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故宮文創產品新媒體營銷不足之處
新手做自媒體一定要選對平台 ，企鵝號和騰訊微視設立「最美守護榜」，基於賬號專活躍度、粉絲數、傳播屬度等向創作者發放最高達30000元的獎金。同時，騰訊微視還定向扶持各行業特長達人，對符合獎勵標準的達人給予京東卡、職業賬號加V認證權益、專人內容輔導等福利
『貳』 求：某產品的營銷策略研究 論文
國教院傷不起。。。。。。
『叄』 關於故宮價值和影響的論文3500字
紫禁城是中國明、清兩代個皇帝的皇宮。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在奪取帝位後，決定遷都北京，即開始營造紫禁城宮殿，至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落成。依照中國古代星象學說，紫微垣（即北極星）位於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對應，是以皇帝的居所又稱紫禁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最後的封建帝制的清王朝，1924年遜帝溥儀被逐出宮禁。在這前後五百餘年中，共有24位皇帝曾在這里生活居住和對全國實行統治。
紫禁城，現稱「故宮」。城南北長961m，東西寬753m，佔地面積達720,000㎡。有房屋980座，共計8704間。四面環有高10m的城牆和寬52m的護城河。城牆四面各設城門一座，其中南面的午門和北面的神武門現專供參觀者游覽出入。城內宮殿建築布局沿中軸線向東西兩側展開。紅牆黃瓦，畫棟雕梁，金碧輝煌。殿宇樓台，高低錯落，壯觀雄偉。朝暾夕曛中，仿若人間仙境。城之南半部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為中心，兩側輔以文華殿、武英殿兩殿，是皇帝舉行朝會的地方，稱為「前朝」。北半部則以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三宮及東西六宮和御花園為中心，其外東側有奉先、皇極等殿，西側有養心殿、雨花閣、慈寧宮等，是皇帝和後妃們居住、舉行祭祀和宗教活動以及處理日常政務的地方，稱為「後寢」。此外還有齋宮、毓慶宮，重華宮等等，前後兩部分宮殿建築總面積達163,000㎡。整組宮殿建築布局謹嚴，秩序井然，寸磚片瓦皆遵循著封建等級禮制，映現出帝王至高無上的權威。在封建帝制時代，普通的人民群眾是不能也不敢靠近一步的。
明、清兩朝代皇帝居住的宮城叫做紫禁城。紫禁城位於北京市中心，現稱為故宮，意為過去的皇宮。它是明、清兩代的皇宮，也是當今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建築最雄偉、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和古建築群。其中太和殿最為高大、輝煌，皇帝登基、大婚、冊封、命將、出征等都在此舉行盛大儀式。內廷中最著名的是養心殿，清末慈禧太後曾在此垂簾聽政長達40餘年。明朝所建紫禁城有兩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
『肆』 故宮的創新營銷能為景區營銷帶來哪些啟發
故宮的
創新營銷
能為
景區營銷
帶來啟發：
放得下
身段，玩起來。
創意是一種大膽創新，
它將一種高高在上的古時人物和物件變得接地氣。
運用鮮明的人物形象，生動的故事情節。
『伍』 急求北京故宮論文
北京故宮可持續旅遊調查研究
摘要：可持續旅遊已成為旅遊界廣泛關注的一個話題，特別是以遺產地(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自然遺產等)為旅遊目的地的可持續旅遊。更是眾多國際學者研究的重點。奉文以北京故宮的旅遊服務調查為切入點，從旅遊服務的角度分析了遊客對景點服務的態度和需求，同時也探討了服務與可持續旅遊的關系，並給出了一個解決此問題的工具—— 服務質量。同時對故宮的旅遊管理也提出了一些建議，其目的是從社會、環境和經濟等方面的均衡發展來達到故宮的可持續旅遊。
關鍵詞：遺產；可持續旅遊；服務質量；容量；過度擁擠
l 問題的提出與理論回顧
盡管2O世紀9O年代，中國民眾已經開始出現了自費旅遊現象，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大眾旅遊應該起始於1999年開始的「十一」黃金周7天長假。此後，中國政府又將7天長假擴展到「五一」和春節，構成了中國民眾1年內3個黃金周假期。但是，作為大眾旅遊的必然結果，很多世界遺產旅遊地都面臨著一個同樣的嚴重問題：遊客的過度擁擠。中國現在有31個世界文化遺產地，與德國並列世界第三。北京故宮作為世界上最知名的古代皇宮之一，則是中國的世界遺產地中最著名的旅遊景區之一，它吸引著大量的中外遊客，每年平均人數達到700萬，平均每天就有2萬人前來觀光。特別是在第一個黃金周期問，最大的Et接待量甚至達到12．8萬人。
如此龐大的遊客群體，使得遺產旅遊地的承載能力日益成為旅遊地管理的重要問題。謝爾貝(Shelby)和赫伯列恩(Heberlein，1984) 把旅遊地的容量分為4種指標：生態容量(生態系統參數)，物理容量(空間參數)，設施容量(發展參數)，以及社會容量(體驗)。作為遺產旅遊地的一個服務管理機構，必須要考慮遊客體驗(社會容量)、空間限制(物理容量)、遺產的保護與發展(設施容量)、對環境的保護(生態容量)相互之間的綜合包容度。只有確定了這些容量，才能合理分配資源(人力和物力)去滿足遊客需要。
根據鰣爾貝(Shelby)和赫伯列恩(Heberlein)的容量定義，將過度擁擠現象解釋為：當遊客人數超過旅遊地的生態、物理、設施和社會容量時出現的超載現象。很顯然，過度擁擠必然帶來一些負效應。正如布萊默威爾(Bramwell，1998) 』指出的，作為經濟和社會活動，旅遊具有其獨特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得它對社會、經濟、環境和其他資源有著不利的影響，如旅遊活動的消費者必須到旅遊地進行實際的體驗，這意味著旅遊行為具有明顯的冒犯性，消費者活動的結果可能會以不同方式損壞當地的環境。沙科利(Shackley，2001) 將遊客對旅遊勝地的影響大致分為了兩個范疇：對旅遊資源的物理性影響和對遊客體驗質量的影響(但對旅遊物質資源沒有物理性影響)。
總之，大眾旅遊對遺產地的影響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物理影響：自然磨損，亂塗亂畫，藝術品的丟失，由於污染對資源的損壞，事故的發生，如盜竊、擁擠造成的死亡，環境污染引起的不適和安全威脅。
2．精神影響：指遊客心理感覺到的危險、恐嚇，極少的欣賞全景的機會。
3．經濟影響：遺產資源的損壞和丟失，這些是不可再生的，所得的收入彌補不了資源的損失。
4．服務質量影響：大眾旅遊對服務質量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直接影響是服務的能力不能滿足遊客的需要，會干擾服務傳遞的功能，如遊客線路管理，員工也會由於遊客過多感到無法適從而影響服務態度。間接影響則體現在，由於景區的損壞和被盜竊，使得遊客不能欣賞完美的景色和藝術品，勢必導致心理的不滿現象。
近幾年來，國際旅遊研究的興趣正從供應方— — 景點的管理，轉向了需求方—— 遊客體驗。其中，具有代表的作品有：吉莫斯(Gyimothy)H 在2000年出版的「遊客體驗的質量：對歐洲周邊地區旅遊的案例研究」和卓夢得和友曼(Drummond＆Yeoman)在2001年編輯的「遺產地旅遊的質量問題」。這兩本書比較系統地研究了遺產地旅遊的服務質量問題。他們都認為服務質量在遊客體驗方面作用非常重要，它已經成為了發展可持續旅遊的一個重要手段。正如卓夢得(Drummond)所強調的：「在21世紀，質量正被看作是與競爭力和旅遊發展相關的一個主要因素」。
世界旅遊組織給可持續旅遊下的定義是：在滿足當代旅遊者和旅遊地的需求的同時，保護並增加給後代旅遊的機會。即實現經濟、社會和美學的需求，同時保留文化遺產，保留其實質性的生態進程、生物多樣性和生存支持系統。根據布萊默威爾(Bramwell，1998)的研究，可持續性發展的主要維度包括環境，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管理和政府職能方面。很顯然，可持續旅遊是必須全面考慮旅遊需求的這些方面的。然而，很遺憾的是，國內對可持續旅遊的理解大多數放在一種旅遊產品的開發概念上，而不是認真地研究它的內在特徵與本質。如同一般商品的需求具體體現為消費者效用的滿足，而旅遊需求的具體體現則反映在遊客的體驗過程與滿意程度上。根據朗曼詞典(LongmanDictionary，1994)的定義，體驗是遊客「親身的情感性的接觸、經歷或度過的事情」。如今越來越多的遊客到遺產旅遊地去尋找這種體驗。沙科利(Shackley，2001)認為，這種體驗包括：去旅遊地的行程；景點的特色和氛圍；景點員工和管理者的影響；真實性和遊客服務；以及特殊活動及節日等等。
在我們本次對故宮進行的調查研究中發現，有26．9％的遊客游故宮是為了體驗，其中：外國遊客47．5％的人是為了追求體驗，中國遊客的比例則相對少一些，僅有l9％的人是為了追求體驗。然而，即使遊客沒有在調查中清晰地表達出這種體驗的意願，但實際上他們仍然在無意識地體驗著旅遊的內容。
對旅遊體驗的追求反映了旅遊消費者的日趨成熟，這也導致了旅遊供給方的供給方式的轉變。如吉莫斯和瓊斯(Gyimothy，Johns，2001)E6]指出，「旅遊熱點的一個根本性轉變，就是旅遊正在從銷售物質產品開始向提供旅遊體驗的轉換。遺產旅遊內容不再被看作靜態產品(如歷史建築和老式的博物館)，它必須是活生生的體驗，因此，質量概念已從展品轉移到供展方，遊客的體驗將來自高科技設備或訓練有素的前台員工。」由此可見，服務質量在旅遊體驗中具有重要的意義。愛德華森、托馬森和伍特維特(Edvardsson， Ovretveit，1994) 對服務質量的解釋是：質量是顧客、員工和所有者的期望和需要的實現。好的服務質量是指顧客、員工和所有者三者都能夠達到滿意。
如果從遊客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期望是根據他們的需要、他們以前對此服務的體驗以及這一服務在市場的聲譽而形成的。正如澤薩默爾、帕拉瑟門(Zeithamal，Parasuraman) 和貝瑞(Berry，1990) 指出，顧客對某一服務的滿意度可以通過比較顧客對服務的期望值和其具體感受到的服務來定義，它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陸』 關於故宮的論文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侵略者鯨吞東北，虎視華北。北平，這座歷經滄桑的歷史文化名城黑雲壓頂，日寇鐵蹄的跫音已是清晰可辨!國難當頭，深藏於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館的珍貴文物、檔案、文獻等的安全問題已成燃眉之勢。為此。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呈請南京國民政府將故宮重要文物轉移到南方安全地帶，避免落入敵手，或毀於戰火。自此，從1933年2月到1949年元月，故宮博物院文物先後經過南遷、西移、東歸、北運、遷台，其時間之長、數量之大、艱辛之巨，都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偉大壯舉!本文依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行政院檔案，主要著墨於南遷文物與滬、寧等地的不解之緣。史海鉤沉，以饗讀者。 南遷文物三顧金陵 1933年2月，一個料峭的寒夜。在相關押運人員、監視員、大批憲兵和故宮警衛的嚴密護衛下，滿載首批南遷文物的專列由北平前門火車站徐徐駛出。18節車皮里，大都是故宮的珍貴文獻、書畫還有古籍善本，可以說每一件都是價值連城，其中更有貴為無價之寶的全套《四庫全書》。文物列車一路悄然潛行，夜間逢重要關口車內一律熄燈，車頂四周架有機關槍，車廂內遍布持槍憲警，沿途所有列車都要給文物專列讓道。一路緊張辛苦自不待言，而當火車終於抵達南京浦口站的時候，押運官卻收到了原地待命的通知。在焦急等待了20來大後，終被告知因南京沒有符合條件的合適存放地點，文物將被迫轉運至上海法國租界存儲。難道偌大的南京城居然容不下這2000箱南遷文物?中華文物還非得仰外人鼻息?非也!原來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這故宮義物南遷牽扯到相關人士的切身利益，為從中漁利，太多的人在暗中爭奪文物存儲的權利。暫時遷往上海，是相關各方妥協平衡的結果。「國寶遷滬」派的代表人物行政院長宋子文為平息紛爭，公開表示「北平安靜，原物仍運還」。這是故宮南遷文物與金陵古城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宛如蜻蜓點水一般倏忽掠過。 文物存放上海，不過一時權宜之計。「查上海一埠，華洋雜處，夙多莠民，為時既久，難保無窺伺之心。」再加上「每逢夏令，黃梅應候，霉蠹發生，滋蔓極速。」因此，國民政府行政院接受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的提案，決定從速籌沒故宮南京分院並建築南京庫房。自1935年起，南京朝天宮保管倉庫開始修建。對南遷文物的新家，國民政府可謂不惜血本，庫房設計與時俱進，「擬仿歐美最近新法，採用書庫鋼架式。計造四層庫房，全部材料均採用鋼骨水泥。新庫式樣略采中國式建築意味，融合朝天宮之舊建築，以增美觀。」同時警戒防範措施也是一流的，採用了當時國際上最先進的「紫外線電光警鈴」。庫房的建造進行了公開招標，除庫門由美國約克銀箱銀庫公司製造外，其餘多由上海的公司中標。如「人造空氣機件暖氣衛生設備由上海清華公司、通風設備由上海北極公司承攬」。 1936年底朝天宮庫房落成，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宣告成立。「存滬古物移京存入新庫」，終於告別了寄人籬下的窘境。這是故宮南遷文物第二次光臨南京，但可惜好景不長，抗戰全面爆發後，日本侵略軍逼近南京，剛安頓好的故宮文物再度踏上遷徙之路，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工作人員「歷時兩年，輾轉萬里，備嘗艱辛」，分水陸兩路，將朝天宮庫房裡的百萬件南遷文物安全送到了四川的峨嵋、樂山和貴州的安順等偏遠地區。日軍佔領南京後，朝天宮庫房尚有少量來不及搶運的文物被日軍接管，其中包括康熙、乾隆時期的西洋貢品和清宮玉牒、內務府檔案等南遷文物。貪婪的侵略者甚至將朝天宮正殿屋脊兩端上的建築構件「吻鴟」拆下，運回日本。 1945年抗戰勝利後，藏在川貴大後方的故宮南遷文物又踏上了返寧之旅。從陪都重慶返回首都南京，全程3000多公里，不僅要走水路，還有崎嶇漫長的山路，精貴的國寶多有「粉身碎骨」之虞，因此國寶返京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打包裝箱。最終還是採用了琉璃廠老古玩商的獨門絕技：將每件國寶均以數層棉紙包裹，外面再用草繩層層纏緊，依次裝箱後，在空隙間填充棉花，最後再釘蓋貼封。如此這般，經過兩個月的長途跋涉，故宮南遷文物又第三次來到闊別有年的南京城，還是存放在朝天宮倉庫。 1948年，蔣介石在即將撤離大陸之前，授意將在南京的南遷文物精華2972箱運往台灣，之後以這批去台文物為主，成立了台北「故宮博物院」。解放後，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撤銷，代之以南京辦事處。滯留在南京的餘下的一萬多箱故宮南遷文物開始陸續運回北京，至今仍有2211箱近10萬件文物留在南京朝天宮庫房，其中以明清官窯瓷器為主，由南京博物院代為保管。 「滬上寓公」全面盤點 1933年3月5日，故宮博物院及北平古物陳列所第一批南遷文物抵滬，存放於法租界的上海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26號中央銀行堆棧。堂堂中華國寶，卻要委身於外人屋檐下，實在是有難言之隱。不過洋人的「奇技淫巧」並不僅僅體現在船堅炮利上，其修建的倉庫也端的是堅固無比!據說庫房有兩個圓形大銅門，有360多位數的密碼，極其復雜。在非常時期，文物安身之所的安全才是第—位的!這以後，北平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亦隨之成立，故宮文物共「分五次裝運南下，度存滬棧」。 風起於青萍之末!就在「國寶遷向」問題告一段落、「鞍馬勞頓」的文物剛歇下腳來不久，國民黨內部在文物南遷上的派系之爭因「易培基盜寶案」的爆發而達到高潮。盡管歷史證明易培基私占故宮寶物純屬子虛烏有，但在當時輿論大嘩的情勢下；故宮文物的點收審查工作已勢在必行並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迫於形勢，易培基引咎辭職，避居於上海法租界當起了寓公，一門心思應付官司。 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一職堪與國民政府五院院長比肩，因此易院長的職缺引來無數艷羨的目光。但呼聲最高的金石學家馬衡卻堅辭不就，最後還是在蔣介石的過問下才勉強接任。1934年1月24日，新院長馬衡開始主持上海方面工作。他上任伊始，即抱著「根本改進之決心」，開始同時清點故宮遷滬、留平文物，因為馬院長深知故宮文物「不經切實整理，無從議及保管問題。」而「點查不能竣事，則易案真相終不能大白於社會!」 所有存滬南遷文物共計13427箱又64包，而每一箱又有幾十上百不等的件數，因此可謂「浩如煙海，點收審查，至非易事!」在馬院長殫精竭慮多方奔走下，全面盤點工作逐漸走上正軌。經故宮博物院第四次常務理事會會議決議：「關於點收存滬古物一案，當於一年限期內完成。」並且必須按照以下四點原則嚴加辦理：「(一)點收分組數目交由教育部派監盤委員與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主任商定，但必須監盤委員在場實行嚴密監視；(二)為增進點查效率，並免除重裝時損壞物品之危險起見，故宮博物院應加雇專門裝箱人才；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侵略者鯨吞東北，虎視華北。北平，這座歷經滄桑的歷史文化名城黑雲壓頂，日寇鐵蹄的跫音已是清晰可辨!國難當頭，深藏於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館的珍貴文物、檔案、文獻等的安全問題已成燃眉之勢。為此。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呈請南京國民政府將故宮重要文物轉移到南方安全地帶，避免落入敵手，或毀於戰火。自此，從1933年2月到1949年元月，故宮博物院文物先後經過南遷、西移、東歸、北運、遷台，其時間之長、數量之大、艱辛之巨，都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偉大壯舉!本文依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行政院檔案，主要著墨於南遷文物與滬、寧等地的不解之緣。史海鉤沉，以饗讀者。 南遷文物三顧金陵 1933年2月，一個料峭的寒夜。在相關押運人員、監視員、大批憲兵和故宮警衛的嚴密護衛下，滿載首批南遷文物的專列由北平前門火車站徐徐駛出。18節車皮里，大都是故宮的珍貴文獻、書畫還有古籍善本，可以說每一件都是價值連城，其中更有貴為無價之寶的全套《四庫全書》。文物列車一路悄然潛行，夜間逢重要關口車內一律熄燈，車頂四周架有機關槍，車廂內遍布持槍憲警，沿途所有列車都要給文物專列讓道。一路緊張辛苦自不待言，而當火車終於抵達南京浦口站的時候，押運官卻收到了原地待命的通知。在焦急等待了20來大後，終被告知因南京沒有符合條件的合適存放地點，文物將被迫轉運至上海法國租界存儲。難道偌大的南京城居然容不下這2000箱南遷文物?中華文物還非得仰外人鼻息?非也!原來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這故宮義物南遷牽扯到相關人士的切身利益，為從中漁利，太多的人在暗中爭奪文物存儲的權利。暫時遷往上海，是相關各方妥協平衡的結果。「國寶遷滬」派的代表人物行政院長宋子文為平息紛爭，公開表示「北平安靜，原物仍運還」。這是故宮南遷文物與金陵古城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宛如蜻蜓點水一般倏忽掠過。 文物存放上海，不過一時權宜之計。「查上海一埠，華洋雜處，夙多莠民，為時既久，難保無窺伺之心。」再加上「每逢夏令，黃梅應候，霉蠹發生，滋蔓極速。」因此，國民政府行政院接受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的提案，決定從速籌沒故宮南京分院並建築南京庫房。自1935年起，南京朝天宮保管倉庫開始修建。對南遷文物的新家，國民政府可謂不惜血本，庫房設計與時俱進，「擬仿歐美最近新法，採用書庫鋼架式。計造四層庫房，全部材料均採用鋼骨水泥。新庫式樣略采中國式建築意味，融合朝天宮之舊建築，以增美觀。」同時警戒防範措施也是一流的，採用了當時國際上最先進的「紫外線電光警鈴」。庫房的建造進行了公開招標，除庫門由美國約克銀箱銀庫公司製造外，其餘多由上海的公司中標。如「人造空氣機件暖氣衛生設備由上海清華公司、通風設備由上海北極公司承攬」。 1936年底朝天宮庫房落成，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宣告成立。「存滬古物移京存入新庫」，終於告別了寄人籬下的窘境。這是故宮南遷文物第二次光臨南京，但可惜好景不長，抗戰全面爆發後，日本侵略軍逼近南京，剛安頓好的故宮文物再度踏上遷徙之路，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工作人員「歷時兩年，輾轉萬里，備嘗艱辛」，分水陸兩路，將朝天宮庫房裡的百萬件南遷文物安全送到了四川的峨嵋、樂山和貴州的安順等偏遠地區。日軍佔領南京後，朝天宮庫房尚有少量來不及搶運的文物被日軍接管，其中包括康熙、乾隆時期的西洋貢品和清宮玉牒、內務府檔案等南遷文物。貪婪的侵略者甚至將朝天宮正殿屋脊兩端上的建築構件「吻鴟」拆下，運回日本。 1945年抗戰勝利後，藏在川貴大後方的故宮南遷文物又踏上了返寧之旅。從陪都重慶返回首都南京，全程3000多公里，不僅要走水路，還有崎嶇漫長的山路，精貴的國寶多有「粉身碎骨」之虞，因此國寶返京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打包裝箱。最終還是採用了琉璃廠老古玩商的獨門絕技：將每件國寶均以數層棉紙包裹，外面再用草繩層層纏緊，依次裝箱後，在空隙間填充棉花，最後再釘蓋貼封。如此這般，經過兩個月的長途跋涉，故宮南遷文物又第三次來到闊別有年的南京城，還是存放在朝天宮倉庫。 1948年，蔣介石在即將撤離大陸之前，授意將在南京的南遷文物精華2972箱運往台灣，之後以這批去台文物為主，成立了台北「故宮博物院」。解放後，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撤銷，代之以南京辦事處。滯留在南京的餘下的一萬多箱故宮南遷文物開始陸續運回北京，至今仍有2211箱近10萬件文物留在南京朝天宮庫房，其中以明清官窯瓷器為主，由南京博物院代為保管。 「滬上寓公」全面盤點 1933年3月5日，故宮博物院及北平古物陳列所第一批南遷文物抵滬，存放於法租界的上海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26號中央銀行堆棧。堂堂中華國寶，卻要委身於外人屋檐下，實在是有難言之隱。不過洋人的「奇技淫巧」並不僅僅體現在船堅炮利上，其修建的倉庫也端的是堅固無比!據說庫房有兩個圓形大銅門，有360多位數的密碼，極其復雜。在非常時期，文物安身之所的安全才是第—位的!這以後，北平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亦隨之成立，故宮文物共「分五次裝運南下，度存滬棧」。 風起於青萍之末!就在「國寶遷向」問題告一段落、「鞍馬勞頓」的文物剛歇下腳來不久，國民黨內部在文物南遷上的派系之爭因「易培基盜寶案」的爆發而達到高潮。盡管歷史證明易培基私占故宮寶物純屬子虛烏有，但在當時輿論大嘩的情勢下；故宮文物的點收審查工作已勢在必行並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迫於形勢，易培基引咎辭職，避居於上海法租界當起了寓公，一門心思應付官司。 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一職堪與國民政府五院院長比肩，因此易院長的職缺引來無數艷羨的目光。但呼聲最高的金石學家馬衡卻堅辭不就，最後還是在蔣介石的過問下才勉強接任。1934年1月24日，新院長馬衡開始主持上海方面工作。他上任伊始，即抱著「根本改進之決心」，開始同時清點故宮遷滬、留平文物，因為馬院長深知故宮文物「不經切實整理，無從議及保管問題。」而「點查不能竣事，則易案真相終不能大白於社會!」 所有存滬南遷文物共計13427箱又64包，而每一箱又有幾十上百不等的件數，因此可謂「浩如煙海，點收審查，至非易事!」在馬院長殫精竭慮多方奔走下，全面盤點工作逐漸走上正軌。經故宮博物院第四次常務理事會會議決議：「關於點收存滬古物一案，當於一年限期內完成。」並且必須按照以下四點原則嚴加辦理：「(一)點收分組數目交由教育部派監盤委員與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主任商定，但必須監盤委員在場實行嚴密監視；(二)為增進點查效率，並免除重裝時損壞物品之危險起見，故宮博物院應加雇專門裝箱人才； (三)一切點查物品均應詳細登記，凡有疑問者，均應註明待審查字樣；(四)所有字畫應在該件之適當地位加蓋印章由教育部頒發，以重信守」。「其他貴重之件應隨時攝影備案」! 然而直到1937年6月，南遷文物的全面點查和驗收工作才大功告成。計：「古物館在滬箱件共2631箱，完成點收手續之箱件概按次以『滬』字編刷新號於箱之五面。是次新編箱號計自滬字第一號挨次編至滬字第二千六百三十一號，並編印點收清冊。」依次類推，圖書館南遷箱件1415箱、文獻館南遷箱件3766箱、秘書處南遷箱件5608箱，各件分別用「上」字、「寓」字和「公」字逐一編號並編印「存滬文物點查清冊」。或許是巧合，這四字編號合起來正好是「滬上寓公」，不僅字面上頗有些許揶揄和無奈，好像還昭示了文物的命運和老院長何其相似乃爾! 在點收文物期間，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嚴查所謂的「易培基盜寶案」。江寧地方法院以調換珠寶、據為己有等罪名，對易培基等人提起公訴。由於易培基住在上海法租界內，無法傳喚到庭受審，但其在北平、南京、上海的住所都被查封，財產也悉數充公。1935年5月至8月間，法院請來著名書畫家黃賓虹幫助鑒定文物真偽，並將認定的贗品、偽作封存起來，共計62箱。法院認為，清宮古物中不應有贗品，因而贗品和偽作必是故宮博物院主管古物的人以偽易真，於是前故宮博物院院長兼古物館館長易培基百口莫辯。盡管他多次向中央監察委員會、行政院、司法部等部門提出申辯，但均沒有人敢為他說話。 實際上，當初清室善後委員會的點查非常粗略，而清宮藏品中原就不乏贗品、偽作，據此來作為易培基盜寶的罪證未免牽強。公允地說，自1929年2月易培基正式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院長，直到1933年9月他被控盜寶前的這段時間，正是故宮博物院各項業務走上正軌，有較大發展和建樹的時期。但囿於種種因素，易培基任內文物盤點工作差強人意，再加上「古物南遷之忙亂事實」，難免授人以柄。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不久，江寧地方法院再次對易培基等人提起公訴，但缺席審判的易培基已含冤病逝於滬上。而此時他一生為之魂縈夢牽的故宮文物又踏上了顛沛流離的旅途。此後，上海、南京淪入日寇之手，國民政府各部門紛紛西遷，這個案件也就不了了之，最終以「不予受理」而告終! 國寶巡展舉世驚艷 文物不僅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私有財富」，它還屬於全世界，是全人類的「共同寶藏」。可是由於時局關系，這些「南遷」的寶物卻紆尊降貴，塵封在庫房裡，過起了「滬上寓公」的隱居生活。別說世界人民無緣得見，就是本國民眾，也無法品賞這些精美的瑰寶。但常言說，是金子，就總會發光!故宮的南遷文物「卧薪嘗膽」，終於等來了令世人驚艷的一天! 1934年，為了慶賀於次年舉辦的英國國王喬治五世繼位25周年的銀禧慶典，英國資深的中國藝術品學者、收藏家戴維爵士(Sir Percival David)發起組織了一次規模空前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並向中國方面發出了邀請。在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相關歷史背景：經過清末民初的文物流散狂潮，到20世紀30年代，流失海外的中國古代遺珍數量之多已有如恆河沙數，歐美東洋所積累起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幾可與中國本土相匹敵。單拿這次展覽來說，以英法為首的14個國家送展的中國藝術品就多達2344件!就發起人戴維爵士而言，其私人收藏中藏有元代青花雲龍紋象耳瓶，僅此一件，便富可敵國!因此戴維發起該展覽的目的意味深長，雖然在致中國方面的備忘錄里其號稱辦展是為了「謀中國藝術品之國際欣賞，藉以增進中英感情」，但又何嘗沒有炫耀之意甚或窺探之嫌呢? 要不要應邀到國外舉辦文物展呢?經過反復斟酌，南京國民政府決定以傳播中華文明，提升國家形象為目的，從故宮南遷文物中「選取書畫金石陶瓷各項珍品，運往英倫」參展。為此，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長蔡元培召集理事會議，決議「關於選取故宮物品參加英倫中國藝術展覽會，如英國政府對於物品之安全，自起運之地點起，能負責充分保障，則可贊同!」為保證國寶的萬無一失，南京國民政府「迭電駐英郭(泰祺)公使詳加磋商」。經協商，中英雙方就展會達成共識，決定組成由「兩國元首為監理，兩國行政首長為名譽會長」的專門理事會管理一切，公推李頓爵士為理事長，由英國海軍派遣軍艦負責押運多達93個集裝箱的中國參展文物，並在倫敦藝展前後分別在上海和南京各舉辦一次展覽，同時配套印行《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值得一提的是，時隔70年後，這套193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精印的四巨冊藍緞燙金本《展品圖說》也成了「文物」，在拍賣會上風光無限。 這是故宮也是中國文物首次大規模出同展覽，因此南京政府予以了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倫敦中同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由王世傑擔任主任委員。該委員會在上海外灘仁記路(今滇池路)口中國銀行故址設立了駐滬辦事處，並租用了中國銀行倉庫三大間，以備臨時存儲參展文物。籌委會專門委員經過精心遴選，選定了最能代表中華文明的735件古物，包括西周晚期毛公鼎、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等故宮藏品中的頂級珍品。在出發之前，這批蟄伏多時的國寶在上海中國銀行故址舉行了為期四周的預展，一時萬人空巷，極大地振奮了民族精神，喚起了久違的民族自豪感! 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中國藝術同際展覽會在英同皇家藝術學院的所在地波林頓大廈舉行。來自古老中國的絕世珍藏一經展出，便吸引了世人的眼球，在西方社會引起強烈震撼!42萬從世界各地趕來的觀眾躬逢其盛，為之傾倒!他們通過觀瞻，加深了對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也對危亡中的中國人民有了新的了解。 故宮國寶從英倫載譽歸來，按照計劃在南京進行展覽。雖已是七月流火的季節，但首都人民的參觀熱情卻不亞於這「火爐」天氣。這是故宮文物巡展的最後一站，遠涉重洋都沒有發生什麼安全事故，現在同到家門口，還是首善之區，更不應該有什麼問題了。可就在展覽行將結束，一切就要功德圓滿之際，意外發生了! 據倫敦中國藝展籌委會提交的記錄稱：1936年6月29日「下午七點，遠東清潔公司工人楊有貴在本會第二陳列室因手持之打蠟拖把汗多滑脫，以致拖把柄尾沖至宋郭熙絹本設色山水畫幅上，沖裂破痕一處。……」自知闖了大禍，那楊姓工人是面無人色，要知道就是把他賣了也賠不起啊!不幸中的萬幸是「沖裂處尚未脫落」，於是便有了補救的可能。展會的工作人員緊急請來「榮寶齋」的能工巧匠，「當場修補完竣，完整如常，仍行陳列原處。」絲毫沒有影響到第二天的展出。 其實這批南遷文物之後又歷經了十餘年的「流亡」生涯，歷盡坎坷凶險!與之相較，這起小事故實在是微不足道。抗戰勝利後，經國民政府統計，在日軍侵華期間，中國文物損失慘重，而故宮文物的損失卻微乎其微，堪稱曠世傳奇!為保護南遷文物，故宮人及文物所經各地的人們都立下了殊勛，其無量功德將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