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鼓乐队培训机构

A. 沧州市学吉他的地方

彩虹桥西200米 摇摆琴行 还可以学架子鼓等

B. 我国唐朝时流行什么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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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
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
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
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唐代大曲，筒称“大曲”。它是在唐代民歌、曲子的基础上，继承了汉魏以来清乐大曲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大型歌舞曲。

唐代大曲之所以兴盛，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唐代各族音乐的进一步交融为唐代大曲的发展，提供了最方便的条件。前面已经提到，南北朝以来属于清乐系统的汉族民间音乐与各少数民族音乐经过长期交流与融合，在隋唐时代已产生称为“曲子”的新民歌。唐代大曲，实际上就是用这些“曲子”组合而成的一种大型套曲。与此同时，西凉、龟兹、疏勒、高昌等少数民族音乐，吸收了汉族音乐的养料，在艺术上有所提高，在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已普遍突破了原有的歌曲、舞曲、解曲的简单形式，创造了本民族的“大曲”。其中一部分、曾以“胡部新声”的名义，在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从河西（今甘肃）地区传入长安一带，受到时人极大的重视。唐玄宗为此还公布了“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奏”的诏令（《新唐书·礼乐志》）。因此，当时大曲中的《胡旋》、《胡腾》等所谓“胡部新声”在社会上风靡一时（图57）。

此外，地处祖国东南、西南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音乐，如琉球（今台湾）的一种“一人唱，众人和”（《隋书》）的歌舞音乐与南诏（今云南大理）、吐蕃（今西藏）的民间音乐，都陆续传入内地，对以“杂用胡夷里巷之曲”为特点的唐代大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同时，祖国内地盛行的《破阵乐》、《六么》、《凉州》等大曲，也在这时传入吐蕃与南诏，对当地音乐在艺术上的提高，起了有益的影响。

第二，唐代统治者历来重视大曲。早在建国初期，即依隋制在宫廷里设置了?乐、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安国（今中亚布哈拉）、扶南（柬埔寨）、高丽等“九部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又增入高昌一部，改为“十部乐”，在宫廷举办的重要庆典或宴会上进行演出。九、十部乐演奏的乐曲，有一部分是唐初在汉族清乐基础上吸收西凉或龟兹等少数民族音乐创作的大曲。如贞观年间张文收作的?乐——《景云河清歌》等。其余则是各民族或各国的传统乐曲，其中不少是大曲。唐玄宗时，根据表演方式立奏或坐奏，称为“立部伎”或“坐部伎”。其曲目大都是唐初及唐玄宗时大曲的新作。属于前者的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等八曲；属于后者的有《?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等六曲。唐玄宗时，适应朝野尽情享乐的需要，还设立了“千秋节”等节日。届时从中央到地方文武百官放假三日，欢宴歌舞。这也是促使唐代大曲兴盛的一个原因。

第三，从汉末以来，随着正统儒学的崩溃，道教和从西域传入的佛教日益受到统治者重视。唐代统治者鉴于隋代复亡的教训，实行佛、道、儒三教并重的方针，把它们作为思想上统治人民的工具。在三教中，尤以佛、道两教为重要。唐太宗本人并不信佛，他在《贬萧瑀手诏》中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但是他却大力提倡佛教，优礼僧人。例如他为了剃度当时最有名的僧人玄奘，在长安举行了空前盛大的仪式。据《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剃度之日，由太常卿率太常寺的九部乐，万年县令和长安县令各率“县内音声”，分乘一千五百多辆“音声车”，随在玄奘、诸寺僧众及文武百官之后，作为仪仗，场面十分壮观。一路上乐声震天，沿街观众达数万人。到达大慈恩寺后，在大殿佛像前演出了九部乐及大曲《破阵乐》还有百戏等。

当时除用世俗大曲在佛前供养外，不少寺院都培养了一批以奏乐歌舞为业的僧众。他们主要演奏用大曲的曲调或形式编成的宣传佛经教义的“法乐”与一部分称为“法曲”的世俗大曲。例如唐初长安的清禅寺，水陆庄园、府库充溢，是长安所有寺院中最富的一个寺院。该寺就有二十个专学“鼓舞”的“净人”。每逢节日，即在佛前演奏。由于该寺“声伎之最，高于俗里”（唐道宣《续高僧传》），所以观看如云，热闹非凡。唐代著名高僧少康曾经说过：佛经好比是苦口的良药，“郑卫之声”好比是蜜糖。要使人相信佛经的教义，只有用蜜糖涂口，才能使人易于接受（《续高僧传》）。他的话，可能说出了唐代“法乐”（包括“法曲”）何以特别兴盛的原因所在。

唐代佛前演奏大曲“供养”的具体情景，现在敦煌佛教壁画中还可见到。例如敦煌220窟，北壁初唐“东方药师净土变”中的歌舞图，即其典型的一例（图58）。

图中两边是伴奏乐队，中间有四个女性舞者，分为两组，各在一个小圆毯子上翩然起舞。伴奏乐队共28人。右侧上席有筝、排箫、尺八、方响（十六板）、筚篥、琵琶（形制特异：曲项、槽近圆形、五弦、五柱、手弹）；下席有笛（二人）、杖鼓（三人）、拍板、钹、一人似在歌唱。左侧上席有拍板、筚篥、尺八、笙、竖箜篌、铜钹，一人情况不明；下席有拍板、贝、鼓三种、笛、一人似在歌唱、一人情况不明。这个乐队，从其乐器来看，似为清乐、西凉、龟兹的混合乐队。从乐人的服饰、形貌来看，除部分汉族乐人外，不少是西域的乐人。中间的舞者，有两人上身赤裸，头戴宝石冠，头发散开，下身穿宽大的长裙，双臂挽着飘带，在作大幅度的旋转动作。据《维摩诘经讲经文》“萧笛弦管，螺钹铂铜，齐声而竟演官商，合韵而皆吟法曲，”“紫云楼上排丝竹，皇国庭前舞《柘枝》”的话来看，此图在佛前表演的有可能就是《柘枝》这类来自西域的大曲。

在唐初，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大曲创作最为突出主要有《破阵乐》、《庆善乐》、《景云河清歌》与《鸟歌万岁乐》。《破阵乐》又名《秦王破阵乐》或《七德舞》，它原是武德初年唐太宗军中创作的。其声调“粗和啴发”（唐杜佑《通典》），描写了唐太宗四处征讨，建立唐帝国的功绩。白居易《七德舞》诗说：“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舞时擂动大鼓，“声振百里，动荡山谷”，确实能激昂志气，振奋精神。

开元天宝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繁荣，国势强盛；一方面朝廷纵情声色，追求神仙，社会矛盾在酝酿、发展，所以大曲创作的思想内容也较为复杂。有歌颂唐玄宗自潞州夜半入京，诛韦后，举兵夺取政权的《夜半乐》，有描写唐玄宗游月宫见到仙女嫦娥的神话故事的《霓裳羽衣曲》；有《胡旋》、《胡腾》等大量专供娱乐或脂香粉气、敌作媚态的作品，也有在一定程度上对唐玄宗穷兵赎武不满的《伊州》，或描写沧州乐工何满子“愤懑”之情的《何满子》等作品。

中唐以后，国势日渐衰微，地方藩镇割据日益严重。宫廷创作除《中和乐》等少数作品外，其余如《定难乐》、《越古长年乐》、《继天诞圣乐》等，几乎都是各地节度使命令当地“衙前乐”里的乐工创作的。在这个时期的创作中，《南诏奉圣乐》和《葱岭西曲》是比较突出的作品。前者是南诏王异牟寻（今云南白族）令人用南诏民间乐曲为素材创作的。此曲皮映了南诏地区人民渴望“内附”，即归顺唐朝、实现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后者是宣宗（847—859年）时的创作。当时西域河、湟地区人民，不堪忍受吐蕃奴隶主贵族的野蛮统治，在张议潮领导下举行起义。公元八五一年，唐宣宗正式任命张议潮为节度使。公元八五七年，吐善将军尚延心以河湟二州降唐。这首乐曲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表现了葱岭人民“乐河湟故地归唐”的愿望（《玉海》引《志》）。

唐代大曲的艺术性，以清乐大曲为最高。唐大乐署规定，乐工学一曲清乐大曲要六十天，而学习张文收作的“?乐、或西凉、龟兹、疏勒、高昌与安国、天竺等大曲，只要学三十天。大曲中的“法曲”，因为接近清乐的传统，其艺术性也很高。

大曲的曲式，一般由“散序”、“歌”、“破”三部分组成。“散序”是一种散板的引子，以器乐演奏为主。“歌”又称“中序”，一般以抒情的慢板歌唱为主，并配有舞蹈。“破”以快速的舞曲为主，有时也配有歌唱。这三部分各由若干“叠”（乐段）组成。一般“散序”中有一称为“靸”的过渡段；在“歌”中则有“歌头”、“�”、“正�”；在“破”中又有“入破”、“虚催”、“滚遍”、“实催”、“歇拍”、“煞滚”等区分。其内部结构与节奏、速度变化，要比六朝时期的清乐大曲复杂得多。唐代大曲典型曲式的实例有《霓裳羽衣曲》（介绍见后）等。但是也有大量作品，在曲式上育各种变化，有的只有“歌”与“破”两部分，如《水调》、《胡渭州》等等。而且不同乐曲各部分“叠”数也可多可少，如《伊州》歌三叠，“排遍”二叠。各叠所配歌辞，有的全为五言诗，如《陆州》：有的则五言、七言并用，如《伊州》歌的前二叠为七言诗，后三叠全为五言诗（《乐府诗集》）。各叠曲调，有的是原曲重复；有的是换头重复；有的是同一曲调的变奏；有的可能男换新调。如《武媚娘》的“歌”共四叠，一至三叠为同一曲调重复；“破”共两叠，是另一曲调重复（《五弦谱》）。与《武媚娘》情况大致相同的还有《胡渭州》，此曲“歌”为《胡渭州》调，“破”为《回纥》调（《太平广记》引《广神异录》）。又如《秦王破阵乐》前后两叠，是换头重复。《韦卿堂堂》共六叠，可能是同一曲调的变奏（均见《五弦谱》）。此外唐代大曲各个乐段还大量使用了“重尾”的手法，即各段均有一个相同的叠句构成尾声。

唐代大曲主要是用同一宫调贯穿到底，但也较普遍地使用了“犯调”（即转调）的手法。早在隋代初年，音乐家万宝常就已提出“八十四调”的理论，即十二个半音，每个半音都可当作调首，每调可构成七种调式，共为分属十二个宫的八十四种调式。但是除宫廷雅乐外，一般歌舞大曲实际运用的，最多不过属于四个宫的二十八种调式。即“燕乐二十八调”或“俗乐二十八调。”它与南北朝以来清乐大曲所用“清商三调”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唐代大曲使用转调的乐曲有唐初武则天时期宫调转接角调的《剑器》大曲。

唐代大曲的伴奏乐队形式多样。清乐乐队所用乐器主要有编钟、编磬、琴、瑟、击琴、琵琶（阮）、箜篌、筑、筝、节鼓、笙、笛、萧、篪、埙等十五种乐器。这些乐器里的击琴是南齐时创制的新乐器，其形状与琴相似，但以管承弦，用竹片敲击发声，其他都是汉族的传统乐器。西凉乐队所用乐器有编钟、编磬、弹筝、搊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曲项）、五弦琵琶、笙、萧（排萧）、大筚篥、长笛（萧）、横笛、腰鼓、齐鼓、檐鼓、铜拔、贝等十九种乐器。其中，卧箜篌的形制似瑟，七弦，用拨子弹奏。竖箜篌有二十二根弦，竖抱于怀，其形制与希腊等地的竖琴（哈铺）相似，汉代已流行于中原地区。琵琶即曲项琵琶。筚篥有大筚篥和竖小筚篥两种不同的形制，是一种口上插有芦哨的管乐器。腰鼓是一种两头粗、中间细的鼓，用手拍击。齐鼓状如漆桶，鼓面如麝脐。檐鼓状如小瓮。铜钹又名铜盘，以皮绳连接相击发声，即今天的钹。贝即法螺，是一种吹乐器。这些乐器中，如琵琶、五弦琵琶、大小筚篥、腰鼓、铜钹等都是龟兹乐队的特性乐器，它们组合起来接近一个完整的龟兹乐队。钟、磬、弹筝、搊筝、笙、萧、长笛等又都是汉族传统乐器，可以说，西凉乐队是汉族与龟兹的混合乐队。龟兹乐队所用乐器有竖箜篌、琵琶（曲项）、五弦琵琶、笙、横笛、萧（排萧）、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十五种乐器。羯鼓一般横放在木座上，用两根鼓杖敲击，可敲击得速度很快，有所谓“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的对敲击者的赞语（唐南卓《羯鼓录》）。它也是龟兹乐队的特性乐器之一，在乐队中可起指挥的作用。都昙鼓的形制与腰鼓相似而略小，用鼓槌敲击。毛员鼓的形制像都昙鼓而略大。答腊鼓的鼓面比羯鼓大，而鼓框较羯鼓短，用手指敲击，又名楷鼓。

此外，还有一种规模很大的?乐乐队，所用乐器有编磬、大方响、搊筝、筑、卧箜篌、大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小琵琶、大五弦琵琶、小五弦琵琶、大笙、小笙、大筚篥、小筚篥、大萧、小萧、正铜钹、和铜钹、长笛、短笛、尺八、楷鼓、连鼓、鞉鼓、捊鼓、贝、吹叶、毛员鼓等二十九种乐器。有的时候，贝、吹叶、毛员鼓、尺八、楷鼓、筑等乐器可省去不用。这个乐队是从当时流行的各种乐队中选取有代表性的部分乐器，配成高音、中音、低音（如小箜篌、卧箜篌、大箜篌与短笛、尺八、长笛等）或高低音的（如大小琵琶、大小五弦琵琶、大小笙，正、和铜钹等）乐器组，编成一个综合性的乐队。这个乐队在音色与音量的变化方面，比之其他乐队有相应的长处。

《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的一首著名的法曲。传说它是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的创作。

它的内容描写了唐玄宗响往神仙而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所以中唐诗人白居易在元和年间见到当时宫廷里表演此曲时，舞者“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缨累累佩珊珊，”俨然是一副道家仙女的打扮。其舞姿也是“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抑无力，斜曳裙时云欲生”，“烟蛾�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和微之》），看来其意境与月宫的神话是吻合的。

《霓裳羽衣曲》乐谱早已散失，只有个别片断还保存在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里。据中唐诗人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和微之》的记载，全曲共分三十六徧（段），由散序（六徧）、中序（十八徧）、曲破（十二徧）三部分组成。散序的六徧全是自由节奏的散板，由磬、萧、筝、笛等乐器独奏或轮奏，不舞不歌，所谓“磬、萧、筝、笛递相搀，击、擫、弹、吹声逦迤”，“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中序又名拍序或歌头，它可能是一个慢板的抒情乐段，但中间可能还有由慢转快的几次变化。它有歌有舞，也有器乐伴奏，所谓“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曲破又名舞遍，以舞为主，可能只有乐器伴奏而没有歌唱。开始时，有散板的引起，称为“入破”。白居易的《卧听法曲〈霓裳〉》诗称：“朦胧闲梦初成后，婉转柔声入破时”，可见其曲调是相当抒清的，不过很快就转入“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的快板部分。这一部分在转入快板前可能有一个由散板入快板的过渡段“虚催”，中间也可能还有由快转更快的几次变化。此曲结尾时节奏再次放慢，然后拖长一音作结，白居易自注云：“凡曲将毕，皆声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长引一声也”，可见《霓裳羽农曲》由于曲情的要求结尾处没有像别的大曲那样采用极快的“煞衮”作结。

此曲的伴奏乐队，除了前面提到的磬、萧、筝、笛以外，白居易还提到“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筚篥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霓裳羽衣歌和微之》），就是说还用到箜篌、筚篥、笙等乐器。而唐文宗在宫廷里表演时，却用了玉磬四簴（架）与琴、瑟、筑、萧、跋膝管、笙、芋各一件。看来其乐队编制比较接近清乐的系统，这一点可能与它追求文雅的效果有关。

此曲的音乐，据《碧鸡漫志》引唐郑嵎《津阳门诗注》的记载，其“散序”是唐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回宫之后依据他对女儿山的神奇想象写成的。这一部分白居易认为相当精彩，所以他在《重题别东楼之一》诗中说“宴宜云髻新梳后，曲爱《霓裳》未拍时”。歌与破则是在凉州进天竺的《婆罗门》曲以后，吸收它的曲调续写而成的。所以在《霓裳羽衣曲》中，既有本国的创作曲调，又有外来音乐的改编曲调。而外来音乐则取自印度的佛曲，用它来表现中国道教的神仙故事。由此可见，《霓裳羽衣曲》对于外来音乐的吸取，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新奇的感觉，表现作者所追求的那种神幻莫测的境界，在艺术上是有独创性的。

《霓裳羽衣曲》的例子，说明唐代大曲已有了庞大而多变的曲体，它的艺术表现、意境创造以及对外来音乐的吸收与融化都显示了唐代宫廷音乐所取得的成就。

教坊、梨园及其他

唐代的音乐机构很庞大。唐初，在西京长安、东京洛阳都设有太常寺、大乐署和教坊等中央音乐机构，但当时教坊的地位并不重要。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改组了大乐署，将其中唱奏民间音乐的乐工分出来，单独成立了四个外教坊和三个梨园。从此以后，教坊与梨园逐渐受到重视。地方府、县在唐初已有“县内音声”，盛唐以后已普遍建立了“衙前乐”的音乐机构，规模比以前有所扩充。

唐玄宗时原有的一个内教坊设在禁苑内的蓬莱宫侧。新设的外教坊，两个在长安，两个在洛阳。长安的外教坊，一个设在延政坊，名为左教坊，以工舞见长；一个设在光宅坊，名为右教坊，以善歌取胜。洛阳的两个教坊，都设在明义坊。这些教坊与大乐署不同，它们都直属宫廷，由宫廷派中宫（宦官）为教坊使管理全教坊的事务。

唐玄宗时的三个梨园，一个设在长安宫中，主要表演法曲，并担任唐玄宗新作的试奏任务；一个设在长安的太常寺里，称为“太常梨园别教院”，主要试奏艺人们创作的法曲；一个设在洛阳的太常寺里，称为“梨园新院”，主要演奏各种民间音乐。

在这些音乐机构中，宫中的梨园有从坐部伎里选出的优秀男乐工三百人；还有女乐工几百人，住在宫中的宜春院。他们全由唐玄宗亲自指导，称为“皇帝梨园弟子”，艺术水平最高。稍次，则是宫中的内教坊，其乐工有男有女，女乐工依色艺的高低分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的称为“内人”，住在宫里的宜春院，人数最少，她们每逢表演大型的、艺术性很高的歌舞时总站在舞队首尾的重要位置上，所以又称“前头人”。其次则称“宫人”，人数较多。再次称为“�弹家”，她们都是普通百姓家的姑娘因容貌秀丽被强征入宫为奴的。她们以弹奏琵琶、五弦、箜篌、筝等乐器擅名，歌舞则不精。所以唐崔令钦的《教坊记》说她们练习一个多月还不一定能演出的歌舞，内人只要练一天就行了。艺术水平次于内教坊的则有长安的外教坊与太常梨园别教院，它们约有乐工几干人。艺术水平最低的当推洛阳的梨园新院与教坊，前者有乐工一千五百人。在这些乐工中，只有技艺优秀者才有资格选进长安的教坊（《乐府杂录》）。此外，宫中的梨园还附设有一个“小部音声”。它由三十几个十五岁以下的孩子组成，曾在天宝十四载因演出新作品《荔枝香》而受到唐玄宗的称赞，可见它也有一定的艺术水平。

至于府、县所属的“衙前乐”，在盛唐时期主要演出各地的民间音乐和散乐、百戏等。中唐以后，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一些重要府治所在地的“衙前乐”，也承担了创作演出歌舞大曲的任务。

唐代这些音乐机构中的乐工，总数大约在万人以上，其来源一部分是世世代代都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乐工，或是因犯罪而沦为“工乐”的良民（普通百姓）和少数官宦家属。工乐的地位比官奴婢稍高。他们除了只能与同等级的人通婚和官奴婢相同外，稍有不同的就是他们都按“番上”制度服役，就是说每年按一定的时间到所属为机构去服役，服役的时间是一年四个月。此外，唐代统治者还从各个州县征调近万的艺入进京服役。这些艺人称为“音声人”。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可以与良人通婚，可以与良人一样“受田进丁”，其赋税及徭役则以其地之远近按一年四、五、六番，即一年三个月，二个月另十二天或二个月的办法进京服役来代替。

唐代乐工的社会地位和处境都是相当坏的，他们的生死实际上完全没有保障，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统治阶级打死或处以各种刑罚，例如梨园笛工尤承恩，因为得罪了洛阳令崔隐甫，被唐玄宗命令打死（宋·王谠《大唐新语》）。又如中唐贞元年间，有个官吏叫宋沉，他耳聋，根本听不到声音，也不懂节拍，对音乐一窍不通，但是却要冒充内行。有一次，皇帝召见他，让他当场对教坊乐工演奏的乐曲的得失发表评论。他迟疑半天没说出话来，旁边站着的乐工都笑他。他为了在皇帝面前逞能，忽然指着一个乐工，说他大逆不道，说他的灵魂已经不在自己身上。于是这个乐工被皇帝当场杀害，另一乐工也被迫自杀（唐·南卓《羯鼓录》）。

唐代的统治着为了自己音乐享乐的需要，规定从各地征调来的乐工必须在长安或洛阳的大乐署中进修。他们学习的课程依难易的程度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清乐大曲六十日成，大文曲三十日，小曲二十日。?乐、西凉、龟兹、疏勒、安国、天竺、高丽等大曲各三十日成，次曲各二十日，小曲各十日。散乐、雅乐大曲各三十日成，小曲二十日（《唐六典》）。而且他们起码要学会难曲五十曲以上，并能参加演出者才能毕业（《新唐书》）。一般说来，学最难的大部伎要学三年，次难的部伎要学二年，最容易的小部伎只学一年。大乐署对担任教学的大乐博士，音声博士，助教博士等较高级的乐工还规定了每年要根据学生的质量来考核成绩，一般可分上第、中第、下第三等。成绩卓著者可得官职，但乐工的身份是不变的；成绩拙劣者则要降低或除名。学生在学期间，一切费用都由自己负责，学习期满以后每年仍要有几个月的时间无偿地去长安或洛阳服役，不愿服役者必须交纳实物或货币代役。进修的乐工中成绩优秀者，假如政府要他充当大乐署的助教博士或者征入教坊、梨园等音乐机构长期服役的，可以由政府付给一定的报酬。教坊一般也设有专掌教学的音声博士、曹第一博士、曹第二博士等。这种艺术教育制度，在当时条件下对艺术质量的提高是有积极作用的。

唐代音乐机构中的优秀音乐家为数甚多，例如开元年间许和子的歌唱，李谟的笛、李龟年的歌唱、觱篥、羯鼓，贺怀智、裴兴奴的琵琶，张野狐的箜篌、筚篥及作曲技巧，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许和子，原是吉州永新县（今江西吉安）的民间歌手。其家世世代代都是乐工。开元末年，她被征入宫中为内人，改名“水新”。她不但长得漂亮，人也聪明，而且很会唱歌，“能变新声”。如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她啭喉一唱，能“响传九陌”。唐玄宗曾经叫李谟吹笛，为永新伴奏，结果歌唱完了，笛身也裂开了。有一次，唐玄宗在勤政楼举行“大酺”———种表示与民同乐的宴会。群众聚观者甚多，喧晔之声使伴奏百戏的音乐都听不见了。唐玄宗大为愤怒，高力士马上献策说：只要让永新出来唱一曲，一定可以制止喧哗。唐玄宗同意了，于是永新就撩鬓举袂，唱了一曲，这时广场上寂寂无声，好像没有人一样。永新的歌唱，何以会有如此神奇的魅力呢？《乐府杂录》认为“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就是说已经掌握了正确的发声方法。永新的故事，仅是唐代无数艺人中的一个事例。唐代大曲，正由于这些乐工的努力，在声乐、器乐、舞蹈各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们和当时所有乐工对唐代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C. 北京市金霸打火机的地址是什么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为今年的两会带来了17条建议和一个议案，内容涉及国家经济发展、扩大分配、三农、税收、转变政府职能、教育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

一、关于采取措施，把扩大分配落到实处的建议

发展经济，要依靠内需；拉动内需，前提是扩大分配，提高国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这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对此，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中央扩大收入分配的决策，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为此，宗庆后建议：相关部门要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认真贯彻中央精神，认真落实减税费、让利给企业、老百姓的问题，把扩大分配落到实处；建议把个人收入调节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5000元以下的不收税，5000元以上的分级收税；要转变政府职能，缩减政府开支与投资，为减税打好基础。【详细内容】

二、关于国有企业全员持股的建议

我们虽然一直强调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一直强调企业员工是企业的主人，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员工会把自己看作国有企业的所有人与主人，国有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也没有真正影响其切身利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实际上是许多国有企业员工的真实想法。因此，在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重组中，打破这种僵局、实现全员持股，让普通老百姓真正成为国有企业的股东和主人，是值得我们主管部门应当着重考虑的一个思路。

为此，宗庆后建议：全员持股应当做到一视同仁，让全体员工均有机会成为其会员，从而尽可能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充分考虑持股员工的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对于暂时持股存在困难的员工，应采取适当的保障措施，真正实现员工持股的公平性；适当引入竞争和退出机制。员工持股不应成为另一种新的“大锅饭”，因此员工持股不仅要将持股与其对企业的贡献大小相挂钩，并定期对员工持股额进行调整，还要引入退股机制。【详细内容】

三、关于上市公司每年要有一定分红比例的建议

中国的A股市场诞生约20年，A股市场正健康稳步的发展。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尚不健全，一些上市公司只知道圈钱，不考虑对股东的回报，长期不分红，有违了老百姓投资股市希望能得到资产性投资收入的愿望。上市公司不分红导致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得不到保障，投资收益不能从企业内部的利润分配获得，而需要靠市场上对股价的炒作引起的价差、增发新股、期权兑现等方式而获得。这些方式容易引起短线操作，加剧投资风险，上市公司沦为资本市场的炒作工具，社会公众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后不光享受不到企业获利后带来的资产增值，甚至造成投资损失。

为此，宗庆后建议：参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对再融资公司的分红要求，明确所有在A股上市的公司在持续盈利的情况下每年要有一定比例的分红；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避免重复征税和税负不均的问题。建议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建议适时修订《个人所得税法》，降低红利税税率。【详细内容】

四、关于加大学前、高等教育投入，降低收费的建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公平的基础。自城乡全面实行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小学、初中入学率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3和20个百分点。但教育的两头——学前和高等教育，却由于不重视、投入少，教育资源不足、效率低等原因，导致收费过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的教育支出在家庭所有支出中是最高的，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老百姓面临“上不起学”的尴尬境地。

为此，宗庆后建议：加大政府投入，逐步提高公共财政在学前、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的比例；办学资金来源多元化、管理透明化；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详细内容】

五、关于降低税费、减轻企业负担的建议

在我国当前的税费征收体制下，企业的税费负担普遍相对较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影响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当前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下，降低税费、减轻企业负担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促进企业发展，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优化分配结构，提高职工收入，真正拉动内需，提振民众消费信心，反过来，内需拉动后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

为此，宗庆后建议：进一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减少并规范各类收费行为，减轻企业负担。【详细内容】

六、关于控制房价应从控制地价、降低税费、控制开发商利润率三管齐下才能真正控制房价的建议

当前，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一些大中型城市，住房价格的高涨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普通百姓的沉重负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降低房价的呼声由来已久。虽然这些年来政府采取了一些调控措施，但是收效并不明显，房价依然在以超出百姓承受能力的速度快速上涨。

为此，宗庆后建议：降低房价首先要控制地价；需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项税费；要控房价还得控制开发商的利润率，出售房价应该根据成本加合理的利润予以核定，不得任意涨价。【详细内容】

七、关于改革现行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拍挂”制度的建议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对城镇土地使用制度进行了改革，逐步建立起土地有偿、有限期、可依法进行交易的有偿使用制度，土地“招拍挂”制度更是成为主流的土地供应政策，而且实行的是谁价高谁得的政策。我们也应当看到，现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造成了房价猛涨，工业实体经济投资减少等问题，有必要加以改革和进一步完善。

为此，宗庆后建议：应当在坚持“招拍挂”制度的前提下，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不应片面地强调“价高者得”的标准；要进一步加大土地“招拍挂”过程中的公开化力度，确保公平公正；对于违反投标承诺，未按约开发土地的行为，应当加大处罚力度。【详细内容】

八、关于改变扶持“三农”政策的建议

实现全面小康，是今后十年我国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占大多数的农民不能富起来，全面小康就难以真正实现。中央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亦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城乡之间的距离还在拉大，大多数农民还比较贫困，离小康社会还有不少差距。

为此，宗庆后建议：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强农民种地积极性；改变 “普惠制”的补贴方式；限制农用物资涨价，规范农产品流通环节；转变“救穷”观念，创造条件帮助农民致富。【详细内容】

九、关于规范零售商超业收费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的建议

近年来，零售商超与供应商两方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一直接连不断，特别是零售商超向供应商不规范收费行为成为两者之间的主要矛盾，而2010年末“康师傅断供家乐福”事件则是这一矛盾的集中爆发。如果对零售商超的收费行为不加以规范管理和严格执法，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流通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而且亦严重影响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为此，宗庆后建议：建议规范零售商超的市场准入条件，将零售商超的经营规模与其注册资本挂钩，减少其行业经营风险；统一零售商超乱收费行为的执法主体，提高执法力度。【详细内容】

十、关于减少政府投资行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建议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各级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也随之快速增长，这使得各级地方政府能够支配和使用的资金较之以往显著充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加上各地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热度不减，许多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于“出大手笔”，大量的政府公用资金投向营利性的能源、交通、公用设施等建设项目。应当肯定的是，政府投资于这些项目，确实能够起到改善地方基础设施、优化经济发展条件、创造就业机会等众多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资金所不可替代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过度的政府投资行为也会造成许多弊端，长远来看甚至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负面效应。

为此，宗庆后建议：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参与营利性投资项目，让利于民；各级政府应当切实把中央的精神落到实处，进一步转变职能，改变对官员政绩考核的“唯GDP论”；对于确实需要政府投资或政府资金加以鼓励、带动的项目，要加强决策和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强化和规范项目实施管理和资金管理，减少浪费、杜绝腐败。【详细内容】

十一、关于科学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建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目标。2010年作为“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作为各省份接受国家“大考”的关键一年，为了全力推进节能降耗指标如期完成，一些省份对工业企业采取限电、停产等措施，更有个别地区限制居民生活用电，为了达到减排指标进行“一刀切”地限电、停产，出现了“拉闸式”、“运动式”这种绝对行政干预的结果，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居民的正常生活。

为此，宗庆后建议：根据各行业企业的产值情况确定合理的节能减排考核指标，取消“一刀切”的降耗考核指标；进一步加大对企业节能减排设备采购和改造的支持力度，提高环保效率；严格把控环保收费方式及收费标准，加强对环保费用收支的审计。【详细内容】

十二、关于重点发展中小城市，适当限制大城市发展的建议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没有城市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当前，我国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而城市化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必然要求。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地方政府脱离实际“经营城市”，一味以发展大城市为目标的倾向日益严重，交通堵塞、教育医疗等各种公共资源短缺、房价居高不下、环境恶化、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种种大城市病也表现得越来越严重。

为此，宗庆后建议：加强规划引导，重点发展小城镇、中小城市；调整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适当限制大城市发展。【详细内容】

十三、关于制止恶意抢注和傍名牌行为的建议

近年来，相关执法部门对侵犯知识产权、傍名牌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特别是从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方案》之后，国家工商总局以及各地工商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行动，针对一些不法分子恶意抢注、傍名牌行为采取了相应的制裁措施，有力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但仍有不法分子利用目前商标法律制度中的一些漏洞，从事恶意抢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妨碍了民族品牌的健康发展。

为此，宗庆后建议：通过立法扩大驰名商标保护的范围，针对不法分子抢注行为采取更有力的制裁措施；加大对驰、著名商标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对已经有过保护记录的驰、著名商标主动进行跨类保护。【详细内容】

十四、关于进一步采取措施鼓励扩大进口、消化外汇储备的建议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西方国家又逼着我国人民币升值，导致大量的外汇储备面临大幅缩水，造成我国人民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被人掠夺，造成巨大损失。

为此，宗庆后建议：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扩大进口先进的装备与技术、扩大引进设备进口免税的目录，引进装备和技术推动重点行业的发展；降低进口关税，例如进一步降低部分我们紧缺的大宗原材料进口关税，对于部分紧急资源在国际市场价格便宜时国家大量进口进行资源储备，并出台相关的鼓励扩大进口政策；进一步实施进口贸易便利化，简化与放宽部分进口管理措施；进一步提供进口企业贸易融资政策与财政专项资助；进一步加强对进口企业的服务水平。【详细内容】

十五、关于进一步规范评比培训行为，减轻企业负担的建议

2006年来，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发改委、民政部等9部门组成的清理和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领导下，自上而下对各类评比表彰活动进行清理喊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受利益驱动，各种打着“中国”字头听起来与国家某主管部门有关业务相关的行业协会或所属机构的名义组织的以收费为目的乱评比、乱培训活动，并未因此在社会上销声匿迹。

为此，宗庆后建议：必须进一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规范评比、培训行为，减轻企业负担。具体措施为，在严格执行现有评比活动审批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可供企业便捷查找评比活动审批情况的公开信息平台，增强信息透明度；发现类似乱评比、乱培训活动应严肃查处；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特别是健全公布举报渠道，方便企业群众投诉和查询。【详细内容】

十六、关于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充分实行人大代表质询制度的建议

人大代表具有质询权，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一方面，质询制度是我国人大会议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来自中国各个阶层，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意义，也对基层现状具有最现实的了解和理解。如果能让他们直接面对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对时事热点陈述利弊，提出意见，将使各部委的决策更加符合基层实情，对我国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为此，宗庆后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召开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安排参与决策的部门，轮流到各代表团听取代表意见，接受代表质询；全国人大代表应该认真履行职权、提高履职水平，实事求是地反映基层实际情况与意见，在国家大计、政府行使职权、维护百姓利益等方面认真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利，当好老百姓的代言人。【详细内容】

十七、关于在教育领域取消户籍限制、按居住地原则就近接受教育的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加大，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聚集。这些流动人口，不仅承担大量工业、服务业领域繁重的劳动，支撑了我国经济几十年来的飞速增长，同时也显著增强了城市的活力，极大便利了城市居民生活、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但在另一方面，这些为我国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流动人口却长期处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状态，无法真正融入其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流动人口的子女受教育问题。

为此，宗庆后建议：取消城市学校对就读学生的户籍要求；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在外来人口聚集的大中城市，继续加大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合理配置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与之相适应的，应当尽快改变一些大中城市教育设施完善、师资力量雄厚而高考录取分数线却明显偏低的不公平状况。【详细内容】

议案：关于明确有关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期满后处置办法的法律规定的议案

根据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令第55号《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2条规定，我国现行的居住用地使用权最高出让年限为七十年。而自2007年7月1日施行的《物权法》第149条又进一步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但《物权法》关于“自动续期”的规定仅仅是笼统而原则的，并未涉及广大群众关心的在续期时使用权人是否再需要支付费用这一问题，目前也没有其他法律法规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为此，宗庆后提出相关议案：建议尽快对有关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期满后处置办法的法律进行修订，予以明确。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建议在明确这一问题时，应当以“到期后自动无偿续期”为原则，确系由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的情况亦要按当时的市场价予以补偿。同时法律应当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详细内容】

D. 如何看待《汉人的音乐能力是文明民族中最低的，至今依然》

汉族是有音乐传统的民族，汉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创造。秦以前，汉族先民已创造了乐器和乐曲，发明了乐律。汉唐盛世，汉族音乐以歌舞音乐见长；宋元以后，则以戏曲音乐为主。当今世界公认的音乐律制，如五度相生律（汉族称三分损益律）、纯律及平均律，汉族皆独立发明，其成果如车条之辐辏，汇入世界音乐理论之轴心。先秦乐器，以磬和钟最有特色。磬用石磨制而成，钟用青铜铸造而成，有钮钟、甬钟、钲等形式。磬有特磬（单磬）与编磬（组磬），钟亦有特钟（单钟），各悬于木架上，用木槌击之发声。又有琴、瑟，传说为伏羲氏发明，以桐木作体，绳丝为弦，瑟弦数25，琴弦数10或5。秦人损瑟弦之半，造为秦筝，流传至今。又有筑，是用竹尺敲击发音的弦乐器。青铜乐器还有商代铜鼓（湖北崇阳出土）、铎、铙、铃为击乐器。又有埙，用陶土烧制而成，吹奏乐器还有排箫、笙、笛等。乐律的制定，传说在黄帝之世，传说不可尽信。但至公元前7世纪，汉族已制定乐律，其计算乐律的“三分损益法” 载于《管子·地员篇》。音乐家们还认为，三分损益制定乐津，实行应依弦长而非依管长。古乐以五声音阶为主，周代出现七声音阶（加变宫、变徵相当于47），战国时已有旋宫的理论，调式运用也很普遍。汉族音乐先秦乐曲分类（1）大型古典乐舞曲，如《大韶》、《大武》等；（2）小舞曲，如《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等；（3）器乐曲，如笙曲《南陔》、琴曲《高山》、《流水》等；（4）歌谣曲，如《诗经》、《楚辞》，每首诗当时都有曲谱，可合弦而歌之。汉唐音乐编辑 汉族音乐概括从汉朝到唐朝，汉族与兄弟民族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汉族歌舞音乐发展臻于极盛。汉代出现国家设立的音乐机构——乐府，由它收集整理的乐府诗，曲调可歌。汉族音乐汉代汉代北方民歌有《徒歌》（清唱）、《但歌》（有帮腔）、《相和歌》（有管弦伴奏及打节拍的乐器）。《相和歌》的最高形式为歌舞大曲，称为《相和大曲》，由多节歌舞及插曲《艳》、《趋》、《乱》组成。北魏至隋唐，南方和北方汉族民间音乐统称为《清商乐》或《清乐》，含民歌和舞曲，是燕乐（宴会音乐）的组成部分。又有宫廷雅乐（礼仪音乐），还有吸收兄弟民族音乐创作的鼓吹曲，如《战城南》；横吹曲，如《紫骝马歌》等。这一时期著名琴曲有《广陵散》和参与胡笳而写的琴曲《胡笳十八拍》。汉族音乐唐代唐代民歌称为“曲子”，见于敦煌资料，如《菩萨蛮》、《剑器词》等，都有音乐曲调，以后发展为文学形式词牌。唐代多段大型歌舞曲称为“大曲”，综合器乐、声乐和舞蹈，长达几十段，如《绿腰》，大曲中接近汉族《清乐》系统较为幽雅的部分，称为《法曲》。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法曲》。唐玄宗时，依表演方式，分音乐为《立部伎》。其室外表演为八部：（1）《安乐》、（2）《太平乐》、（3）《破阵乐》、（4）《庆善乐》、（5）《大定乐》、（6）《上元乐》、（7）《圣寿乐》、（8）《光圣乐》；室内表演为六部：（1）《乐》，包括《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2）《长寿乐》、（3）《天授乐》、（4）《鸟歌万寿乐》、（5）《龙池乐》、（6）《小破阵乐》。此期歌舞音乐的发展达到了高峰。汉族音乐汉唐乐器汉唐时期新创或引进的乐器有：汉琵琶（阮咸）、箜篌、角、笳、羌笛和六孔尺八（都是箫的前身）、筚篥、方响、锣、达卜（单面鼓）、节鼓、轨筝、奚琴、齐鼓、羯鼓、檐鼓、都昙鼓、毛员彭、签腊鼓、鸡娄鼓、王鼓、连鼓、桴鼓、太平管、跋膝管、七星管等，这一时期各类乐器总数达300多种。乐律方面，南北朝的古琴曲中，已正式应用纯律音阶。隋朝立八声音阶。隋唐燕乐用28调。隋代音乐家万宝常提出84调的理论，并在隋唐宫廷雅乐中应用。这一时期，出现“犯调”和“移调”的作曲方法，提出主音乐的表达性能，还出现以减字谱记琴乐谱的方法，又在敦煌发现用工尺谱记唐乐谱，便于乐谱的保存和传授。汉族音乐宋代音乐编辑 宋代戏曲音乐主要有杂剧音乐和南戏音乐。杂音乐吸收了歌舞大曲、北方说唱音乐、民间小唱等音乐因素形成。南戏音乐则以当时南方民间流行的小曲、歌谣为主，吸收流行词调和歌舞大曲的音乐形成。此外，还有民间“路歧人”表演的说唱音乐《陶真》（农村）、《崖词》（都市）。宋代乐器，笙和琴有较大发展。有竽笙、和笙、凤笙及葫芦琴、渤海琴、嵇琴（奚琴）、七弦轨筝、双韵等。其它引进或新制的乐器还有：五孔尺八、叉手笛、鹧鸪、扈圣、倍四、银字中管、中管倍五等吹乐器。拉弦乐器马尾胡琴也在11世纪由西北传入。用三分损益法算得18律，合理解决了转调问题，是这一时期乐律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音乐史4．元、明、清音乐与戏剧汉族音乐概括元、明、清三朝，汉族音乐以戏曲音乐为主。元代戏曲称为“元曲”，有杂剧与散曲之分。元曲音乐，来源于唐宋词曲、大曲、诸宫调中名曲及北方民间流行乐曲。其中，单个乐曲称小令，若干同一宫调七声音阶北曲的单体乐曲依一定的逻辑连成组曲，前有引子，后有尾声，称为套数。南方戏曲独称为“南戏”，戏曲由五声音阶的南曲构成。元代中期以后，杂剧戏曲南移，南北戏曲合流，形成“南北合套”的戏曲套数。汉族音乐明代明代人称南戏为《传奇》。明以后，杂剧形渐衰落，《传奇》音乐独主剧坛，兼收杂剧音乐，改名昆曲。《传奇》音乐有《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等四大声腔。其名声显著在明朝，其形成之始则在宋、元两朝。北方有《秦腔》，起于陕西，以枣树梆子为板，因称为《椰子腔》，音乐高亢激越。又有《西秦腔》，起于甘肃，音乐苍凉深沉，后演变为《西皮调》。《西秦腔》与陕西民间音乐结合，分别形成《西路梆子》和《东路梆子》。《东路梆子》传到山西，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山西梆子》，在河南形成《河南梆子》，在河北形成《河北梆子》。又有《弦索调》，是用三弦或琵琶伴奏的一种歌唱的曲调，明初起于中州。传到江南，发展为太仓、苏州、嘉定三派。汉族音乐清朝清初，有《二簧腔》，起于江西，传到安徽、湖北、广西。又称为《湖广调》，或说因湖北黄冈、黄陂得名“二黄”，《西皮调》与《二簧腔》结合，形成《皮黄腔》，是徽剧与汉剧的戏曲音乐基础。1870年，《皮黄腔》进入北京，形成《京剧》。此后，以昆腔、高腔、梆子、皮黄、弦索等五大声腔系统为基础，结合各地民间音乐、逐渐形成一些剧种音乐。如《昆剧》、《徽剧》、《汉剧》、《秦腔》、《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粤剧》、《川剧》、《闽剧》、《滇剧》、《湘剧》、《赣剧》等剧种。汉族音乐总结说唱音乐以南方的《弹词》和北方的《鼓词》最引人注目。弹词用弹弦乐器琵琶、三弦伴奏，以《苏州弹词》为代表。清中叶，苏州弹词依曲调风格不同而分为陈调、俞调、马调。著名艺人有陶贞怀、丘心如、陈瑞生、梁德绳、王周士、陈遇乾、俞秀生、马如飞、陆士珍、姚似璋、赵湘舟、王石泉等。《鼓词》由演员，另有三弦、琵琶、四胡等弦乐器伴奏。《鼓词》又称为《大鼓》，以冀中《西河大鼓》、《沧州木板大鼓》最早。著名艺人有郝老凤、王小玉、马三峰等。近代以来，汉族音乐的走向，表现为三个方面：（1）随着封建统治被推翻，被清王族所继承的、代表封建统治阶级正统意识、政治上僵化腐朽、艺术上干瘪空虚的宫廷雅乐迅速被人们遗忘。（2）民间地方戏、器乐曲和曲艺如繁花盛开，得到空前发展，同时人们的艺术审美也大不如前。（3）西方音乐的基本乐理、西方歌曲及演唱形式、西洋乐器、新的记谱法等传入中国，从音乐教育家们利用外国曲调填写新词，到创作学堂乐歌及群众歌曲，从编排儿童歌剧舞剧到创作大型歌剧，汉族音乐逐步采用现代西方音乐的某些形式，失去了自己的中心与个性，缺乏自己的特色。代表民族音乐正确方向的伟大变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中以及革命根据地发生的。变革的一方面表现为利用传统的民歌、小调、戏曲、器乐曲和曲艺的形式来表达新的革命内容；另一方面表现为创作新的歌曲、歌剧时充分吸收民间传统的曲调，使这些新作歌曲歌剧具有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最根本的是，从革命时代的主题出发，谱写了民族音乐的最强音。近代以来，引进西方音乐理论和乐器，创作新的乐曲，是汉族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最早的新乐曲是在新办的学堂里教唱的新歌曲，称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的产生，起初是一些留学生用日本或欧美流行的某一曲调填词编成的新歌，后来也有用民间小调填词，或创作新曲的。著名的学堂乐歌如《中国男儿》、《何日醒》、《苏武牧羊》、《木兰辞》等。早期的音乐家教育家有沈心工、李叔同等。之后，音乐家们努力探索创立民族音乐的道路，并运用西方音乐理论创作新的乐曲，著名的音乐理论家有王光祈、青主、丰子恺等，著名的新乐曲有歌曲《国民革命歌》（肖友梅曲）等，还有钢琴独奏曲《新霓裳羽衣舞》（肖友梅曲），以及大型声乐套曲《长恨歌》（黄自曲）。在革命根据地和工农革命运动中，群众所唱的革命歌曲较多的用民歌、小调的曲调填词。如《八月桂花遍地开》、《春耕歌》、《打破旧世界》、《婚姻自由歌》、《工农革命歌》、《刘志丹》、《送郎当红军》、《十送红军》、《吃牛肉歌》、《红军纪律歌》、《打开米脂城》、《纪念列宁》、《五三运动》、《十把扇子》等。著名革命家瞿秋白除了翻译介绍《国际歌》之外，还亲自谱写了《赤潮歌》，彭湃同志也曾用当地民歌、童谣写了许多革命歌曲，如《工农齐奋起》、《田仔骂田公》等，在群众中传唱。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汉族首当其冲。一批杰出的音乐家精英曾经写出大量歌颂人民力量、呼吁抗日救亡的群众歌曲，如聂耳的《大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打砖歌》、《码头工人歌》、《卖报歌》、《毕业歌》、《新女性》等，任光的《渔光曲》、《打回老家去》等、黄自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热血歌》、《九一八》等、阎述诗的《五月的鲜花》，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以及组歌《黄河大合唱》、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等、刘雪庵的《长城谣》、孙慎的《救亡进行曲》等，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等，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张曙的《壮丁上前线》、《丈夫去当兵》等，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向隅的《红缨枪》等，贺绿汀的《游击队歌》等，郑律成（朝鲜族）的《八路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延安颂》等，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等。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又有一批音乐家创作了许多革命群众歌曲，如《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跌倒算什么》、《茶馆小调》、《古怪歌》、《翻身道情》、《南泥湾》、《民主建国进行曲》、《解放区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等，还有民间歌手创作的新民歌，如李有源的《东方红》等。创作富于汉民族音乐特点，用西洋乐器演奏乐曲，是近代汉族音乐的内容之一。著名的如钢琴曲《牧童短篇》（贺绿汀）、《花鼓》（瞿维）、《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丁善德）、《钢琴弦乐五重奏》（马思聪）等，管弦乐曲《民族解放交响乐》、《中国狂想曲》（冼星海）、《晚会》（贺绿汀）、《陕北组曲》（马可）等。编演新歌剧是近代汉族音乐发展的又一方面。最初是编儿童歌舞剧，如黎锦晖《小小画家》，以后有独幕歌剧如《扬子江暴风雨》（田汉编剧、聂耳作曲），还有如向隅等写的《农村曲》、冼星海的《军民进行曲》、任光的《洪波曲》、王洛宾的《沙漠之歌》、郑志声的《郑成功》等。解放区的大型歌剧，如《白毛女》（马可、张鲁、瞿维等作曲）、《刘胡兰》（罗宗贤等作曲）、《王秀鸾》（小流等作曲）、《赤叶河》（梁寒光等作曲）等。国人深感中国音乐进度缓慢而落后，主要原因是国家不重视中国的音乐发展，使中国音乐处于一种不尴不尬没有什么特色的地步。我国古代的宫廷乐曲与古曲也没能得以重视，反倒被日本、韩国等小国传承，使人生叹。华夏复兴必须要复兴汉族乐器与古曲，这是走向复兴的关键之一，只有从内而外的完善自己才能使民族得以蜕变。民族乐器编辑 汉族音乐吹奏乐器我国吹奏乐器的发音体大多为竹制或木制。根据其起振方法不同，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气流吹入吹口激起管柱振动的有箫、笛(曲笛和梆笛)、口笛等。第二类，气流通过哨片吹入使管柱振动的有唢呐、海笛、管子、双管和喉管等。第三类，气流通过簧片引起管柱振动的有笙、抱笙、排笙、巴乌等。由于发音原理不同，所以乐器的种类和音色极为丰富多彩，个性极强。并且由于各种乐器的演奏技巧不同以及地区、民族、时代和演奏者的不同，使民族器乐中的吹奏乐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极其丰富的演奏技巧，具有独特的演奏风格与流派。典型乐器：笙、芦笙、排笙、葫芦丝、笛、管子、巴乌、埙、唢呐、箫。全部乐器： 木叶、纸片、招军(汉族) 、口笛(汉族) 、箫（北箫、南箫）(汉族) 、尺八 、笛（传统笛、加键笛、新笛）(汉族) 、排笛(汉族) 、竹筒哨(汉族) 、排箫(汉族) 、篪(汉族) 、埙(汉族) 、唢呐（传统唢呐、加键唢呐）(汉族) 、管子(汉族) 、双管(汉族) 、喉管（传统喉管、加键喉管）(汉族) 、笙（传统笙、加键高音笙、抱笙、排笙）(汉族)、篌、低音管汉族音乐弹拨乐器我国的弹拨乐器分横式与竖式两类。横式，如：筝(古筝和转调筝)、古琴、扬琴和独弦琴等；竖式，如：琵琶、阮、月琴、三弦、柳琴、冬不拉和扎木聂等。弹奏乐器音色明亮、清脆。右手有戴假指甲与拨子两种弹奏方法。右手技巧得到较充分发挥，如弹、挑、滚、轮、勾、抹、扣、划、拂、分、摭、拍、提、摘等。右手技巧的丰富，又促进了左手的按、吟、擞、煞、绞、推、挽、伏、纵、起等技巧的发展。弹奏乐器除独弦琴外，大都节奏性强，但余音短促，须以滚奏或轮奏长音。弹拨乐器一般力度变化不大。在乐队中除古琴音量较弱，其它乐器声音穿透力均较强。弹拨乐器除独弦琴外，多以码(或称柱)划分音高，竖式用相、品划分音高，分为无相、无品两种。除按五声音阶排列的普通筝等外，一般都便于转调。各类弹奏乐器演奏泛音有很好的效果。除独弦琴外，皆可演奏双音、和弦、琵音和音程跳跃。我国弹奏乐器的演奏流派风格繁多，演奏技巧的名称和符号也不尽一致。典型乐器：琵琶、筝、扬琴、七弦琴(古琴)、热瓦普、冬不拉、阮、柳琴、三弦、月琴、弹布尔。全部乐器：琵琶(汉族) 、阮(汉族) 、月琴(汉族) 、秦琴(汉族) 、柳琴(汉族) 、三弦(汉族) 、筝（转调筝、新筝、蝶式筝、多弦制筝）(汉族) 、古琴(汉族)、竖箜篌、雁柱箜篌、双清、扬琴（律吕扬琴、变码扬琴）。汉族音乐打击乐器我国民族打击乐器品种多，技巧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根据其发音不同可分为：1、响铜，如：大锣、小锣、云锣、大、小钹，碰铃等；2、响木，如：板、梆子、木鱼等；3、皮革，如：大小鼓、板鼓、排鼓、象脚鼓等。我国打击乐器不仅是节奏性乐器，而且每组打击乐群都能独立演奏，对衬托音乐内容、戏剧情节和加重音乐的表现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民族打击乐器在我国西洋管弦乐队中也常使用。民族打击乐可分为有固定音高和无固定音高的两种。无固定音高的如：大、小鼓，大、小锣，大、小钹，板、梆、铃等有固定音高的如：定音缸鼓、排鼓、云锣等。典型乐器：堂鼓(大鼓)、碰铃、缸鼓、定音缸鼓、铜鼓、大锣小锣、小鼓、排鼓、达卜(手鼓)、大钹。全部乐器： 梆子(汉族) 、梨花片(汉族) 、编磬(汉族) 、钹(汉族) 、锣(汉族) 、云锣(汉族) 、十面锣(汉族) 、星(汉族)——碰钟 、钟(汉族) 、编钟(汉族) 、连厢棍(汉族) 、唤头(汉族) 、惊闺(汉族) 、板(汉族) 、木鱼(汉族) 、吾攵(汉族) 、花盆鼓(汉族) 、渔鼓(汉族) 、京堂鼓(汉族) 、腰鼓(汉族) 、拨浪鼓(汉族) 、扬琴(汉族)汉族音乐拉弦乐器拉弦乐器主要指胡琴类乐器。其历史虽然比其它民族乐器较短，但由于发音优美，有极丰富的表现力，有很高的演奏技巧和艺术水平，拉弦乐器被广泛使用于独奏、重奏、合奏与伴奏。拉弦乐器大多为两弦少数用四弦如：四胡、革胡、艾捷克等。大多数琴筒蒙的蛇皮、蟒皮、羊皮等；少数用木板如：椰胡、板胡等。少数是扁形或扁圆形如：马头琴、坠胡、板胡等，其音色有的优雅、柔和有的清晰、明亮；有的刚劲、欢快、富于歌唱性。典型乐器：二胡、板胡、革胡、马头琴、艾捷克、京胡、中胡、高胡。全部乐器： 二胡(汉族) 、高胡(汉族) 、京胡(汉族) 、三胡(汉族) 、四胡(汉族) 、板胡(汉族) 、坠琴(汉族) 、坠胡(汉族) 、奚琴(汉族) 、椰胡(汉族) 、擂琴(汉族) 、二弦(汉族) 、大筒(汉族) 、轧筝(汉族)。请采纳

E. 曲艺是什么

曲艺是说唱艺术的统称

单弦 岔曲 评书 评词 相声 南口 笑格 滑稽
沪书 弦词 评弹 啷当 杭曲 杭滩 花调 门歌
南词 锦歌 南曲 俚歌 小鼓 弹词 槐书 大铙
说鼓 歌腔 粤曲 南音 龙舟 木鱼 摸鱼 粤讴
文场 末伦 莫伦 唱师 竹琴 车灯 荷叶 盘子
相书 谐剧 赞哈 嘎锦 析尕 越弦 念说 双黄
快板 暗春 落子 析（口弋）
八角鼓 数来宝 子弟书 十不闲 快板书 西城板
怯大鼓 好来宝 岱日查 二人转 单出头 太平鼓
独脚戏 钹子书 锣鼓书 太保书 小热昏 唱新闻
四股弦 竹板歌 梆鼓咚 答嘴鼓 武老二 四平调
渔鼓坠 三弦书 鼓儿词 跳三鼓 三棒鼓 三才板
莲花闹 沐浴歌 竹板歌 琵琶歌 麒麟调 堂煌调
金钱板 大本曲 喊伴光 河州调 触嘴古 顺口溜
练子嘴 对口词 隔壁戏 帐子戏 打连厢 霸王鞭
绕口令 拉洋片 西洋镜
京韵大鼓 滑稽大鼓 梅花大鼓 北京琴书 单琴大鼓
联珠快书 太平歌词 京东大鼓 天津快板 天津时调
木板大鼓 西河大鼓 乐亭大鼓 唐山大鼓 太原大鼓
翼城琴书 乌利格儿 内蒙道情 东北大鼓 辽宁大鼓
昆高笛曲 浦东说书 上海说唱 苏州评话 扬州评话
南京评话 苏州弹词 扬州弹词 无锡评曲 南京白局
徐州琴书 扬州清曲 淮海锣鼓 杭州评话 杭州评词
杭州滩簧 四明南祠 四明文书 宁波走书 莲花文书
温州莲花 温州鼓词 永康鼓词 浙江道情 义乌道情
金华道情 义乌花鼓 凤阳花鼓 安徽大鼓 安徽琴书
四句推子 福州评话 芗曲说唱 十音八乐 江西道情
波阳渔鼓 湖口渔鼓 南昌道情 宁都道情 于都古文
吉安道情 萍乡春锣 南丰香钹 永新小鼓 宜春评话
江西清音 南昌清音 九江清音 瑞昌船鼓 山东大鼓
梨花大鼓 犁铧大鼓 山东琴书 改良洋琴 山东快书
山东渔鼓 山东洛子 胶东大鼓 山东柳琴 东路大鼓
三弦平调 毛竹板书 大调曲子 河南坠子 河洛大鼓
莺歌柳书 湖北评书 湖北大鼓 湖北渔鼓 湖北道情
湖北小曲 天沔小曲 汉滩小曲 文曲坐唱 郧西三弦
襄阳小曲 利川小曲 长阳南曲 恩施扬琴 宜都梆鼓
湖南渔鼓 衡阳渔鼓 湖南丝弦 常德丝弦 长沙弹词
长沙大鼓 祁阳小调 单人锣鼓 益阳围鼓 潮州歌册
粤东渔歌 广西渔鼓 南宁春锣 四川扬琴 成都扬琴
四川清音 四川评书 阿苏巴底 贵州灯词 贵州文琴
嘎百福歌 布依弹唱 云南扬琴 腾冲扬琴 昆明扬琴
哈尼哈巴 喇嘛马尼 陕北说书 陕南渔鼓 陕西书书
商雒说书 兰州鼓子 青海平弦 青海贤孝 青海道情
宁夏数花 福州（亻尺）唱
盐山竹板书 任丘竹板书 沁县三弦调 绍兴莲花落
绍兴平胡调 闽东莲花落 江西莲花落 赣州南北词
山东八角鼓 东山蕃邦鼓 广西零零落 姚安莲花落
北京时调小曲 沧州木板大鼓 山东木板大鼓
侗族琵琶弹唱

F. 木板大鼓的传承意义

沧州木板大鼓是全国独有的艺术曲种，由于演唱它的民间艺人年事已高，后继无人，这种艺术形式已濒临灭绝。据有关部门调查，还能坚持演出的木板大鼓老艺人不过10名，年长者近70岁，年小者56岁。当地文化部门虽然举办过几次培训班，以求传承此门艺术，但是收效甚微。
为了保护抢救沧州木板大鼓艺术，河北省将之列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试点，沧州市文化局专门成立了拯救小组，整合全市的力量，共同拯救木板大鼓。当地宣传文化部门组织木板艺人对部分唱段进行了录音录像整理，并针对沧州木板采用口传心授教徒，没有文字记载的不利因素，加大木板大鼓文字整理工作，根据木板大鼓艺人唐贵峰口述整理了7万多字的长篇木板大鼓《回龙传》，还开办书场以留住观众。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