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大数据之医药营销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中国制药网 市场分析】随着近年来医药行业政策频繁出台以及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医药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在激烈竞争中，药企要想占领市场并获得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产品的营销模式创新、通过互联网 ，不断革新和实施营销模式，实现大数据营销，而兼具“打破传统”和“智慧未来”是现代医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大数据并非“繁花似锦”
随着近年来医药行业政策频繁出台，使得市场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十二五”专项规划》以及《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药价放开等一系列规划的公布，带动了整个医药行业发展机遇。同时，商务部和工信部提出的支持、鼓励医药企业做大做强的政策也使得行业内面临优异的资源整合机会，业内认为，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医药行业的“黄金时期”。然而另一方面，反商业贿赂后遗症持续、基药招标仍旧采取“唯低价是取”或二次议价，《新广告法》等政策的出台，令药企原本运用自如的各种营销模式却难以一展拳脚。
“新医改的各种政策，对医药营销模式变化确实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药企大多是无奈被动的适应政策的变化。但目前各种营销模式几乎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和发展，比如医院药占比催生了DTP（DTC）模式；招投标催生了基药运作模式；招投标落标催生了处方药转型OTC模式；新医药和电商扶持催生了开销模式；各种降价模式催生压缩了代理模式；鼓励民营资本办医疗，催生了专做民营医院模式；医药连锁上市和税控体系让单店无法生存，连锁集中度提升由此诞生药企的KA运作模式等。衍生出如此多样的营销模式均是政策遗物，因为在政策面前，药企抱怨等待都是无用的，只能是‘天竟物择，适者生存’。”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OTC事业部总经理李从选解释道。
事实上，即便政策频发影响了药企在市场上的布局，但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药企开始依赖医药大数据寻求营销模式的创新。对于这一大数据营销模式的出现，李从选认为，其发展前景并非“繁花似锦”。因为大数据营销是基于多平台的大量数据，依托大数据技术的基础上，应用于互联网广告行业的营销方式。大数据营销衍生于互联网行业，又作用于互联网行业。依托多平台的大数据采集，以及大数据技术的分析与预测能力，能够使广告更加精准有效，给品牌企业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大数据营销的核心在于让网络广告在合适的时间，通过合适的载体，以合适的方式，投给合适的人。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大数据真正服务于药企营销，仍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因此需要药企在不寄希望于大数据的基础上，积极研究、利用、尝试。
然而，针对大数据营销，有观点表示，“并非所有药企均适合”。在大数据的影响下，面对存在的现实问题，药企在设计大数据营销模式时，业界也多次提出药企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切入送药APP的企业；二是进行的DTP（直接针对患者销售高价值药）模式；三是借助健康管理销售产品模式；四是慢病管理的OTO模式。余下药企，也就是把大数据作为服务消费者的一种电子化高效快捷工具而已。
对于大数据营销模式，有业内人士指出，“其只适合静态疾病领域的监控，如慢性病药企。”对此，李从选十分赞同。“我认为确实是各种慢病和重大疾病为主才有必要介入大数据，提供系列跟踪服务。偶发性一次性疾病、小病，用不着大数据管理。”
事实也正如此，如作为独家降血压苗药生产者——贵州源和药业打造的全新营销模式就是把大健康产业与大数据结合起来，建立大数据网络营销管理平台。去年11月，贵州源和就启动了网络营销数据库的建设，如今，大数据营销管理平台初步成型。贵州源和药业开发的大数据管理平台，颠覆了传统营销模式，将对患者进行综合管理，全面录入患者基本信息，建立健康管理档案，专家团队根据信息对每一个患者进行综合分析，最后出具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患者提供预防、治疗、康复理疗等全方位服务。
“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生产药品，而是要做健康讲座、预测、治疗、康复等一系列工程。并通过不定期举办健康知识讲座，搭建患者与医生沟通的桥梁，拉近彼此关系，让患者更加了解自身情况，利用数据营销赢得了患者的赞誉。”谈及数据化管理，贵州源和有限公司总经理邹文江表示。
管理需结合地域特色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医药市场环境下，我国的医药营销模式类型多样。而大数据营销模式作为“互联网 ”的代表之一，其对药企营销模式的创新同样带来了影响。
“谈不上‘互联网 ’，我认为叫做“ 互联网”比较合适，无非就是积极主动地把网络、电商的各种技术手段用在传统的各项营销管理活动中去，提高效率和效益。”李从选如是说。
另外，他还进一步表示，面对不同区域，药企往往采取的营销模式也不同。因此，药企应结合区域特点，利用大数据去深耕区域市场：第一，建立消费者数据库，调研消费者需求、开发、升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建立消费者粉丝圈，直接和消费者互动和销售产品；第二，立项的状况和和连锁药店结合起来，利用连锁终端会员大数据做患教与服务，促进产品销售。同时还可以提供可穿戴移动终端设备采集消费者大数据，网络（PC和移动终端）上提供咨询服务，实现最终消费者依赖，从而出售产品。
此外，还有专家提出，“即便药企选择了大数据营销模式，但其管理也极其重要。”针对该观点，邹文江认为，好的品种，好的营销模式，需要好的营销队伍执行落地。大数据营销系统建立，需要药企具备优化制度流程、专业管理工具和经过若干次以上训练并熟练使用这套流程和工具的人或者是团队。而思想不统一、理念不一致、流程复杂化、团队执行力差是影响药企营销模式落地的主要因素。所以，数据优化流程，事情简单化、提高员工的工作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李从选也认为在对大数据营销模式管理时，相关药企应警惕如何采集到大数据是个难题，需要克服；服务采集到的消费者大数据不泄密也难；利用采集到大数据服务患者不引起反感等难题。
与此同时，相关专家也还提醒道，药企在进行大数据营销模式变革时应根据政策变化作出微调和改进，并不能彻底颠覆，因为营销模式调整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问题，需要慎重。而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更多地在政策细节上去保护科技含量高的品种；保护好价格走低但疗效好的品种；保护好大型知名药企，尽量避免无质量的低层次的市场竞争。同时，政府扶持鼓励利用大数据的药企，给与政策宽松环境和融资宽松环境至关重要。
⑵ 求医药营销方面的论文或素材
作为医药产业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药品营销总是那么令营销人振奋的话题，由于历史因素它“销声匿迹”了几十年，但在获得“解放”后，它的能量终于疯狂释放，以致又步入了“过度”的境地。
远去的时代背影
对于七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来说，计划经济的年代或许没有什么印象了，但对于那些曾经在那个代里从事药品购销的人而言，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的药品购销、价格制定、经营模式、调拨方法等等，相信还不会从记忆中抹去，也很难抹去，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甚至半个世纪。
计划经济年代的药品销售根本谈不上“营销”，而仅仅是一种“购销”，药品经营企业实行全国统一规划，省以下统一管理，药品计划调拨，经济统一核算，购销实行“三级批发，一级零售”，层层下达指标，层层调拨，药品进口统一掌握，层层分配，医药批发商是贵族，医院是孙子，要送礼才能拿药物。“广西玉林某老牌制药厂销售科只有一个人就撑起了整个企业的药品销售任务”，广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沈兆熊副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这样形容医药企业的优势地位。
事实上，药品营销的变革与医药商业流通史的演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以安徽医药流通史为例，建国初期，大宗化学药品供应主要由皖北行署卫生处材料科负责，药品均采取单位申报，领导批准，药库直供的办法供应。1952年至1956年，中国医药公司安徽省、市、县三级公司纷纷建立，药品经营网络基本形成，国营医药公司已成为药品供应的主渠道。1957年，省级医药公司按商品流向，先后组建合肥、蚌埠等9个二级站，二级站负责对辖区各县市公司的货源供应和业务指导，形成了以二级站为主体、按商品自然流向调拨的药品供应网络，这种经营形式，延续到1983年。在此期间，所谓的药品营销是不存在的，但那些从事药品购销的人，还是结识了全国各地的同行，这成为了他们在医药行业实行对外开放后进行药品营销的良好资源。1983年后，除国营医药公司外，出现了专门从事药品经营的个体户，主要服务对象是农村及边远山区的消费者，由于药品过剩，为争夺有限市场，药品营销时代才真正来临了。
营销的动荡岁月
8月初，广州某星级宾馆，洋溢的条幅，红色的地毯，柔和的灯光，映着前来参加全国某医疗会议的医生们轻松的笑脸，在会议一角的药品生产厂家展位，成为了议会间医生们光顾的集中地，参会的医药代表就这样结识了医生。会后一位医药代表表示，这次会议效果还不错，但具体还需要跟进，否则对会议的赞助将会“打水漂”，至于如何跟进，那就大可不必宣扬了。
诺贝尔获奖者、对博弈论研究学者纳什曾经说过“当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行为都已经确定下来时，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利”。相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药品营销的一切，只是许多药品制造商、经销商无奈选择的结果，特别是对处方药推广而言，更是如此。
相信上述这位医药代表讲的是真话。因为这个看似创新的处方药营销方式，事实也是很普通的，并且与带金销售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在整个行业都在那样操作的tine，他已经别无选择。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医院推广静悄悄”局面相比，当前的推广更是充斥着一股燥热不安与急功近利的情绪。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药品医院推广，又是何时开始形成的呢？
在上世纪80年中后期，一些跨国制药企业落脚中国以后，医药代表就开始出现，当时一般以新药推广会的形式出现在医院相关科室，主要是宣传产品，这些大公司没有向医生支付临床费用。后来成为日本第一制药（北京）有限公司营业首席执行官的吉田昌利在回忆当时学术推广时的表示，1986年他开始尝试在中国进行学术推广，那时国内还笼罩着浓厚的计划经济味道，没有人对医生从药性、疗效、副作用等方面介绍新药，也没有人意识到开学术推广的意义，他当时带着10个组成的团队，从东北的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开始，到处召开学术推广会议，他们用大货车装着药品、资料，直接到达会场，3个月里就开了大概13场学术推广会议，所有参会人员都非常认真地听课，医生们也很朴素，发给他们的只是一只小小的电子温度计。
随着更多的跨国企业开展学术推广会议，药品营销的成本也在不断上扬，企业需要花很多钱，包括学术赞助、设备赞助等，甚至在会议当中给每一位参会者“红包”，美其名曰“车马费”“误餐费”。这些举措很快被国内众多企业模仿并加以“发扬光大”，后来厂商发现收效甚微，因为这些活动的实惠手握处方大权的一线医生太远，慢慢地，费用的花销形式发生了改变，一切从医院实际出发，只有按盒按支计算，才能抓住一线医生，此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越演越烈，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
某知名跨国医药公司一位中国医药代表分析了处方药带金销售的原因时表示，很多国外的新产品在国内都有仿制品，而仿制品质量不够高，产品和别人一样的，东西没人好，只好给回扣；很多过了专利期的产品有大量同类仿制品，疗效相近，而且几乎90%以上是国内厂商，为竞争只好带金销售；大量中药虽然临床验证有效，但是没有自然科学的数据，没有权威文献，医生用药是要理由要证据的，只好拿钱变通；医药流通管理制度存在的漏洞让人们有机可剩；大量的私人代理导致无数“药贩子”的出现，他们无力进行学术推广，只好“暗箱操作”；中国医生的低收益与高风险已严重失调，医生也不能像国外一样可以从医院拿到“处方费”。
“过度营销”来临
“手拎仿冒名包，身揣两百零钞，说话点头哈腰，远看像海外归侨，近看像港澳同胞，仔细一看，原来是医药代表”。这句顺口溜基本道出了医药代表这一群体的面貌，他们就像生活在阴影之下，小心翼翼地开展业务，彼此心照不宣地与医院院长、药剂室人员、临床大夫和库管、财务人员维护着一种微妙的关系，生怕得罪了医院的人，生活时刻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正是因为才进入中国十多年的“医药代表”，让药品营销变得新鲜、丰富、多样，乃至过度起来。
药品营销当中的“回扣”“红包”甚至经成为寄生在医疗行业的体内“毒瘤”，国家有关部门虽然历经多次“整风”，但根本无法根除。而走学术路线还是走带金销售路线，其实医药代表是没有太多的选择的，企业的策略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方式方法。有医药代表向记者表示，目前再单纯的搞学术赞助什么的，已很难引起医生们的兴趣。即便是已经中标进入医院，相近的产品在争夺客户（医生）之时，仍然是把搜索竞争对手的情报放在第一位，以便制定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特别是考虑怎样和医生形成更紧密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所做的已经是不是正常的营销，而是“人销”，或者叫做“关系营销”。在OTC和保健品营销领域，“过度营销”是目前营销人所关注的话题，但营销手段和方式方法相对简单得多的药品医药推广，事实上“过度”的行为也比比皆是。
处方药的销售与医院分家、医疗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医疗改革的落后严重影响了处方药营销的革新，但目前已经有一些企业介入医院药房，他们收购或委托管理医院药房，销售企业本身生产的产品和其它制药商的产品。但这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企业的行为，医疗体制改革难以进行，关键是利益作崇，多年来药品医院推广价值链已经根深蒂固，要打破现行的规则而且树立相应的新规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新规则的确立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