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商務托賓稅

㈠ 龍朝暉的發表論文

[1]龍朝暉，王妍，周麗賢.《「兩稅合一」前後外資工業企業轉移定價動因探析》，《廣東商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
[2]龍朝暉，《我國高校稅收類課程教學模式改革探析》，載於論文集《教學研究與實踐》，中山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
[3]龍朝暉，《聰明企業「理稅」有道》，《北大商業評論》，2012年第9期。
[4]龍朝暉，陳會林，《我國宏觀稅負的口徑選擇、彈性比較及與居民消費關系的實證研究》，《稅收經濟研究》，2012年第3期。
[5]龍朝暉，鍾娜，《中國房地產價格的影響因素與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實證研究》，《稅收經濟研究》，2011年第6期。
[6]龍朝暉，歐陽子菁，《我國應該開征「托賓稅」來管制「熱錢」的流入嗎》，《稅收經濟研究》，2011年第1期。
[7] 龍朝暉，顏東娥，《中非經貿合作中的稅制與協調》，《國際經濟合作》，2010年第9期。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全文轉載。
[8] 龍朝暉，《把握傳播主體「五性」，加強稅收宣傳工作》，《揚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
[9] 龍朝暉，鄧強，葉志良，《金融危機背景下廣州外企經營環境分析及對策研究》，《城市觀察》，2010年第3期。
[10] 龍朝暉，宋潤生，《中國-東盟貿易自由化中的稅收協調》，《亞非縱橫》，2010年第1期。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全文轉載。
[10] 龍朝暉，《徵收金融交易稅，挺難》，《人民日報》國際版（經濟透視），2009年12月8日。被新華網、中國社科院網、《求是》理論網、國家稅務局網、新浪財經、搜狐財經等全文轉載。
[11] 龍朝暉，曾燕璇，《我國房價持續高漲的原因與相應的稅收政策研究》，《揚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2009年第9期。
[12] 龍朝暉，《離岸金融新業態》，《人民日報》國際版（經濟透視），2009年8月18日。
[13] 龍朝暉，《自由裁量權使用不當阻礙依法治稅進程》，《南方日報》理論版，2009年8月12日。
[14] 龍朝暉，《提高企業納稅信用水平》，《人民日報》理論版，2009年2月6日。被人民網、中國稅務網、中國信用財富網、中國工會網、全景網等全文轉載。
[15] 龍朝暉，陳會林，《我國宏觀稅負的經濟效應及政策含義：1985-2007年》，《學術研究》，2009年第1期。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全文轉載。
[16] 龍朝暉，陳會林，《廣東外資工業企業國際轉讓定價的定量研究：1997-2008年》，《珠江經濟》，2008年第11期。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全文轉載。
[17] 龍朝暉，方佳雄，《我國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淺議》，《稅務研究》，2007年第3期。
[18] 龍朝暉，《企業納稅與我國經濟健康持續增長》，《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7年第1期增刊。
[19] 龍朝暉，霍東亮，《降低我國宏觀稅負的建議》，《稅務研究》，2005年第1期。被財政部《經濟研究參考》，2005年轉載。
[20] 龍朝暉，郭志偉，《我國無縫隙稅收征管研究》，《涉外稅務》，2005年第2期。
[21] 龍朝暉，《我國稅收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財政研究》，2005年10期。被西南財經大學《學科最新發展動態》全文轉載。
[22] 龍朝暉，鄧建新，《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問題及政策建議》，《改革》，2005年第7期。
[23] 龍朝暉，《「兩岸四地」財稅政策協調高級研討會會議綜述》，《財政研究》，2004年第9期。
[24] Long Zhaohui，Motives for International Transfer Pricing Policy of Guangdong Foreign Instrial Enterprises: Avoiding of Tax and Annexing Chinese Partners』 Profits， the Universal Press limited,2004，6。
[25] 龍朝暉，《國內外學者對我國外資企業盈虧狀況研究的綜述》，《學術研究》，2004年第5期。
[26] 龍朝暉，《自然壟斷產業的規模經濟性和范圍經濟性與管理體制改革》，《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
[27] 龍朝暉，譚展超，《我國網上拍賣的稅收征管問題研究》，《財經問題研究》，2001年第12期。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2002年第4期全文轉載。
[28] 龍朝暉，《社會保險稅四題》，《學術研究》，2001年第6期。
[29] 龍朝暉，《我國涉外稅制優化若干問題思考》，載於論文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財稅政策協調研究》，中國財經出版社出版，2004年11月。
[30] 龍朝暉，《銀行機構在積極財政政策中的職責和作用研究》，《廣東財政》，2003年第12期。
[31] 龍朝暉，《我國現行轉讓定價稅制存在的問題與完善對策》，《廣東財政》，2003年第9期。
[32] 龍朝暉，王京生，《電子商務中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廣東財政》，2001年第10期。
[33] 龍朝暉，《加入WTO後我國涉外稅制改革與優化》，《珠三角現代產業》， 2002年10月。
[34] 龍朝暉，《財政政策杠桿與國民經濟新增長點》，載於《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增刊 38卷，1998年12月出版。
[35] 龍朝暉，《香港應發展高科技，提升國際競爭力》，《廣東財政》，1999年第4期。
[36] 龍朝暉，《高校教育中實踐教育的內容、意義和途徑探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增刊 38卷，1998年12月出版。
[37] 龍朝暉，《公共生產的原因與我國公營企業管理改革》，載於論文集《成長中的中國企業》，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2003年4月出版。
[38] 龍朝暉，《關於我國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思考——兼論開征社會保險稅》，載於論文集《新世紀財政理論與實踐探索》，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39] 龍朝暉，《虛擬企業與企業虛擬經營下的管理哲學理念》，載於論文集《面向21世紀的企業與市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
[40] 龍朝暉，《關注廣東外資企業的盈虧狀況》，《亞太經濟時報》理論版，2003年4月29日。
[41] 龍朝暉，《重視綠色貿易壁壘》，《羊城晚報》理論版，2001年5月5日。
[42] 龍朝暉，《大學不同年級的特點和教育方法》，《中山大學學報論叢》（1995-6），於1995年12月出版。
[43] 龍朝暉，《關於新時期建設一支過硬的學生黨員隊伍的思考》載於《中山大學學報》之《高校黨建理論研究論文集》，1997年5月出版，中山大學學報叢書024號。
[44] 龍朝暉，《大學生戀愛的特點、誤區及引導方法》載於中山大學德育研究優秀成果集《世紀之交的高校德育》，由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於1998年3月出版。
[45] 龍朝暉，《山谷風對張家界山形及植物分布影響的研究》，《湖南氣象通訊》，1985年11期。

㈡ 電子商務法考試單項選擇題

06.B
07.D
08.D
09.A
10.D

㈢ 求一篇民族經濟發展意義方面的論文

當今世界，全球化形成席捲世界的浪潮。但這絕不意味著可以取消民族經濟，相反地，民族經濟仍有其存在和和發展的意義。〔關鍵詞〕 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 民族經濟 當今世界，民族經濟的存在與發展還有沒有意義？或者說，究竟還有沒有民族經濟存在與發展的必要？在西方盛極一時並為我國一些「著名」經濟學者所認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全球化的絕對力量已經通過世界性市場（包抬世界一體化的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等）、世界性生產基地、世界金融體系、跨國貨幣流通體系的建立（如新生的歐元）、資本國際、普遍有效的稅制調控方式（如「托賓稅」）、全球信息網路與計算機的普遍運用及由之而造成的種種結果等主要方面得到日益充分的展示。這一實質性和根本性的經濟全球化運動與文化全球化浪潮（如迪斯尼、好萊塢為代表的娛樂文化，可口可樂、麥當勞為代表的飲食文化，以及以人權、民主、自由、博愛、平等為核心觀念的政治一一道德價值理念等等）桴鼓相應，匯合成一體，營造出一種「新自由主義」的景象。這種景象似乎在告訴人們世界「大同」彷彿真的降臨人間了。受這種思想影響，國外的一些政治家和理論家認為世界上任何國家、地區或民族的發展道路都必須與「新全球主義」趨同，因為只有世界「一體化」的發展才能使我們「轉入一個新的文明」（戈爾巴喬夫即力倡此說）。我國也有些人士在以浪漫主義的情調呼喚擁抱已經到來的「全球化時代」，主張我國應該毫不猶豫地立即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之中。依此，民族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就沒有什麼意義可言了。其實，新自由主義者所津津樂道的「全球化」或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並非始於今日，而是早在19世紀40年代前就已開始了。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即已指出了當時自由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趨勢，說：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准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了世界性的了。」 這是資本主義商品貿易全球化階段的景象。這種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商品貿易，並不是在真正自由、平等競爭基礎上進行的，而是具有著強烈的殘酷性，散發出濃烈的血腥氣味。譬如，十九世紀全球化最突出的特點是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范圍內的大規模拓殖，用武力摧毀了亞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這些曾一度（有的甚至是長期）繁盛的地區性文明中心納入到其勢力控制范圍之內，又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強行施加於這些地區，從而逐漸確立起西方中心地位，大英帝國更成為西方中心之中心，以其佔有的龐大的殖民地獲得了「日不落」帝國的稱號。至於所謂以武力摧毀非歐洲的地區性文明中心，在美洲意味著二億多印第安人的90%死於火槍、皮鞭、礦井和瘟疫；在非洲意味著四千八百萬黑人被擄掠，其中三千六百萬人葬身大西洋魚腹、一千二百萬人成為美洲礦區和種植園的奴隸；在亞洲則意味著印度沿海的大屠殺，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和由此引發的戰爭及種種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我們固然可以說這樣的「全球化」浪潮使上述非歐洲地區由原先所處的自身的傳統境地而直面先進的近代社會與近代文明，從而不得不考慮自身的存在危機，有的還由此而在被納入近代世界歷史秩序的情況下開始了其社會與文化的近代化、現代化的啟動過程，然而，無論如何，透過那血與火的進程，我們無法否認殘絕人寰的一面。 20世紀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冷戰」結束以來，金融資本流動統治全球化的進程，使「全球化」或稱之為世界經濟「一體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內容與形式較之以往均有所變化，但不平等的實質絲毫沒有改易，美國學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愛德華•懷亞特說：在現代全球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不再是汽車、鋼鐵和小麥的貿易，而是股票、債券和貨幣的交易」，其本質是「金融寡頭的投機資本利用高新的交通、通訊、電子技術對全球進行統治與掠奪。」（參閱《誰在世界貨幣海洋中沉沒》，載1999年2月15日美國《紐約時報》）在這新一輪「全球化」浪朝中發揮主導作用的角色，由昔日的英國換成了美國。美國充分利用美元的獨特地位，利用其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等世界經濟組織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又利用美國穆迪投資服務公司的信貸評級的巨大影響，利用其所掌握的發達的高新技術和軍事實力等等，吸盡世界各國財富，誘使或逼迫各國放棄經濟主權，推動各國民族經濟體系解體，削弱日本、歐洲的跨國公司與其本國、本地區的利益相關性而使之加強同美國的利益相關性，從而完成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化。在這進程中，美國始終奉行雙重標准，如其不斷促使其他國家或地區對進口商品開放市塲，放棄關稅壁壘，實行自由貿易，而其自身卻一直實行著超級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美國紡織業巨頭們認為中國紡織品對美的輸入損壞了其利益，因而要求國會批准對華織織品實行進口配額限制，就是新近發生的頗具代表性的事例。正如曾任「總貿總協定」總幹事經濟政第顧問的著名國際經濟學家巴格瓦蒂所說，美國奉行的並非是WTO的「多邊主義」，而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性的單邊主義」。這就使目前仍進行中的這塲「全球化」進程的真正底蘊不過是美國化而已，因為迄今為止只有美國才是這「全球化」游戲的主角，又是這游戲規則的制定者，還是這游戲的主裁判。至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則隨時會在這游戲中面臨著喪失主權、淪為全球一體化過程中「繁榮的飛地」（即所謂「本國領土內的外國土地」）之新殖民地的危險。美英統治者對於其目的並不諱言 。2002年4月，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顧問羅伯特• 庫柏就撰文直接了當地闡明美英全球戰略目的就是效仿歷史上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的榜樣，建立以美國為核心的新帝國主義全球秩序；在西方世界內部實行所謂文明准則，用法律和合作來解決彼此之間的利益矛盾，而對西方以外的國家則運用「叢林規則」，即恢復帝國主義傳統的炮艦政策，再輔之以利益誘惑，從而施之以「胡蘿卜加大捧」的政策，不擇手段地、先發制人地打擊和欺騙，迫使非西方國家和地區接受新帝國主義的統治。這樣的「全球化」已經結出了惡果，給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帶來了災難。拉丁美洲國家的遭遇就是顯著的事例。美國一向把拉美地區視為自家後院，是美國壟斷資本進行投資和控制的重點。20世紀70年代，美國銀行以提供低息貸款為誘餌，誘使拉丁美洲國家大量舉借外債，而其在向他們提供貸款時附加了市場浮動利率的條款。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自由主義的經濟緊縮政策，驟然大幅度提高了利率，大大加重拉美國家的外債負擔，拉美國家很快就紡紛因無力償還巨額外債而陷入危機。美國操縱的國際貨幣基金乘機強迫拉美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否則便不給予美元再貸款、切斷進口來源。在強勢壓迫下，諸多拉美國家被迫接受各種苛刻條件，完全放棄政府幹預經濟，削減政府公共投資和社會福利，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全面開放國內市場並放棄關稅壁壘、取消貿易保護，實行國際貿易、投資的自由化，融入了「全球化」浪潮之中。其結果是吞下苦果、釀成悲劇。譬如，拉美國家曾經非常重視發展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發展則有效地加速了其工業化進程，推動了社會基礎建設，而大規模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不僅增加了失業、加劇了社會矛盾，而且大大降低了民族工業的整體實力，民族私營工業也隨之陷入更加脆弱的境地；放開國際貿易和投資後，跨國公司紛紛收購民族私人企業，凈利潤大幅度匯出境外，資本流失嚴重，所謂非國有化實際導致了外國化；1980一1989年間，拉美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下降幅度最小的為2.4%、最多的為37%，貧困人口由1980年的1.12億增至1990年的1.92億，十年間增加了約八千萬人，平均每年增長約7%。深深捲入美國主宰的全球化經濟體系的墨西哥，直接導致了曾一度壯大的民族工業的瓦解，而這又連帶引發銀行體系的危機，內、外債一齊增加，外債還本付息的雪球越滾越大。80年代以來的二十年間，墨西哥深陷外債陷阱無法自拔，1980年的外債總額為580億美元，十五年來本已償還本息共1500億美元，而到1996年外債總額卻反而猛增至1800億美元，美英壟斷資本家遂向其提出廉價出售銀行系統和石油資源以償還債務的要求。1995年，墨西哥爆發強烈金融危機，短短幾個月就有15000家企業倒閉，300萬人失業，居民購買力至少減少三分之一。政治動亂，工人罷工、農民起義，國家極不穩定。1998年再度爆發金融危機，銀行壞賬款上升到50%以上，不得不宣布容許外資收購本國銀行100%的股權，並被迫出售處於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以清償外債，民族經濟遭受到毀滅性打擊。近年來，巴西、阿根迋等國家也大體因相似原因而相繼發生金融危機，貨幣大幅度貶值、外債大幅度增加，金融體系壞賬堆積，居民紛紛擠兌銀行，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或世界經濟一體化，究意使誰受害、使誰獲益？明眼人對此看得很清楚。自由資本全球化促使世界經濟有控制地解體，導致南美、俄羅斯、東亞相繼爆發金融危機並引發全面的經濟危機，給這些地區、國家的民眾帶來深重災難，同時也對整個世界經濟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9年底《人類發展報告》指出：「東亞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有關國家人民的生活，造成全球在三年內將損失2萬億美元的產值。」安南秘書長說僅印尼一地就有五千萬人因亞洲經濟危機而重新陷入貧困，整個「發展中國家至少有十億人變得更加貧窮了」（據1998年9月8日，安南秘書長關於聯會國工作的年度報告）。而美國呢？19999年7月5日《經濟參考報》所載李長久題為《金融危機與東亞區城合作》的文章說：美國「成為這次金融危機的最大受益國。據美國商務部統計，1994年外國人購買美國股票、公司債券和其他非國庫券證券為570億美元，1997年增加到1970億美元，1998年達2280億元。美國《華爾街日報》載文指出，經濟全球化並不意味著所有人一齊浮沉，『美國如今看起夾是站在那些滅頂之災者的肩膀之上』。」事實教育、警省了越來越多的人。德國《明鏡》雜志的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揭露經濟全球化「實際是個可怕的陷阱」，他們合著的《全球化的陷阱一一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成為世界暢銷書；法國作家、記者維維亞娜•弗勒埃指出經濟全球化「使個人和民族的主體性陷入危機，給人們帶來無以言狀的不安」，她所著的《經濟的恐慌》亦被譯為二十多種文字，在世界上引起廣泛影響。美國學者哈里•舒特在《資本主義的問題》中把全球化比作「集團犯罪一一 一種正殺害它賴以生存的軀體的惡毒的寄生蟲」；津巴布維學者雅希•湯頓更在《全球化與南方：剝削的邏輯》中痛斥「全球化是資本統治和經濟剝削這一歷史運動的現代表達方式，是資本對世界其餘部分的最終征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人民不斷發出「反對世界商品化」、「全球化，當心點，人民不會放過你」等批判性的吶喊，並以各種形式同所謂全球一體化的浪潮作抗爭。如上所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盛行拉美二十年來，在美國操縱的國際經濟組織的逼迫下，拉美各國一直恪守市場原教旨主義信條，卻造成了各種社會惡果的空前積累。飽受苦痛的拉美終於爆發了遍及整個大陸的抗議活動。但面對拉美國家的經濟、政治動盪，國際貨幣基金依然視而不見，我行我素，頑固地堅持其私有化和自由市場教條。這甚至連美國右翼有識之士都為之擔憂，《邁阿密導報》的拉美專欄作家安德魯同華盛頓的右翼智囊團聯系頗為密切。2002年7月14日，他以向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獻策的形式撰文稱：「拉美各國政府正陷入嚴重的困境中，據最新民意調查表明，大多數拉美政府的民意支持率均下降到維持穩定所需的30%以下，包括玻利維亞、巴西、阿根迋、哥倫比亞，還有厄瓜多、秘魯、烏拉圭等等。」所以，他督促美國政府調整對拉美的政策，不要再繼續強調「私有化和削減政府開支」，否則「拉美將變成孕育救世主或左翼政權的肥沃土壤。」安德魯的警告果然變成了現實，僅數月之後，巴西、厄瓜多、玻利維亞等國的大選中，新興的左翼政黨就相繼贏得了重大勝利，從被西方貶斥為「極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間力量一下子堂而皇之地步入執政者的殿堂。此外，2003年5月阿根迋的大選中，前總統梅內姆因堅持新自由主義而喪失民心，不得不自動退出總統選舉，而主張發展民族工業的基什內爾，雖是政壇新秀，卻很輕松地贏得了大選；民心所向，於此可見。很值得一提的是古巴。來自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者曾利用古巴一度面臨的嚴重困難，竭力鼓吹「國營企業天生低效率」論，說只有對國營企業實行產權改革，「改變所有制」，實行私有化、發展資本主義，古巴的經濟才有望恢復和發展。但古巴共產黨、政府及其領導人，絲毫不為所動，不僅不上新自由主義的當，而且給予嚴厲批判。他們鄭重指出：「一個通過斗爭和犧牲證明了自己能力的國家，也是有能力獲得我們所需要的效益的。」（卡斯特羅：《經濟改革應緩慢進行》，拉美社哈瓦那1995年11月4日電。）明確宣布「這里沒有新自由主義活動的空間。」（何塞•路易斯•羅德里格斯在哈瓦那第二次移民會議上的發言，據新華社聯合國1996年6月26日電。）他們認為要恢復和發展經濟當然「要實行必要的開放，但這種開放必須在共產黨和勞動者的領導之下，而不是在奸商、資產階級分子和資本家的領導之下。」「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應是資本主義，更不應是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古巴正在做的和正准備要做的一切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卡斯特羅：《古巴對旅遊業這個創匯部門應給予重視》，據新華社1993年11月7日電。）他們又針對新自由主義者對國有企業的攻擊，指出一個企業有機會立足世界市場並不是靠所有制關系，而是靠它使自身技術和管理適應國際市場要求並調動工人積極性的能力，（《拉赫訪談錄》，德國《時代》周刋1999年7月22日。）並堅信古巴的國營企業一定能做到高效益：「這是能夠做到的，因為黨擁有78萬名素質高的黨員，有人民群眾組織的支持，而且還有一代好的青年」。（卡斯特羅在古共五大閉幕會上的講話，1997年10月10日。）「我們認為國營企業是能夠有效率的。這些企業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有競爭力的。我們不相信所有的國營企業必然是低效率的這一新自由主義的教條。我們將捍衛國有制的存在，因為我們不僅相信國營管理是有效率的這種可能性，而且認為國家所有制最好地代表了大多數居民的利益。」（何塞•路易斯•羅德里格斯在哈瓦那第二次移民會議上的發言，據新華社聯合國1996年6月26日電。）古巴在美國的長期封鎖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發展壯大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民族經濟，並取得了卓越成就，最為難能可貴！

歷史與現實大量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中國要在21世紀整個世界知訊日益發達、科技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全面建設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加快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當然不能自外於世界，不能不了解、學習、接受外國先進文化，不過，「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的書。但是並不等於中國人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77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我們應從國家安全、民族根本利益、社會主義前途命運這樣的角度來思考、籌劃、制定我們的社會發展戰略，必須充分認識到「全球化」實即歐美資本主義化的本質及其危害。陳雲同志早就語重心長地指出：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他們做買賣所得的利潤，絕對不會低於國際市塲的平均利潤率。……世界上沒有一個願做低於平均利潤率的資本家。如果低於平均利潤率，他為什麼不把錢存在銀行穩拿利息？為什麼要搞冒險的投資呢？ 現在離列寧說的將來「在世界幾個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廁所」的時間還很遠很遠。 我所以一再說對外國資本家在歡迎中要保持警惕，這是因為我們有些幹部對這件事還很天真。我之所以要提出這樣的問題，絲毫沒有不利用外資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鍾，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幹部。（《陳雲文選》第三卷第247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指出：「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現在中國搞建設，也要把馬克恩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5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據之而謂：「要緊緊抓住合乎自己的實際情況這一條。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只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自己的模式。」（同上書第26頁）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淳諄教導，永遠值得銘記。總之，我們要始終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始終以仲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們一定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切不可上新自由主義的當。新自由主義鼓倡其「全球化」，誘逼我們放棄國家主權，改變社會發展方向，丟掉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經濟基礎的公有制經濟，完全融入所謂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之中。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我們應在清醒認識到這一點的基礎上，通過主動、有效地提升民族企業競爭水平，大力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增強綜合國力以積極應對，不僅掌握這場戰爭的主動權，而且一定要打贏這場戰爭，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使我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