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電子商務下國際避稅問題研究

⑴ 電子商務對國際稅收的哪些基本概念產生沖擊 如何解決

在國際稅收中，現行的稅法通常以外國企業是否在該國設有常設機構作為對非居民營業所得是否征稅的依據。而在電子商務中，網際網路不僅打破了空間界限，而且使得現行的固定營業場所的概念也變得模糊起來：商家只需要在互聯網上擁有一個自己的網址、網頁，即可向全世界推銷其產品和服務，並不需要現行的常設機構作保障，因而也就沒有了征稅依據。其次，引起了國際稅收管轄權的沖突。現行的國際稅收管轄權一般分為居民稅收管轄權和所得來源稅收管轄權。當存在國際雙重或多重征稅時，一般以所得來源國際稅收管轄權優先。而在電子商務中，由於交易的數字化、虛擬化、隱匿化和支付方式的電子化，交易場所、產品和服務的提供和使用難以判斷，是所得來源稅收管轄權失效。而如果只片面的強調居民稅收管轄權，則發展中國家作為電子商務產品和服務的輸入國，其對來源於本國的外國企業所得稅管轄權，將被削弱甚至完全喪失，由此導致的大量稅收流失顯然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因此，對國際稅收管轄權的重新確認已成為電子商務引發的重要稅收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第三，稅收的國際協調面臨挑戰。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加大了商品、技術、服務在全球的流動，客觀上要求各國在電子商務的征稅問題上採取同一的步驟與策略，但各國現行的稅收征管差異又使得稅收的國際協調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⑵ 電子商務對國際稅收的那些基本概念沖擊

電子商務在三個方面對傳統國際稅收規則造成了沖擊：常設機構原則、居民身份的認定標准、收入的定性分類方法，對收入來源國和居民身份國的稅收管轄權都造成了損害。為應對電子商務對現有國際稅收規則的挑戰，我國應該採取以下措施：拓寬常設機構的定義，使之適用於跨國電子商務交易；適當調整對企業居民身份的認定標准；應用功能等同的原則對電子商務交易中的收入性質進行分類。

進入21世紀後，電子商務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景象。與電子商務的飛速發展不相適應的是，國際社會至今仍未能找到對跨國電子商務交易進行征稅的有效解決辦法，至今大量電子商務交易仍處於事實上的免稅狀態之下，這也促使越來越多的各種類型的跨國公司利用電子商務避稅。

一、電子商務對傳統國際稅收規則的沖擊
(一)對傳統的常設機構概念的沖擊
當前國際上普遍通行的對跨國交易的征稅規則是：跨國企業的居民身份所在國對其收入行使居民稅收管轄權，徵收所得稅；而跨國交易發生地所在國對交易的所得行使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徵收增值稅或營業稅。

電子商務的興起使得現有國際稅收協定中的「常設機構」定義不再適用。常設機構難以確定的現狀，不僅損害了收入來源國的稅收管轄權，還引起了居民國和收入來源國在稅收管轄權上的爭議。「常設機構」是現行的國際稅收規則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常設機構原則是國際稅收協定中用以協調居住國和收入來源國稅收管轄權的通用規則。國家的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通過對非居民企業在本國的常設機構的經營利潤征稅得以實現。

當前國際稅收協定中對常設機構的定義，通常都來源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77年頒布的《關於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範本》(以下簡稱經合範本)和聯合國1979年頒布的《關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雙重征稅的協定範本》(以下簡稱聯合國範本)。經合範本第五條規定，「常設機構」是「一個企業進行其全部或部分營業的固定營業場所」，具體包括管理場所、分支機構、辦事處、工廠、車間、開采自然資源的場所以及持續時間達到一定長度的建築工地，但不包括專為企業進行「准備性質和輔助性質活動」而設的固定營業場所。另外，若一個不具有獨立地位的代理人在一方締約國中代表另一方的企業活動，擁有以企業的名義簽訂合同的權力並經常行使之，則此代理人也可構成該企業在該國中的常設機構。聯合國範本的規定與經合範本相似，但更多地考慮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某些方面適當擴大了對「常設機構」的認定范圍。例如，在對由代理人構成的常設機構的認定中，聯合國範本增加了一條認定標准，認為即使沒有簽訂合同的授權，但只要代理人「經常以首先提及的締約國保有貨物或商品庫存，並代表該企業從庫存中經常交付貨物或商品」，也構成常設機構。總的來說，兩個範本對常設機構的定義具有相同的特徵，即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一是企業必須在收入來源國擁有固定的、在時空上具有一定持續性的場所；二是該場所用於開展實質性的經營活動。截至2003年年底，中國已經與包括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在內的81個國家簽署了對所得和財產避免雙重征稅和偷漏稅的協定。這些協議都是參照以上兩個範本起草的，所以其中對常設機構的定義也都滿足上述特徵。

按照該定義，在通過電子商務進行的跨境交易中，商品或服務的提供方在收入來源國將不存在常設機構，因而也就無需向收入來源國納稅。其原因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跨過電子商務交易通常是通過供應商設在收入來源國的某個伺服器上的網站來進行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存放供應商網頁的伺服器只是用於發布交易信息，而不是用於在線簽署合同，符合經合範本中「准備性質」和「輔助性質」的例外性要求，不構成常設機構。

第二，即便該網站的功能齊全，能夠自動完成所有的交易，符合常設機構定義中「從事營業活動」的要求，但是網站是由電子數據構成的，可以輕易的修改和轉移，並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物理存在。雖然伺服器本身屬於物理存在，可是擁有網站的供應商只是單純地租借收入來源國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SP)的伺服器的硬碟空間來存放自己的網站，而並未形成對伺服器的實際支配關系，因此並不形成在收入來源國的物理存在，也不構成常設機構。

第三，電信公司與ISP不受擁有網站的供應商支配，無權代表供應商簽訂合同，也無權代表供應商交付商品，因此不滿足代理人的定義，也不構成常設機構。
這種現狀危害了稅收中性原則，使得具有相同本質的跨國經營活動因為交易方式的不同而承擔了不同的稅收成本，形成了對電子商務的隱性稅收優惠。這種變相激勵促使跨國企業紛紛將業務轉移到互聯網上，以逃避對收入來源國本應承擔的稅收義務。這也是近年來電子商務飛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二)對企業的居民身份認定標準的沖擊
電子商務的興起，不僅會對收入來源國的稅收管轄權造成不利影響，也可能對居民身份國的稅收管轄權造成不利影響。因為，電子商務使得跨國公司的居民身份認定變得困難。跨國公司可以比以往更容易改變居民身份，以便利用國際避稅港或者通過濫用稅收協定進行避稅。

在各國現行稅法中，對於法人居民身份的認定標准主要有以下幾種：法人注冊地標准、總機構所在地標准、管理和控制地標准、控股權標准、主要營業地標准等。中國稅法對居民的認定採用了注冊地和總機構所在地雙重標准。《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第5條規定，具備中國法人資格的企業和不具備中國法人資格但機構設在中國境內的企業，均為中國的居民納稅人。隨著電子商務的興起，遠程辦公和在線交易成為可能，物理空間上的集中不再成為公司經營管理上的必需要求。無論是出於實際經營的需要，還是處於避稅的需要，跨國公司在全球的分布都趨於分散。集團內部的各個子公司間的業務分工趨向垂直化，子公司表現得越來越像一個單獨的業務部門，而不是一個完整的公司。即便分處各國，各公司的管理人員也可以通過互聯網進行遠程的實時溝通。在這種背景下，傳統的總機構所在地標准、管理和控制地標准和主要營業地標准等依賴地理上的特徵對法人居民身份進行判斷的標准就逐漸失去了其本來存在的意義。電子商務的高效性、匿名性和無紙化的特點使得公司可以輕易地選擇交易中商品所有權的轉移地和勞務活動的提供地，將交易轉移到稅率較低的收入來源國進行。或者通過調整公司結構的分布，使自己獲得本來不應擁有的居民身份，從而享受到某些稅收協定中的稅收優惠。

(三)對傳統的收入定性分類方法的沖擊
電子商務的興起使傳統所得稅法中對企業收入的定性分類變得困難。多數國家的稅法對有形商品的銷售、無形財產的使用和勞務的提供都進行了區分，並且制定了不同的課稅規定。如在中國，對銷售利潤的征稅地是商品所有權發生轉移或銷售合同簽訂的地點，適用稅率為17%的商品增值稅；對勞務報酬的征稅地是勞務的實際提供地，適用稅率為5%的營業稅；而特許權使用費的徵收同樣適用稅率為5%的營業稅，並適用預提33%所得稅的規定。

由於現代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書籍、報刊、音像製品等各種有形商品，計算機軟體、專有技術等無形商品，以及各種咨詢服務都可以被數據化處理並直接通過互聯網傳送，傳統的按照交易標的性質和交易活動的形式來劃分交易所得性質的稅收規則，對在互聯網上交易的數字化產品和服務難以適用。例如，原先通過購買國外報紙而獲得信息的顧客，現在可以通過上網訂購報紙的電子版獲得相同的信息。跨國媒體公司在這項在線交易中獲取的收入既可以被視作商品銷售所得，也可以被視作閱覽報紙電子版的特許權使用費，在某種意義上，這項收入還可以被視作對編輯和記者編排報紙所付出勞動的報酬。
由於對電子商務產生的所得難以分類，在現行的分類所得稅制下，對於此類收入應適用何種稅率和課稅方式就成為各國稅務機關面臨的問題。有關所得的支付人是否應依照稅法的規定在進行電子支付時履行源泉扣繳所得稅的法律義務，也變得難以確定。而在稅收協定的執行方面，對有關所得的定性識別差異還會引起跨國納稅人與締約國稅務機關之間在適用協定條款上的爭議。

二、對電子商務交易征稅的原則
各國政府一直在積極地探討對電子商務活動征稅的可能，希望找到一個能夠滿足以下原則要求的解決方案，在不阻礙電子商務發展的前提下，使電子商務的征稅問題得到較圓滿的解決。(1)稅收中性原則。對於在相似的條件下進行的相似的跨國商業活動，無論是通過傳統的貿易方式進行，還是通過電子商務的方式進行，所承擔的稅負水平應當相同。企業的決策應當是基於經營方面的考慮，而不是稅收方面的考慮做出的。即使政府希望通過對電子商務的稅收優惠鼓勵其發展，也應當通過稅率的調整和差異化來實現。(2)平衡原則。對電子商務征稅應當在居民稅收管轄權和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之間取得平衡。既要保護電子商務出口國對本國企業的居民稅收管轄權，又要保護電子商務進口國的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只有滿足這個要求的解決方案，才能同時被各方接受，成為國際通行的准則。(3)彈性原則。新的課稅機制應當不僅能夠解決現階段電子商務的征稅問題，還應當具有適當的抽象性和彈性，以應對未來商業手段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對稅收體制可能造成的新沖擊。(4)簡易原則。解決方案應當能夠使稅務機關的行政成本和納稅人的依從成本都盡可能低，盡量減少因為征稅而造成的社會運行成本。

三、我國應對沖擊的現實對策
我國的電子商務交易還不發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還將處於電子商務凈進口國的地位。因此，由於常設機構無法確定而造成的收入來源國稅收損失對我國的影響最大。從我國的現實情況出發，在盡可能滿足上述四項原則的前提下，努力維護對跨國電子商務所得的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應當成為我國在制定電子商務稅收法律及參與有關國際稅收協定談判時考慮的重點。

(一)拓寬「常設機構」概念，使之適用於電子商務交易
面對電子商務對傳統國際稅收規則中常設機構概念造成的沖擊，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學者們先後提出了多種應對方案。大致歸納起來，可以分為激進和保守兩類。部分學者建議對電子商務直接開征新稅種，以徹底解決對跨境電子商務交易的征稅問題。這些新稅種包括對電子信息的流量徵收「比特稅」，對網上支付的交易金額徵收「交易稅」，對互聯網基礎設施徵收「電訊稅」等。這種激進式的解決方案適應電子商務的特點，確實可以有效防止電子商務交易中的逃稅行為。但是這種方案卻造成了更大的問題。只要採用了電子商務的交易模式，不論是銷售商品，還是提供服務，或者是轉讓許可使用權，不同性質的經營活動都適用相同的稅率。而對於相同性質的經營活動，例如，電子商務船舶租用服務和實際的船舶租用實務，僅僅因為採用了電子商務的交易模式，就要承受與採用傳統交易模式不同的稅收負擔。這實際上違背了稅收中性的原則，會給網路通訊增添不應有的負擔，為電子商務的發展設置障礙。以美國為首的一些發達國家，正積極地提倡在電子商務的國際稅收中放棄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轉而由居民國行使全部的稅收管轄權。美國財政部在1996年公布了《全球電子商務選擇性稅收政策》報告，在強調稅收中性原則的同時，該報告提出「在傳統的所得來源概念已難以有效適用的情況下，納稅人的居民身份最可能成為確認創造所得的經濟活動的發生地國及該國對該所得有權優先征稅的方法……因此，美國的稅收政策已經認識到，由於傳統的來源規則失去其重要性，居民稅收管轄可跟進並取代它們的地位，這一建議已經被經合組織(OECD)下屬的稅務委員會接受。在2000年12月公布的《電子商務中常設機構定義的適用說明——關於範本第五條注釋的修改》中，居民國的稅收管轄權得到了進一步確認，而收入來源國的稅收管轄權卻被忽視(廖益新，2008)。按照該說明，只有當電子商務的供應商在收入來源國擁有受其直接專門支配的存放電子商務網頁的伺服器，這種存在才構成常設機構。但這種情況的出現機率微乎其微，按照這個說法，收入來源國基本上不可能從電子商務交易中徵到稅款。

這種保守的解決方法確實可以有效地解決電子商務跨國交易的征稅問題，但這是以犧牲收入來源國的稅收管轄權為代價的。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商務出口國，美國提倡居民身份稅收管轄原則有其自身的利益考慮。但作為電子商務凈進口大國的中國，顯然不能接受這樣的方案。

常設機構規則的產生源於經濟忠誠(Economic Allegiance)原則。即任何從一個經濟體受益的人均應向該經濟體納稅。在電子商務環境下，對常設機構的新定義也應當體現這一原則。電子商務對現有常設機構定義的沖擊實際上源於網路空間對物理空間征稅規則的根本性挑戰。傳統的征稅規則是建立在物理空間的基礎之上的，它要求並注重一定數量的物理存在，並要求這些物理存在具有時間和空間上的持續性，以構成征稅連結點。但是網路空間的虛擬特性模糊了物理空間中的時空特徵，使得征稅連結點無法構成。因此，試圖從傳統的物理存在的角度來尋找電子商務存在的標記無疑是徒勞的，應當突破傳統的「物理存在」的定義方法，從電子商務自身特徵來尋找在電子商務環境下對常設機構的新的定義方法。

基於以上分析，我國在簽署對跨國電子商務交易征稅的國際協定時，應當放棄傳統的常設機構概念中對「固定營業場所」的定義方法，轉而根據非居民企業的電子商務活動是否與本國構成了實質上的、持續性的、非「准備性質」和「輔助性質」的經濟聯系來判斷是否應當對其在本國取得的利潤行使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可以採用「功能等同」的原則，按照電子商務供應商在我國境內設立的網站是否和傳統意義上以物理方式存在的「常設機構」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功能，來判斷該網站是否構成常設機構。具體而言，如果供應商的電子商務網站具有訂立合同、完成交易的功能，並且該供應商經常使用這種功能已實現交易，而不僅僅是向公眾簡單地進行產品宣傳和市場信息的傳遞，則可認為該供應商在收入來源國構成了實質性的存在。如果這種實質性的存在滿足一定的數量上的要求和持續時間上的要求，即可認為這種存在構成了「常設機構」。雖然這種「常設機構」不存在於物理空間之中，但仍可以將其與傳統定義中的常設機構等同看待，對其行使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

(二)適當調整對企業居民納稅人身份的認定標准
我國現有的對企業居民納稅人身份的認定採用注冊地標准和機構所在地標准。在電子商務環境下，總機構所在地標準的判定作用受到削弱，有可能會影響我國的居民稅收管轄權。為解決跨國公司利用現代通訊手段分散機構以逃避居民納稅身份的問題，我國應當適當調整稅法中對於法人的居民納稅人身份認定標准。在原有的兩種標准之外，增加新的可以體現電子商務供應商的居民身份的標准。例如，可以考慮對電子商務企業適用主要營業地標准，不論跨國公司名義上的總部是否位於中國境內或是否有機構在中國境內，只要其大部分的經營活動是在中國境內發生的，就可以認為該公司具有中國的居民身份。或者對電子商務供應商使用控股權標准，只要掌握公司股權達到一定標準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均為中國居民，即可認定該公司具有中國居民身份。

(三)按照功能等同原則對電子商務交易的收入進行分類
按照「功能等同」原則，不論商品的交易或者服務的提供採取什麼方式，只要對於消費者具有相同的功能，起到了同樣的效果，那麼這種交易在本質上就是相同的，供應商從這種交易中得到的收入也就具有相同性質。仍以前述購買國外出版的電子報刊為例，如果消費者得到的是通過網站下載電子報刊文檔的權利，下載後可以在自己的計算機上不限時間地反復閱讀，並且可以在將來的任何時間對其進行查閱。那麼這種購買的行為和購買一張真正的紙質報紙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供應商因此獲得收入應該歸為銷售商品所得。如果消費者得到的只是在線閱覽的權利，而無權下載電子文檔，那麼供應商的收入應該被歸入特許使用費的行列。當然，具體執行中出現的問題要比這復雜得多，如何將功能等同原則，細化為具有可操作性的稅收規則，還需要不斷的嘗試與探索。

⑶ 國際避稅的主要方式是什麼

國際避稅主要方式
國際避稅的基本方式就是跨國納稅人通過借用或濫用有關國家稅法、國際稅收協定,利用它們的差別、漏洞、特例和缺陷,規避納稅主體和納稅客體的納稅義務,不納稅或少納稅。基本方式和方法主要有以下幾類:
1.轉讓定價避稅。
轉讓定價方式避稅是指跨國納稅人人為地壓低中國境內公司向境外關聯公司銷售貨物、貸款、服務、租賃和轉讓無形資產等業務的收入或費用分配標准,或有意提高境外公司向中國境內關聯公司銷貨、貸款、服務等收入或費用分配標准,使中國關聯公司的利潤減少,轉移集中到低稅國家(地區)的關聯公司。
2.利用國際避稅地避稅。
國際避稅地,也稱避稅港或避稅樂園,是指一國為吸引外國資本流入,繁榮本國經濟,彌補自身資本不足和改善國際收支情況,或引進外國先進技術以提高本國技術水平,在本國或確定范圍內,允許外國人在此投資和從事各種經濟活動取得收入或擁有財產可以不必納稅或只需支付很少稅收的地區。避稅最常見、最一般的手法就是跨國公司在國際避稅地虛設經營機構或場所轉移收入,轉移利潤,實現避稅。
3.濫用國際稅收協定避稅。
國際稅收協定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主權國家為解決國際雙重征稅問題和調整國家間稅收利益分配關系,本著對等原則,經由政府談判所簽訂的一種書面協議。為達到消除國際雙重征稅目的,締約國間都要作出相應的約束和讓步,從而形成締約國居民適用的優惠條款。目前我國已同80多個國家簽訂稅收協定。然而國際避稅活動是無孔不入的,一些原本無資格享受某一特定稅收協定優惠的非締約國居民,採取種種巧妙的手法,如通過設置直接的導管公司、直接利用雙邊關系設置低股權控股公司而享受稅收協定待遇,從而減輕其在中國的納稅義務,這種濫用稅收協定避稅的行為還將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擴大而產生。
4.利用電子商務避稅。
電子商務是採用數字化電子方式進行商務數據交換和開展商務業務的活動,是在互聯網與傳統信息技術系統相結合的背景下產生的相互關聯的動態商務活動。在實現了書寫電子化、信息傳遞數據化、交易無紙化、支付現代化的同時,也引起了審計環境、審計線索、審計信息的儲存介質、審計的技術方法、審計方式等一系列的重大變化。而這些使得國際稅收中傳統的居民定義、常設機構、屬地管轄權等概念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約束,無法准確區分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是轉讓特許權,因而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既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給世界各國政府提出了國際反避稅的新課題。
5 改變居民身份
主要是指跨國納稅人通過跨境遷移，或者在一國境內避免成為該國居民，以改變相關國家的稅收管轄權，從而實現規避目標的方式。

⑷ 國際避稅的國際避稅產生的原因

跨國納稅人面對激烈競爭的國際市場，在利益機制的驅使下，不斷加強生產經營管理,降低生產耗費，同時千方百計避稅，精心研究有關國家的稅收法規制度，利用各國稅收上的種種差異減輕稅負，以謀求利潤最大化的途徑。除上述主觀原因之外，還有可使跨國納稅人國際避稅成為現實的客觀原因，具體表現在：
1.各國稅收制度的差異。
如一些國家稅負重，一些國家稅負輕；有些國家稅制不公平；如稅收管轄權的不同運用，各國征稅的客觀依據不一以及稅率水平、稅率形式的不同。
2.各國避免國際雙重征稅辦法的差異。
不同的方法會使納稅人稅負失衡，像國際上常用的免稅法、抵免法以及饒讓抵免法等。
3.各國征管水平及其他非稅因素的差異。
由於各國稅務當局及其官員的徵收管理水平不一，也會導致納稅人的稅負不同，產生國際避稅。同時，並非所有國家都認為國際避稅是需要打擊的行為。避稅在一些國家被認為就是逃稅，而在另一些國家則被認為是合法和合理的行為。有些國家正有意或無意地提供被其他國家反對的避稅機會，吸引跨國納稅人前去投資經營或從事其他活動。

⑸ 國際避稅的國際避稅主要方式

國際避稅的基本方式就是跨國納稅人通過借用或濫用有關國家稅法、國際稅收協定，利用它們的差別、漏洞、特例和缺陷，規避納稅主體和納稅客體的納稅義務，不納稅或少納稅。基本方式和方法主要有以下幾類:
1.轉讓定價避稅。
轉讓定價方式避稅是指跨國納稅人人為地壓低中國境內公司向境外關聯公司銷售貨物、貸款、服務、租賃和轉讓無形資產等業務的收入或費用分配標准，或有意提高境外公司向中國境內關聯公司銷貨、貸款、服務等收入或費用分配標准，使中國關聯公司的利潤減少，轉移集中到低稅國家（地區）的關聯公司。
2.利用國際避稅地避稅。
國際避稅地，也稱避稅港或避稅樂園，是指一國為吸引外國資本流入，繁榮該國經濟，彌補自身資本不足和改善國際收支情況，或引進外國先進技術以提高該國技術水平，在該國或確定范圍內，允許外國人在此投資和從事各種經濟活動取得收入或擁有財產可以不必納稅或只需支付很少稅收的地區。避稅最常見、最一般的手法就是跨國公司在國際避稅地虛設經營機構或場所轉移收入，轉移利潤，實現避稅。
3.濫用國際稅收協定避稅。
國際稅收協定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主權國家為解決國際雙重征稅問題和調整國家間稅收利益分配關系，本著對等原則，經由政府談判所簽訂的一種書面協議。為達到消除國際雙重征稅目的，締約國間都要作出相應的約束和讓步，從而形成締約國居民適用的優惠條款。目前中國已同80多個國家簽訂稅收協定。然而國際避稅活動是無孔不入的，一些原本無資格享受某一特定稅收協定優惠的非締約國居民，採取種種巧妙的手法，如通過設置直接的導管公司、直接利用雙邊關系設置低股權控股公司而享受稅收協定待遇，從而減輕其在中國的納稅義務，這種濫用稅收協定避稅的行為還將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擴大而產生。
4.利用電子商務避稅。
電子商務是採用數字化電子方式進行商務數據交換和開展商務業務的活動，是在互聯網與傳統信息技術系統相結合的背景下產生的相互關聯的動態商務活動。在實現了書寫電子化、信息傳遞數據化、交易無紙化、支付現代化的同時，也引起了審計環境、審計線索、審計信息的儲存介質、審計的技術方法、審計方式等一系列的重大變化。而這些使得國際稅收中傳統的居民定義、常設機構、屬地管轄權等概念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約束，無法准確區分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是轉讓特許權，因而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既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給世界各國政府提出了國際反避稅的新課題。
5 改變居民身份
主要是指跨國納稅人通過跨境遷移，或者在一國境內避免成為該國居民，以改變相關國家的稅收管轄權，從而實現規避目標的方式。

⑹ 國內外對企業合理避稅的研究現狀，200

(一)國外的研究情況 關於避稅問題,國外的經濟學、法學等學科都有專門研究。經濟學界通常從財政收入減少的效果角度考慮,將稅收逃、避問題合並研究,如Seldon.A.(1979)、Cross.R.,Shaw.G.K.(1982)。公認較早開始系統全面研究避稅的是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 E. 斯蒂格里茨的《避稅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Tax Avoidance),該文全面概括了避稅的一般准則,運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了避稅的經濟效應,描繪了一系列減輕參與交易各方總稅收負擔的避稅方案,並提出了稅收制度改革的建議。該文奠定了經濟學家研究避稅問題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方法。此外,也有經濟學人對納稅人避稅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如Erich Kirchler(1999), Henry Ohlsson(2007);有應用經濟學博士論文研究跨國公司的避稅問題,如Sonja Lynne Oihoft(1999);還有博士論文研究測定公司避稅問題的模型,如Joel M. DiCicco(2003)。綜觀經濟學關於避稅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多著眼於避稅的成因、經濟效應的分析,相關研究為避稅的界定及法律規制提供了理論支持和實證數據,也為相關問題的法律經濟學分析指明了路徑和方法。 國外法學界關於避稅的研究,雖然因各國實踐和法律文化差異而有不同,但都側重以下兩方面內容:一是對避稅現象存在運行的描述、分析,包括對避稅現象的抽象概括、因果分析和法律評價以及法經濟學分析等,如David A. Weisbach(2002)、Chin-Chin Yap(2006)、金子宏(1989);二是對避稅法律規制措施的研究,如從法治的視角分析避稅的一般規制條款(Kunstmann Rioseco,Matias(2004) ),從公司責任角度看避稅的一般規制條款(Judith Freedman(2003));英美避稅規則的比較研究如A.W. Granwell & Sarah S. McGonigle(2006),維克多·瑟仁伊(2006),避稅的解釋規則研究,如Brian Galle1(2005)。 (二)我國的研究現狀 我國大陸學者對避稅問題(包括「避稅」、「逃避稅」)的研究文章數量不少。檢索CNKI系列資料庫1979年至2008年的相關文章,以 「避稅」為主題詞,共檢索有1 527條(其中博士論文3篇,碩式論文59條);以「稅收規避」為主題,相關文章有4條;以「稅收籌劃」為主題,相關文章2 226條。 ① 從文章的內容看,圍繞我國1994年稅制改革與2004年始的新一輪稅制改革,分別有兩輪研究熱潮: 第一輪研究熱潮主要以稅務機關工作人員關於外國反避稅制度的零星介紹為主,因為我國避稅實踐及其法律規制制度的欠缺,研究者從實務角度,意圖通過對國外製度的學習獲取相關知識。如孫慶瑞、邱菊《國外反避稅措施的啟迪》(《中央財經大學學報》, 1994),熊勇立、 周汪麗《加拿大反避稅措施簡介》(《安徽稅務》 1997),胡俊生、 周禮華《國外反避稅措施的簡介》(《上海財稅》,1994),漆秀嵐《美國和西歐主要國家的反避稅措施》(《國際貿易》,1995)等。隨我國新稅制逐步建立健全,外商投資的深入,避稅與反避稅問題首先在國際稅收領域突顯,迫切要求理論上對相關問題作出解答。此後,有稅法學者撰文進行一般理論的探討,但是絕大部分文章都以概念辨析、性質界定、成因分析為主,而且多局限大陸法系國家相關問題的介紹。其中張守文的《稅收逃避與規制》(《稅務研究》2002)和劉劍文、丁一的《避稅之法理新探》(《涉外稅務》2003)兩篇文章,對避稅的概念、性質、法律評價及法律選擇等進行了較全面的法理分析。 伴隨新一輪稅制改革的推進,稅收實務部門與財政經濟學人集中於國際避稅方式與我國反避稅措施的研究,如鄭力堅、馬哲的《國際避稅的方式及反避稅措施》(《稅務研究》,2005),郭宏、朱祥林的《新形勢下的國際避稅與反避稅》(《經濟研究參考》,2005 ), 印中華、田明華的《外資企業國際避稅與中國的對策》(《世界經濟研究》,2005)。也有學者對避稅進行經濟分析並提出政策建議,如曲順蘭、鄭華章的《避稅的經濟分析及反避稅政策選擇》(《涉外稅務》,2006),劉怡《避稅與反避稅的三維視角》(《涉外稅務》,2006)。

⑺ 請大家談談跨國公司是如何避稅的。

1.就稅率而言，同一種稅收有的國家實行比例稅，有的實行累進稅。累進稅又可分為超額累進和全額累進；而且免徵額、累進級距、稅率高低都干差萬別。這就不可避免地帶來稅收負擔的差異，同時也為避稅者提供了避稅的客觀條件。
2.就稅基而言，各國也各不相同。例如，稅收優惠政策的差別，扣除項目的不同規定，都會導致稅基的差異，避稅人將會盡可能地尋求稅基小的國家作為所得來源國。
3.各國之間課稅的程度和方式亦有差異。例如，絕大多數國家採用公司所得稅、財產稅、個人所得稅、資本利得稅並舉，而我國則基本不開征財產稅和資本利得稅。即使是相同名稱的稅種，其內涵和外延也都存在差異。
4.各國對稅收管轄權的運用不同。多數國家同時行使居民管轄權和所得來源管轄權，也有不少國家行使單一的管轄權。
5.各國避免重復征稅的方法不同，為國際避稅創造了機會。各國採取的避免重復征稅的方法主要有抵免法、扣除法和免稅法。採用全額免稅法時，很容易為國際避稅創造機會。而採用綜合抵免限額的辦法，也導致跨國公司的國際避稅。
二、國際避稅的方式和方法
1.利用轉讓定價法避稅
所謂轉讓定價，是指跨國公司為了獲取企業集團的整體最大利益，在關聯企業之間的交易中，採用低於或高於市場正常交易價格的行為。利用關聯企業間轉讓定價轉移收入和費用，是跨國公司國際避稅採用的最常見方法。跨國公司常常用這種手法來轉移高稅負國家中關聯企業的利潤，藉以減少集團的總體稅負，提高跨國企業集團的整體利益。轉移定價的方式多種多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通過控制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價格高低以影響產品成本。
二是通過關聯公司的固定資產購置與租賃，來影響其產品成本費用。
三是通過對專利、專有技術，商標等無形資產轉讓，控制收取特許權使用費的高低，來影響關聯公司的成本和利潤。
四是通過關聯公司之間收取較高或較低的運輸費用、保險費、貸款利息費用、管理費等轉移利潤。
經濟全球化使轉讓定價的運用更為普遍和隱蔽，這對國家的稅收管轄權提出了挑戰。
2.濫用稅收優惠政策避稅
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處於劣勢地位，為了吸引國際投資和先進科技，我們制定了許多稅收優惠政策和措施，以吸引跨國投資。所謂濫用各種稅收優惠，主要是指跨國公司利用各國稅制的差異，以稅負較輕的投資經營形式和收入項目（即低稅點），達到最大限度地規避稅負的目的。我國近年來出現了大量外商濫用稅收優惠的現象。例如，我國稅法規定，生產性的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期在10年以上的，從開始獲利年度起，可享受「二免三減半」的優惠。由於規定的減免期是從盈利年度算起的，有些外商就千方百計推遲盈利年度的到來，使企業長期處於無稅負狀態；或者在稅收減免期臨近期滿時，設法從原企業中分離一部分出去，成立新的外商投資企業，以謀求享受新的減免期優惠。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現行涉外稅率較低的情況下，出現了所謂「逆向避稅」現象。逆向避稅是指跨國企業利用發展中國家的稅收優惠，規避投資所在國相對較輕的稅負，而將利潤所得在居住國繳納相對較重的稅負。表面看來，納稅人承擔重稅這種情況不合情理，但真實原因是跨國公司決策層為了獨占稅後利潤。這樣做雖然稅負有所增加，但是卻避免了與投資所在國分享利潤。
3.利用資本弱化的方式避稅
資本弱化的表現一般有兩個方面：一是資本結構不合理，在公司設立時就存在出資不到位，借入資金過多，甚至虛假出資；二是公司設置後資本金實質減少，跨國公司抽取資金而不是充實資本。跨國納稅人往往利用資本弱化的第二個方面進行國際避稅。
根據我國稅法規定，對公司支付的利息，稅法一般允許作為費用抵扣，而支付的股息則不得扣除，需計入應稅所得總額中去。這使得許多跨國納稅人在為投資經營而籌措資金時，常常刻意設計資金來源結構，千方百計表現為舉債投資，加大借入資金比例，擴大債務與產權的比率，造成「資本弱化」。在我國涉外企業中，外商自有資金一般所佔比重都較低，即使在擴大生產規模過程中，也盡量運用國內外銀行貸款作為投入資本，從而降低稅務成本，最終達到避稅目的。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當某些收入或費用項目變化彈性較大，可由跨國納稅人自行控制時，也極可能成為被跨國納稅人用來避稅的工具。例如，我國外匯牌價與調劑價的價差很大，而我國稅法及會計制度規章規定，涉外企業外匯調劑發生的實際價差，可作為匯兌損益計算，相應在企業應納稅所得中予以抵扣。
4.運用電子商務避稅
電子商務是指交易雙方利用國際互聯網，區域網、企業內部網進行商品和勞務的交易。目前全球已有52%的企業先後進行電子商務活動。電子商務活動具有交易無國籍無地域性、交易人員隱蔽性，交易電子貨幣化、交易場所虛擬化，交易信息載體數字化、交易商品來源模糊性等特徵。電子商務給跨國企業的國際避稅提供了更安全隱蔽的環境。跨國企業利用電子商務的隱蔽性，避免成為常設機構和居民法人，逃避所得稅；利用電子商務快速的流動性，虛擬避稅地營業，逃避所得稅，增值稅和消費稅；利用電子商務對稅基的侵蝕性，隱蔽進出口貨物交易和勞務數量，逃避關稅。因而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既推動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同時也給包括我國在內的各國稅收制度提出了國際反避稅的新課題。

⑻ 跨國關聯企業轉讓定價避稅問題研究的意義

隨著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改革緊鑼密鼓的進行，正確認識我國外商投資企業轉讓定價的避稅問題，為完善我國國際（涉外）稅收法律體系、加強稅務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同時也有利於中國稅制與國際慣例相銜接，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要對付外商投資企業利用轉讓定價避稅的客觀現實，逐步建立並完善我國轉讓定價稅制，需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進一步完善轉讓定價法律法規，使轉讓定價的立法系統化。當前，必須清理和規范稅收優惠，特別是外資企業所得稅方面的優惠政策。強調「實質重於形式」的國際慣例，堅持運用正常交易原則，以轉讓定價關聯企業認定或避稅活動認定等核心內容為主線，增加法律條文的確定性和可操作性。

2.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套。一是建立資本弱化稅制，借鑒國際慣例，通過稅收手段控制資本弱化的趨勢，在合並後新的企業所得稅法中作出如下規定：如果企業的自有資本率低於一定比例，其借入資本（主要是銀行貸款）應付利息不得在稅前扣除。二是建立避稅地稅制，借鑒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對避稅地的識別標准，同時參考其公布的避稅地名單，採用列舉法和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對避稅地進行界定。三是完善《公司法》。把母子公司或關聯企業這一概念引入我國現行《公司法》，使更多的企業納入監控和規范范圍，促進我國目前對轉讓定價反避稅工作的監管水平。

3.加強境內外稅務合作。對內，利用社會力量，強化協稅護稅制度，加大部門間協作。各級稅務機關要爭取與本地的外經貿、工商、海關、公安、勞動、銀行、外管、財政、國稅等政府部門和行業主管局（行業協會）密切配合，建立協稅護稅網，及時掌握納稅人的各項基礎信息、交易信息、納稅信息等。同時，還要爭取其他部門如稅務中介代理機構、司法部門、單位和個人的協助，共同開展轉讓定價反避稅工作。對外，主要是爭取國際稅務合作，通過簽訂雙邊或多邊的稅收協定或專項的轉讓定價稅制合作協議，對關聯企業的稅務處理和合作事項達成一致。

4.合理設置轉讓定價反避稅機構，加大轉讓定價反避稅人才培養。轉讓定價反避稅工作專業性強、政策性強、綜合性強、動態性強，其難度很大，人員素質要求高，需要具備國際稅收、涉外稅收、外語等多方面的素質，其管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有一個較長的周期，需要專業的培訓和長期經驗的積累。因此一定要制定措施，合理培養和使用人才，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