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營銷策劃啟蒙階段

1. 營銷的三個階段和需求有哪些

一、產來品策劃階段

顧客源需要物美價廉的商品，所以企業主要營銷策劃工作是集中力量改進產品，而不注重顧客的需求和願望，並忽略了分銷、促銷等方面的營銷工作，從而導致一旦新技術和替代品出現，企業的產品就出現滯銷。

二、促銷策劃階段

大眾化時代，商品更加豐富，企業在營銷策劃方面的重點是如何促銷自己的產品，因此各企業設置銷售人員，並制訂激勵體制鼓勵銷售人員多賣產品，並同時運用廣告戰、價格戰來刺激消費者需求，不考慮消費者的喜歡和滿意程度。

三、系統營銷策劃階段

經濟不斷發展，消費者需求發生轉變，大眾化的商品得不到消費者的認可，因此企業營銷策劃的重點是不斷分析消費者心理和行為特徵，並進行市場細分，通過設計產品、定價、分銷和促銷等一系列系統手段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和慾望。

2. 市場營銷學什麼時候進入我國

從我國市場營銷學的引進時期為 (1978～1982年) 。

在此期間，通過對國外市場營銷學著作、雜志和國外學者講課的內容進行翻譯介紹，選派學者、專家到國外訪問、考察、學習，邀請外國專家和學者來國內講學等方式，系統介紹和引進了國外市場營銷理論。

但是，當時該學科的研究還局限於部分大專院校和研究機構，從事該學科引進和研究工作的人數還很有限，對於西方市場營銷理論的許多基本觀點的認識也比較膚淺，大多數企業對於該學科還比較陌生。然而，這一時期的努力畢竟為我國市場營銷學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

(2)中國營銷策劃啟蒙階段擴展閱讀：

1、市場營銷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宏觀市場營銷是反映社會的經濟活動，其目的是滿足社會需要，實現社會目標。微觀市場營銷是一種企業的經濟活動過程，它是根據目標顧客的要求，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從生產者流轉到目標顧客，其目的在於滿足目標顧客的需要，實現企業的目標。

2、市場營銷活動的核心是交換，但其范圍不僅限於商品交換的流通過程，而且包括產前和產後的活動。產品的市場營銷活動往往比產品的流通過程要長。現代社會的交易范圍很廣泛，已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壁壘，形成了普遍聯系的市場體系。

3、市場營銷與推銷,銷售的含義不同。兩者包含的內容也不同，市場營銷包括市場研究，產品開發，定價，促銷，服務等一系列經營活動。而推銷，銷售僅是企業營銷活動的一個環節或部分，是市場營銷的職能之一，不是最重要的職能。

4、市場營銷學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企業要從整體的角度和戰略的高度來謀劃營銷方案，在深入的市場分析和准確的市場定位基礎上，制定營銷方案。營銷策略與策略之間要相互匹配，通過營銷策略的組合，謀求整體效果的最優。

5、營銷活動貫穿於企業活動的全過程。市場營銷不是企業某一方面的活動，而是貫穿於企業經營活動的全過程；也不只是營銷部門的事情，而是整個企業的事情。因此，企業要樹立全員營銷的概念。

3. 市場營銷學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哪幾個階段,各階段有哪些特點

市場營銷理論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初創階段。市場營銷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創立，源於工業的發展。這時市場營銷學的研究特點是：a. 著重推銷術和廣告術，沒有出現現代市場營銷的理論、概念和原則；b.營銷理論還沒有得到社會和企業界的重視。

第二階段：應用階段。20世紀20年代至二戰結束為應用階段，此階段市場營銷的發展表現在應用上。市場營銷理論研究開始走向社會，被廣大企業界所重視。

第三階段：形成發展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為市場營銷學的發展階段，市場開始出現供過於求的狀態。

第四階段：成熟階段。80年代至今，為市場營銷學的成熟階段，表現在：a.與其他學科關聯，b.開始形成自身的理論體系；80年代是市場營銷學的革命時期，開始進入現代營銷領域，使市場營銷學的面貌煥然一新。

拓展資料：

市場營銷就是商品或服務從生產者手中移交到消費者手中的一種過程，是企業或其他組織以滿足消費者需要為中心進行的一系列活動，市場營銷學是系統地研究市場營銷活動規律性的一門科學。

包含兩種含義，一種是動詞理解，指企業的具體活動或行為，這時稱之為市場營銷或市場經營；另一種是名詞理解，指研究企業的市場營銷活動或行為的學科，稱之為市場營銷學、營銷學或市場學等。

市場由一切有特定需求或欲求並且願意和可能從事交換來使需求和慾望得到滿足的潛在顧客所組成。一般說來，市場是買賣雙方進行交換的場所。但從市場營銷學角度看，賣方組成行業，買方組成市場。行業和市場構成了簡單的市場營銷系統。買方和賣方由四種流程所聯結，賣者將貨物、服務和信息傳遞到市場，然後收回貨幣及信息。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市場是由諸多種類的市場及多種流程聯結而成的。生產商到資源市場購買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本及原材料)，轉換成商品和服務之後賣給中間商，再由中間商出售給消費者。消費者則到資源市場上出售勞動力而獲取貨幣來購買產品和服務。

政府從資源市場、生產商及中間商購買產品，支付貨幣，再向這些市場征稅及提供服務。因此，整個國家的經濟及世界經濟都是由交換過程所聯結而形成的復雜 的相互影響的各類市場所組成的。

市場營銷者則是從事市場營銷活動的人。市場營銷者既可以是賣方，也可以是買方。作為買方，他力圖在市場上推銷自己，以獲取賣者的青睞，這樣買方就是在進行市場營銷。當買賣雙方都在積極尋求交換時，他們都可稱為市場營銷者，並稱這種營銷為互惠的市場營銷。

4. 營銷學的中國營銷學可劃分為四個階段

市場營銷理論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重新引入中國大陸，經過近20年代的風風雨雨已從單純的理論學習階段步入需要全面創新和拓展的時代。
然而，由於缺乏對西方營銷理論應用於中國實踐的充分探索，缺乏中國營銷理論創新的嘗試，營銷學依然沒有實現和中國國情的有效整合，營銷學最權威的指南仍然是「科特勒」、「麥卡錫」和「斯坦頓」。大多數人只不過是在介紹他們的理論與觀念。實踐中的營銷更多的是廣告、促銷，甚至不顧道德的束縛，操縱消費者的慾望，背離了時代的特徵。
2000年以來，現代營銷理論和應用原則上又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如：對質量、價值和顧客滿意的強調，對關系建立和顧客保持的強調；對商業過程和整合商業職能的強調；對全球性思考和區域性規劃的強調；對戰略聯合和網路建立的強調；對直接（復）和在線營銷的強調；對服務營銷的強調；對高科技產業的強調；對符合倫理的營銷行為的強調。這些新的觀點經過系統化後，也正是今天所看到的關系營銷、整合營銷、網路構建、戰略聯合、直復營銷、在線（網路）營銷、服務營銷和營銷倫理等，它們構成了當今營銷時代的新特徵。 營銷是對需要滿足的促進，需要無處不在，營銷也無處不在。實用的營銷不在於優雅的形式，而在於被誰，在什麼地方，以何種程度得到充分和有效的應用。營銷應成為一門實用管理技術，解決實際管理問題，應該向企業提供行之有效的營銷策略、技術。從寶潔的品牌營銷，可口可樂的特許經營，斯沃琪的差異化影響，馬獅的關系營銷到戴爾大規模開始定製化營銷，可以看出這些營銷創新成就了一個品牌，一個企業，豐富了營銷理論體系。
因此，中國營銷學面對21世紀，應結合西方營銷理論、技術趨勢和中國文化、市場、企業的實際狀況，在以下三個方面做出積極的探索和大膽的創新：創建中國市場環境下，尤其是網路環境下道德的營銷理念和體系；創建結合實踐的微觀營銷實務技術；創建整個組織范圍的營銷思路和方法。

5. 說說中國策劃行業發展的歷史階段及其特點

我國策劃行業的發展是跟隨著我國的國力而逐步的發展的吧。

6. 營銷策劃的有哪幾個發展階段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時間，中國市場經濟從供不應求時代，到大眾專化時代，到小眾屬化時代，到逐漸個人消費時代；付光明研究認為，市場營銷和企業經營隨著研究對象的改變，營銷策劃工作的重點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大致經歷過以下三個階段： 一、產品策劃階段 顧客需要物美價廉的商品，所以企業主要營銷策劃工作是集中力量改進產品，而不注重顧客的需求和願望，並忽略了分銷、促銷等方面的營銷工作，從而導致一旦新技術和替代品出現，企業的產品就出現滯銷。 二、促銷策劃階段 三、系統營銷策劃階段 經濟不斷發展，消費者需求發上轉變，大眾化的商品得不到消費者的認可，因此企業營銷策劃的重點是不斷分析消費者心理和行為特徵，並進行市場細分，通過設計產品、定價、分銷和促銷等一系列系統手段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和慾望。

7. 市場營銷的流程的三個階段

企業的營銷工作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科學，先進的營銷理念將提出企業的市場業績。從營銷組合策略的角度講，市場營銷理念經理4Ps-4Cs-4Rs三個階段。

一、經典4Ps
4Ps(產品、價格、渠道、促銷)營銷策略自20世紀50年代末由JeromeMcCarthy提出以來，對市場營銷理論和實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被營銷經理們奉為營銷理論中的經典。而且，如何在4Ps理論指導下實現營銷組合，實際上也是公司市場營銷的基本運營方法。
4P指代的是Proct(產品)、Price(價格)、Place(地點，即分銷，或曰渠道)和Promotion(促銷)四個英文單詞。這一理論認為，如果一個營銷組合中包括合適的產品，合適的價格，合適的分銷策略，和合適的促銷策略，那麼這將是一個成功的營銷組合，企業的營銷目標也可以藉以實現。
但是簡潔也常常意味著有所遺漏。這就像一件考究的中式長袍，誰都能穿，但不是誰穿著都合身。如同一位歐洲學者／咨詢顧問所言，"營銷組合的4Ps模型被廣泛接受的原因，恐怕並非由於其普適性，而在於它是一個優美的理論。

二、4Cs：4Ps的挑戰者
隨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媒介傳播速度越來越快，4Ps理論越來越受到挑戰。到80年代，美國勞特朋針對4P存在的問題提出了4Cs營銷理論：
4C分別指代Customer(顧客)、Cost(成本)、Convenience(便利)和Communication(溝通)。
1．Customer(顧客)主要指顧客的需求
企業必須首先了解和研究顧客，根據顧客的需求來提供產品。同時，企業提供的不僅僅是產品和服務，更重要的是由此產生的客戶價值(CustomerValue)。
2．Cost(成本)不單是企業的生產成本，或者說4P中的Price(價格)
它還包括顧客的購買成本，同時也意味著產品定價的理想情況，應該是既低於顧客的心理價格，亦能夠讓企業有所盈利。此外，這中間的顧客購買成本不僅包括其貨幣支出，還包括其為此耗費的時間，體力和精力消耗，以及購買風險。
3．Convenience(便利)，即所謂為顧客提供最大的購物和使用便利
4C理論強調企業在制訂分銷策略時，要更多的考慮顧客的方便，而不是企業自己方便。要通過好的售前、售中和售後服務來讓顧客在購物的同時，也享受到了便利。便利是客戶價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Communication(溝通)則被用以取代4P中對應的Promotion(促銷)
4C認為，企業應通過同顧客進行積極有效的雙向溝通，建立基於共同利益的新型企業／顧客關系。這不再是企業單向的促銷和勸導
顧客，而是在雙方的溝通中找到能同時實現各自目標的通途。
4Cs理論也留有遺憾。總起來看，4Cs營銷理論注重以消費者需求為導向，與市場導向的4h相比，4Cs有了很大的進步和發展。但從企業的營銷實踐和市場發展的趨勢看，4Cs依然存在以下不足：
①4Cs是顧客導向，而市場經濟要求的是競爭導向，中國的企業營銷也已經轉向了市場競爭導向階段。顧客導向與市場競爭導向的本質區別是：前者看到的是新的顧客需求；後者不僅看到了需求，還更多地注意到了競爭對手，冷靜分析自身在競爭中的優、劣勢並採取相應的策略，在競爭中求發展。
②4Cs理論雖然已融入營銷策略和行為中，但企業營銷又會在新的層次上同一化。不同企業至多是個程度的差距問題，並不能形成營銷個性或營銷特色，不能形成營銷優勢，保證企業顧客份額的穩定性、積累性和發展性。
③4Cs以顧客需求為導向，但顧客需求有個合理性問題。顧客總是希望質量好，價格低，特別是在價格上要求是無界限的。只看到滿足顧客需求的一面，企業必然付出更大的成本，久而久之，會影響企業的發展。所以從長遠看，企業經營要遵循雙贏的原則，這是4Cs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④4Cs仍然沒有體現既贏得客戶，又長期地擁有客戶的關系營銷思想。沒有解決滿足顧客需求的操作性問題，如提供集成解決方案、快速反應等。
⑤4Cs總體上雖是4Ps的轉化和發展，但被動適應顧客需求的色彩較濃。根據市場的發展，需要從更高層次以更有效的方式在企業與顧客之間建立起有別於傳統的新型的主動性關系，如互動關系、雙贏關系、關聯關系等。

三、4Rs--營銷理論的最新進展
針對上述問題，近來，美國Don．E．Schuhz提出了4Rs(關聯、反應、關系、回報)營銷新理論，闡述了一個全新的營銷四要素：
1．與顧客建立關聯
在競爭性市場中，顧客具有動態性。顧客忠誠度是變化的，他們會轉移到其他企業。要提高顧客的忠誠度，贏得長期而穩定的市場，重要的營銷策略是通過某些有效的方式在業務、需求等方面與顧客建立關聯，形成一種互助、互求、互需的關系。
2．提高市場反應速度
在今天相互影響的市場中，對經營者來說最現實的問題不在於如何控制、制定和實施計劃，而在於如何站在顧客的角度及時地傾聽顧客的希望、渴望和需求，並及時答復和迅速做出反應，滿足顧客的需求。
3．關系營銷越來越重要
在企業與客戶的關系發生了本質性變化的市場環境中，搶占市場的關鍵已轉變為與顧客建立長期而穩固的關系，從交易變成責任，從顧客變成用戶，從管理營銷組合變成管理和顧客的互動關系。
溝通是建立關系的重要手段。從經典的AIDA模型： "注意一興趣一渴望一行動"來看，營銷溝通基本上可完成前三個步驟，而且平均每次和顧客接觸的花費很低。
4．回報是營銷的源泉
對企業來說，市場營銷的真正價值在於其為企業帶來短期或長期的收入和利潤的能力。
4Rs理論有四大優勢：
① 4Rs營銷理論的最大特點是以競爭為導向，在新的層次上概括了營銷的新框架。4Rs根據市場不斷成熟和競爭日趨激烈的形勢，著眼於企業與顧客互動與雙贏。
② 4Rs體現並落實了關系營銷的思想。通過關聯、關系和反應，提出了如何建立關系、長期擁有客戶、保證長期利益的具體操作方式，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③ 反應機制為互動與雙贏、建立關聯提供了基礎和保證，同時也延伸和升華了便利性。
④ "回報"兼容了成本和雙贏兩方面的內容。追求回報，企業必然實施低成本戰略，充分考慮顧客願意付出的成本，實現成本的最小化，並在此基礎上獲得更多的顧客份額，形成規模效益。這樣，企業為顧客提供價值和追求回報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客觀上達到的是一種雙贏的效果。
當然，4Rs同任何理論一樣，也有其不足和缺陷。如與顧客建立關聯、關系，需要實力基礎或某些特殊條件，並不是任何企業可以輕易做到的。但不管怎樣，4Rs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是經營者和營銷人員應該了解和掌握的。
4Ps、4Cs、4Rs三者是什麼關系呢?不是取代關系而是完善、發展的關系。由於企業層次不同，情況千差萬別，市場、企業營銷還處於發展之中，所以至少在一個時期內，4Ps還是營銷的一個基礎框架，4Cs也是很有價值的理論和思路。因而，兩種理論仍具有適用性和可借鑒性。4Rs不是取代4Ps、4Cs，而是在4Ps、4Cs基礎上的創新與發展，所以不可把三者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在了解體現了新世紀市場營銷的新發展的4Rs理論的同時，根據企業的實際，把三者結合起來指導營銷實踐，可能會取得更好的效果。

8. 市場營銷策劃的發展階段

經濟不斷發展，消費者需求上發生轉變，大眾化的商品得不到消費者的認可，因此企業營銷策劃的重點是不斷分析消費者心理和行為特徵，並進行市場細分，通過設計產品、定價、分銷和促銷等一系列系統手段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和慾望。

9. 中國啟蒙分幾個階段

——「新啟蒙」與「後啟蒙」的對話

摘 要：如何反思並重建中國啟蒙，當下思想界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與思路，即「新啟蒙」立場與「後啟蒙」立場。其爭論的焦點問題有：其一，面對中國現代啟蒙思想傳統，是建構還是解構？新啟蒙者認為中國近現代啟蒙思潮蘊含著一個自成體系的思想系統，並試圖挖掘和再現這一體系；後啟蒙者則否定這一體系的存在，著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關於當前啟蒙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前啟蒙者主張思想啟蒙與社會運動的「剝離」，並強調對前者內在邏輯的「整合」；後啟蒙者則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來中國需要怎樣的啟蒙，新啟蒙者認為必須在繼承現代啟蒙傳統的基礎上整合西方啟蒙思想資源；後啟蒙者強調要通過反思現代啟蒙傳統的理性闕失，耐心打造啟蒙的底盤。二者的爭論有望使論題走向深入。
關鍵詞：中國啟蒙；新啟蒙；後啟蒙；方法論

面對中國現代啟蒙思想傳統：是建構還是解構？

張光芒：當下中國思想界正盛行「後啟蒙主義」思潮，它挾後現代主義之威，以多元主義與解構主義為法寶，向啟蒙主義、理性主義發起了非難、重估與批判。在關於中國啟蒙的批判性反思中，您的《自由神話的終結》既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也體現出極其鮮明的特色。我驚訝地發現，與幾年前的《啟蒙與革命》不同，這次您對中國近現代啟蒙運動幾乎是進行了一次更為徹底的解構，不無「後啟蒙」的氣勢。我並不是不同意這種理性的但又充滿激情的批判姿態，問題是反思並不等於將其鞭撻得一無是處，乃至全盤否定而後快。
張寶明：如果從人類自由思想史的視角透析中國近現代的啟蒙，我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為什麼聲嘶力竭鼓吹了一個多世紀的啟蒙居然在歷史的頓挫中表現出更多的無奈和尷尬？中國近代百年一瘸一拐的步伐在「五四」那裡找到了嚴酷的證詞。這也是我一直沒有放棄對近代啟蒙進行解構、批判並不斷深化的原因。我之所以將啟蒙的闕失歸結為「自由神話的終結」，其根本原因還在於我們無法避開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乃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種種拷問：理想與現實、手段與目的、「個人自由」與「群體合力」的吊詭足以讓啟蒙的神話破滅。與此不同，您的《啟蒙論》不承認這個神話的破滅，對其有著強烈的價值迷戀，並表現出驚人的「自圓其說」的建構性。「新啟蒙」的意味十足。不過我仍然懷疑這種從「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深刻體系的歷史本真性；尤其您對中國傳統啟蒙思想資源的強調，視角確是非常新穎，但若從啟蒙的終極關懷意義上說，彷彿是一種刻意異化的論調。
張光芒：我提出中國近現代啟蒙運動蘊含著一個自成體系的思想系統，絕不僅僅是為了與「後啟蒙」者相對抗或標新立異，而是對一種歷史的邏輯的深度存在的揭示，同時也出於對當下研究中既無視「中國化」啟蒙思想資源的「遠傳統」，亦忽視五四以來的「近傳統」的做法的失望，對此你也可以說是一種「重構」。而之所以強調「叛逆的傳統」是一種「前啟蒙」[1]，構成了現代啟蒙的內在思想資源，既是對那種將中國啟蒙視為「舶來品」的流行觀點的反撥，也是基於對文化發展客觀規律的尊重，而且我認為只有建基於這種「內在理路」（inner logic），才有思想體系可言。不同的思想理路使我們在情感與理性、文化與政治、大我與小我等一系列有關啟蒙的關系范疇上，表現出十分尖銳的分歧。比如你認為五四先驅的「人」的理想一直在「大我」與「小我」之間搖擺，並最終使「大我」吞噬了「小我」，難以把握「人」之趨向；而我恰恰以為五四啟蒙的底蘊正在於它在「大我」與「小我」之間取得了某種邏輯上的和諧。
張寶明：不能不補充一下，要是「大我」與「小我」取得了邏輯上的和諧，就不會有「主義」上的飲鴆止渴、「秩序」上的懵懂錯亂了。我們知道。就「大我」而言，它帶有極強的「泛化」色彩，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膨脹為一種「推廣」的集體理路；就「小我」而言，它會在自由理念的訴求中走向「個人」的獨立、自主與完善。我在揭示近現代思想史上的「搖擺」現象時，既注意到了「大我」與「小我」的在短暫時間的一度平衡，也就是你所說的「某種邏輯上的和諧」。但縱觀思想先驅在每一個歷史時段的表現，這種「和諧」畢竟是「某種邏輯上的」，最終還是會在一種或幾種思潮的誘惑下走向偏執。魯迅先生不就這樣述說過歷史的痼疾與沉重嗎？他說：「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2]為此，他曾經與五四同仁們一起為「個人的自大」，為「小我」與「大我」的平衡作殊死的拼殺。但是無論是魯迅、陳獨秀，還是戊戌變法時期就聲名大震的梁啟超以及五四時期暴得大名的胡適，他們在「大我」與「小我」的關系處理上總有點「虎頭蛇尾」、「始亂終棄」的味道。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人」聲鼎沸，一時間，「個性」、「靈明」、「精神」紛紛攘攘。而隨著1919年春天「巴黎和會」不祥之聲的傳出，再度民族主義情結的高昂，而且它壓倒了一切自由精神價值的「生產」。加之本來我們的啟蒙者就對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系缺乏脈絡清晰的「公」、「私」之辨，於是以個人主義為取向的價值觀念和以集體主義為導向的價值觀念在無限的困惑中的廝殺。由此，「人」的不確定性在執意啟蒙的思想家那裡也呈現出極其嚴重的困惑。難怪胡適即使到了晚年還總是嘮叨個不停：「五四運動是對中國文藝復興的一次不幸的政治干擾。」[3]應該說，胡適的這句話還是頗有深意的。
張光芒：恰如您的書名所暗示的，「自由神話的終結」其實也就是中國啟蒙的終結，乃至「歷史的終結」，這是目前學術界一個頗時髦的術語。但時髦不等於有效，對中國問題而言，這些西方「後主義」時代的思想邏輯尤其缺乏診斷問題的能力。我承認您對五四一代先驅者的「搖擺」和「傾斜」有著敏銳與深刻的一面，但這種反思是否就意味著中國近現代啟蒙完全缺乏體系性、建構性與內在的深度模式呢？絕不是這么簡單，我認為這種「終結論」有一個「價值判斷的移位」問題，即在材料論證與思想結論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漏洞。因此，我們不能不對當下思想界研究啟蒙問題的方法論作一番清理。

當前啟蒙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張寶明：所謂「終結」，既是說一個時代的結束，同時也宣布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其實，我的話語已經暗示了啟蒙潛流的波濤洶涌，只是換了一種面貌而已。值得指出的是，我的「解構」更多是建立在統一、綜合的方法論上。即是將論述設置在一個「完整」的運動「場」上，譬如政治啟蒙與倫理啟蒙、思想家與革命家等等。而我看到您的「建構」啟蒙論——如果沒有讀錯的話——則是意在「剝離」，即將思想主體的革命家身份與啟蒙家身份、政治啟蒙與思想啟蒙等加以分離。
張光芒：的確，我們在觀點上的分歧，恐怕在根本上與所持理論資源及方法論有關。您說的「剝離」也的確是我有意識追求的方法，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啟蒙是應社會問題的需要而誕生的思想運動，但不應就此認定它只是成為中國現代「救亡」思潮的一個「副部主題」，或被救亡所壓倒，它實際上是作為與「救亡」主題相並列的另一個主題而存在的，對「救亡」、「革命」既起著思想上的補充作用，同時更重要的是不斷對革命或救亡的結果、功效進行檢驗，起著反思與矯正的思想功能。作為一種方法論意向，我認為啟蒙主義、啟蒙運動與政治革命、救亡運動在邏輯上完全是可以並行不悖的，二者即使不可避免地合而為一，也往往是不合邏輯的混雜。對研究者來說，思想的方法應是剝離現象並整合實質，即借用「分析重建」的啟蒙思維加以重構。假如說中國啟蒙家有時「不幸」地將啟蒙家與革命家集於一身，那也無妨，同樣需要將其兩種身份的實質進行剝離。剝離的方式有兩種：一是針對共時性的思想混雜進行邏輯的剝離，二是針對歷時性的思想轉折進行歷史的剝離。比如李大釗、陳獨秀都有過由堅信倫理之覺悟系「最後覺悟之覺悟」，到自覺地服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的解決」這一真理的變化。無論這兩種思想交織在一起時，還是從思想實踐上完成這一轉變時，都應避免用其本人表面上的兩種思路相互闡釋，否則就會陷入邏輯上的惡性循環，走不出悖論的怪圈。作為針對中國啟蒙的思想方法，「啟蒙家」不是固定不變的思想單元，不具備獨立的思想價值，在言說中只有啟蒙思想質素才具有獨立的意義。
張寶明：這樣一來，我發現你關於「五四啟蒙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現代化運動」等的用法，與人們習以為常的通用概念有所區別，我很擔心這種「重新建構」會造成更大的混亂。
張光芒：的確，不少研究者習慣於將「啟蒙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等量齊觀，互換使用，比如在許多人那裡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啟蒙運動是同一個現象、同一個概念。但我認為二者雖然有著密切的關聯，也有許多重合的方面，但絕不能將其視為同一個運動。首先，中國的啟蒙是一場復雜的理論建構與實踐過程及理論建構與實踐過程二者之間的復雜的互動過程；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較之啟蒙運動卻更為復雜，甚至極其雜亂。由於新文化的建設運動包含著諸種非啟蒙性運動，如政治性運動、農民運動、民族戰爭等等，這就使它不可能與啟蒙運動完全同一步調。這與西方18世紀的啟蒙運動差別極大。後者既集中了各個領域許許多多的精英知識分子，又擴展至廣泛的社會階層，使藝術、道德、政治、法律、公共生活較為一致地配合起來，從而成為該世紀西方文化運動的核心內容。而中國的啟蒙顯然沒有在文化運動中取得這樣突出的位置。其次，在中國，二者的邏輯中心與思想側重點也不一樣，啟蒙側重於文化心理、思維方式的革命；文化運動則側重於文化建設與思想的實踐。因此，近現代的啟蒙運動在文學、藝術、美學諸領域較之在政治、法律、社會制度等方面表現得更為集中一些。另外，「啟蒙文學思潮」與「新文學思潮」當然不是一回事；同樣，「五四啟蒙文學」與「五四新文學」也有較大的差異。後者的范疇遠遠地大於前者，是一個含混的「家族概念」。
指出研究界熟視無睹的這一現象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將啟蒙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混同起來的做法，存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理論缺陷。其一，它很容易將研究對象簡單化、絕對化，比如既可以將新文化運動具體實踐的失誤歸罪於啟蒙運動本身，也可以用前者的成績以證明後者的偉大。反之亦然。其二，這也自然會造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混亂局面，不同研究者之間無法建立起一個公共的對話平台。其三，概念與方法的混亂使人們面對的總是一團無法理清的矛盾，使人們的研究總是從分析矛盾始，到揭示出矛盾終。等我們釐清這些邏輯上混亂，就會發現，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失誤固然有來自於啟蒙運動自身的理性缺失的原因；但另一個根源尤其不能忽視，那就是前者沒有和後者很好地結合起來，造成了更大的理性缺陷。
張寶明：用「剝離」的方法研究近現代啟蒙思潮，應該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能夠取得效果的方法。而且也是對「一概而論」之歷史研究的一個否定或說補充。從而把某一個案的問題剝離得「淋漓盡致」。這對學術研究的深入、對空疏學術規范的防範都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當我們面對一個思潮、一個重大的歷史現象以及一定歷史時期的問題時，有時候，這種方法會有「見樹不見林」的尷尬。我一直認為歷史的發展是由多重因素的組合、交織和變幻搭配而成的。面對由歷史鏈條銜接的因果關系，我們硬要在有機的歷史組合中剝離出來「意義」，自然會對我們的研究對象造成被動。譬如說，在一個具體的歷史人物身上，其革命家身份與啟蒙家身份、政治啟蒙與思想啟蒙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剝離？那種膠著狀態又怎能剝離呢？就我個人採用的綜合方法而論，無疑是在有意無意中受到了我導師強調的法國年鑒派「長時段」理論的影響。談到這里，我有一個驚異的發現，那就是：你的「剝離」是為了更好地「綜合」，而我「綜合」則是為了更好地「剝離」。或許，剝離與綜合能否互補則是下一步我們應該考慮的。
張光芒：正如你所言，我強調的另一個方法是「整合」，即從紛繁的近現代啟蒙思想潮流中整合出一個體系。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從表面上紛紜復雜的矛盾中梳理出思想走向與社會走向、潛在力量與顯在力量的區別，以避免邏輯上的混亂。比如你一方面認為五四啟蒙太政治化了，應該將重心放在「倫理覺悟」之上；另一方面又認為五四的道德追求缺乏「政治的配合」，不能從抽象的形而上層面真正「外化」，[4]這樣未免自相矛盾。
當我們從建構論的角度挖掘中國近現代啟蒙思潮的原創理論體系與文學精神，完全可以側重於探討其深度模式及邏輯同一性的一面，這時，非啟蒙、偽啟蒙或反啟蒙的文化、文學思潮就有必要涉及較少或有意避開。同時，啟蒙思潮范疇內也存在大量的自相矛盾的現象，比如在同一個啟蒙思想家或作家的思想探討中，既有發展變化的時候，也可能有自我否定的時候。對此現象，不妨採取「共時性」和「歸約化」的原則，即強調並不是一個啟蒙家的所有思想都屬啟蒙主義范疇，當他的思想與同時代原創啟蒙精神在深層次上相通時，即將其納於啟蒙主義的視野；而將那些思想歸諸深層次的原創啟蒙體系，就需要看它是否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數啟蒙思想家的精神意向。這就意味著，探討原創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強調「關系思維」的基礎上求整合，而不是面面俱到。卡西勒在《啟蒙哲學》中指出：「啟蒙思想的真正性質，從它的最純粹、最鮮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只有著眼於它的發展過程，著眼於它的懷疑和追求、破壞和建設，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質。」「通常被認為是由千差萬別的思想成分湊成的大雜燴的啟蒙哲學，實際上是由一些表述得極其嚴謹、條理分明的偉大的基本觀點統領的。」[5]因此，我們需要注意，由於中國的啟蒙主義框架是由許多思想家、美學家、文學家的不同階段不同層面的言論與其內涵相互作用而顯示出來的總體性的邏輯整合趨向，因而切忌對不同論者不同觀點孤立看待，否則就會只看到矛盾、悖論，而無法加以梳理。譬如陳獨秀有時倡揚「以科學代宗教」，有時又主張以基督教補儒學；有時倡導情感，有時又推崇知識，表面上的沖突性很強。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種沖突產生了邏輯張力，構成了啟蒙的真義，否則就談不上啟蒙主義的「中國化」。
張寶明：有意思的是，我十分注重的另一個方法，即求「統一」與你的「整合」論也不無對立之處。這個統一是在「對立」前提下的「統一」。就像你在指出我的「未免自相矛盾」之處一樣，當我在「解構」世紀啟蒙思潮的時候，如同你有一個基本預設一樣，我也是有一個基本框架的：那就是，「戊戌」與「五四」先驅都沒有能夠跳出「歷史的周期率」。他們的驚人相似之處在於，一方面謀求獨立自主、個性自由；另一方面又在不自覺地因襲「負擔」。一方面是個人覺醒的意識，另一方面則是集體無意識作祟。所謂的先驅大多是「穿新鞋走老路」的先驅，所謂的「新民」、「新人」、「新青年」，都是在「新」與「舊」之間擺不平的生命個體。就你所指出的矛盾之處來看，我的「五四啟蒙太政治化」本意是指，其「工具理性」意識太濃，而「價值理性」太弱。而「應該將重心放在『倫理覺悟』之上」也並不是我的觀點，則是陳獨秀的斷言。根據我本人的閱讀和理解，現在看來陳獨秀的所謂倫理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的觀點中「倫理」，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倫理」覺悟。由於五四時期的急躁、浮躁並由此帶來了學理論述的疏忽、倉促，我以為這個倫理很可能是「價值理性」意義上的個性自由、民主獨立。從他立意要拋棄的「舊道德」、「舊倫理」以及著力提倡的「新道德」、「新倫理」來看，與我們的推斷並不矛盾。在文中我所認定的「五四的道德追求缺乏『政治的配合』」其實也是對五四啟蒙的一個批評：一個單純追求「倫理覺悟」的思想啟蒙如何承擔啟蒙之「重」！
歸根結底，這還是對啟蒙觀念、啟蒙內核、啟蒙理念的訴求。換句話說，是對啟蒙應該是什麼的追問。在筆者看來，啟蒙既不是單純的政治——這樣啟蒙和革命就成了必然的因果關系；也不是單純的倫理、道德、文化的「建構」。正是在這一點上，筆者的「統一」方法論才有了「用武之地」。也許，這也是光芒先生一個理論「整合」論者已經感覺著並深刻理解著的。我採取這樣的敘述範式是從人物個體的心路歷程中挖潛啟蒙內在的矛盾、悖論及其死結，從而讓當下啟蒙者「當心思想史上的事故多發階段」，這樣的矛盾難道不也正是你所說的歷史的「深度存在」嗎？其實，就您所強調的「新啟蒙」思維和我個人所認定的所謂「後啟蒙」思路而言，兩者在立場上並不存在根本的對立，比如您另一本書《中國近現代啟蒙文學思潮論》不也專用一編的篇幅對中國啟蒙進行反思嗎？
張光芒：我在該書中之所以對中國的啟蒙進行反思，實際上並不與我強調的方法論相矛盾。揭示中國近現代啟蒙文學思潮的原創性體系與精神，並不意味著它沒有矛盾和悖論；相反，正是在多元文化沖突中才凸現出啟蒙主義的中國化過程；也不是說它在理性與情感等問題上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而沒有缺陷，而只是強調其特徵之所在和其邏輯同一性的思想範式。比如啟蒙主義的理論探討與啟蒙文學創作之間，理性建構、理性理想與理性實踐之間就常常存在著較大的反差。因此「反思」與「評判」的工作應該意味著，一方面要進一步考察中國的啟蒙主義文學思潮在其自身構建中有著怎樣的內在矛盾和怎樣的缺陷；另一方面，它又是怎樣在與啟蒙相關的或各種非啟蒙、反啟蒙的思想因素的沖突中發生變異的，以及這種變異怎樣影響了文化與文學現代化發展的進程。否則，若以「未完成的啟蒙」來貶低那場啟蒙，就會犯「以成敗論英雄」的低級錯誤。從某種意義上說，未完成不正證明了啟蒙的深刻與超前嗎？這正如阿倫·布洛克所說，「人類的思想要想得到解放的話：這是一場世世代代都要重新開始的戰斗！」[6]

未來中國還需不需要啟蒙？需要怎樣的啟蒙？

張光芒：盡管在方法論問題上我們彼此有著很大的分歧，而且看來一時也難以達成共識。但我發現我們有一個極其一致的方面，那就是都認為中國的啟蒙遠未完成，重提啟蒙問題，重建啟蒙體系，重整啟蒙運動勢在必行。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基本出發點的一致性，才使我們有了一個對話的平台，也使這種討論越發顯得尖銳。
張寶明：其實，我們也許都是目前中國另類啟蒙的代言人。有意思的是，我們不是「超越啟蒙」、「回歸五四」的簡單認同者，對「超越啟蒙」的「超越」、對「回歸五四」的「回歸」表明我們已經走出曾一度讓我們痴迷的歷史烏托邦。既然我們都認定了啟蒙的必要性，那麼你我的「面對面」在本質上還是「啟蒙如何一路走好」的問題。
張光芒：首先，我認為21世紀的中國是個迫切需要啟蒙的世紀，甚至較之20世紀這個文化課題更為突出。經濟學界現在有一個說法，認為中國還需要20年才能完成工業化，然後再需要30至40年實現現代化。也許有人認為這個估計有些保守了，但我覺得這個估計其實是「冒進」了。因為它主要是建立在經濟指標、社會結構等因素上面的；並沒有將國民性問題、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的整體提高等這些「現代化」的「內在」指標充分估算在內。
張寶明：如果我們承認現代化首先是「人」的現代化這個理論前提，那麼我們就可以肯定地說，再也沒有比啟蒙顯得更為迫切了。這樣說並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故意顯示我們立意命題的重要。如光芒先生所說，畢竟民族的社會文化心理結構這樣的「內在」指標不好用經濟數字或其他數據來換算。不過，同時也應該看到，啟蒙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不一定非要是轟轟烈烈的一場運動才算是啟蒙。客觀地說啟蒙的潛流一直是在進行的，而且採取的形式也是較為穩健的。20世紀激進浪潮曾經一度一浪高過一浪。今天，我們不需要熱火朝天的景象了；需要的是能夠冷靜地梳理啟蒙闕失、耐心打造啟蒙的底盤、立意尋找良知外化的意義守成者並不斷使之一天天多起來。
張光芒：我十分贊同「耐心打造啟蒙的底盤」這一富有遠見的提法。這一點既涉及到啟蒙思想資源問題，又離不開啟蒙哲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一個十分迫切的任務是重新梳理建構我們的啟蒙資源。一方面是對於西方啟蒙，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存在著有誤解。比如有人一直認為啟蒙主義就等於理性主義，這就很成問題。如果將伏爾泰的理性主義和盧梭的浪漫主義作為西方啟蒙內在張力的表現，就會有助於我們找到「歷史現場」的感覺。另一方面，我們還要重新理解中國的啟蒙資源。有兩種傾向值得注意：一種認為，我們的啟蒙只要回到五四就行了，就解決問題了；另一種則認為五四啟蒙失敗了，現在它更是過時了。這兩種傾向都不具備可行性。我們必須對五四以來的啟蒙傳統重新理解，尤其要重新發現被遮蔽的東西。在此基礎上繼承現代啟蒙傳統，同時整合西方啟蒙思想資源。「打造底盤」還意味著必須以「扎硬寨」的精神，敢於面對「什麼是啟蒙」這樣的純粹的理論問題。這個問題，在康德的時代，康德做出了回答；在福柯的時代，福柯做出了回答；在中國的今天，我們也要做出回答。這個問題不首先做出回答，爭論就不會消失，思想就不會深入下去。這也是21世紀真正的啟蒙能夠到來的希望之所在。
張寶明：說到希望，我以一位後啟蒙主義者的立場解構20世紀的思想文化啟蒙史並不是本意。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說過：要為20世紀的坎坷、滄桑提供一個歷史的注腳。作為一位人文知識分子，在很多情況下，世紀先驅走過的百年心路也不斷地輻射到我身上，因此我的寫作過程也是和世紀先驅心靈互動的過程。這也是我說過的「我批評的就是我自己」的原因。今天，我們已經無法苛求先哲，但至少我們可以避免再走那條彎曲的路。他們很多有益的思想遺產將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寶貴精神財富，「解構」不是「破壞」，「批評」不是「指責」，在先驅建造的歷史綠洲中再添加營養、滋潤雨露，也許會將我們的啟蒙之路走得更好！如同我曾經指出你的「建構」是「虛擬的歷史」一樣，先生所立意「建構」並希望「一以貫之」的啟蒙架構，也正是我所提倡並舉雙手稱贊的啟蒙路徑之一。
最後，願我們在啟蒙求索的道路上為民族強盛、國民福祉的到來祈禱！

希望能對你有幫助

10. 營銷的四個階段

一個不重視營銷的企業不會是一個好企業，一個只會重視營銷的企業同樣也不會是一個好企業。現代營銷無疑是現代企業發展過程中的重頭戲，但如果一個企業在其發展過程中只是一味地追求營銷，那就等同於只追求利利潤的最大化。現代企業產品的銷售應該經過四個時期，這四個時期是：賣產品→賣信譽→賣品牌→賣文化。能走到最後一個時期的一定是優秀的。
一、賣產品。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商界確實熱鬧過一陣，受了多少年貧窮的中國人面對這個掘金時代很難保持紳士風度。昨天還緊缺的商品一夜之間充盈市場，真可謂是空前的繁榮。在那種繁榮之下，太多太多的商家都在不顧一切地向外兜售自己的產品，以便獲得更大的利益。當初參與兜售產品的那些第一代企業到現在早已所剩無幾了。那時的企業一個飢餓的嬰兒，貪婪地吮吸著市場的價值，卻最終大都經不住市場的考驗而過早的夭折了。對於一個企業或者剛走上市場的產品來說，很多經營者想到的就是如何地把大批的產品賣出去，換來大把的金錢，以解決自身的虧空。
在他們心中，金錢最重要也最可觀，別的東西，比如信譽、質量等等，都是後話。賣產品的時期往往是最激動人心的時期，眼看著自己的產品成批外出，大把的鈔票滾滾而來，那心情沒有切心的體驗是很難想像到的。很多的產品、很多的企業，也正是在這個時期被勝利沖昏頭腦而消亡。這主要是把錢看得太重，本來很好的產品，很好的企業，總想先賺足了錢再去想信譽、想質量，結果蘿卜快了不洗泥，見利忘義。這是大多在賣產品時期遭遇失敗的根本原因。
二、賣信譽。
大浪淘沙，經過市場的洗禮，那些能從賣產品時期走出來的企業或產品，大多是明智的。他們或過早地意識到產品要想在市場中永遠能得以立足，必須得到市場的認同，這個認同就是信譽。現在很多的企業、很多的產品都在講信譽，信譽要抵擋金錢的誘惑，同時信譽更是企業的立足之本。孔子說：「民無信不立。」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講的都是信譽。
2001年有首屆中國信譽論壇上，山東魯花集團董事長孫孟全代表入會企業家在信譽宣言中說：「信譽不僅是道德規范，也是市場游戲規則，更是市場准入證和通行證。」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說：「失去了信譽交易的鏈條，就會斷裂市場經濟，根本無法運轉。」在咨詢活動中，我曾發現這樣一家公司，他們通過一系列的虛假匯報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取得了巨額貸款。在他們得到貸款之後，便用這些資金做起了另外的項目，可悲的是，項目還沒有開始運營，企業便面臨著倒閉的困境。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這家公司的信譽度相當差。天天呆在公司里要拖欠的外地公司就有四五家。有一位洛陽客商感嘆地說：「做了這么多年工作，從沒遇到過這樣的公司。」
他們的產品由於宣傳到位，一個時期內在市場上曾很受歡迎，可惜他們沒有把握好機遇，信譽連連出錯。先是產品質量出現問題，接著是與客戶的信譽出了問題，常常是經銷商貸款早已匯出，產品卻遲遲不到。甚至有的貸款打出，業務代表卻無影無蹤。結果是一邊開拓市場，一邊在自己扼殺市場，不到兩年時間企業基本癱瘓。
現在的市場狀況是，越是大型的企業信譽度越高，越是小型的企業信譽度越低。這也正是消費者相信大型企業，相信名品的主要原因。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小企業更應講求信譽。
三、賣品牌。
中國已經進入了品牌時代，聰明的企業都開始重視公司的品牌、產品的品牌。溫州人是覺醒的最早的一個群體。溫州人從加工廠時代轉到現代的品牌時代，可以說是聰明的溫州人的一種必然。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品牌已經來到了尋常百姓家，從家電到服裝，再到現在的日用生活品，人們的品牌意識越來越強。與此同時，聰明的商家開始把品牌建設提到了企業發展的檯面。品牌時代僅有產品質量是不夠的，僅有信譽也是不夠的。
計劃經濟時代基本屬於賣產品時代，那時皇帝的女兒不愁嫁，酒香不怕巷子深。品牌時代最大的特點是酒香還得會吆喝。這個吆喝並不是你花大把的鈔票到央視做廣告。那些只知道花錢做廣告的公司實際上只是停止在賣產品時期，因為他們通過大量的廣告，宣傳的只是他們的產品，而並非是品牌。這種情況下，產品很可能如白駒過隙，企業很可能會在做高興著大把地點著鈔票的時候，轟然倒掉。這方面的事例不是沒有。當我們企業進入到賣品牌時期時，最起碼證明你注重了產品的質量，注重了市場的信譽，注重了產品的宣傳，更重要的是注重了產品的附加值。現在很多的企業都在希望自己能做成一個百年品牌，當然就是希望自己在市場上永立於不敗之地。這是能說得出來的，但不一定是能做得到的。
看看現在市場上那位數不多的百年企業、百年老店或說百年品牌，有幾家對市場上的同類能形成具大的沖擊？對市場形不成沖擊的品牌，縱有千年歷史只能算是古董。真正的品牌就是要賣得多、賣得快、賣得久、賣得貴、對市場有沖擊力、在消費者心中有影響力，能走到賣品牌時期的企業一定是優秀企業，但離長壽企業百年品牌還差幾步。
四、賣文化。
上世紀八十年代，企業文化進入我國之後，企業文化就逐步被一些英明的企業管家運用。實際上，企業文化在企業發展和市場運作中，只是一種無窮的助力，但決不會成為主力。不能一味的重視，你又不能不重視。當一個企業的產品到了品牌時期的時候，如果再想進步，這個時候最好的東西就是文化。文化可以為你的品牌帶來無限的附加值。當你在為你的好產品在一個市場打不開新的局面，這個時候最好的東西是什麼？是文化。
文化入侵比武裝入侵更可怕，只要精神不死，武裝入侵就沒有勝利可言。但文化可以改變人的思想，思想改變了，還有什麼不能改變的？當代文化入侵的成功典型就是韓國，韓國在經濟達到一定高度的時候開始了他的文化攻勢。這幾年韓國式文化對中國的強勢進攻不能說對我國的市場沒有形成沖擊。過去說，當經濟入侵達不到目的時最後的辦法就是戰爭，現在我認為經濟入侵達不到目的時，就進行文化入侵。看看美國對世界的大范圍入侵，不也是文化在輔著經濟嗎？文化與經濟一旦綁在了一起，給市場帶來的沖擊是無法估量的。對一個民族、一個地區帶來的沖擊也是無法估量的。任何一個禁固的地區或民族，最終被打開大門的不是槍炮是文化。
市場上，可口可樂在賣文化，五糧液在賣文化，海爾在賣文化，同仁堂也在賣文化。文化是品牌的升華，文化不是面向市場喊出的口號。文化的真偽市場是塊試金石，沒有幾年的修煉是不敢到市場上闖的。一個企業、一個品牌，如果走過了品牌時期來到文化時代，離做一個長勝企業、一個長壽品牌，就不會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