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里宣传

A. 刘烨胡军合作新戏《望道》，这部戏的题材是关于哪方面的呢

讲述了二十世纪初叶，经历了留学日本、浙师风潮和上海渔阳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洗礼的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方向，走向了新中国的诞生。

B. 求大型文献电视片《开天辟地90年》观后感 800字

自从盘古开天劈地起，我们的先人就一直在不停地寻找探索一条能让国富民强的道路。经过数世纪的风云变换，19世纪以前，中国的综合国力仍然处于世界前列。从1840年到1905年的65年中，中国人民一直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通过一个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一步步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黎明的曙光。
今年我们怀着满腔豪情又迎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90华诞。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了《开天辟地》这部电视剧。《开天辟地90年》是献给伟大祖国的贺礼。电视剧《开天辟地》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成长，放在近现代史的宏大的背景中，展示了共产党在历史中的主旋律。这部电视剧始终围绕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条主旋律，让人们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在无比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塑造了共产党人一心为公和无所畏惧的光辉形象。在中国“开天辟地”象征着伟大的首创精神。他是打破一个旧的黑暗和浑沌的世界，开辟一个晴朗而纯净的天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是黑暗而又混沌的世界。在以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革命的先驱们用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开辟出一片暂新的天地。电视剧《开天辟地》非常好的完成了从神话到现实的诠释。因为“开天辟地”首先让我们想到中国一个伟大的神话，就是盘古开天地。用这样一个神话象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这里面包含着很多很多深刻的底蕴。她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岸巨人的诞生，象征着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的开端。
《开天辟地》确实把中华民族的追求和理想，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中国人民的选择和共产党的伟大都深刻的揭示出来了，它不但描述了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欺辱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还挖掘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党史，触及了过去有很多空白的事件和人物。另外，这个剧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剧中，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不再是脸谱化的人物，在历史过程中，这几个人物都是对等的。它在详细地诠释了孙中山、李大钊和陈独秀革命先驱的同时，又展现了毛泽东在当时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列宁主义，并把它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形成思想。还详细地表现了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非凡的组织能力。再有，在《开天辟地》里，把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期，所发挥的巨大的作用展现出来了，让周恩来这个光辉形象更加的丰满了。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那种特殊的笑声也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开天辟地》吸引我们走进这批革命伟人的历史，从他们的历史中更多的了解和理解他们，这是《开天辟地》中人物塑造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我想这部电视剧不仅仅是教育了我们普通百姓的，更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了的历史教材，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其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怎样为中国的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今天的政权又来得多么地不容易。水能载舟，也可以覆舟。要做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唯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促进发展。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历史，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魂”。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她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万古不朽。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历史使命，坚持信念，开拓进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C. 2011年7月今日说法的观后感，2篇就好，500字的……

最佳答案
1921年夏，从上海里弄里三三两两地走出一群人。他们之中有些人穿着长衫，有些人系着领带，身着西装。他们说着各地的方言，消失在上海近郊的黑夜里。几天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这群人又聚集到了一起。湖面细雨如丝，那艘精巧的画舫里，突然传出了低声的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微弱的呼喊声迅速淹没在雨声中，然而，在中国大地上，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正在迅速汇聚，它将推动着中国革命的红船，扬帆起航。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是——

石库门——红色火种传播地

2001年5月22日，晨光初露，日影投射在上海那幢著名的石库门房屋上。这幢房子始建于1920年秋天，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外墙青红砖交错，有着浓厚的中西合璧色彩。这里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共“一大”会址，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那带有殖民色彩的矾红色半圆形门楣，呈现巴洛克式卷涡状水草花式。粗重厚实的花岗岩门洞下，如潮的人群正从全国各地涌来，瞻仰红色火种的传播地。叩响那对黑色石库门上的闪亮铜环，人流与历史在这里交织，肃穆与景仰凝聚成一种力量。陈列柜中那些泛黄的书卷，是开启历史大幕的钥匙，而那如织的人流不断地探寻着历史的足印，留下的是一长串崇敬。

记者跟随前来瞻仰会址的人潮，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鱼贯而入。80年前，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共“一大”代表是否就是从这里步入会场的呢？

会址的建筑格局恢复得与80年前别无二致。建党80周年前夕，这里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整修。会址纪念馆的流沙玲副书记告诉记者：“这所革命的老房子曾经遗失了近30年，解放后重新发现它时，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已成了‘恒日福面坊’，面目全非。”

1951年4月，经过半年勘查，中共上海市委找到并确定兴业路76号、78号 为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市委组织有关部门按当年原貌进行全面修缮，所有的家具、陈设均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按原样仿制。从它被发现的那刻起，对它的保护和修缮从没有停过。“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保持着这块革命圣地一如既往的风骨。

石库门下，乌漆实心厚木门内是一方狭长的小天井，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被挡在6扇落地玻璃长窗后，中央长形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桌上放着紫铜烟灰缸、铜制立式火柴盒、白瓷茶具，还有一只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桌子四周围着十五张椅子。

树德里——历史的大会在这里召开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望志路106号那扇黑沉沉的大门后，谱写着中国革命史诗的起首句，它的韵律深沉而又凝重……采访小组的记者把这里作为一个开端，探寻起革命先驱昔日的足迹。

1921年夏，操着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乘长江轮、坐长途火车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们朝着同一个目的地——上海汇拢。他们行动秘密，毫不声张，以至于1952年，谢觉哉在回 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他俩是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乳白色荷叶边灯罩下，在1921年7月23日那天曾散发出黄晕的灯光，屋外是沉沉的夜，它像是要指引摸黑前行的路人。对着望志路寓所前门的是一畦畦菜地，四周蔓草丛生，行人稀少。

望志路106号是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军阀陆军总长，“李公馆”的特殊背景和寓所周围清冷的环境，使中共“一大”在这里召开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夜幕下，代表们陆续到达会场，围坐在长桌四周，8点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一天，距离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还不到一年时间。

出席“一大”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代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两位著名的共产党人陈独秀与李大钊未能出席。

二十四岁的张国焘被推选为会议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张国焘在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之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实际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他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信中谈了四点意见：“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北京代表刘仁静坐在马林身边，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会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词：“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马林在会上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

散会后，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和大多数上海人一样，寓所前门望志路106号是关着的，代表们经后门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离开会场。据有关人士介绍，这是中共“一大”惟一一次代表全部到齐的会议。

博文女校——代表们曾经的住所

除陈公博偕夫人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代表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几经努力，记者被允许去博文女校原址采访。记者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向前步行100多米，右转弯，同样是一座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一楼一底。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刘荣珠说：“为了保护这幢建筑，纪念馆将空置的博文女校原址利用起来，有人住在屋里，还可以做些日常维护。”博文女校面积不大，二楼曲尺形走廊尽头，第二进房间是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曾住过的屋子，现已恢复原状：窗户边放着老式的小书桌，两张木板床上铺着草席，呈丁字形摆放，中间放着竹制书架，屋里一尘不染。刘荣珠说：“当年从上海里弄里认出这幢房子时，以前的博文女校已是当地文化局的职工宿舍。前些天，这里的老住户回来看过，还拍照留念了。”

“一大”召开时，有9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当时正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黄绍兰。代表们的住宿是李达夫人王会悟具体安排的。当时，王会悟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之声》的编辑，与徐宗汉、黄绍兰关系很好。她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校长租借教室，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黄绍兰一口答应下来。

会议7月25日、26日曾休会两天，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根据马林在第一次大会上的提议，推选成立了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组成。经过休会两天紧张地工作，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然而，今天会址纪念馆的展示厅里，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却没有中文原本。一些党史专家告诉记者：“党的‘一大’起草的纲领和决议的中文文件极其珍贵，可惜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这些中文原件以后都散失了，现存的只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俄文译本原存于共产国际，50年代由苏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资料，移交给中共中央。英译本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附录。”

7月30日晚，举行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会议依旧在八点以后举行。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

代表中，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当时他闹肚子，出不了门，只好独自一人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地板上。

会议刚开始不久，会场后那扇虚掩着的后门突然闯进一个穿着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后据有关人士回忆，此人是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他朝四下环视一周。代表们问他干什么，那人含糊其词地说：“找社联王会长？”又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然后，匆忙退出。距李汉俊寓所第三家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各界联合会没有会长，也没有人姓王。马林问代表，是否认识此人，代表们都说不认识，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会议被迫中断，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来分钟后，法国巡捕房派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士兵、三个翻译共9个人包围了李汉俊家，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他们翻箱倒柜，足足搜查了一个多小时，除查到了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得很凌乱，字迹模糊，被巡捕房的人当做无关紧要的废纸，踩在脚下。闯入者一无所获，离开后，还在这所房子周围布下暗哨，监视进出人员的行动。

老渔阳里2号——里弄里的中央工作部

当晚12点左右，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寓所。

老渔阳里2号离会场不远，5月22日，记者花了些时间，在上海老城区一条条狭小而又繁忙的马路间寻找。在淮海中路临街的水果摊边，一位六十多岁的胖大妈坐在里弄口乘凉。她不知道老渔阳里2号在哪里，却反问：“你们是找陈独秀的老房子吧？呶，在那边，门口有块牌子。”老太太露出了一脸笑容。才十来步路，记者就看到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新青年》编辑部。黑色的大门紧闭，锈迹斑斑的门环贴在门上，看上去是上海里弄再普通不过的老式墙门。只有左侧一块汉白玉的纪念牌还能说明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记者用力地敲响门环，门里出现一位睡眼惺忪的妇女，她说：“来参观的人太多了。”她指着自己居住的房间说：“里面还有一块纪念牌呢。”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堆着一些家什，在长沙发上，一块汉白玉的牌子告诉人们，这间不起眼的屋子曾是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毛泽东也曾在此工作过。

“一大”代表消失在黑夜中后，在这间屋子聚会，决定转移会址，几天后，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诞生了。
历史像一位老人，从容地安排着一切。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让代表们受到直接损失，但代表和会址均受到监视，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可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交通方便。代表们采纳了她的意见。
茫茫大上海——寻访代表后人
对中共“一大”的采访已经进行了两天，记者在繁华的上海大街和里弄穿梭，总算采访到了全部的旧址，也采访到了众多知情人。但有一个念头一直在我们心中缠绕：“一大”代表是否还有后人在世呢？虽然“一大”距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但我们似乎有一种预感，在这片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肯定能找到“一大”代表的后人。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感是正确的。就在我们打算离开上海的时候，偶遇会址纪念馆研究员陈绍康，他透露，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2位代表的子女生活在上海。一位是王尽美的儿子王杰，另一位是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在陈老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几经波折，记者终于得到了他们的住宅电话号码。两位老人听说是要谈谈自己的父亲，欣然应允。
5月22日夜，记者驱车赶往康平路找寻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儿子王杰。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一听是去康平路，肃然起敬：“那里住的可都是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80年过去了，上海的夜依旧凉爽而湿润，然而，租界没有了，一路行来，沿街的外企办公楼高耸入云，但早已是另一番天地了。王杰已逾古稀，当年王尽美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他还在母腹中。老人是随军南下干部，后调至上海交通局任局长，今日他还保持着军人的习惯：穿军裤，着布鞋，随和而平易，一口山东口音，声若洪钟。谈起王尽美，老人颔首而笑：“我父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知道的不详尽，大多是听我奶奶讲的。”墙上显眼位置挂着王尽美的遗像。王杰说，这张照片还是奶奶藏在老家土墙里才保存下来的。王尽美长期离家在济南进行党的活动。反动军队知道王尽美是共产党员，经常到他莒县的祖屋骚扰，有一次还抓走了王杰的奶奶，幸好邻居凑了些钱，才赎出来。老人还记得王尽美去世时留下的遗言，虽然这份遗书上只字未提自己的家庭，却道出一名共产党员最真挚的期盼“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道别时，王杰老人固执地要到家门口，目送我们离开。
5月23日，记者驻留上海的最后那天早晨，我们拜访了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这个名字让人感到如此熟悉。安顺路那个小区绿树环抱，鸟鸣阵阵。刘文澜搬入新居不久，屋里清爽、明亮。她长得极像照片上的刘仁静。刘文澜和丈夫陈良廷曾合作翻译过《乱世佳人》、《教父》等书，名字为人熟悉也就不足为怪。说到从事翻译工作这一点，刘文澜说：“是受父亲的影响”。刘文澜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刘仁静生活中的许多趣事。刘仁静有一次偕妻子到上海看望女儿、女婿。他和女婿陈良廷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谈着谈着，刘仁静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是党员吗？”陈良廷说：“不是。”刘仁静不再做声。刘文澜笑着说：“后来，我爱人说，我父亲听说他不是党员，一脸不高兴，他还是相信党的。”令人惋惜的是，1987年8月5日，85岁高龄的刘仁静清晨外出锻炼时，不幸被公交车所撞而去世。刘文澜说：“父亲的追悼会是在八宝山开的。”告别时，我们看到刘仁静的外孙女陈造容正在创作一幅以中共“一大”为主题的水彩画：杏黄的背景下，映射出淡淡的“一大”会址背景，一团鲜红的烈焰衬托着镰刀、铁锤，欲喷薄而出。她说：“这是为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创作的。”
南湖画舫——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5月23日时近正午，中共“一大”会址前，人流如潮，董必武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挂在展厅的结尾，面对它的是南湖上那艘精致的画舫。
嘉兴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分东、西两部分，形如两鸟交颈，故雅称鸳鸯湖。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为624亩。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1921年，7月30日，上海望志路会场遭到破坏后，王会悟与部分代表提前赶到嘉兴，在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租下两间房，并托旅馆的账房雇了一条游船。另一部分代表们在第二天到上海北站，乘车南下。陈公博则因30日晚开会时的变故，31日黎明他住宿的大东旅馆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心有余悸避走杭州，到灵隐寺安心静养去了。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不便继续出席会议，没有同行。
在嘉兴城老城区，记者找到那时被称作张家弄的马路。如今嘉兴已将其拓宽改称“勤俭路”。据当地的地方志专家介绍，旧时张家弄是嘉兴城最热闹的处所，唱戏的、变把戏的、说书的，济济一堂。王会悟当年租下的鸳湖旅馆，在当地属“星级”较高的。然而，它的繁华只能在南湖纪念馆的展厅中才能看见了：两层回廊式结构，颇有气派。50年代嘉兴旧城改造，鸳湖旅馆也随即灰飞烟灭，向老一辈的人打听，才知道它的位置是今天勤俭路上的人民剧院。5月25日上午，记者找到人民剧院后门，一群剧院工作人员正在拆洗座套。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工人说，鸳湖旅馆就是这里，要说它的历史，那就长了，以前它对面是五芳斋粽子店，热闹着呢，后来拆了。
赶往嘉兴城的中共“一大”代表，或许当时就从记者所在的位置上，缓步走向南湖的狮子汇渡口，开创了一段伟大的历史。南湖湖心岛烟雨楼如今成了揽胜之地，东南方那艘精致画舫停泊岸边，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红船就停靠在这前后一百米左右的方位，那时这里是很僻静的。”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借用一叶小舟登上租下的中型画舫。这一天是阴天，间有小雨，湖面上有四五条游船，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泊在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泊船东南向斜对着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湖上细雨如丝，听来如军士衔枚急走。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开会时，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船舱里，金碧辉煌，每根柱子都刻着金色盘龙。四壁雕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横匾上镌“湖光彩月”。
甩掉跟踪的密探，远离人喧车嚣的上海，如此安谧，如此秀丽，浅绿色的湖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午后，小游船增多，湖上到处是留声机唱京戏的声音，酒龙诗虎，呼卢喝雉，一派喧闹。5点左右，湖上出现了一条小艇，代表们以为是政府巡逻艇，曾暂时停止开会，当得知是私人游艇后，会议照常进行。那张被密探忽视的“废纸”，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为：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纲明确地声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建立的。接着在南湖的这艘游船上，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下午6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代表们当夜离开嘉兴城。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D. 关于陈独秀的历史人物小传600字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城北的一间小平房里。早年毕业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1901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1905年创建安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学长（相当于系主任）。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网络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
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19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E. 团的临时中央局成立于多少年啊

1921年,在上海成立团的临时中央局,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并选举正式中央机关之前,代行中央职权.
1920年上海就成立了早期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开展了筹建机器工会、开办工人半日学校、纪念"五一"宣传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它虽具有地方性，但实际起到全国青年团发起组的作用，团的临时中央局为什么将"团一大"召开地点从上海改成了广州呢？
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现存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与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机关设于上海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这是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
1921年3月，全国已经有团员千余人，于是在沪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俞秀松担任书记，机关仍设于霞飞路渔阳里6号。3月27日，唐山团组织的一封来信中，上款便写着"上海青年团总部代理中央机构诸君"。此时，青年共产国际(也称少年共产国际)东方书记部致函上海青年团，邀请派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信中赞扬"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
1920年4月1日，俞秀松在家书中说:"上海的朋友们推举我为留俄学生代表之一，而且推举我为中国赴俄京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的代表。"俞秀松出席大会时，在报告中对我国青年运动形成与发展、上海建团等论述甚详，并指出:"第一个青年团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5月，由于俞秀松和一批骨干相继赴苏俄学习等原因，团组织的活动无形停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此非常重视，张太雷在恢复团组织的同时，主持制订了临时章程，其中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1922年初，施存统从海外回国，在沪负责团的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地方团组织日常工作，不久又主办《先驱》(这份半月刊原由北京团组织出版，因遭北洋政府查禁移至上海)。此时，团的临时中央局机关搬到上海大沽路356-357号，系两幢石库门房屋，里面存放着团刊、上海团员调查表等，墙上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开团员大会时，连天井都站满人。随着各地团组织的纷纷建立，全国的团员迅速增至数千人，团的临时中央局认为有了新的发展契机，所以积极进行筹备，并通知各地团组织:将于4月在上海召开"团一大"。
3月6日，中共广东支部书记谭平山写信给施存统提出建议:"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中共中央和团的临时中央局鉴于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胜利，广州已经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兴盛的地区，遂采纳了这个意见。
"团一大"在广州召开
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共青团正式成立；施存统当选团中央书记，张太雷、俞秀松等当选执行委员。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六号在通讯中谈到:"这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是由上海临时中央局召集的。"

F. 韦素园的传略

韦素园（1902～1932），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六月十八日生于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实验区北大街一个小商家庭，其父韦美堂。韦素园兄弟共计5 人，他排行老三，大哥韦崇华（凤章）、二哥韦崇义（少堂）、韦素园原名韦崇文（乳名文魁）、四弟韦崇武（丛芜）、五弟韦崇斌，还有一个妹妹韦崇贤。韦素园自幼聪明，8 岁入私塾，11 岁与四弟韦丛芜进霍邱县立小学读书，民国三年（1914年）秋，叶集成立了明强小学，韦素园转入该校高年级第一班，同班同学中有后来考入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张目寒（1900~1980），还有后来成为作家和著名学者的台静农（1903~1992），著名翻译家、教授李霁野（1904~1997）和著名翻译家、韦素园的弟弟韦丛芜（1905~1978）。除张目寒外，他们后来都成为鲁迅发起和领导的文学社团——未名社的中坚。在同学中，他不像“一般孩子似的爱嬉笑，总是沉默的时候居多，穿着黑色的背心，身体微微的弯曲，在别人谈笑时，他总爱咬着指甲，静坐在一角向上凝视。然而在他沉着开口说话时，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听他用缓慢但却洪亮的声音，发出考虑过的意见。这常常是热烈争论的终结。”（李霁野《忆素园》）韦素园从小思想敏捷，容易接受新事物，因此，他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当时辛亥革命虽已发生几年，但镇上的大人、小孩还大多拖着辫子，在韦素园的倡议下同学们首先剪辫子，引起不少大人的惊奇。明强小学的校址在集镇的旧火神庙，庙宇的一部分变成了教室，但原有的泥塑火神像、文昌老君像，每年还有乡人去进香火，韦素园积极参加推倒泥塑活动，引起了一部分迷信乡民捣毁学校的大风波，后来终于推倒了泥像，明强小学在火神庙扎下了根。这曾引起过部分守旧派反对学堂的风波，可见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在他幼年就已形成。
韦素园从小虚心好学，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妙文，还会做诗、画画，1915年，在明强小学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13岁的韦素园看到校园鸡冠花盛开，他感兴吟诗一首云：
文冠屹立不求栽 ，壁上挺立独自开。
抛去世间尘俗气 ，今朝还与菊争魁。
还有一次，他画了幅兰花，兰叶下垂到兰根之下，自题题画诗云 ： 身居高位要临下，英雄不论出身低。
从这些诗画中，不但可以看出韦素园从小的文学艺术才能，也可看出少年韦素园所追的高尚人生品格。
民国四年（1915）秋，韦素园小学毕业后考入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仍刻苦学习，且胸怀报国之志。一年假日，他与几位同学游离叶集五里的胜塔寺，见寺中清游观里塑有赵匡胤手持蟠龙棍的塑像，遂吟诗道：“愿借蟠龙棍，摧毁众妖魔，拯救我民众，建立新中国。”他在“大丈夫应马革裹尸而还”的思想激励下，17 岁便投笔从戎，毅然离开阜阳三师到当时风云际会的北京，参加了段祺瑞的参战军。但不久便识破了段拥兵自恃，祸国殃民的骗局，决然离去，依其大哥到长沙政法学校读书。这时，“五四”运动席卷全国，韦素园积极投身其中，并参于了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民国9 年夏，随兄长到安庆转入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进校不久，安徽教育界要求拨给教育经费的“六二”学运兴起，军阀马联甲竟开枪打死学生，使得群情激愤，学运波及全省。韦素园被同学推举到省学生联合会担任领导工作。他不分昼夜编写、刻印、散发传单，积极宣传鼓动群众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直到斗争胜利。同时，他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并经常把《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书刊寄给家乡亲友，引导一批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民国十年（1921），韦素园从安庆去上海，入上海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院补习俄语，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夏，与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曹靖华、蒋光慈等人历经艰险，行程3 月有余才到达莫斯科，正赶上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三次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召开。他们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后，韦素园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在莫斯科期间，尽管饥寒交迫，他还节约下零钱购买字典、词典和苏俄文学书籍。次年因病回国时冒险将这些书籍带回。
回国后，他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帮助李霁野译校《往星中》，自己选译了梭罗古勃的《蛇睛集》。他和学友当时生活困难，常被迫卖文和典当衣物以解断炊之虞，韦素园就是这“堆”苦而有志青年的核心。
民国十四年(1925)春，经李霁野介绍韦素园去拜访鲁迅，经鲁迅推荐，他曾在北京担任《民报》副刊编辑。同年夏，在鲁迅的倡导下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曹靖华组成“未名社”，韦素园的小屋便成了社址“破寨”。次年创办《莽原》半月刊，韦素园任责任编辑。他不但看稿、编稿，自己还译完果戈里的《外套》，经常笔耕至深夜。
韦素园为人爱憎分明。他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同时，还为中国革命倾注满腔热血。他曾介绍霍邱籍的中共党员赵赤坪拜访过鲁迅；曾以未名社工作人员为掩护安置过王青士、王冶秋、李何林等一批霍邱革命者；为了表示对北京女师大反动校长林素园的憎恨，曾改名为“漱园”；还毫不妥协的与反动文人进行斗争。正如鲁迅说的那样：“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拼命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持久呢。”韦素园终因肺结核恶化大量咯血，一病不起，于民国16 年春住进北京西山福寿岭疗养院。
在患病治疗期间，他一面卧床就诊坚持翻译和写作，一面关心未名社工作，支持友人们的战斗。
民国二十一年（1932）8 月1 日晨，正当而立之年的韦素园逝世于北平同仁医院，葬于北平西山碧云寺下的万山公墓。鲁迅得到韦素园辞世的消息深为悲痛，称“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素园逝去，实足哀伤，有志者入泉，无为者住世，岂佳事乎。”鲁迅不但手书了：“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的碑文，而且著文《忆韦素园君》，对韦素园做了高度评价。

G. 韦素园是个怎样的人，概括和出处

韦素园(1902-1932)又名漱园，安徽霍邱县人，未名社成员。韦素园一生勤于文学翻译，译著有俄国果戈理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俄国梭罗古勃的《邂逅》等。同时还创作了大量散文、小品、诗歌等文学作品。逝世后，鲁迅先生手书"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碑文，并撰写了《忆韦素园君》一文。

鲁迅怀人散文特点及鉴赏
忆韦素园君》

《忆韦素园君》是鲁迅的一篇回忆性散文。作者通过记叙与韦素园相识、交往的若干情景，展现了韦素园认真而激烈的个性以及对朋友的关怀与友爱，并肯定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的努力与功绩，从而赞美韦素园宁愿作为无名的基石，无名的泥土，“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 ”的实干精神。同时，通过对韦素园人格的认同和赞美，鲁迅也嘲讽、批评了社会上其他一些做事轻浮、虚张声势的人。韦素园成了这类人的映照，从而表达了鲁迅对他们的不满和批评。《忆韦素园君》在人物刻画方面显示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作者寥寥数笔即将韦素园的基本性格特点色勒出来。首先，文章中有关韦素园的文字，基本上都与未名社的活动相联系，作者在肯定未名社的立场上肯定韦素园对于未名社所起的作用，自始至终将韦素园放在未名社的工作中加以考察，也就是在整个新文学运动背景中来评价韦素园这一文学青年，而决非以个人的好恶论功过，也决不就人论人、孤立地褒扬一个人，这就使这一人物回忆篇章有了更深广的内涵。其次，以具体事例，形象地、实事求是地描述人物是这篇散文的又一特点。鲁迅特别用了韦素园改名“漱园”、处理未名社内冲突等“小例子”，来揭示这一人物的性格品质，而毫无夸饰、抽象的议论。并且在这些事物的记叙中，鲁迅又有意用了对比手法，文章中既可见韦素园与未名社中有的人在光景艰难时却起来捣乱的行为对比，又有韦素园对于自己患病与对待朋友咯血的不同态度的对比，在比较中，这一人物的性格便愈加鲜明动人。第三，作者采用片断式章法，看似“零落”地“记忆”已故之人，其实却逻辑地展示了自己与韦素园相识到永别的过程：从初写韦素园的外貌、给人的表面印象到深入这一人物的内心；从回忆韦素园对未名社的努力支持，到确认未名社最终取得的成果与影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刻画韦素园的性格，肯定他的功绩，使文章结构凝炼，层次清晰。最后，作者还在叙述中糅入议论与抒情，配之以凝重、诚挚的笔调，突出地显示了鲁迅对韦素园的爱戴与怀念。

H. 中共一大召开地点是哪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

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方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

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7月底，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做向导，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再从狮子汇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岛，最后转登王会悟预订的游船，并在游船中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船上，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

(8)渔阳里宣传扩展阅读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马林后来又出席了第六次会议）。他们代表共产国际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马林还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接着拟定了会议日程。

在24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并交流了经验。25日至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3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

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她是浙江嘉兴人）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