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關於電子商務犯罪的規定

❶ 我國電子商務有關的法律法規,以及頒布時間

電子商務類法規：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干意見》（2005年1月）；

商務部：《關於網上交易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2006年6月）；

商務部：《關於網上交易的指導意見（暫行）》（2007年3月）；

商務部：《關於促進電子商務規范發展的意見》（2007年12月）；

商務部：《電子商務模式規范》（2008年4月）。

(1)我國刑法關於電子商務犯罪的規定擴展閱讀：

網路商品經營者和網路服務經營者的義務

已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注冊並領取營業執照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或者個體工商戶，通過網路從事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行為的，應當在其網站主頁面或者從事經營活動的網頁醒目位置公開營業執照登載的信息或者其營業執照的電子鏈接標識。

通過網路從事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行為的自然人，應當向提供網路交易平台服務的經營者提出申請，提交其姓名和地址等真實身份信息。具備登記注冊條件的，依法辦理工商登記注冊。

網上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務應當符合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法律法規禁止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務，經營者不得在網上進行交易。

網路商品經營者和網路服務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應當遵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產品質量法》等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不得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

網路商品經營者和網路服務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應當事先向消費者說明商品或者服務的名稱、種類、數量、質量、價格、運費、配送方式、支付形式、退換貨方式等主要信息，採取安全保障措施確保交易安全可靠，並按照承諾提供商品或者服務。

網路商品經營者和網路服務經營者提供電子格式合同條款的，應當符合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按照公平原則確定交易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並採用合理和顯著的方式提請消費者注意與消費者權益有重大關系的條款，並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

網路商品經營者和網路服務經營者不得以電子格式合同條款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或者減輕、免除經營者義務、責任或者排除、限制消費者主要權利的規定。

網路商品經營者和網路服務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應當保證商品和服務的完整性，不得將商品和服務不合理拆分出售，不得確定最低消費標准以及另行收取不合理的費用。

網路商品經營者和網路服務經營者向消費者出具購貨憑證或者服務單據，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或者商業慣例；徵得消費者同意的，可以以電子化形式出具。電子化的購貨憑證或者服務單據，可以作為處理消費投訴的依據。

消費者要求網路商品經營者和網路服務經營者出具購貨憑證或者服務單據的，經營者應當出具。

網路商品經營者和網路服務經營者對收集的消費者信息，負有安全保管、合理使用、限期持有和妥善銷毀義務；不得收集與提供商品和服務無關的信息，不得不正當使用，不得公開、出租、出售。但是法律、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網路商品經營者和網路服務經營者發布的商品和服務交易信息應當真實准確，不得作虛假宣傳和虛假表示。

網路商品經營者和網路服務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應當遵守《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不得侵犯他人的注冊商標專用權、企業名稱權等權利。

❷ 我國刑法規定的犯罪有幾種類

我國刑法規定的犯罪類型主要有：

1、危害國家安全罪

主要與國家安全和領土主權完整以及國家秘密等有關的犯罪，例如有背叛國家罪、分裂國家罪、煽動分裂國家罪（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武裝叛亂、暴亂罪、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罪、叛逃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以及間諜罪罪等罪名。

2、危害公共安全罪

明知道自己的行為能帶來公共安全隱患仍去實施的行為，危害大多數不特定人的利益，當然，也包括過失犯罪，有放火罪、決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險物質罪；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交通工具罪、破壞交通設施罪、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資助恐怖活動罪、違規製造、銷售槍支罪以及重大責任事故罪；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等犯罪。

3、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

主要是生產假冒偽劣產品，盜用冒用他人商標，合同詐騙罪等破環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包括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走私罪、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詐騙罪、危害稅收征管罪、侵犯知識產權罪和擾亂市場秩序罪等犯罪。

4、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

對他人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造成威脅的犯罪，有綁架罪、勒索罪、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猥褻兒童罪、強奸罪、非法拘禁罪等侵犯他人的法益的犯罪。

5、侵犯財產罪

主要侵犯的是公民或者單位的個體的財產利益，包括搶劫罪、盜竊罪、侵佔罪、聚眾哄搶罪、故意毀壞財物罪、敲詐勒索罪、挪用資金罪、挪用公款罪等犯罪。

6、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違反相關的社會管理秩序，影響法律的監督及事實，例如擾亂公共秩序罪、妨害司法罪、妨害國（邊）境管理罪、妨害文物管理罪、危害公共衛生罪、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製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罪等的犯罪。

7、其他犯罪

主要是針對有特殊身份的犯罪，例如有關於國家機關人員的貪污賄賂罪、瀆職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等身份犯罪。

(2)我國刑法關於電子商務犯罪的規定擴展閱讀：

一、刑事犯罪的追訴期限：

1、法定最高刑為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追訴時效的期限為5年；

2、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不滿10年有期徒刑的，追訴時效期限為10年；

3、法定最高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追訴時效的期限為15年；

4、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追訴時效的期限為20年。如果20年以後認為必須追訴的，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後，仍然可以追訴。

二、刑事犯罪年齡劃分標准

1、不負刑事責任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不滿十四周歲是無責任能力年齡階段。因此，不滿十四周歲的人不管實施何種法益侵害行為，都不負刑事責任。

2、相對負刑事責任

根據我國刑法第17條第2款的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因此，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是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

3、減輕刑事責任

我國刑法第17條第3款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可見，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是減輕刑事責任能力年齡階段。這是未成年人犯罪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法定情節，表明我國刑法對未成年人犯罪從寬處罰的刑事政策精神。

我國刑法第17條第4款規定："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這里的收容教養是對不負刑事責任的未成年人的一種保安處分措施。

4、完全負刑事責任

我國刑法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可見，年滿16周歲，是有完全刑事責任的年齡階段。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刑法

❸ 論述我國刑法關於共同犯罪的規定

親，如果要啊寫全，估計能出一本書了。
共同犯罪分為一般共犯和特殊共犯即犯罪集團兩種。一般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而三人以上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的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是犯罪集團。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對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在此之外的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加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共同犯罪人主要分為主犯、從犯、脅從犯。
犯罪構成方面：
1、客觀方面：
一是各共同犯罪人所實施的行為都必須是犯罪行為，必須
共同犯罪
具有共同的犯罪行為，即各共同犯罪人的行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標彼此聯系、互相配合，結成一個有機的犯罪行為整體。
二是各個共同犯罪人的行為由一個共同的犯罪目標將他們的單個行為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有機聯系的犯罪活動整體。
三是各共同犯罪人的行為都與發生的犯罪結果有因果關系。
共同犯罪行為和單獨犯罪行為相比，具有顯著的特點。單獨犯罪行為，都是由我國刑法分則加以明文規定的。因此，對於單獨犯罪，只要直接依照刑法分則的有關規定對犯罪分子定罪就可以了。而共同犯罪行為，除實行犯的行為是由刑法明文規定的以外，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為，例如組織行為、教唆行為和幫助行為，都是由刑法總則規定的。只有把這些行為與實行行為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解決共同犯罪的定罪問題。現將各種共同犯罪行為分述如下：
（一）實行行為
實行行為，共同犯罪中的實行行為，是指直接實行刑法分則規定的行為。如果共同犯罪中只有一個實行犯，那麼該實行犯的實行行為無異於單獨犯罪。而在具有兩個以上的實行犯的場合，並不一定要求其中每一個人的行為都獨立地完全符合犯罪構成的要件，只要其行為結合在一起而符合某一犯罪的構成要件即可。
例如，二人犯殺人罪，各對被害人砍三刀。如果孤立起來看，砍三刀未必就能致人死亡。但二人的殺人行為結合起來，砍六刀就足以致人死亡。由此可見，共同犯罪中的實行行為不能完全等同於單獨犯罪，具有其特殊性。對此，我們在認定共同犯罪的時候必須加以注意。
（二）組織行為
組織行為，是指組織犯所實施的指揮、策劃、領導犯罪的行為。這些行為不是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的實行行為，而是由刑法總則加以規定的。當然，刑法分則中有的條文把某些組織行為直接規定為犯罪，例如刑法第120條規定了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在這一犯罪中，包含組織恐怖活動的行為。這一組織行為就屬於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的實行行為。
而在其他犯罪中，例如搶劫集團，其中首要分子有的只在幕後起組織作用，本人不直接實施搶劫行為，其組織行為就不是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的實行行為。對這種實施組織行為的首要分子定罪的時候，必須把刑法總則關於共同犯罪的規定與刑法分則關於具體犯罪的規定有機地結合起來加以認定。
（三）教唆行為
教唆行為，是指能夠引起他人實行犯罪的意圖的行為。教唆行為不是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的實行行為，因此，只有把教唆行為和實行行為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解決教唆犯的定罪問題。
教唆行為的形式是各式各樣的，例如勸說、請求、挑撥、刺激、利誘、威脅等。教唆既可以用口頭表達，也可以用書面表達，還可以用打手勢、使眼神等人體動作表達。
（四）幫助行為
幫助行為，是指為其他共同犯罪人實行犯罪創造便利條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的行為。幫助行為不是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的實行行為，因此，只有把幫助行為和實行行為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解決幫助犯的定罪問題。在共同犯罪中，幫助行為可能表現為各種不同的形式。
從幫助行為的性質來分，可以分為狹義幫助和隱匿幫助。前者指通過提供犯罪工具、指示犯罪目標或清除犯罪障礙等方法幫助他人實施犯罪。後者指事前通謀，事後隱匿罪犯、罪證或湮滅罪跡等幫助行為。
從幫助行為的形式來分，可以分為物質性幫助和精神性的幫助。前者指物質上體力上的幫助，例如提供犯罪工具、窺測被害人行蹤、排除犯罪障礙等，在刑法理論上又稱為有形幫助。後者指精神上、心理上的支持，例如幫助實行犯出主意、想辦法、撐腰打氣、堅定其決心等，在刑法理論上又稱為無形幫助。
從幫助的時間來分，可以分為事前幫助、事中幫助和事後幫助。事前幫助主要指事前為實行犯實行犯罪創造便利條件的行為。例如，倉庫看守與盜竊犯合謀，首先打開倉庫的大門，為盜竊創造有利條件，就是事前幫助行為。事後幫助主要是指事後的隱匿行為，但它以事前通謀為前提，否則不構成共同犯罪。事中幫助是指實施犯罪的過程中進行幫助。例如某甲把少女乙騙到家中，欲行強奸，其妻丙發現後不但不加制止，反而當場幫助按住少女乙的身體，使某甲強奸得以順利進行。丙應視為幫助犯，是事中幫助。
2、主觀方面：必須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首先，有共同犯罪的認識因素：（1）各個共同犯罪人不僅認識到自己在實施某種犯罪，而且共同犯罪還認識到有其他共同犯罪人與自己一道在共同實施該種犯罪；（2）各個共同犯罪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和他人的共同犯罪行為結合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認識到他們的共同犯罪行為與共同犯罪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其次，有共同犯罪的意志因素：（1）各共同犯罪人是經過自己的自由選擇，決意與他人共同協力實施犯罪；（2）各共同犯罪人對他們的共同犯罪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都抱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態度。
共犯的分類：
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
這是根據公共犯罪構成所需人數作的劃分。
（一）任意共犯
所謂任意共犯，是刑法分則規定的一人能夠單獨實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實施。從《刑法》來看，大部分的犯罪在主體數量上都沒有限制，所以通常發生共同犯罪的都是任意的共犯，如搶劫、強奸、殺人、放火、投放危險物質、綁架、詐騙、盜竊、搶奪等罪的共同犯罪均屬於任意的共犯。所謂「任意」，是指法律對犯罪主體的數量沒有特別限制。也就是說從法律規定來看，實行這樣的犯罪，其犯罪主體是單個的還是2人以上的，沒有特別的限制，是隨便的或任意的。
（二）必要共犯
所謂必要共犯，是指刑法分則規定的只能以二人以上的共同行為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犯罪，即該種犯罪的主體必須是兩人以上，主要是包括聚眾性犯罪（如《刑法》第290條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刑法》第317條聚眾劫獄罪等）、集團性犯罪（如《刑法》第294條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刑法》第317條組織越獄罪）。
換言之，法律規定以採取數人共同犯罪為必要形式的犯罪，是必要共犯。而這種規定只有在分則會有，所以必要的共犯主要是分則問題，也就是分則條文對犯罪主體數量有特別要求的情況。或者說，以犯罪主體為「復數」，作為構成要件的情況。
必要共同犯罪，根據我國刑法規定，這種共同犯罪有以下三種：
（1）對向性共同犯罪，指基於二人以上的互相對向行為構成的犯罪。在這種犯罪中，缺少另一方的行為，該種犯罪就不能成立。這種共同犯罪的特點是：①觸犯的罪名可能不同（如行賄罪、受賄罪等），也可能相同（如重婚罪）。②各自實施自己的犯罪行為，如行賄罪和受賄罪中就是一個送，一個收。③雙方的對向行為互相依存而成立，如受賄行為以存在行賄行為條件始能發生。④一方構成犯罪，一方可能不構成犯罪。如甲、乙、丙每人向丁行賄3000元，丁共受賄9000元。甲、乙、丙均不構成行賄罪，但丁構成受賄罪。這種情況雖然仍稱為必要的共同犯罪，但用語確實值得研究。
（2）聚合性共同犯罪，指以向著同一目標的多數人的共同行為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犯罪。如武裝叛亂、暴亂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等屬之。這種共同犯罪的特點是：第一，人數較多；第二，參與犯罪者的行為方向相同；第三，參與的程度和形態可能不同，有的參與組織、策劃或指揮，有的只是參與實施犯罪活動。
（3）集團性共同犯罪，指以組織、領導或參加某種犯罪集團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犯罪。例如，我國刑法第120條第1款規定的「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的」，第294條第1款規定的「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等屬之。對必要的共同犯罪，根據刑法分則規定的有關犯罪的條文處理，不必適用刑法總則規定的共同犯罪的條款。[2]
事先共犯與事中共犯（承繼共犯）
這是根據通謀的時間，即共同犯罪故意形成的時間作的劃分。這里的「事先」，是指著手實行犯罪之前。在著手實行之前就預謀共同犯罪或形成共犯故意的，屬於事先共犯；在著手實行犯罪之後才形成共犯故意的，是事中共犯（承繼共犯）。
如果先行為人已實施一部分實行行為後，後行為人以共同犯罪的意思參與實行或者提供幫助，則叫承繼共同犯罪。後行為人就其參與後的行為與先行為人構成共同犯罪。但對其加入前的基本犯罪行為也要承擔責任，但對加入以前的加重行為不負責任。如張三搶劫B的財物而對其實施暴力，並且造成了B的重傷，此時李四到了現場，並且明知張三要搶劫B的財物，李四與張三一起共同劫取了B的財物。李四雖然與張三構成搶劫罪的共同犯罪，但李四不對B的重傷承擔刑事責任，只有張三對B的重傷承擔刑事責任。
承繼的共犯成立的時間：必須是在著手後既遂前。既遂後加入不構成繼承的共犯，屬於窩藏、包庇類的犯罪。但是，多環節犯罪以及繼續犯例外。
簡單共犯與復雜共犯
這是根據共同犯罪人之間有無特定的分工所作的分類。簡單共犯亦稱共同正犯、共同實行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直接實行某一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的行為，共犯人都是實行犯，不存在組織犯、幫助犯、教唆犯問題。而復雜共犯是指各共同犯罪人之間存在著犯罪分工的共同犯罪，不僅存在直接著手實施共犯行為的實行犯，還有組織犯或教唆犯或幫助犯的分工。[3]
一般共犯與特殊共犯
這是根據有無組織形式所作的劃分。一般共犯是指沒有特殊組織形式的共同犯罪，共犯人是為實施某種犯罪而臨時結合，一旦犯罪完成，這種結合便不復存在。特殊共犯亦稱有組織的共同犯罪、集團性共犯，通稱犯罪集團，是《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的三人以上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的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
犯罪集團通常具有以下特徵：
1.人數較多。即三人以上，二人不足以成為集團。
2.較為固定。表現為有明顯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員固定或者基本固定;集團成員以首要分子為核心結合得比較緊密;實施一次或數次犯罪後，其組織形式往往繼續存在。
3.目的明確。犯罪集團的形成是為了反復多次實施一種或者數種犯罪行為。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共犯的分類形式是根據不同標准進行分類的，某一共同犯罪，完全可能屬於多種形式的共犯形式。例如，甲乙密謀深夜盜竊，一人入室行竊，一人在門口望風。就共犯形式而言，甲乙共同盜竊，屬於任意共犯、事前共犯、復雜共犯、一般共犯。
刑事責任編輯
主犯及其刑事責任
根據刑法第26條第1款的規定，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主犯包括兩類：一是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犯罪分子，即犯罪集團中的首要分子；二是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除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以外的在共同犯罪中對共同犯罪的形成、實施與完成起決定或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是否起主要作用，應從主客觀方面進行綜合判斷。對主犯的認定，應以共犯人的主客觀事實為依據，以刑法第26條的規定為准繩，不能任意擴大或者縮小主犯的范圍。
對於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即除了對自己直接實施的具體犯罪及其結果承擔刑事責任外，還要對集團成員按該集團犯罪計劃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擔刑事責任。但首要分子對於集團成員超出集團犯罪計劃（集團犯罪故意）所實施的罪行，不承擔刑事責任。
對於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應分為兩種情況處罰：對於組織、指揮共同犯罪的人，應當按照其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對於沒有從事組織、指揮活動但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應按其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
從犯及其刑事責任
根據刑法第27條第1款的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從犯包括兩種人：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對共同犯罪的形成與共同犯罪行為的實施、完成起次於主犯作用的犯罪分子；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即為共同犯罪提供有利條件的犯罪分子，通常是指幫助犯。
從犯是相對於主犯而言的。主犯是共同犯罪中的核心人物，沒有主犯就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只有主犯（須二人以上）沒有從犯的現象是存在的，而只有從犯沒有主犯的現象則不可能存在。
從犯也應對自己參與的全部犯罪承擔刑事責任，但根據刑法第27條第2款的規定，對於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脅從犯及其刑事責任
根據刑法第28條的規定，脅從犯是被脅迫參加犯罪的人，即在他人威脅下不完全自願地參加共同犯罪，並且在共同犯罪中起較小作用的人。如果行為人起先是因為被脅迫而參加共同犯罪，但後來發生變化，積極主動實施犯罪行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則不宜認定為脅從犯。由於脅從犯是共犯人的一種，具有犯罪故意與犯罪行為，故行為人身體完全受強制、完全喪失意志自由時實施的某種行為，以及符合緊急避險條件的行為，不成立脅從犯。
對於脅從犯，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節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教唆犯及其刑事責任
教唆犯的條件
教唆犯是指以授意、慫恿、勸說、利誘或者其他方法故意唆使他人犯罪的人。成立教唆犯需要具備以下條件：

1．教唆犯所教唆的對象（即被教唆的人）必須是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否則不成立教唆犯，而成立間接正犯。例如，乙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且精神正常，如果甲教唆乙殺人，甲便是教唆犯；如果甲教唆乙盜竊，甲則是間接正犯（刑法第17條第2款）。
2．必須有教唆行為。教唆行為的實質是引起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教唆行為引起了被教唆人的犯罪故意，被教唆人進而實施了被教唆的犯罪行為，則教唆行為與被教唆人的犯罪行為構成共同犯罪；如果教唆犯實施了教唆行為，但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則教唆犯與被教唆的人不成立共犯，但教唆犯仍然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教唆行為的形式沒有限制，既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面的，還可以是示意性的動作（手勢、眼神等）。教唆行為的方式多種多樣，如勸告、囑托、哀求、指示、利誘、慫恿、命令、威脅、強迫，等等。但如果威脅、強迫達到了使被教唆人喪失意志自由的程度，則成立間接正犯。教唆行為必須是唆使他人實施較為特定的犯罪的行為，讓他人實施完全不特定的犯罪的，難以認定為教唆行為。但是，只要所教唆的是較為特定的犯罪，即使該犯罪的對象還不存在，而是以出現對象為條件的，也不失為教唆行為。例如，教唆懷孕的婦女在分娩後殺死嬰兒的，也成立教唆行為。教唆行為的成立不要求行為人就具體犯罪的時間、地點、方法、手段等作出指示。
3．必須有教唆故意。教唆犯只能由故意構成，過失不可能成立教唆犯。一般來說，教唆犯認識到自己的教唆行為會使被教唆人產生犯罪故意進而實施犯罪，認識到被教唆人實施的犯罪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希望或者放任被教唆人實施犯罪行為及其危害結果的發生。
教唆犯的認定
1．對於教唆犯，應當按照他所教唆的罪定罪，而不能籠統地定為教唆罪，如教唆他人犯搶劫罪的，定搶劫罪；教唆他人犯放火罪的，定放火罪。如果被教唆的人將被教唆的罪理解錯了，實施了其他犯罪，或者在犯罪時超出了被教唆之罪的范圍，教唆犯只對自己所教唆的犯罪承擔刑事責任。
2．對於間接教唆的也應按教唆犯處罰。間接教唆是指教唆教唆者的情況。例如，甲教唆乙，（讓）乙教唆丙實施搶劫罪，甲的行為便是間接教唆。對於間接教唆，也應按教唆犯處罰，即按照所教唆的罪定罪。因為「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教唆行為本身也是犯罪行為，故教唆他人實施教唆犯罪的，仍然是教唆犯。
3．當刑法分則條文將教唆他人實施特定犯罪的行為規定為獨立犯罪時，對教唆者不能依所教唆的罪定罪，而應直接依照刑法分則的規定定罪，不再適用刑法總則關於教唆犯的規定（參見刑法第104條第2款）。
教唆犯的處罰
根據刑法第29條的規定，處罰教唆犯應當注意以下三點：
1．教唆他人犯罪的，應當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即在教唆犯與被教唆的人構成共同犯罪的情況下，以及被教唆的人雖然沒有犯被教唆的罪，但在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教唆他人犯罪因而構成共同犯罪的情況下，對於教唆犯應當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主次作用來處罰。如果起主要作用，就按主犯處罰；如果起次要作用，則按從犯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2．教唆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的，應當從重處罰。這是因為選擇不滿18周歲的人作為教唆對象，既說明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嚴重，又說明教唆行為本身的腐蝕性大，社會危害性嚴重，理應從重處罰。此外．保護青少年健康成長，也是上述規定的政策理由。所應注意的是，對「教唆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這一規定，應根據教唆犯的成立條件以及刑法第17條的規定進行理解。
3．如果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對於教唆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種情況在刑法理論上稱為教唆未遂。「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通常包括以下情況：被教唆的人拒絕教唆犯的教唆；被教唆的人雖然接受教唆，但並沒有實施犯罪行為；被教唆的人實施犯罪並不是教唆犯的教唆行為所致；被教唆的人雖然實施了犯罪，但所犯之罪的性質與教唆犯所教唆之罪的性質完全不同。在上述情況下，教唆行為並沒有造成危害結果，故對教唆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❹ 誰知道在哪有電子商務犯罪的案例範文啊

論電子商務中的詐騙罪 - 電子商務
依託於網路的發展，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生活正經歷著一場史無前例的變革，而形形色色的網路犯罪給這場變革提出了全方位、不容忽視的挑戰。本文僅僅針對利用電子商務活動中詐騙犯罪的新特徵、立足於刑法學的立場，提出自己的觀點，以期有助於司法實踐、有助於刑法理論。

一、電子商務中E-詐騙罪的新特徵

電子商務中的詐騙罪，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通過網路信息系統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騙取數額較大的財物的行為。在法律形式上，電子商務中的詐騙罪跨越了現行刑法中規定的普通詐騙罪和特別詐騙罪，但在實際生活中，它又僅僅是這些犯罪的一種表現形式。

傳統的詐騙犯罪，運用現代的網路技術手段，大致上有兩大類型：一種是在網上發送虛假信息，騙取受害人同意將若干財物交付給行為者的行為；一類是以其他有權人的身份，進入特定網路信息系統，在網路信息系統中增加、輸入一定信息，將有權人所有或佔有的電子貨幣劃撥到自己的帳戶上，進而兌現的行為。前一類行為僅僅是詐騙罪在行為手段上的翻新，從刑法學的角度看，利用現有的刑法理論可以解決其中的問題。後一類的客觀行為則不同，與刑法中的普通詐騙罪、特別詐騙罪有極大差別，為了科學界分它和前幾類行為的區別以及方便討論，本文稱之為E-詐騙罪。

以網路作為工具從事犯罪，其主要方法有：活動天窗、特洛依木馬術、義大利香腸術、數據欺詐、蠕蟲、邏輯炸彈、冒名頂替、乘機侵入、儀器掃描、破解口令截取信息等等。但是，E-詐騙罪只是利用這些方法中的一部分。行為人為了獲得電子貨幣，一般不會採取破壞信息系統的方法，而是利用網路中的技術弱點，以達到目的。

E-詐騙犯罪的主要步驟：第一步，獲取有權信息。有權信息包括訪問許可權，如有權人的身份、使用許可權、密鑰、通行字。取得有權信息的方法，既可以通過打聽、套聽、收集等方式，也可以利用技術截獲信息，如行為人可以在互聯網、電話網上搭線，或安裝截收電磁波的設備，獲取傳輸的系統信息。有的甚至於通過分析信息流的方向、流量、通信頻度、長度的參數，取得有用信息。第二步，改變信息。如改變信息流動的次序、方向，增加、刪除、更改信息內容。由於網路信息系統被作用力影響，從而引起由其扶持的設備設施的運作發生混亂、或者發出錯誤的指令，其結果是將他人帳戶上的電子貨幣通過網路劃撥到行為人開設的帳戶上。第三步，信息兌現，即行為人在消費中支出該電子貨幣或將之兌換為紙幣。這是因為詐騙罪是結果犯。

通常，網路被視為虛擬社會，這一點對於認識網路犯罪極其重要。我們不妨將網路犯罪發生的場所分為虛擬空間和現實空間，如此一來，E-詐騙犯罪活動除中止犯外，在刑法上表現為三種樣態：第一，發生於現實階段的預備犯，如行為人通過分析受害者遺棄的文件、紙張，從中尋求密碼、通行證。第二，發生於虛擬空間的預備犯和未遂犯。第三，發生於現實空間的未遂犯和既遂犯。

二、E-詐騙罪的對象

E-詐騙罪和其他類型的詐騙罪取得財物的方式不同，一般的詐騙活動，行為人與一定自然人之間有一定的意思溝通，即「人——人對話」；而E-詐騙罪則不然，行為人更多通過「人——機對話」的方式，達到初步目的。正是由於人機對話的技術特點，決定行為人所取得的只是代表一定金額的數字元號，從而關於這種犯罪的對象是數據記錄還是數據的載體、亦或是現金實物，目前尚無定論。有學者在研究利用計算機盜竊電子資金時，提出應將電子資金作為盜竊對象，這樣犯罪的對象就是「存在於電子資金過戶系統中代表一定的資產所有關系的電子數據記錄」。

。其理由是：第一、盜竊犯罪對象的內容應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而不斷擴展；第二、電子資金不同於一般的知識信息，要將他人帳戶上的資金通過計算機秘密劃撥到自己的帳戶上來，被害人帳戶上的資金必須相應減少，否則計算機會拒絕運行；第三、電子資金在性質上和有價支付憑證、有價證券、有價票證相同，後者既然可被視為犯罪的對象，也就沒有理由拒絕將前者也作為犯罪的對象；第四、刑法和司法解釋已經把電力、煤氣、天然氣和電信服務規定為盜竊罪的對象，也應當將電子資金當作盜竊罪的對象；第五、把電子資金歸入盜竊罪的犯罪對象，有利於保護金融財產。

這些理由的實質是提出無形物可以作為犯罪對象。的確有學者主張：「犯罪的對象是人或物。物，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的物質；物的存在形式是時間與空間，物的外在表現是狀態；物包括有形物與無形物。」

這似乎可以應證上述觀點。因為說到底，電子貨幣也如電力、煤氣、天然氣和電信服務一樣，是一種無形物。

過去，筆者認為該罪的對象是代表電子貨幣的載體，如電子票據、電子錢包、電子錢夾等，但是現在仔細考慮，覺得不妥，並且認為，錢物依然是該罪的犯罪對象。原因在於：其一，將無形物不加區別地作為犯罪對象把握，就幾乎將刑法學中的物與哲學范疇的物等同視之。這樣一來，無疑就擴大了犯罪對象所考察的范圍。無形物在法律屬性和價值屬性上也有差別，以電子貨幣符號和煤氣為例，前者被佔有的具體表現是特定的價值損耗或滅失，而後者被佔有並不足以表明相應物的價值耗損或滅失，有權人發現自己的帳戶資金出現問題後，可以採取通知的發式，使行為人的意圖被阻卻。把前者作為犯罪的對象是說得過去的，但是把後者與前者類比從而將其當作犯罪對象難以成立。其二，如果把電子貨幣符號作為犯罪的對象，就會導致與一般詐騙罪完全相反的結論。傳統刑法理論認為，「犯罪對象是指刑法分則條文規定的犯罪行為所作用的客觀存在的具體人或者具體物。」

犯罪對象不僅是具體的物，而且必須反映客體的損害。如果認為電子貨幣是犯罪對象，也就是說行為人佔有了電子貨幣符號，就造成了實害結果，也即犯罪既遂。前面已經說過，E-詐騙罪是隔離犯，行為與實害結果之間發生的時間、場所都可能不一致；另外，該罪是結果犯，行為人佔有數字元號並不表示他取得了錢財，詐騙罪的既遂標准關鍵在於行為人獲得了較大數額的財物，所以把電子貨幣符號作為犯罪的對象，就將犯罪既遂的標准提前，而擴大刑法的懲治范圍。其三，筆者認為，對於E-詐騙罪，有必要區分犯罪對象和行為對象。作為行為對象，就是實行行為之際行為人所希望實現的初步目的，它是犯罪對象的象徵。本罪的行為對象，就是電子貨幣或數字元號。電子貨幣和電子貨幣支付手段也有區別。獃子商務活動中常見的、具有法律意義的電子貨幣支付手段主要有如下種類：

1，電子票證。常見的電子票證包括：用戶意見及產品需求調查表、產品購買者信息反饋以及維修或保障信息反饋表、產品（商品）報價申請表、報價單、定貨單。需要注意的是，電子數據交換（EDI）在不斷完善不斷發展，其宗旨是徹底實現票證傳輸的電子化，也被稱為無紙化貿易。在現階段，由於傳統觀念和技術限制，還只能是電子票證和紙張票證同時使用。但是如果著眼於長遠，筆者絕對不能否定電子票證對於犯罪的意義。事實上，在許多國家和我國的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紙張票證已經從先前的惟一或主要地位降為次要或輔助地位，這很能說明問題。

2，電子錢夾。就是通過網路系統的認證中心發放的，其中包含經過認證的信用卡、身份證等。使用者使用電子錢夾，可以隨時隨地完成操作，有關個人的、信用卡的、密碼的信息直接傳送到銀行進行支付結算。

3，智能卡。它可以在網路中直接進行小額現金支付，並可以通過網際網路從銀行帳號上下載現金，保證電子現金使用的便捷性。它也可以附加密碼，從而保證使用安全。除此之外，它還有身份鑒別的功能、發放政府福利等功能。如在學校，使用智能卡，可以驗證教師、學生的身份；還可以作為電子貨幣，用來支付用餐、復印、洗衣等費用，甚至作為宿舍鑰匙。在美國，估計有80%的金融交易是電子支付的。

4，電子票據。票據包括匯票、本票和支票。電子票據主要是電子支票。早在1995年，美國一些大銀行和計算機公司聯合技術開發並公開演示了使用互聯網進行的電子支票交易系統，並且預言「這個系統可能會引起銀行交易發生革命」。新加坡也於近年開發了亞洲第一套電子支票系統。在我國，因為受到1996年實行的票據法的制約，所以電子票據尚屬空白。但是筆者確信，隨著中國金融認證中心的建立和數字簽名在電子支付中法律地位的確定，加之網路技術的發展和現實需求的加強，電子票據一定會成為未來的一種重要支付手段。

5，電子銀行帳戶。電子銀行為企業或個人提供信息查詢、貨幣支付、儲蓄業務、結算、在線投資、理財管理等業務。其中，個人、公司企業的儲蓄、資金劃撥等在線支付必須通過權利人在電子銀行上的帳戶。筆者不妨將電子銀行帳戶看作實現電子貨幣轉移的基礎。

這些支付手段，一般都是有形的，它們是電子貨幣得以移轉的載體。換言之，沒有這些載體，是無法實現電子貨幣移轉的。進而可以說，行為人進行經濟型的E-詐騙罪，要依賴這些載體。但它們不是犯罪的對象。因為它們並不直接反映財產關系或經濟秩序關系的犯罪客體所受到的侵犯。如行為人竊取他人智能卡到他取現或進行使用之間，有時間上的間隔，在此期間，原持卡人可以掛失從而避免財產受損；或者行為人並沒有利用智能卡，權利人的財產就沒有受到損失。所以決定是否對行為人追究刑事責任的不是他取得了電子貨幣的載體，而是他取不取用電子貨幣的現實可能性，以及他對於電子貨幣所體現的財產權施加危害的大小。

三、E-詐騙罪的未完成形態

（一）關於實行行為的著手。

犯罪的著手，是區分犯罪預備和犯罪未遂的界限，它是指「犯罪人開始實施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具體犯罪的實行行為」。

那麼在E-詐騙罪領域，實行行為從何時或何環節開始呢？筆者認為，首先，應該將現實性環節行為排除在外。原因在於：

第一，現實性環節行為不具有實行行為的特點。實行行為的著手，也就是開始實施刑法分則的具體構成要件的行為，。判斷它時，既要考慮法律規定的具體罪狀，還要考慮實行行為的內容及其形式。

也就是說，要從行為法律上的形式特徵和實質特徵統一考察。現實性環節行為，還不具備接近犯罪對象的條件，也就不可能對於犯罪的客體產生危害，從而不具備實行行為的危害性；而且這個階段的行為，通常是為虛擬性環節的行為創造條件，更符合犯罪預備行為的特點。

第二，將現實性環節行為作為實行行為有違立法精神，刑法第196條第3款規定：「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即按盜竊罪論處。有這個規定，筆者可以推斷，行為人僅僅只是盜竊了信用卡，並沒有使用的，就不宜作為犯罪論處，至少不論作為犯罪的完成形態論處。在這時，權利人的財產權利並沒有遭到實質性的損害，頂多受到了一定的威脅，該威脅轉化為實害還須行為人進行虛擬環節的行為。所以刑法的規定是正確的。它可以作為處理相似情形的參照。基於同樣的道理，盜竊或騙取其他人的電子簽名、數字密碼等行為，對此若以犯罪的實行行為對待，就與刑法規定的精神相違背。

第三，將現實性環節行為作為實行行為，會造成司法適用的難堪。假如把現實性環節行為作為實行行為，無疑就會提前考慮犯罪的預備行為，從而將一些無關緊要的行為當作犯罪行為，如偽造智能卡，是一種預備行為，若將其作為實行行為，就會將此前的購買材料的行為當作犯罪預備行為，也可以追究其刑事責任。而這種行為的法律意義並不重大，將其作為犯罪處理就不太合適。另外，將實行行為提前加以考慮，那麼虛擬階段的行為屬於實行行為嗎？如果是，就出現了兩種性質的實行行為，這自然會支解刑法理論，也不符合刑法規定；如果不是，則只能作為實行後的行為，就不會再發生消極性的犯罪中止，假如行為人根本就沒有實施虛擬性環節的行為，也仍然要視為犯罪既遂。這顯然於理不通。

其次，進入網路系統的初始行為也不是實行行為。盡管進入網路系統距離行為人完成網上犯罪的時間極短，有時只有幾秒鍾，但是正確地認識這種行為的性質還是必要的。之所以說它不是實行行為，原因之一在於，該行為也不具備實行行為的性質。為了完成網路中的特定犯罪，行為人一般要進入特定的信息系統。在此之前，他也許還需登錄其他具有輔助功能的信息系統。原因之二在於，從刑事政策的角度，不認為這些行為具有實行性質，有助於防範行為人進一步實施犯罪行為。如果這個階段的行為只是預備性的，那麼無疑給了行為人相當充足的時間中止犯罪，從主觀上促使其犯罪意圖表徵不完全。反過來看，這也有助於司法機關充分認定行為人的主觀心態，為懲治犯罪提供更可信的證據。

筆者認為，只有進入特定的信息系統後實施的虛擬性環節的行為才是實行行為。原因在於：1，該行為具有侵犯犯罪客體的現實性，如果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它就會實施完畢；2，該行為具有刑法中實行行為的特徵，即是引起構成要件結果的直接行為。

（二）關於犯罪未遂

區分犯罪既遂與未遂的標准，在學界有許多觀點，如「犯罪目的實現說」、「犯罪結果發生說」、「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等等。目前雖然最後一種觀點暫居主導地位，但其他不同觀點依然存在。

「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為了更加准確地認定犯罪的完成形態，進一步區分結果犯（包括危險犯）與行為犯（包括舉動犯）兩種情形。E-詐騙罪的完成形態時，首先也有必要區別結果犯和行為兩種情形。

對於結果犯而言，發生法定的危害結果或出現了法定的危險狀態，是犯罪既遂的標准。然而該結果是發生在虛擬空間的還是發生在現實空間的呢？如盜竊電子貨幣，究竟是電子貨幣從一個帳戶上轉到另外一個帳戶上這個結果、還是權利人現實的財產出現了減少這一結果？這個問題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筆者主張，應當以現實空間發生的結果作為犯罪既遂的標准。理由是：

第一，這與現代刑法的精神實質是一致的。現代刑法立足於保護社會的機能，兼顧人權保障的機能，二者不可偏廢。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在刑事立法時，沒有採取一刀切的方法，而是區別不同的犯罪類型，在既遂的界限上，有的要求特定的危害結果，有的要求特定的危險狀態，有的只需要實施了一定行為，有的甚至只要求作出某種舉動。這是因為考慮各種社會關系體現的社會利益大小差異，如此才能均衡刑法的機能。E-詐騙罪侵犯的客體並沒有超越一般犯罪的范疇，所以，在對於結果的把握上，它如果背離其他犯罪的要求，另外確定標准，就會破壞現行刑法的均衡點，勢必與現代刑法的精神發生矛盾。

第二，虛擬空間的結果向現實轉換在時空上還存在隔離。虛擬階段的結果僅僅表現為權利記載上文義或信息數據的改動，它是否必然損害權利人的權益，還必須依賴於行為人進一步深化行為，致使權利人實實在在的財物侵犯，從而出現實實在在的現實結果，而行為的深化方法可由行為人自己完成，也可由他人完成，也可由工具實現。只是在這個階段，行為人也可以作出新的舉動，如重新作出舉動，將先前行為所造成的虛擬性結果取消，還原為原來狀態。這樣，權利人很難覺察權利受到過威脅，一定的法益秩序也並不出現混亂。從刑事政策上看，也有助於行為人中止犯罪。

第三，也是多數學者擔心的，如果按上述方法處理網路犯罪，不懲治在網路系統中實施的違法行為，無異於鼓勵行為人犯罪。這倒沒有擔心的必要。筆者可以將該犯罪的預備形態與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依據牽連犯處理的原則加以處斷。

對於行為犯而言，只要求行為人的實行行為具備刑法分則規定的條件，就構成犯罪的既遂。所以談不上犯罪既遂。

三、詐騙和盜竊的界分

依照傳統的刑法理論界分詐騙罪和盜竊罪，似乎問題不大；但是在盜竊信用卡後使用、以及盜竊空白發票、支票以及其他空白有價憑證然後使用的行為的定性上，也曾經出現過不同看法。新刑法頒布後所做的一些規定以及有關司法解釋澄清了其中的一些糾葛，對於盜竊與詐騙的區別規定得更為明確。如刑法第196條規定：「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只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原本簡單的問題在網路金融領域變復雜了。

信用卡是最早的電子貨幣載體，今天，體現電子貨幣的載體還包括其它的電子錢夾、電子票據和智慧卡。所以犯罪的手段更是復雜、多樣。如在日本，到處都有全國連網、各銀行連網的現金自動取款機（ATM），ATM和信用卡的普及程度非常高；針對ATM卡的犯罪也相當猖獗。從盜竊他人的ATM卡然後破譯密碼，接著提取現金，發展到偽造主ATM卡，再發展到通過網路聯結到銀行的計算機信息系統直接竊取帳戶資金的「線上犯罪」。

還有一種行為人經常使攨的作案方式，即在某處24小時監視受害者，乘機竊取其帳號和密碼，然後在網上利用這些竊取的帳號和密碼將受害人的電子貨幣劃撥到自己的帳號上。

難點在於虛擬性環節的欺詐性與現實性環節的盜竊性競合的場合。虛擬性環節是在網路中發生的，現實性環節是在現實社會中發生的。

為了預防網路犯罪，在虛擬環節一般設置了一整套安全技術。第一是密碼機制。對信息加密是最常用的安全交易手段，可以防範信息在傳輸和儲存中的非授權泄露、對抗截收、非法訪問資料庫竊取信息等威脅。第二是數字簽名技術。它是一組密碼，發送人在發送信息時，將這組密碼發出，收件人受到信息後，通過雙方約定的法則進行運算，從而確定發送人的身份。在本質上它類似於在紙張上的簽名，既可確認信息是簽名者發出的，又可證明信息自簽發後到接收時未做任何修改。第三是時間戳。文件簽署的日期和簽名一樣重要。在電子交易中，數字時間戳能提供電子文件發表時間的安全保護。第四是認證機制。它用來確認交易對方身份的真偽。第五是防火牆。這是一個相當防守性的技術措施，它是不同的網路或網路安全域之間的唯一信息通道，擔負著防止外部攻擊的使命。然而這些安全技術決非完美無缺，每項技術都有破綻可循，這就為網路詐騙提供了機會。例如篡改他人電子票據的數字簽名，或更改電子票據的文義內容，再到電子銀行騙取電子現金。

行為人為了取得或盜用他人的電子貨幣，在虛擬空間，可以採取的方式有兩類：一是破壞信息系統的正常運行，借機達到目的；二是冒充其他的權利人，騙取「系統管理者」的信任，從而獲得或使用其他權利人的電子貨幣。用第一種方式達到目的的可能性在網路領域幾乎是零，所以第二種方式是常見的。如此一來，肯定要使用欺騙性手段。為了使欺騙更有成效，盡快得到權利人的密碼、簽名等真實信息無疑是行為人所追求的。有些行為人採取技術方式，在網路中破譯權利人密碼，套取其相關信息；也有的採取傳統意義的盜竊方法獲得這些關鍵信息。後一種情形就發生了盜竊行為和詐騙行為競合的現象。

對此，立足於我國刑法的規定，結合傳統的刑法理論，並充分考慮電子貨幣的特點，區分某種行為是屬於盜竊罪還是詐騙罪，必須考慮發生在現實性環節的行為性質。因為通過前面的分析，筆者可以看出，在虛擬空間發生的行為絕大部分具有詐騙的性質，但是如果將網路經濟型犯罪一律以詐騙罪論處，顯然與法律的規定不符；另外從法理上講，盜竊罪相對於詐騙罪，屬於重罪，當出現兩種競合時，要作為牽連犯處理，應定為盜竊罪。進一步說，在現實性環節發生的行為如果是詐騙，繼之所為的虛擬性環節的行為就構成詐騙罪；在現實性環節發生的行為是盜竊，繼之而為的虛擬性環節的行為就構成了盜竊罪。

具體而言：1，對於使用未設定密碼的智能卡，或者多次使用限額設定密碼的智能卡的行為，只要數額達到較大，就構成了盜竊罪；2，對於一年之內連續三次使用智能卡，應當認為符合刑法第264條規定的「多次盜竊」，構成盜竊罪；3，盜用他人公共信息網路上網帳號、密碼上網，造成他人電信資費損失數額較大的行為，構成盜竊罪；4，對於使用盜竊的電子錢夾，如信用卡等的行為，構成盜竊罪；5，以虛假、冒用的身份證件辦理入網手續並使用行動電話，造成電信資費損失數額較大的行為，構成詐騙罪；6，騙取他人的各種支付手段的帳號、密碼，然後利用這些帳號密碼在網路中套取電子貨幣的行為，構成詐騙罪；7，在網上採取技術方式，破譯權利人密碼，套取其相關信息，繼而套取電子貨幣的行為，構成詐騙罪。8，騙取智能卡的密碼，繼而使用的行為構成詐騙罪；9，盜竊智能卡的密碼，從而使用的，構成詐騙罪。

四、關於電子簽名
在電子商務中確定權利、義務的主要手段是電子簽名。它有時是進入特定信息系統的鑰匙，有時是利用網路信息系統的屏障，有時是從事網路活動的標記。電子簽名是一組特殊排列的數字，電子簽名技術的發展，對於刑法解釋偽造、變造傳統的內容以及金融詐騙犯罪將會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

過去，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將偽造解釋為仿製，而變造是改變真實的外觀或內容。這種解釋在我國《票據法》頒布後，存在明顯不足。當時在理論界認為，偽造票據是指行為人仿照真實的匯票、本票、支票的形式、圖案、顏色、格式，通過印刷、復制、繪制等製作方法非法製造以上票據的行為；變造票據是指行為人在真實的匯票、本票、支票的基礎上或者以真實票據為基礎材料，通過剪接、挖補、覆蓋、塗改等方法，對票據的主要內容非法加以改變的行為。

然而，偽造票據的應然之義是模仿他人的簽名、偽刻他人的印章、盜用他人真正的印章；變造票據是指依法沒有變更許可權的人，在有效的票據上，變更除簽章以外的其他記載事項，從而是使票據上的權利義務內容發生變化的行為。

這可引申出偽造變造票據的行為只是一種典型的票據欺詐行為，而不是獨立於票據欺詐之外的與偽造變造貨幣類同行為。所以筆者認為刑法的規定不大妥當。但是認識在網路的犯罪，即使依照後者的觀點，也會出現難以回答的問題。

以往的票據認證主要用手寫簽名。簽名的書寫隨意性很大，並且中文的方塊字極易模仿。蓋章也是一樣，幾乎沒有一種公章不能被私刻。系統採用計算機自動識別簽名和蓋章印章，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但是只要票據真偽的憑證仍然是簽名蓋章，就必然有不法分子試圖模仿簽名和私刻印章，同樣也還有不法分子試圖改造和塗銷票據。近年來，一些不法分子採用計算機掃描，計算機刻章技術，使得私刻印章實現了電子化和自動化，完全可以以假亂真。因此印章自動識別系統與簽名蓋章系統一樣，絕對不是票據認證系統今後發展的方向。所以，密碼機制和電子簽名在網路活動中的意義被賦予了新內容。如收票人事先根據票據號編制密碼，通過安全的信道，傳送給出票人。出票人每次簽發一張票據，就根據票據號，粘貼上密碼。收票人根據票據號和密碼的對應關系來驗證票據的真偽。以防止第三者偽造票據。在金融機構則可開發變碼印鑒系統，又稱為密碼支付系統認證票據。它採用傳統的單鑰密碼體制。出票人和收票人事先約定一個密鑰，由他們各自保存。出票人每簽發一張票據，他先把票據內容數字化，然後他再用保存的密鑰、鏈路加密報文，得到一個鑒別碼，把它作為票據真偽的憑證，同票據一起傳送給收票人。收票人重復同樣的計算過程，又得到一個鑒別碼，只要兩個鑒別碼相同，就認為票據是真實的。由於鑒別碼是密鑰和報文的函數，因此報文的任何變動都會改變鑒別碼，而且不使用密鑰是無法計算得到鑒別碼的。如此一來，傳統的解釋幾乎上沒有應用的價值了。這時，偽造權利將很困難，或許就不可能，但是，變造和傳統偽造的內容如何界分有會很困難。

筆者認為，與其說電子簽名的偽造，勿寧說是電子簽名的詐騙。只有行為人的電子簽名和權利人的電子簽名必須一致，才會出現法益遭受侵犯的現實後果。為了達到這種結果，行為人必須千方百計獲知權利人的電子簽名數據，其方法只能表現為詐騙的特徵。
http://www.fl5.cn/lunwen/xingfa/200603/19992.html
http://www.2000888.com/hudong/lue/MANAGE/articleshow.asp?id=2201

❺ 我國刑法對電子商務犯罪是如何規定的

是破壞還是竊取商業秘密?或者是侵吞?這些都有不同的罪名.

❻ 電子商務犯罪問題研究

隨著電子商務在全球范圍內的迅猛發展，其不良影響電子商務犯罪也日趨嚴重，對全球經濟和社會秩序的危害極大，並給傳統法律帶來了許多困惑和挑戰。完善相關法律制度成為保障電子商務健康發展的關鍵。 一、電子商務犯罪類型的分析 電子商務犯罪是指電子商務領域中發生的。

1、利用電子商務洗錢。犯罪分子可以利用虛假或真實的電子商務行為作掩護，利用網路銀行結算的快捷性、客戶身份識別的模糊性以及兌付保密制度存在的安全漏洞，採用匿名方式在電子商務系統中進行賬戶之間資金的非法轉移。

2、利用電子商務逃稅。電子商務活動通過網路完成商務協議，而後進行貨物交付，使稅收征管和監控失去直接的實物對象，難以進行征稅。電子商務的便捷性、保密性使納稅人身份與交易細節的確定極為困難，也造成了傳統的監控手段失靈，無法有效地進行稅收監管。
3、利用電子商務詐騙。電子商務使人們能夠輕松地進行商務活動，同樣也使商務詐騙行為更易得手、更難追究。犯罪人可能假借電子商務名義，簽訂電子合同，在騙取被害人貨款、定金後，便不履行或者不按合同規定履行交貨義務，甚至完全隱匿蹤跡，無法尋找。
二、我國刑事法律制度在電子商務犯罪方面所面臨的困境：
我國國務院於1994年2月18日頒布了《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與其他一些相關的法律如《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標准化法》等形成了一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的法律體系。 然而，我國刑事法在電子商務犯罪方面的規定卻存在嚴重不足，主要表現如下：
1、刑法典中現有罪名的欠缺。電子商務犯罪不僅涵蓋了絕大多數傳統犯罪的客體，而且還突破刑法典的范圍產生了一些新的犯罪客體。與這些新客體對應的新型犯罪，如通過互聯網終端非法進入他人的計算機設施、破譯他人密碼、使用他人資源、利用互聯網向他人的計算機系統散布計算機病毒，或盜用網上客戶支付賬戶等，在刑法中找不到相應罪名，必然造成對其處罰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要將其認定為此類犯罪還需要立法補充規定。另外，許多電子商務犯罪行為往往是兩個以上犯罪構成的交織。例如電子商務詐騙的犯罪，顯然構成詐騙罪;實施詐騙行為必然採取偽造、復制數據信息等手段，這就同時符合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的犯罪構成。對此應如何進行犯罪認定，是認定為一個還是多個罪名，認定為一罪時是否堅持「從一重處斷」的原則，也是需要認真加以研究的問題。
2、電子證據的效力。電子證據是指在計算機或計算機系統運行過程中產生的以其記錄的內容來證明案件事實的電磁記錄物，電子商務犯罪中搜集到的證據大多可歸為這一類型。目前，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證據類型包括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七種，電子證據還不是法定證據類型，這對於有關電子商務的刑事訴訟活動無疑是一個巨大障礙，給電子商務犯罪的認定造成了困難，但是將電子證據納入法定證據類型目前尚不成熟。 能否將電子證據獨立地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是刑事訴訟法在證據方面的難點問題之一。

❼ 我國刑法規定了哪十大類犯罪

我國刑法規定了以下十大類犯罪：

• 危害我國安全罪；

• 危害公共安全罪；

•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

•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

• 侵犯財產罪；

• 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 危害國防利益罪；

• 貪污賄賂罪；

• 瀆職罪；

• 軍人違反職責罪。

❽ 我國新刑法規定了哪些主要的犯罪類型

關於犯罪類型的劃分呈現出多樣化的狀態。歸納起來說，大致可以分為三種：

一、依據有無違反社會性（反道德性），分為自然犯罪與法定犯罪。

所謂自然犯罪，就是指那些違反人類道德、具有反社會性的行為。這種行為，由於從根本上說違反了人的本性，所以無論在任何社會，任何政治制度之下，自然犯罪都被認為是犯罪行為。例如殺人、盜竊等。

所謂法定犯罪，就是指行為本身並不一定具有反社會性、反道德性，只是因為法律上規定這種行為應受到一定的處罰，因而成為犯罪。這種行為往往由於國家行政管理上的需要而被規定為犯罪。因此，這類犯罪通常沒有固定的標准，而是依照國家政治形勢的變動而變更，或者依照國家政策的變更而改變。例如一些政治性的犯罪。

二、依犯罪行為所侵害的法定權益，可以將犯罪分為侵犯個人法定權益的犯罪、侵害社會法益的犯罪及侵害國家權益的犯罪。

所謂侵犯個人法定權益的犯罪，是指殺人、傷害等對個人生命、身體、名譽、個人財產等造成侵害的犯罪。

所謂侵害社會法益的犯罪是指侵犯公共危險、社會風氣、公共信用等方面的犯罪。

所謂對國家法益之犯罪，是指有關國家存亡的犯罪以及有關國家權力及職能的犯罪。

三、依犯罪行為的性質，可將犯罪分為財產犯罪、暴力犯罪、智能犯罪、風俗犯罪與破壞犯罪。

所謂財產犯罪，就是以非法獲得財物為目的的犯罪，例如盜竊、侵佔、搶劫等。

所謂暴力犯罪，就是以自身強暴力量或藉助於器具等犯罪，例如殺人、強奸等。

所謂智能犯罪，就是運用智謀和技能犯罪。例如詐騙、偽造、製造計算機病毒等。

所謂風俗犯罪，就是違背社會善良風俗的犯罪，例如賭博、流氓等。

所謂破壞犯罪，就是指爆炸、投毒、放火以及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的犯罪。

四、我國刑法上對犯罪的分類

我國的刑法本著有利於打擊、治理和預防犯罪的原則，依照犯罪所侵犯的客體不同，將犯罪分為以下九大類，即：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與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妨害婚姻家庭罪、瀆職罪、軍人違反職責罪。

❾ 關於中國電子商務犯罪現狀~

到國家統計局網站上或相關統計黃頁上或相關高校圖書館里去查，不過是要碰點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