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參與非政府組織營銷案例

Ⅰ 非政府組織管理的內容簡介

《非政府組織管理》主要內容簡介：非政府組織管理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公共管理專業的主要學習課程。為適應廣大學員學習非政府組織管理理論的需要，我們特邀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馬慶鈺主持編寫了這本《非政府組織管理教程》。全書共十一章，從內容的邏輯上劃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非政府組織概說」，用四章的篇幅從總體上介紹非政府組織的大體輪廓，包括基本理論、發展動因以及國內外非政府組織的產生與發展情況；第二部分為「非政府組織的外部管理」，也用了四章的篇幅來闡明非政府組織的登記管理、稅收管理、日常監督以及評估工作；第三部分為「非政府組織的內部管理」，用了三章的篇幅來論述非政府組織內部的治理結構、組織的戰略管理以及營銷管理等。 第1章 非政府組織概述：公共治理的視野
案例導入
1.1 非政府組織：概念與特徵
1.2 非政府組織的類型
1.3 非政府組織與公共治理變革
本章小結
關鍵術語
思考題
本章參考文獻
第2章 非政府組織的理論基礎
案例導入
2.1 公民社會理論和治理理論
2.2 市場失靈理論、政府失靈理論和志願失靈理論
2.3 新制度經濟學和自治組織理論
本章小結
關鍵術語
思考題
本章參考文獻
第3章 西方國家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及其作用
案例導入
3.1 西方國家非政府組織的崛起
3.2 西方國家非政府組織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3.3 西方國家非政府組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
本章小結
關鍵術語
思考題
本章參考文獻
第4章 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及其作用
案例導入
4.1 中國非政府組織的歷史發展
4.2 中國非政府組織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4.3 中國非政府組織存在的主要問題
本章小結
關鍵術語
思考題
本章參考文獻
第5章 外管理戰略：政府組織對非政府組織的影響
案例導入
5.1 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管理的必要性
5.2 我國政府組織對非政府組織管理的政策框架與變遷
5.3 促進非政府組織發展的政策建議
本章小結
關鍵術語
思考題
本章參考文獻
第6章 內管理戰略：非政府組織自身發展之道
案例導入
6.1 非政府組織：政府不可或缺的支持者
6.2 非政府組織戰略管理的特點與意義
6.3 非政府組織戰略管理的程序、內容與方法
本章小結
關鍵術語
思考題
本章參考文獻
第7章 非政府組織的領導決策
案例導入
7.1 非政府組織的領導
7.2 非政府組織的決策
7.3 非政府組織的用人原則和效率
本章小結
關鍵術語
思考題
本章參考文獻
第8章 非政府組織的營銷管理
案例導入
8.1 非政府組織的市場營銷
8.2 非政府組織營銷管理的特點與導向
8.3 非政府組織營銷管理的過程與策略
本章小結
關鍵術語
思考題
本章參考文獻
第9章 非政府組織的籌款管理
案例導入
9.1 籌款與非政府組織發展
9.2 非政府組織籌款的主要方式與評估
9.3 非政府組織籌款的市場分析
本章小結
關鍵術語
思考題
本章參考文獻
第10章 非政府組織的財務管理
案例導入
10.1 非政府組織財務管理的目標與原則
10.2 非政府組織財務制度建設與收支管理
10.3 非政府組織的財務分析、預算和監督
本章小結
關鍵術語
思考題
本章參考文獻
第11章 非政府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
案例導入
11.1 非政府組織人力資源構成
11.2 非政府組織人力資源管理基本內容
11.3 留住志願者：非政府組織人力資源管理的特殊使命
本章小結
關鍵術語
思考題
本章參考文獻
第12章 非政府組織的評估
案例導入
12.1 非政府組織評估的意義分析
12.2 非政府組織評估的理論框架與評估指標
12.3 非政府組織評估的程序與方法
本章小結
關鍵術語
思考題
本章參考文獻
後記 非政府組織（NGO）與非營利性組織、民間組織、第三部門組織、私人自願組織、草根組織、社會團體、新社會組織等概念，所對應的主體大多是政府和企業之外的公共領域，本質並無太大差異。NGO的興起是人類發展史上的重大組織制度創新，是人們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之後所作的必然回應與選擇。它獨立於政府之外，不以營利為目的，與政府、企業共同構成現代民主國家的三大組織形式。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化，社會結構轉型日漸加速，「5.12」汶川地震後NGO忙碌的救災身影，終究讓人們認識到了它在現代社會公共治理中所擔負的不可或缺的地位與角色。管理學大師杜拉克說過，NGO「所做的事情與企業和政府截然不同。企業提供產品或服務。當顧客購買產品按價格支付並對所購買產品滿意時，企業就大功告成。當其政府政策卓有成效時，政府就履行了自己的責任。而非營利機構既不提供產品或服務，也不實施控制。它們的產品既不是鞋，也不是規則，而是改變了人。非營利機構是改造人、點化人的組織，其產品是治好的病人、樂於進取的孩子、年輕男女成長為具有自尊的成人……總之，一個改變了的新的生命」。「管理出效益」，當作為第一部門和第二部門的行政管理與企業管理業已成為管理學研究的炙手可熱領域之時，作為第三部門的「非政府組織管理」的重要性也日漸被人們所重視。誠如杜拉克所言，NGO與政府和企業截然不同，非政府組織管理也無法全然借鑒行政管理、企業管理的原則與方法，為此，作為一個新興的管理領域，非政府組織管理研究有著諸多開放的、亟待深入的空間與話題。

Ⅱ 營銷對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有何意義

非政府組織大部分是出於公益目的，運轉也需要資金的支持，適當的營銷活動有一石二鳥之用

1. 宣傳了組織的使命

2. 可以募集捐助
   

Ⅲ 非政府組織如何參與城市管理

非政府組織在應對突發公共事件中以其獨特的優勢發揮了積極作用，成為一支越來越活躍的力量。因此，給非政府組織充分發展的空間，讓非政府組織盡顯其能，是整個社會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必要途徑。 本文以我國四川汶川「5·12」地震為例，從我國的現實情況出發，立足於政府管理的視角，比較分析了非政府組織參與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管理的優勢和面臨的困境。通過比較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在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管理中的異同，分析了非政府組織在突發事件應急管理中的優勢和作用。但是，非政府組織作為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多元主體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尚未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因此，研究如何整合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資源和力量，加強二者的合作，建立政府部門與非政府組織無縫對接的應急管理體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非政府組織參與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可以彌補政府公共服務的不足，形成多元主體參與的社會整體應對網路，也有利於政府從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換。 筆者運用治理理論，提出了在突發公共事件面前，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實現合作共治的可行性和創新思路，為完善現代應急機制和進一步提高政府效能，提供有益的參考。

Ⅳ 如何提升非政府組織參與中國氣候公共外交的能力

隨著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外交中日益受到重視，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外交中有三種身份：作為工具、對象或主體。三種身份的非政府組織正從外交舞台的邊緣走向中央，影響主權國家的外交議程，構建主權國家的國際形象，使主權國家的外交面臨著從未有過的挑戰。

隨著外交全球化、社會化、民主化、網路化趨勢的發展，非政府組織在外交，特別是公共外交中的重要性日漸突出。非政府組織既是公共外交的工具、對象，也是公共外交的主體，非政府組織正以不同的身份影響著各國外交。

作為「公共外交工具」的非政府組織

維基網路對公共外交的解釋是，簡單地說，公共
外交就是一種「由政府通過公共傳播媒介或通過一系列廣泛的非政府實體，如政黨、企業、行業協會、工會、教育機構、宗教組織、種族團體以及有影響力的個人，
來影響其他國家政府的政治和行動目的」國際關系行為，在這里，非政府組織具有工具性質，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外交中「工具」身份的形成與以下三個因素密切相
關。

首先是外交研究者們對公共外交的認識和界定。外
交研究者們認為從傳統上來看，公共外交是主權國家的行為，而不是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大多數公共外交研究也更側重於考察主權國家對公共外交的使用，而不是
非國家行為體，如米歇爾•朗認為公共外交，或對外公共事務，無論你把它稱為什麼，就是因為它是由國家實施的，對它的各種反應也是基於它是由國家實施的事
實，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不可能被看作是從事公共外交，除非它們是代表國家利益。趙可金也指出，公共外交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同另一個國家的公眾所進行的直接
交流和溝通的活動。在公共外交過程中，政府可以出現在前台，也可以隱身幕後，但整個公共外交的策劃、組織、協調必須由政府負責，是否由政府出面或是否受到
政府的授權或者委託，是公共外交與國際民間交流的根本區別」。不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的主流觀點都認為公共外交只可能是國家的一種追求，政府在公共外交過程中
起著策劃、組織、協調、授權、委託、資助等領導作用，非政府組織可以參與到公共外交活動中，但主要是傳輸政府的意圖、政策或實施政府戰略部署，完成國家對
外交往任務，推動國家利益有效實現，如同公共外交中的廣播、電視、電影、報紙、雜志等傳播媒介，是政府推行公共外交的工具。

其次是外交決策者們對非政府組織工具價值的重視。作
為公共外交工具的非政府組織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冷戰初期，當時美國建立國家自由歐洲委員會，推動自由主義思想觀念在共產主義世界擴散，非政府組織成為美國及
其盟國在歐洲爭取價值觀認同的有效武器。此後，西方國家用「和平演變」戰略影響社會主義國家，以非政府組織為主的公共外交成為西方國家對外政策和國家安全
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這種戰略的順利實施立下汗馬功勞。歷經冷戰，在冷戰後的幾十年中，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外交中的工具作用時而被詬病，時而被贊揚，但沒
有國家再忽視它，非政府組織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被不同的國家用來實現不同的外交目標。如日本藉助非政府組織改善國家的歷史形象；加拿大藉助非政府組織緩
解國際輿論對其增加可獵殺的海豹配額的強烈譴責；澳大利亞以非政府組織為合作夥伴，促進與太平洋、非洲、中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60多個國家和社區友
好關系。此外，英國、法國、荷蘭、德國、瑞典等國家也非常重視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外交中的功能，非政府組織在推動這些國家的對外發展援助、文化交流和教育活
動，促進國家間的經濟文化社會合作，提升國家外交正當性和增強國家對外傳播效果方面都功不可沒。

最後是非政府組織對自身工具身份的認知和肯定。扎
特平利那對活躍在美國公共外交中的非政府組織進行了實證研究，大量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表明，盡管不是全部，但美國有很多非政府組織對國家的價值觀念和外政
策都有非常高的認同度，有強烈的願望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國家價值觀念，為國家外交服務。冷戰時期每屆美國政府都鼓勵非政府組織參與美國的公共外交事務，非政
府組織也把自己看作是一支可以用來更有效地在世界各地促進美國式民主的重要力量，參與公共外交的非政府組織包括學校、醫院、環保組織、慈善組織、宗教組
織、人權組織、社會服務組織、藝術博物館、研究機構、思想庫、基金會、商會，長期或明或暗地承擔著美國外交任務，政府為這些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支持，這些
非政府組織則在對外援助活動中自覺或不自覺地體現和貫徹國家價值觀念，擴大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為什麼非政府組織的工具價值歷經冷戰及冷戰後幾十年長盛不衰呢？吉爾布認為政府之所以選擇這種方法，是因為政府相信這要比由政府直接發起的公共外交更有效，它有助於隱藏政府的真實意圖和資金來源，加強在目標國推動運動的合法性。李慶四認為，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其
一，它是小政府大社會的傳統文化理念的體現，象徵著「社會實現自治、減少政府施政成本、人民當家作主的實踐機會」；其二，它象徵著「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
分立，廓清了權利與權力的界限」，體現了國家權力的相互制衡；其三，它常常扮演著溝通政府與社會的橋梁，承擔著「社會良心」的責任，「有責任心的市民社會
是政府提高執政能力的夥伴」。就此而言，非政府組織是主權國家公共外交中「政治正確性的必要成分」，非政府組織從公民社會贏得合法性、責任和資源，其聲音
和行動最容易得到國際公眾認可。

Ⅳ 展示國家對外形象,名人效應更重要''

打造國家形象還需名人效應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交流的主體也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傳統外交中以國家政府為主體的外交模式的作用逐漸減弱。更多的非政府組織和個人成為外交的主體，這種區別於傳統精英外交的公共外交在形象塑造、輿論動員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誰也不能否認，人已經成為當代國際關系史的主角。
在構建國家形象的過程中，名人效應成了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無論現實生活是什
么情況，在很多人眼中，「權利平等」、「人人享有機會」已經成了美國的代名詞，很多堅信「只要有智慧，加上勤奮，就可以在美國體現自己價值」的世界頂尖人才把移民美國看成了自己成功的開始，美國也因此而受益。體現「美國夢」的主體，往往不是美國政府，而是個人。一部部鮮活的個人奮斗史讓美國的國家形象被賦予了「遍地機遇，制度開放」的內涵。無論是當年開疆擴土的西部牛仔，還是今天引領潮流的比爾·蓋茨，球藝出眾的邁克爾·喬丹，以及先當演員後成州長的移民阿諾·施瓦辛格，他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無不向世界一次又一次地證明著「美國夢」的真實性。
在國際交流的過程中，讓別人形成對自己基本價值觀的認同往往是比較困難的事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生硬的政治宣誓和說教，往往招致對方的厭惡。但名人的示範效應，卻能夠帶來比較好的交流效果。比如2006年去世的羅薩·帕克斯，這位「不給白人讓座」的普通黑人婦女，以她的親身作為闡述了美國民權運動思想的精髓，民權運動的基本思想也隨著她的故事走遍了全球，得到了認可。

坦率地說，在對外交流這個環節中，中國缺乏名人效應，是不爭的事實。人們常說上下5000年，中國不乏名人。中國思想家孔子在世界范圍內擁有巨大影響力，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的傳奇經歷和政治貢獻更是讓很多老外痴迷。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的是，在與外界交流的過程中，僅僅有思想的圖騰和政治偉人是不夠的。
一方面，古典人物不能反映現代中國的風貌，也不見得能夠代表現代中國人的具體性格。另一方面，傳統意義上的名人，往往是神秘的、完美的。完美的偉人只能成為公眾審美的一個符號，卻與普通人保持著不可及的距離。打個比方說，在國家形象營銷中，一個國家形象能否被世界所接受，不完全在於這個形象是否完美，更重要的是這個形象是否符合大眾的「購買需要」。 而單一的政治性格和貢獻，已經不是今天國際社會能夠接受的名人效應了。
事實上，讓中國的國家形象豐滿起來，不僅要靠偉人效應，更多地要依靠凡人效應。公共外交是一種進入、構建和改變國際輿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能夠成為名人，是因為他符合國際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博愛、平等、善良這些道德品質，都在很多名人身上得到了體現。姚明之所以能夠成為現代中國的一個積極符號，不但因為他體現了籃球運動的高超技巧和中國人吃苦耐勞的精神，更因為他在慈善事業、公益廣告中扮演的善良角色。這些都是中國國民性格的正面反映。
前不久，美國《時代》雜志分別在亞洲版與歐洲版推出60年傑出人物專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和女星鞏俐同時入選。許多人對此提出了異議，稱鞏俐沒有資格與鄧小平同榜。但筆者倒認為，這不失為一件好事，因為這反映出，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形象正日趨多元化。
當然，肯定會有人認為，我們不應該一味迎合西方的口味。但必須承認的是，任何一個國家，首先要融入國際體系，為全球話語體系所認同，然後才能順利地改造這個體系，實現國家價值的放大。在塑造名人的方式和風格上，中國人當然可以走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但是如果我們忽略了名人能夠帶來的國家形象效應，那麼我們或許會失去一個簡單的選擇機會，而使得我們的對外交流增加更多的負擔。

Ⅵ 為何要鼓勵更多非政府組織參與全球治理

日前，全球化智庫（CCG）被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ECOSOC）正式批准授予非政府組織「特別咨商地位」，成為中國為數不多獲得該地位的純民間組織和智庫，將享有參與聯合國相關事務的權利和便利，在全球治理上發出中國社會智庫的聲音。

再次，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和聲量一般相對較小，加強與其他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有助於提升影響力和自身國際化水平。目前除聯合國外，國際勞工組織、國際移民組織、國際衛生組織、國際海事組織、國際民航組織、國際知識產權組織等組織都設立了非政府組織咨商制度。此外，金磚國家論壇、中非合作論壇等集體對話機制下都專門設置了一系列的配套活動，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非政府組織應積極與這些組織建立溝通協作關系，推動中國非政府組織在參與全球治理中更好地展現中國形象、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來源：北京青年報

Ⅶ 急求非政府組織支出管理的案例

近年來，各種非政府組織（NGO）的數量正在迅速增加。它們在發展工作中起著巨大的作用。隨著數量與支出金額的增加，它們的影響力也在擴大。1983年，發達國家的NG0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贈款達36億美元左右（相當於官方開發援助的13％），其中大部分是由它們自己籌集的。到1987年，這類NG0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約55億美元，比國際開發協會1988年提供的信貸多了近10億美元（見圖）。

目前，這些組織在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積極行動，為發展提供基金並提供其他形式的援助。世界銀行雖然基本上與各成員國政府合作，但NGO正在越來越多地參與由世界銀行資助的活動。1990財政年度，NGO合作參與了大約50個由世界銀行資助的項目，在非洲進行的項目為數最多（有近20個）。與1973—1987年期間這類項目年平均15個相比有了較大的增長。本文對近年的經驗進行了總結，對這些有關NGO和發展的問題以及其他有關問題提供答案。

從事發展工作的NGO

大多數政府以外的非商業性機構大體上都可歸類為NGO。然而世界銀行將從事發展工作的NGO定義為：私營的、非盈利性的與發展中國家共同開展工作，以減輕苦難、改善窮人的利益、保護環境、提供基本社會服務或從事社區發展的組織。這類NGO包括工業國中支持國際性發展工作的各種機構，例如，加拿大的一些NGO就與加拿大國際開發署合作，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北歐、美國和西歐的NGO也正在增加這一領域的工作。

在發展中國家，本地的NGO也在增加活動。例如在孟加拉國，在各政府機構登記的NG0有1萬多個，盡管僅有約230個被授權可以接受用於發展目地的外國基金。在肯尼業，有130多個「現代化的」本地NGO。然而這些服務性或中介性的組織與大量（1988年為2.6萬個）自助性基層組織相配合開展工作。1966年巴西約有1000多個NGO，但這一估計數不包括為數眾多的農村協會、聯合會和合作社。直到最近，中東和東歐國家中的NGO同其他地區相比仍然為數甚少。但約旦已有3400多個。在東歐，居民協會、基金會和各種其他非盈利機構正在復活。發展中國家NGO的自主性正在不斷增強。在處理與工業國提供基金的機構的關系時，它們比以前更為果斷了。

盡管NGO的數量和資金正在與日俱增，但它們的活動范圍往往十分有限，其活動的質量也參差不齊。人們對它們活動的效果也有不同的評價，偶爾也持懷疑態度。例如在孟加拉國，達卡和其他三個地區周圍的NGO就是這樣的。在官方承認的8萬多個村莊中，只有1．3萬個左右的村莊有專業衛生保健和計劃生育的NGO在開展工作。包括格萊明銀行400個分支機構在內的擁有龐大貸款計劃的NGO，據估計僅為處於貧困線以下人口的6％提供了服務。

對實績的判斷

對NGO的運行實績應加以判斷。然而這種判斷不應僅僅根據其數量和資金流量，而應根據它們在提高對發展問題的認識和推動其他機構對滿足窮人的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等方面所作的貢獻。盡管有良好的願望，但並非所有的NGO都能勝任這一工作。許多小型NGO仍然需要加強其管理能力。許多NGO是由一個人創立並由該人管理的。在許多國家中，依然存在著偶爾發生的管理不善甚至瞎指揮的現，象。為了鼓勵在發展中國家NG0之間開展相互支持，NGO正在通過自身努力或藉助外部援助來加強NGO保護傘組織。

70年代和80年代，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出現了後援者組織以及全國性的和國際性的NGO財團，同官方援助機構的合作也擴大了。在非洲，自主團體及其聯合會的出現使援助資金和運行程序有利於當地組織。

由捐贈國所作的評價表明：一般說來國際性的NGO具有在基層、在邊遠地區，或者在缺乏發展活力的部門開展有效活動的能力。它們喚起各國政府和各種發展組織注重發展項目的環境效益，其作用是為大量資料所證明的。然而，它們在管理、培訓地方工作人員、項目重復能力以及在適當層次同政府所提供的服務進行協調方面存在著局限性。

傳統上一向是由志願者所組成的NG0，現在也在致力於降低運作的成本。工作人員的職業化使他們的工作性質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是直接為救助窮人而工作了，行政管理費和培訓費用也隨之上升。近年在查德和非洲其他一些地區，已需要將NGO的通常開支與盈利性的咨詢部門加以對比。孟加拉國的NGO的數量更為龐大，而通常開發似乎仍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NGO工作人員的薪水和福利與政府雇員的一樣。衡量NGO工作人員的福利是困難的，衡量長期福利或無形福利更為困難。此外，初始數據的缺乏也限制了對目前趨勢進行分析的可能性。

多年來，對NGO評價的基本要點局限於由NGO負責實施的小型項目，或者是評估大型項目中由NGO負責實施的部分。近年來，以項目為中心的評價方式已轉向評估NGO對機構發展所作的貢獻。這一進程使人們對政府的行動與NGO成員的工作的效率和成果的關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同政府的關系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在積極尋找鼓勵NGO採取更多行動的途徑。印度、菲律賓、玻利維亞、墨西哥、約旦、埃及、烏干達和多哥等國的政府正是這樣做的。瓜地馬拉和宏都拉斯政府在設計旨在減緩經濟衰退和結構調整的沖擊對社會易受損害階層的影響的社會發展基金方面，與NGO進行了緊密的合作。然而，NGO之間以及它們與政府之間仍然存在著不信任的情況。

盡管某些國家的政府傾向於讓NGO在棘手的發展問題——如計劃生育等——中起帶頭作用，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仍然對NGO及其自封的變革機構的作用持懷疑態度。一些觀察家認為，NGO的發展時常使國家左右為難，特別是在志願性協會尚未發揮作用，而國家仍處於支配地位的地區尤其如此。一些國家的政府憑借其政治統治權力，在其境內的組織和來自外部世界的各種機構之間充當把門虎的角色。

當政府和NGO發現它們雙方都處於政治和經濟競爭地位時，它們之間的關系就變得緊張了。在非洲，小型社區組織已顯示出它們具有獨自籌集大筆款項的驚人能力。它們對政府存有疑慮，害怕政府以稅收或其他方式來控制群眾組織和資源。此外，增加的官方發展援助額正是通過NGO匯集的。這已引起一些國家政府的關注，當總資本流動趨於緩慢時尤其如此。在政治舞台上，一些NGO在一些長期被忽視的社會問題方面組織人民群眾，特別是窮人的能力也引起了一些國家政府的關注。在發展方面，出現了鼓勵NGO與政府間開展合作的觀點，支持這一觀點的論據非常有力。正如世界銀行《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所指出的：發展援助不能總是發揮其全部潛力。將援助更為直接地與各國總體政策對減少貧困的影響聯系在一起，可以使援助更為有效。讓經驗豐富的NGO參與國家和地方政策的制定、方案的設計與項目的確定可以對發展作出貢獻。這種發展對窮人的需求更為敏感，反應更為敏銳。

世界銀行與非政府組織

作為主要的國際性開發機構，世界銀行正在尋找與NGO共同工作並支持各國政府與NGO共同工作的途徑。世界銀行認識到：這種合作對於解決發展中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以及實現減少貧困的基本目標都是重要的。

許多NGO也有這樣的考慮，但它們採取的方法卻與世界銀行大相徑庭。如前所述，NGO獨特的優勢一般在於它們活動於基層並致力於慈善工作，而世界銀行的主要優勢在於其國際性角色、廣闊的視野和其經濟專業人才。

在NGO與世界銀行之間開展合作可以使雙方的運作都更為有效。針對這一點，世界銀行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以開展與NGO的合作。政策對話和與從事發展教育和後援工作的NGO共同工作，對於增進發展所需的國際性和全國性支持也是重要的。但這一合作領域仍然有待於開發。然而，預計這種合作將可以在一些方面——如支持建立全球性的普及基礎教育聯盟的工作和援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取得進展。

世界銀行同NGO之間的政策對話隨著1982年NGO-世界銀行委員會的成立而固定了下來。該委員會由世界銀行高級管理人員和來自世界各地的26位NGO領導人（其中約有3／5來自發展中國家）組成。該委員會為世界銀行和廣大的、遍及全球的NGO團體就廣泛的問題展開討論提供了一個國際性講壇。討論的重點在於增加NGO參與世界銀行資助的業務、公眾獲得世界銀行信息的問題、公眾參與發展決策，以及辯論世界銀行資助的經濟政策對貧困和環境的影響等。

同時，在部門和項目方面與NGO的合作大大增加。1988年，世界銀行開始了一項系統的、機構范圍內的工作以擴大NGO參與其資助的項目。從那時起，NGO參與世界銀行資助的項目的數量已增加了兩倍多。NGO參與項目分析和計劃制定——不僅僅是項目實施——的頻率也有所增加。1990財政年度，在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批準的288個項目，NGO參與了50個，而在這之前的17年間，NGO參與的項目年平均為16個。

NGO參與分析工作或部門工作的最明顯的例子是參與政府籌備的環境行動計劃。在賴索托、馬達加斯加、模里西斯、盧安達和其他一些非洲國家，政府在評價環境狀況和有關環境問題的各種意見以及為確定項目奠定基礎的工作中同NGO進行了密切的合作。在印度，一個NGO參與了制定安置因修建位於卡納塔克的上克里希納水壩而被迫遷離家園的成千上萬的居民的計劃。

在考慮擴大援助規模和范圍的同時尋求更為有效的向窮人提供資金的機制，世界銀行正在試驗多種具體的籌資機制。歐共體在使用其發展基金方面與世界銀行有點不同。例如，將專項資金直接贈給NGO。世界銀行雖然不像歐共體那樣，但也已進行了多種償試以找到通過各國政府將世界銀行的資金提供給NGO，然後提供給窮人的方法。國際開發協會為玻利維亞應急性社會基金提供的三筆信貸就是通過這樣的途徑進行的。4000多萬美元，即這項基金的1／4是通過NGO提供的。

世界銀行第一個獨立的NGO項目是多哥的基層發展初始項目。這個項目為政府與NGO之間的合作建立了一種靈活的機構框架。該項目提供300萬美元用於資助以社區為基礎的發展項目，這些發展項目由NGO和項目受益者設計和實施。在計劃部的有關部門幫助下，政府—NG0聯合委員會根據NGO的要求作出決定，要求NGO和受益社區以現金或提供實物的形式，擔負項目成本的30％。在甘比亞、迦納、約旦和馬拉維，正在考慮和嘗試通過NGO旨在向婦女提供更多信貸的項目。

在孟加拉國，世界銀行的興趣在於擴大NGO在減少貧困方面的作用。這使它捲入一場關於官方為NGO制訂不必要的、過多的法規的討論。世界銀行的這種介入有助於為政府與該國NGO之間的對話，以及為修改某些防礙NGO工作的法規和程序奠定基礎。同樣，在印度、印度尼西亞、尼泊爾和菲律賓，世界銀行在評價政策及其實施時，與政府和NG0都進行了合作，這或許有助於改善公共部門和NGO之間的關系。

盡管世界銀行同NGO合作的事例大量增加，但NGO仍然對世界銀行提出批評。這些批評有的是針對某一具體項目的，有的則是針對世界銀行范圍廣泛的政策及實踐的。世界銀行由於支持了某些嚴重影響環境或危及被迫遷離家園的社團的項目，長期以來遭到了批評。為此，世界銀行在實施有可能影響環境的項目時，總是與NGO進行協調。這些項目分布在波札那、巴西、象牙海岸、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盧安達和斯里蘭卡等國。

國際性的NGO，如英國的牛津飢荒救濟委員會、環境保護基金和生存國際等，多次批評了世界銀行資助項目下的重要安置工作的糟糕業績。它們向世界銀行提出了具體的實例。在這些案例中，重新安置工作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NGO也不斷就此問題對世界銀行各成員國政府進行游說。

在這種情況下，世界銀行提高了環境意識，並發布了旨在參與和處理各種環境問題的各種業務指令。在某些情況下，如印度的一個名為MYRADA的NG0協助制定一項重新安置10多萬人的計劃時，就形成了一種政府、NGO和世界銀行三方合作的情形。

除了環境問題以外，世界銀行同NGO的政策分歧集中在經濟調整、減少貧困和提高援助效果等方面。為數眾多的NGO清楚地看到了各種經濟問題帶來的後果，這些問題需要有嚴厲的調整方案。認識到損害窮人這一現實後（如高通貨膨脹率），許多NG0在調整時期致力於提供安全保障網，並實施有針對性的保護窮人的計劃。另一些批評更為激烈。它們呼籲進行包括支持土地改革、削減債務和使窮人更多地參與決策等改革。

《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反映了世界銀行對這類問題的某些觀點。該報告在列舉了有必要將調整進程繼續下去的證據的同時，對NGO所提出的某些倡議表示了贊同。這些提議包括：要求工業化的北方減少保護主義和進行更多的調整，設法在較貧困的發展中國家鼓勵勞動密集型經濟的增長、為窮人提供安全保障網並在社會服務部門提供更多的投資，以及建議為官方開發援助規定條件，要求受援國以之用於減少貧困和滿足社會的普遍需要。目前，各國政府、NGO以及各種國際開發社團都在繼續進行艱苦的探索，尋求在共同工作的同時，如何為發展提供最佳援助而進行持續對話的方式。

Ⅷ 自媒體 是什麼

自媒體：

自媒體(外文名：We Media)又稱「公民媒體」或「個人媒體」，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傳播者，以現代化、電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數或者特定的單個人傳遞規范性及非規范性信息的新媒體的總稱。自媒體平台包括：博客、微博、微信、網路官方貼吧、論壇/BBS等網路社區。

美國新聞學會媒體中心於2003年7月發布了由謝因波曼與克里斯威理斯兩位聯合提出的「We Media（自媒體）」研究報告，裡面對「We Media」下了一個十分嚴謹的定義：「We Media是普通大眾經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後，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分享他們自身的事實、新聞的途徑。」簡言之，即公民用以發布自己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事件的載體，如博客、微博、微信、論壇/BBS等網路社區。

性質：

1、媒介即訊息

在自媒體時代，各種不同的聲音來自四面八方，「主流媒體」的聲音逐漸變弱，人們不再接受被一個「統一的聲音」告知對或錯，每一個人都在從獨立獲得的資訊中，對事物做出判斷。

自媒體有別於由專業媒體機構主導的信息傳播，它是由普通大眾主導的信息傳播活動，由傳統的「點到面」的傳播，轉化為「點到點」的一種對等的傳播概念。同時，它也是指為個體提供信息生產、積累、共享、傳播內容兼具私密性和公開性的信息傳播方式。

早在上個世紀，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就提出過「媒介即訊息」的相似理論。其含義是：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義的訊息，即人類只有在擁有了某種媒介之後才有可能從事與之相適應的傳播和其他社會活動。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響了我們理解和思考的習慣」。因此對於社會來說，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訊息」不是各個時代的媒體所傳播的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

2、表現渠道

論壇、博客、微博、微信以及新興的視頻網站構成了自媒體現存的主要表達渠道，然而隨著個人用戶對互聯網的深度使用，以闊地網路為代表的個人門戶類網站將成為自媒體的新興載體。理由在於：

其一，除了傳統博客的信息發布功能，個人門戶的個性化聚合功能還能精準並即時地獲取信息，從而構成一條雙向的即時信息通道。這種通道的存在有利於培養更加廣大的信息受眾，從而支持起更加旺盛的信息表達訴求。

其二，個人門戶能夠將數據挖掘和智能推送結合在一起，從而通過一種用戶樂於接受的方式推動自媒體的傳播，例如闊地首創的闊地熱聞模式，會自動將每天推薦人數最多的並且是用戶感興趣領域的內容自動推動給用戶。而傳統的博客雖然也有排行榜顯示信息的熱度，但是無法達到信息推送的智能程度。

其三，個人門戶建立的社區生態鏈加強了用戶之間的聯系紐帶，使得信息的發布者與接受者們溝通更加緊密，聯系也更加穩固。我們都知道，每一個成功的自媒體背後必然存在一撥支持群體，博客所能提供的簡單留言評論的方式已不足以滿足建議一個忠實粉絲圈的需求，傳統的做法是再輔以論壇和即時通訊，但是所有這些功能需求都已經被聚合到個人門戶這種新興載體中，因此個人門戶理所當然地將成為自媒體的最佳表達途徑。

3、力量來源

自媒體的力量來源——「長尾」分析：

自媒體之所以爆發出如此大的能量和對傳統媒體有如此大的威懾力，從根本上說取決於其傳播主體的多樣化、平民化和普泛化。

一、多樣化。

自媒體的傳播主體來自各行各業，這相對於傳統媒體從業人員單個行業的知曉能力來說，可以說是覆蓋面更廣。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對於新聞事件的綜合把握可以更具體、更清楚、更切合實際，位於「尾部」的他們的專業水準並不比位於「頭部」的媒體從業人員差，甚至還更有優勢。在華南虎事件中，位於「尾部」的動物學、植物學專家以及非政府組織、攝像家以及圖片處理專業人士等都在揭發假華南虎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或從老虎的體態出發，或從老虎周圍的植被出發，利用各自專業知識，做出了詳細的技術論證。

二、平民化。

自媒體的傳播主體來自社會底層，自媒體的傳播者因此被定義為「草根階層」。這些業余的新聞愛好者相對於傳統媒體的從業人員來說體現出更強烈的無功利性，他們的參與帶有更少的預設立場和偏見，他們對新聞事件的判斷往往更客觀、公正。

三、普泛化。

自媒體最重要的作用是：它授話語權給草根階層，給普通民眾，它張揚自我、助力個性成長，鑄就個體價值，體現了民意。這種普泛化的特點使「自我聲音」的表達愈來愈成為一種趨勢。然而伴隨著自媒體主體的普泛化程度的日益提高，這條「尾巴」的力量愈來愈積聚成長。

內容構成：

自媒體的內容構成也很特別，沒有既定的核心，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只要覺得有價值的東西就分享出來，有時還會分享一些出格的觀點，不需要考慮太多看官的感受，所以看一些優秀的自媒體文章就像看野史一樣十分獨特有趣，他們給看官們留下的印象是自媒體的個性。而且他們在字數方面控製得很好，一般都會控制在1000字左右，讓看官可以在10分鍾內流暢閱讀完。

特點：

1、平民化個性化

2006年年底，美國《時代》周刊年度人物評選封面上沒有擺放任何名人的照片，而是出現了一個大大的「You」和一台PC。《時代》周刊對此解釋說，社會正從機構向個人過渡，個人正在成為「新數字時代民主社會」的公民。2006年年度人物就是「你」，是互聯網上內容的所有使用者和創造者。

從「旁觀者」轉變成為「當事人」，每個平民都可以擁有一份自己的「網路報紙」（博客）、「網路廣播」或「網路電視」（播客）。「媒體」彷彿一夜之間「飛入尋常百姓家」，變成了個人的傳播載體。人們自主地在自己的「媒體」上「想寫就寫」「想說就說」，每個「草根」都可以利用互聯網來表達自己想要表達的觀點，傳遞自己生活的陰晴圓缺，構建自己的社交網路。

「自媒體」在google trends上的數據顯示

自媒體向傳統媒體發出挑戰。以播客為新興形式的自媒體使得原來處於新聞製造邊緣的受眾成為新聞信息傳播的中堅力量，傳統媒體受到自媒體的挑戰。

大眾媒體

傳統的新聞媒體將傳播者與受眾分得很清，它們是「自上而下」、「點對面」的傳播方式。而播客式的自媒體打破了這種不公平的格局，新媒體不再有傳者和受者的界限，每個人都是傳者，每個人都能做新聞，「人人即媒體」。因此，在播客網站上，我們不再提及「受眾」一詞，而更習慣說「用戶」。

挑戰傳統媒體

在Web2.0時代，網路傳播成為「零門檻」的傳播方式，任何網路用戶都可以成為傳播者。在技術層面，播客具有非線性傳播、零門檻、低成本等優勢，正是這種互聯網的特性決定了用戶發布的信息內容不完全受網站的控制，傳統媒體對信息的篩選、以及議程設置的特權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受眾即新聞源

傳統媒體的專業新聞工作者利用集團優勢以及技術支持，方便他們在世界各地收集信息進行報道。然而，播客式自媒體的出現打破了時間、地域的局限，用戶也能成為新聞的採集者和傳播者。以2009年2月9日發生的「央視配樓失火」事件為例，央視大火發生半小時後，「草根媒體」先於主流媒體透露消息。一位叫「加鹽的手磨咖啡」的網友，在事發時恰好路過現場，隨即用帶照相功能的手機拍下火場照片，這些照片於2月9日21時04分上傳到網上。之後12小時內，這批照片的訪問量超過37萬次，跟帖1700多個。而另一位叫「msun msun msun」的網友於2月9日22時左右將一段現場視頻上傳到Youtube上。約6分鍾後，新華社才在主流媒體中第一個發出了有關火災的快訊。這類突發性事件的視頻材料是主流媒體無法企及的，而傳統意義上的「受眾」成為了「新聞源」。

微內容：

微內容是相對於巨內容而言的。巨內容就是傳統媒體的主體內容，是體現新聞的重要性、接近性、時效性、顯著性和趣味性等新聞價值的內容。對於微內容，該詞彙的創造者Jakob Nielse描繪到，這是用來描述一個網頁上所顯示的「超小文欄位」(Microcontent)，比如頁頭與標題。然而面對復雜的互聯網，微內容的范疇註定不會是簡單的「導引文字」。實際上，互聯網用戶在網上的所有獨立數據，比如博客中的每一則網志，BBS中的每一個評論，甚至用戶的每一次點擊，都構成互聯網的微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