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宣傳

『壹』 有星火二字的宣傳標語

文明是那春日裡的微風，暖暖的拂過相互交往的人心中
文明是一瓶社會的清潔劑，隨處都需要。
文明在你我手下、足下、語言上，請大家從文明開始！

『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在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上，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缺少正確的認識。他們雖

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卻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他們不贊成爭取江西的計

劃，而只贊成在福建、廣東、江西之間的三個邊界區域的流動游擊，同時也沒有在游擊區域建立紅色政權的

深刻的觀念，因此也就沒有用這種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他們似乎認為

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

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那時把紅

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范圍的大革命。他們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

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他們的這種理論的來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

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

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

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權。二，就會明白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因之，也就會明白農村

起義何以有現在這樣的全國規模的發展。三，就會明白工農民主政權這個口號的正確。四，就會明白相應於

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

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於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

事)。五，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

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會明白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誌敏式之有

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

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

地是正確的。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

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

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犯著革命急性病的同志們不切當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這種估量，多半是從

主觀主義出發。其結果，無疑地是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觀力量看小了，把反

革命力量看大了，這也是一種不切當的估量，又必然要產生另一方面的壞結果。因此，在判斷中國政治形勢

的時候，需要認識下面的這些要點：

(一)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於中國落後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

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這樣就可以解釋現在西歐各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比現在中

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也許要強些，但因為它們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比中國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更要強大

許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時爆發革命。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因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對地弱

的，所以中國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

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里

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

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里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及

其以後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了充分的證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

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

(三)對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這樣，決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實質。當湘贛邊界割據的初期，

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當時湖南省委的不正確的估量，把階級敵人看得一錢不值；到現在還傳為笑談的所謂

「十分動搖」、「恐慌萬狀」兩句話，就是那時(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統治者魯滌平

的形容詞。在這種估量之下，就必然要產生政治上的盲動主義。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蔣桂戰爭尚

未爆發之前)約四個月期間內，敵人的第三次「會剿」臨到了井岡山的時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紅旗到底打得

多久」的疑問提出來了。其實，那時英、美、日在中國的斗爭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蔣桂馮混戰的形勢業已

形成，實質上是反革命潮流開始下落，革命潮流開始復興的時候。但是在那個時候，不但紅軍和地方黨內有

一種悲觀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時也不免為那種表面上的情況所迷惑，而發生了悲觀的論調。中央二月來信就

是代表那時候黨內悲觀分析的證據。

(四)現時的客觀情況，還是容易給只觀察當前表面現象不觀察實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別是我們在紅軍

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

一般化擴大化起來，彷彿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革命勝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這種抓住

表面拋棄實質的觀察，是因為他們對於一般情況的實質並沒有科學地加以分析。如問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快要

到來，只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真正向前發展了，才能作決定。既然國際上帝國主義

相互之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帝國主義和它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帝國主義爭奪中

國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一迫切，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

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一天天擴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戰，中國

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發展起來。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

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著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

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

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

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

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

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並

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於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

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於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後，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

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

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

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

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上面的話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給中央的信中，就已經有了。那封信上說：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國民黨三次『進剿』井岡山，

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為止，往後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革命潮流逐漸升漲。黨的戰鬥力組織

力雖然弱到如中央所雲，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的形勢之下，恢復一定很快，黨內幹部分子的消極態度也

會迅速消滅。群眾是一定歸向我們的。屠殺主義固然是為淵驅魚，改良主義也再不能號召群眾了。群眾對國

民黨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滅。在將來的形勢之下，什麼黨派都是不能和共產黨爭群眾的。黨的六次大會所指

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對的：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黨(按，應加『在大城市中』

五個字)的目前任務是爭取群眾而不是馬上舉行暴動。但是革命的發展將是很快的，武裝暴動的宣傳和准備應

該採取積極的態度。在大混亂的現局之下，只有積極的口號積極的態度才能領導群眾。黨的戰鬥力的恢復也

一定要在這種積極態度之下才有可能。......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勝利的唯一關鍵。黨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建

立，中心區域產業支部的創造，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重要任務；但是在同時，農村斗爭的發展，小區域紅

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斗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所以，拋棄城市

斗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

見，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

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

這封信對紅軍的行動策略問題有如下的答復：

「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於保存紅軍和發

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以連或營為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游擊的戰術發動群眾，

避免目標，我們從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計劃過，而且多次實行過，但是都失敗了。因為，(一)主力紅軍多不是

本地人，和地方赤衛隊來歷不同。(二)分小則領導不健全，惡劣環境應付不來，容易失敗。(三)容易被敵人

各個擊破。(四)愈是惡劣環境，隊伍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決奮斗，方能團結內部，應付敵人。只有在好

的環境里才好分兵游擊，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境時的刻不能離。」

這一段話的缺點是：所舉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極的，這是很不夠的。兵力集中的積極的理由是：集

中了才能消滅大一點的敵人，才能佔領城鎮。消滅了大一點的敵人，佔領了城鎮，才能發動大范圍的群眾，

建立幾個縣聯在一塊的政權。這樣才能聳動遠近的視聽(所謂擴大政治影響)，才能於促進革命高潮發生實際

的效力。例如我們前年乾的湘贛邊界政權，去年乾的閩西政權，都是這種兵力集中政策的結果。這是一般的

原則。至於說到也有分兵的時候沒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給中央的信上說了紅軍的游擊戰術，那裡麵包括了

近距離的分兵：

「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到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斗爭的發動是一

天比一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

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

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

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

這種戰術。」

這里所謂「打開」，就是指近距離的分兵。例如湘贛邊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時，二十九團和三十一團在永

新境內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時，二十八團住安福邊境，二十九團往蓮花，三十一團往吉安邊界的分

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贛南各縣的分兵，七月在閩西各縣的分兵。至於遠距離的分兵，則要在好一點的

環境和在比較健全的領導機關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因為分兵的目的，是為了更能爭取群眾，更能深入土

地革命和建立政權，更能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若不能達到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敗，削弱了紅

軍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贛邊界分兵打郴州那樣，則不如不分為好。如果具備了上述兩個條件，那就無疑

地應該分兵，因為在這兩個條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來信的精神是不好的，這封信給了四軍黨內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響。中央那時還有一個通告，

謂蔣桂戰爭不一定會爆發。但從此以後，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體上說來就都是對的了。對於那個估量不適

當的通告，中央已發了一個通告去更正。對於紅軍的這一封信，雖然沒有更正，但是後來的指示，就沒有那

些悲觀的論調了，對於紅軍行動的主張也和我們的主張一致了。但是中央那個信給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響是

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覺得就在現時仍有對此問題加以解釋的必要。

關於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後來又在於都有一次決定。當時指出的理

由，見之於給中央信上的，如下：

「蔣桂部隊在九江一帶彼此逼近，大戰爆發即在眼前。群眾斗爭的恢復，加上反動統治內部矛盾的擴大，使

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來。在這種局面之下來布置工作，我們覺得南方數省中廣東湖南兩省買辦地主的軍力太

大，湖南則更因黨的盲動主義的錯誤，黨內黨外群眾幾乎盡失。閩贛浙三省則另成一種形勢。第一，三省敵

人軍力最弱。浙江只有蔣伯誠的少數省防軍。福建五部雖有十四團，但郭旅已被擊破；陳盧兩部均土匪軍，

戰鬥力甚低；陸戰隊兩旅在沿海從前並未打過仗，戰鬥力必不大；只有張貞比較能打，但據福建省委分析，

張亦只有兩個團戰力較強。且福建現在完全是混亂狀態，不統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輝兩部共有十六團，比

閩浙軍力為強，然比起湖南來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動主義錯誤比較少，除浙江情況我們不大明了外，

江西福建兩省黨和群眾的基礎，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論，贛北之德安、修水、銅鼓尚有相當基礎；贛西寧

岡、永新、蓮花、遂川，黨和赤衛隊的勢力是依然存在的；贛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興國等具的紅軍

第二第四團有日益發展之勢；方誌敏的紅軍並未消滅。這樣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圍的形勢。我們建議中央，在

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

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

上面爭取江西的話，不對的是規定一年為期。至於爭取江西，除開江西的本身條件之外，還包含有全國

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條件。因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便決不能得到一年爭取江西的結論。那個建

議的缺點就是不該規定為一年，因此，影響到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所謂「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

性。至於江西的主觀客觀條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觀條件如給中央信上所說外，客觀條件現在可以明白指

出的有三點：一是江西的經濟主要是封建的經濟，商業資產階級勢力較小，而地主的武裝在南方各省中又比

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沒有本省的軍隊，向來都是外省軍隊來此駐防。外來軍隊「剿共」「剿匪」，情形不

熟，又遠非本省軍隊那樣關系切身，往往不很熱心。三是距離帝國主義的影響比較遠一點，不比廣東接近香

港，差不多什麼都受英國的支配。我們懂得了這三點，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江西的農村起義比哪一省都要普

遍，紅軍游擊隊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

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

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

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

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叄』 八年級上冊歷史所有人物 急...

1、第一課 鴉片戰爭
林則徐：1839年,林則徐被道光帝派往廣州進行禁煙,進行暗訪密查,緝拿煙販,收繳鴉片.6月在虎門海灘銷毀鴉片,這是中國人民禁煙斗爭的偉大勝利,顯示了中華民族反對外來侵略的堅強意志,領導這場斗爭的林則徐,成為民族英雄,這次活動成為鴉片戰爭的導火線.
2、第二課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列強侵華罪行
洪秀全：領導天平天國運動
3、第三課 收復新疆
左宗棠：左宗棠作為欽差大臣,採取"先北後南,緩進急戰"的策略,收復了新疆.為加強西北邊疆的管理和防務,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設立行省.
4、第六課 洋務運動
李鴻章在上海創辦的輪船招商局,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湖北織布局等.從 70-80年代籌建了南海,北洋和福建三支海軍.1862年創辦的京師同文館是洋務派創辦的第一所新式學堂.
5、第7課 戊戌變法
1.1895年春,康有為領導的"公車上書"揭開了變法維新的序幕.
2.1898年6月到9月,光緒帝發布了一系列變法令,內容( P33):要求從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思想五個方面掌握.
第8課 辛亥革命
1.1894年,孫中山組織了革命團體興中會.1905年,他建立統一的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孫中山當總理,通過了推翻清朝統治,廢除君主專制,建立民主共和國,改革土地制度的革命綱領,它的成立,大大推動了全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創辦的機關刊物《民報》,三民主義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的指導思想.
2.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實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竊取,沒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
第9課 新文化運動
1.1915年,陳獨秀等知識分子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以《新青年》雜志為主要陣地,掀起新文化運動.以四提倡四反對為主要內容,向尊孔復古逆流進行攻擊,從而在社會上掀起一股思想解放潮流.
2.1918年,李大釗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進行宣傳馬克思主義.
3.新文化運動是我國歷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運動.它啟發著人們追求民主和科學,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條件.不過,新文化運動中也對東西文化絕對否定或絕對肯定的偏向,影響到後來.
第11課 北伐戰爭
1.1924年創辦的黃埔軍校由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培養了大量軍事政治人才.
2.1926年,廣東國民政府北伐,目的: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統一全國;對象: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主要戰場:湖南,湖北;主要戰役:汀泗橋,賀勝橋;在兩湖戰場消滅了吳佩孚主力;出師不到半年,北伐軍從珠江流域打到長江流域,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到武漢.
3.1927年4月,蔣介石叛變革命,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它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對內鎮壓人民革命運動。
第12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朱德等人,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第一槍.
2.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進攻敵人力量較為薄弱的農村,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開始.
第13課 紅軍不怕遠征難
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毛澤東等
第14課 難忘九一八
張學良、楊虎城：接受了中共主張,為了逼蔣抗日,1936月12月12日,發動"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主張和平解決.從此,十年內戰基本結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第15課 「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
佟麟閣,趙登禹：1937年日軍向盧溝橋中國守軍發動進攻,製造七七事變,中國人民的全國性抗日戰爭從此爆發.在事變中,佟麟閣,趙登禹先後為國捐軀.平津相繼陷落,這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
之後抗日戰爭里一系列的歷史人物就太多了，就不一一例舉了
在後面的第六單元里，張謇、詹天佑、侯德榜等人也有這重要歷史地位，具體的可參見參考資料

參見http://..com/link?url=afdpTzJJQdnnJxXzcxY3Wh_Om2dxowmTFrMoQs5FSQMkn5clZsT_qPxfezSJncSyYI-alE7wtTYm6VGXjdqJZ_

『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

意思是：一點兒小火星可以把整個原野燒起來。比喻小事可以釀成大變。也比喻新生事物開始雖然弱小，但有廣闊的發展前途。

出自：《尚書·盤庚上》：「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

譯文：如同大火在原野中燃燒起來,火勢猛烈而不能接近,可是仍能予以撲滅。

後來這是毛澤東在1930年給林彪的一封信中講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進一步闡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

毛澤東在給林彪的這封信中，實際上已經開始形成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城市的思想，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里進行革命斗爭所作出的新結論，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重大發展。

(4)星星之火宣傳擴展閱讀：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國民革命暫時進入低潮，毛澤東同志領導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根據地。

但是，當時黨內有「左」傾思想的人，仍幻想以大城市為中心舉行武裝起義；而以林彪為代表的有悲觀思想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在強敵進攻面前，懷疑革命根據地發展的前途，提出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

他們不相信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來，不願經過艱苦奮斗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主張用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再來一全國武裝起義。

『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初是哪個說的，出自哪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初是毛澤東說的，出自毛澤東在1930年1月5日給林彪的一封信。

這封信是為答復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徵求意見的信。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

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開刊行這封信時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在收入本書第一版的時候，這封信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

那時在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行動問題上，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缺少正確的認識。他們雖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卻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

他們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然後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范圍的大革命。

他們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他們的這種理論的來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

(5)星星之火宣傳擴展閱讀：

毛澤東在信中批評了林彪的錯誤思想並指出：

第一，雖然中國革命的主觀權力現在很弱，但基於中國落後的脆弱社會經濟組織的反動統治階級的所有組織（政權，武裝力量，政黨等）也都很薄弱。

其次，在1927年革命失敗後，革命的主觀權力大大削弱，但「明星之火可以受到懲罰」。現在，雖然只有很小的力量，但它的發展速度非常快。

第三，反革命力量的估計不僅要看其現象，還要看其本質。從1928年底到1929年初，敵人在井岡山基地進行了三次「協商」，彷彿它是強大的，實際上是英國和美國。日本的斗爭非常明確，軍閥戰已經形成。從本質上講，這是反革命的趨勢，已經開始衰落，革命的趨勢已經開始復甦。

第四，現實的客觀情況是各種矛盾向前發展，國家被干木覆蓋，很快就會變成火。毛澤東在信中用唯物辯證法科學地分析了國內政局和敵敵之間的對比。他批評了誇大革命主觀權力的盲目性和不看革命力量發展的悲觀主義思想。他認為這是「中國革命的現實」。適當」。

該信充分評估了紅色政權在中國革命中的建立和發展的意義和作用，並提出了包圍城市，武裝政府的思想。它明確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地區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最高形式的農民斗爭「是」促進民族革命的最重要因素。

『陸』 急求《星星之火》觀後感 要最新的

《星星之火》觀後感

電影《星星之火》以艾華等同志根據毛主席指示探尋中共一大山東代錶王盡美及其家人生活足跡為線索，以膠東的一個小山村為切入點，一點點地展現了黨的先驅和創始人之一王盡美同志求學濟南、開辦夜校、成立濟南共產主義小組、參加中共一大、留學蘇聯、領導工人運動直至積勞成疾、英年早逝的革命歷程。看完了這部紀錄電影之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王盡美在生活和革命斗爭中表現出來的勇敢、堅強和執著。

執著地追求。片中王盡美同志曾說過這么一句話，「在家裡種地，一輩子做農民，就只有貧窮，我出去上學就是為了我們這個家，為了家裡的生活過得更好一點」。他毅然抓住了機會，到濟南求學。在求學當中，他認識了鄧恩銘並與之成為生活和理想道路上的好朋友。他們一起創建了「濟南共產主義小組」，一起參加了「中共一大」，一起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王盡美的行為一次又一次地傷害了不知情的母親。母親多次勸阻他不要做被官府通緝的事，王盡美說，「我做的不是壞事情，我做的是大事，是為了祖國的未來」。於是，王盡美堅守著自己的信念，他創辦宣傳共產主義的刊物、冒險組織工人運動、開辦夜校等等，就是為了開辟一條能夠救中國的道路。

無盡的親情。家裡有剛過門的妻子，有日夜辛勤的母親，可是，為了追求理想，他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家，選擇為理想而前進，為人民而斗爭。在母親不願兒子出外求學的時候，妻子的一句話，「讓他去吧！」成為了有力的動力，助就了日後的先驅。夫妻之間最需要的就是理解，剛過門的妻子如此的年輕，卻又是如此的善解人意。在王盡美出門很久回家的時候，開門時，妻子欣喜、激動又有些羞澀的表情實在是令我久久難忘。孩子都早已滿月了，王盡美才知道，自己早已為人父親了。一句「苦了你了！」恐怕已經把妻子的辛酸洗掉，維系他們的感情的不就是相互間的理解嗎？一心想要把孩子拉扯大的母親，雖有很多的不理解，卻是始終如一地愛護著王盡美。王盡美生病垂危，也是母親在身旁照顧，直到他死去。白發人送黑發人，失去了年輕的兒子，母親心中有無盡的傷心。在送葬的時候，母親還親手包了餃子，端到兒子的靈位前。母親說的最讓我感動的話是，「人們都說，自家孩子出遠門的時候，當母親的多送送，孩子在外頭就會平平安安」。

革命先驅的生活也都是平凡的，親情、愛情和友情，對於王盡美來說都是精神上的良葯。他擁有革命的熱情，擁有自己奮斗的理想——開辟一條能救中國的道路。本著對革命的執著，他勇敢地走到了最後。

『柒』 電影星星之火觀後感

《星星之火》觀後感 電影《星星之火》以艾華等同志根據毛主席指示探尋中共一大山東代錶王盡美及其家人生活足跡為線索，以膠東的一個小山村為切入點，一點點地展現了黨的先驅和創始人之一王盡美同志求學濟南、開辦夜校、成立濟南共產主義小組、參加中共一大、留學蘇聯、領導工人運動直至積勞成疾、英年早逝的革命歷程。看完了這部紀錄電影之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王盡美在生活和革命斗爭中表現出來的勇敢、堅強和執著。 執著地追求。片中王盡美同志曾說過這么一句話，「在家裡種地，一輩子做農民，就只有貧窮，我出去上學就是為了我們這個家，為了家裡的生活過得更好一點」。他毅然抓住了機會，到濟南求學。在求學當中，他認識了鄧恩銘並與之成為生活和理想道路上的好朋友。他們一起創建了「濟南共產主義小組」，一起參加了「中共一大」，一起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王盡美的行為一次又一次地傷害了不知情的母親。母親多次勸阻他不要做被官府通緝的事，王盡美說，「我做的不是壞事情，我做的是大事，是為了祖國的未來」。於是，王盡美堅守著自己的信念，他創辦宣傳共產主義的刊物、冒險組織工人運動、開辦夜校等等，就是為了開辟一條能夠救中國的道路。 無盡的親情。家裡有剛過門的妻子，有日夜辛勤的母親，可是，為了追求理想，他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家，選擇為理想而前進，為人民而斗爭。在母親不願兒子出外求學的時候，妻子的一句話，「讓他去吧！」成為了有力的動力，助就了日後的先驅。夫妻之間最需要的就是理解，剛過門的妻子如此的年輕，卻又是如此的善解人意。在王盡美出門很久回家的時候，開門時，妻子欣喜、激動又有些羞澀的表情實在是令我久久難忘。孩子都早已滿月了，王盡美才知道，自己早已為人父親了。一句「苦了你了！」恐怕已經把妻子的辛酸洗掉，維系他們的感情的不就是相互間的理解嗎？一心想要把孩子拉扯大的母親，雖有很多的不理解，卻是始終如一地愛護著王盡美。王盡美生病垂危，也是母親在身旁照顧，直到他死去。白發人送黑發人，失去了年輕的兒子，母親心中有無盡的傷心。在送葬的時候，母親還親手包了餃子，端到兒子的靈位前。母親說的最讓我感動的話是，「人們都說，自家孩子出遠門的時候，當母親的多送送，孩子在外頭就會平平安安」。 革命先驅的生活也都是平凡的，親情、愛情和友情，對於王盡美來說都是精神上的良葯。他擁有革命的熱情，擁有自己奮斗的理想——開辟一條能救中國的道路。本著對革命的執著，他勇敢地走到了最後。

『捌』 關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
毛澤東撰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給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復信，這封信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定名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對林彪以及共產黨和紅軍內部的右傾悲觀思想作了分析和批評，並結合紅軍和中國革命發展的實際，從中國社會的基本特點出發，闡明了中國革命必須堅持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必須用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基本思想，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前途。信中說：「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這封信進一步發展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標志著毛澤東關於」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理論的基本形成。

這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是為答復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徵求意見的信。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開刊行這封信時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在收入本書第一版的時候，這封信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
在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上，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缺少正確的認識。他們雖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卻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他們不贊成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在福建、廣東、江西之間的三個邊界區域的流動游擊，同時也沒有在游擊區域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此也就沒有用這種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他們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范圍的大革命。他們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他們的這種理論的來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權。二，就會明白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因之，也就會明白農村起義何以有現在這樣的全國規模的發展。三，就會明白工農民主政權這個口號的正確。四，就會明白相應於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於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五，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會明白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誌敏⑴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⑵、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犯著革命急性病的同志們不切當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這種估量，多半是從主觀主義出發。其結果，無疑地是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觀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這也是一種不切當的估量，又必然要產生另一方面的壞結果。因此，在判斷中國政治形勢的時候，需要認識下面的這些要點：
（一）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於中國落後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這樣就可以解釋現在西歐各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比現在中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也許要強些，但因為它們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比中國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更要強大許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時爆發革命。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因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對地弱的，所以中國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里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里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⑷及其以後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了充分的證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
（三）對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這樣，決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實質。當湘贛邊界割據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當時湖南省委的不正確的估量，把階級敵人看得一錢不值；到現在還傳為笑談的所謂「十分動搖」、「恐慌萬狀」兩句話，就是那時（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統治者魯滌平⑸的形容詞。在這種估量之下，就必然要產生政治上的盲動主義。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蔣桂戰爭⑹尚未爆發之前）約四個月期間內，敵人的第三次「會剿」⑺臨到了井岡山的時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提出來了。其實，那時英、美、日在中國的斗爭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蔣桂馮混戰的形勢業已形成，實質上是反革命潮流開始下落，革命潮流開始復興的時候。但是在那個時候，不但紅軍和地方黨內有一種悲觀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時也不免為那種表面上的情況所迷惑，而發生了悲觀的論調。中央二月來信⑻就是代表那時候黨內悲觀分析的證據。
（四）現時的客觀情況，還是容易給只觀察當前表面現象不觀察實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別是我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一般化擴大化起來，彷彿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革命勝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這種抓住表面拋棄實質的觀察，是因為他們對於一般情況的實質並沒有科學地加以分析。如問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來，只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真正向前發展了，才能作決定。既然國際上帝國主義相互之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帝國主義和它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一迫切，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一天天擴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戰，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發展起來。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著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並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於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於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後，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上面的話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給中央的信中，就已經有了。那封信上說：「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國民黨三次『進剿』井岡山⑼，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為止，往後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革命潮流逐漸升漲。黨的戰鬥力組織力雖然弱到如中央所雲，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的形勢之下，恢復一定很快，黨內幹部分子的消極態度也會迅速消滅。群眾是一定歸向我們的。屠殺主義⑽固然是為淵驅魚，改良主義也再不能號召群眾了。群眾對國民黨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滅。在將來的形勢之下，什麼黨派都是不能和共產黨爭群眾的。黨的六次大會⑾所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對的：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黨（按：應加『在大城市中』五個字）的目前任務是爭取群眾而不是馬上舉行暴動。但是革命的發展將是很快的，武裝暴動的宣傳和准備應該採取積極的態度。在大混亂的現局之下，只有積極的口號積極的態度才能領導群眾。黨的戰鬥力的恢復也一定要在這種積極態度之下才有可能。……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勝利的唯一關鍵。黨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建立，中心區域產業支部的創造，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重要任務；但是在同時，農村斗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斗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所以，拋棄城市斗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這封信對紅軍的行動策略問題有如下的答復：「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於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以連或營為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游擊的戰術發動群眾，避免目標，我們從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計劃過，而且多次實行過，但是都失敗了。因為：（一）主力紅軍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衛隊來歷不同。（二）分小則領導不健全，惡劣環境應付不來，容易失敗。（三）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四）愈是惡劣環境，隊伍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決奮斗，方能團結內部，應付敵人。只有在好的環境里才好分兵游擊，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境時的刻不能離。」
這一段話的缺點是：所舉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極的，這是很不夠的。兵力集中的積極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滅大一點的敵人，才能佔領城鎮。消滅了大一點的敵人，佔領了城鎮，才能發動大范圍的群眾，建立幾個縣聯在一塊的政權。這樣才能聳動遠近的視聽（所謂擴大政治影響），才能於促進革命高潮發生實際的效力。例如我們前年乾的湘贛邊界政權，去年乾的閩西政權⑿，都是這種兵力集中政策的結果。這是一般的原則。至於說到也有分兵的時候沒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給中央的信上說了紅軍的游擊戰術，那裡麵包括了近距離的分兵：「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斗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⒀，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這里所謂「打開」，就是指近距離的分兵。例如湘贛邊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時，二十九團和三十一團在永新境內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時，二十八團往安福邊境，二十九團往蓮花，三十一團往吉安邊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贛南各縣的分兵，七月在閩西各縣的分兵。至於遠距離的分兵，則要在好一點的環境和在比較健全的領導機關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因為分兵的目的，是為了更能爭取群眾，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權，更能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若不能達到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敗，削弱了紅軍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贛邊界分兵打郴州那樣，則不如不分為好。如果具備了上述兩個條件，那就無疑地應該分兵，因為在這兩個條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來信的精神是不好的，這封信給了四軍黨內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響。中央那時還有一個通告，謂蔣桂戰爭不一定會爆發。但從此以後，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體上說來就都是對的了。對於那個估量不適當的通告，中央已發了一個通告去更正。對於紅軍的這一封信，雖然沒有更正，但是後來的指示，就沒有那些悲觀的論調了，對於紅軍行動的主張也和我們的主張一致了。但是中央那個信給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響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覺得就在現時仍有對此問題加以解釋的必要。
關於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後來又在於都有一次決定。當時指出的理由，見之於給中央信上的，如下：「蔣桂部隊在九江一帶彼此逼近，大戰爆發即在眼前。群眾斗爭的恢復，加上反動統治內部矛盾的擴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來。在這種局面之下來布置工作，我們覺得南方數省中廣東湖南兩省買辦地主的軍力太大，湖南則更因黨的盲動主義的錯誤，黨內黨外群眾幾乎盡失。閩贛浙三省則另成一種形勢。第一，三省敵人軍力最弱。浙江只有蔣伯誠⒁的少數省防軍。福建五部雖有十四團，但郭⒂旅已被擊破；陳盧⒃兩部均土匪軍，戰鬥力甚低；陸戰隊兩旅在沿海從前並未打過仗，戰鬥力必不大；只有張貞⒄比較能打，但據福建省委分析，張亦只有兩個團戰力較強。且福建現在完全是混亂狀態，不統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輝⒆兩部共有十六團，比閩浙軍力為強，然比起湖南來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動主義錯誤比較少。除浙江情況我們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兩省黨和群眾的基礎，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論，贛北之德安、修水、銅鼓尚有相當基礎；贛西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黨和赤衛隊的勢力是依然存在的；贛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豐、興國等縣的紅軍第二第四團有日益發展之勢；方誌敏的紅軍並未消滅。這樣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圍的形勢。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
上面爭取江西的話，不對的是規定一年為期。至於爭取江西，除開江西的本身條件之外，還包含有全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條件。因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便決不能得到一年爭取江西的結論。那個建議的缺點就是不該規定為一年，因此，影響到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所謂「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於江西的主觀客觀條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觀條件如給中央信上所說外，客觀條件現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點：一是江西的經濟主要是封建的經濟，商業資產階級勢力較小，而地主的武裝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沒有本省的軍隊，向來都是外省軍隊來此駐防。外來軍隊「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遠非本省軍隊那樣關系切身，往往不很熱心。三是距離帝國主義的影響比較遠一點，不比廣東接近香港，差不多什麼都受英國的支配。我們懂得了這三點，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江西的農村起義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紅軍游擊隊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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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方誌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陽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第十軍的主要創建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被增補為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江西的弋陽、橫峰一帶發動農民舉行武裝起義。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領導起義的農民堅持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逐步地將農村革命根據地擴大到江西東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將地方游擊隊發展為正規紅軍。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帶領紅軍第十軍團向皖南進軍，繼續執行抗日先遣隊北上的任務。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國民黨軍隊作戰中被捕。同年八月，在南昌英勇犧牲。
〔2〕見本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注〔9〕。
〔3〕這里所說的「革命的主觀力量」，是指有組織的革命力量。
〔4〕見本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注〔9〕。
〔5〕魯滌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寧鄉人。一九二八年時任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
〔6〕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間蔣介石和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的戰爭。
〔7〕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一月，江西、湖南兩省的國民黨軍隊兩次「會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失敗後，又於同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調集湖南、江西兩省共六個旅的兵力，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三次「會剿」。毛澤東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敵人「會剿」的計劃，決定紅軍第四軍主力轉入外線打擊敵人，以紅四軍的一部配合紅五軍留守井岡山。經過內外線的艱苦轉戰，紅軍開辟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曾經被敵人一度侵佔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8〕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給紅軍第四軍前敵委員會的信。本文中引錄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紅軍第四軍前敵委員會給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該信的內容，主要是關於當時形勢的估計和紅軍的行動策略問題。中央的這封信所提出的意見是不適當的，所以前委在給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9〕這里是指湖南、江西兩省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會剿」。
〔10〕指反革命勢力對付人民的革命力量採用血腥屠殺的手段。
〔11〕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舉行。會上，瞿秋白作了《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劉伯承作了軍事問題的補充報告。會議通過了政治、蘇維埃政權組織、土地、農民等問題決議案和軍事工作草案。這次大會肯定了中國社會仍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當時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高潮之間和革命發展是不平衡的，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爭取群眾。會議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特別指出了當時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次大會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但也有缺點和錯誤。它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適當的政策；對於大革命失敗後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於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
〔12〕指福建西部長汀、龍岩、永定、上杭等縣的工農民主政權，它是紅軍第四軍主力一九二九年離開井岡山進入福建時新開辟的革命根據地。
〔13〕「固定區域的割據」指工農紅軍建立比較鞏固的革命根據地。
〔14〕蔣伯誠，當時任國民黨浙江省防軍司令。
〔15〕郭，指國民黨福建省防軍暫編第二混成旅旅長郭鳳鳴。
〔16〕陳盧，指福建的著匪陳國輝和盧興邦，他們的部隊在一九二六年被國民黨政府收編。
〔17〕張貞，當時任國民黨軍暫編第一師師長。
〔18〕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雲南鹽興（今祿豐縣）人。當時任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
〔19〕熊式輝（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義人。當時任國民黨江西省政府委員、第五師師長。

『玖』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部分原文如下（全文見參考資料）：

在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上，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缺少正確的認識。他們雖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卻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

因此他們不贊成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在福建、廣東、江西之間的三個邊界區域的流動游擊，同時也沒有在游擊區域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此也就沒有用這種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

他們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范圍的大革命。

(9)星星之火宣傳擴展閱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本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是為答復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徵求意見的信。

毛澤東當時在福建上杭古田修養，在這封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那時在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行動問題上，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缺少正確的認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中國的一句古話，就是說，新生事物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前途是光明的。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毛澤東同志以此來比喻中國革命。他認為在中國的環境里革命的「星星之火」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

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國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最終取得徹底勝利的代表性表述。毛澤東的這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時安定了不知多少黨內的同志，使他們看到了希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這星星之火，使勝利的紅色旌旗飄遍中國，點亮了中國革命的燈塔，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我們黨憑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堅定信念和「艱難奮戰而不潰散」的艱苦奮斗作風，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取得了一個接一個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