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學生介紹，經濟學家是如何分析環境問題的，並如何利用經濟學框架及理論幫助設置解決環境問題的機制。
他原以為每節課有90分鍾（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課程大多是90分鍾一堂），走進教室以後，助教才告訴他只有55分鍾，所以不得不消減他准備好的30％以上的內容。即使如此，最後一節課講氣候問題時，他也只能蜻蜓點水，非常倉促。兩個層面
介紹任何領域都是從定義和分類開始的。討論環境污染有兩種層面：一個是時間層面，一個是地域層面。
從時間層面上說，污染排放量在任何一個時間都等於存量加增量，減自然分解或消失的部分（decay）。二氧化碳在空氣中會存在幾十年，所以一般來說，只考慮它的存量和增量。
從地域層面上說，有的污染源只是就近污染，對附近造成危害，例如一氧化碳。有的污染源會傳的比較遠，對較遠的區域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硫和酸雨。我們時常會看到有的工廠的煙筒建造得出奇的高，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不想讓排出的廢氣影響周圍的空氣質量，而希望把二氧化硫等廢氣排入高空，隨風帶到更遠的地方。
還有的污染源會在全球范圍內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碳和其他有溫室效應的氣體。解決這種污染很棘手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搭便車」的問題：沒有為減排付出努力，卻可以享受到別人減排使得空氣清新的成果。思維框架
經濟學家總是考慮，用什麼方式才能最經濟地解決問題。根據邊際成本遞增，邊際收益遞減的微觀經濟學原理，我們得出結論，當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時，總收益最大。
具體到環境問題，當減少排污的邊際成本等於減少排污的邊際好處時，減少排污的好處總量最大。
但是，減少排污的好處很難定義，更難量化，所以經濟學家就把問題加以轉換，變為如何減少減排成本的問題。
衡量環境政策手段（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的好壞，有多種標准：政策是否達到預期目標；是否成本最小；政府是否有作決策需要的信息；執行和監督的力度有多大；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政策是否有隨科技變化的靈活性；分配經濟和環境影響時的公正性如何（誰多承受成本，誰少承受成本；誰多享受好處，誰少享受好處）；政策的目的和性質是否可以比較容易地解釋給公眾等等。
現在假設我們只考慮一種污染源，而且污染源是均勻混合的，例如二氧化碳。每個排出二氧化碳廢氣的廠家都有非常不同的隨減排量而變化的成本結構，他們甚至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減排的成本曲線是什麼樣的。
假設政府的政治任務是減排x立方米，這個減排指標應該如何分配呢？
如果把這個指標平均分配給所有產生這個污染源的廠家，表面看起來，每個廠家都是平等的，但問題是這種辦法沒有把每個廠家不同的減排成本考慮進去，所以整體來說，這不是完成這個政治任務成本最小的方法。直覺告訴我們，那些減排成本更小的廠家應該承擔更多的減排任務，成本更大的廠家承擔更小的減排任務。數學證明顯示，只有當這些廠家減排的邊際成本都一樣時，各個廠家的減排成本之和是最小的。
行政命令與經濟手段
這種方法與其他環境政策手段有什麼不同呢？通過行政命令達到環保目的的方法有很多問題，最主要的就是「一刀切」，不靈活機動。
一種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規定必須使用的技術標准（technology standard），例如每個汽車上都必須裝有廢氣監測器。這種方法的好處是監管容易，壞處是不能直接地達到目標；而且只能用現在的技術，不能夠靈活地隨科學技術的變化而變化，而且不是最經濟劃算的。
另一種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規定業績標准（performance standard），即根據技術指標，看看各個廠家是否達標。一般來說，這樣做都不是成本最小化的，因為政府沒有辦法知道廠家減排的成本曲線。如果政府詢問他們，即使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成本結構，他們肯定也會說，減排的成本高得難以承受。所以這不是最好的方式。
經濟學家更傾向，通過給予經濟鼓勵政策（economic-incentive approach），讓經濟個體酌情而定，從而在整體層面達到減排目的。經濟學家通過兩種方式改變經濟個體的決策動機，一種是對排污征稅，也就是經濟個體要向政府購買污染環境的權利；另一種是限制排放總量，經濟個體之間可以自由買賣排放配額（cap-and-trade system）。前者是通過征稅，調整價格（price control）；後者是通過配額，調整數量（quantity control）。
假設政府對每單位數量的污染征稅額為t，那麼每個廠家就要選擇排放多少污染和自己解決消化多少污染。每個廠家的目的是使繳污染稅和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之和最小化。數學證明顯示，每個廠家都會選擇減排的邊際成本等於t時所相對應的減排數量。通過設置t，政府使所有廠家減排的邊際成本都相等了，所以通過征稅減排可以達到成本最小化。而且當有新的科學技術出現時，廠家有動力採用新技術以減少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和污染稅。這和行政命令有顯著區別。
（一）資源環境配置方式分析
配置資源有兩種基本方式，即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市場主體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價格和競爭機制推動著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在產權明確，市場主體明確的競爭性領域，通過市場經濟來配置資源很有效率，但市場經濟在自然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領域存在「失靈」現象，需要政府用計劃和行政法律手段來發揮作用。
環境資源問題的重要特點，在於其存在「外部不經濟性」和「不可逆性」，即市場主體行為對環境資源的不利影響由該行為主體以外的第三方——他人或後代人承擔，其個人成本小於社會成本；一次性能源的利用，生態物種的消失都不可能實現可逆。在獲利動機的驅使下，每個市場主體都會無節制地開發、利用環境資源，多個市場主體的共同行為最終必然導致環境資源的枯竭、污染、毀滅，對全體開發、利用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這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公用地的悲劇」。「外部不經濟性」則成為環境問題的重要經濟根源，「不可逆性」成為我們必須關注資源環境問題的原因。
環境費用應該體現在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決定上。目前的現狀是把環境作為「免費品」，並把代價轉嫁給社會的其他部分，轉嫁給其他國家或未來幾代人，這種趨勢應該逆轉。因此，面對市場在環境資源領域的「失靈」，政府必須加以干預，採取有效措施保護環境節約資源。通過行政、法律、法規等直接手段，來保證「總量控制」，使外部不經濟性內部化，達到社會所期望的環境目標；實現「十一五」規劃約束指標，這是解決環境資源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思路。
（二）資源環境系統控制方式分析
資源環境系統是一個開放的復雜系統，對資源環境系統進行調節和控制主要有三種類型：直接控制型、間接控制型和自我控制型。
直接控制就是採用計劃管理，用行政、法律等手段保證計劃實施的控制方法。其突出特點在於其技術性、嚴格性、強制性，即污染環境者或者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者必須遵守有關法律法規，否則會經由司法或者行政管理程序而受到民事、行政乃至刑事制裁。美國是採用直接控制模式的典型國家，通過「確立法規標准——頒發許可證——監督實施——對違法者進行制裁」程序來保證控制目標的實現。
間接控制就是採用經濟手段，其實質在於通過產權制度，按照環境資源有償使用和「污染者付費原則」，解決「外部不經濟性」，通過市場機制，使開發、利用、污染、破壞環境資源的生產者、消費者承擔相應的經濟代價，從而將環境成本納入各級環境影響主體分析和決策過程，促使開發、利用、污染、破壞環境資源者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選擇更加有利於環境資源的生產、經營和消費方式。
自我控制就是通過宣傳、教育、合作與交流等，鼓勵公眾、非政府組織、工業企業等環境參與主體改變其損害環境的行為。
直接控制、間接控制和自我控制在實現環境資源控制時，應以直接控制為主，以間接控制和自我控制為輔，促使區域建立循環經濟、生態工業、落實清潔生產。一般來說，行政控制的適用具有普遍性、基礎性的特點，而且隨著經濟技術水平的提高，強制性措施的可行性和效果均會增強。而經濟手段的適用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補充性：某些對公眾身體健康危害極大的污染物，如有毒化學品、重金屬等，經濟手段失去了應用的前提，行政手段成為唯一的控制手段。因此，環境管理中「直接控制」的基礎性主體地位是不可替代的，經濟手段往往只能使嚴厲的直接控制方案變得「溫和」而有助於其實施，屬於「自願」基礎上的經濟技術強制措施，是對直接控制措施的有力配合與補充。人們普遍認為環境經濟手段和制度有利於提高靈活性和效率，能夠為進一步消除污染以及技術進步提供持續不斷的壓力並刺激創新，因而更加有利於預防性環境政策的實現。至於「自我調控」手段的補充地位，則極為明顯。
發達國家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的法律實踐
20世紀60年代以來，環境公害泛濫促使各國相繼制定了大量以污染控制為主的法律法規，確立了計劃行政管理模式，要求工礦企業的污染物排放在限定的時間內達到排放限額標准（普遍實行污染物的「總量控制」），同時還要求政府機構的決策過程中考慮其決定對環境的不良影響，如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規定：「聯邦政府的一切機構，在採取會對人類環境產生明顯的重大影響的聯邦行動時，應當編制一份詳盡的說明書，其中應包括擬議中的行動將對環境產生的影響」。
由於各國污染控製法規大都採用了嚴厲的「技術強制」處理方式，即強迫現有污染源「重新符合」排污限額，強迫新污染源採用「最佳實用技術」，該模式發揮了重要作用：西方國家大多數城鎮的空氣比20世紀60年代干凈得多；一些原來污染嚴重的河流、湖泊得到了恢復和保護；有害廢物、有毒化學品和農葯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在自然資源的開發、保護方面，政府的規劃、計劃、事先審批以及許可證等行政管理方法也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美國法律確認，應當對某些特殊性質的地域、特殊種類的動植物提供特別保護。這些資源的保護相對於它們的其他用途而言享有優先權，取走或使用這些資源，只有在某些極特殊的情況下才能被允許。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了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歐美等許多發達國家先後進行了環保戰略的重大調整，從實行了20餘年的以「末端」處理為主要內容的污染控制政策轉向以實行「清潔生產」、「循環經濟」、「全程式控制制」為主要內容的污染預防政策，形成了當前世界環境保護的新潮流。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也於1989年制定了清潔生產計劃，致力於向全世界推行。 「清潔生產成為21世紀議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全球可持續發展戰略所確認的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近年來，許多發達國家積極推行以節約資源、環境保護為目的生態工業、循環經濟、清潔生產，並已經開始取得成效。美國是世界上最早以立法推行污染預防（即清潔生產、源頭削減）的國家，並且特別重視環境技術的發展。19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1990年污染預防法》，宣布以污染預防政策取代長期採用的以「末端」處理為主的污染控制政策，要求工礦企業必須通過「源頭削減」減少各種污染物的排放量，並從組織、資金、技術和宏觀政策等方面授權美國國家環保局執行聯邦政府的新環境政策。與美國的做法相類似，德國、法國、加拿大、荷蘭、瑞典、丹麥等國家也都高度重視科技進步在實施污染預防、清潔生產戰略中的核心地位，主要通過法規管制、經濟刺激、人才培訓、信息交流等途徑推行清潔生產。而在企業界，許多公司已經開始轉變觀念，努力在減少廢物排放和減輕對環境的危害的同時達到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
由於直接行政控制的缺乏靈活性，經濟手段在實現環境政策目標時能同時兼顧靈活性、效果和效率，能夠對進一步減少污染物排放量和採用清潔生產工藝技術產生持續的壓力並刺激創新，能夠對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發展循環經濟產生促進，從而更有利於預防性環境政策的實現，主張利用市場機制、經濟手段等非行政手段的呼聲很高。但是，即使在目前變革環保戰略、強化環境經濟手段的新形勢下，歐美等國的政府依然普遍認為「行政控制」措施仍舊是環境管理的首要手段。他們強調必須根據推行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的「總量<

⑩ 經濟學市場分析報告

經濟分析報告

關鍵詞：社會經濟
摘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經過艱辛探索所取得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成果。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體制轉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是配置資源和提供激勵的有效方式，它通過競爭和價格杠桿把稀缺物資配置到能創造最好效益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帶來壓力和動力。
一、社會經濟發展及分析模型的基礎：生產力結構及要素關系
（一）、社會經濟發展理論是研究以國家為經濟體如何增大產品和勞務的產出量，即如何增加國民生產總量、又如何分配的一種理論學說。
在GDP（國內生產總值）出口加速和銀行貸款再度活躍的支持下，中國的經濟在第一季增長逾10%，另一方面消費者的收入增多，帶動經濟市場商品的快速流動。社會主義今天消費者的消費觀念正發生著改變，由過去的保守消費逐漸變為今天的超前消費。消費合理有規劃型消費形式充分享受消費帶來的生活質量的改變，生活水平的提高。
如今已不是市場主導消費潮流而是消費對市場的需求及推動。市場應滿足大多數消費者的需求。對於企業來說，應快速准確的抓住這一需求。市場經濟多無化的發展使現有消費模式不能適應多元的消費心理。
1、一種消費心理：
當消費者對某一商品需要時會產生購買慾望，這種慾望不是一蹴而就，還要經過消費者反復的觀察、查詢、對比，才能對所需商品進一步了解並下初步定論，所有的消費者都希望能用不超過自己消費能力的價格去購買到質量好，有保證的產品，針對這點企業應對消費者推出相應的產品等級，使之滿足消費層次的需要。前提條件是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必須保證質量，企業應具備一套完整有效的企業管理模式，明明白白消費，透明化管理，從產品的生產，銷售和售後服務都應明確對消費者書面指出。
2、另一種消費心理：
當消費者對某一商品並不是十分需要時，這些消費者對某種商品並不十分需要，但是該商品物美價廉，直接沖擊消費者的心理，比如說某一超市剛剛開業，對某商品都有一定的優惠來刺激消費，當消費者面對巨大的優惠，都會心動，心動才會有行動。雖然有些商品現在用不著，但為了優惠活動時該產品與市場上同類產品的價格差價也會紛紛購買，這種消費屬於保守消費，對於消費者來說，希望天天都能打特價，天天都能有優惠，這是消費者矛盾消費的心理表現。消費者認為只要比市場上同類產品價格低一點，他們都會欣然接受，並有消費的滿足感。所以，每個企業都在使消費成為一種時尚，成為一種享受，滿足不同的消費心理。
（二）科學的社會經濟發展理論及模型的建立必須遵循馬克思的方法論。
也就是從整個大的社會經濟著眼而從具體領域著手，即從生產力構成、生產關系構成、以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影響關系建立科學社會經濟發展理論及模型。生產力的三個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而不是全要素，就需要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提煉豐富；生產關系也在不斷變化發展，關系要素對生產力的影響程度也不斷變化，因此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隨變化調整。 生產力要素是促進社會經濟的基本要素，包括勞動力、資本、勞動對象、教育和科學技術。勞動力是人從事勞動的能力，資本為過去勞動的積累、勞動對象即土地等資源，教育是勞動力生存的必要成本和社會需要，科技是人類勞動經驗的總結、傳播和應用。 金融危機僅僅是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環節，而美國又是全球經濟鏈中的重要環節。因此貿易依存度越高受到的影響越大，美元儲備越多受到的影響越大。
（三）資本及積累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問題。
依據不同理解學術上建立起眾多研究模型，但又基本沒有把握問題的實質，馬克思學派社會經濟發展模型克服表面化和片面性，深刻揭示出資本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關系，並以此為基礎揭示出資本的實質和作用，證明人類社會無非是物質和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勞動經驗的積累，且明確指出資本投資引起社會生產率以及個人收入水平的提高進而又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資本的實質是人類勞動所創造的未被消費而用於再生產的勞動成果的積累，資本經濟條件下直接表現為能夠獲取更多剩餘價值的價值。資本的「載體」為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即人類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物質資本的積累。 資本的「表現」為以貨幣為代表的金融資本即資本Z1和以生產工具為代表的實物資本即資本Z2；金融資本進一步衍生出虛擬資本，而實物資本進一步衍生出不同的產業行業實體資本。實物資本即以物質形式存在的人類勞動轉化，如廠房建築、機器設備、運輸工具等設施或工具。 資本由現實形態演繹出虛擬形態後，虛擬資本時而膨脹時而萎縮，而實體資本則相對穩定。從質的方面看，虛、實資本的相互作用關系既表現為良性互動，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又表現為惡性互動，嚴重破壞經濟發展甚至導致社會危機。從量的方面看，虛、實資本相互作用中存在停滯、擴張和泡沫等相互影響關系，把握虛、實資本的本質和相互影響關系規律，以實體資本為核心利用虛擬資本的作用，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而經濟在封閉的情況下法幣只要相對體現過去已經完成的產品和勞務成果的量，就能保持一國經濟的穩定運行，如果加入債務成分就有產生膨脹的可能性。 膨脹會掩蓋實體資本問題，借新債還舊債似乎不成問題，當泡沫破滅，被抵押的股票、房地產等抵押品出現大幅縮水，銀行可能連本帶息都無法收回。
二、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辯證關系、模型表述及制度作用
（一）生產關系是人與人在生產中結成的關系，核心是社會分配關系，其社會表現形式是經濟制度。
經濟關系及制度的建立與發展以經濟實踐的發展為基礎，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強制性影響可能摧毀原有的經濟關系及制度體系，使其陷入矛盾並為新的經濟關系及制度開辟途徑。經濟的再發展又需要穩定持續的秩序，沒有相對穩定的秩序，在混亂的社會中經濟不可能發展。 發達國家理論家把重點放在研究資本、土地與勞動的分配關繫上，但是資本與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資本與土地的所有者獲得新財富的比重高，勞動力獲取的就低。發達國家理論家的結論是資本與土地獲得新增比重高再投資就高，經濟增長的速度就高，卻避而不談由其引發的社會問題。 對再投資而言，現代社會影響直接投資的因素不是資本與土地的所有者獲得新財富高的問題，而是銀行利率問題，且收入高者與低者的儲蓄或投資傾向沒有太大差別。 生產關系即經濟制度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直接表現為社會需求的有效性，分配關系不當有效需求就不足，社會經濟過程就產生波動及危機，甚至產生社會動盪。分配關系通過社會再生產過程即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需求實現其對社會經濟的促進或阻礙作用。
（二）社會化大生產的經濟主體是個彼此聯系、相互制約、錯綜復雜的統一體，需要制度規范。
基本經濟關系需要制度確認調整，經濟主體關系需要制度明確保護，經濟主體的行為需要制度規范。經濟制度調整的是經濟主體間的經濟關系，即人和由人組成的經濟組織在從事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活動中所形成的利益關系。馬克思學派認為沒有抽象的生產也沒有脫離經濟關系的生產力及發展，生產關系促進或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市場經濟初期是斯密所描述的依靠看不見的手調節的自由放任的經濟，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是市場機制調節信號准確，市場主體行為規范，市場客觀歸屬明確。但是目前中國市場經濟制度尚未健全，有許多漏洞滋生欺詐賄賂等非法行為，因此必須健全市場經濟制度體系，使經濟主體的行為規范化。 經濟關系及制度表現層次為：社會習慣、政治（黨派）政策→政府規范→法律規范，經濟關系及制度變遷直接是為適應社會習俗、黨派政策的需要。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及體制改革中則更多地體現為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及主張。經濟關系及制度累積演進隨著歷史社會的時空條件變化而調整並發揮作用，經濟關系及制度間還存在彼此依存的關系，某單項經濟關系及制度能夠發揮作用依賴制度體系的配合支持，同時這個制度本身也成為配合支持體系的力量。因此，經濟關系及制度的范圍愈廣、層級愈厚，表示人類所能成就的社會愈進步。高度文明發達的社會必然擁有系統的經濟關系及制度結構。
三、社會經濟意識、與社會經濟存在互動關系及其模型反映
（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能動地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辯證理念曾在哲學社會科學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也曾被簡單僵化地理解。
社會存在僅僅被理解為社會政黨政治的存在，階級分歧的存在；而社會意識僅僅被理解為對社會政黨政治存在的反映，僅僅被理解為對階級分歧存在的反映。因此，也就不能完整科學地認識什麼是社會存在及其基本內涵，什麼是社會意識及其基本內涵，也就更不可能完整科學地運用這一科學理論解決社會經濟實踐中的問題，特別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問題。 社會存在不僅包含社會政治存在，還包括社會經濟存在、社會文化存在等，並且現代社會起基礎作用的是社會經濟存在；社會意識也不僅是包含社會政治意識，還包括社會經濟意識、社會文化意識等，並且現代社會中起基礎作用的意識是社會經濟意識。社會經濟意識能動地直接地影響著社會經濟存在，並間接地影響著社會政治和文化存在；而社會政治和文化意識也間接地影響著社會經濟存在。 發達國家理論家提出的社會經濟分析模型中「心理」要素占據重要位置，但論述基礎往往給人唯心主義的感受，因為過分強調心理作用。我們可以把心理理解為社會心理，進而理解為社會經濟意識。 當然，意識的簡單加總並不能對社會存在產生重大影響，意識只有形成社會性意識、主導性意識才會有效作用於社會經濟存在，也就是說意識只有形成社會性的、起主導性的社會經濟意識才會有效地作用於社會經濟存在，才會有效作用於社會經濟發展的存在。將社會經濟意識概念引入社會經濟「存在」分析模型，公式可表述為： 社會經濟SJ=『{［（勞動力L2•教育J＜勞動力L1+資本Z1/資本Z2+勞動對象D＞）•科技K］•國際經濟影響GJ}•{［生產關系影響S+（＜社會結構+制度法律+黨派政治＞•思想文化）•系數］•國際社會影響GH}』•社會經濟意識Y 實際上，影響社會經濟的任何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數學方法、甚至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精確計算或表述，建立社會經濟分析模型只是個相對規范的表述，無法精確到企業收入-成本=利潤的程度。如自然環境因素中對社會經濟影響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水、天然氣和煤等常規能源，核能、太陽能、風能、地熱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產或勞動對象中的基礎原材料，那麼自然環境對社會經濟影響究竟多大，無法計算。 建立社會經濟發展因果關系、相關關系分析模型的價值在於將抽象問題形象化、復雜問題具體化，在於運用科學發展的聯系的觀點和方法認識社會經濟發展問題。 （二）任何社會經濟意識因素狀態的變化都會對經濟行為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導致市場交易及其價格的波動。
因為任何部類的社會經濟存在都由買賣雙方構成市場，對市場行情的不同看法必然反映到市場上，市場意識及參與者的心理就在兩個方向上相生相剋。發達國家理論家發明了許多所謂意識指數、意願指數或人氣指數衡量反映市場買賣情況，並依此為參數判斷經濟的發展走勢。 這些理論是基於市場心態的觀點去分析經濟情況，研究的是某段時期內市場參與者的心理與事實。當然，心理理論也有比較嚴重弱點常使分析市場動態的人感到困惑。但無論心理理論有多嚴重缺陷，畢竟啟發了馬克思學派將社會心理上升到社會經濟意識，進而完善了馬克思學派社會經濟發展分析模型。 目前，中國房地產在多數城市的居民收入與房價比不僅超過8倍的一般警戒線，甚至部分城市已達到10倍或15倍，人們的第一反映是經濟周期的高漲階段已快到盡頭，至少預感到房地產市場的高漲階段已到盡頭。經濟甚至社會矛盾突出迫使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而政府經濟政策影響時間大約為3~5年。當普通百姓認識到房地產市場價格必然下跌，那麼三年便可形成強有力的社會經濟意識。這一社會經濟意識支配的結果就是三年內租房而不買房，這將對社會經濟存在形成巨大的能動作用，房價下跌將成必然。 房地產市場求大於供價格會上漲，由於有利可圖開發商進一步投資；供過於求時價格就下降，由於無利可圖開發商望而卻步，而那些處於迅速擴張把現金押在銷售回款上的企業，資金鏈條則越來越緊，當有相當一部分開發商遭到破產或被兼並的命運時，市場才會轉為另一個上升周期。新的心理反映、經濟預期和社會經濟意識將重新產生，並發揮相反的作用。 從對房地產市場發展變化情況的分析不僅可以清楚地認識到社會經濟意識對社會經濟存在所形成的巨大能動作用，並且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心理、預期與社會經濟意識的差別。心理無論是社會心理、階層心理還是個人心理，都是一種感性的、表面的、一般的對社會經濟的反映；預期上升到一定的理性，是對社會經濟存在的一種推理、判斷；而無論是社會性心理還是社會性預期，一旦形成社會經濟意識就將成為一種巨大的社會經濟力量。
四、在競爭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數量。
現在市場上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適者生存。企業要想在競爭中發展就應提高產品的質量，需確保售後服務，實事求事，以誠信為基礎，以行動為保障，以在穩定的發展中取得較好效益。事實上，誠信不僅為企業帶來財富和成功，誠信本身就是一筆具有重大價值的寶貴財富，誠信是建立長期信譽的先決條件，誠信是企業贏利的前提，誠信是信息社會的基礎。
五、市場需要優秀的企業團隊精神
一個優秀的團隊都存在著一個優秀的團隊精神。他們有一個良好的合作環境，在不斷的鼓勵和發揮團隊成員的才能和技巧。在這樣的環境中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所有團隊成員必須自覺的地認同自已承擔的責任，並願意為此而貢獻自已的力量，同時，每一個團隊成員都要以分享團隊的業績。團隊成員不是為了個人的業績而努力，他們在工作中的每一次付出都是從整個團體的集體利益和共同目標出發的。因此，團隊合作要求所有團隊成員可以相互分享信息和資源，積極合作，取長補短，形成最大的合力。
市場需要優秀的團隊，需要這股優秀的力量，以團隊不懈的努力，加快企業的發展。
六、企業文化素質
中國文化遠源流長。好的文化氛圍，就能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彰顯企業素質，提高企業在廣大消費者心中的地位。
企業價值觀是企業精神，思維方法和行為方式，是指導企業所有行動的根本准則，也是企業文化的靈魂。
結束語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只要能准確的把握市場動向和人們的消費心理，企業就能夠快速發展贏得豐厚的效益，使市場經濟更加和詣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