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
近年来企业并购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并购大军的行列,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引起各界广泛的关注。但在这场同台竞秀中,我们却失望地看到,与跨国公司在并购中风光无限相比,中国企业经历更多的是不成功的并购,有必要进行一番全面的比较,以帮助中国企业发现并购中的主要问题。
向左走,向右走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外跨国公司纷纷加紧全球布局,加速市场扩张,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调配。由于中国市场具有巨大优势,吸引了许多跨国公司进入,面对跨国公司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企业也开始群起应对,在并购上屡有动作。但由于实力和经验上的不足,中国企业在并购上与跨国企业凸显出明显的差距。
战略布局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很多时候并购并不是停留在业务层面,而是在其战略的统领下,依靠并购达到更多的目的,如钢铁巨头米塔尔与宝钢争购八一钢铁,是为了攫取铁矿石资源;施耐德与德力西成立合资公司,是为了在国内电器市场获得垄断地位;联合利华购买美加净牙膏品牌,则是为了消灭竞争对手。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并购目的则要单纯许多,许多情况下并没有站在战略的高度进行并购设计,如鞍钢并购本钢,主要是为了扩充产能,但由于产品、业务等高度重合,导致企业整合困难重重;TCL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由于整合乏力导致巨额亏损。
并购对象控制
跨国公司在并购中一般都要求控股权,以获得对并购对象的实际控制,使其为自身的整体发展服务;并且就算是未获控股权,跨国公司也会充分利用公司治理的缺陷以及对核心技术、营销渠道、重要职位的控制,获取对并购对象的实际控制权,同时通过股权收购、增资扩股等方式,逐步取得控股地位。
中国企业却经常是只注重股权比例数字上的胜出,却被对方在公司治理上钻了空子,直至逐步丧失话语权。而在并购的海外子公司中,更是由于缺乏海外管控经验、对当地情况不了解,花了钱“为他人作嫁衣”。
管理模式输出
跨国公司非常注重对并购企业输出成熟的管理模式,不仅在重要职位安排自己的管理人员,还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在多方面加强控制,因而使并购企业能够很快融入母公司,大大降低了资源整合的难度。
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国际化的管理经验,也不可能向海外公司输出管理模式,只能在并购中不断探索,难免会在管理上出现许多问题;保留海外公司原管理层也是中国企业经常采取的方法,采取这种方式尽管能够保证管理上平稳过渡,但在整合上会有很大障碍,甚至会导致失控。
并购重组
跨国公司很擅长并购后的重组,这也往往是并购成败的决定因素,如可口可乐并购国内大批饮料企业后,将这些企业降格为单纯的灌装厂,而将营销渠道牢牢抓在手中,避免了渠道的重复建设及自我冲突。
中国企业则在并购后的重组上少有作为,使得并购成为数量上的简单叠加,甚至因为内耗导致一加一小于二。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后,由于IBM品牌远胜于联想自有品牌,因而联想采用了国内、国际两套品牌体系,资源整合遥遥无期。
人员使用
跨国公司在并购后往往会派出管理人员占据重要职位,牢牢把持经营管理上的话语权,有效防止了实际控制权的旁落;同时也会在一些重要职位上保留原企业人员或聘用当地人员,通过有效的激励制度,保证管理层的稳定。
中国企业自己培养的管理人员缺乏国际化管理经验,往往难以胜任并购后的管理重任,使得企业只能保留原有管理层,而从外部招聘管理人员也存在磨合问题,这些做法很容易导致控制权的削弱。
文化融合
跨国公司都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在并购中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因而会在文化推进中占有许多优势,至少不会受到太多的排斥;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本土化方面颇有心得,越来越注重融入当地文化,为经营管理铺平了道路。
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知名度较低,而且在发达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是得不到认可,甚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怀有敌意,文化、政治上的负面影响给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制造了许多障碍,如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就意外地遇到了对方工会的强烈抵制,严重干扰了并购进程。
管控融合遭遇三大问题
通过上面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在并购上的巨大差距,尽管差距体现在诸多方面,但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并购后的管控和融合,正是这方面的不足使得中国企业在并购后难以发挥协同优势,使并购效果大打折扣。具体来说,在管控和融合上中国企业遭遇了三大问题。
跨地域的管理输出
跨地域问题是企业在高速扩张中必须面临的问题,尽管在当前信息传递已不再受地理上的限制,但母子公司之间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事实,这就给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控制造了许多障碍。母公司要加强对子公司的管控,最简单也最高效的方法就是建立一套简化的管控体系,并且这套体系可以方便地复制,实现向子公司的管理输出。
中国企业之所以对于并购企业缺乏有效管控,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自身管理水平不高,尤其是适合国际化的管理水平更低,这和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国际化经验有关;二是不擅长输出管理模式,因而往往在海外公司另起炉灶,使得母子公司在管理上千差万别,加大了管控的难度。从企业总体看,海外并购也对母公司的管理提出了挑战,需要母公司为适合国际化进行相应调整,那么子公司就不只是管理复制这么简单了,企业必须站在战略和系统的高度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管控体系。
管理人员调配
人员调配是跨国公司在并购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屡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管理体系中,设计科学的组织结构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固然重要,但人员始终是最大的变数,人员失控将使得管理制度失效,因而如何加强对管理人员、特别是子公司高层的控制,是母公司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企业在并购中吃过太多人员上的苦头,如中航油新加坡分公司被陈久霖个人牢牢控制,尽管陈久霖同时兼任中航油的副总,但在经营中顾及更多的是分公司的利益,中航油的许多制度形同虚设,新加波分公司长期游离于总部的控制之外。TCL则由于保留了原阿尔卡特手机的管理层,而为此支付高额的薪酬,使得经营成本居高不下,对于法国公司也难以实现有效控制。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并购后的人员调配似乎是个两难问题,如果从母公司派出自己的管理人员,会由于缺乏跨地域管理经验而困难重重;如果保留原有管理层,则又会面临激励调整的问题,难以在经营成本和管理效率上取得平衡。其实完全有很好的解决方法,那就是企业加紧培养国际化的管理人才,以便在并购后能够输出自己的管理团队,同时设计更为科学的公司治理以及子公司高层激励制度,尽可能淡化个人对于管理的影响。
资源整合
无论企业实施并购出于怎样的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获取并购对象的优势资源,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那么并购后的整合对于企业而言就至关重要,只有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加强对并购企业的管控,才能发挥出战略协同的巨大效应。
中国企业在并购的整合上的差距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并购对象的选择,对于自身和对方的优劣势和互补性估计不足,这直接为后续整合留下了障碍,比如海尔并购欧美发达国家的家电企业,在海外市场既没有生产成本优势,又没有营销上的优势,结果这些并购来的海外企业处于尴尬地位,没有起到在海外布局中应起的作用,更不用奢谈与海尔总部及其它子公司的资源整合了。
管控中寻找出路
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并购将成为中国企业未来的重要经营活动,要想在并购中一路走好,就必须建立完善的管控体系,加强并购后的管控。母子公司管控体系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这里主要从业务和职能管控方面来加以说明。
战略管控
集团企业的最大竞争优势在于资源整合的基础上主动规划和实施战略协同,从而使得各个业务单元较之以单体公司存在时更能创造价值。战略管控是从经营战略角度的管控手段,通过集团内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的指引进行集团公司管控。
集团公司战略管控需要对不同性质的业务实施有效的管控,从静态的观点来看,业务组合可以分为战略性产业、准战略性产业、财务性产业、风险投资性产业和退出性产业;从动态的业务布局上来看,集团公司战略管控需要对核心产业、成长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合理搭配,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业务基础。
战略形成后,母公司还要对战略实施过程中年度业务计划的制定及控制承担相应的职责。为了提高核心竞争力,集团企业战略管控还必然要致力于以下方面的改善与变革:业务的标准化;流程、组织、信息的整合;资源、服务、知识的共享;业务与战略的协同;快速应变的能力;企业绩效管理。同时,为有效实施战略管控,集团公司还需要建立完善相应的战略管理组织体系及战略管理业务体系。
人力资源管控
在企业集团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除了包含类似单体公司日常的人力资源功能模块外,更重要的价值体现在人力资源管控。从企业集团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体现在集团总部对下属企业的人力管控。
母子公司人力资源管控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基于产业组合的人才组合与规划,在集团战略目标下,对企业人力资源供需进行预测,通过合理的政策和措施,使员工与职位相匹配;其次是基于管控界面的人才繁衍机制,针对现有员工配备存在的问题,通过外部招聘和内部培养两种方式,建立精英人才储备库;三是基于混业经营的职业发展管理,为使员工在未来担任更重要的职位,必须有针对性地培养员工的职业爱好和能力素质;四是基于多层委托的人力资本管理,为防范集团的多层级、多法人治理结构带来的道德风险,需要设计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财务管控
在多级公司架构下,应通过流程改进和IT手段,实现财务管理集中化,以最大限度地平衡和利用资源,并为决策提供充足的信息。财务管控是集团公司管控执行体系中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是集团公司总部控制成员企业的重要方法。
财务管控的具体途径既包括财务资源的统一配置、资金的集中调度、预决算管理,对子公司的投资规模、产品及经营成本、公司的利润率等方面的控制和管理,也包括关联交易、转移定价和合理避税等方面的财务安排等等。财务管控的职能包括:规范管控、融资管控、投资管控、资产管控、资本运营管控、资金管控、费用管控和收益管控。
营销管控
对于集团企业来说,营销是核心能力之一,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市场份额,通路为王的提法由此而来。许多跨国企业就是围绕自身的渠道优势,对并购企业进行吸收整合,从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而中国企业在海外不具有营销优势,往往难以从市场层面对子公司实施有效管控,因而影响到母公司的经营决策。
加强营销管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构筑营销战略;设计营销政策、年度计划与预算;整合营销组织、渠道与经销商;构筑营销管理体系;整合营销管理流程、岗位管理、薪酬与绩效体系;构筑以客户关系管理与招投标管理为中心的过程管理;形成营销组织的营销活动支持;形成市场部为营销过程中心的监控与管理;形成定期总结调整的管理机制。
供应链管控
相比单体企业,集团企业的优势在于能够发挥资源整合的巨大效应,以及通过内部交易带动各子公司协同发展,还可以通过整合供应链发挥集中采购优势和渠道优势,在对供应链的管控上,能够充分体现母公司价值创造者的角色。
供应链管控包括对分布在供应链上下游各个节点上的子公司的管控;也包括对集团外的企业的管控,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充当供应链主的角色,而供应链上的集团外的企业则成为“不占股的分厂”;因此可以看到,供应链管控有时是跨越集团企业边界的,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资源整合。
⑵ 怎么写市场营销的案例
首先要明确主题,明确涉及的理论,设定环境条件(情景),设定角色,然后再分析并得出结论
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营销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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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企业如何进行市场定位
转载以下资料供参考
市场定位是由美国营销学家艾·里斯和杰克特劳特在1972年提出的,其含义是指企业根据竞争者现有产品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针对顾客对该类产品某些特征或属性的重视程度,为本企业产品塑造与众不同的,给人印象鲜明的形象,并将这种形象生动地传递给顾客,从而使该产品在市场上确定适当的位置。
市场定位可以通过以下三大步骤来完成:
1)识别潜在竞争优势
这一步骤的中心任务是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竞争对手产品定位如何?
二是目标市场上顾客欲望满足程度如何以及确实还需要什么?
三是针对竞争者的市场定位和潜在顾客的真正需要的利益要求企业应该及能够做什么?
要回答这三个问题,企业市场营销人员必须通过一切调研手段,系统地设计、搜索、分析并报告有关上述问题的资料和研究结果。
通过回答上述三个问题,企业就可以从中把握和确定自己的潜在竞争优势在哪里。
2)核心竞争优势定位
竞争优势表明企业能够胜过竞争对手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可以是现有的,也可以是潜在的。选择竞争优势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与竞争者各方面实力相比较的过程。比较的指标应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选择相对竞争优势。通常的方法是分析、比较企业与竞争者在经营管理、技术开发、采购、生产、市场营销、财务和产品等七个方面究竟哪些是强项,哪些是弱项。借此选出最适合本企业的优势项目,以初步确定企业在目标市场上所处的位置。
3)战略制定
这一步骤的主要任务是企业要通过一系列的宣传促销活动,将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准确传播给潜在顾客,并在顾客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
首先应使目标顾客了解、知道、熟悉、认同、喜欢和偏爱本企业的市场定位,在顾客心目中建立与该定位相一致的形象。
其次,企业通过各种努力强化目标顾客形象,保持目标顾客的了解,稳定目标顾客的态度和加深目标顾客的感情来巩固与市场相一致的形象。
最后,企业应注意目标顾客对其市场定位理解出现的偏差或由于企业市场定位宣传上的失误而造成的目标顾客模糊、混乱和误会,及时纠正与市场定位不一致的形象。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定位即使很恰当,但在下列情况下,还应考虑重新定位:
(1)竞争者推出的新产品定位于本企业产品附近,侵占了本企业产品的部分市场,使本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下降。
(2)消费者的需求或偏好发生了变化,使本企业产品销售量骤减。
重新定位是指企业为已在某市场销售的产品重新确定某种形象,以改变消费者原有的认识,争取有利的市场地位的活动。如某日化厂生产婴儿洗发剂,以强调该洗发剂不刺激眼睛来吸引有婴儿的家庭。但随着出生率的下降,销售量减少。为了增加销售,该企业将产品重新定位,强调使用该洗发剂能使头发松软有光泽,以吸引更多、更广泛的购买者。重新定位对于企业适应市场环境、调整市场营销战略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视为企业的战略转移。重新定位可能导致产品的名称、价格、包装和品牌的更改,也可能导致产品用途和功能上的变动,企业必须考虑定位转移的成本和新定位的收益问题。
⑸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怎样的挑战为此中国采取了哪些具体对策
(一)中国正在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过去20多年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世界排名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80年代初的不
到2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400亿美元左右,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如今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已达35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国投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是因为中国政府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并一以贯之地加以实施。总体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其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体系的制造业基础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比较劣势则主要是一些重要技术开发能力弱、某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缺陷。中国并行地在汽车、石化等“制高点”领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和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这两种战略的同时实施,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单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恶果。为了克服体制上与国际规则不接轨的劣势,中国在经济特区、开发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实行与国际接轨的体制和优惠政策,这种局部突破的策略有效地促进了吸引外资与国际贸易的扩大。
上述开放战略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本也相当高。例如,汽车、石化等“制高点”产业由于长期受到过度保护,其国际竞争力一直较低;出口导向部门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联系少,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国内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大国经济的优势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在税收、市场准入、投融资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差别待遇,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等等。
中国加入WTO以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以往实行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的战略将有必要调整,逐步转向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谋求竞争优势的战略。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人们通常强调的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国家幅员辽阔,某些资源供给充足的优势等。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优势。
一个优势是大国市场的规模经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处在经济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已经和正在进入对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效应的家电、汽车、电子通信等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张期。这一市场条件有可能使某些相关产业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中既包括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也包括由于产业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低成本不仅会使国内消费者受惠,也有助于提高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个优势是具备了重点发展加工组装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一些年来,中国经历了以轻纺工业、重化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进入一个以加工组装制造业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可以提供加工组装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利用有较高水平且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出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升的产品。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走势看,一批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产业也会向中国转移。近年来,颇具规模的计算机组装加工基地在中国的珠江三角州地区快速形成,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一般认为,汽车产业是中国加入WTO后受冲击较大的领域之一;但据我们的研究,在经过必要的调整后,在今后10年左右,中国极有可能成长起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较优势能够成功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下,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二)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已经取得的进展
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为了避免国内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的不一致,中国在经济特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引入市场机制,实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经贸规则。特区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场化改革的实验田。中国政府将特区的成功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形成了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和界定依据逐步得到明确。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段论述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经济职能上的认识进展,同时也指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按照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来政府职能发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变化。
——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计划、金融、财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国家计划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减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强调计划指标要少而精,总体上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财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建设经营性财政向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转变,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税体制初步形成。金融体制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的出纳”的窠臼,正在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现代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政府通过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等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运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货紧缩趋势,逐步积累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有益经验。
——培育、规范、监管市场体系取得一定进展。中国政府在不断发展商品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努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2000年,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按市场价销售的比重已高达95%,比1995年提高6个百分点。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过1000家,股票总市值48000多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成交金额60800亿元。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获得长足发展。9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实施了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对风险较大的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通过健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了风险防范和监管机制。政府在规范、监管市场主体、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行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轨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政企分开迈出较大步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做法,已经改变。政府各部门解除了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加强所有者监督职能方面,政府采取了向重点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派驻监事会,以及向资产经营机构和大企业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等措施,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家提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正在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占份额接近1/4。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不对国有企业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保证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在管理涉外经济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外贸、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通过降低关税、减少配额、取消出口补贴,及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贸、外汇运行机制。引进外资的地域和行业限制逐步放松,各级政府在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管理外商投资、简化办事程序、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能有所加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对现代化建设的压力日益增大。适应这种形势,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并积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目前,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水平。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强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将应用型科研机构推向市场。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取得明显进展。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进展。首先,确立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方赂,提出建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目标,并努力付诸实施。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重视和加强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建设制度。其次,政府机构改革逐步深入。1998年以来,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相继开始了力度较大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按照精简高效、权责一致的原则,较大幅度地调整和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重点加强综合经济部门和执法监管部门,精简撤并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管理部门。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200多项,人员编制减少一半。机关工作作风和效率有了一定改进。各级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精简,职责权限进一步明确。再次,政治民主化向前推进。更多地听取专家、公众意见和接受媒体监督,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通过直接选举区、县人民代表和农村基层政权领导,以及推行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等,基层民主政治得到发展。公益组织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机制也逐渐发育,在争取公共利益、协调经济社会矛盾以及补充、替代和监督政府职能等方面,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三)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同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政府职能转变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况下是主动推进的结果,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迫于形势压力,缺乏远见、深度和系统性,治标不治本。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
——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经济转轨时期又有某种扩展的行政审批制依然广泛存在,特别是企业设立、领导人任免、投资、外贸等领域的行政审批亟待清理、削减。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某些政策的实施又产生了强化行政审批和个案处理的副作用。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票发行以及兼并收购等资产重组活动中,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往往出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长官意志,对企业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例如,强行要求效益好的企业在投资、担保贷款、资产重组等方面照顾劣势企业,甚至向企业摊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战线过长的问题依然突出,对其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力度不够,进展迟缓。对非公有经济的限制依然过多,公乎竞争环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如何构建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已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在投融资领域,存在着政府以直接干预微观投融资活动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倾向,其结果往往达不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同时又加强了政府对投融资活动的不正常的干预。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仍然过多地承担着投融资主体的职能,花费大量精力争资金、争项目,投资决策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层层审批,不按科学严谨的、市场化的投资决策程序办事,缺乏严格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屡屡造成重大的投资失误。
——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一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例如反垄断法迟迟没有出台,难以运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垄断;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至今没有最终建立,难以保证上市公司质量。二是执法不严,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规章和制度形同虚设。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分割不断变换手法,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些因素导致了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突出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偷税、逃税、骗税、骗汇和走私活动猖獗,社会信用关系紊乱,逃废债务现象相当普遍,建筑领域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的问题严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政府改革中专业经济部门陆续撤销以后,综合经济部门、执法监督部门和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加强。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在制定规划、方案和法规时,或在处理部。门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时,往往受到本部门或所管辖的行业利益的局限,对国家利益、公众利益考虑不够,甚至作出违背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决策。随着市场化改革向垄断性行业的逐步深入,相关领域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门兼有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状况,容易强化部门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门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恋行政审批权。由于对微观经济活动设置了过多的行政审批事项,使体制性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国家财权财力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关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财政可支配的财力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资和养老金搞建设,把欠帐留给中央和省级政府,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也不利于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帮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税收立法权过于集中于中央,税权划分缺乏稳定的法制基础,难免导致地方政府变通国家税法、越权减免税和滥用收费权。(2)在分权过程中,一些应当下放给企业的权力没有落实到企业。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一些自主权,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迟迟不愿向企业放权,在政企分开方面落后于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权一分权一收权的框框还没有根本突破,按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职能、责任和权利的框架还不清晰。人们习惯于按计划经济下“先集权、再分权”的思路考虑问题,还没有确立市场经济下“分权优先、集权居后”的观念。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国家制定的优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区划的范围内实施。这样往往增加行政层次,例如计划单列市的设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别性优惠政策,不利于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适当的分权容易导致宏观经济失控、地区差距扩大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反过来又可能成为重新集权的诱因。
——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立法进程不协调,影响执法效果。目前中国在制定有关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和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执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经常遇到行政性垄断的阻碍。其次是执法落后于立法。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的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时有发生,严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门、地方政府的法规甚至内部文件与国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内部文件的权威大于部门法规,部门法规的权威大于国家法律的现象。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处理矛盾和问题时,往往先依据本地内部文件和法规,然后才考虑中央政府的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是以国家法律法规而是以内部文件甚或长官意志作为判决依据。此类问题较多地表现在企业改制和涉外经济纠纷等方面。
(四)加入WTO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新挑战
应当说,在经济转轨的复杂环境中,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能够取得已有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国际社会对此也作出了积极评价。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是难以避免的,只能通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求得解决。中国加入WTO,对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甚至在某些方面规定了政府改革进展的时间表,这就大大增强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紧迫性。
加入WTO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自主的、主动的选择。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基于对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潜力的认识和信心。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WTO和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一方面,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例如,中国可以抓住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机,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结构;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可以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内经济势必面临国际市场的强大竞争压力。中国传统的优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的挑战。在吸引外资方面,我们面临周边国家强有力的竞争。中国在加入WTO谈判中承诺了开放市场的义务,“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将难以像过去那样继续实施。国际上有的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加入WTO后能否有效提升自己的经济竞争力,将对中国构成严峻考验。加入WTO后,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将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挑战。
——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人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企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
——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难以同时兼顾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
——对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⑹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要有哪些企业层面的竞争战略
合理运用一切可控的营销因素去积极地适应不可控因素——营销环境。企业从国内市场拓展到国际市场,必须面临着新的国际营销环境,特别是国际竞争环境。当今国际营销竞争环境发展格局如何,国际竞争同以往的竞争比较具有何种特点,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如何分析国际竞争环境,并针对国际竞争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国际竞争战略。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如何推动国际市场竞争战略——国际战略联盟的产生,国际战略联盟如何推去国际市场竞争的发展。这些是本部分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国际竞争时代
1.国际竞争的特点
国际竞争即具有一般竞争规律的特点,又具有自身的特点:
(1)国际竞争不同于自由竞争。从现象上看,国际竞争与自由竞争最大区别是自由竞争遵循优胜劣汰原则,在自由竞争中的落后企业、落后部门要破产和被淘汰,而国际竞争中的落后国家、落后部门和落后企业不一定破产和被淘汰。从理论上分析,国际竞争不同于自由竞争的基本前提,是世界经济中存在着各个国家主权政府,只要有国家政府存在,它们必然以各种方式干预国际竞争格局,可见,国际竞争表现为一种有保护的竞争。
(2)国际竞争又不同于垄断竞争。从现象上看,国际竞争与垄断竞争的最大区别在于,垄断竞争的目的是以垄断排斥竞争或消灭竞争。而国际竞争的目的则是以竞争作为获取本国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因此,国际竞争不是消灭竞争,而是强化竞争。从理论上分析,国际竞争不同于垄断竞争的基本前提,在于国际竞争的主体囊括了世界市场上各种经济实体,诸如关心本国经济利益胜于关心他国经济利益的国家政府;为实现国家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国有企业;以本集团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广阔存在和发展的众多大中小私人企业。可见,国际竞争比垄断竞争范围更大,它表现为包括垄断竞争在内的强化型竞争,是在政府保护下的强化竞争。
2.国际经济关系相对平等是国际竞争的根本前提
国际经济关系相对平等是国际竞争关系存在的前提。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充斥着以残酷的暴力进行殖民的掠夺。在垄断资本主义即*****主义时期,通过商品输出带动资本输出,残酷掠夺殖民地。在上述时代,相对平等的国际竞争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在二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才出现了相对平等化的过程。
(1)一系列国际经济机构的建立,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相对平等化
1949年7月,四十四个国家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的布雷顿森林,签约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47年10月底,二十三个国家的代表在瑞士日内瓦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这三个国际经济组织,后来被公认为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这些国际经济组织虽然一直被少数发达国家所控制,但它们毕竟注重以经济自由化为宗旨,因而,在客观上有利于国际经济关系朝着相对平等化方向发展。
除上述三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外,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济理事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它们对推动各国间经济交流,推动发展中国家贸易和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70年代中期以来,贸发会议日益成为谈判国际经济和贸易问题的一个主要场所。
(2)发展中国家经济集团的形成推动了国际经济关系的相对平等化
(3)原材料生产和出口国组织的建立,推动了国际经济关系相对平等化
(4)贸易优惠制度的实施进一步促进国际经济关系平等化的发展
3.经济全球的发展是国际竞争扩展至全球的强大动力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连成一体,国内市场竞争拓展为全球市场竞争,使国际市场竞争变成更加广泛、复杂和激烈。换句话说,经济全球化是国际竞争扩展至全球的强大动力,主要表现在:
(1)经济全球化内容的深刻化和广泛化推动着国际竞争的发展,这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在生产领域方面,由于新技术革命成果的应用,促进了产业结构大规模的调整。一方面,是传统产业利用新技术进行改造,另一方面是新兴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产生与发展促进国际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实行大调整。
在销售领域方面,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高科技的运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国内市场饱和,竞争激烈。国内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向多层次化发展。国内市场这些竞争特点延伸到国际市场的竞争。
在金融领域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高新技术应用于金融业,建立起资金转移的全球网络和国际标准化的信息网络。
(2)各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出现合流趋势使国际竞争更加复杂。
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与二战后,消费和市场的全球化。
(3)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从而推动国际竞争的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90年代全面地展开,由于信息技术的特点及当代经济的开放型,信息产业一开始便是全球化的产业经济。当今高技术信息产业在改造或取代传统产业,而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经济主导部门。互联网络的建立与发展,使全球经济的连接更加广泛和快捷。可见,高新技术的发展直接影响国际竞争。
⑺ 结合实际谈谈市场定位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何意义
物流企业实施科学而独特的市场定位,不仅是为了满足市场和顾客的需要,也是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实力的重要途径,各个具有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在为各自不同的顾客群体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同时,也在通过学习和积累锤炼企业的组织体制,构筑周边协作网络,从而提高服务水平和降低单位服务成本。可以说物流企业差异化战略既是由于市场中顾客需求差异化的需要,也是物流企业自身培育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需要。 物流热是当前国内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前有“物流园区”闹得沸沸扬扬,后有“物流成本”吵的热热闹闹。其实,自从物流被赋予为“第三利润源”后就成了众多眼球的聚焦之处,更吸引了无数的资金蜂拥而至,形形式式的物流企业就如雨后春笋,一个劲儿地冒出来。据称,现在的物流企业在15,000家左右,可再仔细看看,在国内约600亿的物流外包市场,竟没有一家的市场份额超过2%。有人把如今的物流业比喻为战国时代,即物流行业尽管群雄并起,但还缺乏真正的领军人物,也还没有形成诸侯割据的态势。过于分散的结果必然带来混乱,但正是这种混乱,使得众多的资本蠢蠢欲动。一方面很多中小型的物流企业仍在不断地成立,试图从物流业中分一杯羹;另一方面,已有的大型物流企业则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占领全国各地的物流市场,想图霸一方。然而,分一杯羹也好,图霸一方也好,企业在向物流行业不断投钱之前,首先一定要想明白,这些钱投进去之后,自身在物流行业的定位是什么? 物流业像一块不断膨胀的蛋糕,这种诱惑让部分从业人员茫然不知所措,缺乏市场定位、缺乏战略规划的现象普遍存在。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当前物流市场的供需之间呈现出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导致不少专家和媒体都在说国内的物流现状将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一方面,物流市场火热,可很多物流公司却抱怨说市场竞争太激烈,企业很难抓到客户,赚不了什么钱;另一方面,需要物流服务的公司却埋怨找不到符合要求的物流供应商,同时认为现有的物流成本过高,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甚至有的外资企业因为物流成本高而改变原有的投资方向。本来搞集装箱运输的现在做开了供应链;原先做供应链的现在跑开了干线运输;以前做小件的却去搞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还没有搞明白又搞开了第四方物流。什么来钱快又省事就一窝蜂做什么的现象在物流界相当普遍。 如果一家餐馆把鱼翅和粉丝在一口锅里炖,结果是什么?吃得起鱼翅的人不愿吃带粉丝的鱼翅,吃不起鱼翅的人更不愿意花高价去吃粉丝。高端客户和低端客户的钱都挣不到,这家餐馆还能做大做强吗?把本行做精做细,才能做大做强。行业中,许多企业吃了不少的亏,吃亏就吃在什么钱都想挣。经常弯腰捡钱,势必会影响达到目的地的时间和速度。我们必须学会放弃,先在物流业的各领域中把本业做扎实,仓储、供应链、加工配送、速递各自都做强了,从全国的概念上讲,大家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联合体,就可以筑起与外资竞争的铜墙铁壁。在此基础上,专项能力强的企业再向其他领域渗透,逐渐形成综合性的物流公司,若干年后我们完全可以诞生中国的UPS。 定位参照:顾客需要与组织优势 物流企业实施科学定位,选择差异化战略可能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顾客群缩小和单位成本的上升。从而导致服务价格的攀升。因此要十分注意以优质的独特服务来降低客户的价格敏感性,以差异化独特性的深化来阻挡替代品的威胁而维护顾客的忠诚,并通过差异化品牌的创建来集中和壮大顾客群,在企业效益不断提高的同时,实现单位服务成本和单位服务价格的下降。为此,在物流企业科学定位中,必须重点考虑市场顾客需要与企业本身的独立优势。 不能满足顾客的需要,定位就会毫无意义。物流企业所拥有的最重要资产不是它的卡车、仓库、房子,而是它的顾客资源。顾客资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变得越来越珍贵,顾客资源成为企业最宝贵的财富。获得顾客资源就有赖于顾客满意,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并把满意的顾客转变成为忠诚的顾客,最终通过留住顾客才有机会获取顾客的终身价值。因为企业的顾客具有差异性,不同的顾客具有不同的需求、偏好和财务状况等条件,不同的顾客对物流服务的满意期望值也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顾客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环境状况下也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任何物流企业都不可能同时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而让具有不同需求的顾客满意的。物流企业差异化战略在这里表现为,通过各个物流企业提供服务的差异化来使具有不同要求的顾客感到满意。例如,有的物流企业是以提供快速运输服务(如飞机)为专长,以小批量多频次快速运输,以满足对商品时效具有特殊关注的客户。有的物流企业专门提供低成本运输服务为专长,以大批量少频次的低成本运送,来满足某些对运输成本比较关注的客户。同样,有些物流企业可专业提供冷藏运输服务,或类似的特殊要求运输服务。还有的以专门地区的物流网络为专长提供服务,如以提供非洲地区物流服务为专长。顾客的需求是物流企业服务的方向,有差异化的顾客就有差异化的需求,差异化的需求就要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因此差异化顾客的客观存在,成为物流企业差异化战略选择的外在依据。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科学定位,除了参考顾客的需要外,还应考察一下企业的服务能力。每一个物流企业都会有其独到的竞争优势与竞争资源,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它的短处和限制,这就构成了组织的差异化。比如有的物流企业在硬件上的优势,有自己的飞机或轮船等运输工具。有的在“软件”上的优势,如货运代理公司,这些公司虽然没有做第三方物流所需的硬件设备,但是他们有大量的客户资源。还有“网络优势”型的,如传统的邮政服务业拥有完善的网络,无论公路、铁路、水运还是航空都能很通畅的使用。物流企业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就必须综合考虑企业的优势、核心竞争力、所处产业的生命周期、竞争对手的状况、技术实力、财务能力、管理能力和外部环境等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扬长避短。如果大家都不顾自身条件的优势与限制,都盲目地以所谓迎合顾客需求提供各色服务,其结果必然是力量分散,服务质量下降,企业优势难以显现,难免会在竞争中被淘汰。物流企业能力上的差异化是实施差异化战略的内在依据,它决定了企业差异化的方向、范围与程度。 科学定位:有机整合供给与需求 一般来说,物流企业品牌的创立关键在于企业定位的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是企业要对目前和未来市场有个准确的定位,从数量资料上看我国物流市场前景,在我国工业企业中,把原材料物流外包给3PL的仅18%,把销售物流外包给3PL的也只有16%。只有把握了市场的发展动脉,才能制造出发展空间。这是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核心是STP,即细分市场(Segmenting)、目标市场选择(Targeting)和具体定位(Positioning)。定位策略的运用,即在于创造和渲染企业和产品的个性化特色。 物流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阶差确实已经给国内的物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同时也成了整个经济发展的障碍。但对物流行业来说,这种挑战的背后却蕴涵着巨大的机遇。当前不管是正准备进入国内物流行业的企业,还是已经立足于物流行业的企业,在看到眼前火热的物流行业所给予的机会的同时,更应该仔细分析物流行业目前所遇到的挑战。机遇带来的是憧憬,而挑战带来的则是迈向憧憬的阶梯,踏过一个台阶就意味着离憧憬更近了一步。 现在的很多物流公司都把自己定义为整个供应链的方案供应商。这些企业中有的在国内的几个大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业务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大城市,并且提供的只是运输和仓储的服务,还谈不上集成供应链服务。甚至有的企业只是买了几十辆车,建了几座仓库,他们的服务距离提供整个供应链集成服务差的就更远了。这也难怪有的外资企业抱怨国内的物流供应商口气大,本事小。 其实就目前而言,集成的供应链服务商是一种高端的物流服务,它不仅包括原料和产品的一体化流通服务,还包括为客户设计优化物流解决方案等服务。而纵观国内的物流企业,真正能够提供如此高端服务的屈指可数,而绝大多物流企业目前只能提供本地或者区域型的仓储和配送服务。 事实上,并非声称提供集成供应链服务的企业才能生存得很好,而有一批立足于连锁店商品配送或者大宗货物的长途运输的企业,他们活的反倒是十分滋润。究其内因,在于他们能够明确自己的定位,在某一领域做的非常专业,从而成了物流价值链中不可替代的环节,其区域性竞争力自然不容小觑,利润自然也颇为丰厚。从企业的性质来看,物流企业应该把自己的公司定位在专业化、国际化的物流企业。海尔就是在满足自身物流需求的同时,其物流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第三方物流企业,其第三方物流企业定位是以大型生产企业、商业企业和电子商务公司为服务对象,为包括原材料物流、生产物流、成品物流和销售物流在内的供应链过程提供物流支持为服务内容,以提供物流能力评估、系统设计与咨询和全过程物流代理为服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