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早肯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典是
法國是第一個建立民商法典的國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中一些部分變得落後了。在戴高樂總統時期，組織了「民法修改委員會」，對拿破崙民法典作了部分修改。該法典編制如下：在法典最前面，有幾個條文，我國翻譯的《拿破崙法典》譯作總則，是不準確的，應該譯作「前編」。因為它們不僅僅是為民法規定的，而是也適用於拿破崙制定的其他法典，下面分為三編：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從編制來看，明顯是來自羅馬法，繼承了羅馬法把民法分成人法、物法、訴訟法三個部分的傳統。只是把訴訟法獨立出去了。
1、前六條規定，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這是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制度在私法方面的宣言書。還規定了人人享有民事權利不易其公民資格為前提條件。可以剝奪選舉權等政治權利，私法卻是不可剝奪的。對於民事訴訟法官不得以法律條文不完備而加以拒絕受理。這表明公民的民事權利不得被干預，但必須得以保護。這與封建主義恰恰相反。
2．第一編（人法）規定類婚姻、收養等問題。其反封建性表現在，讓婚姻脫離了教會的支配，由國家管理。德國民法典在這一點上不如法國民法典。
3．第二編，規定了所有權和用益權，但未規定擔保物權。
4．第三編，規定了繼承問題。這里也有反封建主義的意義。封建社會里的繼承，包括身份繼承和財產繼承兩部分，而這部法典只承認繼承是取得財產的一種方法。
在買賣方面，凡自由人都可以自由買賣。也有反封建的意義。拿破崙法典文字通俗，近似於一本教科書。其他國家只有瑞士民法典可以與之相比。
法國商法典到現在可以說已經支離破碎了，但其基本框架依然存在。法國商法典，分為四篇，第一篇：商事一般；第二篇：海商；第三篇：破產；第四篇：商事裁判，從這四篇可以看出，其中第一篇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1673年的《陸上商事條例》。第二篇是1683年的《海事條約》，加上了第三篇破產和第四篇商事裁判。這四篇到現在許多條文已經作廢了。如第一篇中有一些規定公司的法律，當時採取許可主義。1867年法國另外規定了一個公司法，採取准許主義，而原來商法中的有關規定就一概廢除了。1966年又公布了現行的《公司法》，完全脫離了商法典。關於破產，由於1955年制定了《破產法》，商法典第三篇便也作廢了。這是因為在商法典中，破產的規定只適用於商人，一般人不適用，而現在破產的范圍擴大了。另外商法典中沒有保險方面的規定，後來規定了單行法。這樣，商法典事實上只剩下的一篇的一部分和第二篇、第四篇，已不成為一個完整的商法典了。
拿破崙法典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它的影響極大。拿破崙每征服別的國家，都強制推行他制訂的法典。因此，這些國家即使獲得獨立，重新制定民法，也擺脫不了拿破崙法典的影響。
現在的拿破崙法典與原來的相比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值得一提的是，拿破崙法典中一些身份法的規定，要比法國大革命以後頒布的一些法律要落後一些。這是因為1789年大革命以後，在婚姻家庭方面，曾經頒布了一些激進的法律，如1791年就公布了一個完全允許協議離婚的法律，這遭到了法國所有守舊派的反對，拿破崙法典制定之後，在議會中多次未獲通過。後來拿破崙一方面在法典的某些方面作了一些讓步，規定了一些比較保守落後的條款。另一方面更換了一些議員，才最後使拿破崙法典得到通過。
法國民法典前六條中的標題本來就不叫總則，而是叫法律的公布、效力及適用。原來這六條在拿破崙制定《法國民法典》時，其意思不僅是作為民法的前六條，而是作為總的法典的前編，整個法典包括五個法律：民法典、刑法典、商法典及民事訴訟法典、刑事訴訟法典。所以，這六條實際上是這五個法典總的六條，不僅僅是民法典的前六條。而現在我們只是把民法典當作《拿破崙法典》，其他的法典有的修改了，有的補充了。現在在形式上好象僅是民法典的前六條。總之，這六條原來不僅廣為民法而制定，而為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而制定的。所以這幾條也就不僅僅是有關民法的條文。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些條文，除第三條是關於國際司法規定外，即關於外國人的規定，其他五條規定了近代資產階級私法很重要的原則，我簡單說一下：
第一條：規定法律一經公布以後，在全國生效。這是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法律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法律普遍地實行於全國。而改變了封建社會那種法律的分散，這個地區實行這個地區的法律，那個地區實行那個地區的法律。就是說這一條規定了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是統一的。
第二條：規定法律不能溯及既往。這又是近代資產階級私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封建社會的法律溯及既往，近代資產階級民法開始適用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可以溯及既往的法律，那就等於說，立法者在封建社會實際上就是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可以隨時任意的追究過去的事情。法律的效力將能夠溯及既往的話，也就是說明一個人的生活都沒有保障，不僅僅今後沒有保障，而且任何時候都沒有保障，連過去都沒有保障。近代法律規定了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凡是一個人的問題，屬於過去的事情，今後的立法者不加干涉。近代立法者為什麼要建立這個原則呢？他們認為特別在司法方面，一個人是根據當時的條件，根據當時國家的法律而進行活動的。假如根據今天的條件，今天的國家法律，我進行了某種法律行為，我們建立了某種法律關系，這是我根據今天國家的法律，假如我到了明天，這個法律變了，馬上影響到我的行為，我的行為就毫無保障，毫無安全感。所以，近代法律建立以不溯及既往這個重要原則。這個原則為所有法律所採用，就是刑法裡面也有這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大家注意到我們的刑法沒有，我們的刑法規定，刑罰的法律行為也是以當時的法律為依據。我們的刑法採用從舊兼從輕的原則，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行為是在什麼時候實施，就應以那個時候的法律為准來判斷其行為是不是合法，而不以以後的法律來判斷，除非以後的法律處罰更輕，這是在刑法上。而在民法呢？你行為在什麼時候就應以什麼時候的法律來規定這種行為。以後立法者不能以以後的法律來規定人們以前的行為，也就是不溯及既往的原則。當然，現在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只在很稀少的情況下有例外，但是作為一個原則來說，現代民法都不溯及既往，這與封建社會的法律和法西斯的法律，以至於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其些做法都是不同的，文革時期的做法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溯及既往，即使以前已做了結論的事情也可以被推翻給你重新判罰，文革時期不擅長背叛了十年的而改判了死刑的，不是有很多人就這么死的嘛！也就是說封建社會的法律和法西斯的法律都溯及既往，所以溯及既往的原則說得廣泛一點，就是說立法者可以任性而為，這個立法者是誰能？也就是封建帝王，也就是法西斯。所以，不溯及既往是拿破崙法典建立的一個重要的原則。
第四條是關於審判員不得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進行審判。這就是拿破崙法律對於私法關系，一方面不幹涉，而另一方面要加以保護，即國家通過審判程序保護民事權利。
第五條規定審判員不得確立一般原則，意指民事案件的審判員只能就具體案件處理具體問題。兩人就什麼打官司，我就處理這個問題，而不能夠由司法人員建立總的原則，確立一切案件的原則。 這一條意義在於劃分立法權與司法權，僅指司法官行使司法機關的許可權，不允許司法官行使立法機關的許可權。所以，第五條劃分了司法機關與立法機關的范圍，指明了司法機關的許可權，也就是說，它間接地不承認判例的效力，這是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截然不同的。不承認上級法院可以確立一個原則，下級法院都必須遵守，就是說不論哪級法院，最好法院也好，最的法院也好，都只有一個義務――附從法律，而不是下級法官服從上級法官，這就是要把司法與立法劃分開，另一方面，把司法與行政劃分開。
我們知道，行政是下級服從上級的，科員要服從科長的，科長要服從處長的，處長要服從廳長的、局長的，而法官，在一個國家裡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不管是高級法院的法官，還是下級法院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你不能指揮我、命令我，你我不是服從關系，法官作為審判員，行使審判權，全國法官都處於平等的地位。法院的隸屬關系，高級法院管轄中級法院，中級法院管轄下級法院，這只是表現在審級制度上，而不是表現在人對人的指揮命令上，這是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性質完全不同重點。第五條就是根據三權分立原則制定的。在英國法中，三權法律是不嚴格的。所以，上級法院的判例，就好象對於制定了一個法，下級法院必須服從。大陸法上不承認這種制度，下級法院的法官審判案件有完全獨立的權利，我只服從一個，即法律，假如我對這個案件是這樣理解的，假如我們經濟合同法規定某條是這麽這麽，我這個區法院的法官對合同發生這樣來理解的，按此來處理案件，假如高級法院的法官對這條理解與我不同。因此，他認為我的判決不對。作為高級法院的法官可以行使他的權力，撤銷我的判決改判，但他不能命令我這個區法官自己改判，這是大陸法系的審判制度。而英美法系就不是這樣，上級法院定了判例後，下級法院必須服從這個判例，有服從的義務。這是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不同之點，也是近代民法的一個重要原則，這一條，一方面劃分司法權與立法權的范圍。另一方面，規定了司法權與立法權的性質。
第六條，規定個人不得以個人之間的合意而違背有關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和法律，這就是對於私法自治原則、意思自治原則做了一個總的限制規定。這就是說個人的意思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
以上說明，前六條的每一條都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二）德國民法典與德國商法典
1．《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在編制上大不相同
《德國民法典》編制分為五編，第一編為總則。第二編為債務關系法。第三編：物權法；第四編：親屬法；第五編：繼承法。僅僅從形式上看，《德國民法典》總則篇規定了這樣一些問題。首先，總則規定了權利主體――人（自然人、法人），接下去規定權利客體，客體中主要規定物，然後以大量篇幅規定法律行為：包括意思表示，還包括代理關系。然後，總則規定時效問題，但只規定消滅時效，而取得時效卻規定在物權法編里。
第二編叫做債務關系法。總則規定債務關系主要活動問題。例如說，和同的原則。然後規定了各種類型的合同，最後規定了侵權行為、不當得利，還有無因管理。這是債務關系法中規定的內容。
第三編是物權編。它規定所有權，又規定各種用益物權。擔保物權，最後規定了佔有，《德國民法典》認為佔有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事實，所以叫做佔有，而不叫佔有權。
第四編是親屬法。它規定婚姻關系、親屬關系、父母子女之間的財產關系。婚姻關系包括夫妻之間的一切關系，例如夫妻之間的財產關系。同時，還規定監護制度。關於親屬法的名稱，在這里簡單地講一講。親屬法的名稱在有的國家，象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和我國叫做婚姻法，實際上婚姻法范圍很窄。因此，我們把收養、監護規定在婚姻法中是很不應該的。因為收養問題不屬於婚姻問題。因此，把收養關系規定在婚姻法里，從邏輯上、理論上講是不應該的。收養關系超出婚姻關系之外，不是從婚姻關系中派生出來的。如說一個單身漢，他可以收養孩子，所以德國不叫婚姻家庭法，而規定親屬法。親屬范圍比婚姻、家庭范圍要廣。我們可以不是一個家庭的人，但是我們是親屬。在英美法，就把婚姻法一般以family law來表示。這個family，我們一般把他以為家庭，實際上它有廣義、狹義兩種。狹義是指一個家庭。什麼是家庭呢？家庭就是同居在一塊的人組成一個家庭，像現在家庭就是小的家庭。廣義的家庭是指有一定親屬關系的人。這些人組成家庭，具有一定親屬關系。如，我的一個叔叔與我們分開居住，他不屬於狹義的family，但屬於廣義的family.所以，family於德文family翻譯為親屬是對的。以婚姻法代替親屬法在邏輯上、理論上都講不過去。所有，有些國家，如南斯拉夫，把婚姻法叫做婚姻家庭或家庭關系法，南斯拉夫有的共和國把相當於我們的婚姻法叫做婚姻家庭親屬關系法。所以我們籠統地以婚姻法包括這許許多多關系在邏輯上是不合適的。
第五編為繼承法，它規定繼承問題。關於遺囑、遺贈問題等。這僅僅從《德國民法典》幾個編來說是這樣的。現在我們把《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進行對比一下，指出作為近代民法有哪些特點，或者說他比起《法國民法典》有哪些改進。把《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進行比較。對了解資本主義民法理論具有重大意義，所以，我想多講一些。
首先，從編制方面來說，這里我要指出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德國民法典》建立了總則篇，這是民法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法國民法典》把人法與無法截然劃分來，所以說《拿破崙法典》不是一個整體，而是把兩典墊合在一起，起個名字叫《拿破崙法典》，把兩部分機械地湊合在一起，而不是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這樣好不好呢？德國學者在研究民法時，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他們提出一個問題，即把人法與物法湊合在一起，人法與物法之間有沒有共同之處呢？假如沒有共同之處，我們就應把兩者劃分開，假如有共同之處，就應該把共同之點提出來作為一個總的規定。總則思想就是這么產生的。民法既然是一個總體，民法既然是人法與物法兩者有機的整體，就應該有總的共同的東西，這些共同的東西作為總則規定出來。所以，德國學者認為在民法典中應該有一個總則。這種思想最初早在《德國民法典》制定以前，在德意志帝國還沒有成立在只欠，這個思想在撒克遜邦制定的民法典中初步的事實，它就有一個總則，在制定《德國民法典》時，大部分民法學者主張建立總則編。建立總則編的意義就在於把人法和物法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有機的總體，而為人法和物法建立一些共同的原則和共同的東西，使整個民法成為一個有機的總法，而不像《拿破崙法典》一樣是一個機械的結合。所以，這在民法理論上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麼，怎樣才能建立一個總則呢？在人法和物法中怎樣能找出共同的東西來呢？德國學者首先認為人法和物法的主體都是一樣，所以規定人、自然人、法人。人法主體是人，物法主體也是人。其次，兩者都有共同權利客體，規定了共同的物，然後，人法與物法還有一個共同的東西，就是法律行為問題。在人法中，《拿破崙法典》中把人法與物法分開，好像給人以一個一個印象，某些法律行為，如結婚、離婚、收養這些行為。《拿破崙法典》沒有法律行為的概念，人法中另外一些行為，如合同、遺囑這樣一些行為，在《拿破崙法典》時代在這些行為之間沒有一個共同的東西。德國學者在研究，結婚、離婚、收養、合同以及遺囑這些行為，雖然分別規定在人法物法中，但它們有共同的東西，是學者在這些行為之上建立了更高一級的「行為」，這些「行為」就是法律行為。結婚是法律行為，離婚也是法律行為，合同是法律行為，遺囑也是法律行為。德國學者開始把《拿破崙法典》分散在人法、物法中的行為。建立更高一級的行為，就是法律行為，規定在總則里。所以，易言之，德國學者就是在《拿破崙法典》基礎上建立了更高的概念。這些概念就是權利主體、權利客體和法律行為。把這些更高級的概念規定在一起，就叫做總則編。也就是說，總則編中規定的主體和法律行為在下面四編都可以適用，所以叫總則。將來將債務的權利主體關系，照總則規定辦，物權的主體也適用總則規定。這樣就不需要在講債務時規定債務總則，避免了許多重復。
在英美法中，如期合同中規定什麼樣的人有訂立合同的資格，在family law（親屬法）中又規定什麼樣的人有結婚權利，什麼時候無效。海商法規定什麼人可以取得財產所有權都是重復的。而《德國民法典》在這一點把所有主體都規定在總則中，就避免了許多麻煩。這是從理論上說，德國學者建立了總則編，組成了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比較《拿破崙法典》具有很大的進步。我們可以拿資產階級民法與蘇聯民法比較一下。
蘇聯民法書對民法是這樣定義的：民法是規定財產關系以及某些與財產有密切聯系的人身非財產關系。這個定義有一個漏洞。在這個定義里有財產關系和人身非財產關系，這兩者關系怎麼聯系起來呢？為什麼把這兩者規定在一起叫民法呢？蘇聯學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加了「與財產有密切聯系」一詞，什麼叫密切聯系呢？什麼樣的聯系是密切的，什麼樣的聯系是不密切的呢？1954年蘇聯民法對「密切聯系」都沒有解釋。那麼，就是說按蘇聯民法定義，民法規定財產關系，也規定人身非財產，那麼規定哪一部分人身非財產關系呢？那就由立法者的任性，立法者規定什麼就是什麼，如果規定進去了，就認為有密切聯系，如果沒有規定進去，那就聯系不密切。所以，蘇聯民法把財產關系和人身非財產關系的劃分，先入了《拿破崙法典》的漏洞。把財產關系和人身非財產關系分開了，機械地湊合，而沒有有機結合。所以，我上次給大家所講的民法定義，也就是說民法是一個什麼法呢？它是在權利平等、意義自治的原則下，規定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凡是屬於這個原則之下的關系都屬於民法。因此，財產關系是這種關系，身份關系也是這種關系。這就不鼓勵財產關系和身份關系，所以，從《德國民法典》總則的設置是民法理論上的一個很大的進步，特別是建立了法律行為的概念，使我們對各種不同的制度有了總的概念，我們知道科學的進步在於一步一步地開拓，建立更高級的概念。這是《德國民法典》建立總則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在形式上，《德國民法典》把債法與物法截然劃分開。嚴格劃分債權與物權兩種關系。在《拿破崙法典》當中，債權與物權劃分是不清楚的。所有權和用益物權規定在《拿破崙法典》第二編里，而擔保物權規定在第三編。對債權和物權在《拿破崙法典》里是沒有嚴格劃分的。德國民法學者認為債權與物權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我們很清楚它們，一個是相對權，一個是絕對權，一個是對人權，一個是對世權，這些問題我們都不詳細講了。既然債權與物權要截然的劃分，所以把說有債權債務都規定在債編之中，此編叫做債務關系法。這就是《德國民法典》規定在第二編，所有的物權都規定在物權編中，規定在物權法里。關於擔保物權，《拿破崙法典》規定在第三編中，而《德國民法典》把它獨立出來規定在第三編物權之中，這一點也是《德國民法典》在當時很突出的特點。嚴格的劃分債權和物權。英美法學不是這樣的，它們的債權與物權是相混的，蘇俄民法受《德國民法典》的影響。把擔保物權、抵押權規定在債權質中，作為合同的復數，作為債的復數。這樣規定，從理論上說是不好的，在美國也許有一定可取之處。有些學者認為擔保物權是從屬於合同而存在。所以把它與債權規定在一起。近代，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擔保有不從屬於債權的一種趨勢。把擔保物權作為債權的從屬規定在一塊，這是《德國民法典》的一個缺限。
第三個問題：《德國民法典》把親屬、繼承份為獨立兩編。特別是繼承，在《拿破崙法典》繼承問題規定在第三編，例如，遺囑規定在第三編，但工作取得財產的方法，就像我們以前所說的，在制定《拿破崙法典》當是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拿破崙法典》把繼承製當作取得財產的方法。而排斥了身份繼承。這對反封建來說，這種規定具有一定意義，而從理論上說是不對的。把繼承作為取得財產的一種方法，與合同一樣是不合適的，因為合同是債務關系，債務關系是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關系，沒有身份關系，而繼承編中規定的繼承人與被繼承人有一定身份關系。這個繼承雖然也是取得財產的方法。但它與通過買賣而取得一定的財產是顯然不同的。任何人都可以建立買賣關系，而繼承只有在有身份關系的人之間才能建立繼承關系。所以，假如《拿破崙法典》把繼承製當作是取得財產的一種方法，與買賣合同並列起來，對反封建來說有一定的意義，但把繼承法律行為與買賣行為混為一起。一個以身份為基礎，另一個不以身份為基礎，混淆它們的區別，那是《碼破侖法典》的一個錯誤。所以，德國學者根據這一點把繼承編獨立為一編，繼承也是財產的問題。它與買賣行為不一樣，它是建立在一定身份關系基礎上的法律行為。所以，把繼承獨立出來，這在當時來說，在理論上有很大的價值。
2、《德國民法典》的內容、特點及法學變化
下面講《德國民法典》內容上的問題，再講《的國民法典》內容上幾個特點以及法學上的變化。
首先講一講《德國民法典》比《拿破崙法典》遲了一百年，即《拿破崙法典》於1804年公布，《德國民法典》於1896年公布，1900年實施的，相差了一百年。時間的差距，帶來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假如說，《拿破崙法典》是自由資本主義典型的民法典，那麼，《德國民法典》就是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的民法典，這是從經濟方面講；第二個問題是由於相差了一百年，民法理論有了很大進步，如法律行為的概念在《拿破崙法典》中根本沒有，而德國學者建立了法律理論，所以在《德國民法典》規定法律行為這個概念。所以，有這么兩點，是我們研究《德國民法典》是要注意的。假如我們要把《拿破崙法典》與《德國民法典》進行比較，這兩點是要注意的，還有的三點，德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有很多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於1789年發生，我們通常稱為大革命，它是一次相當徹底的反封建革命，或者說在幾個主要資產階級國家中的革命比較起來，那是一場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那就是發生在十九世紀末葉，德意志資產階級革命，是一次很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其不徹底性表現在革命後仍然建立德意志帝國，而不是共和國。而法國革命，把國王推下台，並送上斷頭台看了頭，建立了共和國。而德國擁有了一個威廉皇帝。其次，德國革命後保留了很多封建制度、封建時代的東西。我們研究《德國民法典》的內容時必須要注意這三點。下面我就以這三點出發將一講《德國民法典》的內容。這三點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從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和法學理論上的進步是分不開的。為了講授方便，我們把它分為三點來講。
第一點：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就使《德國民法典》好多不同於《拿破崙法典》。首先，法人制度在《德國民法典》相當完備。我們知道，《拿破崙法典》是不承認法人制度的，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時期，法律不得不承認法人制度。由於公司制度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已相當完備。所以，民法非規定法人制度不可。這個問題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就不講了。
第二點：《德國民法典》比起《拿破崙法典》對私法自治原則做了相當的限制，就是對所有權、合同自由有了相當限制，這個問題我們上次也多少談了一點，對這一點我們也不講。由於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有些民法問題在《德國民法典》做了一些改變。例如，《拿破崙法典》買賣打破租賃原則。在《德國民法典》就變為買賣不能打破租賃的原則，這一點上此也講過，這些變化都是有與《德國民法典》於《拿破崙法典》時代不同了。
第三點：《德國民法典》又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就是在民法典中建立了一般條款。《德國民法典》建立了好幾個一般條款，一般條款英文叫general clause ,就是規定一個總的原則，這就是《德國民法典》很突出的一個問題。剛才開始講了《拿破崙法典》特別在它的第五條規定審判員不得建立一般原則，而現在《德國民法典》把《拿破崙法典》第五條改變了，這是《德國民法典》發展到近代民法的一個標志。
什麼叫一般原則？《拿破崙法典》的時候，它是這樣規定的，凡是民事案件，審判員都必須按法律辦案，不許離開法律，審判員不得獨出心裁辦案子。所以，嚴格劃分司法權和立法權。而《德國民法典》使其要晚一百年，時間的不同帶來了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經濟狀況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帶來了民事上的新問題，這些問題，復雜情況不是一部民法典所能解決的。雖然《德國民法典》條文的數目比起《拿破崙法典》大大增多了。但是，德國立法者知道，僅靠一部民法典解決不了現在即將來講要發生的民事問題。所以，德國立法者不得不在具體條文之外規定里一般原則，就總的原則。假如法官遇到了法律條文不夠用的時候，解決不了所遇到的法律問題的時候，或者說按法律條文處理你所遇到的案件會出現某種不公平的情況。這是可能的，因為社會經濟狀況在不斷發生變化，而法律是死的，以死的條文去處理變化無常的經濟案件，有的時候會發生不公平，所以，德國立法者考慮到這種情況：第一，條文不夠用；第二，按條文處理不公平。於到這種情況，法官怎麼辦呢？德國立法者規定了幾個總的原則。假如遇到我上面說的情款，法官就照總的原則來辦事，這幾個總的原則就叫作一般條款（general clause） 。
在民法中建立一般條款，以及司法者可以根據這些條款創製法律的原則，時的國民法典的一個突出的特點。而法國民法典對此卻嚴格限制，司法人員必須按民法典的規定處理案件。出現這種差別的原因在於：德國民法典公布時，經濟的發展使經濟和各種情況復雜化了，僅僅依靠一個民法典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所以，立法者不得不在具體條文之外規定了一般原則。如果按照某一條規定處理案件時，會出現不公平的情況，或者根本就沒有有關的條文而司法工作者又不能以此為理由拒絕受理案件，這樣，法典就規定了幾個一般原則，作為法官辦理這類案件的依據。一般條款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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