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建设的策划方案

Ⅰ 书院文化节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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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简述中国书院的发展历程帮忙

公元907年唐朝覆灭，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开始出现一批私人创办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古人讲求诗礼传家，无论哪朝哪代，都把读书看作一等一的大事，于是在千百年的历史流转中，承载着文明和思想火花的“四大书院”也应运而生。

书院的兴起受到了禅宗丛林的影响。首先，从功能上看，书院和寺院性质相似，均是以教育生徒为特征，以传道授“业”为目的，是具有自发性的教育组织。丛林为禅宗佛教徒潜心求道之所，而书院在理学家的精心经营下，也成为传承儒家“道统”的场所。

其次，书院的产生与晚唐五代士子读书寺院之风具有直接关系。士子在幽静偏远之寺院静心读书已经形成传统，这对书院选址很有启发，宋代书院便多建于风景秀丽之名山。

再次，许多书院是在寺院的旧址上扩建或新建的，如宋初岳麓山寺庙林立，僧人智漩等“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岳麓书院便肇始于此。因此之故，书院建筑也多仿自丛林。

1998年初，据说国家邮政局准备发行“四大书院”邮票时，曾事先到石鼓书院实地考察，但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之后改选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1998年4月29日，国家邮政局在商丘市睢阳区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邮票所选书院为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

朝廷赐额

五代后晋时（936年），宋州虞城县（今河南商丘）通儒杨悫在归德军将军赵直扶助下在宋州宋城县创办睢阳学舍，聚众讲学。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兼妹夫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戚同文病逝后，学校曾一度关闭。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宋城县（今河南商丘）富豪曹诚，在戚同文旧学之地出资三百万金，造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并于次年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院，以曹诚为助教，重新建立了书院。

“博延众生，讲习甚盛”，愿以学舍入官，真宗皇帝大为嘉叹，“面可其奏”，下诏表彰，端明殿学士盛度“文其记”，前参知政事陈尧佐“题其榜”，赐名“应天府书院”，应天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

Ⅲ 抚州临汝书院即将投入使用，修建这样的书院的目的是什么

抚州的临汝书院已经得到了建成，建设这样的书院，其实是因为给别人制造一个旅游的景点，并且将它用于一些学术的研学，以及用于情景商业。整体的书院在进行建造的时候都是偏向于古风的，它的建筑风格偏向于宋元的建筑风格，因为有了这样的古代的风格，才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个地区进行旅游。同样建造这样的一个书院，其实也是为了让别人来学习古人的学习态度，养成自己谦虚的一个学习态度，从而体验中国古代的文化。

并且当地在修建成这样一个地方之后，不仅当地人会去游玩，同样还会吸引一些外面的游客进行游玩，这其实是可以增强当地的文化交流的，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Ⅳ 简述中国书院的发展历程

书院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
书院的产生
书院产生于唐代，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其起源有官民两途。民间书院源出于读书人个人的书斋。与书斋不同的是，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由私密而公众，这是书斋与书院的分野。
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校理、知书、书直、写御书、拓书手、装书直、造笔直等职，集藏书、校书、刊书、讲书等于一体。其主要职责《唐六典》记作：「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以学术文化事业为主，而无具体的政务，这就是作为官府的书院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的区别所在。
官府书院有着将千百年国家藏书、校书、修书及由此而辨章学术的经验传输给新生书院组织的桥梁作用。书院起源于官民二途，使自己同时拥有了民办和官办的传统。从此以后，书院就在民间和官府这两大体系的交相影响之下，开始了更加辉煌的发展历程。
唐五代书院概况
唐五代时期，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只有70所，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还只能算作起始阶段。尽管如此，分别从民间读书人的书斋和朝廷整理经史典籍的官衙中脱胎出来的书院，带着官民两种传统，并在两者的关爱和影响下，已然发育成长起来，具有了其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读书人在其中藏书读书，校勘典籍，问学讲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交流学术，教学授受，讨论政治，关心时局，探究经史，研究著述等，承担起改造、更新、传递华夏文明的重担。从此，中国社会就多了一种崭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
据邓洪波《唐代民间书院研究》、《唐代官府书院研究》统计，唐代书院见于地方志的有40所，见于唐诗的有14所，再加官府3所丽正书院、5所集贤书院，去掉重复，总共有57所，其中48所书院可以确定其院址。这48所书院的分布成点状，散布于今日全国的12个省区，其中今陕西7所、山西1所、河北2所、河南2所、山东1所、浙江5所、福建6所、江西7所、湖南8所、广东2所、贵州1所、四川（含重庆）6所。
又据邓洪波《五代十国时期书院述略》统计，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公元907－906年），民间书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兴复唐代书院1所。其地域分布，北及幽燕之区，南达珠江流域，基本上仍在唐代书院分布的范围之内，其中今江西8所、福建1所、广东1所、河南2所、北京1所。
书院制度的形成
两宋时代，那些从门阀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读书人，挟开拓万古心胸之豪气，凭藉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繁荣，依靠印刷技术进步带来的丰富藏书，纵贯古今，横论百家，将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事业推进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其间，书院受到大家重视，创建711所。
南北宋书院的发展各有特点，北宋以「天下四大书院」为代表，强化的是教育教学功能，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社会的认同；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在「南宋四大书院」的讲学，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使学术与书院的一体化得以完成；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行天下，更有典范作用。从此，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形成魅力无限的文化人格特征，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宋代是书院获取显赫声名、得到大发展并形成为制度的时期。北宋初年，无力兴学，只得扩大科举名额，并利用唐代以来出现的书院，通过赐书、赐额、赐田、召见山长等方式进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岳麓、白鹿 洞、石鼓、嵩阳、应天府、茅山等书院，都是因为其教学有功获得「御赐」而扬名的。经此一期，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得到强化，其声名也彰显天下。
南宋书院的发达与兴盛是公认的，其标志有二，一是它与理学的一体化，二是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完全确立。书院制度不仅吸取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教训，而且采纳了佛教尤其禅宗丛林、精舍，以及道家宫观传法讲学的经验。正因为这样，它在目的、功用、手法上形成了博取各家长处而又与之相区别的特色。书院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教育事业进入了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书院制度是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它是儒道释三家文化融合的结果，又为这种新文化的发展服务，其教书育人功能为这种「服务」所派生，属于传播文化的功能之一。
两宋书院概况
据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宋代创建书院711所，分布在今日全国18个省区，其中河北3所、河南11所、山西4所、安徽20所、江苏29所、上海4所、浙江156所、福建85所、江西224所、湖北17 所、湖南70所、广东39所、广西10所、海南2所、四川（含重庆）31所、贵州1所、陕西1所、香港1所。
宋代书院分布特点有三：一是分布范围比唐五代明显扩大，广西、海南、香港都有了书院。二是数量猛增，书院分布由点状变为片状，出现了几大密集区，其中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名列前4位。三是发展极不平衡，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北方四省只有19所书院，仅占总数的2.67%，文化重心明显南移，江南完全取代中原而成为教育与学术的中心。
书院的北移
当宋理宗为朱熹平反，颁行《白鹿洞书院学规》于天下，扶植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的时候，元朝统治者也于窝阔台在位的第十一、二年间（1239－1240年），创办太极书院于燕京（今北京），建周敦颐祠，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酬、朱熹六人配祀，选刻周氏遗书，礼聘江南大儒赵复在那里讲学。史称「北方知有程朱理学，自赵氏讲学太极书院始」。在元朝统一全国的前后，忽必烈曾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后来又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因此，元代书院不仅在南方得到继续发展，而且以强劲之势向北方推进。《日下旧闻》讲，「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民族文化之不绝于金戈铁马下的元代，理学之传于北方，主要的功劳应当归于书院。
元代虽然为金戈铁马的蒙古贵族统治时期，但对儒家文化有着应有的尊重。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结合之后，被正式确立为官方正统。与理学一体化的书院等视为官学，受到重视，书院建设者之中，既有汉人、南人，也有蒙古与色目人，因此而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说法。
据统计，元代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的唐宋旧院部分，书院总数达到408所。在书院的发展史上，元代的最大贡献是，弥补辽金时代的缺憾，将书院和理学一起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新形势下形成的南北文化差距。
元代书院概况
据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元代创建书院296所，分布在今全国19个省区，其中北京3所、河北12所、河南12所、山东23所、山西10所、安徽15所、江苏6所、上海4所、浙江49所、福建11所、江西94所、湖北10所、湖南21所、广东9所、广西1所、四川（含重庆）5所、贵州3所、云南1所、陕西7所。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列前4位。
尽管总的情况仍然是南多北少，但其分布则成明显的北移势态。首先，北方已有京、冀、鲁、豫、晋、陕六省区创建了书院，比宋代多了两个省区，并且山东后来居上，超过很多南方省分而名列第三。其次，北方的书院上升到67所，绝对数比宋代多3.5倍以上。第三，北方书院占全国总数的比例，由宋代的2.67%上升到22.63%，进步神速。
书院的推广与移植海外
明初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程朱理学长期处于官方学说地位，失去了往日的进取而流于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这种僵化。于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思想家，就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远近景从，讲会相连，书院再度辉煌，推广到边远地区，形成鼎盛之势。据统计，明代共建有书院1699所，远远超过唐宋元三朝的总和，而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学术思想与书院一体化的情形及其显示的巨大能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从永乐年间开始，中国书院东植朝鲜半岛，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如同在中国本土一样，它与学术思想连为一体，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所不同的只是本土盛行王学，而东土则推崇朱子学。后来，书院还移植于日本、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
明代书院概况
在书院发展史上，明代承前启后，地位十分重要。虽然前期有过将近百年的沉寂，但在王守仁和湛若水的学说重新结合以后，带着冲破长久压抑的力量，书院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数量增加，总数达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创建的就有1699所。
明代书院的分布总体上是由先进发达地区向边远落后地区推进，读书种子已经撒向神州边陲和发达省份的穷野之地，这标志著书院的发展进入了成熟的推广阶段。
更有甚者，乘学术辉煌之势的读书人，不仅涉足地方文化建设，在民间规范百姓，移风易俗，使书院具有了平民化特色，而且以同志相尚，品评人物，讽议朝政，使书院又具有了社团化的倾向。当然，书院输出到朝鲜，更是这个时期的亮点。
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明代创建书院1699所，分布在今全国25个省区，其中北京6所、河北70所、山西61所、辽宁7所、河南112所、山东69所、安徽99所、江苏66所、上海5所、浙江199所、福建107所、江西287所、湖北69所、湖南102所、广东156所、广西71所、海南17所、四川（含重庆）63所、贵州27所、云南66所、陕西28所、甘肃8所、青海1所、宁夏2所、香港1所，江西、浙江、广东、河南位居前4位。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知明代书院的地域分布特色有二：一是向西北、东北地区推进，甘肃、青海、宁夏、辽宁等边远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书院。二是各地书院密度加大，尤其是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成效明显。
另据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统计

Ⅳ 岳麓书院的建设沿革

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地，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麓山寺创立，至今仍保存完好。东晋陶侃曾建杉庵读书于此。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智璇等二僧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岳麓书院就是在智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诞生的。
咸平四年（1001年)李允则请奏书，诏赐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赐建湘西书院。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即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7）年间，岳麓书院进入了北宋的鼎盛时期。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至今书院所存明代“岳麓书院”刻石，便是当年宋真宗的手迹。在周式执掌下，岳麓书院的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关于“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但唯有岳麓为诸家共推，反映了古之学者对岳麓的推崇。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他还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更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张栻主教期间，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出了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次会讲，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所以不仅是长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乾道五年 （1169 年）张拭知严州，彪居正任书院山长。
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绍熙五年（1194年），在岳麓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经过他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到繁盛时期。执事淳佑十年 （1246年）理宗赐“岳麓书院”匾额，别建湘西精舍于书院南。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岳麓书院几百学生参与战斗，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元统治者统一全国后，极力推动书院的恢复和发展，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仅废10余年的岳麓书院又开始恢复生机。1314年（延元年）郡别驾刘安仁再次主持大修。元末战乱再起，岳麓书院又于1368年（至正十八年）毁于战火。 明初，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了百余年。成化（1465－1487）年间，书院开始逐渐恢复。1432年（宣德七年），由民间集资促成岳麓书院最早的一次修复。1469年（成化五年），长沙知府钱澎再次兴复书院，但不久又废。1494年（弘治七年）长沙府通判陈钢终于使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貌。自明宣德始，经地方官员陈钢、杨茂元、王韬、吴世忠等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
1507年（正德二年），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守仁来岳麓讲学。王守仁及其弟子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岳麓书院的又一次重要学派活动，导致了岳麓书院又一个学术繁荣期的到来。
1509年（正德四年），守道吴世忠拆毁道林寺，扩建书院。
1643年（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部队进攻长沙，与明朝官军进行激战，书院在混战中被毁。
自明宣德始，岳麓书院自元毁为废墟，至明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开始修复，经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弘治七年至九年（公元1494-1496年）等先后修建，基本恢复旧观，首创崇道祠，并重新办学。期间，经地方官员陈钢、杨茂元、王韬、吴世忠等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
明代岳麓书院学术仍以朱张之学为正宗。明代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首修《岳麓书院志》，嘉靖、万历、崇祯三次续修。正德以后，王阳明及其弟子先后至此讲学，传播心学。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明世宗颁“敬一箴”及所注程颢视、听、言、动四箴于岳麓，增建敬一亭，后改名四箴亭。明末，东林学派高世泰讲学书院，岳麓书院学术传统重新得以发展。 清初朝廷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1652年（顺治九年）曾调令：“各提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实谈废业。”然已经实行了数百年的书院制度，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修复书院的呼声日趋强烈。就在顺治帝诏令各地“不许别创书院”的当年，湖南巡抚彭禹峰就聘请长沙府攸县县学生刘自主持岳麓教事，并未受到处罚。
随着统治的日益巩固，顺治末年对书院的抑制政策开始松弛，康熙、雍正年间进而实行支持和鼓励政策。1668年（康熙七年），巡抚周召南下令重建岳麓书院，基本恢复了原有规模。1674年（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发动三藩叛乱，攻克长沙，刚刚修好了才4年的岳麓书院即兴即毁。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巡抚丁思孔又重建岳麓，置膏火田数百亩，并两具疏章，请求御书匾额。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春，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
清朝廷为褒扬岳麓书院办学之功，先后颁赐“学达性天”、“道南正脉”额，并赐帑赐书，将岳麓书院列为省城大书院，在官府的大力扶持下，书院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顺治初年，书院继续办学。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诏令岳麓为省城书院，赐帑金一千两。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赐御书“道南正脉”额，以褒扬岳麓传播朱（熹）张（栻）理学之功。其后，湖南巡抚等地方官多次拨款以作书院经费。同时，大批有名望的学者被聘任山长。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书院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期间罗典、欧阳厚均各主院27年，创建和恢复书院古迹数十处。书院办学呈蓬勃发展的景象。
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帝又赐御书“道南正脉”于岳麓，岳麓书院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再次获得肯定。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书院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期间罗典、欧阳厚均各主院27年，创建和恢复书院古迹数十处。1745年（乾隆十年）巡抚杨锡绂作《岳麓书院学规》。1748年（乾隆十三年）山长王文清手定《岳麓书院学规》。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罗典任院长，辟“岳麓八景”，修建筑多处。清代岳麓书院主要传授理学和汉学，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湖南巡抚吴荣光于岳麓书院内创办湘水校经堂，以经史、治事、辞章分科试士。
1833年（道光十三年）巡抚吴荣光仿学海堂制，在此创设湘水校经堂，首开湖南书院教学改革之风。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军进攻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史称“书院毁半”，随后院长丁善庆率诸生捐资又逐次修复。1868年（同治七年）巡抚刘昆主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建。清末，岳麓顺应历史潮流，设译学、算学等科，增置时务和西学图书，进行了教学改革。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由岳麓书院迁往长沙城南。后再度迁建，改名校经书院。使其成为汉学研究的重镇。清末，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清末实施新政，废书院而兴学堂，“岳麓书院”于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湖
南巡抚赵尔巽奏废为湖南高等学堂（1897年长沙时务学堂创立，1899年改为求实书院，1902年改为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与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 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奉令停办，工科学生按志愿送到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同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奉命迁入。民国四年十二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志·建制第二》载：“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即故岳麓书院。”（第2页）。1917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奉令停办，并入武昌国立师范学校，同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接收了前湖南高师的全部校产和一部分教师。1926年湖南工业、商业、法政三个专门学校合并，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仍以岳麓书院为一院，新建校舍为二院。1937年，省立湖南大学被国民政府教育部确立为国立湖南大学。
1938年4月，日本战机轰炸湖南大学校园，岳麓书院部分建筑被毁。1941年4月日机再次轰炸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御书楼、半学斋、静一斋等处均中弹倒塌，文庙大成殿及孔子像被炸毁。抗日战争胜利后，岳麓书院部分建筑被修复。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被撤消。在湖南大学旧址上，以原湖南大学土木系和基础教育部为基础，合并其他一些大学的相关院系，组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1958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扩充后更名湖南工学院，195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湖南工学院恢复为湖南大学，增设文、理科，设十二个系，重新确定文、理、工综合性大学发展模式。
1981年，岳麓书院开始大规模修复工程，1986年10月，在历经5年大修后，岳麓书院正式对外开放参观。湖南大学先后在此成立文化研究所和下属学院（名即为岳麓书院），招收历史、哲学等专业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20世纪以来，经过几次大修，一些毁于战火的建筑得到了重修。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要求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湖南时务学堂创办，后相继改名求实书院、湖南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与岳麓书院合并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创建于1907年，以造就初级和中学堂教职员为宗旨。辛亥革命后，改学堂为学校，1912年，湖南都督谭延闿首拟创办湖南大学，1912年，湖南优级师范学堂迁入岳麓书院，改名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成立筹备机构，1924年，省议会决议正式筹组湖南大学。1926年1月，省府颁布《湖南大学组织暂行条例》，委任李待琛等十人为校行政委员会委员，李待琛为委员长。1926年2月1日，湖南工专、法专、商专三个专门学校合并成立省立湖南大学，校名匾额悬于岳麓书院大门，并以岳麓书院校舍为第一院。1937年7月，国民政府明令将湖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任命皮宗石为校长。下设文、法、理、工、商五个学院。其后，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迁校复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办学规模扩大，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1950年8月毛主席应李达校长之请，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1953年院系调整，改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1958年改为湖南工学院，1959年复名湖南大学。1978年，国务院确定湖南大学为全国重点大学。
岳麓书院致力于建设成为培养国学研究、教学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基地，建设成为既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又具现代学术研究条件的高端学术平台，建设成为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和国内一流的国学重镇。

Ⅵ 郑州大学嵩阳书院的规划

郑州大学嵩阳书院得名于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属于郑州大学二级学院。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表示，嵩阳书院将以历史学院、文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相关人文社科院系为依托，组建教学和管理机构。办学上将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最终形成博、硕、本3个层次的教育体系。
据介绍，兴办郑州大学嵩阳书院不仅是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更是传承和弘扬中原文化、彰显当代河南文化性格、提升河南形象的需要，关系到“赓续文脉、弘扬国学”目标的实现，是河南省文化强省战略的重要内容。 揭牌以来，嵩阳书院全体师生积极探索国学教育和研究的创新机制，在人才培养、师资建设、国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做了许多建设性工作，取得丰硕成果。郑州大学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会同郑州市、登封市积极推进郑州大学嵩阳书院的建设。2013年将是郑州大学嵩阳书院建设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年，书院登封校区建设的程序和手续已基本完成，总体规划设计正在进行中，书院延请以设计古典风格建筑擅长的著名设计大师张锦秋院士承担书院整体设计。 郑州大学嵩阳书院以打造研究型国学院为建设目标，建设秉承古代书院精神、彰显中原文化特色、具有现代大学理念的新书院，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于一体，为郑州大学创建高水平大学提供重要支撑。 郑州大学将通过5-10年时间，把郑州大学嵩阳书院建设成研究型国学院，打造“三个基地、两个中心、一个平台”。“三个基地”即：国学人才培养基地、中原文化研究基地、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咨询基地；“两个中心”，即：国际性的中华国学和汉学研究传播交流中心，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一个平台”，是指开放性的学术、人才、文化创意资源共享平台。

Ⅶ 凤山书院的建设费用

一、凤山书院时期
（乾隆十一年即1746年－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 这一时期的教育，以山长（也称院长）主持讲学，讲学内容主要是和科举制度相适应的四书五经等。书院的后期，培养了不少的能人志士，如黄志信、庄尊贤、陈少瀛、庄佑南、肖甸邦等人。 二、凤山小学堂时期 （宣统元年即1909年－1911年） 1909年，灌口知名人士陈瓞臣在同乡会的资助下，将凤山书院改为同安县第一所近代学校：凤山小学堂，并亲任校长。凤山小学堂开近代教育风气之先，庄依瓦、陈瓞臣、庄尊贤、陈延香等辛亥革命的志士都在这里活动过。 三、凤山学校时期 （民国元年即公元1912年－1918年） 1912年，凤山小学堂改为凤山学校，学校只有三个班级。1916年学校派代表参加霞阳学生运动会的各项比赛，获优异成绩，得到海澄县政府奖励的“尚武精神”横匾，名声大振。学校由三个班级发展到七个班级。1918年，凤山学校改为私办公助的学校。 四、灌口小学时期 （1919年－1936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1919年，凤山小学改为公立学校，并取名灌口小学，采用现代教育的“四二制”（初小4年，高小2年）。随着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学校声名鹊起，远播角美、东孚、后溪等地。到1923年，学校已经发展到8个班级，灌口小学成为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 五、灌口中心小学时期 第一时期（1937年－解放初期） 1937年春，灌口小学由于办学成绩显著，被同安县立为县第三中心小学，即灌口中心小学。这是学校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新起点。但由于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学校办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第二时期（1950年－1965年） 解放后，灌口中心小学迎来了鼎盛的发展时期。自1950年开始，学校走上了正常办学的道路，1951年，学校隆重地成立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1956年，学校附设初中班，1958年以后，学校的规模扩大，并迁移到现校址，时有学生800多人、教师35人、14个教学班。1959年，学校成立党支部，并被评为厦门市红旗学校。1960年，学校荣列省106所重点小学之一，成为全省教育战线有名的一面红旗。 第三时期（1966年－1976年） 十年“文革”动乱，同样使灌口中心小学成为“重灾区”。1967年，学校被迫停止执行原来的教学计划，所有的学生，不分年级一律学习毛主席语录，学校成立公社教育革命小组。部分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被无端地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自1971年起，小学实行五年制教育。 第四时期（1977年－2005年） 1977年，学校进行了调整改革，1979年恢复中心小学的领导机构。1988年，学校筹款36万元，建起了有22间教室的教学楼，办学规模和教学质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六、厦门实验小学集美分校 （2006年8月） 2006年8月，“实验小学集美分校”正式挂牌，标志着学校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从此，这所学校的视野更为开阔、实力更为雄厚，校园面积30亩，设有48个班级。此后，学校正朝着“努力创建岛外一流小学”的办学目标前进。

Ⅷ 国学教育的书院项目

中华东方文化书院计划在全国主要省市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按照历史上华夏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分野区划，结合中华慈善总会主办的中华九鼎九州行活动，分别联合建设 “中华东方文化书院”九大分院，书院突出区域性、公益性、永久性于一体，统一规划管理，集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各个历史时期东方文化艺术品收藏、展览、展示、学术交流和休闲、养生、旅游、度假于一体。
中华东方文化书院的主要选址原则，全国知名高校，文庙、博物馆、书院，旅游度假区、著名园林和风景名胜区等。书院建设工程接受国内外和社会各界捐赠和赞助，同时由书院项目承办地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联合出资建设。
书院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基地和师资资培训基地；
第二，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和学术研究基地；
第三，作为中国各地和各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和濒危文物、民间、民俗文化的整理、收藏和学术研究基地；
第四，作为东方与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和学术交流基地；
第五，作为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和近现代名家优秀文化艺术作品、图书的收藏、整理和学术研究、交流基地；
第六，作为各省市区域性举办文化节日庆典、青少年文化广场功能；
第七，开展中国文化与教育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第八，作为休闲、养生、旅游和参观学习、会议培训基地。
第九，以书院为基础，授权或联合设立青少年人文素质教育示范基地。欢迎海内外全球华人、全国企业界、教育界、文化界等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支持、参与、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