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上海索熙實業有限公司招聘信息,上海索熙實業有限公司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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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簡介:
上海索熙實業有限公司成立於2017-09-30,注冊資本100.00萬人民幣元,法定代表人是孫建彬,公司地址是上海市奉賢區環城西路3111弄555號2幢-477,統一社會信用代碼與稅號是91310120MA1HN3614L,行業是服裝批發,登記機關是奉賢區市場監管局,經營業務范圍是服裝服飾、箱包製造、加工(以上限分支機構經營)、批發、零售,鞋帽加工(限分支機構經營)、批發、零售,展覽展示服務,禮儀服務,電腦圖文設計、製作,利用自有媒體發布廣告,展示道具、傢具、燈具、建材、五金交電、文具用品、體育用品、辦公用品、日用百貨、針紡織品、洗滌用品、床上用品、化妝品、工藝品、玩具、花卉、寵物用品、汽車配件、一類醫療器械的批發、零售,電子商務(不得從事金融業務)。【依法須經批準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上海索熙實業有限公司工商注冊號是310120003851045
• 股東:
孫建彬,出資比例100.00%,認繳出資額是100.000000萬
• 高管人員:
孫建彬在公司任職執行董事
姚嵐在公司任職監事
② 上海索東商貿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來上海索東商貿有限公司成立源於2011年12月02日,主要經營范圍為批發兼零售:預包裝食品(不含熟食鹵味、冷凍冷藏)等。
法定代表人:時光凱
成立時間:2011-12-02
注冊資本:5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310117002888646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公司地址:上海市松江區洞涇鎮長浜路501弄20號107、108室
③ 上海美殼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信息,上海美殼科技有限公司怎麼樣

釘釘企典 數據來源:以下信息來自企業徵信機構,更多詳細企業風險數據,公司官網,公司簡介,可在上面進行查詢,更多公司招聘信息詳詢公司官網。
• 公司簡介:
上海美殼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2014-08-29,注冊資本100.00萬人民幣元,法定代表人是敖靜薇,公司地址是浦東新區泥城鎮新城路2號3幢N0928室,統一社會信用代碼與稅號是91310115312402754B,行業是其他科技推廣和應用服務業,登記機關是浦東新區市場監管局,經營業務范圍是從事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信息科技領域內的技術開發、技術咨詢、技術服務、技術轉讓,商務咨詢、企業管理咨詢、投資咨詢(以上咨詢除經紀),投資管理,日用百貨、五金交電、電子產品、家用電器、電線電纜、機械設備及配件、辦公用品的銷售。【依法須經批準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上海美殼科技有限公司工商注冊號是310115002420206
• 分支機構:
• 對外投資:
四川鎧索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陳豪,出資日期是2016-03-31,企業狀態是在營(開業),注冊資本是1500.00萬,出資比例是66.67%
• 股東:
敖靜薇,出資比例100.00%,認繳出資額是100.000000萬
• 高管人員:
袁榮富在公司任職監事
敖靜薇在公司任職執行董事
④ 上海地區哪些酒店在招制服間員工
從2004年「包頭空難」到2008年「補繳個稅」,東航雲南分公司員工與總公司管理層之間心結難解,罅隙日深,而返航事件只是東航系列辭職罷飛事件中的一個最糟糕的版本。
距離3月31日「返航事件」已過去兩周,東方航空公司雲南分公司的相關飛行員還在焦灼不安地等待著處理結果。可靠內部消息稱,目前已有11名飛行員暫時停飛接受調查。
東航返航事件現場
「不全部是人為原因返航,」雲南分公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領導說,「除了飛行數據,從地面多種通訊紀錄和調度紀錄可以看出,有些是機械故障和天氣原因,有的直接就是地面指揮返航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機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則強調說,「這些事情,都是公司管理造成的。」
另一位自稱沒有參與返航的飛行員李波(化名)證實說:「返航就是一種抗議行為,類似於靜坐絕食。」
東航雲南公司在事後組建了一個「網路輿情控制小組」,組織專人在網路上發帖,勸誡工作人員抵制媒體采訪。在公司的嚴厲限制之下,幾乎所有飛行員和工作人員都沉默不語。
「拉郎配」造成企地矛盾
「雲南飛行員上繳個稅要突然增加20%-30%」一事,是此次返航事件的導火索。正是在3月31日這天——飛行員們申報2007年飛行小時費的最後一天——飛行員們選擇了返航。
記者拿到的東航雲南分公司黨委給民航雲南安監辦的報告說,此前,雲南分公司空勤人員的飛行小時費是按8%的稅率核定計算繳納的,2006年,雲南地稅局開始要求公司「必須將飛行小時費並入工資薪金一並計算個稅,並3次下達整改通知」,後經雙方協調,2006年不再補稅,但是,2007年的空勤人員小時費則要求在2008年3月31日前申報,4月7日前補繳。
李波透露說,「同樣是東航,為什麼雲南的要上20%-30%,而上海的卻少得多?」但補稅事件並非如此簡單——與東航和雲南航空這樁「拉郎配」婚姻以及其後東航與雲南地方政府關系緊張都大有關聯。從單純效益來看,這場聯姻一開始就「不平等」。一位熟知內情的雲南分公司員工陳群安(化名)說:「雲航是強行被東航整合的,這也是雲航人不服氣的原因。」
雲航的「獨立」想法似乎也得到了雲南省地方政府的支持。一個普遍流傳的說法是,張藝謀在北京舉行《印象·麗江》的新聞發布會時,雲南省省長、副省長和宣傳部長都前往出席,等返回昆明時,3個人卻被分開安排到了東航的3架飛機上。2006年3月,雲南一位副省長曾帶隊到東航上海總部談判,拿出雲南省政府和東航聯合持股雲南航空的具體方案,希望飛機能重新掛回「孔雀」航徽。但是,東航似乎對這一方案毫無興趣。
「東航高層領導從頭到尾面都沒有露,你想,去的是堂堂一個省領導,結果吃『閉門羹』,滋味可想而知。」陳群安分析說,「補稅,也可以說是地方上點了火。」這樁「拉郎配」婚姻似乎從一開始就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裂痕。為了確保上海基地公司的地位,東航在2004年發起了「上海保衛戰」,調集了全國14家分公司的1500名機組人員雲集上海。盡管當年上海的客運市場佔有率從31%提升到了36%,但業界一個普遍看法是,這一戰役導致了東航內部各個分公司和總部的嚴重利益沖突。
誰欺負了「雲南人」?
「不公平」是飛行員們在事後的諸多抱怨中最醒目的字眼。記者看到了流傳在飛行員大樓中的名為「致東航雲南公司全體飛行員」的「公開信」,信中不僅提及雲南分公司飛行員和其他公司的待遇差距,更認為,公司在航線的分配和干線支線的小時費問題上對雲航明顯不公平。雲南分公司一位老飛行員趙梁(化名)向記者分析說,「別的地方,只要放了機長,哪裡都能飛,但是雲南支線機場就要一個機場一個機場地認證才行,每個機場都要管技術的檢查員和領導在飛行技術本上簽了字,你才能飛。」相比干線和國際航線而言,雲南的支線飛行要花費同樣的地面飛行准備時間,危險系數更高,但小時費卻最低。而一個更特殊的情況是,雲南分公司一直是東航股份公司的一根「頂樑柱」。陳群安分析說,去年,即便是在雲南全省航空市場放開之後,雲南分公司也仍舊向總部上交盈利1億元,而股份公司全年盈利卻只有5000萬元。
雲南公司員工對「上海人」的反感甚至能從一個空乘的網路發言中看出:「東航總部來昆明飛包機,上來從來都很拽,進門就嚷嚷,我是總部的啦……不是要坐頭等艙,就是要我們給他們放行李。」這種對立情緒甚至會在雙方接觸過程中一觸即發。一個典型事例是,雲南分公司一位機長因為拒絕了上海總部一簽派員加入機組的要求,最後被罰款500元。
東航曾經爆出的高層貪污丑聞,使得雲南員工對高層管理者始終抱有深深的懷疑。其中,雲南分公司為麗江航線機組人員休息過夜而設的「麗江基地」,因為常常接待「絡繹不絕的上海人」,而被雲南分公司員工普遍視作總部上海管理層「遊山玩水」的一個證據。「雲南人」的種種不公平感似已累積較長時間。分公司飛行員待遇下降、分配不公平、企業內部科層化等級化、本地員工與東航總部員工之間的意見分歧等等,都成為了矛盾的焦點。
不能辭職,不能請假,那返航呢?
「返航事件」只是東航系列辭職罷飛事件中一個最糟糕的版本。這一年多,東航公司下屬的多家分公司勞資之間「戰火不斷」,上海總部有20名飛行員辭職,山東濟南、青島分公司、江蘇分公司、武漢分公司等情況亦不樂觀,西北分公司和甘肅分公司甚至有四分之一飛行員辭職或要求調轉。
李波則告訴記者,過去幾年中,雲南分公司的飛行員們曾有過兩次抗議式的集體行動,但均以失敗告終。去年「十一」國慶黃金周之前,他們醞釀著學習其他分公司的飛行員搞「集體請假」,但公司高層聞訊後逐個分化瓦解,同樣未遂。
就在這半年多時間,此前的同事、機長鄭志宏1257萬元的「天價索賠」官司也被飛行員們私下反復議論。在一審開庭時,就有二三十個飛行員坐在旁聽席上,支持鄭志宏。「鄭志宏事件」也被公開信列入其中。
「飛行員要走,東航管理層的態度要麼漠視,要麼就很強硬,索賠要價很高,」張忠說,這使得東航飛行員的辭職行為都較多悲壯色彩。他提到了2006年6月在上海總部的絕食事件。那次,被追索數百萬元巨額賠款的6名青島飛行員來到公司總部,要求面見總經理,未果,這6名穿著白色制服、剃了光頭的飛行員就坐在總部門口絕食4天。最後,領導還是沒有出來見他們。因為擔心「有了昏迷史會失去再次駕駛飛機的資格」,飛行員們最後自行結束了這次絕食行動。
「他們沒辦法辭職,鬧絕食、集體請假動靜又太大,」張忠分析說,「可能覺得所有出路都堵了,就想起最後一招了。」「返航」顯然成了飛行員們最覺「安全」的一個反抗方式。在「東航論壇」,一個「成功案例」被多次提及:「當年西南公司飛拉薩一個月只有兩次成功落地,其餘全部返航,也都是因為天氣啊,結果等待遇提高之後,又都能落了。」
李波說,根據飛行有關規定,當「機長對降落機場條件缺乏信心」時,就「應返航備降」從技術上說,返航是機長的權力,甚至是絕對不容干涉的權力。這一民用航空安全的金科玉律,被當事飛行員們當作了「尚方寶劍」。
「塔台給的著陸條件只是參考作用,因為塔台的測試儀器在地面,而雲南的省內機場都地形復雜,風都比較亂。」李波說,返航事件中,最可能出現的空地對話是:「機長說,『風太亂,我們返航了。』」「以前飛行員之間確實開過玩笑,說既然返航是機長的權力,那麼就乾脆空燒公司的油,搞安全罷工,」陳群安也分析說,「這次,可能某個航班遇到了天氣原因,也可能一切正常,但他返航了,後面的就馬上跟著做了,有一種默契。」
陳群安認為,飛行員在此次事件中肯定是過錯的一方。「他們一天到晚跟儀表設備和天氣打交道,眼界很窄,只想到要抗議,以為安全返航就沒大問題,壓根就沒想到乘客,也太狂妄了!」 (據《南方周末》)
民航局公布調查結論:東航集體返航非技術原因
處罰150萬 部分航線停運
據新華社北京4月17日電 中國民用航空局4月17日公布了對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雲南分公司航班返航事件做出的調查結論,認為這是一次東航雲南分公司少數飛行人員無視旅客權益所造成的一起非技術原因的返航事件,同時對東航做出處罰決定。
民航局有關負責人昨對記者介紹說,經過技術調查,調查組認定,東航雲南分公司3月31日和4月1日返航的21個航班中,因飛機故障原因返航的1班;因天氣原因返航的2班;非技術原因故意返航的4班;聽到前機返航,處置不當,盲目返航的5班;因解碼設備工作不正常,QAR(飛行數據快速存取記錄器)無數據或數據錯誤,無法從技術上判定返航原因的9班。據此民航局認為,此次返航事件,主要是東航雲南分公司少數飛行人員無視旅客權益所造成的一起非技術原因的返航事件。
這位負責人表示,民航局依據有關規定,決定對東航做出兩項處罰:一是停止東航雲南地區部分航線、航班的經營權,交由其他航空公司經營。具體執行事宜由民航西南管理局安排;二是對東航處以人民幣150萬元罰款,上繳國庫。責令東航在三個月內完成相關設備的改裝升級,恢復QAR解碼設備的正常工作。
這位負責人說,民航局同時對東航提出四條工作要求:一是嚴格執行各項規章標准,穩定隊伍,確保飛行安全;二是妥善處理好此次返航事件涉及的旅客權益問題;三是對此次返航事件負有責任的相關領導進行嚴肅處理。在雲南分公司開展法制觀念、責任意識、職業道德方面的教育整頓;四是繼續就部分航班返航的非技術原因進行深入調查,依法依規對有關責任人進行嚴肅處理
⑤ 上海睿索電子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上海睿索電子有限公司於2010年5月13日在金山區市場監管局登記成立。法定代表人易瑩,公司經營范圍包括電子產品製造,印刷電路板加工銷售,儀器儀表等。
⑥ 商貿公司招30一6o歲的管理八員是騙局嗎
深圳勞動力市場出現拐點:從民工荒到就業難
曾經火爆的工業區少了兩萬人
「以前上下班高峰期走在路上,黑壓壓一片都是人,現在人少了,車也少了。」今天,深圳市車公廟工業區南區管理處經理王占輝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兩年前,工業區還因為租金高而聞名,不知多少企業托關系找門路想在這里落戶,而現在這里的房屋空置率竟高達5%至10%。
1999年,這里曾叫「天安工業區」,當時多是一些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企業。經歷幾年轉型後,這個工業區轉為以高新技術產品研發,特別是軟體開發和服務為主的科技園區,這里也變成了深圳人熟悉的「天安數碼城」。
這里以配套完備、交通便利而著稱。幾乎有國內所有的國字型大小銀行,超市、百貨公司、飯店一應俱全,還有一個派出所專門負責這里的治安。
從去年開始,這個工業區就有企業開始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一家電線電纜企業,去年上半年每天的銷售額都在幾萬元以上,到8月後開始下滑,一直到後來每天不到1萬元。
也是從去年9月開始,這里就出現了空房。「天安有1000家企業,其中租房辦公的企業有近200家,雖然數量少,但每個企業的佔地面積和規模都很大。開始空置率是5%,後來一路飆升到10%。現在在8%左右徘徊。」王占輝說。
像他一樣著急的還有工業區內的一家超市經理任老闆。3年前,他簽下了萬店通連鎖超市在天安片區的經營權,剛開始,只要到了下班時間,總有一批人湧向這里,連走道都是滿的。「可現在呢?我把店裡的5名員工辭掉了3名,成天在這里守著當店員。」任老闆臉沖著門外空落落的街道迷茫地說。最要命的是,今年8月就要到期了,他連成本都還沒收回來。
任老闆認為原因是人變少了。王占輝從轄區警務室找到的數據是,2008年高峰期,轄區天安數碼城總共有近8萬人,到現在不到6萬人了。
從「招工難」到「找工難」
2月8日上午,從廣東茂名老家返回深圳找工作的小譚一早就來到寶安區群眾藝術館,這里將有一場免費招聘會舉行。或許是因為星期天的緣故,入場招聘的企業只有30家左右,提供的也大多是保安、服務員、收銀員等服務性崗位。在招聘會現場,小譚仔細地把每家企業的用人需求信息看了一遍。讓她失望的是,她想找的文員崗位只有寥寥一兩個,而且都要求大專以上學歷,這讓只有高中文憑的小譚徹底失去了競爭機會。「再看看吧,要是還不行,就得降低自己的期望值,重新做回服務員,不管怎樣,在深圳還是比在老家掙得多一些」。
20歲出頭的小譚已在深圳工作了4年,飯店服務員、商場促銷員、工廠文員,4年時間里,她換了好幾份工作。受金融風暴影響,去年12月,她所在的寶安一家電子廠破產關門,小譚失業了。由於臨近春節,她索性回家過年去了。但節後嚴峻的就業形勢讓她始料不及,從招聘會現場出來,她一臉愁容地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去年寶安的工作還很好找,很多大企業都長期招人,現在招人的很多是小公司,而且要求都還不低。」
來自河南駐馬店的楊威也在招聘會現場發呆,他想競聘的財務崗位竟然一個都沒看到。去年3月,楊威從老家來深圳,沒費什麼力氣就在寶安區一家儀器製造企業找到一份審核單據的工作。為了參加另一家公司的錄用考試,去年10月,他辭去了這份工作。「當時覺得辭就辭了,沒什麼可惜的,現在考試沒通過,新的崗位又找不到,想起來真是挺後悔的」。
從招工難到找工難,說起這半年裡人力資源市場的逆轉,深圳鵬程人力資源公司寶安分公司的胡經理感觸頗深。他所在的寶安區是深圳加工製造企業密集區,去年三季度前,來招工的企業還非常多,服裝、電子、玩具等製造企業和外貿行業都是用人大戶,但隨著去年10月金融危機的蔓延,市場形勢一下發生了逆轉,現在是僧多粥少,特別是製造企業的身影基本上看不到了。
一位製鞋廠負責人至今還記得去年此時招工難的「盛景」:當年春節過後,由於招不到合適工人,工廠甚至將送貨車改裝成招聘車流動招聘,既不限制年齡和性別,工資待遇也比以往提高了一兩百元,但還是少有人上門問津。
而深圳市寶安區一家電子廠的老闆劉偉源,去年年初還為招工問題大傷腦筋,盡管委託了好幾家職業介紹所,但效果並不明顯,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去年下半年。
根據勞動部門對職介市場的綜合比對分析,到去年第三季度,深圳缺工數量仍達30萬人,但在第四季度,首次出現了求職人數大於需求人數的情況。
「那時每天都接到20至30家企業委託招工,基本上有50%得不到滿足。」深圳市寶安區內一家最大的人才市場的管理人員張煥斌說,現在企業普遍開始反映,隨著職介成功率的上升,企業招工容易了。
與企業招工更加容易相對應的,是求職者應聘過程遇到的很多「周折」。今年22歲的陳兵傑是河南理工大學的畢業生,在上海工作一年後來到深圳找工作,按說有工作經驗、有學歷的他應該容易找到一份還算理想的工作,但他還是經歷了一次「折騰之旅」。
他坐在深圳市人力資源市場內的液晶滾動屏前看招聘信息,一邊看一邊記。不一會兒,他的眼睛就有點花,只好摘下眼鏡閉會兒眼,旋即又戴上繼續看。滾動屏上有200多家招聘企業,合他心意的卻沒有幾家。
「大多是推銷、保安、營業員這樣的職位,而且寫明了必須長期工作」,從鄭州轉道上海又來到深圳,大年初五就開始找工作。開始是在網上或其他途徑找,有過被騙的經歷後,才開始跑全市的人才和人力資源市場。他指著液晶滾動屏下面不斷更新的求職信息提示對記者說,「你看,有這樣東西的地方才正規」,那裡有諸如「7月1日後,深圳特區內最低工資調整為1000元」之類的信息。
此前,他應聘過一家公司,除提供住宿外,1800元的月工資讓他很動心,當天就拿著行李去報到上班。進了宿舍,他看到自己的鋪位在上鋪,他就問,我可以換到下鋪嗎?聽到的卻是這樣的回答:「等過幾天下鋪的人走了,你就可以換下來了」。
心裡直打鼓的陳兵傑第三天就走了。大年初八,參加完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牛年開展的「春風行動」首場招聘會後,「有兩家企業有初步意向,待遇都不高,一個是電話咨詢員,一個是健身房銷售,現在就看哪家能讓我先上班我就去哪家,先找個工作湊合一下,解決生存問題後再說其他的。」他說,來深圳後漂泊不定的借宿生活讓他覺得必須早點找到工作。「現在我的要求不高,工資能上2000元就行,最好能解決住宿」。
四川青年羅飛以前從事金融行業,想在深圳找一份證券行業的工作。來了後才發現,受金融危機影響,證券行業招聘的單位越來越少,且多為類似電話接線員的崗位,他只好把目光從證券行業轉移。於是,他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每天至少爭取到兩家招聘單位面試。結果,他每天都在深圳各個區跑來跑去,一次從羅湖到福田振華路,他竟然轉了3趟公交車。
用工荒?用工潮?
「說實話,現在我們的心裡也沒底,既怕沒人來,又怕來了人卻找不到工作,這主要是對目前究竟是『用工荒』還是『用工潮』難以把握。」2月4日,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一位官員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依照往年慣例,節後農民工返崗將有兩個高峰,一個出現在正月初六至十二,另一個出現在元宵節後的兩三天。
現在,即使是在深圳關內的中心城區,也隨處可見餐館或酒店在門前打出的招聘橫幅。天安物業管理公司經理王占輝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往年他們缺勤雜工這樣的低端崗位時,往往招不到人,即使提高工資也找不到,今年好找多了,一掛出廣告,馬上有人來應聘。
在羅湖區,一些高檔的休閑娛樂中心門可羅雀。晚上,計程車司機在其門前「霸位」拉客的明顯減少。一家以「雄牛」命名的高檔保齡球館,因為效益不佳,一次性裁員27人,後來以停業而告終。
2月2日,深圳市鵬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招聘人員一大早就趕到市勞動就業服務大廈「春風行動」招聘現場,他們希望招聘20名小區秩序維護員。「一上午我們才招到3人,主要是來應聘的人不多。」該公司工作人員表示,年後這幾天他們一直在招聘,但都沒招滿。綠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保安一職報酬相對豐厚,前往該公司應聘的人也比較多。但即便如此,該公司負責招聘的工作人員仍然抱怨招人難。
藝車燒烤屋的招聘工作人員介紹,這次他們准備招20名服務員,工資每月1200元,包吃包住。在金融危機的形勢下,他認為這樣的工資並不算低,但奇怪的是,來應聘的人依然很少。
「服務業佔了全部招聘企業的九成,比去年同期多出三成,所提供的崗位數也比去年增加27%,包括司機、保安、餐廳服務員等崗位需求都比較大,但雖然目前參加招聘會的人流量上萬,不少服務業企業仍然抱怨招人難。」
招聘活動主辦方——深圳市鵬程人力資源配置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今年節後招聘情況顯示,第三產業的需求量與去年第四季度數據相比有大幅度提升。製造業需求總量已經到了一個歷史拐點,行業正在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
據深圳勞動就業部門透露,受市場需求下降和訂單減少影響,去年四季度以來,企業用工需求大幅減少,目前深圳崗位缺口已達10萬左右。為幫助外來務工者解決就業問題,深圳市將在3月底前舉辦300場免費招聘會,預計將提供20餘萬個就業崗位,這些崗位涵蓋深圳零售商貿、物業管理、酒店餐飲、金融保險等行業。(記者劉芳武欣中)
「農民工司令」頭一次求人
大年初七,春節過後第一個工作日,不到上午10時,位於深圳平湖街道大草埔的全順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全順公司」——編者注)門前已經擠滿了節後返城打工的農民工,其中絕大多數是年輕的女孩子。從堆在地上大包小裹的行李來看,很多人是下了車就直奔這里來的。公司門前的窄巷裡,一條「歡迎新老員工回家」的條幅格外醒目。
來自河南商丘睢陽區固堆鄉後張樓村的張俊英和她的幾個同鄉嚼著一節甘蔗,無所事事地在人群中閑逛,有著4年打工經歷的張俊英看起來比她的同鄉更成熟些,雖然說不清楚金融風暴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今年的工作不好找她卻早就預感到了。春節前,她供職的東莞石龍一家電子廠就因為訂單不足提前放了假。「過了年早點來,或許還能有一個好點的崗位」,為此,還在大年初五鄉下年味正濃的時候,她就登上了南下的火車。
這天上午,全順公司的老闆張全收一直不停的在打電話「推銷」他的員工。「老闆,你的工廠什麼時候開工啊,我這里員工已經到了,都是女孩子,熟手,去年就在你們那裡做的,隨時可以上崗」,張的普通話里透著很重的河南口音。
對「農民工司令」張全收來說,這個春節是他當上司令後過得最焦慮一個。從大年初七上班開始,全順公司每天都有二三百名來自河南、安徽等地的員工返城。
農民工出身的張全收曾創下有名的「全順模式」:將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組織起來,哪個廠需要人,就「打包」調過去,這個廠幹完了撤回來再調到另一個廠子,即使沒活干,工人也能在他的公司免費吃住,每天還能拿到40元的補助。在民工荒的年代裡,張全收的業務一年比一年好,最多時手下有一萬七八千人,除了珠三角的深圳、東莞,粵北的清遠、韶關甚至福州、廈門的企業里都有他的員工,他也因此被人稱作「農民工司令」。2008年,作為農民工的代表,他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
作為經濟要素中的勞動力輸出環節,張全收無疑最早感受到了金融海嘯的寒意。全順的客戶多是傢具、玩具和紡織這類出口導向型的加工企業,從去年10月始,由於訂單大幅減少,一些合作企業不得不把民工遣送回全順公司,而張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將他們遣送回鄉,提前放假回家過年。
隨著放假回家的農民工越來越多,他的隊伍也在不斷縮小,人數從1.8萬逐漸遞減到1.3萬、1萬、5000、3000,以至於有媒體說他現在是司令變成旅長了。雖然對這個說法張全收頗不以為然,但他承受的壓力確是實實在在的。
實際上,作為人力資源企業,全順真正的壓力是在春節過後、員工們開始集中返城務工之際。「往年節後這一個禮拜,我這里至少能送出1萬人,今年也就3000人。因為訂單不足,去年要5000人的企業,今年只要1000人,一些企業還推遲了開工日期,這讓張全收不得不採取「非常」的應對措施。
「讓好安排上崗的女孩子先來,男孩子和年紀大的先登記,留下聯系方式在家等著,等情況好轉時再說。」以往「來者不拒」、以農民工蓄水池自居的全順,現在也不得不關上閘門,限制人員流入了。「要不是控制著,每天回來的員工五六百人可能都不止,預計過了正月十五,回來的員工會更多。由於缺少崗位,全順現在已經養了1000多名員工,吃、住加上工資補貼,一天就得五六萬元。
與員工流入的壓力相比,更讓張全收焦慮的是員工的出口。按照張的話說,2008年之前,全順牛得很,都是用人企業來求他們,今年情況截然相反,賣方市場變成了買方市場,全順頭一次開始求人了。盡管在和用人單位老闆通電話時張全收的口氣顯得輕松豪放,但內心的焦慮卻讓人很容易就能感受到。
「作為一個企業,現在我們的壓力非常大,能想的辦法都已經想過了,只能等待經濟形勢好起來。」張全收說。但他坦言,情況什麼時候能好轉,他心裡也沒底。
好在全順在七八年的發展歷程中有了一些穩定的合作夥伴,這些企業在需要的時候得到過全順的幫助,現在全順有困難,他們也答應盡力幫忙,這一點讓張全收略感欣慰,畢竟,金融風暴來臨的時候,大家抱團才好過冬。(記者武欣中)
沿海企業內遷農民工家門口就業
曾經在廣東省東莞市打工,現在希望在河南找到工作的幾名滑縣農民工開玩笑地說:「如果東莞的老闆和東莞的工廠也和我們一起來滑縣就好了,這樣我們打工時就離家更近了,甚至少拿點工資也願意。跑出去打工,開始幾年覺得新鮮,時間長了還是有些不適應,其實現在河南的很多城市發展得也很好了,大家都不願意撇家舍子外出打工。」
「讓東莞的老闆和工廠與返鄉農民工一起來滑縣」,幾位農民工的幾句玩笑,沒想到正一步步變成現實。
受金融風暴影響,沿海地區外向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嚴峻的生存壓力,不少企業籌劃整體內遷,以降低生產成本和拓展國內市場,抵禦因國際市場需求低迷而帶來的沖擊。而中部幾個省份,正是勞動力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區。
在金融風暴中如何引來東南鳳、解決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成了中部地區很多地方政府一個非常重要議題。
1月7日,9家廣東服裝加工企業正式入駐滑縣安陽服裝加工園區,共轉移生產線35條,提供就業崗位近2000個。臘月底,9家落戶河南省滑縣的廣東服裝企業正式招工。雖是嚴冬臘月,可連續數天滑縣新區管委會便民服務大廳內還是擠滿了人,前來現場咨詢、報名的群眾達300餘人,熟練技術工人成了9家企業的爭奪對象。
「我在北京的服裝廠打工兩年多,因廠里不景氣,去年10月就回家了。看到滑縣服裝加工園區在招工,保底工資是800元,加上提成,估計能拿到1700元左右,而且又在家門口打工,還能享受到各種福利待遇,就來報名了。」滑縣郭李庄村女青年郭名雪高興地說。
在衛輝市後河鎮,沿省道新(鄉)濮(陽)公路兩旁的五公里狹長地帶是後河鎮的新興產業園,10多家以經營機械設備和服裝加工的中小企業已經完成初期的建設,在廠門口貼上了招工啟事,正准備招工生產。
在一家服裝廠的招聘現場,後河鎮的田瑞寒對記者說:「雖然和南方的企業比,鎮上的工廠工資低些,但離家近,每天可以回家,省去了在外租房吃飯的花銷,其實還是挺劃算。」
田紛紛自2006年從河南省新鄉市第二技術學校畢業以來,一直在江蘇崑山的一家服裝廠工作。由於前幾年廠里的訂單不斷,生產壓力大,田紛紛連續兩年春節加班沒回家過年。2008年,剛到臘月,田紛紛就回到了河南衛輝老家,由於廠里「訂單太少,不需要太多的人手」,田紛紛也被通知在家等候上班通知。
「前兩個春節是因想回家但不能回家而不高興,這個春節是因被要求回家而不高興。」田紛紛說。
大年初七,田紛紛也決定到後河鎮的一家服裝加工廠上班,像她這樣曾有過在南方務工經歷,技術熟練的返鄉者要想在本地找一家與以前類似的工作並不是難事。
接收田紛紛工作的衛輝市恆豐服裝加工有限公司今年接收了二三十名有在南方服裝加工企業工作經歷的人。恆豐服裝加工有限公司一生產點負責人田翠紅對記者說,「我們對有在南方的服裝加工廠工作經歷的年輕人敞著門收,她們大都工作效率高,因技術熟練,不但對機器耗損小,出活兒也多。」
其實,幾年前田翠紅也是一名南下的打工妹。兩年前,她從東莞返回家鄉到鎮上的恆豐公司,因為有一手熟練的技術很快就被提拔成了帶班,去年又被任命為恆豐公司一個生產點的負責人,在她手下工作的30多個年輕姑娘,大都有和她類似的南方務工經歷。
她說:「在外打工不是長久之計,女孩子在外地打工不夠安全,而且家裡人也想著在身邊有個照應,離土不離鄉的工作可能對我們這些農村姑娘更為適合一些。」
九鼎德盛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張保盈說,目前,農民工返鄉對於發展鄉鎮企業也是好事,這些返鄉農民多是成熟的產業工人,不用經過大量培訓即可上崗,而且見過世面的返鄉農民工自己創業,也將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實習生田國磊)
勞動部門:有信心做好農民工就業工作
2月2日,深圳市勞動保障局一片繁忙。康佳集團人力資源部人員一大早來到勞動關系處詢問本企業員工特殊工時備案問題,卻屢屢被來電詢問裁員有關事宜的電話打斷。
「這段時間,這樣的咨詢電話很多。」深圳市勞動保障局副處長張秀芝說,從去年下半年起,深圳市裁員的企業開始增多,大都是主動前來備案報批的。翻開一張並不冗長的名單,電子、物流、娛樂各個行業的企業名稱都在其列,而以電子類企業最多。這些企業給出的裁員理由如出一轍:生產經營發生嚴重困難、經濟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有的乾脆寫著兩個字:停業。
深圳新飛通電子技術有限公司有員工2300多人,擁有25000多平方米的自有廠房,生產產品以光電器件、光電通訊系統為主,是集自主研發、製造、銷售為一體的國內最大的光電子器件供應商。
即使是這樣的企業,也無法避免金融風暴帶來的銷售萎縮。由於出口產品大部分銷往國際客戶,且依賴性很高,造成了銷售的持續低靡,應收賬款和存貨佔用資金嚴重,負債比例高,還債壓力大。去年年底,為保證公司正常的生產經營,有63名員工被裁員。
「在這樣的變化中,政府要承擔的角色就是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包括實時做好勞動力市場的兩頭監控;及時向廣大求職者發布用工信息;積極組織免費職業介紹服務;多渠道開展職業技能培訓等等。千方百計降低就業成本,把就業環境營造好」。面對新情況,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鍾志紅顯得很有信心。
「實際上,這幾年深圳的就業環境打造的基礎還是比較牢的,從已經出台的勞動法規、社會保險體系等方面看,政策、制度、機制和社會環境相對成熟,抗風險能力也就相對強一點」。
據他介紹,深圳的產業結構水平比較高,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來說,吸引力比較大。而現在深圳的農民工群體,主要以80後的第二代農民工為主。
其實,早在年前,根據該局監控到的情況分析,勞動力市場在去年第四季度即已出現拐點,供求關系發生了微妙變化,入場求職的人數近幾年首次大於崗位數。
「隨著節假日的陸續結束,開工的企業會逐漸多起來。另外,農民工返深圳的數字與去年同期相比大致持平,略有減少,預計元宵節後到三月底前將是農民工返深圳的又一個高峰。」他說。
該局發動了全市勞動系統各級部門的各種力量進行調查比對,全面摸底、收集企業用工崗位信息,還拿出了專項的促進就業經費向企業劃撥,以補貼的方式帶動企業加強員工技能培訓。
「說實在的,深圳的民工荒持續多年,如何幫助企業應對這種情況,經過這幾年的探索,已經有相對成熟的辦法。現在情況正發生著微妙的變化,盡管從目前形勢還不能判斷是『荒』是『潮』,但這更需要我們積極去應對和解決」。
春節前,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就開展了農民工節後返崗情況的調查摸底,針對節後人力資源的配置要求、求職人數、企業吸納勞動力人數、舉辦招聘會場次等重要數據,春運期間就開始密切關注勞動力入深就業形勢,每隔3天進行一次上報。
該局還建立了與湖南、四川、江西等勞務工輸出大省駐深勞務站的密切聯系,分頭包干、責任到人、定期匯總,及時針對農民工返鄉情況掌握第一手資料。
「當前國家和省、市高度重視農民工就業工作,特別是深圳市,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企業、穩定就業的政策,幾天前還剛剛通過了降低企業繳交社會保險費率的方案,一年可為企業節省20多億元。有了政府的重視和全社會的支持,我們勞動部門有信心做好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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