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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
摘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
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
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
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
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
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
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
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
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
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
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
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
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
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
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
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
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
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
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
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
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
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
色的朝鲜儒学。
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
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
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
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
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
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
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
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
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
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
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
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
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
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
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
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
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
儒学已传入朝鲜。
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
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
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
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
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
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
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
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
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
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
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
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
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
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
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
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
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
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
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
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
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
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
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
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
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
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
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
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
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
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
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
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
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
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
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
姓的徭役。
(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
“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
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
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
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
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
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
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
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
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
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
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
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
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
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
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
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
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
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
分普遍,也十分严重。
(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
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
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
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
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
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
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
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
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
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
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
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
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
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
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
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
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
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
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
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
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
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
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
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
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
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
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
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
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
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
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
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
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
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
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
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
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
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
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
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
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
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
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
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
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
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
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
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
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
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
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
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
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
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
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
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
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
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
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
三、结论
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
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
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
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
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
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
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
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
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
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
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
[参考文献]
[1]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
出版社,2004.
[2]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
[3][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
[4][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
[5][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
[6][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
[7][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
[8][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
[9][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
[10][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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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儒家学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文化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政治和经济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对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专制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
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进入韩国社会，韩国政府依然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韩国
在韩国，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半岛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朝鲜王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朝鲜王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朝鲜王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朝鲜王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朝鲜王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日本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
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越南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广西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
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对欧洲的影响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首次将《论语》翻译成拉丁文，1687年利玛窦译本在法国巴黎出版。以后《论语》被转译成法文、英文等。1691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明从中国回到法国，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和《论中国礼仪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的儒家思想并批评西方的堕落。
有学者认为，儒家学说推动了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休谟、魁奈、霍尔巴赫、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先驱吸取孔孟学说，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
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④ 北京哪里有卖古筝义甲的地方
一般琴行都有卖，还古筝一般也送
⑤ 都说圣德东方少儿国学机构办的不错，四书五经、琴棋书画、舞蹈武术都有，不知哪位妈妈带孩子去体验过
【老百姓国学书院国学家教的基本理念】
1、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有德无才是半成品，有德有才是正品。
2、安全大于教育，健康大于学习，国学大于知识，快乐大于成绩，好习惯才是硬道理。
3、不是任何一个有孩子的女人就是母亲，也不是任何一个有孩子的男人就是父亲。把孩子培养成人，才是基本合格的家长。
4、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5、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6、母乳喂养好，国学经典好。
7、让国学融入老百姓生活；老百姓，好家庭；我爱我家，我爱国学。
8、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