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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借鑒公共選擇理論，我國政府的職能可以定位有哪些
公共產品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是西方財政學中的兩大主流理論,正確地理解這兩大理論體系各自的內涵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把握當代西方財政學的關鍵所在.但是,長期以來,國內外財政學界在關於這兩大理論體系關系的問題上,存在著許多眾說紛紜的說法.通常的見解往往強調兩者之間的分歧,甚至連兩大學派的代表人物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都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而另一種見解則強調,盡管這兩類理論之間存在著某些表面的差異,但就整個財政理論體系而言,它們之間的關系是統一的.可被整合的.本文的寫作目的正是在於具體闡述後一種見解的具體觀點,並期待這一研究有助於進一步加深對於西方公共財政學體系的理解,從而更好地為我所用.
一、規范的財政理論：公共產品理論
公共產品理論認定義公共產品、私人產品以及混合產品出發,論述了政府和市場各自的職責范圍所在及其分界線.首先,公共產品所具有的非競爭性特徵表明了社會對於該類物品或服務是普遍需要的；而公共產品的非排斥性特徵則表明了收費是困難的,僅靠市場機制遠遠無法提供最優配置標准所要求的規模.在這樣的兩難處境下,政府機制的介入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其次,在私人產品的提供問題上,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均是可利用之工具,但廣泛的經驗事實表明,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市場機制提供私人產品往往比政府機制提供私人產品更有效率,主要的原因在於,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市場機制能夠通過分散化的處理方式,更為有效地解決經濟過程中的激勵和信息問題.所以,總的來看,公共產品理論的結論是,政府機制更適宜於從事公共產品的配置,而市場機制則更適宜從事私人產品的配置,這實際上也就劃定政府與市場的理論分野.當然,對於界於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之間的混合產品應如何處置的問題,根據上述推理,公共產品理論也同樣給出了原則性的回答,這就是根據混合產品中公共產品性質或私人產品性質強弱的不同,或近似於公共產品處置,或近似於私人產品處置,或由政府和市場共同來提供.
通過上述對於公共產品理論的簡明闡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共產品理論所力圖解釋的是,政府機制應該承擔何種職責,以及與此相關的市場機制又應該承擔何種職責,而並無涉及政府和市場在實際中正在承擔何種職責.因此公共產品理論顯然應歸入規范研究的范疇,也就是關於「應該是怎樣」的研究.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一理論明確定義為財政學理論體系中的規范研究部分,或稱之為「規范的財政理論」.
二、實證的財政理論：公共選擇理論
公共選擇理論的要旨在於,它認為公共政策的生成是社會中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利益矛盾折衷、平衡的結果.這一理論秉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優良傳統,始終堅持以利益分析的方法來分析政府機制運作的全部實際過程,使西方財政理論界展開了一次「向新政治經濟學回歸」的歷程.
我國財政理論界的部分研究者在對公共選擇理論的理解上把注意力過分拘泥於諸如「直接民主制」、「代議制民主制」、「單峰型」、「雙峰型」等理論模型之上,並進而得出公共選擇理論不適用於我國財政實踐的結論.其實,既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條件之下,社會的不同利益矛盾是客觀存在的,而政府的有關政策也必定是這些矛盾平衡的產物,因此,當抽象掉一些具體形式內容的不同,著重從其理論精髓的角度來理解時,公共選擇理論對於分析我國的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生成及執行的實際過程,仍然是有著很強的理論借鑒意義的.比如,最近幾年國有股減持幾上幾下的實踐,就可以充分反映出利益矛盾對公共政策生成和執行的制約.
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公共選擇理論的作用在於分析政府或財政過程的實際狀況是怎樣的,是對於客觀狀況的一種解釋,並不涉及「好惡」等主觀判斷.因此,同樣非常清楚的是,公共選擇理論應歸於實證研究的范疇,也就是經濟分析中關於「客觀事實是怎樣」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選擇理論所實證的並不僅僅是政府或財政過程的表象,它力圖說明的是之所以產生這些表象的內在根源,即利益矛盾.為此,公共選擇理論在實際上構成了財政學理論體系中的實證研究部分,或可將之稱為「實證的財政理論」.
三、公共產品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的關系
通過本文以上的分析,我們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一個完整的公共財政理論體系中,公共產品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是不可或缺的兩大支柱.
公共產品理論旨在說明一個理想的政府機制應該是怎樣的.這一規范研究完全是有必要的.盡管在現實中,任何實際的政府機制總是和理想化的政府機制會有著或大或小的差距,但這並不能表明我們確立一個理想化的政府模型是不必要的,相反,只有確立了理論上的最優化模型,我們才能夠辨別清楚經濟活動所應努力的方向,並對現實經濟狀況作出適當的合意性評價.這就如同在實際的考試中,很少甚至沒有學生能夠達到100分的標准,但確立100分這個最優標准仍然是必需的.因為,只有確立了這樣一個標准,才能夠很好地解決兩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其一是,究竟向哪一個方向變化才是好的,100分抑或0分?其二是,如果有一個學生成績為70分,而另一個為80分,哪一個更為優秀一些?要回答這兩個問題,都必須確立一個參照的標准,而100分就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標准.以此觀之,公共產品理論的意義正是在於提出了一個政府機制應該怎樣做的規范化標准並為實際中的財政機制變化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評判依據.
但是作為一個完整的財政理論體系而言,僅有規范理論是不夠的,因為僅僅停留在「應該怎樣才是做得最好」的分析上,而缺乏改變現狀的實際方略,財政學研究仍然不能很好地服務於經濟實踐.要想針對現實的經濟狀況提出切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來,就必須很好地分析實際的經驗過程究竟是怎樣的,以及主導這種狀況的深層次因素,因為進一步政策的制定將同樣很可能受到這些客觀存在的深層次因素的制約,也就是說,要使得理論研究能夠很好地指導實踐,不僅需要規范理論指明前進的大方向,而且必須通過實證研究牢牢地把握經濟環境中的客觀制約因素,這樣才有可能制定出既符合正確的方向、又切實可行的改進方案來.財政理論體系的建設同樣如此.而公共選擇理論正是當代西方財政理論體系中解釋客觀財政現實究竟如何,以及為何是這樣的理論.
因此,綜上所述,本文認為,作為規范理論的公共產品理論和作為實證理論的公共選擇理論之間的關系,應是統一的和相輔相成的,它們共同構成了西方財政理論的完整體系.
四、幾點說明
之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會強調公共產品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的差異,而相對忽視其統一性,其原因可能有下述兩點：
1.混淆了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的界限.在以薩綴爾遜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學派的研究中,這是一個常見的問題.比如,在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中,當某國處於通貨膨脹狀態時,財政政策應該是緊縮的,這一觀點是沒有任何問題的,而且顯然屬於規范分析的范疇,但是,當上述結論被不恰當地轉換為「一國出現通貨膨脹時,其財政政策就會是緊縮的」,就極有可能產生錯誤.因為,在利益剛性的制約下,即使在通脹期間,財政支出也有可能不僅難於下降,反而還發生實際的上升趨勢.之所以在分析中發生這樣的誤解,就是因為後者關於事實是怎樣的判斷屬於實證分析的范疇,不能簡單地用規范分析來予以解釋,否則研判的邏輯就變成了「應該是怎樣,就會是怎樣」,而這一邏輯顯然不會是合理的.又比如,在證券市場的研究中,「有效市場」概念屬於一規范分析之范疇,用於說明證券市場之最佳狀態,毫無疑問是有著極大的理論價值的.但如果在實證研究中把有效市場假設和真實市場相混淆,則必然又會產生一些不正確的結論.同樣的道理,由於公共產品理論的始作涌著正是薩綴爾遜嚴而馬斯格雷夫等也都深受新古典綜合範式的熏陶,因此,在如何認識公共產品理論在整個財政理論體系的地位的問題上,同樣產生了混淆規范分析方法和實證分析方法的錯誤.也就是說,公共產品理論本來的任務是提供一個理論上所確立的最優化政府模型,從而在財政研究中確立價值評判的標准和指明實踐改進的方向.但是,新古典綜合學派卻不恰當地把它用於解釋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和財政活動的實際過程,並且得出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和財政活動就是公共財政的結論.而事實上,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和財政活動在實際中究竟如何的問題,是由利益較量所決定的.因此,分析這一問題必須使用實證的財政理論,而非規范的財政理論.
2.正是由於新古典綜合學派混淆了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的范疇,並在這一泥潭中難於自拔,他們的邏輯進而發展為：既然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是公共財政,是符合最優經濟假設的,因而政府幹預經濟必定成功,所以,政府應大力干預經濟.這就進一步導致了與布坎南等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在政策層面上的分歧.因為公共選擇學派既然重視實證過程,就必定重視這些實證過程背後的利益矛盾制約,也就是政府政策所受的制約,並因此得出政府幹預經常是無效的結論,所以不主張政府積極干預經濟.這也就是所謂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觀」.當然,在這一分歧發展的過程中,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過度地強調政府幹預的無效性,也是導致分歧擴大的另一方面原因.
通過以上對於分歧產生原因的探討,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公共產品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是統一的、可被整合和應被整合的.因為分歧產生的原因並不在於理論本身,相反,恰恰是導源於對相關理論的誤用,沒有把握好相關理論在財政理論體系中的相對位置.
五、借鑒意義：整合的財政學
通過對公共產品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關系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對於構建我國財政理論體系十分有益的可借鑒之處.這些可借鑒之處主要包括：
1.完善的財政學理論體系必須有兩大組成部分,即規范的財政理論和實證的財政理論.缺乏了前者,我們就有可能迷失努力的方向或很難對財政現實作出適當的全意性評價.而缺乏了後者,我們又很難把握財政現實之所以形成的客觀原因,而解釋不了這些原因,也即政策制訂和實施中的客觀制約條件,就不可能真正地使理論為實踐服務.總之,規范理論體系是必須的,但僅有規范理論體系又是不夠的,唯有依靠實證理論體系的支撐,才有可能使得規范理論體系所描述的最優化目標得以在實現中被逐漸趨近.
2.在構建我國財政理論體系的規范理論體系部分時,西方財政學中的公共產品理論是可以被借鑒的.盡管,西方國家的財政現實不可能達到公共產品理論所要求的規范標准,新古典綜合派將這樣一個理想化的目標與現實混為一談是錯誤的,但這並不妨礙這一最優化目標是值得借鑒的.而且,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政府職能逐漸轉化的條件下,也確實越來越趨近於為社會所有公眾的公共利益作出最大限度服務的最優化目標,所以,公共產品理論只要定位恰當,完全是可以作為我國規范財政理論體系的基礎理論的.
3.在實證理論體系部分的構建上,我們可以在通過借鑒公共選擇理論的合理內核,也就是利益分析的現代方法,進一步發展國家分配論,使其適應新的形勢,與時俱進,更好地解釋和把握我國的財政現實.之所以有可能做到這一點,首先,從理論淵源上而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精髓之一正在於秉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利益分析的方法,無論是對資本主義企業的分析,還是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分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看待問題都是一以貫之的；而公共選擇理論的思想淵源同樣是基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利益分析的良好傳統.其次,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盡管階級矛盾已經消失,但社會不同階層、不同個人之間的利益矛盾仍然客觀存在,因此公共政策是利益折衷和平衡的產物這一客觀現實仍然存在,在政策制訂過程中我們必須充分考慮和調和各方的利益這一事實同樣沒有改變.所以,堅持利益分析的方法,做好實證研究,是財政理論體系所要解決的又一重大問題.
4.將各種有差異的財政理論,在充分發掘其合理內容的基礎上,求同存異,最大限度地整合起來的研究方法,同樣有助於我們完善財政理論體系的建設,更好地服務於我國的發展和改革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