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朵金花是什么民族

① 五朵金花的幕后制作

电影诞生记
电影《五朵金花》讲述的是一对白族青年男女有趣的爱情故事，反映了新中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幸福、欢乐的生活，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具有抒情色彩和民族特色的生活喜剧。它一经问世便受到了观众的喜爱，红遍了全国。这部影片是如何诞生的？笔者就此作一披露，以飨读者。
周总理安排任务
1959年初，文艺界掀起向建国10周年献礼的热潮。周恩来十分注重这些为国庆赶出来的作品，对送上来的作品亲自过目，当他看了《钢铁世家》、《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影片后，对当时电影界存在的政治口号太多、缺少电影的美感和轻松愉快状况深为不满。他将文化部部长夏衍找来说：“你不久前不是去过云南大理吗？是否写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影片？”夏衍说：“我不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但可以推荐一个人来写。”周总理说：“那好，你就赶快抓紧干吧。”
夏衍要推荐的那个人就是当时被下放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当农民的编剧季康。不久，云南省委宣传部长根据夏衍指示将季康、公浦夫妇叫到昆明，在作了一番简短的说明后，对他俩说：“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赶快编个故事，要是编不出来，国庆就赶不上了。”
“一个礼拜？这么短时间能写出来吗？”季康听了有些急了。好在她和丈夫早在1955年曾经去过大理，赶过三月街，对三月街的赛马和其他风俗很熟悉，两人一合计便决定用赛马作为电影的开场戏，并以此为基础铺开构想，不到一周便写就了电影《十二朵金花》的提纲。
4月中旬，季康赴北京写稿，公浦则到大理进一步搜集创作素材。季康花了两天两夜便写就了剧本《七朵金花》的初稿，当她写完最后一个字，连在农村改造时沾满了泥的鞋都顾不上脱，倒头便睡着了。剧本采用少数民族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表达对爱情信仰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真切动人的爱情故事：副会长金花与白族青年阿鹏在大理传统节日“三月三”盛会上一见钟情，并在蝴蝶泉边约定一年之后如不变心就再次相见。一年以后，阿鹏如约踏上了寻找自己心上人金花姑娘之路。一路上他遇见了积肥金花、牧畜场金花、炼铁厂金花、拖拉机能手金花、水库上的金花和采茶金花，甚至还遇见了找金花的采药爷爷，但却始终与心上人擦肩而过。经过救人、出力、帮活一连串的奔忙，阿鹏终于在蝴蝶泉边“蝴蝶花开”的歌声中与心上人相逢。
剧本交到夏衍那里，夏衍审看后，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就某些故事情节及艺术表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对季康说：“这个剧本可以拍3部电影了，一部电影只有105分钟，你应该心中有数，剧本拍成电影还得花大力气改编。”季康于是又对剧本进行了大幅修改，把原来“七朵金花”改为“五朵金花”，减去了“水库上的金花”和“采茶金花”。夏衍看了修改后的本子很是满意。不久，《五朵金花》的剧本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并获得了好评。
谁来担任导演
剧本出来了，下一步就是如何导、怎么拍了。一部片子的成功与否，导演是个关键因素。中宣部和文化部对全国知名导演进行了一番筛选后，将执导《五朵金花》的任务交给了刚从法国学成归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家乙。在当时文艺跟着政治走的大气候下，夏衍再三叮嘱王家乙：“不要搞政治口号，要表现出山河美、人情美，这部片子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好！”
王家乙领命后立即找来了剧本，看完后虽然觉得这个剧本不乏新意，但与拍电影还有很大的距离。为慎重起见，王家乙又带着作者季康及作曲家雷振邦一行五人来到大理看外景。在大理古城住了四五天，王家乙却怎么也找不到拍电影的感觉。眼看自己的心血就这么泡汤了，季康对此感到很是有些伤心。作曲家雷振邦心里也很有些舍不得。作为一名作曲家，雷振邦听过不少少数民族的山歌，也创作过不少这方面的的歌曲。他问季康：“能不能把对话改成对歌？”
季康一听立马来了劲，说：“可以啊！”并即兴朗诵了一首“阳雀飞过高山顶，留下一串响铃声……”。
雷振邦一听也来了精神：“太好了，真是太优美了，你怎么写得这么好，平时是不是也写诗啊？”
季康说：“我虽是写小说的，但也很喜欢写诗。”
王家乙听了季康的朗诵：情绪也一下子上来了，说：“好，好，就按这个调子写。”
“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哥有情来妹有意，从今我们不分开，白头到老同甘苦，地久天长永相爱。”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季康思如泉涌，一口气写完了《五朵金花》中所有歌词，雷振邦又费了几天为歌词谱好了曲子。听到他俩的试唱，王家乙乐得嘴都合不拢了。眼看快蔫了的《五朵金花》因“对歌”的滋润而重发生机，最高兴的莫过于作者季康了。
确定女主角
剧本定稿后，王家乙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选演员了。《五朵金花》尽管是中宣部、文化部点名拍摄的，但云南省并没有对这部片子放手。时任云南省委宣传部长的袁勃对王家乙说：“这部片子要宣传云南、大理，所有演员必须要云南人。”王家乙带着一班人马在云南到处挑演员。不久，“四朵金花”便都名花有主了，男主角人选也选定了莫梓江。只是戏中重要人物女社长金花这个角色却是费了好多力气也没个着落。一天，王家乙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云南省歌舞团，看了所有在场的姑娘后，却没有一个中意的。正当他往外走时，一个正站在排练厅的窗台上擦玻璃的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就在他们经过时，有人和这位姑娘打了个招呼：“杨丽坤！”“哎！”姑娘应声抬头，一张纯真、质朴的微笑着的面孔映入王家乙的眼帘。
“就她了，就是她了！”王家乙高兴得大叫起来。《五朵金花》女主角就这样定了下来，那一年杨丽坤16岁。事实证明，王家乙是很有眼光的。《五朵金花》的成功与杨丽坤的表演是分不开的。杨丽坤不仅天生丽质，富有表演才能，还十分刻苦努力。为了拍好这部影片，她随摄制组一起来到大理上关村体验生活，与大理白族群众劳动生活在一起，反复揣摩剧本中的金花这一角色。她的表演朴实、自然，分寸感把握得很到位，把一个白族少女不加雕饰的美丽、稍带羞涩的大方、质朴中透露出的对生活对爱情的热望展示得惟妙惟肖。周总理对她的表演也是称赞有加，还曾两次带着杨丽坤出国访问。当他知道《五朵金花》是别人配的音后，还勉励杨丽坤严格要求自己，早日学好普通话。后来，杨丽坤接拍《阿诗玛》后，周总理又打电话问杨丽坤普通话学得怎么样了。
在众多导演中，王家乙是以严谨认真而闻名的。他对影片拍摄的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单是阿鹏骑着马从土路的拐弯处出现的镜头就拍了两天，正是他的这股子认真劲才使片中“英雄”与“美人”相会的美丽画面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新的艺术高度
《五朵金花》拍摄之时，王家乙也正在尝试新中国喜剧电影的拍摄，这部影片自然也融进了他在这方面的探索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家乙拍摄《五朵金花》也将生活喜剧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喜剧艺术风格。正如我们在片中所看到的，王家乙的生活片，不追求脱离人物的噱头，而是让人物的性格构成喜剧。既讴歌忠贞、爱情、善良、创造，又笑料迭出，妙趣横生。在人物的刻画上力求真实，仿佛就是你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不搞夸张，不追求哈哈大笑，而是要人心里发甜。比如爱管闲事的老叔，是一位善良、热心肠的老人，他爱喝酒，喝罢酒变得更加兴奋，更加热情，正是因为这一点，构成阿鹏和金花之间一系列阴错阳差的情节，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王家乙在拍摄《五朵金花》时还非常注重发挥视听艺术的优势，将民俗、音乐风情和故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影片具有了很高的艺术观赏性。他后来在谈及创作体会时说：“以前，一提到喜剧，往往意味着用笑声去讽刺和暴露社会。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何尝不可以喜剧形式来歌颂那些新的人物、新的思想，通过那些美好的事物给人以鼓舞、力量和希望呢？”周恩来总理看了影片后也兴奋不已。1959年，他在庆祝新片展览月的招待会上谈到《五朵金花》时称赞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作一种能反映伟大时代的新风格……一种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风格。”
电影《五朵金花》对音乐故事片的表现形式也进行了探索，那就是写女主人公对唱在影片中的运用。虽然《五朵金花》对唱只占影片很小一部分，但由于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使作曲家雷振邦萌生了全部采用对歌形式来创作一部电影的想法，并由此引出《刘三姐》和《阿诗玛》两部音乐片的诞生。
《五朵金花》的拍摄正处在全国“大跃进”的风头浪尖，受此影响，剧组在拍摄上也来了个“大跃进”。经过全剧组人员连续作战，《五朵金花》仅用四个月的时间就封镜了。影片上映后，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学金花热。金花一下子成为模范的代名词和荣誉的象征，云南大理也借此开展了“千朵金花、”“万朵金花”的生产竞赛活动。《五朵金花》不仅花开全国，而且香飘国外。自1959年起，《五朵金花》先后在46个国家公映，创下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纪录。1960年，在埃及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五朵金花》一举夺得最佳导演银鹰奖，最佳女主角银鹰奖，埃及总统纳塞尔还邀请杨丽坤前往埃及领奖，并亲切接见了她。
如今，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五朵金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2000年在全国“百年最佳影片”评选活动中，《五朵金花》被评为10大影片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