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政府营销策略和措施

①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措施有哪些

文章说，大力推动复兴这条古老的海上航路是中国新任领导人提出的第一项旨在加强贸易和促进和平的全球战略。“海上丝绸之路”秉承了古丝绸之路的友好理念，要打造一条新路。它强调加强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的联系，打造一个由港口城市构成的网络。更重要的是，它致力于提高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

文章称，中国由于海上争端而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关系不睦，借助复兴“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中国领导人意图为周边外交政策注入新的生命力，同时缓解紧张气氛。中国领导人想重申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强调强大的中国将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友好的力量，为亚洲和世界提供发展机遇，而不是构成威胁。

参考消息网4月14日报道

②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哪些策略是值得考虑的

一、“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带一路”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延伸国内18个省，覆盖沿线60多个国家，穿越亚洲文明、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甚至相互敌对，不同文明之间也存在着碰撞。中国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发展质量不容乐观，而且过于重视“一带一路”的地缘效益，这会加剧国内地区发展的分裂，引发不同地区之间的不良竞争。
1、从国内发展面临的挑战来看。
“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在于“互联互通”，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必须实现“地区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联通，不同地区之间需要寻找自己的优势，相互配合，才能共同将蛋糕做大、做好。然而，当前却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不同行政区域都有自己的地方利益，如果一些地区地方保护主义色彩过于浓厚，或者是不同地区抢占“一带一路”红利，那么就会使“互联互通”的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现有的官员绩效评价体系存在不合理之处，“一带一路”是大工程，需要长期的投资，一些项目在短时间内很难获取效果，而官员的任期是有时间限制的，一些官员难免会出现“肥了他人田”的担忧。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规模宏大，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一些地区仍然处于“观望”阶段。因此，“一带一路”在国内实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互联互通”，这也是破局的关键。
2、与国内的挑战相比，“一带一路”在国际上面临的挑战则更加艰巨。
首先，一些国家政局本身就处在动荡之中，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比较弱，而“一带一路”主要是“高层政治”之间的合作，看重的是与政府间的合作，选举政治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政府发生权力交替，就会存在中止“一带一路”项目的风险。
其次，沿线国家国内复杂的利益集团问题也是决定“一带一路”项目实施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尤其是有着“火药桶”之称的中东地区教派林立，民族、种族矛盾尖锐，甚至演化为政治矛盾，形成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一带一路”项目如果不能很好地协调好这些国家复杂的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就会存在一些利益集团为利益争夺而对“一带一路”项目进行破坏的问题，从而增加“一带一路”实施的阻力。
最后，沿线国家国内的腐败问题也是“一带一路”不可回避的现实性问题。“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支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一带一路”也是一个海外投资项目，“金钱容易滋生腐败”。
“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这不仅会增加“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成本，严重的话还会造成不公平竞争行为，使“一带一路”项目在海外面临受阻困境。因此，如何确保一个自由、良性竞争、可持续的国际投资环境是“一带一路”项目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核心，也是国际项目合作的“点睛之笔”。
3、“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三大洲，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较明显，如何在差距如此明显的环境下做到“统一”，简化投资程序，降低投资成本，这也是“一带一路”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首先是“货币”的统一问题。“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单位，然而每个国家货币的币值也处于变动之中。因此，如果能够在大家认可的足值货币上达成共识，将会大大提高“一带一路”的发展水平。
其次，交通工具的不统一也是“一带一路”项目实施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当前“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在铁轨轨道尺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货物在运输时候途径不同国家需要进行换轨，例如，中国与中亚国家采用不同的铁路轨道，这不但增加了运输成本，还会限制一些对保鲜条件要求比较高的商品的供应，不利于“贸易畅通”。
最后，沿线国家海关工作也缺乏统一标准。海关是确保对外贸易流通的关键部门，不同国家的海关工作标准存在着一些差异，如果不能得到统一，那么就会使“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效果大打折扣，这也是“一带一路”实施的基础。
为解决这一问题，2015年5月28日，以“互联互通，共建共赢”为主题的“一带一路”海关高层论坛在西安举行，期间提出要在上海建立“一带一路”海关能力培训基地。总之，“一带一路”是一个跨区域的大工程，如果能够做到尊重差异基础上的统一，那么就会打通“一带一路”项目的经络，疏通“一带一路”项目的血液。
4、“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实最终还是要落脚到“人”这个主体上来，而无论是高层，还是当地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则直接影响“一带一路”的落实。
首先，沿线国家政治高层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使其会对“一带一路”本土化的大方针产生直接影响。当地政府高层无法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内涵，难免会在制定政策以及落实政策中有失“一带一路”的战略高度。
其次，“一带一路”深入到当地基层建设，需要依靠当地民众之手支撑，如果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存在偏差，滋生“反华意识”，那么“一带一路”项目就会遭到当地民众的抵触，甚至是破坏，这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来说，无异于灾难性的打击。因此，中国需要在“一带一路”项目落实之前构建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正确认识，破解“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以及“中国威胁论”谣言。
中投顾问在《2016-2020年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深度调研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中指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一带一路”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安全问题。国内的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地区。新疆是“一带一路”战略的西部门户，而近年来，“疆独势力”却异常活跃，在社会上制造各种耸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恶性暴力事件，如果不能对“疆独”势力进行有效控制，必然会对“一带一路”项目造成破坏，并引发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
从国际上来看，“一带一路”途径文明的冲突带，尤其是中东地区民族矛盾、教派冲突以及恐怖势力猖獗，不排除“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成为他们进行敲诈勒索的目标。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财产安全、劳工安全”等也是一项重大挑战。
二、“一带一路”未来发展的应对策略：
中投顾问在《2016-2020年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深度调研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
》中指出，“一带一路”虽然面临巨大挑战，但是也存在着良好机遇，中国要敢于迎难而上，脚踏实地下好“一带一路”大棋局。
1、践行“一带一路”战略首先需要明确实践主体。
政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者，政府主要扮演着开疆拓土、牵线搭桥的角色。政府首先需要实现沿线国家之间的链接，打开沿线国家的国内市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些方面的“必要统一”，在政策层面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企业应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最活跃的部分。商人以追求利益为目标，企业是“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直接承担者，应该成为“一带一路”项目中经济利益的捍卫者。在全球化的今日，跨国公司成为了“海外投资”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也需要有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成为了我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主体，例如中石油等。
然而，一些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国家背景存有偏见，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会导致不公平竞争行为，甚至有不可告人目的。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增加国有企业的透明度，做好释疑、解疑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可以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中去。“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战略，也是我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对于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企业，需要进行甄别，宁缺毋滥，这就需要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企业不仅具有强大的经济能力，还要具有过硬的国际公关能力。
2、要采取多种手段有效应对“一带一路”项目中存在的安全问题。
首先，从国家角度来讲，国家应该倡导沿线国家共同建立“一带一路”联合反恐中心，在中心实现反恐情报共享，反恐行为相互配合的目标，共同应对恐怖势力威胁。
其次，中国应该与沿线国家在安全方面加强合作，以当地政府为主，同时依托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动乱地区设立一道对“一带一路”资产以及海外劳工进行保护的安全屏障。必要时也可以与当地政府协商后派出维护海外资产项目的安全人员，确保“一带一路”项目的安全。
最后，投资本身就意味着风险，为了规避风险，中国企业也可以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共同组成跨国公司，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将“一带一路”蛋糕共同做大做好。
3、积极推动投资建设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本土化”。
在“一带一路”项目落户沿线国家之前，我国需要建立“一带一路”专门研究机构，做足前期准备工作，并且实现与企业的合作，组织有能力的专门研究人员赴沿线国家进行长期、实地考察，分析当地的实际情况，针对当地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及“一带一路”企业的具体特点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促使“一带一路”项目“扎根本土”。此外，智库除了担任研究、考察工作外，还应该发挥桥梁的作用，开启不同国家之间智库的沟通与交流，增强智库层的互信，构建沿线国家决策层对“一带一路”的科学认知。
4、要加强“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工作。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中国走出去的“经济工程”，还是一项巨大的“形象工程”。因此，对“一带一路”的宣传工作需要采取“入乡随俗”的策略，讲求“互利共赢”的原则，使当地人能够真正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去的福利，以及给他们的生活带去的积极改变。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在开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对当地的公益投入，使“一带一路”走过的地方能够印下友好的脚印。
5、设立专门机构对“一带一路”进行科学管理。
对于“一带一路”的实施，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国际政治、国家与国民安全账、大国责任账、全球与地区发展账、民族信心账等等，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专门机构对“一带一路”进行科学管理，难免会使“一带一路”项目顾此失彼，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一带一路”是一项巨大工程，不仅涉及到工程项目建设，还需要与沿线国家进行沟通、协调。
“一带一路”管理机构在设立时应该以项目需要为出发点，根据实际需要设立相关机构。其次，“一带一路”管理机构在设立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多边机制”，实现与当地政府以及其他国家共同管理，一方面可以实现风险共担，另一方面也可以方便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
6、通过制度化机制将“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固定下来。
当前中国“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时主要采取的是政府间合作，“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再加上选举政治的影响，“一带一路”存在着被中止的风险。任何政府间的合作都存在着风险，唯有通过规则与制度将合作机制化，才能够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化机制将“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固定下来，那么就会确保“一带一路”的连贯性与稳定性，促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依旧处于对规则的适应阶段，并没有主导制定新国际规则的实力。
当前世界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对现有国际规则的适应阶段，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无法适应TPP的高度自由化要求，中国应该抓住这一点，将“一带一路”总体保持在现有国际规则的框架内，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去主导制定符合我国利益的新规则，并对一些不合理的规则进行修订，使之能更加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现实发展需要。

③ 推动一带一路的措施有哪些

“推进‘一带一路’有利于中国在更大范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拓展市场空间，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一带一路”建设将大幅拉动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对外投资，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发展，并带动出口增长，这都会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④ 面临“一带一路”的挑战，中国的应对策略有哪些

挑战一：安全风险。任何海外战略，首先要保障的就是人身与财产的基本安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面临着一个趋势、两个环境的复杂局面。一个趋势是指随着中国崛起而“走出去”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数量呈井喷式的增长趋势。截至2014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已达9818.7万人次，且连续4年以年均1000多万的数量增长，已经有2万多家中资企业遍布于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而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这种增长的势头还会进一步得到提升。两个环境是指：其一，就世界大环境而言，世界正在变得更不安全，旧的世界秩序正在重构，全球安全机制正在面临更多的挑战。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在过去6年间，全球162个国家中有111个安全形势在下滑。其二，就小环境而言，“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国家都存在比较严峻的安全问题，且其中的一些国家的安全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西北方面，中亚地区不仅长期受三股势力的袭扰，而且已经遭到了新近崛起的伊斯兰国(ISIS)的恐怖主义渗透。东南方面，缅甸的内战存在一定扩大化的风险，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长期存在着反政府武装、地方自治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等不安全因素。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近期，随着北约在阿富汗的撤出，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局势亦存在着恶化的可能性。
与这一个趋势、两个环境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安全保障上存在某些不足。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比，其根本特征在于中国更侧重于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不是谋求军事上的霸权。这也意味着“走出去”的企业与公民很多时候缺乏国家直接的强力保护。目前，中国的安全保障措施实际上主要是走外交领域内的领事保护，而“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其中央政权对于全国的控制能力相对有限，外交途径的安全保障往往难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随着民企大量“走出去”，中国目前在安全保障上的局限性将会在近10年内暴露的更为明显，并很可能构成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最为紧迫的挑战。
挑战二：政治风险。中国目前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经济输出基本上是以国有大型企业实施的基础建设、基础工程为主，这意味着我们的海外项目必须考虑到所在地较长时间内的政治风险。中国在缅甸的水电、铜矿项目受阻就是一面镜子。就政治风险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政治风险主要来源于大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挑战。“一带一路”战略的设计与提.出主要体现着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阐发的国家战略，但是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当中，并不只有中国一国拥有国家战略，不同国家基于不同诉求都有其各自的国家战略，这其中甚至还涉及“一带一路”以外的一些国家的战略利益问题。首先，中国的国家战略可能会与“一带一路”上的个别国家甚至是个别大国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不匹配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例如，一直谋求南亚地区霸权的印度就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表现出复杂的情绪，它虽然在经济上渴望与中国加强联系，但是在地区影响力上却始终视中国为重要对手。又如，印度尼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长期谋求在其所处区域内的大国地位。其次，由于“一带一路”上许多国家在地缘安全上处于重要地位，属于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许多大国都将其重要战略意义投射于此，因此可能会与中国在战略上存在竞争。例如，俄罗斯视独联体国家为其势力范围，在中亚推进的欧亚联盟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运作就构成了一定影响，而欧亚联盟中的哈萨克斯坦不仅是“一带一路”上极为重要的节点国家，而且其自身也是在中亚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又如美国长期以来将东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近年来频繁利用菲律宾、越南等国遏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印度也一直在谋求扩大其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另外，随着中韩自贸区的推进，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竞争也会难以避免。最后，“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之间在其国家战略层面可能存在彼此竞争与冲突，如长期敌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又如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近年间爆发过激烈的冲突。
第二类政治风险则主要来源于一些国家内部的政局变化。一方面，一些国家曾经有过“仇华”甚至“排华”的历史，在其国内始终存在着“反华”势力，如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这些国家的政治过程越来越受底层民粹意识的裹挟，一些领导人可能会以中国因素来解释其经济失败，以“排华”的方式来谋求其个人政治利益，越南近段时期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另一方面，许多“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正处于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其未来政府倾向甚至政权性质都未确定。例如，缅甸和斯里兰卡政府未来对华政策就存在较大的变数。又如，中亚几国未来的走向亦充满悬念，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总统已执政了20多年，都面临着领导人接班和政治转型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政治风险是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忽视经济重要性的结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的力量与经济的因素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动力，但它们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国家战略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属性是政治性的，因此来自政治方面的挑战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挑战三：经济风险。“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是对中国周边若干区域经济的整合与提升，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战略、中巴经济走廊战略、东北亚经济整合战略等多重区域战略。不同经济区域的重点不同：有的经济区域条件较好，已经具备了海外投资的有利环境(如马来西亚和泰国);有的经济区域在经济战略上非常重要，但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投资无法带来经济上的回报，甚至其投资风险在近段时期内还会有所增加(如巴基斯坦和中亚、非洲的部分国家)。这意味着在“一带一路”的整体框架下，各个经济区域的发展现状与中国力图在该区域内实现的经济目标都是不同的。
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国家的资本输出基本上是以海外基础工程建设为主要途径，这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经济效益问题。相比于高技术含量、高回报率的经济领域，基础建设面临着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因素较多等问题。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区域，铁路、港口等基础建设实际上很难在短时期内见到效益，甚至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面临亏损运营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工程安全与工程管理问题，即大量人员长期在海外工作所带来的管理问题、安全问题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问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推进中，普遍存在着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型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不同步，因此也造成了制度供给上的不平衡。大批“走出去”的中小型民企既缺乏信贷、保险方面的制度支持，也往往难以得到有关管理部门的政策指引、信息服务，其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信息问题、安全问题都更加严峻，因此，也让民间的海外投资行为呈现出短期化、投机化、泡沫化的不良倾向。
二、应对策略及其建议
鉴于上述三重挑战，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整合外交、安全、商务、金融等多部门的资源，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进行组织机构上的针对性设置。比如在外交上可以考虑围绕“一带一路”的战略设计进行针对性重组。除此之外，外交、情报系统等部门视野相对狭窄、机构重置等问题也要引起重视，在充分考虑保密、忠诚等要素的前提下，培养并挖掘复合型人才。可考虑在研究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人才流动机制。
第二，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安全机制。市场化的安保力量应该在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当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在条件成熟时，可参考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做法，适度放开安保市场，引入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来完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安保机制。一方面是要通过改变现有的审批与监管限制，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另一方面是要实现在敏感地区的安保去官方化，从而可以更为灵活、有效。
第三，对“一带一路”上不同国家的政治走向保持密切关注，对于一些存在不确定风险的国家应该加大信息收集与分析的力度。在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大原则下，中国应该考虑建设性地接触所在国的各方代表，而不是过分局限于政府，应该考虑扶持亲华的进步力量。
第四，可适当借鉴日本的企业外交模式，以国企作为战略外交的桥头堡。大型海外工程应配套以企业外交的系统性工作，并承包给专门的专业组织来完成。此外，应构建智库、研究机构、企业、管理部门、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海外利益保护平台，实现信息、人员的充分流动。
第五，要重视发挥民间商会的作用。要鼓励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以组团的方式来保障自身的权益。在部分安全形势较差的国家，可以考虑建立强制入会的制度，积极鼓励国有大型企业加入商会，并在国有大型企业、华人社区与民企商会之间建立常态的沟通机制与紧急状态下的互助机制。
第六，完善信贷、保险、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机制。不仅要对国企保驾护航，而且要为民企“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与市场资源。应该切实研究民企“走出去”的信贷、保险机制和信息服务体系，为民企提供当地的经济、文化、法律、税收、治安等多方面全方位的信息。除此之外，可考虑适度开放面向华人华侨的融资渠道。
第七，应充分发挥华人社区、侨界的作用。目前一些地区的华人社团流于形式，缺乏组织能力并不能起到沟通华人华侨的作用。应考虑与华人华侨开展深入的互动，打破陆、港、澳、台以及地方华裔的界限，整合并建立信息分享机制。
第八，要避免重经济轻人心的做法，注重与所在国民间社会互动。在西方的外交、情报工作中，教会与基金会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应该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考虑扶持中国的爱国宗教团体借鉴西方教会的经验进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成立教育、卫生等多方面的基金会争取当地的民心。除此以外，现有的外国留学生规模应以扩大，并向“一带一路”的国家进行倾斜，最好能够以直接与当地社区互动的方式选拔留学生，而不是主要依赖于当地政府部门的推荐。建议以非官方化的形式接地气，要用民间互动的方式来争取民心。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多个国家，其具体情况往往差异极大，因此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既要有长远战略的眼光，又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权衡针对性的策略。从目前来看，在西北方向应以安全机制的建设为主要工作内容，而在东南方向则可以更多地开展经济与社会整合的工作。

⑤ 一带一路的具体措施有哪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其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已上升到新的国家重点发展战略。两会之后，全国各地和金融业马上投入到这三大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实施的具体工作之中。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已制定出相关政策措施并付诸实践。金融业支持“三个支撑带”战略实施的系统性、全局性的战役悄然拉开大幕。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今年两会精神，就金融业支持国家重点战略实施，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金融机构，今天推出“聚焦金融支持三大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实施特别报道”，敬请读者关注。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显然，“一带一路”将为沿线国家的资源与优势互补提供新的合作契机，那么这对正翘首以盼的国内金融机构而言，又将带来哪些机遇？ 设施联通将成金融支持 重要着力点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这既包括沿线国家的交通道路、油气管道、能源以及港口基础设施等，又包括关键通道和节点上的交通运输网络和商贸物流中心等。 这些跨境项目资金需求量巨大，与此同时，国内部分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以及重复建设的局面，设施联通无疑为我国输出产能提供了渠道，多家国内银行正在这一领域内角逐，以抢占市场先机。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已经以发放贷款或投资“走出去”企业发行债券的方式，支持了中吉乌公路、中哈原油管道等跨境通道项目建设，正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带动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的重要经济增长动力之一。目前许多银行正针对“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需求和特点，创新跨境融资方式。 就国内而言，从“一带一路”的愿景看，许多地区都可以从中寻找到定位和机遇。比如新疆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福建则着力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成都、南昌等城市将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在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就建议强化节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得沿线城市群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中，丰富完善不同分工定位的区域配套。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对内是一个辐射全域的开放格局，特别是内陆城市将成为开放的前沿阵地，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从而有利于吸引金融资金、社会资本等要素资源向中西部地区流入。 贸易畅通 亟待金融服务创新 “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扩大外贸、优化贸易结构的作用不言而喻。投资和贸易壁垒的消除以及与沿线国家的自贸区谈判合作，将使得贸易投资更加便利，从而为国内企业开拓出更大的市场。 不论是外贸还是投资，都需要先进的金融服务体系作为支撑，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会产生跨境贷款、结售汇、跨境人民币结算等方面的需求。特别是，近几年来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中的应用规模不断扩大，帮助境内企业减少了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随着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畅通，诸如外汇集中管理、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金融创新需求会越来越大，这些已经在上海自贸区取得的成功经验，有望在其他具备条件的地区进行复制和推广。 同时，国内大型银行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诸如中行、工行等已经初步建立起海外网络体系，而面对对外贸易投资金融需求的更加多元化，这些银行机构既扩大了客户范围，比如跨国集团公司、离岸金融客户等，还在融资、信用证、债券等方面主动创新，服务全球客户的能力不断提升。 此外，我国与沿线国家在能源金融、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需求也在增加，沿边地区和城市对跨国公司集聚的吸引力也在增强，不排除在重要节点上出现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进而吸引各类资源要素的聚集。 资金融通前景可期 优势各异，互补性强，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现实基础。很多亚洲的新兴国家储蓄率很高，在对外投资上具有较高的积极性，这从多个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可见一斑。《愿景与行动》指出，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可以预见，双方或多边的经贸往来和投融资会产生大量的资金融通与货币流转，同时也为扩大人民币影响力提供了国际市场。 比如，2014年9月25日，哈萨克中国银行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挂牌，成为哈国境内第一家人民币清算行。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不断推出，也为境外人民币回流提供了通道，国外机构和个人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不断增加。 同时应看到，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幅调整中，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正在重塑，资本跨境流动的频率和复杂性在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去经贸、投融资方面的资金融通外，合作机制还应嵌入货币稳定、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我国应引入合作方的先进征信、评级发展和管理经验，以促进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

⑥ 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采取了哪些措施

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措施：
一、信息化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信息化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性工程和不可或缺的驱动要素。发展数字丝路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缩小数字鸿沟，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2016年1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报告(2016)》，该报告共采集88个国家的数据，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40个。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第7位，在产业与技术创新、信息化应用效益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这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数字化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各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呈现明显不均衡特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东亚、东南亚、中东欧国家的排名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中亚、南亚、非洲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则相对落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发展不仅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各国家之间不同指标的发展情况也存在明显差异。发展水平存在不均衡，也意味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广泛深入信息化合作具有较大的可能性。
三、网络基础设施存在巨大合作潜力。
近年来，“一带一路”国家在积极制定和加快推进固定宽带发展计划。中亚、南亚、非洲部分国家网络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这些国家亟需大力推进光纤到户工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中国在光缆通信设施、网络通信服务器制造等领域，已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生产服务整体格局，具备为“一带一路”国家优化升级网络基础设施的坚强实力。
四、移动宽带普及存在快速提升空间。
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缅甸、老挝、印度、孟加拉国的移动宽带普及率尚未达到10%，这些国家可以充分把握移动宽带用户接入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智能终端接入设备价格大幅下降的机会，提升移动宽带普及率。中国在4G移动网络建设，5G网络标准研发制定方面具有优势地位，并且智能手机的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移动宽带普及率的提升。
五、产业技术创新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国家充分意识到创新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都在努力不断提升自身创新水平。以色列、新加坡、韩国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对创新投入不断加大。中国积极开展国产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网络安全关键软硬件技术攻关和应用推广，形成一系列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根据“一带一路”国家的国情特点，可以加大各国之间产业密切合作程度，推动信息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六、数字经济存在广阔发展前景。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的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创新活跃，在产业发展、商业应用、社会服务和个人生活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这些发展经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此外，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在线文化娱乐方面有较好探索，特别是跨境电商有利于跨越国家之间的地理障碍，为沿线国家的综合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提供便捷化服务。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移动互联网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可以分享最佳实践，推动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创新。
七、国民数字技能需要持续提升。
“一带一路”国家需要重视信息化在提高国民素质和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拉克、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家，亟需提高国民应用信息技术的数字技能。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偏低，居民受教育年限存在较大提升的潜力，全面提升国民的信息素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完善相关政策法规，采取各类措施提高国民数字技能。
八、网络空间治理亟待开展多边合作。
“一带一路”国家亟需加强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以及信息化发展政策协调方面的合作，解决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促进各国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相继制定出台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打击网络攻击等违法行为。特别是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环境下，网络空间安全面临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形势，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处理好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动共赢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发展合作具有较大空间。通过信息化合作，可以通过畅通的信息流加速人、物、技术、资金的流动，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共同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

⑦ 中国政府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具体有什么举措

外交出访，宣传理念，
设立丝路基金，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产能输出，谈成若干基础工程建设项目，并产生良好效果，进行榜样示范。

⑧ 推动一带一路的措施有哪些简答题

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版权和领土完权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

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8)一带一路的政府营销策略和措施扩展阅读：

战略实施：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收获早期成果。

签署合作框架：与部分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与一些毗邻国家签署了地区合作和边境合作的备忘录以及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编制与一些毗邻国家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

推动项目建设：加强与沿线有关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推进了一批条件成熟的重点合作项目。

⑨ 一带一路战略采取哪些措施的最新相关信息

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措施：

一、信息化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信息化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性工程和不可或缺的驱动要素。发展数字丝路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缩小数字鸿沟，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2016年1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报告(2016)》，该报告共采集88个国家的数据，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40个。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第7位，在产业与技术创新、信息化应用效益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这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数字化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各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呈现明显不均衡特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东亚、东南亚、中东欧国家的排名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中亚、南亚、非洲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则相对落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发展不仅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各国家之间不同指标的发展情况也存在明显差异。发展水平存在不均衡，也意味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广泛深入信息化合作具有较大的可能性。

三、网络基础设施存在巨大合作潜力。

近年来，“一带一路”国家在积极制定和加快推进固定宽带发展计划。中亚、南亚、非洲部分国家网络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这些国家亟需大力推进光纤到户工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中国在光缆通信设施、网络通信服务器制造等领域，已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生产服务整体格局，具备为“一带一路”国家优化升级网络基础设施的坚强实力。

四、移动宽带普及存在快速提升空间。

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缅甸、老挝、印度、孟加拉国的移动宽带普及率尚未达到10%，这些国家可以充分把握移动宽带用户接入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智能终端接入设备价格大幅下降的机会，提升移动宽带普及率。中国在4G移动网络建设，5G网络标准研发制定方面具有优势地位，并且智能手机的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移动宽带普及率的提升。

五、产业技术创新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国家充分意识到创新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都在努力不断提升自身创新水平。以色列、新加坡、韩国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对创新投入不断加大。中国积极开展国产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网络安全关键软硬件技术攻关和应用推广，形成一系列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根据“一带一路”国家的国情特点，可以加大各国之间产业密切合作程度，推动信息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六、数字经济存在广阔发展前景。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的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创新活跃，在产业发展、商业应用、社会服务和个人生活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这些发展经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此外，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在线文化娱乐方面有较好探索，特别是跨境电商有利于跨越国家之间的地理障碍，为沿线国家的综合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提供便捷化服务。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移动互联网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可以分享最佳实践，推动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创新。

七、国民数字技能需要持续提升。

“一带一路”国家需要重视信息化在提高国民素质和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拉克、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家，亟需提高国民应用信息技术的数字技能。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偏低，居民受教育年限存在较大提升的潜力，全面提升国民的信息素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完善相关政策法规，采取各类措施提高国民数字技能。

八、网络空间治理亟待开展多边合作。

“一带一路”国家亟需加强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以及信息化发展政策协调方面的合作，解决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促进各国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相继制定出台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打击网络攻击等违法行为。特别是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环境下，网络空间安全面临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形势，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处理好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动共赢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发展合作具有较大空间。通过信息化合作，可以通过畅通的信息流加速人、物、技术、资金的流动，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共同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