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人的营销策略

1. 中国古代、近代、现代都有哪些著名的商人,他们的经营之道分别是什么

1.范蠡，人称陶朱公。春秋末期人。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因为善于聚财致富而又乐于施财济众，所以被世人奉为财神。
2.端木子贡，儒商鼻祖。春秋末期卫国人,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也是“孔门十哲”之一。子贡虽出儒门，却懂经商之术。多年的经商活动使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为孔子与其门徒的周游列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历史上多用“端木遗风”来表经商致富之人，即源于此。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古代宗庙中盛生黍的祭器，常用来比喻有立朝执政才能的人）。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2. 中国古代10钟经商方式

为了将远行营商的经验传授给更多的人，专门的商业书出现了。其中既有方便商贾外出的《天下水陆路程》，也有内容详细、适合士商使用的《士商类要》，还有如何培养学徒的训练教材《生意世事初阶》。 希望能帮到你

3. 中国古代商业的几大要素

古代商业发展的原因 1．政治方面：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2．经济方面：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国家政策：统治者相对宽松的政策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 4．交通：水陆交通的便利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5．金融：货币、金融机构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二、中国古代商业 1、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由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商人。2、秦汉以来商业艰难发展：秦汉时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经商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商业总体水平不高。但还是有所发展，“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3、隋唐商业的发展：①邸店在各大商业城市不断兴办，都市商业不断发展；②农村集市贸易也发展起来，出现了草市。③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飞钱类似后世的汇票；③城市繁荣：长安、洛阳、益州、扬州；④市场发展：城市中“市”（ 商业区：长安有东市、西市）“坊”（住宅区）分开，商业受空间限制；⑤规定“日中为市”，商业受时间限制；⑥对外贸易：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唐设市舶使。4、宋元商业繁荣 ⑴表现：①城市繁荣，彻底打破“市”“坊”界限（这是隋唐城市和宋元城市的最大区别），“草市”比较普遍，商业活动不受空间限制；②出现了“早市”、“夜市”，商业活动不受时间限制；③商业交换品种迅速增加，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投向市场；④世界上最早纸币交子出现并推广；⑤出现娱乐场所：勾栏和瓦肆；⑥贸易发达：边境贸易和海外贸易发达。

4. 中国古代营销模式归纳总结

官营手工业：在冶金、制瓷、丝织等诸多行业中由官府经营，一直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内地位

私营手工业：容民间私人经营的作坊或工场，产品出售供民间消费

家庭手工业：一种家庭副业，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和交纳赋税，剩余部分才拿到市场上出售

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民间手工业并存。官营手工业由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主要生产武器等军用品和供官府、贵族消费的生活用品。它凭借国家权力，拥有雄厚资金，征调优秀工匠，使用上等原料，生产不计成本，利于细密分工和协作，利于手工业技艺的提高，产品大多非常精美。官营手工业代表着当时生产技艺的最高水平。直到明代前期为止，官营手工业一直占据着古代手工业的主导地位。

5. 中国古代商人的经营思想及兴衰原因

两个方面：
政治上：重农轻商便于统治，百姓固定，商人到处跑，不好管。
文化：儒家轻商，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如此，以后越来越厉害，到了宋朝作词都被瞧不起。

古代商人地位低

1.赋税：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从秦朝直至清朝，无不强调以农为本，这其中确有传统和关于百姓温饱甚至王朝稳定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统治的方便性和赋税！封建王朝农民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三重的责任，帝王通过大小官吏收取全国土地的地租为税，收取人头税为赋支派民众出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河、建陵甚至戍边）为役。而无论这其中哪一项都有先决条件，即人员的相对驻地的固定性和民众的顺良。人员固定，税赋方便收取，劳役便于支派，所以有户籍制、保甲制等等，限制人员流动。特别是在盛世，人口急剧增长人头税成为很重要的国家收入组成，就更强调人员的相对稳定。商人的特性是随利而走，当然不会受统治者欢迎。
民众特别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其劳动的特质决定了，他们相对的稳定性和极强的灾难承受力（品行温良），相反商人的逐利本性和冒险精神是难以为人长期盘剥的！故被统治集团长期打压，地位低下。

2.经济思想的长期落后：古人只看到商人在流通领域高卖低买，赚取中间差价，便认为其奸黠狡诈，不事生产而徒分其利！认为商业本身不创造价值（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此一说），反害农桑，故有重农抑商一说
这也造成了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

3.社会心理的影响：因为以上两点，在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刻意描述和诱导下，商人在社会大众心理中的职业地位日渐沉沦，少数行业败类的恶行被无限夸大甚至放大为整个职业群体的群像，同时，在封建社会商人本身的话语权有限难以为本阶层正名，加之国人久已有之的仇富传统，更使商人阶层整体难以摆脱地位低下的境地。

4.儒家思想的毒害！ 汉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象吕不韦就是大商人出身。孔子的学生子贡好像也是。

5.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 （《管子·轻重甲》）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管仲为齐桓公作首相，垄断盐铁批发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使齐国经济发展，国库充实，能够成为春秋五霸。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用12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史记·秦本纪》）；赵国阳翟富商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秦始皇“尚农除末”，商业不发达。但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只好征收6%的财产税。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6. 中国古代有哪些营销鬼才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已经发展了有几千年了。而这几千年的历史之中有很多特别优秀的人。就是那些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的人。而我们现今对这些人也十分的敬佩。虽然说现在也有很多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但是假如没有古代这些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贡献的人就没有现在了。而古代有哪些营销鬼才呢？

我想鬼谷子这个名字大家也很熟悉的。也是在一些武侠小说中出现的人名。但是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有野史说他教导出来的弟子很多都是精英。比如像商鞅、白起这些人。

7. 中国古代商人是如何发展

两个方面：
政治上：重农轻商便于统治，百姓固定，商人到处跑，不好管
文化：儒家轻商，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如此，以后越来越厉害，到了宋朝作词都被瞧不起。

古代商人地位低

1.赋税：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从秦朝直至清朝，无不强调以农为本，这其中确有传统和关于百姓温饱甚至王朝稳定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统治的方便性和赋税！封建王朝农民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三重的责任，帝王通过大小官吏收取全国土地的地租为税，收取人头税为赋支派民众出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河、建陵甚至戍边）为役。而无论这其中哪一项都有先决条件，即人员的相对驻地的固定性和民众的顺良。人员固定，税赋方便收取，劳役便于支派，所以有户籍制、保甲制等等，限制人员流动。特别是在盛世，人口急剧增长人头税成为很重要的国家收入组成，就更强调人员的相对稳定。商人的特性是随利而走，当然不会受统治者欢迎。
民众特别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其劳动的特质决定了，他们相对的稳定性和极强的灾难承受力（品行温良），相反商人的逐利本性和冒险精神是难以为人长期盘剥的！故被统治集团长期打压，地位低下。

2.经济思想的长期落后：古人只看到商人在流通领域高卖低买，赚取中间差价，便认为其奸黠狡诈，不事生产而徒分其利！认为商业本身不创造价值（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此一说），反害农桑，故有重农抑商一说
这也造成了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

3.社会心理的影响：因为以上两点，在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刻意描述和诱导下，商人在社会大众心理中的职业地位日渐沉沦，少数行业败类的恶行被无限夸大甚至放大为整个职业群体的群像，同时，在封建社会商人本身的话语权有限难以为本阶层正名，加之国人久已有之的仇富传统，更使商人阶层整体难以摆脱地位低下的境地。

4.儒家思想的毒害！ 汉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象吕不韦就是大商人出身。孔子的学生子贡好像也是。

5.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 （《管子·轻重甲》）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管仲为齐桓公作首相，垄断盐铁批发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使齐国经济发展，国库充实，能够成为春秋五霸。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用12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史记·秦本纪》）；赵国阳翟富商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秦始皇“尚农除末”，商业不发达。但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只好征收6%的财产税。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8. 中国古代营销

中国古代营销模式总结:
官营手工业：在冶金、制瓷、丝织等诸多行业中由内官府经营，一直在世界上保持容领先地位.
私营手工业：民间私人经营的作坊或工场，产品出售供民间消费.
家庭手工业：一种家庭副业，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和交纳赋税，剩余部分才拿到市场上出售.
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民间手工业并存。官营手工业由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主要生产武器等军用品和供官府、贵族消费的生活用品。它凭借国家权力，拥有雄厚资金，征调优秀工匠，使用上等原料，生产不计成本，利于细密分工和协作，利于手工业技艺的提高，产品大多非常精美。官营手工业代表着当时生产技艺的最高水平。直到明代前期为止，官营手工业一直占据着古代手工业的主导地位。

9. 中国古代商人是如何实现发家致富的

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立国的代，在这个时代里，农业才是统治者所重视的行业，因此，在几千年来的重农抑商政策之下，商业的发展向来不被统治者所看好。但是这却不影响民间富豪数量的增加和一些财力雄厚的商人出现。

在中国古代历史当中，富豪势力的强大是极为常见的，有些甚至能够左右国家的经济。在中国古代，商人这些方式无非是通过笼行业垄断，或者说是赚取差价，以及通过政治上的特权为自己的商业发展谋取暴利，这些方式来实现发家致富的。

他们能成为首富，不是没有理由的，如今让我们透过历史长河的事情，去看看古代富豪的发财之道，看他们是如何实现发家致富的。

而这些官商团体凭借着自身独特的优势，更容易发家致富。不得不说，在中国古代富豪的发财之道，最离不开的便是有着政治身份的助力。

在中国封建时代里，富豪的发财之路主要通过赚取差价、拥有着特定的生政治身份为自己谋取暴利以外，便是通过远洋贸易来实现奇货可居的目的。

不得不说，这些商人确实拥有着适应了中央集权时代下曲线发展的想法。他们正是因为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才能够发财致富。对于今天商人的发展来说，更应该注重于对时代潮流的把握，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10. 中国古代商人最智慧的经商十诀是什么

中国人经商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商业文化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商业活动中逐渐培育出中国商人“秘而不宣”的经营谋略，归纳起来为“经商十诀”。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战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遂选陶地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世贾，“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 “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江苏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交通发达，水运便利，货往频繁。其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众多商人纷至沓来，一时商贾云集，秦商、晋商在这里定居经营。有名的徽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称雄江湖。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范蠡和商祖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的变化。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趋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郁离子》中记载：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买者甚众，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结果获的利远不及前者。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五、雕红刻翠，留连顾客

《燕京杂记》中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有的店铺招牌高悬，入夜家家门口点起了五光十色的锦纱灯笼，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昼。有的店铺摆挂商品宣传字画，张挂名人书画，附庸风雅。以此来升华店铺的品位与提高顾客的回头率。还有些茶肆、饭馆、酒店中特意安排有乐器演奏和评书为客人助兴。宋代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经营者们深深懂得豪华的装饰，反映一个店铺的实力，于是店堂设计画柱雕梁，古色古香，金碧辉煌，极尽铺陈之能事，以迎合达官巨贾、贵妇名媛“以求高雅”的消费心理。在服务上进门笑脸相迎，出门点头送行。这些敬客如神的作法加上高贵典雅的装饰，使众多顾客“如坐春风”，“一见钟情”，从而留连忘返、百顾不厌。 六、以义为利，趋义避财

清朝年间，有一商人名舒遵刚，精榷算，善权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他还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财自道生，利缘义龋”以此严于律己，做到 “视不义富贵若浮云。”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七、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韩非子·五蠢》中说：“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善”字。资金不足，必须善于使用，使用的目的也是获利，唯有资金与商品流通不息，才能使利润滚滚而来。对待商品要做到“务完物”，即贮藏的货物要完好，“腐败而食之货勿留” ；处理资金要做到“无息币”，即指货币不能滞压，“货币欲其行如流水”，货币和商品流通了，买卖就活了。宋代的沈括举例说:十万元资金倘不周转，“虽百岁故十万也”，如果贸而流通，加快周转，“则利百万矣”。

八、奇计胜兵，奇谋生财

兵家常说：“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书中还列举了卖油脂的雍伯、卖肉制品的浊氏等商人，他们都是掌握一技之长，经营奇物的商品而致富的。后世的“张小泉剪刀铺”亦然。清代山西太谷县一个曹氏商人，有一年看到高梁长得茎高穗大，十分茂盛，但他觉得有些异样，随手折断几根一看，发现茎内皆生害虫。于是，他连夜安排大量收购高梁。当时一般人认为丰收在望，便库存高梁大量出手。结果高梁成熟之际多被害虫咬死，高梁欠收。而曹氏商人却奇计获利。

九、居安思危，处盈虑方

《书经》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汉书·息夫躬传》有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商人李祖理“精理精勤，竹头木屑之微，无不名当于用，业以日起，而家遂烧”。秦末有位任氏商人“折节为俭”，要求家人“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古人关于经商理财的记载中还有：“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由此可见，经商者居安思危，勤俭为尚。“处乎其安，不忘乎其危”。少一些安乐，多一份忧患，将使经商者进入佳境。

十、择人任势，用人以诚

孙子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势”。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齐国的商人叫刀闲。当时的商人一般都不愿雇用头脑灵活的人做事，惟独刀氏专门使用这种人，并给以丰厚的报酬和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干，这些雇工干得十分卖力，也非常出色。明代苏州有个叫孙春阳的杂货店，其店分为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取下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代至清乾隆年间二百多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像苏州这个店铺林立之地，孙春阳的杂货房生意竟然能兴盛二百多年，其成功之奥秘当得益于用人以诚，店规之严。清道光年间的黔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50余年，由于他以诚待人，童叟无欺，名声大著，晚年罢业回乡，有人要求“以重金赁其肆名”，他一口回绝，并说：“彼果诚实，何籍吾名也!”可见，“诚信为本”是中国人经商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