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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层对资本市场定位

发布时间:2021-05-16 17:15:31

『壹』 为什么建立繁荣强大稳定的资本市场

第一个观点,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在今天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地急迫。

第二个观点,我想说明的是尽管有紧迫性,但是任务是长期性的。

我们说,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有紧迫性,是由我们国家近十来年的金融结构所约束的。

我们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到,中国上个世纪的 90 年代到今天,基本上是储蓄大于投资。也就是说,中国人赚了钱主要是没有消费掉,甚至于没有投资掉,而是把它存起来,这样就反映了总的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大家可以看到, 93 年这一年,投资大于了储蓄。其他的年份都是储蓄率高于投资率。那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多出来的储蓄上哪去了,这是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国到了今天,已经是一个资本的进出口国。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各行各业,各个地区,我们对资金充满了需求,但是现实是我们大量的资本是出口了。从国家的宏观层面上看资金是净流出的。这个就反映了我们的外汇储备在不断地增加。到今年的年底突破 9 千亿美金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些外汇储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大概有将近 1/3 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购买了美国国家的债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在支持美国人。所以,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在去年还是今年写过篇文章,说:非常感谢中国人,你们在支持美国的经济。因为美国经济很大一部分,美国国家的举债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政府来持有的。在美国国债的持有结构当中,我们排在第二位。除了日本以外,我们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资本是大量地流出去了。

那这样高储蓄率的状况能够维持多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人口统计学家,或者是社会学家的判断和研究,我们都处于一个高储蓄率的阶段,但是中国的老龄化会加剧,现在估计大概到 2013 年,有的说到 2015 年,中国的储蓄率高起的状况将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会出现一个拐点,因为老龄化比率的上升,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人口当中,需要赡养的人越来越多了,劳动力越来越少了。现在的比重当中,劳动人口比较多。

大家知道 50 年代到 60 年代是一个出生的高峰期,这些人现在成为了劳动人口,但是这些人是赚的钱花得非常少。打一个比方,他赚了 100 块钱,他吃掉、用掉了 60 块钱,剩下的 40 块钱存在银行里,这就是储蓄的状况。

大家知道国有银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它的资产质量不太好,甚至于不良的资产率达到了 40% 。当然了有一些银行已经开始改制、重组,走上了商业和的运作道路,把 不良资产率都大副地下降。大家想一下,一个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达到了 40% ,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原因就在于很高的储蓄率来支撑了这个状况。尽管我们不良资产率达到了 40% ,但是我们每年储蓄的率也高达了 40% ,甚至于 46%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国家就像一个企业一样,这个企业虽然不赚钱了,但是还有不错的现金流。我们国家、我们银行也是这个状况。新增的盈利不多了,但是我们后续的储蓄非常强壮,来支撑银行的运作。

但是这种局面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它是不会永远、永远持续下去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在金融结构上做一个重大的结构调整,为什么需要有这种紧迫性去建设和我们发展我们的资本市场,使我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在高储蓄率的情况下,我来生存,但是过了这个时间,当储蓄率逐步地下降以后,如果我们的金融结构还不做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我想中国的金融危机就会出现了。

你看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样高的储蓄率的背景下,一直以来银行体制、银行系统,将近有 80% ,整个社会依赖银行来提供资金。大家看到银行的系统一直处于改变当中,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怎么样来提高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来提高银行运作的效率,怎么样通过资本市场来化解整个金融结构当中的风险,这个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国家在金融工具方面和一些成熟市场,发达国家的金融工具相比,我们缺了很多东西,为什么我们很缺钱,但是我们的资本往外流,很大程度上,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金融工具结构,没有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使得这些资金不能在国内充分地调集起来,筹集起来,自然就要往外流了。大家看到有相当多的东西我们是没有的。大家看到城市的进程非常快,但是无论是大型城市,中型城市,还是小型城市,我们缺少一个,比如说在成熟的市场来说,来建设市政项目的融资工具。所以很多城市在做基础设施当中,在融资方面来说,没有一个平台,一个机制去调集这些基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影响了我们国家城市化建设的弱点。

另外我们有一定的企业债券,当然了这个数字非常小,但是相当一部分的企业,或者是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如果他们要进入企业的债券市场是非常非常地困难,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高收益的债券市场,通过风险来定价的债券我们现在还没有一套机制,所以使得很多中小企业很难直接到资本市场去融资,这个也是影响广大中小企业的运营和发展。

那资产证券的进程也是比较慢的。股权的直接投资,最近一年到一年半,海外很多所谓公司到中国来,发现了很多企业直接融资的机会,但是通过自己的股权直接投资的机构,或者是这样一种法律的系统,规章的制度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市场也没有给广大的中小型企业提供一种融资的平台。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我们的金融结构存在巨大的缺陷,所以有相当大的紧迫性来建立我们的资本市场。

第二层意思,尽管我们知道它的紧迫性,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市场的建立是具有长期性的。原因是,我们观察了一下发达国家成熟市场,他们资本市场的形成少则也有几十年,多则几百年,大家知道世界上最早的资本市场不是纽交所,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纽交所。可以说在前 160 、 70 年,这些市场我相信跟今天的市场相比,他们是落后的,我们是发达的。也就是说,成熟市场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他们比我们规范和发达,他们也就是近 20 年的历史,他们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我想我们要有这种长期建设的观念,过去我们曾经说过,很自豪地说,我们运用五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 50 年的时间,我们用 10 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 100 年的时间,但是你要知道,这也像小孩一样要有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如果是拔苗助长,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主要就是想讲这几点,有一些基础性的基本要素,使得我们不得不看到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很长期的任务,资本市场需要非常有效的司法制度,在目前我们还非常地缺乏,如果是出现造假的公司,我们主要是通过司法制度去对付它,如果有中小投资者受到欺诈,主要也是中国司法制度去处理它,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地通过行政的办法,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对整个资本建设会带来一些后果,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制度性的基础。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需要开放的新闻媒体,我们的新闻媒体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在座媒体的人非常多,我相信你们非常地清楚,但是我们媒体还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使得在资本市场的运作当中,怎么样来发挥媒体的作用,实际上存在很大的障碍。我们需要非常高效率的监管机构,而且这个监管机构主要是以执法为主的。我们现在法已经不少了,但是谁去执法,在这些方面来说,我个人感觉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为我们也经常在徘徊,到底是去处理这些问题,还是去发展这个市场,这些问题还是先过一下吧,以发展为主题。在规范和发展之间,我们经常地摇摆,这样使得我们的监管机构的定位就有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要有专业的中介机构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中介机构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我相信需要通过一代人、两代人的培养和训练才能够起来的。

我们的律师、我们的会计师,我们的投资银行,这些机构来说,并不是说你明天要建立一个公司,然后有可以真正地专业化运作,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需要成熟的投资者队伍,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投资者队伍以散户为主,我们以投机为主,很多人都总结了我们的投资者的特征,那怎么样使这些投资者的结构相吻合这个市场,这个来说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最后一条,就是我们资本市场需要有一个健康的治理结构,也就是企业、公司的治理结构。而这个治理结构,确确实实来说,我们自从 2000 年的时候,从高层提出要完善治理结构到今天我们看到尽管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很多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是长期的任务,我们千万以为采取了一个动作,这个市场明天就变得非常地国际化,或者是非常地理性化,它是一个反反复复螺旋式的市场。

我这边还有一些图表,我想就不一定展开来讲了。这个图表就是说,在投资者的保护体系方面,我们跟发达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还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美国,它主要是建立在一个社会的、自律的和法律的这种机制底下运作的。而我们现在主要是完全依赖于一个政府,或者是依赖某一个政府机构来解决一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投资者亏本了,来找政府算帐的根本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机构投资者的队伍在这几年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机构投资者总体来看,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跟美国、英国、日本相比,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所处的地位、比例都是相当地低,所以发展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我想最后总结一下我的发言:

第一,我们要强调建设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这些方面,我们相对比较落后。

第二,一定要树立长期的观念,不要重返冒劲和浮躁,建立资本市场和跟建立其他的市场是一样的。

第三,一定要设计一个形式的路标的路径图。谢谢,我的讲话完了。

『贰』 金融学二专论文题目和提纲

金融学专业二学位论文选题
题号 论 文 题 目
J1 我国融资租赁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J2 我国融资租赁业现状及发展前景
J3 “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银行运作模式分析
J4 “中部崛起”的资本市场支持
J5 ETF国外经验借鉴及中国制度建设
J6 QFII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J7 按揭贷款的风险及防范
J8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J9 保险基金投资研究
J10 保险资金直接入市对基金业的影响
J11 表决权信托研究
J12 不良贷款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J13 不良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发展障碍及对策
J14 财务管理视角下的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问题研究
J15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J16 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国际比较
J17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动态学分析
J18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现状评述
J19 盯住浮动汇率制度的优缺点分析
J20 短期资本流动与金融脆弱性
J21 对冲基金与金融风险
J22 对完善银行同业拆借运作管理机制的探讨
J23 发展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思考
J24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与突破路径
J25 反洗钱的成本与收益研究
J26 房地产信贷的风险分析和防范政策
J27 改善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建设的思考
J28 公共债务管理问题
J29 公司并购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J30 公司型基金与中国基金业发展的政策选择
J31 公益信托问题
J32 构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几点设想
J33 股权分置改革问题
J34 股市规范化与政府行为的规范化
J35 关于融资租赁创新的探索
J36 关于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思考
J37 关于提高金融资产质量问题
J38 关于托宾税的讨论
J39 关于我国财务公司发展问题的探讨
J40 关于我国商业银行上市问题的思考
J41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评析
J42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分析
J43 国际收支调节的市场机制研究
J44 国际银行业的风险研究
J45 国际资本流动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J46 国际资本流动与资本管制
J47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研究
J48 国外外资银行监管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
J49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资本充足率角度的理解
J50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累积的阶段性与体制成因
J51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成本分析
J52 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探讨——一个历史演进和制度变迁的视角
J53 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探讨
J54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有关问题的研究
J55 国有商业银行建立和完善营销体系的思考与建议
J56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研究
J57 国有商业银行引入经济资本管理研究
J58 国债柜台交易与证券市场的发展
J59 国债市场的发展研究
J60 货币替代的影响及对策
J61 货币危机理论述评
J6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J63 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J64 货币政策与资本资产价格
J65 机构投资者行为研究
J66 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浅析
J67 加强和完善在华外资银行监管
J68 加强内部控制 防范银行经营风险
J69 建立我国有问题银行的处理机制
J70 建立与完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的思考
J71 结汇资金来源构成及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J72 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J73 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财务会计的影响
J74 金融创新与银行核心竞争力
J75 金融电子化进程中的安全建设
J76 金融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的效率比较
J77 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
J78 金融风险的市场化补偿机制
J79 金融机构反洗钱分析
J80 金融机构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J81 金融监管体制创新:从分业到混业
J82 金融监管效率的理论分析与经验判断
J83 金融企业上市:背景、效应和策略
J84 金融企业上市问题浅析
J85 金融全球化趋势下我国银行业监管问题探讨
J86 金融全球化与货币政策
J87 金融全球化与金融主权
J88 金融体系的国际差异与成因分析
J89 金融体制与经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J90 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分析
J91 金融危机的预警体系研究
J92 金融需求变化与县域金融机构市场定位
J93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存续发展之路分析
J94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
J95 经济转轨与金融发展的互动关系
J96 境外资本流入的途径、规模与影响的实证研究
J97 利率风险的实证研究
J98 利率市场化的体制效应与经济效应
J99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管理
J100 论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
J101 论发展我国公司(企业)债券
J102 论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商业银行的竞争
J103 论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银行运作体系
J104 论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与我国对策
J105 论金融工程在公司并购中的运用
J106 论金融控股公司——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设想
J107 论民营企业融资结构及其优化
J108 论年金信托在我国的发展
J109 论票据风险的特点及防范措施
J110 论权证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运用
J111 论商业银行基层行防范票据风险的有效途径
J112 论商业银行拓展中间业务的对策思考
J113 论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与金融监管
J114 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
J115 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完善
J116 论投资银行在公司并购中的作用
J117 论投资银行在金融业中的地位
J118 论网络银行的发展
J119 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
J120 论我国发展直接融资的必要性
J121 论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
J122 论我国股市的“晴雨表”与“政策市”
J123 论我国交易所基金(ETF)的发展
J124 论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J125 论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控制
J126 论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构建
J127 论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
J128 论我国商业银行防范市场风险的策略——金融衍生工具的应用及风险管理
J129 论我国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及对策
J130 论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创新
J131 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金融业务的创新
J132 论我国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J133 论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
J134 论我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
J135 论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J136 论县域金融市场发展
J137 论新形势下信托公司盈利模式的构建
J138 论信托模式的资产证券化
J139 论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功能
J140 论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
J141 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J142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可持续性问题探析
J143 美国现代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J144 美元化的成本和收益
J145 民间借贷的现状、困境与发展出路
J146 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制度与组织结构研究
J147 农村信用社的道德风险研究
J148 农村信用社的股权机构与治理结构
J149 农村信用社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J150 农村信用社的预算软约束问题研究
J151 农村信用社的组织控制和市场控制
J152 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研究
J153 农村政策性金融改革问题
J154 欧洲货币一体化及其对亚洲货币合作的启示
J155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发展方向
J156 企业债券市场的风险评估及管理
J157 企业债券市场发展问题
J158 欠发达地区的金融环境及其改善
J159 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抑制与金融市场发展
J160 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规模与结构的实证研究
J161 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制度与结构的创新研究
J162 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资金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J163 欠发达地区乡村债务的规模、结构、风险与效应
J164 区域货币合作浅析
J165 区域金融发展的一般理论研究
J166 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
J167 区域经济发展与金融机构变迁
J168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政策支持
J169 区域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协调研究
J170 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
J171 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
J172 人民币汇率机制与货币政策
J173 人民币自由兑换研究
J174 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控制
J175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的对策研究
J176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度量及防范
J177 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制度研究
J178 商业银行的创新发展与内控制度建设
J179 商业银行非信贷资产管理研究
J180 商业银行分销渠道发展初探
J181 商业银行个人信贷业务的发展与风险控制
J182 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制问题研究
J183 商业银行上市前后财务管理比较
J184 商业银行特殊性的历史考察
J185 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有效途径
J186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研究
J187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服务收费的探讨
J188 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实证研究
J189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及对策
J190 上市公司业绩的动态分析
J191 市场经济中政策金融的发展
J192 试论我国金融企业上市的特殊性
J193 试论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
J194 试析制约我国消费信贷发展的因素及抒解对策
J195 提升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路径分析
J196 通货膨胀与我国寿险业的发展
J197 投资银行与资产证券化
J198 投资者保护基金设立的思考
J199 托宾Q值理论在我国的背反
J200 拓展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的思考
J201 外汇市场做市商制度研究
J202 外资银行进入对中资银行的影响研究
J203 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的利弊分析
J204 完善与发展基金市场研究
J205 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方式比较
J206 我国MBO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分析
J207 我国保险公司上市问题
J208 我国保险市场的开放研究
J209 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研究
J210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
J211 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模式及发展对策研究
J212 我国公司融资模式研究
J213 我国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J214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战略
J215 我国国债发行方式研究
J216 我国国债规模研究
J217 我国国债期限结构设计
J218 我国绩差上市公司的业绩变动分析
J219 我国金融创新的制度分析
J220 我国金融风险的制度性成因及对策探讨
J221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因素分析
J222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考
J223 我国民营银行设立路径选择与发展探讨
J224 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
J225 我国票据市场的发展与商业银行改革
J226 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227 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探讨
J228 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模式
J229 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研究
J230 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创新
J231 我国上市公司IPO定价研究
J232 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中的若干问题及政策选择
J233 我国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关系研究
J234 我国上市公司要约收购问题研究
J235 我国上市公司质量问题研究
J236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模式研究
J237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J238 我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与商业银行改革
J239 我国网络银行的现状及其发展策略探讨
J240 我国网络银行体系的完善
J241 我国银行客户经理制完善与发展
J242 我国银行业改革中的银企关系探讨
J243 我国证券公司的内部风险管理研究
J244 我国证券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J245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战略
J246 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路径及风险防范
J247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完善与发展
J248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环境与对策
J249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规范化发展的思考
J250 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研究
J251 我国资本市场功能定位及评价
J252 我国资本市场制度风险成因及防范
J253 西方汇率理论的最新进展
J254 西方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方法借鉴
J255 西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度量及对借鉴
J256 现代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拓展策略分析
J257 现金需求的规模与波动性研究
J258 小额农贷的风险及其分担、补偿机制研究
J259 新兴市场的汇率制度选择
J260 信托——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新途径
J261 信用评级与银行业监管
J262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J263 亚洲货币合作有关问题的探讨
J264 亚洲货币合作中人民币的作用
J265 银企双赢最大化的发展策略探讨
J266 银行改制上市与治理结构改善
J267 银行结算操作难点与对策分析
J268 银行卡业务健康发展的若干思考
J269 银行危机解决方案评析
J270 银行危机理论述评
J271 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制度建设的若干思考
J272 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制度设计
J273 银行信托合作初探
J274 引进QFII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作用
J275 预算软约束与资本配置效率
J276 债务危机解决方案评析
J277 正式金融制度安排与民间借贷的生存空间
J278 证券公司退出机制研究
J279 证券市场投资者信心重塑
J280 证券市场与现代企业制度关系研究
J281 证券投资机构超常发展与国有商业银行对策
J282 证券投资基金与商业银行协同发展的思考
J283 政府干预下、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制度与治理机制改革
J284 指令驱动制度与报价驱动制度比较研究
J285 中国《反洗钱法》的基本框架研究
J286 中国贷款利率风险定价实证研究
J287 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研究
J288 中国地方政府债权市场发展研究
J289 中国房地产信贷业务的现状评价与政策建议
J290 中国风险投资业的现状、问题与改善对策
J291 中国个人信用制度研究
J292 中国股票期权的实践、难点与政策选择
J293 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防范与化解
J294 中国股票市场过度投机产生的原因及治理
J295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制度创新研究
J296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缺陷与修正
J297 中国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异动机制
J298 中国国债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对策
J299 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J300 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J301 中国金融风险现状及化解对策研究
J302 中国金融市场培育与拓展
J303 中国金融职能的嬗变与反思
J304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可持续性探析
J305 中国民间金融的现状、问题和治理对策
J306 中国农村居民储蓄函数研究
J307 中国企业并购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J308 中国契约型基金的制度缺陷
J309 中国区域性金融政策的比较
J310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研究
J311 中国网络银行发展与金融监管
J312 中国小额信贷组织体系研究
J313 中国信托业:契机与发展空间
J314 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研究
J315 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
J316 中国证券市场演进的历史考察
J317 中国证券市场风险存在的客观基础
J318 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重构
J319 中国证券市场诸多二难困境的历史透视
J320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与出路
J321 中国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制的变迁与反思
J322 中国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J323 中国资产证券化的思考
J324 中国资金外逃的规模及影响
J325 中小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问题研究
J326 中小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研究
J327 中小企业板市场的风险探析
J328 中小企业融资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J329 中小企业融资途径的差异及选择策略
J330 中小企业信贷约束问题的实证分析
J331 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成本问题研究
J332 中央银行再贷款法律问题研究
J333 中央银行资金安全制度研究
J334 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研究
J335 重债务国(HIPC)的债务问题研究
J336 主权债务违约的理论分析
J337 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分析
J338 主权债务重组中的法律问题
J339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银行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
J340 专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与效应
J341 资本管制的效果分析
J342 资本市场的差异与公司融资
J343 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理论及政策分析
J344 资产管理公司运作中的若干政策问题
J345 资产证券化问题研究
J346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最新进展
J347 论我国信托机构在理财市场中的行业定位
J348 银信合作途径探讨
J349 信托业与证券业,合作还是竞争?
J350 银行不良资产化解中的信托思路
J351 论信托在房地产融资中的作为
J352 论我国信托业发展的国际化取向与实现路径
J353 信托业产品创新思路研究
J354 年金信托与年金保险的比较研究
J355 论信托模式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运用
J356 抵押公司债信托——推动企业债市场发展的新思路
J357 对我国租赁业发展中引入信托融资机制的思考
J358 我国信托业监管的有效性分析
J359 对建立我国信托业风险缓冲机制的思考
J360 对我国建立信托受益人保护基金的思考
J361 对构建信托机构评级指标体系的思考
J362 我国信托机构的产品组合与风险状况考察
J363 产业转型中的融资租赁功能考察
J364 国际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J365 对我国租赁机构业务定位的思考
J366 租赁公司融资新思路——租赁债权证券化
J367 论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创新发展思路
J368 商业银行关系借贷问题研究
J369 贫困群体金融服务创新研究
J370 村镇银行发展问题研究
J371 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
J372 社会酱与小额信贷
J373 金融机构战略联盟管理研究
J374 结构金融产品的设计与风险防范
J375 新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会计核算的影响
J376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研究
J377 外汇风险管理问题研究
J378 银行业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问题研究
J379 中国银行业跨国并购问题研究

『叁』 求助一篇毕业论文(会计专业的)

会计舞弊产生原因及治理 摘要:文章分析我国存在的部分企业会计舞弊现象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产生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对于当前我国遏制日益严重的会计舞弊现象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会计舞弊;原因;审计对策 自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舞弊方面的丑闻不断。从最早的“原野”、“琼民源”、“红光”、“郑百文”、“张家界”等,到2001年的银广厦事件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会计舞弊行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公害。因此,探讨分析会计舞弊现象、成因,寻求审计对策,对遏制此起彼伏的会计舞弊案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会计舞弊的产生原因分析 (一)法律监督不力 近年来,我国在规范上市公司经营行为、健全会计核算、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企业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刚刚起步,资本市场的发展还极不完善,因此,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的经济事项,法制建设明显滞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迄今为止,我国有关主管部门主要不是依靠法律手段而是依靠行政手段来处理会计造假行为,对违法的处罚力度明显不够。造假即使被查出来了,对造假者的处罚也可以说是不痛不痒,而未被查出则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于是违法的巨大利益诱惑与低廉机会成本的反差,使得很多上市公司的管理者甘愿铤而走险,会计舞弊现象屡禁不止。 (二)行政监督管理体制不合理、监督不到位 我国目前对企业财务会计信息进行监督的部门主要有财政、审计、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而这些监督部门又按一定的权限分别划定监管范围。财政部门按《会计法》的规定对所有企业单位的财务会计工作进行监督。审计部门按有关法规规定也只是对涉及国有资产的单位进行审计监督,同时又按国有资产和资金的隶属关系划分了管辖范围,国家审计署对于中央级企业所属的二、三级企业和中央垂直单位在财务会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监督不到位、纠正不及时,许多违法违纪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证监会在负责股票上市过程中,承担了一个全能的角色,既负责新上市公司的资格审查,也负责日常上市管理,包括对上市公司各种违规行为的查处,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监护人”,也不希望上市公司的虚假财务会计信息引发资本市场危机。银监会、保监会对其监管对象也受制于成本效益原则,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实现事事调查,也不应该细管到不会有任何违规发生的程度。 (三)社会监督缺乏有效性 从社会监督来看,由于会计师事务所专业技术水平与职业道德等方面不足,使独立审计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一是审计的独立性不足。独立性是审计人员职业道德的核心,也是审计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审计结果得到社会公众信任的基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实际由内部人决定,股东大会的批准只是一种形式,由内部人委托事务所审查自身,这无疑易使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受到削弱。二是收费制度不科学。在审计工作中,一般而言,所费时间与执业质量呈正相关性。因此,为保证执业质量,国际通行的做法是按审计时间收取审计费用,但我国目前盛行的收费制度是与公司资产或净资产总额相联系的,而与审计时间脱钩。在此情况下,注册会计师为了平衡自身的成本效益,往往有不合理缩短审计时间的倾向,有时还会减少必要的审计程序,以牺牲执业质量为代价换取自身经济利益的增加。三是审计人员整体业务素质欠佳。目前国内确实有一些业务素质过硬的注册会计师,构成了审计职业界的中坚力量,但从审计执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来看,则不容乐观。另外,各会计师事务所对注册会计师的后续教育重视不够,从而使得不少审计执业人员理论基础不扎实,知识结构单一,职业胜任能力不足。 (四)会计政策前瞻性不够 任何一套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涵盖会计实践中的一切业务,它们只能对会计工作提出基本的规范和原则,而且大多数只是对以往会计实践的总结,每当许多新情况、新领域、新行业出现的时候,总是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会计准则或制度作为会计操作的依据。也就是说,法定会计政策往往滞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这就使得公司在处理新业务时按照自己的想法,以自己的目标为标准随意地进行会计处理,为滋生会计舞弊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由于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一般都是原则性的规定,在指导实际工作时,需要会计人员的专业理解和职业判断。当会计人员存在舞弊的冲动时,就会利用对会计政策的不同理解,做出貌似正确实则错误的会计处理,这样的会计舞弊行为往往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五)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条件下,所有者、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责权关系而构成的组织结构,是处理公司中各种合约,协调和规范公司各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是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由于改制上市的时问比较短,公司受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依然比较严重,故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完善,具体表现如下: 1.股权结构不合理 源于公司形成的历史,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占统治地位,“一股独大的现象”非常严重。“一股独大”的后果是控股股东完全操纵了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因为很多公司的总经理本身就是董事长或董事会的重要成员,使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失去对以总经理为代表的公司经营管理层应有的控制作用。经理人员常常集控制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拥有很大的经营自主权,完全控制了公司的财务会计信息系统。 2.国有股所有者缺位 在单一公有制下,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是国家,亦即全体人民。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企业,产权主体却很不明确,说是人人所有,也可以说是人人都没有,产权主体形成了事实上的缺位,导致了所有者角色的虚置,因而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大都是由政府直接委派,但政府委派的只是“代理人”而非真正的“所有者”,董事会对公司管理层的制衡力度较小,导致了中国特色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也使得股东大会徒有虚名。 3.董事会结构不合理 由于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所有者缺位,使许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被国有大股东操纵或控制,董事会与经理层高度重合,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成为董事会重要成员,为管理人员操纵企业提供了便利。“独立董事制度”本应可以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但是这些独立董事大多来自于一些高等学府,与企业没有什么经济联系,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他们并不参与企业的H常经营管理活动,所掌握的信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明显逊色于公司高管人员,充其量只能是“名誉董事”。

『肆』 谁能帮忙找找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关系分析 的文章啊

匡恭彧:怎样发展中澳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
近来中澳经贸关系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现象。
一方面,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已经多年但尚未达成协议,中铝对力拓公司的股份和资产的收购没有实现,中澳铁矿石贸易谈判进展艰难,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似乎出现了高原现象。另一方面,中方对澳资源投资依然在稳步增加,双方贸易关系已经达到相互依存的程度,唯一一家在中国成功的国际矿业公司也是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
怎么看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应该如何进一步提升中澳经贸关系?
中澳合作战略前景广阔
首先要强调的是,中澳两国经济互补性是很强的,存在发展战略经贸关系的政治意愿。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资源产品需求巨大,外汇资金雄厚;澳大利亚是资源大国,需要不断地国际投资开发本国资源。贸易关系充分发展的必然归宿就是投资关系。澳大利亚有成熟的矿业资本市场,中国的矿业资本市场刚刚起步。中国资金和澳洲资源的结合可以形成世界最重要的矿业资本市场,不仅有利于中澳在资源领域的合作,而且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另外,澳大利亚服务行业发达,但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虚拟经济泡沫成分较低,实体经济比较稳定。例如今年一季度澳大利亚GDP实际增长0.4%,在以虚拟经济重大调整为特征的金融风暴中,澳大利亚经济所受冲击相对较小,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银行也没有出现重大问题。中国实体经济发达,虚拟经济刚刚起步,澳大利亚虚拟经济的发展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两国实体经济联系紧密,合作前景广阔。
同时,澳大利亚区位优势明显,往中国输出资源产品运距短。中澳两国时差仅为2~3个小时,澳大利亚是中国与西方经济中时差最小的国家之一。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如果充分发展各自优势形成资源产业的良性互动,可以在本时区内形成资源产品的东方交易中心,构成链接伦敦和纽约各8小时的24小时资源商品交易中心。
此外,与资源垄断型国家不同,澳大利亚资源行业以市场经济为核心,在充分了解和依赖矿业资本市场的基础上,两国有充分合作的基础。双方高层领导对双边关系发展的意义认识深刻,有推动经贸关系提升的政治动力。虽然在国内尚有争议,在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就已经提出澳大利亚属于亚洲的政治定位。
中澳经贸关系利益冲突点
但是,从商业关系发展到资本关系是一个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从资源产品看,澳大利亚是最大的卖家之一,中国是最大的买家之一,因此经贸关系上升到投资关系的时候必须克服双方的利益冲突点。简单的买卖产品、买卖公司、买卖矿山并不能克服这些利益冲突点,反而有可能深化这个利益冲突点,形成事与愿违的结局。两个国家和两个公司一样,必须有宏观发展的视野和切实的宏观目标才能正确处理好从商业关系向投资关系的转变。
例如,中国十分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公司,许多大型资源型企业,无论从资产价值和产值角度看,都是以冶炼、加工为主的工业集团公司,而不是资源公司。因此国家缺乏对资源行业的理解和认识,绝大多数谈论资源的角度都是从提高冶炼企业产业利润和利润稳定性角度考虑。仅从这种片面角度考虑中澳两国双边经贸关系,不利于发展良好的投资关系。
又比如,澳大利亚在中国投资的矿业公司把国际资源开发新型模式带入了中国资源行业,有利于中国研究如何使中国资源勘探和发展标准向国际标准靠拢。同时,通过资源载体传达互惠互利的投资原则,有利于降低中国企业走向澳大利亚的阻力。然而,错误的资源发展思维模式使这种良性效果受到了极大影响。
再比如,即便在中铝争取联姻努力的关键期间,铁矿石谈判也没有考虑给予支持中铝的国际团队以帮助,放弃短期利益,争取长期收益。力拓团队彻夜讨论大概正是这种不协调行为的长期意义。待嫁女另寻新欢有时候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决定。
最后,资源行业的垄断性确实有所发展。冷静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也是一种互动现象,并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行为。其特点是,资源企业在价格低谷时期,冶炼企业在价格高涨时期,垄断趋势增强。资本经营不能搞谐振。搞谐振就是做投机,不利于长期发展。
如何发展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
建立投资关系的基础是信任,建立信任的基础是消除利益冲突。中澳互动投资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沟通渠道,深入了解对方核心利益,而不是争夺话语权。媒体评价商业谈判结果既不应作为政治功绩,也不应作为政治劣迹,否则不但不会增强双边关系,反而会破坏双边关系。
保证资源供应不能以控制为手段,中国工业集团需要融入澳洲矿业,而不是买断澳洲矿业。应该协助创造中澳双向的资源投资载体,以便两国资源行业能够深切理解资源行业特殊的矛盾规律,进而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
通过资源公司的载体建立双方投资体系的链接,在投资关系建立初期十分重要。澳大利亚的股民通过澳大利亚资源公司在中国资源领域的投资获得利益,中国资源公司的股民通过中国资源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矿业资本市场获得利益,不但有利于中澳互动的资源投资平台的建设,而且在初级阶段,有利于争取最广大的群众支持基础,为深化资源投资关系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投资体系的建立不能是单向的,比例可以不同,但是政策和标准必须是一致的,这样的投资体系才能经得起任何政治风浪。
认真看看地图,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说许多目标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切实的战略目标。其中,中澳矿业资本市场联动形成世界最大矿业资本市场之一,形成链接伦敦-纽约的资源商品交易东方时区,就是值得认真努力的目标。
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就不能仅仅依靠一国之力,就需要本地区不同利益协调发展和合作;就必须开放我国资源行业,使资源开发政策和标准互相接轨,促进大型国有资源工业集团引入国际资源开发机制;就必须使我国资源行业和澳大利亚资源行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资本关系。
总之,中国经济已经从关注出口逐步转向关注货币,重心从商品经营转向了资本经营。资源战略是中国从商品经营走向资本经营的重要环节,因为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特殊资本,具有很强的资本属性和金融属性。中国国际资源投资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在现阶段应该是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关注点不是话语权或者大型经营载体的短期利益,而是国家资源战略和金融战略的整体发展和进退分寸。
(作者任职于一家在澳上市公司,涉足国际矿业资本市场20余年)
http://opinion.hexun.com/2009-07-06/119346123.html

『伍』 哪些机构可以提交军事决策和建议

战争是涉及全局的战略性问题,不仅仅是军事部门的问题,中央决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意见。以下中国主要的决策咨询研究机构:

一、中共中央直属系统

1、中共中央党校

党建、思想理论和中央重大决策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性建议。以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现实和战略问题为重点。

2、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对党建、思想理论重要课题和中央重大决策的可行性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性建议;参与党中央大型会议的文件起草;对全国经济形势跟踪,收集、分析、整理和报送党建和思想理论的重要综合信息、动态,为中央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承办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国务院直属系统

1、国务院研究室

国务院研究室是承担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任务、为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服务的国务院办事机构。

2、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机构。

3、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

该院在政策研究咨询方面比较活跃的机构有、农村发展研究所、亚太研究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和金融研究所等。

4、中国工程院

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大决策、重大工程建设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咨询和评估,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提出优先发展领域和重点投资方向和建议,对国家重要工程科学与技术问题开展战略研究,提供决策咨询,致力于促进工程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政策、产业经济和产业政策、农村经济、技术经济、对外经济关系、社会发展、市场流通、企业改革和发展、金融以及国际经济等领域。

6、国家行政学院

推进依法行政、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重大决策研究。

三、中央军委直属系统

1、军事科学院

全军军事科学的研究中心,进行军事基础理论和国防建设、军队建设重大问题的研究;为军委和总部决策提供战略性建议和咨询,提供军事学术研究方面的信息;组织协调全军的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等。

2、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从事有关战略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问题的研究,为国务院、中央军委和解放军各总部的决策起咨询作用的任务。

四、部分部门和地方政府隶属系统

1、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以政策研究和咨询为主,为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服务,同时面向社会,为各行业、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外企业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2、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集研究、信息咨询、新闻出版、教育培训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与咨询机构,在对外贸易、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咨询和信息服务等方面,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结合我国各个时期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围绕国家财政中心工作,从事财经理论和政策研究,探讨客观经济规律,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意见。被业内人士称为财政界的“黄埔军校”。

4、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5、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主要围绕货币政策决策,对经济增长及运行进行分析与预测;研究金融法律、法规、制度,跟踪了解其执行情况;跟踪研究我国产业政策和工业、农业、财税、外贸等部门经济动态以及货币信贷、利率、汇率、金融市场等重大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提出政策建议。

6、国家信息中心

通过加强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宏观经济预测监测,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的对策研究和快速反映,同时在积极推进我国信息化事业发展。

7、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

专司国有经济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机构。

8、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承担本市决策咨询的研究、组织、协调、管理、服务的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机构。

9、上海社会科学院

定位于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靠得住、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

10、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从战略和政策角度对当代国际政经和安全问题及中国的对外关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与海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建立沟通、合作机制;推动对世界趋势及主要热点问题的了解。

1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特区理论与实践、港澳台研究、物价改革、国企改革、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等领域。

五、社会组织系统

1、中国改革开放论坛

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致力于政策的分析研究,密切关注当今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动向,组织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热点及难点进行多学科性研究。

2、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主要承担政府与主管部门委托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课题研究工作,以及围绕经济的开放、发展与社会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综合性、全局性和超前性的调研。

3、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

全国委员会由来自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工商界、议会、政府、工商界、学术界、媒体和民间团体六方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组成,其宗旨是谋求促进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

4、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致力于和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相关的各方面研究活动。

5、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集团)

主要从事产业政策、经济形势等软科学研究,媒体出版,顾问咨询,评测认证等业务。

6、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以转轨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为主,围绕中国经济转轨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超前性的研究。

7、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综合研究咨询机构,面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各种社会团体,而且面向企业以及个人。在区域发展方面的研究能力较强。

8、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全国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旨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提供战略性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

六、高等院校系统

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集研究、教学和培训于一体的学术机构,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政策咨询、当代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研究等方面表现突出。

2、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

基于“维护国家最高利益,认清国家长期发展目标,积极影响国家宏观决策”的发展宗旨,遵循“获取决策知识,创新决策知识,传播决策知识,通过国情研究报告影响决策与政策”的发展路径,已经建设成为国家高层决策的科学思想库和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学院与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承担了国家、省市、部委以及企业、单位的科研任务,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跨国公司经营管理、金融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运行与分析等政策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4、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在进行系统的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同时,注重开展现实问题的研究,完成各级对台工作部门委托的大量调研课题,为全国台湾研究重镇之一,也是国家台湾研究重要思想库。

5、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我国培养国际问题、外交以及涉外人才以及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基地。

6、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安全战略,国际军控与裁军,经济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国际政治思潮,以及东亚、北美和欧洲的国际战略问题。

7、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密切参与政府“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研究。

8、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承接国家和省部级重大课题,参与政府和企业咨询,以知识服务社会。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国有企业改革、企业经营与管理、资本市场等。

9、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内规模最大、层次最全的国际问题和政治学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的科研基地之一。为党和国家的涉外决策提供有价值咨询报告。

10、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为中国财政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

11、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剖析我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规律和经营方略。

12、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为中国的企业如何走出国界参与国际竞争、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等提供咨询服务。

13、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致力于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实证和政策研究。

『陆』 CEO、CFO、COO、CMO、CIO的定义及岗位职责

1、CEO是指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是在一个企业中负责日常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主司企业行政事务,又称作司政、行政总裁、总经理或最高执行长。

主要岗位职责:任免经理人员;执行董事会的决议;主持公司的日常业务活动;经董事会授权,对外签订合同或处理业务;

2、CFO是指首席财务官(Chief Financial Officer),是在一起企业中负责日常财务事务的最高指挥官。直接上级是总经理(国内多数是这种情况)或董事会(国外多数是这种情况);直接下级包括财务会计部经理、管理会计部经理、审计监察部经理。

主要岗位职责:通过财务的手段进行战略层面的操作;像销售一样去‘卖’公司,把公司推销给投资者;通过兼并收购将公司的战略用最低成本实施出来。

3、COO是指首席运营官(Chief Operating Officer),就是制定企业长远战略,督导各分公司总经理执行工作的官。主要是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辅助CEO的工作。对CEO负责,负责企业的运营管理。COO在某些公司中同时任职总裁,但他们通常是常务或资深的副总裁。

主要岗位职责:负责公司职能管理组织体系的建设,代表CEO处理企业的日常职能事务。如果公司未设有总裁职务,则COO还要承担整体业务管理的职能,主管企业营销与综合业务拓展,负责建立公司整个的销售策略与政策,组织生产经营,协助CEO制定公司的业务发展计划,并对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考核。

4、CMO是指首席营销官,是企业中负责市场运营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又称作市场部经理、营销总监。

主要岗位负责:在企业中对营销思想进行定位;把握市场机会,制定市场营销战略和实施计划,完成企业的营销目标;协调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市场营销战略计划的执行进行监督和控制;负责企业营销组织建设与激励工作。

5、CIO是指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是首席信息官或信息主管,是一个公司信息技术和系统所有领域的高级官员。他们通过指导对信息技术的利用来支持公司的目标。

主要岗位职责:挖掘企业信息资源、制定企业信息化战略、合理布局企业信息化、评估信息化对企业的价值等。负责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整合,完成信息系统的选型实施,收集研究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为决策提供依据。更为重要的是要担当起电子商务管理以及信息工程的监理工作。

(6)国家高层对资本市场定位扩展阅读:

CHO(首席人才官)

首席人才官(Chief Human Officer);又称首席人力资源官。是公司高级管理岗位之一,是具有制定集团化经营的公司人力资源的战略规划,并监督执行,负责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全面统筹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的职责。 CHO不是人力资源总监,人力资源总监是HR Director。

CMO(首席市场官)

首席市场官(Chief Marketing Officer),又称为“首席营销官”,负责与企业相关的所有营销问题,是企业营销部门的最高统帅。因为不掌握具体的企业运作资源,又要达成具体的目标和业绩,CMO这个岗位要求具备很高的协作和沟通能力。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首席执行官

『柒』 急急急 求有关中国96年以来成长动力及转型 针对国企来讲

国企改革的必要性:

工业革命以来近代经济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我们所称的“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过程。当今西方的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由中世纪的封建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到近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呈现出过渡的差异,例如,由于国家介入程度的差别而有所谓的“美国式道路”和“德国式道路”的区分,但在总体上,自由企业制度和主张自由竞争、抵制国家过多干预的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具有“自然发育”的特点。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批国家,在其初期则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其中的一些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此前资本主义经济曾经获得过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些国家如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只是在局部地区有所发展,更大范围内则处在萌芽状态。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初期和中期,这些国家曾有过工业和经济的高度增长,但体制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终促使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在“自然发育”的国家,市场的扩展显示了从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轨迹。
为生产服务的金融制度虽然也在发展,但证券市场的兴起和大规模发展则直接受到大量融资和企业间购并需求的刺激。而我们属于“转型”国家,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建立在有些领域已达到很高的、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竞争的水平,工厂制度不仅确立,而且具有较为系统的管理制度。与“自然发育”不同的是,这些工厂不是在市场扩张的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而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计划安排。所以,它们是“工厂”而不是“企业”。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如何实现这些工厂的市场化“转型”,“转型”中依据何种顺序和逻辑,就成为我们面对的问题。

不论理论和政策上采取了何种“说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开始实际上就是“市场导向”的。改革之初,企业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按什么价格出售无法自主决定,国家计划“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被当成是企业体制上的一大弊端而需要改变,因而要求企业“面对市场组织生产”。企业首先进入的是商品市场,在商品市场中则首先进入的是消费品市场。决非偶然的是,价格改革构成了80年代经济改革的重点,首先得以放开的是大多数消费品价格,尔后通过“双轨制”的调放结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放开了大多数投资品价格。中国国有企业首先经受了商品市场的竞争洗礼,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明确并初步学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2、刺激了供给增加和买方市场的形成。
3、产品和企业的分化加快,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脱颖而出。
4、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企业家。
总之,商品市场的一个时期的发展,使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某些实质性变化,那种完全指靠国家吃饭过日子的企业已少见了(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商品市场所带来的变化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前面述及的市场发展的顺序问题。理论上可以假设资本市场先于商品市场发展,或者二者同步推进,但资本市场上的经营者很快将会发现企业不会按照市场需求生产和销售产品,不知道那些企业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获利,并成为优势企业,不知道企业重组中谁去兼并谁,也不知道哪些企业领导人是真正的而非冒牌的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在商品市场取得重要进展、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则越来越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有些是根源于传统体制的老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趋于明朗和尖锐,有些是随着商品市场发展而引出的新问题。概括地说,它们集中表现为几个重要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与市场竞争对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间的矛盾。所谓“所有者虚置”不是说没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这样的“所有者”不能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这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在市场竞争趋于激烈的新环境下,对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质量”不同,企业竞争的后果便会有大的差别。这一点经常被用来解释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持续亏损等现象。分析近年来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原因,人们甚至有理由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否存在明确的盈利动机表示很深的怀疑。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公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经营者的行为呈现出复杂状态。在企业扩权的背景下,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从差到好的老企业,改革以来“从无到有”的“新国企”,高层经营者实际上掌握了大部分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这些人已不同于改革前的企业经理人员,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老一代企业家打下江山后雇佣的支薪经理,他们不同程度上具有创业者的性质,对他们掌握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人们似乎多少持一种默认态度,认为“人家搞起来的企业,应该有一份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营者已是某种程度上的“风险承担者”。但现有的正式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并不全部承认并保护他们这种事实上的权利。与此同时,市场化过程使企业经营者损害法律上的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如职工)的利益,有了比计划经济时期大得多的空间,从在职消费到转移资产都可能发生。于是,合理的不承认,非法的管不住,经营者行为陷入了矛盾、扭曲的状态,确实有人完全是“吃”、“挖”公有制,也有人是“正路”不通而走“邪路”的。公有制的所有权可能落不到实处,经营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既有制度不承认、不保护它,它就会以与既有制度相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近年来一些知名企业家“出事”,以及普遍存在的“穷庙富和尚”现象,仅仅用个人品质显然是无法解释的。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应有更切合实际的说明。无论如何,我们面临着一个能否创造出有利于企业家稳定、长期发展的制度环境的问题。
第二个矛盾是国有资本事实上的部门、地区所有与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之间的矛盾。国有资本名义上或法律上归国家所有,大多数实际上是部门、地区所有,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非市场化的环境中,国有资本要有运营的实际可能性,“条块分割”是无法避免的选择。对“条块分割”的弊端,已有诸多分析,如人为割断生产经营内在联系、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等。在企业规模扩大、分化加剧的新形势下,“条块所有”至少又带来了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条条”和“块块”越来越难以对迅速扩张的优势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特别是直接融资的支持,同时对在竞争中失败的劣势企业越来越难以在自己的行政势力范围内予以消化。二是“条条”和“块块”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越来越难以提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称职的企业家人才。撇开其他问题不论,这意味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原有的所有者在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上都出现了“短缺”。如果说西方国家曾存在私人、家族及合伙人资本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的话,我们的经济中目前也出现了明显的“条块所有”与生产和资本经营日益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两种情况虽然在具体国情和所有制性质上有很大差别,但所有制形式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上却有类似之处。在西方国家,矛盾一定程度上通过企业股权结构的“公开化”、“社会化”,即通过对外扩股包括企业上市加以缓解的。我们所面临的“条块所有”所带来的矛盾,也需要而且只能通过股权结构的开放和流动得到解决。
股权结构的这种变化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即为政企分开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条件。对此依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得到理解。西方国家的所有者职能与部分经营者职能的分离,虽然不排除股权依然封闭状态下雇佣职业经理的情况,但多数是在股权“公开化”以后出现的。“公开化”一方面使企业的股权不再等同于(一般应大于)原有所有者的股权,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多个所有者,使所有者(投资者)能够相互竞争和流动,形成了资本市场,以及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的便于所有者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基本信息。这些变化都使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的分离成为可能。对我们所面对的政企分开问题而言,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政府作为事实上的所有者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在政府之外寻找其他国有所有者是徒劳的。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有一个作为所有者的政府部门,而且这种隶属关系有着很长的“历史性”,要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职能分离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将是很难的。积极的变化只有当引入了新的所有者,而且新老所有者具备了流动性,并且能够以某种方式提供关于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时才能开始。
第三个矛盾是国有经济战线拉得过长与随着市场竞争的扩展而出现的“市场失效”问题之间的矛盾。准确地说,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这个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足以成为问题,因为当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时,不存在其“战线过长”的问题,当市场经济未得到大的发展时,也不可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这个矛盾一旦突出起来,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近来强调国有经济缩短战线、调整结构,就是以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资源配置中开始发生基础性作用,特别是竞争性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为背景的。在这一背景下,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并无确定的优势可言,虽然也可以找出具有竞争力、表现优秀的国有企业,但大多数企业却陷入困境。在另一方面,仅靠市场力量管不了、管不好和不愿管的事情大量增加,矛盾逐渐突出,如何把有限的国有经济资源按照优先顺序转移到最需要从而也是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去,就成为紧迫的问题。
国有经济的这种战略性调整所涉及的是国有经济在新体制中的“定位”问题。近年来在国有经济问题上存在着强调“产权改革”、强调经营者作用和强调建立竞争性环境等不同的观察角度,彼此有一些争论。在“产权改革”论那里,或明或暗地遵循了“公家的东西不可能象私人的东西那样受到关心和爱护”这样一条简单、朴实的逻辑,其结论的倾向性也是较为清楚的。强调经营者作用的论者则考虑到近现代企业中职业经理阶层出现且重要性上升的趋向,近来又受到人力资本理论和中国实践经验的支持。重视竞争性环境的观点则认为最重要的是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以获得评价企业业绩的充分信息。对同一问题从诸多角度开展讨论,对问题本身的理解无疑是有益的,同时也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对强调产权改革者来说,需要对这样一个事实提出解释,即在最崇尚私人资本、最“自由放任”的国家,如美国,也都存在着一块“国家资本”或“社会资本”。对强调经营者作用的论者来说,需要对国有企业经营者代理成本普遍高于非国有企业的现象作出解释,而且将会发现重组后的国有经济经营者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经营者。对强调竞争性环境者来说,也将会发现重组后的国有资本大部分并不处于竞争性领域。如果继续用一般的产权和企业理论来分析国有经济问题,将难以摆脱逻辑上的困境,因为其隐含的前提是把国有企业仍然当成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显然,对立足于解决“市场失效”问题、大部分将处于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来说,或者说实行战略性重组的国有经济来说,需要一组更切合实际的理论,其中包括国家理论、外部性理论、政府管制理论等,以对问题本身提出更好的说明。
上面述及的三个矛盾相互交织,不完全处于一个层次,但仍然可以由统一的逻辑加以解释。不难理解,第三个矛盾是基本的,它需要通过国有经济的职能转换和战略重心的大幅度调整才能解决,其结果很可能是多数或大多数国有资本将会转入非竞争性领域。在理论上则要求摆脱把国有资本参与的企业看成一般企业的局限。对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处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来说(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国有资本将呈现递减趋势),第一个和第二个矛盾是无法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其基本途径是在引入资本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企业产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其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有利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机制。
其次,上述三个矛盾的出现和解决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或者说只有当转轨“转”的一定程度后才会发生。如果没有商品市场的发展,这些矛盾或者缺少发生的依据,或者虽然存在但不会尖锐。也就是说,商品市场在解决了一些问题以后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商品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必须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这样我们对前面提出的问题就有了答案: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同样遵循了由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顺序,这一点完全是由市场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角度看,国企改革期待资本市场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支持国有经济收缩战线,重点是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当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目标确定以后,也就是国有资本在某些领域“要不要退出”的问题确定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退出”。我们不排除某些国有资本直接以实物形态上改变用途的方式“退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资产专用性存在,首先要解决国有资本变现即由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的问题,否则仍然无法实现“退出”。例如,国有资本要从一个纺织厂退出,该厂的机器设备、厂房、存货等显然不适合国有资本新用途的需要,所以首先要适当的交易者,通过拍卖、股权转让等方式将国有资本变现,而且在变现的过程中应给出合理的价格,不能发生低估国有资本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一个资本市场,通过这个市场解决国有资本退出过程中的“寻找交易者”、“定价”、“变现”、“转让”等问题。
第二,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核心是大企业的成长和新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近年来出现的产品和企业两极分化,将导致两个重要结果。一个结果是大企业的成长,特别是一批按照国际水准衡量的大企业的逐步形成。商品市场的竞争胜利,给企业“长大”在生产、技术、销售、管理、品牌诸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但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企业扩展的速度将相对缓慢,有的企业可能就停滞于既有水准。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大都有良好的金融支持系统,比如几乎都是上市公司。这一点也可解释在发达国家上市公司通常只占公司总数的很小比例(如千分之一、二),但大公司却很少不是上市公司的。另一个结果是占到企业总量多数的、在竞争中失败或至少未占到优势的企业,将与大企业之间有一个分工协作关系重新组合的过程。新的分工协作关系包括横向关联(如成为大企业生产体系中的最终产品生产者)、纵向关联(如原材料、另部件供应商,产品推销商)以及混合关联(如跨行业纳入大企业多元化的经营结构)等。现在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对中小企业持一种蔑视态度,认为这些企业,没有规模优势,因而没有竞争力和发展前途。其实,在合理的经济体系中,大中小企业有适宜的比例关系,大多数企业仍然是中小企业。至于“规模经济”问题,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得到大量实证经验支持的观点,所有在竞争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有其规模上的合理性。我们过去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而在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缺少有效率的联系,如一个行业中大中小企业都生产最终产品。在这种状况下,出路只能是通过收购、兼并、破产、托管等方式重建大中小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最具优势的。
第三,有助于企业产权制度和内部治理结构中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注重组织结构的变化,追求组织形态上与国际经验的相似性,如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经理组成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国有股本的持股机构等,而容易忽略作为其基础的资本市场的作用。然而,离开了资本市场,产权边界的确定、股东作用的发挥、对经理阶层的监督、经营业绩的评价等都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以人们谈论很多的产权问题为例,如果缺少资本市场上的“交易”,资产的价格将无从确定,产权的价值边界也不可能清晰。其次,在存在市场交易的条件下,资产将向对其评价高的主体流动,进而产生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结果。如果不出现由于流动而产生的效率改进,所谓的“产权明晰”也不会有多大意义了。尽管我们无法断言有了发育良好的资本市场,长期困扰我们的产权和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的诸多难题一定能够解决(可能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但若没有资本市场的作用,这些难题肯定是无法解决的。
如果说十几年来产品市场的发展使国企经济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对前面分析过的诸多矛盾的解决,将使我国国企体制转轨发生一个质的进步,从一定角度看,它将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确立。

『捌』 对于金融危机,我们可以思考哪些方面呢

金融危机九大启示

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纽约逐渐崛起为国际金融中心。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体系内亦有很大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前途光明;

二、以美元为主导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出现重大问题,人民币正迎来历史性机会。中国应该加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三、对中国而言,不要被目前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吓倒了。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依然应该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当然,监管要跟上;

四、金融市场化推进的同时,亦要重视公司治理的改善。华尔街五大投行在上市之前都是合伙制企业,在上市之后,合伙制时候的薪酬制度保留了下来,但公司治理却没有跟上,导致管理层的冒进式创新;

五、改进货币流动性的观测。货币是可交易的信用,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货币的链条在拉长,传统的货币观测方法要改变;

六、货币政策的定位要改变,功能要调整,视野要拓宽。货币政策不仅要盯住币值稳定目标,还要把资本市场纳入视野,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增长;

七、金融杠杆不能一棍子打死,没有杠杆就不是金融了。鼓励金融创新就不能全盘否定金融杠杆。华尔街投行的集体消失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的杠杆率就是金融业的标准杠杆率;

八、金融工具的多元性和金融机构的多元性依然要存在,对于复杂的结构性产品,要做的是充分揭示风险,而不是完全杜绝;

九、资产证券化依然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不能因美国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就否定了它的价值。

希望对您有帮助。

『玖』 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影响

一、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1、金融机构对住房贷款信用风险的监管
中国金融机构存在信息不够畅通、连环贷款、连环抵押等问题,虽然近几年有所好转,但也应该从次级抵押债券的问题上汲取教训,加强监管。第一,严格审查住房消费者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审查工作侧重于审查借款人是否有可靠的收入来源、是否存在其他债务、其财务状况是否可得到有效监控。第二,应该警惕国内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对于房价上涨过快的地区和房价过高的楼盘,对于多套房屋以及对高档商品房、别墅、商业用房等投机性需求,要大幅度提高首付比例和严格控制授信额度。第三,不定期地翻查房贷者的还款纪录,关注还款能力欠缺者,适当改变信贷条件,降低违约风险。第四,监管机构应定期向商业银行通报房地产信贷风险情况并适时进行风险提示,对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发展较快、风险暴露较多的银行,采取双边会谈的形式予以风险预警。

2、金融部门对房地产开发商开发风险的监管
次贷危机的发生和房地产泡沫有着紧密联系,次级抵押债券风行就是因为投资者对房地产市场的看好,次贷衍生产品的产生就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之上的。警惕次贷危机就要严控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而房地产行业主要通过借贷银行资金、占用建筑商资金,展现了自有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技巧。然而,在融资渠道单一的情况下,开发商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银行,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的现象,房地产开发商由于自有资金少而无法为债务清偿提供保障。这样,银行的贷款资金迫使银行承担着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风险。

3.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创新的风险监管
金融创新使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这有利于分散风险,增加流动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中国金融创新起步晚、层次低,金融市场衍生产品的种类少,金融服务相对匮乏,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针对房贷衍生产品,由于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程度低,不良贷款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内,一旦房价下跌引发还贷违约,将对银行系统产生严重冲击。中国急需发展本国的证券化和改善金融市场结构,使金融市场从结构到品种都得到优化,从而有利于投资者利用各种金融手段妥善安排好未来的风险,有选择地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分散相关金融风险。

4.坚持审慎经营的原则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忽视和背离了这些基本的信用风险防范措施,臆想房产价格不断上涨会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降低借款者的违约风险,并据此向还款能力不足的借款人发放大量贷款。在美国次级房屋抵押贷款过程中,贷款公司往往无需信用记录为一般或较次级的借款人提供收入证明,无需提供首付,贷款成数可高达楼价的100(即零首付),而且可以由经纪商批核,所有这些非审慎的条件和程序的放松酿成了最终的风险。在发达的市场需要更严格的监管在现代金融体系里,无论风险管理手段多么先进,体系多么完善的金融机构都不能避免遭受风
险事件的影响,这是因为现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高关联度、高不对称性的特性所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内的风险产生和传递完全呈现出了新的特征早在2000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EdwardM.Gramlich)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前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之后也多次提醒美国监管当局次贷中存在的潜在危机,遗憾的是,他的警告并没有得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绝大多数同事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他们的风险。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者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美国金融家们所拥戴的”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的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和主张,确实存在着索罗斯所指出的极端市场原旨主义。目前中国这种按机构监管,根据专门类别机构的风险配置监管资源的做法,符合中国当前金融业发展的实际。至于不同监管者对同一金融产品采用不同监管标准的问题,由于各种金融产品市场定位和目标客户的不同,有其合理成分,那些不合理的成分则可通过加大信息披露和加强不同监管者之间的沟通协专论调来克服。

二、美国次贷危机给中国政府带来的政策建议

1、发展金融混业集团是中国金融业的现实战略选择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外资金融机构大举进入,其中很多金融机构是混业经营,综合优势明显。而中国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重复设立营业网点的做法成本很高,竞争的压力必将导致今后几年不同机构营业网点的合并重组。以中国现有分业监管体制管理混业经营的外资机构和交叉代理的中资机构将会面临不少新的矛盾和困难。同时,由于中国金融业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领域没有很大的盈利空间,改善资产质量的压力使政府必须鼓励银行开展中间业务、代理证券和保险,这些措施最终都难以拒绝有条件的混业经营的要求。国外出现的在金融混业集团公司框架下的混业经营模式可能为国内金融机构兼顾效益和安全找到一条途径。此外,保险和社保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使得证券业与社保基金和保险业间出现了新的资金流动和风险传递机制。金融混业集团经营有两大类型,一是在同一法人内部实行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的综合经营,如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二是通过资本的联系,在集团内部实行法人分业、集团综合的经营方式,如美国实行的金融控股公司制度。在中国,长期看,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形式的金融混业集团公司是综合经营一种现实的战略选择。

2、建立中国金融业的混业监管体系
目前,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存在一些副作用,但这在经济和金融体制转轨时期却是一种现实和有效的制度安排。实行金融混业集团经营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金融混业集团必须具备有效的内控约束机制和较强的风险管理意识;二是金融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能力较强,有完备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和较高的金融监管效率。在缺乏有效的内控和监管措施的情况下,金融混业集团不仅不会分散风险,还可能催生更大的风险。因此,目前在一段时间内,中国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局面是与金融业的经营管理水平、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金融法律制度的健全程度等方面均处于较低层次的现状相吻合的,它更多注重的是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和风险的可控性。
从长远看,中国应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从事综合金融管理,负责统一制定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通盘考虑和制订金融法律、法规,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测和评估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集中收集监管信息,统一调动监管资源。现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中分业监管体系不利于中国金融混业集团的发展,分业监管体系在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协作、资料交流、业务协调、划清不同金融业务的主监管人等方面都存在困难,存在重复监管和监管漏洞的问题。因此,应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业管理机构从事综合金融业的管理。其主要职责是;制定金融业发展的法律法规;研究银行、证券、信托和保险监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创新及其监管问题;研究银行、证券、信托和保
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等。

3、金融混业集团资本监管与风险的权衡必须进行治理结构创新
通过包括财政注资、银行上市、发行次级债券及动用外汇储备的途径提高资本,这些方法只能够在一定时期弥补中国金融混业集团的资本充足率的缺口,但是长期中不能够彻底改善风险状况,风险状况的真正改善只能够通过治理结构的真正变革才能做到。为此,中国的金融混业集团要建立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合理划分内部职责和权限,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审批制度,建立独立的会计及核算体制,建立内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系统。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一是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审计监督作用,提高信息披露资产评估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二是加强媒体监督,鼓励和利用媒体的曝光功能,进行监督和揭露违规违法
及腐败行为。三是发挥投资人、债权人等市场参与者的监督约束作用,包括有效的信息披露。

4、建立和完善金融混业集团发展的法律法规
建立和完善金融混业集团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出发点是金融混业集团的发展既要考虑到其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又要注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既要维护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又要保证混业监管的优越性。面对当前的国际国内金融形势,中国应建立和完善金融混业集团发展的立法。尽快颁布《金融混业集团法》,调整《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以扩展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空间,拓宽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渠道,更好的促进中国金融混业集团的健康发展。

『拾』 中国股市最后一滴血是谁的

在锵锵三人行,聊中国股市,我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中国股市既不属于经济学范畴,也不属于投资学的范畴。如果让我划分股市的范畴,我把中国股市划入文学和艺术的范畴。”
这绝非对中国股市的不敬,而是20多年来中国股市最真实的写照。以本轮戏剧性的股市为例,在实体经济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股市从2014年初,开始了一轮令人瞠目结舌的暴涨,股指在1年多的时间里,从不到2000点一举突破5000点的高点,涨幅超过150%,从全球表现最差逆袭为全球最靓丽的股市。然而,暴涨必然引发暴跌,从六月份到现在,中国股市又经历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暴跌,股指一度跌破3000点,千股跌停成了股市的常态,很多上半年从股市收获颇丰的股民血本无归,一些融资融券玩杠杆的被强平,政府为了托市尽管采用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甚至不让一些机构在4500以下卖股票,但市场的信心弱到了极致。同过去多少次的轮回一样,股民期待从股市让财富增值的梦想再次破灭。

然而,比暴涨暴跌更诡异的,是其背后更为诡异的逻辑。以本轮股市暴涨为例,在经济基本面极其困难,上市公司盈利明显下滑的情况下,所谓的牛市却悄然启动,其绝世的表现超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想象,也很难用正常的经济学逻辑解释。为什么实体经济很差股市却逆势飞扬?在本轮牛市启动的过程中,笔者关注到很多解释。有人将本轮牛市归结于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改革红利”,也有人将之归结于实体经济下行下货币宽松的预期,更有人将之归结于“国家意志”,强调做大做强牛市是一种“国家战略”。而这种“国家牛市”的战略更是得到了一系列的旁证:在本轮股指飙涨的过程中,每一次市场的调整,立即得到一些部门和国家媒体的力挺,一些金融部门的高层直言“股市繁荣可以反哺实体经济”,一些国家级媒体言之凿凿,“4000点之后牛市才刚启动”。
这种暗示、明示国家力挺市场的结果,便是资金大量进入股市,引发全民的疯狂,甚至在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候,很多投资者仍然坚定认为,5000点不足惧,本轮市场行情如果不突破上一轮6124点就根本算不上牛市。即使在危险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投资者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理智,他们无视风险的提示,无视任何预警的指标,奋不顾身的杀进去。在暴涨的情况下,任何理性的思考都会被市场耻笑,但随后的暴跌给了规律和理性一个公道。当3000多支股票都像《西游记》,个个都成精,不管有没有翅膀,都高高飘扬在空中的时候,不由让人想起20多年来每一次暴涨暴跌,投资者损失惨痛的历史。在某些人好大喜功,某些媒体没有节操,某些机构失去廉耻,大家集体行动一致的逻辑鼓吹“牛市”的时候,中国股市就沦为了名副其实的某些利益集团集体金融诈骗的场所。有些人忽悠,股市好了,对市场经济也有支撑作用,笔者用所有的经济逻辑也没有想通这里面的道理:股指高了,是上市公司的业绩也就高了,还是虚假的繁荣让实体经济也好起来?很显然,这是一种极其荒唐的自欺欺人的想法。
暴跌让股市20万市值灰飞烟灭,但暴跌也让很多投资者再次恢复了理智,暴跌也让我们对资本市场的思考回归常识,暴跌同时让我们看到本轮牛市背后真正的逻辑。从现在来看,本轮牛市本质上就是在货币宽松预期下,通过资金杠杆推动的一次“杠杆牛”。杠杆成为股指暴涨的最重要力量,在场外配资、伞形信托等一系列所谓的金融创新的幌子下,泡沫疯狂生长,然而失去理智的人们浑然不觉。而失去实体支撑的恐慌,以及管理层野蛮、粗暴的去杠杆的行为,让这一切的努力都成空。如果说暴涨是一种国家意志,暴跌无疑也是国家之手直接干预的结果,在管理层去杠杆意图明显的情况下,中国股市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管理层异想天开的认为,通过降杠杆,打断狂奔的疯牛的腿,让股市进入所谓慢牛的通道。然而,我们的管理层太自信,太缺乏对市场的基本敬畏,其结果就是股市在信心崩盘之后的暴跌,尽管每天都有救市举措出台,然而,当救市的总指挥,证监会的主席助理被调查,作为国有企业的国内第一大券商中信证券的高管大面积涉嫌内幕交易,再次让中国的散户感受到这个市场“恐怖大片”的惊悚、跌宕和不知道多深的黑水。
证监会主席助理被抓,中信证券高管大面积涉嫌内幕交易,投资者明白了,之前的救市措施之所以失效,原来是一个大老鼠召集一帮小老鼠开会研究如何保护粮仓。这是中国股市长期以来信心贫血的真正根源。事实上,笔者认为,即使中国宏观经济再差,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情况下,股市的表现,股市的信心不应该如此惨不忍睹。这背后的根本因素,仍然是中国股市“圈钱市”的本质以及监管层失去了市场的信任使然。众所周知,中国资本市场20年来,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近年的IPO规模屡屡全球第一,但并没用相应的给普通投资者投桃报李,给予合理的投资回报,过高的市盈率,名存实亡的退市制度,愈演愈烈的内幕交易,以及没用任何强制性的分红制度,让中国资本市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圈钱市,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亏损市。也就是说,中国资本市场运行20年来,投资者“信心贫血”的关键是股市在制度的定位上并没有形成以保护投资者利益,给投资者以合理回报的体系,而是仍然围绕为企业融资,为企业圈钱而存在。对于一个圈钱市,大家搏击的都是短期收益,股市的暴涨暴跌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当这个市场的很多参与者,都来圈钱,当这个市场的监管者来寻租,当这个市场的规则被漠视,当这个市场的大量的散户的利益被践踏,这个市场何来的投资者信心可言。如果一个资本市场不是将投资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将圈钱和融资放在第一位,这样的资本市场注定是没有未来的。当投资者的信心和幻想消耗殆尽,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本质认识到位,要想让离场的投资者再次回到资本市场,将相当不容易。股市暴跌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20年来,股市的理念、定位、股市的监管不仅仅进步不大,而是在很多方面在退步。股市成了“反智”的游戏,投资者的希望和信心在经历数次的蹂躏之后终于崩盘。
中国股市的最后一滴血,一定是中国股民诀别市场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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