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销策划启蒙阶段

1. 营销的三个阶段和需求有哪些

一、产来品策划阶段

顾客源需要物美价廉的商品，所以企业主要营销策划工作是集中力量改进产品，而不注重顾客的需求和愿望，并忽略了分销、促销等方面的营销工作，从而导致一旦新技术和替代品出现，企业的产品就出现滞销。

二、促销策划阶段

大众化时代，商品更加丰富，企业在营销策划方面的重点是如何促销自己的产品，因此各企业设置销售人员，并制订激励体制鼓励销售人员多卖产品，并同时运用广告战、价格战来刺激消费者需求，不考虑消费者的喜欢和满意程度。

三、系统营销策划阶段

经济不断发展，消费者需求发生转变，大众化的商品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可，因此企业营销策划的重点是不断分析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特征，并进行市场细分，通过设计产品、定价、分销和促销等一系列系统手段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

2. 市场营销学什么时候进入我国

从我国市场营销学的引进时期为 (1978～1982年) 。

在此期间，通过对国外市场营销学著作、杂志和国外学者讲课的内容进行翻译介绍，选派学者、专家到国外访问、考察、学习，邀请外国专家和学者来国内讲学等方式，系统介绍和引进了国外市场营销理论。

但是，当时该学科的研究还局限于部分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从事该学科引进和研究工作的人数还很有限，对于西方市场营销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的认识也比较肤浅，大多数企业对于该学科还比较陌生。然而，这一时期的努力毕竟为我国市场营销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2)中国营销策划启蒙阶段扩展阅读：

1、市场营销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市场营销是反映社会的经济活动，其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实现社会目标。微观市场营销是一种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它是根据目标顾客的要求，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从生产者流转到目标顾客，其目的在于满足目标顾客的需要，实现企业的目标。

2、市场营销活动的核心是交换，但其范围不仅限于商品交换的流通过程，而且包括产前和产后的活动。产品的市场营销活动往往比产品的流通过程要长。现代社会的交易范围很广泛，已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壁垒，形成了普遍联系的市场体系。

3、市场营销与推销,销售的含义不同。两者包含的内容也不同，市场营销包括市场研究，产品开发，定价，促销，服务等一系列经营活动。而推销，销售仅是企业营销活动的一个环节或部分，是市场营销的职能之一，不是最重要的职能。

4、市场营销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企业要从整体的角度和战略的高度来谋划营销方案，在深入的市场分析和准确的市场定位基础上，制定营销方案。营销策略与策略之间要相互匹配，通过营销策略的组合，谋求整体效果的最优。

5、营销活动贯穿于企业活动的全过程。市场营销不是企业某一方面的活动，而是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也不只是营销部门的事情，而是整个企业的事情。因此，企业要树立全员营销的概念。

3. 市场营销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各阶段有哪些特点

市场营销理论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初创阶段。市场营销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创立，源于工业的发展。这时市场营销学的研究特点是：a. 着重推销术和广告术，没有出现现代市场营销的理论、概念和原则；b.营销理论还没有得到社会和企业界的重视。

第二阶段：应用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二战结束为应用阶段，此阶段市场营销的发展表现在应用上。市场营销理论研究开始走向社会，被广大企业界所重视。

第三阶段：形成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为市场营销学的发展阶段，市场开始出现供过于求的状态。

第四阶段：成熟阶段。80年代至今，为市场营销学的成熟阶段，表现在：a.与其他学科关联，b.开始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80年代是市场营销学的革命时期，开始进入现代营销领域，使市场营销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拓展资料：

市场营销就是商品或服务从生产者手中移交到消费者手中的一种过程，是企业或其他组织以满足消费者需要为中心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市场营销学是系统地研究市场营销活动规律性的一门科学。

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动词理解，指企业的具体活动或行为，这时称之为市场营销或市场经营；另一种是名词理解，指研究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或行为的学科，称之为市场营销学、营销学或市场学等。

市场由一切有特定需求或欲求并且愿意和可能从事交换来使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的潜在顾客所组成。一般说来，市场是买卖双方进行交换的场所。但从市场营销学角度看，卖方组成行业，买方组成市场。行业和市场构成了简单的市场营销系统。买方和卖方由四种流程所联结，卖者将货物、服务和信息传递到市场，然后收回货币及信息。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是由诸多种类的市场及多种流程联结而成的。生产商到资源市场购买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及原材料)，转换成商品和服务之后卖给中间商，再由中间商出售给消费者。消费者则到资源市场上出售劳动力而获取货币来购买产品和服务。

政府从资源市场、生产商及中间商购买产品，支付货币，再向这些市场征税及提供服务。因此，整个国家的经济及世界经济都是由交换过程所联结而形成的复杂 的相互影响的各类市场所组成的。

市场营销者则是从事市场营销活动的人。市场营销者既可以是卖方，也可以是买方。作为买方，他力图在市场上推销自己，以获取卖者的青睐，这样买方就是在进行市场营销。当买卖双方都在积极寻求交换时，他们都可称为市场营销者，并称这种营销为互惠的市场营销。

4. 营销学的中国营销学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市场营销理论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重新引入中国大陆，经过近20年代的风风雨雨已从单纯的理论学习阶段步入需要全面创新和拓展的时代。
然而，由于缺乏对西方营销理论应用于中国实践的充分探索，缺乏中国营销理论创新的尝试，营销学依然没有实现和中国国情的有效整合，营销学最权威的指南仍然是“科特勒”、“麦卡锡”和“斯坦顿”。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在介绍他们的理论与观念。实践中的营销更多的是广告、促销，甚至不顾道德的束缚，操纵消费者的欲望，背离了时代的特征。
2000年以来，现代营销理论和应用原则上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对质量、价值和顾客满意的强调，对关系建立和顾客保持的强调；对商业过程和整合商业职能的强调；对全球性思考和区域性规划的强调；对战略联合和网络建立的强调；对直接（复）和在线营销的强调；对服务营销的强调；对高科技产业的强调；对符合伦理的营销行为的强调。这些新的观点经过系统化后，也正是今天所看到的关系营销、整合营销、网络构建、战略联合、直复营销、在线（网络）营销、服务营销和营销伦理等，它们构成了当今营销时代的新特征。 营销是对需要满足的促进，需要无处不在，营销也无处不在。实用的营销不在于优雅的形式，而在于被谁，在什么地方，以何种程度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应用。营销应成为一门实用管理技术，解决实际管理问题，应该向企业提供行之有效的营销策略、技术。从宝洁的品牌营销，可口可乐的特许经营，斯沃琪的差异化影响，马狮的关系营销到戴尔大规模开始定制化营销，可以看出这些营销创新成就了一个品牌，一个企业，丰富了营销理论体系。
因此，中国营销学面对21世纪，应结合西方营销理论、技术趋势和中国文化、市场、企业的实际状况，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创新：创建中国市场环境下，尤其是网络环境下道德的营销理念和体系；创建结合实践的微观营销实务技术；创建整个组织范围的营销思路和方法。

5. 说说中国策划行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特点

我国策划行业的发展是跟随着我国的国力而逐步的发展的吧。

6. 营销策划的有哪几个发展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时间，中国市场经济从供不应求时代，到大众专化时代，到小众属化时代，到逐渐个人消费时代；付光明研究认为，市场营销和企业经营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营销策划工作的重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大致经历过以下三个阶段： 一、产品策划阶段 顾客需要物美价廉的商品，所以企业主要营销策划工作是集中力量改进产品，而不注重顾客的需求和愿望，并忽略了分销、促销等方面的营销工作，从而导致一旦新技术和替代品出现，企业的产品就出现滞销。 二、促销策划阶段 三、系统营销策划阶段 经济不断发展，消费者需求发上转变，大众化的商品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可，因此企业营销策划的重点是不断分析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特征，并进行市场细分，通过设计产品、定价、分销和促销等一系列系统手段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

7. 市场营销的流程的三个阶段

企业的营销工作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先进的营销理念将提出企业的市场业绩。从营销组合策略的角度讲，市场营销理念经理4Ps-4Cs-4Rs三个阶段。

一、经典4Ps
4Ps(产品、价格、渠道、促销)营销策略自20世纪50年代末由JeromeMcCarthy提出以来，对市场营销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营销经理们奉为营销理论中的经典。而且，如何在4Ps理论指导下实现营销组合，实际上也是公司市场营销的基本运营方法。
4P指代的是Proct(产品)、Price(价格)、Place(地点，即分销，或曰渠道)和Promotion(促销)四个英文单词。这一理论认为，如果一个营销组合中包括合适的产品，合适的价格，合适的分销策略，和合适的促销策略，那么这将是一个成功的营销组合，企业的营销目标也可以藉以实现。
但是简洁也常常意味着有所遗漏。这就像一件考究的中式长袍，谁都能穿，但不是谁穿着都合身。如同一位欧洲学者／咨询顾问所言，"营销组合的4Ps模型被广泛接受的原因，恐怕并非由于其普适性，而在于它是一个优美的理论。

二、4Cs：4Ps的挑战者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媒介传播速度越来越快，4Ps理论越来越受到挑战。到80年代，美国劳特朋针对4P存在的问题提出了4Cs营销理论：
4C分别指代Customer(顾客)、Cost(成本)、Convenience(便利)和Communication(沟通)。
1．Customer(顾客)主要指顾客的需求
企业必须首先了解和研究顾客，根据顾客的需求来提供产品。同时，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由此产生的客户价值(CustomerValue)。
2．Cost(成本)不单是企业的生产成本，或者说4P中的Price(价格)
它还包括顾客的购买成本，同时也意味着产品定价的理想情况，应该是既低于顾客的心理价格，亦能够让企业有所盈利。此外，这中间的顾客购买成本不仅包括其货币支出，还包括其为此耗费的时间，体力和精力消耗，以及购买风险。
3．Convenience(便利)，即所谓为顾客提供最大的购物和使用便利
4C理论强调企业在制订分销策略时，要更多的考虑顾客的方便，而不是企业自己方便。要通过好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来让顾客在购物的同时，也享受到了便利。便利是客户价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Communication(沟通)则被用以取代4P中对应的Promotion(促销)
4C认为，企业应通过同顾客进行积极有效的双向沟通，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新型企业／顾客关系。这不再是企业单向的促销和劝导
顾客，而是在双方的沟通中找到能同时实现各自目标的通途。
4Cs理论也留有遗憾。总起来看，4Cs营销理论注重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与市场导向的4h相比，4Cs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从企业的营销实践和市场发展的趋势看，4Cs依然存在以下不足：
①4Cs是顾客导向，而市场经济要求的是竞争导向，中国的企业营销也已经转向了市场竞争导向阶段。顾客导向与市场竞争导向的本质区别是：前者看到的是新的顾客需求；后者不仅看到了需求，还更多地注意到了竞争对手，冷静分析自身在竞争中的优、劣势并采取相应的策略，在竞争中求发展。
②4Cs理论虽然已融入营销策略和行为中，但企业营销又会在新的层次上同一化。不同企业至多是个程度的差距问题，并不能形成营销个性或营销特色，不能形成营销优势，保证企业顾客份额的稳定性、积累性和发展性。
③4Cs以顾客需求为导向，但顾客需求有个合理性问题。顾客总是希望质量好，价格低，特别是在价格上要求是无界限的。只看到满足顾客需求的一面，企业必然付出更大的成本，久而久之，会影响企业的发展。所以从长远看，企业经营要遵循双赢的原则，这是4Cs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④4Cs仍然没有体现既赢得客户，又长期地拥有客户的关系营销思想。没有解决满足顾客需求的操作性问题，如提供集成解决方案、快速反应等。
⑤4Cs总体上虽是4Ps的转化和发展，但被动适应顾客需求的色彩较浓。根据市场的发展，需要从更高层次以更有效的方式在企业与顾客之间建立起有别于传统的新型的主动性关系，如互动关系、双赢关系、关联关系等。

三、4Rs--营销理论的最新进展
针对上述问题，近来，美国Don．E．Schuhz提出了4Rs(关联、反应、关系、回报)营销新理论，阐述了一个全新的营销四要素：
1．与顾客建立关联
在竞争性市场中，顾客具有动态性。顾客忠诚度是变化的，他们会转移到其他企业。要提高顾客的忠诚度，赢得长期而稳定的市场，重要的营销策略是通过某些有效的方式在业务、需求等方面与顾客建立关联，形成一种互助、互求、互需的关系。
2．提高市场反应速度
在今天相互影响的市场中，对经营者来说最现实的问题不在于如何控制、制定和实施计划，而在于如何站在顾客的角度及时地倾听顾客的希望、渴望和需求，并及时答复和迅速做出反应，满足顾客的需求。
3．关系营销越来越重要
在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抢占市场的关键已转变为与顾客建立长期而稳固的关系，从交易变成责任，从顾客变成用户，从管理营销组合变成管理和顾客的互动关系。
沟通是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从经典的AIDA模型： "注意一兴趣一渴望一行动"来看，营销沟通基本上可完成前三个步骤，而且平均每次和顾客接触的花费很低。
4．回报是营销的源泉
对企业来说，市场营销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为企业带来短期或长期的收入和利润的能力。
4Rs理论有四大优势：
① 4Rs营销理论的最大特点是以竞争为导向，在新的层次上概括了营销的新框架。4Rs根据市场不断成熟和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着眼于企业与顾客互动与双赢。
② 4Rs体现并落实了关系营销的思想。通过关联、关系和反应，提出了如何建立关系、长期拥有客户、保证长期利益的具体操作方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③ 反应机制为互动与双赢、建立关联提供了基础和保证，同时也延伸和升华了便利性。
④ "回报"兼容了成本和双赢两方面的内容。追求回报，企业必然实施低成本战略，充分考虑顾客愿意付出的成本，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多的顾客份额，形成规模效益。这样，企业为顾客提供价值和追求回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客观上达到的是一种双赢的效果。
当然，4Rs同任何理论一样，也有其不足和缺陷。如与顾客建立关联、关系，需要实力基础或某些特殊条件，并不是任何企业可以轻易做到的。但不管怎样，4Rs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是经营者和营销人员应该了解和掌握的。
4Ps、4Cs、4Rs三者是什么关系呢?不是取代关系而是完善、发展的关系。由于企业层次不同，情况千差万别，市场、企业营销还处于发展之中，所以至少在一个时期内，4Ps还是营销的一个基础框架，4Cs也是很有价值的理论和思路。因而，两种理论仍具有适用性和可借鉴性。4Rs不是取代4Ps、4Cs，而是在4Ps、4Cs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所以不可把三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在了解体现了新世纪市场营销的新发展的4Rs理论的同时，根据企业的实际，把三者结合起来指导营销实践，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8. 市场营销策划的发展阶段

经济不断发展，消费者需求上发生转变，大众化的商品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可，因此企业营销策划的重点是不断分析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特征，并进行市场细分，通过设计产品、定价、分销和促销等一系列系统手段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

9. 中国启蒙分几个阶段

——“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摘 要：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前启蒙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失，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关键词：中国启蒙；新启蒙；后启蒙；方法论

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

张光芒：当下中国思想界正盛行“后启蒙主义”思潮，它挟后现代主义之威，以多元主义与解构主义为法宝，向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发起了非难、重估与批判。在关于中国启蒙的批判性反思中，您的《自由神话的终结》既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也体现出极其鲜明的特色。我惊讶地发现，与几年前的《启蒙与革命》不同，这次您对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几乎是进行了一次更为彻底的解构，不无“后启蒙”的气势。我并不是不同意这种理性的但又充满激情的批判姿态，问题是反思并不等于将其鞭挞得一无是处，乃至全盘否定而后快。
张宝明：如果从人类自由思想史的视角透析中国近现代的启蒙，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声嘶力竭鼓吹了一个多世纪的启蒙居然在历史的顿挫中表现出更多的无奈和尴尬？中国近代百年一瘸一拐的步伐在“五四”那里找到了严酷的证词。这也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对近代启蒙进行解构、批判并不断深化的原因。我之所以将启蒙的阙失归结为“自由神话的终结”，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无法避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拷问：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的、“个人自由”与“群体合力”的吊诡足以让启蒙的神话破灭。与此不同，您的《启蒙论》不承认这个神话的破灭，对其有着强烈的价值迷恋，并表现出惊人的“自圆其说”的建构性。“新启蒙”的意味十足。不过我仍然怀疑这种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深刻体系的历史本真性；尤其您对中国传统启蒙思想资源的强调，视角确是非常新颖，但若从启蒙的终极关怀意义上说，仿佛是一种刻意异化的论调。
张光芒：我提出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绝不仅仅是为了与“后启蒙”者相对抗或标新立异，而是对一种历史的逻辑的深度存在的揭示，同时也出于对当下研究中既无视“中国化”启蒙思想资源的“远传统”，亦忽视五四以来的“近传统”的做法的失望，对此你也可以说是一种“重构”。而之所以强调“叛逆的传统”是一种“前启蒙”[1]，构成了现代启蒙的内在思想资源，既是对那种将中国启蒙视为“舶来品”的流行观点的反拨，也是基于对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而且我认为只有建基于这种“内在理路”（inner logic），才有思想体系可言。不同的思想理路使我们在情感与理性、文化与政治、大我与小我等一系列有关启蒙的关系范畴上，表现出十分尖锐的分歧。比如你认为五四先驱的“人”的理想一直在“大我”与“小我”之间摇摆，并最终使“大我”吞噬了“小我”，难以把握“人”之趋向；而我恰恰以为五四启蒙的底蕴正在于它在“大我”与“小我”之间取得了某种逻辑上的和谐。
张宝明：不能不补充一下，要是“大我”与“小我”取得了逻辑上的和谐，就不会有“主义”上的饮鸩止渴、“秩序”上的懵懂错乱了。我们知道。就“大我”而言，它带有极强的“泛化”色彩，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膨胀为一种“推广”的集体理路；就“小我”而言，它会在自由理念的诉求中走向“个人”的独立、自主与完善。我在揭示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摇摆”现象时，既注意到了“大我”与“小我”的在短暂时间的一度平衡，也就是你所说的“某种逻辑上的和谐”。但纵观思想先驱在每一个历史时段的表现，这种“和谐”毕竟是“某种逻辑上的”，最终还是会在一种或几种思潮的诱惑下走向偏执。鲁迅先生不就这样述说过历史的痼疾与沉重吗？他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2]为此，他曾经与五四同仁们一起为“个人的自大”，为“小我”与“大我”的平衡作殊死的拼杀。但是无论是鲁迅、陈独秀，还是戊戌变法时期就声名大震的梁启超以及五四时期暴得大名的胡适，他们在“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处理上总有点“虎头蛇尾”、“始乱终弃”的味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人”声鼎沸，一时间，“个性”、“灵明”、“精神”纷纷攘攘。而随着1919年春天“巴黎和会”不祥之声的传出，再度民族主义情结的高昂，而且它压倒了一切自由精神价值的“生产”。加之本来我们的启蒙者就对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缺乏脉络清晰的“公”、“私”之辨，于是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价值观念和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念在无限的困惑中的厮杀。由此，“人”的不确定性在执意启蒙的思想家那里也呈现出极其严重的困惑。难怪胡适即使到了晚年还总是唠叨个不停：“五四运动是对中国文艺复兴的一次不幸的政治干扰。”[3]应该说，胡适的这句话还是颇有深意的。
张光芒：恰如您的书名所暗示的，“自由神话的终结”其实也就是中国启蒙的终结，乃至“历史的终结”，这是目前学术界一个颇时髦的术语。但时髦不等于有效，对中国问题而言，这些西方“后主义”时代的思想逻辑尤其缺乏诊断问题的能力。我承认您对五四一代先驱者的“摇摆”和“倾斜”有着敏锐与深刻的一面，但这种反思是否就意味着中国近现代启蒙完全缺乏体系性、建构性与内在的深度模式呢？绝不是这么简单，我认为这种“终结论”有一个“价值判断的移位”问题，即在材料论证与思想结论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当下思想界研究启蒙问题的方法论作一番清理。

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张宝明：所谓“终结”，既是说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其实，我的话语已经暗示了启蒙潜流的波涛汹涌，只是换了一种面貌而已。值得指出的是，我的“解构”更多是建立在统一、综合的方法论上。即是将论述设置在一个“完整”的运动“场”上，譬如政治启蒙与伦理启蒙、思想家与革命家等等。而我看到您的“建构”启蒙论——如果没有读错的话——则是意在“剥离”，即将思想主体的革命家身份与启蒙家身份、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等加以分离。
张光芒：的确，我们在观点上的分歧，恐怕在根本上与所持理论资源及方法论有关。您说的“剥离”也的确是我有意识追求的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启蒙是应社会问题的需要而诞生的思想运动，但不应就此认定它只是成为中国现代“救亡”思潮的一个“副部主题”，或被救亡所压倒，它实际上是作为与“救亡”主题相并列的另一个主题而存在的，对“救亡”、“革命”既起着思想上的补充作用，同时更重要的是不断对革命或救亡的结果、功效进行检验，起着反思与矫正的思想功能。作为一种方法论意向，我认为启蒙主义、启蒙运动与政治革命、救亡运动在逻辑上完全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二者即使不可避免地合而为一，也往往是不合逻辑的混杂。对研究者来说，思想的方法应是剥离现象并整合实质，即借用“分析重建”的启蒙思维加以重构。假如说中国启蒙家有时“不幸”地将启蒙家与革命家集于一身，那也无妨，同样需要将其两种身份的实质进行剥离。剥离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针对共时性的思想混杂进行逻辑的剥离，二是针对历时性的思想转折进行历史的剥离。比如李大钊、陈独秀都有过由坚信伦理之觉悟系“最后觉悟之觉悟”，到自觉地服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这一真理的变化。无论这两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时，还是从思想实践上完成这一转变时，都应避免用其本人表面上的两种思路相互阐释，否则就会陷入逻辑上的恶性循环，走不出悖论的怪圈。作为针对中国启蒙的思想方法，“启蒙家”不是固定不变的思想单元，不具备独立的思想价值，在言说中只有启蒙思想质素才具有独立的意义。
张宝明：这样一来，我发现你关于“五四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化运动”等的用法，与人们习以为常的通用概念有所区别，我很担心这种“重新建构”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张光芒：的确，不少研究者习惯于将“启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等量齐观，互换使用，比如在许多人那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是同一个现象、同一个概念。但我认为二者虽然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有许多重合的方面，但绝不能将其视为同一个运动。首先，中国的启蒙是一场复杂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过程及理论建构与实践过程二者之间的复杂的互动过程；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较之启蒙运动却更为复杂，甚至极其杂乱。由于新文化的建设运动包含着诸种非启蒙性运动，如政治性运动、农民运动、民族战争等等，这就使它不可能与启蒙运动完全同一步调。这与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差别极大。后者既集中了各个领域许许多多的精英知识分子，又扩展至广泛的社会阶层，使艺术、道德、政治、法律、公共生活较为一致地配合起来，从而成为该世纪西方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而中国的启蒙显然没有在文化运动中取得这样突出的位置。其次，在中国，二者的逻辑中心与思想侧重点也不一样，启蒙侧重于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的革命；文化运动则侧重于文化建设与思想的实践。因此，近现代的启蒙运动在文学、艺术、美学诸领域较之在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等方面表现得更为集中一些。另外，“启蒙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思潮”当然不是一回事；同样，“五四启蒙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也有较大的差异。后者的范畴远远地大于前者，是一个含混的“家族概念”。
指出研究界熟视无睹的这一现象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将启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同起来的做法，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其一，它很容易将研究对象简单化、绝对化，比如既可以将新文化运动具体实践的失误归罪于启蒙运动本身，也可以用前者的成绩以证明后者的伟大。反之亦然。其二，这也自然会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局面，不同研究者之间无法建立起一个公共的对话平台。其三，概念与方法的混乱使人们面对的总是一团无法理清的矛盾，使人们的研究总是从分析矛盾始，到揭示出矛盾终。等我们厘清这些逻辑上混乱，就会发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失误固然有来自于启蒙运动自身的理性缺失的原因；但另一个根源尤其不能忽视，那就是前者没有和后者很好地结合起来，造成了更大的理性缺陷。
张宝明：用“剥离”的方法研究近现代启蒙思潮，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能够取得效果的方法。而且也是对“一概而论”之历史研究的一个否定或说补充。从而把某一个案的问题剥离得“淋漓尽致”。这对学术研究的深入、对空疏学术规范的防范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思潮、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以及一定历史时期的问题时，有时候，这种方法会有“见树不见林”的尴尬。我一直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多重因素的组合、交织和变幻搭配而成的。面对由历史链条衔接的因果关系，我们硬要在有机的历史组合中剥离出来“意义”，自然会对我们的研究对象造成被动。譬如说，在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其革命家身份与启蒙家身份、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剥离？那种胶着状态又怎能剥离呢？就我个人采用的综合方法而论，无疑是在有意无意中受到了我导师强调的法国年鉴派“长时段”理论的影响。谈到这里，我有一个惊异的发现，那就是：你的“剥离”是为了更好地“综合”，而我“综合”则是为了更好地“剥离”。或许，剥离与综合能否互补则是下一步我们应该考虑的。
张光芒：正如你所言，我强调的另一个方法是“整合”，即从纷繁的近现代启蒙思想潮流中整合出一个体系。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表面上纷纭复杂的矛盾中梳理出思想走向与社会走向、潜在力量与显在力量的区别，以避免逻辑上的混乱。比如你一方面认为五四启蒙太政治化了，应该将重心放在“伦理觉悟”之上；另一方面又认为五四的道德追求缺乏“政治的配合”，不能从抽象的形而上层面真正“外化”，[4]这样未免自相矛盾。
当我们从建构论的角度挖掘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的原创理论体系与文学精神，完全可以侧重于探讨其深度模式及逻辑同一性的一面，这时，非启蒙、伪启蒙或反启蒙的文化、文学思潮就有必要涉及较少或有意避开。同时，启蒙思潮范畴内也存在大量的自相矛盾的现象，比如在同一个启蒙思想家或作家的思想探讨中，既有发展变化的时候，也可能有自我否定的时候。对此现象，不妨采取“共时性”和“归约化”的原则，即强调并不是一个启蒙家的所有思想都属启蒙主义范畴，当他的思想与同时代原创启蒙精神在深层次上相通时，即将其纳于启蒙主义的视野；而将那些思想归诸深层次的原创启蒙体系，就需要看它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精神意向。这就意味着，探讨原创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强调“关系思维”的基础上求整合，而不是面面俱到。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中指出：“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只有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和追求、破坏和建设，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质。”“通常被认为是由千差万别的思想成分凑成的大杂烩的启蒙哲学，实际上是由一些表述得极其严谨、条理分明的伟大的基本观点统领的。”[5]因此，我们需要注意，由于中国的启蒙主义框架是由许多思想家、美学家、文学家的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言论与其内涵相互作用而显示出来的总体性的逻辑整合趋向，因而切忌对不同论者不同观点孤立看待，否则就会只看到矛盾、悖论，而无法加以梳理。譬如陈独秀有时倡扬“以科学代宗教”，有时又主张以基督教补儒学；有时倡导情感，有时又推崇知识，表面上的冲突性很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冲突产生了逻辑张力，构成了启蒙的真义，否则就谈不上启蒙主义的“中国化”。
张宝明：有意思的是，我十分注重的另一个方法，即求“统一”与你的“整合”论也不无对立之处。这个统一是在“对立”前提下的“统一”。就像你在指出我的“未免自相矛盾”之处一样，当我在“解构”世纪启蒙思潮的时候，如同你有一个基本预设一样，我也是有一个基本框架的：那就是，“戊戌”与“五四”先驱都没有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他们的惊人相似之处在于，一方面谋求独立自主、个性自由；另一方面又在不自觉地因袭“负担”。一方面是个人觉醒的意识，另一方面则是集体无意识作祟。所谓的先驱大多是“穿新鞋走老路”的先驱，所谓的“新民”、“新人”、“新青年”，都是在“新”与“旧”之间摆不平的生命个体。就你所指出的矛盾之处来看，我的“五四启蒙太政治化”本意是指，其“工具理性”意识太浓，而“价值理性”太弱。而“应该将重心放在‘伦理觉悟’之上”也并不是我的观点，则是陈独秀的断言。根据我本人的阅读和理解，现在看来陈独秀的所谓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观点中“伦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觉悟。由于五四时期的急躁、浮躁并由此带来了学理论述的疏忽、仓促，我以为这个伦理很可能是“价值理性”意义上的个性自由、民主独立。从他立意要抛弃的“旧道德”、“旧伦理”以及着力提倡的“新道德”、“新伦理”来看，与我们的推断并不矛盾。在文中我所认定的“五四的道德追求缺乏‘政治的配合’”其实也是对五四启蒙的一个批评：一个单纯追求“伦理觉悟”的思想启蒙如何承担启蒙之“重”！
归根结底，这还是对启蒙观念、启蒙内核、启蒙理念的诉求。换句话说，是对启蒙应该是什么的追问。在笔者看来，启蒙既不是单纯的政治——这样启蒙和革命就成了必然的因果关系；也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文化的“建构”。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的“统一”方法论才有了“用武之地”。也许，这也是光芒先生一个理论“整合”论者已经感觉着并深刻理解着的。我采取这样的叙述范式是从人物个体的心路历程中挖潜启蒙内在的矛盾、悖论及其死结，从而让当下启蒙者“当心思想史上的事故多发阶段”，这样的矛盾难道不也正是你所说的历史的“深度存在”吗？其实，就您所强调的“新启蒙”思维和我个人所认定的所谓“后启蒙”思路而言，两者在立场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比如您另一本书《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不也专用一编的篇幅对中国启蒙进行反思吗？
张光芒：我在该书中之所以对中国的启蒙进行反思，实际上并不与我强调的方法论相矛盾。揭示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原创性体系与精神，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矛盾和悖论；相反，正是在多元文化冲突中才凸现出启蒙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也不是说它在理性与情感等问题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没有缺陷，而只是强调其特征之所在和其逻辑同一性的思想范式。比如启蒙主义的理论探讨与启蒙文学创作之间，理性建构、理性理想与理性实践之间就常常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因此“反思”与“评判”的工作应该意味着，一方面要进一步考察中国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在其自身构建中有着怎样的内在矛盾和怎样的缺陷；另一方面，它又是怎样在与启蒙相关的或各种非启蒙、反启蒙的思想因素的冲突中发生变异的，以及这种变异怎样影响了文化与文学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否则，若以“未完成的启蒙”来贬低那场启蒙，就会犯“以成败论英雄”的低级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完成不正证明了启蒙的深刻与超前吗？这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说，“人类的思想要想得到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6]

未来中国还需不需要启蒙？需要怎样的启蒙？

张光芒：尽管在方法论问题上我们彼此有着很大的分歧，而且看来一时也难以达成共识。但我发现我们有一个极其一致的方面，那就是都认为中国的启蒙远未完成，重提启蒙问题，重建启蒙体系，重整启蒙运动势在必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基本出发点的一致性，才使我们有了一个对话的平台，也使这种讨论越发显得尖锐。
张宝明：其实，我们也许都是目前中国另类启蒙的代言人。有意思的是，我们不是“超越启蒙”、“回归五四”的简单认同者，对“超越启蒙”的“超越”、对“回归五四”的“回归”表明我们已经走出曾一度让我们痴迷的历史乌托邦。既然我们都认定了启蒙的必要性，那么你我的“面对面”在本质上还是“启蒙如何一路走好”的问题。
张光芒：首先，我认为21世纪的中国是个迫切需要启蒙的世纪，甚至较之20世纪这个文化课题更为突出。经济学界现在有一个说法，认为中国还需要20年才能完成工业化，然后再需要30至40年实现现代化。也许有人认为这个估计有些保守了，但我觉得这个估计其实是“冒进”了。因为它主要是建立在经济指标、社会结构等因素上面的；并没有将国民性问题、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整体提高等这些“现代化”的“内在”指标充分估算在内。
张宝明：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这个理论前提，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再也没有比启蒙显得更为迫切了。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故意显示我们立意命题的重要。如光芒先生所说，毕竟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这样的“内在”指标不好用经济数字或其他数据来换算。不过，同时也应该看到，启蒙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非要是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才算是启蒙。客观地说启蒙的潜流一直是在进行的，而且采取的形式也是较为稳健的。20世纪激进浪潮曾经一度一浪高过一浪。今天，我们不需要热火朝天的景象了；需要的是能够冷静地梳理启蒙阙失、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立意寻找良知外化的意义守成者并不断使之一天天多起来。
张光芒：我十分赞同“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这一富有远见的提法。这一点既涉及到启蒙思想资源问题，又离不开启蒙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是重新梳理建构我们的启蒙资源。一方面是对于西方启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存在着有误解。比如有人一直认为启蒙主义就等于理性主义，这就很成问题。如果将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和卢梭的浪漫主义作为西方启蒙内在张力的表现，就会有助于我们找到“历史现场”的感觉。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重新理解中国的启蒙资源。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认为，我们的启蒙只要回到五四就行了，就解决问题了；另一种则认为五四启蒙失败了，现在它更是过时了。这两种倾向都不具备可行性。我们必须对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重新理解，尤其要重新发现被遮蔽的东西。在此基础上继承现代启蒙传统，同时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打造底盘”还意味着必须以“扎硬寨”的精神，敢于面对“什么是启蒙”这样的纯粹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在康德的时代，康德做出了回答；在福柯的时代，福柯做出了回答；在中国的今天，我们也要做出回答。这个问题不首先做出回答，争论就不会消失，思想就不会深入下去。这也是21世纪真正的启蒙能够到来的希望之所在。
张宝明：说到希望，我以一位后启蒙主义者的立场解构2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史并不是本意。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要为20世纪的坎坷、沧桑提供一个历史的注脚。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在很多情况下，世纪先驱走过的百年心路也不断地辐射到我身上，因此我的写作过程也是和世纪先驱心灵互动的过程。这也是我说过的“我批评的就是我自己”的原因。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苛求先哲，但至少我们可以避免再走那条弯曲的路。他们很多有益的思想遗产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解构”不是“破坏”，“批评”不是“指责”，在先驱建造的历史绿洲中再添加营养、滋润雨露，也许会将我们的启蒙之路走得更好！如同我曾经指出你的“建构”是“虚拟的历史”一样，先生所立意“建构”并希望“一以贯之”的启蒙架构，也正是我所提倡并举双手称赞的启蒙路径之一。
最后，愿我们在启蒙求索的道路上为民族强盛、国民福祉的到来祈祷！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10. 营销的四个阶段

一个不重视营销的企业不会是一个好企业，一个只会重视营销的企业同样也不会是一个好企业。现代营销无疑是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头戏，但如果一个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只是一味地追求营销，那就等同于只追求利利润的最大化。现代企业产品的销售应该经过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是：卖产品→卖信誉→卖品牌→卖文化。能走到最后一个时期的一定是优秀的。
一、卖产品。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商界确实热闹过一阵，受了多少年贫穷的中国人面对这个掘金时代很难保持绅士风度。昨天还紧缺的商品一夜之间充盈市场，真可谓是空前的繁荣。在那种繁荣之下，太多太多的商家都在不顾一切地向外兜售自己的产品，以便获得更大的利益。当初参与兜售产品的那些第一代企业到现在早已所剩无几了。那时的企业一个饥饿的婴儿，贪婪地吮吸着市场的价值，却最终大都经不住市场的考验而过早的夭折了。对于一个企业或者刚走上市场的产品来说，很多经营者想到的就是如何地把大批的产品卖出去，换来大把的金钱，以解决自身的亏空。
在他们心中，金钱最重要也最可观，别的东西，比如信誉、质量等等，都是后话。卖产品的时期往往是最激动人心的时期，眼看着自己的产品成批外出，大把的钞票滚滚而来，那心情没有切心的体验是很难想象到的。很多的产品、很多的企业，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消亡。这主要是把钱看得太重，本来很好的产品，很好的企业，总想先赚足了钱再去想信誉、想质量，结果萝卜快了不洗泥，见利忘义。这是大多在卖产品时期遭遇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卖信誉。
大浪淘沙，经过市场的洗礼，那些能从卖产品时期走出来的企业或产品，大多是明智的。他们或过早地意识到产品要想在市场中永远能得以立足，必须得到市场的认同，这个认同就是信誉。现在很多的企业、很多的产品都在讲信誉，信誉要抵挡金钱的诱惑，同时信誉更是企业的立足之本。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讲的都是信誉。
2001年有首届中国信誉论坛上，山东鲁花集团董事长孙孟全代表入会企业家在信誉宣言中说：“信誉不仅是道德规范，也是市场游戏规则，更是市场准入证和通行证。”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失去了信誉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运转。”在咨询活动中，我曾发现这样一家公司，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虚假汇报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取得了巨额贷款。在他们得到贷款之后，便用这些资金做起了另外的项目，可悲的是，项目还没有开始运营，企业便面临着倒闭的困境。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这家公司的信誉度相当差。天天呆在公司里要拖欠的外地公司就有四五家。有一位洛阳客商感叹地说：“做了这么多年工作，从没遇到过这样的公司。”
他们的产品由于宣传到位，一个时期内在市场上曾很受欢迎，可惜他们没有把握好机遇，信誉连连出错。先是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接着是与客户的信誉出了问题，常常是经销商贷款早已汇出，产品却迟迟不到。甚至有的贷款打出，业务代表却无影无踪。结果是一边开拓市场，一边在自己扼杀市场，不到两年时间企业基本瘫痪。
现在的市场状况是，越是大型的企业信誉度越高，越是小型的企业信誉度越低。这也正是消费者相信大型企业，相信名品的主要原因。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小企业更应讲求信誉。
三、卖品牌。
中国已经进入了品牌时代，聪明的企业都开始重视公司的品牌、产品的品牌。温州人是觉醒的最早的一个群体。温州人从加工厂时代转到现代的品牌时代，可以说是聪明的温州人的一种必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品牌已经来到了寻常百姓家，从家电到服装，再到现在的日用生活品，人们的品牌意识越来越强。与此同时，聪明的商家开始把品牌建设提到了企业发展的台面。品牌时代仅有产品质量是不够的，仅有信誉也是不够的。
计划经济时代基本属于卖产品时代，那时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酒香不怕巷子深。品牌时代最大的特点是酒香还得会吆喝。这个吆喝并不是你花大把的钞票到央视做广告。那些只知道花钱做广告的公司实际上只是停止在卖产品时期，因为他们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的只是他们的产品，而并非是品牌。这种情况下，产品很可能如白驹过隙，企业很可能会在做高兴着大把地点着钞票的时候，轰然倒掉。这方面的事例不是没有。当我们企业进入到卖品牌时期时，最起码证明你注重了产品的质量，注重了市场的信誉，注重了产品的宣传，更重要的是注重了产品的附加值。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在希望自己能做成一个百年品牌，当然就是希望自己在市场上永立于不败之地。这是能说得出来的，但不一定是能做得到的。
看看现在市场上那位数不多的百年企业、百年老店或说百年品牌，有几家对市场上的同类能形成具大的冲击？对市场形不成冲击的品牌，纵有千年历史只能算是古董。真正的品牌就是要卖得多、卖得快、卖得久、卖得贵、对市场有冲击力、在消费者心中有影响力，能走到卖品牌时期的企业一定是优秀企业，但离长寿企业百年品牌还差几步。
四、卖文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企业文化进入我国之后，企业文化就逐步被一些英明的企业管家运用。实际上，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和市场运作中，只是一种无穷的助力，但决不会成为主力。不能一味的重视，你又不能不重视。当一个企业的产品到了品牌时期的时候，如果再想进步，这个时候最好的东西就是文化。文化可以为你的品牌带来无限的附加值。当你在为你的好产品在一个市场打不开新的局面，这个时候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是文化。
文化入侵比武装入侵更可怕，只要精神不死，武装入侵就没有胜利可言。但文化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思想改变了，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当代文化入侵的成功典型就是韩国，韩国在经济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开始了他的文化攻势。这几年韩国式文化对中国的强势进攻不能说对我国的市场没有形成冲击。过去说，当经济入侵达不到目的时最后的办法就是战争，现在我认为经济入侵达不到目的时，就进行文化入侵。看看美国对世界的大范围入侵，不也是文化在辅着经济吗？文化与经济一旦绑在了一起，给市场带来的冲击是无法估量的。对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带来的冲击也是无法估量的。任何一个禁固的地区或民族，最终被打开大门的不是枪炮是文化。
市场上，可口可乐在卖文化，五粮液在卖文化，海尔在卖文化，同仁堂也在卖文化。文化是品牌的升华，文化不是面向市场喊出的口号。文化的真伪市场是块试金石，没有几年的修炼是不敢到市场上闯的。一个企业、一个品牌，如果走过了品牌时期来到文化时代，离做一个长胜企业、一个长寿品牌，就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