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宣傳畫

（1）（歷史信息）宣傳畫出現的歷史背景是八一三事變；宣傳畫作者、發布者，以及國民政府的態度都是團結起來、一致抗日。(3分)（依據）宣傳畫中的文字，如「八一三」，「全民抗戰」，「喚起民眾」、「組織民眾」、「訓練民眾」。畫中緊握步槍高高舉起健壯有力的手，(手臂下)隊伍中飄揚著的青天白日旗。(5分)
（2）查找檔案資料；走訪或查閱當事人（包括宣傳畫作者）的回憶錄；考察抗戰博物館、展覽館；查考史學家的相關研究成果等；比對同時期相關的宣傳報道。（任寫4條即可，每條1分）

『陸』 宣傳畫的中國發展

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北伐戰爭時期，宣傳畫創作十分活躍。作品多以報刊登載、傳單或牆壁畫的形式出現。內容以揭露帝國主義侵略、清政府和軍閥的殘暴與腐敗為主，還有的歌頌北伐戰士的英勇。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江西革命根據地曾出現許多粗朴而生動的宣傳畫，如《掙脫枷鎖》、《粉碎敵人進攻》等。30年代最突出的是抗日救亡宣傳畫。1938年，由周恩來、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三廳，團結了一批抗日畫家，創作了許多抗日宣傳畫。1932至1934年間，以畫家沈逸千為首組織了國難宣傳團，攜布畫先後歷十多個省會巡迴展出。在40年代，解放區的畫家緊密配合抗戰任務，創作了許多反漢奸、減租減息、發展統一戰線、擴大根據地乃至農業生產、講究衛生等內容的作品。其形式主要以木刻版畫為主，有的利用民間「拉洋片」、「西洋景」的方法，獲得了很好的宣傳效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宣傳畫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一大批宣傳畫家，影響較大的有哈瓊文、翁逸之、吳敏、游龍姑、吳性清、錢大昕、楊文秀、周瑞庄 、張汝濟等。他們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進行宣傳畫創作。北京、上海、天津遂成為出版宣傳畫最集中的地區。50至60年代，宣傳畫配合群眾運動而出現了繁榮。這一時期的著名作品有蔣兆和的《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哈瓊文的《祖國萬歲》，錢大昕的《爭取更大的豐收，獻給社會主義》，楊文秀的《豬多肥多糧高產》，周瑞庄的《越南南方人民越戰越強，堅決打擊美國侵略者直至勝利》劉秉禮的《心懷祖國，放眼世界》等。60年代末，宣傳畫開始出現浮誇、偽飾風，至「文化大革命」發展到極至。
「文革」期間，宣傳畫印行很多，但題材單調，成了為個人崇拜思潮推波助瀾的工具。在藝術上則多公式化、概念化，用大拳頭、瞪眼睛和裝腔作勢的形象表示「革命」，雖然到處張貼，卻很難有什麼藝術力量。「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宣傳畫創作跌入低谷，一些公共場合寧願掛花鳥風景畫，也不掛宣傳畫。70年代末至80年代，宣傳畫又有了復興景象，但此時的宣傳畫，風格趨向多樣，不再像50年代那樣以寫實為主。同時，一些畫作也出現了與商業廣告的合流趨勢。

『柒』 歷史上日本侵略中國,給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帶來的影響.

積極影響：促進國內分裂黨派和軍閥的團結，各方面為了生存被迫團結在國民黨的統一指揮之下，結束了中國幾十年來軍閥混戰的局面。

另外，東部大片領土淪陷後，中國政府被迫西遷到重慶，大量資金也流向西部地區，對貴重，四川和雲南的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軍事上使中國得以取得美，蘇兩國的共同支援，對中國的內部軍事科技和軍隊體系發展有積極作用。

消極影響主要是使大量平民百姓喪生，導致以農為本的中國損失了大量勞動力。日本所採取的轟炸，「三光政策」和要求中國所支付的賠款等使中國經濟雪上加霜，使中國的發展倒退。中國錯失了歷史發展機遇而不能成為世界強國。

『捌』 抗戰勝利70周年活動主題有哪些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為組織開展好豐富的紀念活動，弘揚偉大的愛專國主義和民族主屬義精神，嘉興市南湖區史志辦提前准備、精心謀劃，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活動方案日前正式出爐。
南湖區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活動方案概括為組織開展「五個一」活動。具體為：
召開一次紀念抗戰座談會。將邀請部分離休幹部、老同志追憶抗戰經歷，暢談革命理想，抒懷愛國民族精神。
出版一本抗戰題材文史專輯。將由區史志辦與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聯合編纂出版一本《南湖文史資料——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輯》。
主辦一次抗戰史料展覽。將由區史志辦、檔案局在檔案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展出反映抗戰活動的照片、圖片、宣傳畫、明信片等歷史資料。
組織一次尋訪抗戰足跡活動。將組織尋訪人員赴鳳橋、新篁等地尋訪抗日遺址，尋找當地有關老同志談抗戰感受和經歷，獲取口述檔案材料。
舉辦一次抗戰故事講座。將邀請區關工委講師團老團長為小學生講述當年的抗戰故事，為下一代進行理想信念和革命傳統教育。（浙江嘉興市南湖區史志辦公室）

『玖』 李可染的生平介紹

室名師牛堂，江蘇徐州人。原名李永順，曾用別號三企。自幼習畫，先入上海美專師范科，杭州西湖國立藝專研究生班，師事法國名畫家克羅多學習油畫，深受潘天壽、林風眠影響，並師從齊白石、黃賓虹學畫，曾在多所藝術院校任教。解放後，任中央美院教授、中國美協副主席、中國畫研究院院長。擅山水、重寫生，並將西畫中的明暗處理方法引入中國畫，將西畫技法和諧地融化在深厚的傳統筆墨和造型意象之中，取得了傑出的成就。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生於江蘇徐州，13歲從師鄉賢錢食芝學習傳統山水畫，16歲入上海私立美專學習。1929年以優異的成績入杭州（國際）西湖藝術院，破格錄取為研究生，師從林鳳眠等教授，研習西畫。1943年應聘為重慶國立藝專講師，從事中國畫教學、創作和工作。1946年應徐悲鴻之聘為國立北平藝專中國畫教授，同時師從齊白石、黃賓虹，潛心於民族傳統繪畫的研究與創作。 新中國成立後、他進一步致力於中國畫藝術的革新。將"可貴者膽，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大進去，用最大的勇氣打出來"為座右銘，使古老的山水畫藝術獲得了新的生命。可染先生的山水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鮮明的時代精神和藝術個性促進了民族傳統繪畫的嬗變與升華。 可染先生自成體系的教育思想，出現了活躍於畫壇的"李可染學派"。它不僅是畫壇辛勤耕耘70餘年的一代宗師，而且在藝術觀念的開拓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既影響早已越出美術界，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評價。 1989年12月5日卒於北京寓所，享年82歲。

齋名堂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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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先生一生中用過6個齋號，分別是有君堂、十師齋、師牛堂、識缺齋、天海樓、墨天閣。其中有君堂、師牛堂、識缺齋、天海樓見有鈐印，十師齋與墨天閣不見鈐印。有君堂、師牛堂、識缺齋、天海樓有堂匾。

「有君堂」齋號起用最早，延續時間最長。現存作品中，最早見1943年所作《執扇仕女》鈐「有君堂」朱文印。1945年《放鶴亭》鈐「有君堂」白文印，1947年《醉翁圖》鈐「有君堂」朱文印，1948年《午困圖》鈐「有君堂」白文印，1954年《無錫惠山天下第二泉》鈐「有君堂」朱文印（這在其50年代寫生作品中是極罕見的例外）。最早署款「有君堂」的作品是1943年的《布袋和尚》。差不多與此同時的《荷凈納涼》，以及1946年的《蕉林鳴琴》《潯陽琵琶》《宋人詩意》《暮歸》等，還有1947年的《溫柔鄉里不驚寒》、1948年的《鍾馗》，也都署款「有君堂」。總之，40年代作於重慶和北平兩地的作品，不管是山水還是人物，多半或署款「有君堂」，或鈐印「有君堂」，不見別的齋號。

進入50年代，李可染很少再用齋號。一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氣氛，用齋號顯得封建舊派；二是大部分作品都是野外現場寫生，不是畫室中閉門所造，用齋號也不適宜。進入60年代，李可染也沒有起用新的齋號，仍然沿用「有君堂」，但極少在畫作上署款或鈐印，僅見1960年的《柳溪漁艇圖》署款「有君堂」，但恰似驚鴻一瞥，隨後即不再見。直至1983年，才在《春雨江南圖》又見「有君堂」署款。同年的《蒼岩雙瀑圖》、1984年的《黃山煙雲》亦署款「有君堂」，以後則不再使用。總計前後貫穿了41年。

「有君堂」的來歷是這樣的：1943年，時任國立藝專校長的陳之佛邀請尚在文委會為前程犯愁的李可染擔任國立藝專中國畫講師，他搬進了重慶東郊嘉陵江南磐溪的房舍，可巧的是，屋裡地上竟然冒出了竹筍，於是想起晉人「不可一日無此君」的逸事，遂起齋名「有君堂」。從這一年開始，李可染重新研究美術史，想把他認為傳統中最優良部分集中起來，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進去，用最大的勇氣打出來」。用他四十年後回憶的話來說，「是時鑽研傳統，游心疏簡淡雅」，「雖用筆恣肆，但處處未落前人窠臼」。按照他的說法，重慶和北平時期，應是「所謂企圖用最大功力打進去者」。「有君堂」這個畫室齋名，應當說表明了李可染對傳統的態度，他是把中國傳統繪畫，尤其是文人畫，當做君子來相交的。他仰慕文人畫的清氣、逸氣、骨氣、靈氣和率真之氣，以疏簡淡雅為尚，以放逸恣肆為真。因此，凡署款「有君堂」或鈐印「有君堂」的作品，山水畫一般都有隱逸情調，人物畫一般都是高人逸士或古裝仕女。而且，筆墨特徵也很明顯，用筆迅疾，長線飄曳；用墨爛漫，時作墨戲。題款多用行草，一般少有長題，多為「可染」二字窮款，或許是對自己的書法水平不滿意、不自信。人物形象塑造趨於漫畫化，性格誇張，趣味橫生；山水樹木亭舍，逸筆草草，不求形似，但求神韻。總的風格是不修邊幅，有濃厚的魏晉名士氣派，與「有君堂」的文化內涵和品位倒也十分般配。

從50年代起李可染不再用「有君堂」齋號，除了政治上和創作方式上的原因，可能還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他提出改造中國畫，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改造中國畫中的舊文人習氣，而他清楚地知道，「有君堂」所追求的文人趣味，恰恰是在改造之列：「元明清文人畫及形式主義者，更把中國畫從人民的手中搶去，縮小在狹窄的個人主義的圈子裡，在效果上也變成特殊階級的專門『玩賞』品了」（李可染《談中國畫的改造》，原載《人民美術》創刊號，1950年）。因為有了這樣的政治覺悟，「有君堂」是不能再用了。李可染請齊白石老人刻了一方「為人民」的長形白文印，常鈐印於50年代的寫生作品上。但有時候稍不留意，「有君堂」印又會偷偷溜到畫作上，像1954年的寫生作品《無錫惠山天下第二泉》，不過這可能是個無心之失。但是，1960年的《柳溪漁艇圖》署款「有君堂」可就是有意為之了。

李可染最後一個畫室齋號是「墨天閣」。應該是1988年開始在有些作品上署此齋號。《密樹自生煙》（1988）、《高岩水邊人家》（1988）、《暮雨初收夕照中》（1988），都署「墨天閣」。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畫，都有一片暮雲千里的「墨天」。當然，「墨天閣」的「墨天」不是這個意思。中國戲劇界有一句表示職業操守的行話：「戲比天大」。那麼，中國水墨畫家是否應該也有「墨與天齊」的意識呢？南朝梁元帝蕭繹在《山水松石格》中，首倡「筆精墨妙」之說。從唐代開始，水墨的地位被文人推到了極為崇高的位置。傳為王維所撰的《山水訣》開篇即說：「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清代石濤說要「於墨海中立定精神」，並有詩句：「墨團團里黑團團，黑墨團中天地寬。」黃賓虹也說要在墨法上力爭上游，他的「七墨」說可以說是在理論上對水墨畫墨法的一個精彩總結。李可染生性對墨韻有著天才般的敏悟力，他其實一輩子都在「墨戲」中過生活。他對米芾、董其昌、龔賢、八大山人、黃賓虹這些墨法大師做過相當深入的研究。到了晚年，他堅信中國繪畫要想在世界藝術之林獨樹一幟，只能通過展現東方神韻的靈玄墨法來實現。在1987年所作的《高崖飛瀑圖》上，李可染題曰：「吾國繪畫基於用墨，歷代匠師嘔心瀝血，墨水交融千變萬化，臻於神境。杜甫所謂『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神應泣。』石濤和尚題畫句雲：『墨團團里黑團團，黑墨團中天地寬。』極言墨韻之美。此中堂奧，門外人不易知也。」這段話，大概就是「墨天閣」這一畫室齋名的最好注腳。中國的墨法墨韻，像天一樣清蒼，像天一樣高遠，像天一樣深幽。李可染站在自己畫室的高閣上，看到的是一片墨天無盡的蒼茫浩淼……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生於江蘇徐州，13歲從師鄉賢錢食芝學習傳統山水畫，16歲入上海私立美專學習。1929年以優異的成績入杭州（國際）西湖藝術院，破格錄取為研究生，師從林鳳眠等教授，研習西畫。1943年應聘為重慶國立藝專講師，從事中國畫教學、創作和工作。1946年應徐悲鴻之聘為國立北平藝專中國畫教授，同時師從齊白石、黃賓虹，潛心於民族傳統繪畫的研究與創作。 新中國成立後、他進一步致力於中國畫藝術的革新。將"可貴者膽，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大進去，用最大的勇氣打出來"為座右銘，使古老的山水畫藝術獲得了新的生命。可染先生的山水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鮮明的時代精神和藝術個性促進了民族傳統繪畫的嬗變與升華。 可染先生自成體系的教育思想，出現了活躍於畫壇的"李可染學派"。它不僅是畫壇辛勤耕耘70餘年的一代宗師，而且在藝術觀念的開拓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既影響早已越出美術界，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評價。 1989年12月5日卒於北京寓所，享年8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