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宣傳綱要

① 黨的生日為什麼訂在7月1日

【黨史ABC】系列之一：黨的生日為何定在7月1日？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

30日晚上，在召開最後一次（也即第六次會議）時，因突遭法國巡捕搜查，會議被迫休會。

代表們分批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在一艘遊船上召開了最後一天的會議。

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中共一大召開的時間是7月23日，為什麼黨的生日卻定在7月1日？

要解開這個謎，必須要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後的一段時間里經常處於秘密狀態，從事地下斗爭，沒條件慶祝。時間一長，對於這個秘密召開的會議，參會人員只記得是7月暑假，准確日期就記不清了。

當中共中央第一次決定要慶祝黨的生日時，正處於外有日寇入侵，內有反動派封鎖的年代，也沒有條件去查證一大召開的確切日期。

第一個明確提出7月1日是黨的誕生紀念日的中央領導同志是毛澤東。

1938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

1939年、1940年「七一」前後，中央和一些地方報刊均發表社論或消息慶祝黨的生日。

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中說：

「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據地應分別召集會議，採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並在各種刊物出特刊或特輯。」

這是全黨第一次大規模地舉行紀念黨的生日，也是中央文件中正式規定「七一」是黨的誕生紀念日。

後來根據黨史專家的考證和新發現的史料，確定黨的一大開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但是「七一」這個光輝的日子早已深入民心，所以就沒有再做改變。

② 中國共產黨成立於哪一年哪一天

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7月23日。

中國歷經多年國共內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和絕大多數沿海島嶼取得全面勝利，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打敗中華民國國軍，迫使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澎金馬，並在1949年於北京建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至今為代表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和統一戰線，在中國大陸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執政黨。

(2)抗戰宣傳綱要擴展閱讀：

共產黨名稱由來

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1920年9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的《對於時局之我見》一文中，曾稱「吾黨」為「社會黨」，後來才改稱為「共產黨」。

最早提出「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儉學的他，在給毛澤東寫的兩封信中，詳細地研討了共產黨問題，提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他在對西歐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俄國共產黨考察的基礎上，提出了具體的建黨步驟，其中包括「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

③ 為什麼七月一日是黨的生日

因為1938年5月，中共中央准備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7周年時，一大出席者毛澤東、董必武等都只記得一大是7月份召開的，但記不清確切日期，就把7月的月首作為黨的誕辰紀念日。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

1941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中央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二十周年。」從此，7月1日便被象徵性地作為黨的生日固定下來。

1941年7月1日，黨的重要報刊都發表了社論，《解放日報》還以一個整版篇幅登載「中國共產黨二十周年紀念特刊」，發表了朱德寫的《中國共產黨與革命戰爭》、林伯渠寫的《中國共產黨與政權》、吳玉章寫的《我和共產黨》等紀念文章。

在此前後，該報還大量報道了延安黨政機關和人民團體舉行紀念黨誕生20周年活動的情況。這是建黨20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紀念活動。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說：「一九二一年，我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七月間開的，我們現在定七月一日為黨的周年紀念日。」從此，「七一」就作為黨的生日正式固定下來了。

黨的一大開幕日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才由黨史工作者考證清楚，根據新發現的史料和考證成果，確定一大的召開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雖然黨的誕生紀念日並不是黨的一大召開的具體日期，但「七一」這個光輝的節日已經深深地銘刻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心中，成為人們每年進行紀念的一個重要節日，也成為中國節日文化的一部分。

④ 為了利益不擇手段而丟到誠信的例子

、費無極為自己的利益勸楚平王娶自己未來的兒媳婦。
楚平王本為了聯秦制晉，讓其子太子建與秦女孟嬴聯姻。派費無忌到秦國去迎接秦女孟嬴，孟嬴甚美，孟嬴絕世美麗，天下無雙，便勸平王自己娶她。
平王好色，強納兒媳，費無忌也轉為侍奉平王。由於擔心太子建登位後對自己不利，於是不斷離間平王和太子建。
迫害太子建與伍奢全家，伍子胥僥幸逃脫到吳國，給楚國大亂埋下了伏筆。後來費無忌與鄢將師妒忌左尹郤宛擊敗吳國，殺其全家，伯郤宛之子伯嚭奔吳國。
2、汪精衛為了個人利益叛國
汪精衛為配合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需要。在具體推行過程中，汪精衛等人制訂出一整套的奴化宣傳綱要，用以推行賣國主義政策。
汪偽政權先後制訂了一系列的宣傳要點、綱要，拋出了《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等文件。
在《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中，汪精衛集團提出了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各項任務：諸如「發揚東亞文化，鞏固東亞軸心，完成戰爭之使命」；
清除英美侵略主義的罪惡，掃除英美個人自由主義之毒素，消滅依賴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國民打倒英美侵略主義之敵愾情緒」；「協力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之成功」；
3、周佛海為個人利益先叛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叛國投降日本人
周佛海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早年留學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的代理書記。
「一大」後，他脫黨而去，成為蔣介石國民黨中委。
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
周佛海於1946年11月被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死刑，次年經蔣介石因其抗戰中期有功簽署特赦，改判無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臟病死於獄中。

⑤ 誰有民國時期和日軍佔領時期的橫幅標語內容！~

「大東亞共榮」和「武運長久」「效忠天皇」
「平和」、「幸福」是日軍在佔領區的宣傳口號，意思是日軍給日佔區帶來的將是和平、幸福；
「健康」、「衛生」，指的是日軍的隨軍慰安婦、軍妓，意思是……
日本對中國佔領區的奴化宣傳教育辦法

日本進行宣傳工作有一系列方法，最為典型者如下：

實行嚴厲的思想統制，頒布嚴格的治安維持法和警察治安出版法。

這些法律將任何有抗日思想或「足以引起抗日思想」的言論、出版和行動都列在絕對禁止之列。一切報章雜志書籍的出版都受特務機關最嚴格的審查，所有情報消息電訊都由華北方面軍司令部情報司統一供給，任何絲毫的違反都會受到最殘酷的極刑。在日本的嚴密監督下，華北淪陷區的新聞論調做到了名副其實的「清一色」，侵略理論、漢奸理論、日本優越論、反共輿論是各種新聞媒體的基本承載內容。

改組學校，將教育改造成宣傳日本侵略政策方針的得力工具。

日寇佔領北平後便即刻「改組」各級學校，將北大、平大、師大合並為「北京大學」，任命漢奸湯爾和為校長。隨著軍事佔領范圍的擴大，鐵蹄所到之處立即組織新民中學、新民小學，並創辦新民學院作為高等漢奸培養所。這些學校的教師都曾受嚴格審查，並在特務機關監視下工作，稍有不遂立刻大禍臨頭。與此配套的教科書相繼出台。以日文部省編修科科長藤本萬治任主編的編委會對中國淪陷區的教科書進行了全面刪改和重纂，並陸續編輯出版了侵略思想佔主導地位的教科書和配套參考書。據不完全統計，至1939年夏，已編輯、審定並出版二百五十餘種中小學教科書，在淪陷區強行推廣。教科書的編審方針據偽《新民報》載，是「掃除一切抗日思想，排除三民主義」，並「從歷史來證明日滿支共存共榮的連環關系」。教科書完全失去了傳播知識的基本功能，成了日本精神上滅亡中國的宣傳品。

對民眾大肆恫嚇，威逼其屈服。

日華北方面軍第一軍「宣傳綱要」第一條明文規定：宣傳要「使人民信服皇軍的威力。」顯然，侵略軍軍事威力的顯現，惟一的辦法是瘋狂顯示其殺人放火方面的野蠻，故不惜為達到其宣傳目的而恣意縱火焚燒，姦淫擄掠；特別在抗戰初期大力推進佔領地區和抗戰中期的「掃盪」戰中，對抗日根據地的「武力宣傳」更為殘酷，企圖以其野蠻行為印證日本不可戰勝的宣傳口號之「真實」。如日軍為保護鐵路，在「愛護村」所張貼的石印大宣傳布告中就有這樣的公開恫嚇：「……其各凜遵……以免禍及全村。」這就是說：要你「護路」，如不「護路」，就燒殺你一村。事實上敵寇也的確是這樣做的，而且絕不只限於護路方面，其囚籠政策和蠶食鯨吞中，都以此為必用工具。

重視「行動宣傳」，誘引中國人擁護偽政權，做敵寇忠實的奴隸。

特別是抗戰進入中期階段、日寇確定「以軍事進攻為輔，政治誘降為主」後，其對政治手段的應用更形積極。除利用喉舌機關拚命宣傳皇軍及各地偽政權「德政」、造謠誣蔑抗日勢力外，還煞費苦心採取攻心伎倆的「行動宣傳」，如在淪陷區曾組織「敬老會」，見老人就敬禮，表示尊重；見了小孩就抱一下，還給糖果表示親熱；碰見老百姓婚喪大事也參加送賀禮、弔孝，表示關切；還將以前用大炮轟開的墳墓動手修好，表示「尊重」中國人的習慣。另外，敵寇還組織各種「新民合作社」專門廉價出賣擄掠物品，銷售漢奸的新民生主義，意圖樹立口碑，使中國人民不自覺地淪為其宣傳工具。

敵偽在華北的宣傳活動在當時確實產生了不可低估的效果：它為無恥的漢奸文人和部分賣國知識分子提供了自己投敵叛國的理論，散布了其對中國的奴化思想;幫助了它的軍事進攻與政治進攻，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中國的欺騙宣傳活動、侵略理論直到現在仍陰魂不散，對其的注意對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建設仍具有重要警戒意義。

為了鞏固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當時有一句宣傳口號是「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

⑥ 謝和賡的人物生平

1933年在北平讀大學時經宣俠父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後黨中央派他回到廣西老家，利用家庭影響打入桂系軍閥上層，成了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直接領導下的「特密」地下黨員，代號「八一」。
抗戰爆發後，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總參謀長，謝和賡被白崇禧任命為中校機要秘書；在武漢時，白崇禧讓謝和賡寫一份《軍隊政治工作與群眾政治工作之關系》的講演稿，謝和賡找到李克農，請求黨組織給予幫助。李克農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謝經過三天三夜，終於寫成，由李克農轉交周恩來審閱。李克農連夜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認真推敲文句，對講演稿進行了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農便將周恩來用紅筆改動過的講稿轉交給謝和賡，告訴他說：「恩來同志刪的是白站在副總參謀長的地位指責政治部工作失誤的部分，改為本著白的軍訓部長的地位講話。同時，恩來提醒你注意不要讓原稿提出的政治訓練的原則和方法跟我黨太相似。」按照李克農的指示，謝和賡急忙復寫了兩份，毀掉周恩來刪改過的原稿，將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辦公桌上。白崇禧完全採用了謝和賡起草的講演稿，向師以上幹部和師級政工人員進行訓話。
1942年，謝和賡被中共中央派往美國做秘密調研統戰工作。1946年畢業於美國國際事務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瑩（著名演員、現代女作家）因「共產」嫌疑，被美國移民局遞解出境；二人於1955年回到北京。
謝和賡後曾任《世界知識》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等職；因「鳴放」期間提了「中南海應向老百姓開放」的意見，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勞改。
因周恩來和董必武相繼出面干預，謝和賡一年後得以重返北京；「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獄。
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得知謝和賡的情況後，立即指示有關部門釋放謝和賡出獄治病；同年5月15日，謝和賡總算重見天日，但出來時精神已近失常。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被平反，後在外交部工作直至離休；後任中華詩詞學會首屆顧問，國際友人研究會理事，北京詩書畫學會常務副會長。 謝和賡，1912年12月25日出生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這是一個書香門第。但是影響謝和賡日後人生追求的，是二哥謝鐵民。
二哥謝鐵民覺醒很早，在省立第三中學讀書期間，他就已經積極參加了學生愛國運動。1927年，是國民黨清共的一年。7月11日，謝鐵民不幸被捕，同年10月14日，在桂林麗澤門外英勇就義。在這種形勢下，新中國學社被迫解散。謝和賡的生活又暫時恢復到了平靜，當然這種平靜只是表面上的。
1932年秋，一封來自天津的油印信打破了謝和賡平靜的求學生活。信的大意是：值此日軍侵華，國家瀕於危亡之際，我西北軍中的愛國分子，已向平津及各地青年發出號召，亟盼大家覺醒起來，馬上要求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放棄不抵抗的政策，積極籌備全國的抗日戰爭……
油印信附有鋼筆留言：「和賡先生……據我的一些友人……提到先生在北平各大學宣傳進步思想和宣傳抗戰的努力，殊為佩服……西北軍許多愛國將領正枕戈待旦，一俟時機成熟，即號召軍民，尤其愛國青年……展開全國抗戰運動……」信函署名「西北軍中的抗日分子」。這封來信，猶如邊疆升起的烽火，軍營中的號角，極大地激發了謝和賡的熱情，他也做好了隨時戰斗的准備。
12月，謝和賡的內心被這封熱情洋溢的信，炙烤得熱血沸騰，他決定奔赴察哈爾抗日前線。就這樣謝和賡參加了西北軍，協助馮玉祥組建抗日同盟軍。1933年2月謝和賡加入中國共青團，在宣俠父等人的介紹下，3月即轉為了共產黨員。
同年5月，抗日同盟軍成立。在剛剛當了三天三等兵後，謝和賡被吉鴻昌委任為上尉秘書，並兼任司令部教導隊教員，成了一個連升八級的「火箭炮」式的軍官。之後他便隨吉鴻昌轉戰南北，可是不到半年，由於抗日同盟軍實力太薄弱，受到日、蔣的夾擊，於九月宣告失敗。吉鴻昌、宣俠父、謝和賡被迫轉移。
隨著日軍侵華步伐的加緊，中華民族日漸危急。此時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方針也因時而變，由過去的「反蔣抗日」逐漸發展為「逼蔣抗日」。如何能「逼蔣抗日」，爭取國民黨以民族大義為重，成為我黨亟待解決的一件大事。
在經過一番決策之後，中國共產黨決定採取從外圍入手的策略，利用國民黨內部各派系之間的矛盾，借力打力，達到「逼蔣」之目的。桂系作為國民黨地方派系中的實力派，成為這次統戰工作的重點之一。
隨後，中共決定派宣俠父、謝和賡參與到對桂繫上層的統戰工作中。南下前，中共北方局的領導向謝和賡交待了工作的原則：第一，站穩腳跟後，調查研究桂繫上層軍政情況；第二，設法爭取接近李宗仁、白崇禧；第三，秘密進行發動全國抗日宣傳鼓動工作；第四，每月或兩個月，寫信給天津吉鴻昌的飯店經理，隨便說幾句無關緊要的生活上的話，不用真名，就算未失掉組織聯系。上級還特別指示這次工作為絕密，不能讓任何人發現他是共產黨員，只能同宣俠父單線聯系，受周恩來、李克農直接領導。
隨意出入李宗仁、白崇禧住處的共產黨員
1934年元月中旬，謝和賡持吉鴻昌信函到泰山五賢祠見馮玉祥。在二人一番閑聊之後，馮玉祥知道了謝和賡原是自己部下，又是李、白的同鄉，便照吉鴻昌的意思給謝和賡開了封介紹信。馮玉祥又答應謝和賡給李濟深寫信，請李濟深向李宗仁、白崇禧推薦謝、宣二人。
由於桂系在崛起過程中得到過李濟深的支持和幫助，李、白自然對李濟深的來信很重視，便決定先留下宣俠父和謝和賡，然後再具體安排工作。
為了能早日在桂系內部站穩腳跟，謝和賡只有倍加努力，可是他並沒有帶兵打仗的經歷，更不可能在戰場上一展身手。如何能展現自己？他最終還是決定從文入手，用自己最拿手的東西去打動人。
謝和賡花了幾天的時間，將自己在大學期間的筆記和收集的資料加以整理，之後在很短的時間內撰寫了《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概觀》一書。書稿寫成之後，謝和賡以自己和同學馬仲孚（白崇禧內弟）合著的名義出版，又請了白崇禧的高參劉斐作序。這次之後，謝和賡又接連寫了《論美國傾銷政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談廣西的對外貿易》等幾篇文章，並分別呈給李宗仁、白崇禧加以指正。
通過這樣的方式表達自己後，謝和賡開始受到白崇禧、李宗仁的欣賞和器重。
除了在工作上展示自己的才能之外，在生活中獲得他人的好感對地下工作者來說也是極為重要的。有的時候應對這種問題只要心細就可以。
白崇禧人稱「小諸葛」，他向來是很愛讀書的。謝和賡在白崇禧身邊工作過一段時間之後便明白了這點。
於是謝和賡就利用自己讀書的經驗，再根據白崇禧的喜好，每周都精心地選擇三五本書放在白崇禧的床頭櫃上，供他閱讀。這一點深得白崇禧的歡心。
當然，有的時候光心細還不夠，還需要膽大。一次，白崇禧突然很著急地來找謝和賡，他對謝和賡說自己的岳父在桂林出意外骨折了，很嚴重。他問謝和賡能不能幫他跑一趟，處理一下，他走不開。謝和賡說：「由於時間緊迫，最好是請名醫乘飛機去處理老人家的事情。」為了表達「忠心」，謝和賡立即要求立即動身。
桂系軍隊有自己的空軍，但是力量不大。此時只有用日本零件組裝起來的教練機可用，這種飛機可靠性不高。謝和賡不管這些，馬上在當地找了一位名醫飛往桂林。白崇禧的岳父得到了緊急救治。白崇禧非常感謝，硬要塞給謝和賡200元聊表心意，謝和賡堅決不要。白崇禧實實在在在心裡很感謝，一再要求謝和賡收下，謝和賡就收下了50元，意思了一下。這件事讓白崇禧對謝和賡的好感急劇上升。
通過生活上、工作上點點滴滴的積極表現和努力積累，謝和賡逐漸取得了白崇禧的信任，並日漸得到重用。
1934年冬，謝和賡被派任廣西工商局研究員及建設廳工商科一等科員。在建設廳工作期間，他起草了一些計劃和章程，其內容基本都迎合了當時桂系自治、自衛、自給的三自政策，因而受到了李和白的嘉許。謝和賡在當差四個月之後，即被授予一枚第五路軍總部的「特別出入證章」，憑這個證章，無須崗哨通報，可隨意出入李和白的住處。
中共北方局在選派謝和賡回廣西的時候，同時也委派了宣父俠前往。謝和賡自己安定下來之後，曾多次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提過，說宣父俠在黃埔以「文武雙全」著稱，極擅於做聯絡工作。在幾次交流之後，宣父俠被委任為「廣西綏靖公署的上校咨議」。
謝和賡和宣俠父在桂系當中站住腳跟之後，常常在工作之餘去邕江畔的臨江花園秘密接頭，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商量應對之策，並向中共組織匯報一些有關桂繫上層的情報。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七七事變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轉折點。蔣介石開始放棄不抵抗政策，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全國人民走到一起來，形成了一個精誠團結的局面。在此時，需要每一個人都放下一己之私。
8月2日，蔣介石電邀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計。李宗仁和其他軍隊領導卻反對白崇禧應召前往。一方面是因為李宗仁對形勢判斷錯誤，認為日本人不可能行動太快；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白崇禧足智多謀，李宗仁對其十分依仗，擔心蔣介石搞陰謀詭計。對此，白崇禧也舉棋不定，一時難以抉擇。
謝和賡此時是十分著急的，他擔心過多的猜測會打破合作的誠意，並最終導致合作的擱淺。全民抗日，向來是謝和賡所主張的，更何況此時已國難當頭。
謝和賡覺得一分鍾都不能再耽擱了，於是他連夜寫了一封長信直呈白崇禧。在信中，謝和賡認為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後，日本蠶食中國的政策只會加快，絕不會改變；國共的矛盾將成為次要矛盾，而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將上升為主要矛盾；現在全國上下一致要求抗戰，共產黨也表示要放下「前仇」，與國民黨攜手抗戰，抗日救亡必將成為國家生活中的主題，在這種時候蔣介石不會也不可能一意孤行，與全民抗日背道而馳。
謝和賡建議此時白崇禧應以民族利益為重，擯棄成見順應民心，迅速赴京。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全面抗戰，而只有實現了全面抗戰，桂系才能借機打出廣西，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蔣介石的統治區，從而提高桂系在全國民眾中的聲望。這樣李宗仁、白崇禧才會成為廣大人民擁護的英雄。
按照常理來說，謝和賡寫這樣的一封信不符合「官場規矩」。好在白崇禧對他非常了解，知道他是一個熱血的愛國青年。白崇禧讀罷長信，覺得這位「才子」言之有理，蔣介石絕不會「冒天下大不韙」，在這種外敵當前的情況下，扣押他這個桂系二號人物。他暗自佩服謝和賡這個白面書生「有膽有色」，且「深明大義」。
1937年8月4日，白崇禧決定飛赴南京，臨行前他要求謝和賡一同前往。謝和賡之所以得以同行，完完全全是長信的作用。當天下午，一行人到達南京下關機場。
自8月5日起，謝和賡開始在白崇禧辦公室中處理日常的文件和函電，成為白崇禧的機要秘書。9月，在白崇禧的推薦下，蔣介石又委任謝和賡為大本營國防會議的唯一秘書，任務是在秘書長張群的指導下，作國防會議的記錄和會議需辦的事務工作。
進入10月，戰局加緊，日本人開始步步向首都南京靠近。謝和賡根據當時敵我雙方的綜合情況，總結抗戰以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寫成了一份一萬兩千多字的建議書——《全民性全國軍事總動員綱要》。
謝和賡一方面通過八路軍南京辦事處的李克農把這篇文章轉呈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一方面又呈給白崇禧。
此時白崇禧這位桂系的「小諸葛」，已經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副參謀總長，成為事實上的蔣介石的頭號智囊。「小諸葛」的確名不虛傳，制訂的戰略戰術，在抗戰中日漸顯露成效。白崇禧對此文大加贊賞，並採納了其中的一些意見，將其歸納為「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流傳一時成為抗日名言。
後來李宗仁知道了，也說：「和賡很行！」也許是對他過去當眾批評過謝和賡的補償，謝和賡被破格提升為上校。
1937年11月，國民黨軍在淞滬會戰中失利，上海被日本佔領。12月1日，日軍下達進攻南京的作戰命令，兵臨城下。南京淪陷前三天，謝和賡隨指揮部前往武漢。
1938年2月，韋永成和程思遠在漢口的時候，極為鄭重地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提出了一個要求。這個要求並不是他們自己提的，而是由蔣介石的侍從室轉達的。
韋永成和程思遠說：「白副總長身邊的參議劉仲容和機要秘書謝和賡應該加入國民黨了，這是委座的意思，……」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聽這話也覺得很對，既然都已經身居國民黨的要職了，怎能還不是國民黨黨員呢？他們當即指示謝和賡，要謝和賡馬上寫「入黨申請書」，遞交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吳鐵城秘書長。
謝和賡立刻將此事報告給了周恩來。周恩來指示，在特殊環境下的特殊問題要特殊考慮，要求謝和賡照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思辦理，避免出現意外。謝和賡起初也打算照辦，不過後來他又發現在國民黨入黨手續不嚴密，有空子可鑽，所以他又決定矇混一下。辦理完入黨的手續之後，按理說是要寄送表格到中央黨部存檔的，但這些事一概由謝和賡自己負責，所以在寄送表格的時候他將自己的扣了下來，而只寄出了劉仲容的。當時時局緊張，李宗仁和白崇禧公務繁忙也就沒再過問此事，所有人都想當然地以為謝和賡是國民黨員了。謝和賡就這樣玩了一個瞞天過海，最終也沒加入國民黨。
國民黨在武漢失陷之前，下發了軍事部門高級人員，填報文官登記合格證的通知，這樣能使軍隊工作的文官取得一定的文職資格證，轉職升職時不致發生「資格不合格」的情況。李宗仁和白崇禧為了培養謝和賡，馬上要他登記「文官登記合格證」，使謝和賡得到「文官八級」的資格。這樣一來，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後若是有機會提拔謝和賡當文官次長或市長、廳長時會更加方便，「廣西需要為抗戰勝利儲備人才」。
謝和賡一面向李宗仁、白崇禧「表忠心」，並迅速按照李、白的想法，用他們的介紹信，填好文官登記合格表，報送國民政府考試院詮敘部紐永建部長審批，一面又將此事報給在武漢的周恩來、董必武知曉。周恩來在聽說之後，覺得這是好事，應該抓住，一來這能讓李宗仁、白崇禧誤以為他希望陞官發財，另外也可以為謝和賡以後的進一步潛伏埋下伏筆。
在李宗仁、白崇禧的「關懷下」，很快謝和賡就拿到了「八級文官合格證」。謝和賡成為這次登記中唯一獲得八級的軍官，同時也是最年輕的軍官。周恩來在獲悉此事之後，稱贊謝和賡道：「和賡，你這一著走得很對，讓他們（指李宗仁、白崇禧）深信你有陞官發財的願望哩！太妙了……」
隨白崇禧在南京的時候，謝和賡曾經寫過一份一萬多字的建議書。書成之後不僅受到了多方的表揚，而且給各方留下了一個能文的印象，大家都認可謝和賡是個有才之人。
1938年3月，國民黨軍組織師長以上將領在武昌集訓，白崇禧要到會發表演講。他把講話稿交給了謝和賡和另外兩名秘書，限他們各自完稿，一周內呈閱。
很明顯，白崇禧交待這份差事不僅希望拿到一份講稿，還帶有考察部下之意。
謝和賡不敢怠慢，下決心要拿下，他奮戰了三天三夜，總算拿出了一份初稿。雖說全文有一萬四千多字，但謝和賡心想，文章光有「量」還不夠，關鍵還要有「質」，必須請合適的人修改。請誰修改呢？謝和賡想到了李克農，他想叫李克農轉交給周恩來斧正。
李克農當即呈送給周恩來，請周恩來改稿。周恩來連夜認真修改。次日，謝和賡過江去取稿，到家中時打開稿件一看，周先生已用紅筆刪去了兩千多字。
謝和賡頓時喜愧交加，愧的是自己作文、做人經驗確實有限；喜的則是經周恩來一改後文章的確明晰不少。李克農也說：「講稿改得很好，這才完全體現了白崇禧軍訓部長的地位、立場和口氣，避免使用指責國民黨中央軍脫離群眾的語氣，也避免使用指責政治部工作缺點的字眼……原稿所提出的政治訓練原則、方法，與我黨的太相似了，應當改一改。」
謝和賡將原稿修改之後呈送給了白崇禧。白崇禧訓話當天早晨，通知寫稿的三人一起乘車前往。一路上謝和賡忐忑不安，不知道白崇禧葫蘆里究竟要賣什麼葯，一直到訓話開始，謝和賡的心才落了地。
其實，白崇禧並沒有照稿子念，但訓話的內容與謝和賡所起草的完全一樣。謝和賡欣喜萬分。可是誰能想到，一個國民黨高級將領對國民黨軍官的訓話稿，竟然是由一個共產黨員起草的，又由另一個共產黨員修改完成。 謝和賡與白崇禧夫人馬佩璋的表妹杜榮結婚，博得了白崇禧的更深信任，但卻犧牲了自己的感情。由於兩人志不同道不合，結婚不到一年就同屋分居了。但為了黨的事業，卻仍在維持著婚姻關系。白崇禧理解謝和賡感情上的尷尬，也沒過多責怪他。
王瑩1915年出生，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活躍於我國劇壇、影壇、文壇的當紅明星兼作家。由於受當音樂教師母親的影響，她從小就喜歡音樂和文學，15歲入黨，曾在上海藝術學院戲劇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暨南大學、中國公學等名校就讀，還到日本留過學。她因主演夏衍創作的國防戲劇《賽金花》而名噪上海灘。上海觀眾都愛看她出演的話劇和電影。她以清新雋永的文筆撰寫的大量散文、游記和影評常見諸報端。謝和賡平日愛看王瑩主演的電影，喜歡她純真、朴實而又含蓄深沉的表演風格；還愛讀她寫的作品，是她忠實的「追星族」。
抗戰開始，由洪深，金山率領的「上海抗戰演劇二隊」根據地下黨的指示，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指揮的第五戰區宣傳抗日救亡。當「二隊」到南京後，李宗仁、白崇禧派謝和賡去探望。王瑩是「二隊」的隊委兼台柱。謝和賡第一次見到崇拜的明星王瑩。兩人似乎心有靈犀：謝和賡猜想她肯定是黨內的人。王瑩對謝和賡的愛國熱情、正派和直爽也頗有好感，但又對他的國民黨軍官身份感到惋惜。過後，二人在公務上有了來往，彼此間了解漸深，更覺投緣。謝和賡還坦率向王瑩傾訴了自己不幸的婚姻，博得了她的同情……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謝和賡跟隨白崇禧的第五戰區司令部一路撤退，回到廣西桂林。李克農也在桂林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
抗戰以來，「抗敵演劇二隊」和桂系關系一直很好。1939年春天，李宗仁與夫人郭德潔邀請金山、王瑩率領「二隊」到桂林演出，打算由廣西省政府資助他們赴南洋演出，向華僑宣傳抗戰，募集抗日救國的資金和物資。到桂林後，演劇二隊改名為「中國救亡劇團」。
有一次，李克農與金山、王瑩站在公路邊談出國演出的事。看見謝和賡坐車過來，李克農大聲招呼：「謝和賡！」謝和賡不敢答應。謝和賡和李克農是單線聯系，有第三人在場，是絕不允許交往的。
可再仔細看，李克農身邊卻站著金山與王瑩。他此次乘車出來，就是奉白崇禧之命給劇團送演出經費的，猶豫片刻，還是下車與李克農相見了。這下，王瑩恍然大悟。她驚喜地叫了一聲：「同志！」謝和賡看了她一眼，沒敢吭聲就上車走了。過後，周恩來將李克農狠狠批評了一頓……
桂林淪陷後，大家都到了重慶。謝和賡與王瑩的關系更密切了。但在重慶，包括郭沫若、田漢、范長江等大多數進步文化人都極力反對他倆的愛情關系。有人甚至責罵王瑩「甘當軍閥走狗的侍妾」；有人希望周恩來干預。周恩來早就知道王瑩和謝和賡戀愛，也知道謝和賡原來的婚姻情況。周恩來請大家「要相信王瑩，不要干涉她的私事」。國民黨方面也有人向白崇禧告狀，要他警惕共黨對謝和賡施美人計。王瑩與「中國救亡劇團」到南洋演出為桂系募集得大量抗戰資金。因此白崇禧對謝和賡與王瑩的親近從來沒有過片言指責。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為了爭取美國支持中國的抗戰，國共兩黨都向美國派遣了一批留學生，以在美國各界開展外交和統戰宣傳。謝和賡和王瑩，都被推薦到這批留學人員名單里。
周恩來分別找謝和賡、王瑩談話表示：「你們的戀愛完全正當。到美國後，希望你們相依為命，互相學習、真誠相愛。但為了工作，小謝還不能解除舊的婚約，在舊關系解除之前，暫不能結婚，也不能同居。這是中央的規定。」
1942年，二人分別以國民政府海外部海外視察員、學習員的身份赴美留學。他們遵照黨的指示，在美國以未婚夫婦、朋友關系共同工作戰鬥了八年。新中國成立後，謝和賡收到姐姐寄來的與前妻離婚的判決書及登有前妻與他離婚通告的《桂林日報》，才在1950年2月22日和王瑩正式結婚了。這時，他倆年齡都已過了三十歲。 王瑩和謝和賡此次赴美，從擠進名單到在美國的一切活動，都是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進行的，是中國共產黨擴大國際反法西斯戰線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1942年7月，到達紐約之後，謝和賡先後進美國世界事務學院和美國西北大學費城州立大學研究院學習。王瑩進入了貝滿學院和耶魯大學去學習，另外還在鄧肯舞蹈學院學舞蹈。謝和賡接辦了華僑報紙《紐約新報》，任代總編輯，負責翻譯和撰寫社論的工作；利用這個輿論陣地宣傳中共的抗日救國方針政策。爭取廣大愛國華僑和美國人民支持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
王瑩被推選為中國代表參加了世界青年學生代表大會，她用謝和賡為她撰寫的講稿登台演講，向美國和世界各國人民宣傳中國抗戰情況。她還到美國各地的工廠、學校去演講，用英文演唱中國的抗戰歌曲，大大激發了華僑的愛國熱情。
她還組成中國劇團，首先應美國羅斯福總統夫婦邀請，到白宮演出；隨後，又率劇團到美國各地巡迴演出。他們的國際統戰工作，受到羅斯福總統和夫人的高度評價。
建國後，王瑩、謝和賡一直在准備回國。一時間「麥卡錫」反共風潮彌漫全美。1954年，夫婦倆身份暴露，雙雙被美國移民局投進了哀離思島監獄。美國當局威逼他們加入美國籍。王瑩、謝和賡嚴正地說：「我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絕不加入美國籍！」周總理得知後，馬上指示外交部，通過第三國向美國進行交涉。用朝鮮戰爭中的美國戰俘換回了王瑩和謝和賡。
1955年元旦之夜，他們回到北京，受到董必武副主席的親切接見，周總理說：「你們夫婦倆光榮地完成了黨交給你們的使命，對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這兩位歷經坎坷從未落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此時激動地流出了熱淚。謝和賡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編輯室任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後來調外交部工作。王瑩則到北京電影片廠擔任編劇。
由於上世紀30年代時，江青曾與王瑩爭演話劇《賽金花》主角。1966年，王瑩和謝和賡一起被以「美國特務」罪名關進秦城監獄。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得知情況，立即下令放人。被關8年，謝和賡兩耳失聰，不能言語，喪失思維能力。而王瑩一年前已被摧殘致死。
1979年7月6日，文化部正式為王瑩平反昭雪；隨之，王瑩著的自傳性長篇小說《寶姑》和《兩種美國人》也相繼出版。

⑦ 找古今中外為了自己的利益犧牲別人的利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事例，比如殺妻求將

1、費無極為自己的利益勸楚平王娶自己未來的兒媳婦。

楚平王本為了聯秦制晉，讓其子太子建與秦女孟嬴聯姻。派費無忌到秦國去迎接秦女孟嬴，孟嬴甚美。費無極渲染孟嬴絕世美麗，天下無雙，便勸平王自己娶她。

平王好色，強納兒媳，費無忌也轉為侍奉平王。由於擔心太子建登位後對自己不利，於是不斷離間平王和太子建。

迫害太子建與伍奢全家，伍子胥僥幸逃脫到吳國，給楚國大亂埋下了伏筆。後來費無忌與鄢將師妒忌左尹郤宛擊敗吳國，殺其全家，伯郤宛之子伯嚭奔吳國。

2、汪精衛為了個人利益叛國

汪精衛為配合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需要。在具體推行過程中，汪精衛等人制訂出一整套的奴化宣傳綱要，用以推行賣國主義政策。

汪偽政權先後制訂了一系列的宣傳要點、綱要，拋出了《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等文件。

在《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中，汪精衛集團提出了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各項任務：諸如「發揚東亞文化，鞏固東亞軸心，完成戰爭之使命」；

清除英美侵略主義的罪惡，掃除英美個人自由主義之毒素，消滅依賴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國民打倒英美侵略主義之敵愾情緒」；「協力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之成功」；

3、周佛海為個人利益先叛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叛國投降日本人

周佛海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早年留學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的代理書記。

「一大」後，他脫黨而去，成為蔣介石國民黨中委。

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

周佛海於1946年11月被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死刑，次年經蔣介石因其抗戰中期有功簽署特赦，改判無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臟病死於獄中。

(7)抗戰宣傳綱要擴展閱讀

費無極謀害太子

楚平王即位後，任命伍舉之子連尹伍奢為太子太師，任命寵臣費無極為太子少師，太子建尊重伍奢而嫌惡費無極，費無極暗自銜恨。

楚平王二年（公元前527年），太子建年十五歲，費無極對楚平王說太子建可以成家。楚平王為太子建聘娶秦哀公的長妹孟嬴為夫人，命費無極到秦國去迎親。

費無極發現孟嬴貌美，而費無極是一個小聰明層出不窮的野心政客，急於爬上宰相的位置。當孟嬴到郢都後，費無極勸楚平王自娶。

楚平王好色，不管兒子作何感想，居然掉包，讓一名齊女冒充孟嬴，自娶孟嬴為夫人。由此，楚平王對費無極就格外寵信。一年之後，孟嬴生下一個兒子熊軫（楚昭王），丑聞也開始泄露。

楚平王六年（公元前523年），費無極由於擔心太子建登位後對自己不利，楚平王採納費無極的建議，派太子建去鎮守城父，名義是派太子建管方城以外，由楚平王自己管方城以內。

楚平王七年（公元前522年），費無極誣告太子建與伍奢密謀以齊、晉為外援發動叛亂。

楚平王信以為真，召見伍奢，嚴加詰問。伍奢規勸楚平王不要親小臣而疏骨肉，楚平王執迷不悟，把伍奢關押起來，派城父司馬奮揚去殺死太子建。

奮揚情知太子建無辜，暗中派人先去向太子建告密，自己不慌不忙上路。太子建逃到宋國去。於是詔殺伍奢及兩個兒子。

伍奢的二兒子伍員（伍子胥）識破奸計，並逃跑。楚平王殺死伍奢、伍尚，並下令畫影圖形，到處捉拿伍子胥。伍子胥逃奔到吳國。

⑧ 我的生日比中國共產黨的生日晚3天

「一大」的召開時間是年7月23日至8月初，這次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黨正式成立，從此，黨領導全國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書寫了翻天覆地的歷史篇章。既然黨的「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開的，那麼為什麼把黨的誕生時間定為7月1日呢？這里還有一段歷史的淵源。

最早提出把7月1日作為黨的誕辰紀念日的，是同志。年5月26日至 6月3日，他在延安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的演講時說到：「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又正當抗戰一周年」。這是中國黨第一次正式公開提出把「七一」作為誕生紀念日。這時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和董必武兩人，由於隔了十幾個年頭，再加上手頭沒有確鑿的歷史材料，他們已經記不清「一大」召開的准確日子，只記得是在年夏天，天氣炎熱。於是就決定把7月的月首作為黨的紀念日了。

《論持久戰》的演講發表不久，年6月12日，陝甘寧邊區黨委決定將7月1日至7日定為周年紀念與建立17周年紀念宣傳周。6月24日，發表了《關於十七周年紀念宣傳綱要》。從此，7月1日被作為建黨紀念日固定下來。

准確的說是年7月23日

⑨ 做漢奸時的汪精衛

「九·一八」事變之後，汪找到了與蔣合作的機會。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長履新之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肇事挑釁，給汪一個下馬威。
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同仇敵愾。民心可用，士氣高漲。
而汪精衛一開始便被恐日情緒所圍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壓倒，只看到日本的強，卻看不到中國的大和得道多助的優勢，他認為：「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註：見《汪精衛傳》，第120頁。）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蔣、汪的同意下，國民政府跟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1935年5-6月間，他批准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把華北主權拱手相讓，社會輿論嘩然，連他的子女都反對他兼任外長，以免「獨負賣國責任」。汪精衛聽了傷感萬分，流著淚說：「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長！」（註：見《汪偽十漢奸》，第54頁。）言外之意是被強適逼得如此。日本蠻橫，汪君怯懦，頂不住，只好逆來順受。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汪精衛起先不敢公開宣傳投降論調。他在7月29日的《最後關頭》演講中裝出腔調，談得很豪壯。其實，他的內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裡卻暗示抗戰必敗。他說抗戰是「跳火坑」，潛台詞是「救國已無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註：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頁。）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緒。他說：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亡，而惟一死自盡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後，未死的人都要為奴為隸，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還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註：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頁。）雖然該語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語穿插其間，而「求和」、「投降」的心態則是十分明顯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衛千方百計尋找「和」的機會。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調停中日關系，正中汪的下懷，兩人「款款而談」，他認定「和平有望」，對抗日毫無熱情。
1938年12月，在漢口國防最高會議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會議通過接受日方所提條件的決議，煽動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戰條件上簽字。（註：見《汪精衛傳》，第134頁。）
1938年10月，他在接見海通社和路透社記者時都表示「未關閉停戰之門」，他置轟轟烈烈的抗戰於不顧，醉心主和。（註：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頁。）
後來汪精衛回顧說：「我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里不知說過多少次，到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註：見《汪精衛傳》，第146頁。）
恐日主和，在汪精衛的意念里，絕非一日兩日，而是懦弱自卑的個性造成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劃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今井武夫、犬養健訂下「重光堂協約」，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認可汪精衛領導和平運動」的密約向汪精衛、陳璧君表功時，汪便如獲至寶，心安理得地認為，與其抗戰而亡，不如求和苟存。從此，他向媚敵賣國的深淵滑下去了。
汪精衛優柔寡斷，被手下「親日派」分子擺布，為最終實現奪取國民黨內最高權力的個人意願，實現其「對日和平」的「政治主張」，加速了媚敵降日的步伐。
汪精衛周圍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陳璧君和周佛海。
陳璧君不滿意汪久居蔣介石之下受蔣的悶氣，對汪「反蔣奪權」之欲推波助瀾，極力鼓動之，欲另開生面，獨立經營，卻昧於大義。陳為了取媚於日本，甚至認為「東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國的地方」，「奉天本來是滿清帶來的嫁妝，他們現在不過是把自己的嫁妝帶回去就是了」。（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191頁。）為了讓汪獨立掌權，恬不知恥地表示放棄東北領土主權。
1938年10月梅思平攜密件回重慶呈汪。汪在家為梅設筵，當送梅出客廳時陳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敵的決心，說：「梅先生明天要走，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衛連聲說：「決定了，決定了！」（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273頁。）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脫離重慶另組政府的條件帶到重慶，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館連日「會商多次，不能達到最後的決定，陳璧君乃堅決主張就走」。（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326頁。）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滿足於國民黨宣傳部長及侍從室副主任之職，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於十分鍾內在余筆下產生」，因此積極策劃降日，開創「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繼而又催梅思平參與，（註：見《汪偽十漢奸》，第226頁。）最後周、梅請汪出馬，再經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會議承認汪為談判對手。周是整個降日運動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兩個月中，周對汪做了大量的動員工作，當汪猶豫時，周即勸駕：「您兼外交部長的時候，與日本人打交道，還可以稱順利吧！」周在心裡卻怪「汪之性格，咸認為無一定主張」、「無擔當，無果斷」。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點，「斷定雖有反覆，結果必仍如原計劃」。（註：見《周佛海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動身，周已扛著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猶豫、妥協及動搖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聖，反復勸誘，推波助瀾，汪精衛的「降船」就這樣啟程了。
有人說：「汪先生沒有璧君不能成事，沒有璧君亦不能敗事」（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461頁。）。某種意義上來說，汪淪為漢奸，也是壞在陳璧君和周佛海手裡。
懦弱自卑的性格導致汪氏被日寇的淫威所壓倒，未能辯證看待抗戰，看不到中華民族的勝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優柔寡斷的性格，易被別人所左右，被人推誘向賣國求榮的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出走，12月29日發表艷電響應近衛第三次聲明，在賣國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淵，最後身敗名裂。其中汪氏個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
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艱苦時期，1938年底日本近衛內閣兩次發表「近衛聲明」，公開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誘降。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公然發表叛國艷電，表示響應「近衛聲明」，走上了可恥的賣國道路。
電文中，汪精衛提出了自己對抗戰的理解：「抗戰年余，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發出旨在滅亡中國的第三次「近衛聲明」，蔣介石對此怒斥，「骨子裡實在是暗藏著機械利刃」，「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汪精衛卻在電文中對此辯護：「第一為善鄰友好」，「第二為共同防共」，「第三為經濟提攜」。汪精衛最後說，「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拋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時，汪精衛就發表了《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講話，他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
另據記載，某次汪精衛曾問馮玉祥，大家都呼「抗戰到底」，這個「底」在何處？馮說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衛這個秀才聽來，「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無知」。
而汪精衛之羽翼周佛海對中日之戰也有「妙論」：「中國沒有一件能與日本比擬，如果戰爭擴大並延長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難，可是日本感覺到癢的時候，中國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衛以及身邊的「急和派」們看來，「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們看到了中日之間硬力量的差距，卻對中國和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潛能和堅忍韌性無從認識。
汪日勾結之後，西方國家紛紛發表聲明，維護「九國公約」；美國國會不久後通過對華貸款；英法等國更於歐戰爆發前抽調兵力增強遠東防務。抗戰曙光可謂初現。
周恩來曾評價蔣介石，可能不是一個好的戰術家，但稱得上一個好的戰略家。這樣的戰略家眼光，卻為汪精衛所沒有。
在早年刺殺攝政王之前，革命黨內部曾認為刺殺意義較小而風險太大，汪精衛為此撰《釜薪論》，認為革命猶如燒飯，需釜和薪。釜者，不懼水火忍受長期磨練；薪者卻一時轟烈瞬間輝煌。汪精衛自稱沒有持之以恆的精神，願意為薪。
陳立夫曾對此評論說，汪精衛最缺少的就是鍥而不舍的韌勁，「書生難成大事」；而汪精衛的死忠派陳公博也有過評價，「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則留不合則去」，「一個國民有他自己應付的責任，責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戰正是考驗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韌性。汪精衛卻在勝利前的黑夜悲觀絕望，喪失了應有的判斷力和良知，走向了無法回頭的叛國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從上海飛赴日本談判。談判一開始，日本陸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衛，「我以為，要在中國建立新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須爭取到重慶方面的要人和軍隊的多數。您對此一定有相當的把握，如果能聽到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實為榮幸」。
按照「重光堂密約」，汪精衛企圖拉攏雲南的龍雲和廣東的張發奎宣布脫離中央，但立遭拒絕。汪精衛此時無地無槍，僅有幾個「急和派」跟在身邊，根本無法對板垣的奚落做出回應。對於日方順勢提出的得寸進尺的新密約，說不出半個不字。
而此前，汪精衛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內數月不理不睬，當時的汪精衛曾感到從未有的孤獨和寡助，只能「詩酒自娛」。對此，日本想拉攏而未成功的軍閥吳佩孚有錐心之論，「公離重慶，失所憑依，如虎之出山入匣，無謀和之價值」。
汪精衛此時已成傀儡，此後汪日密約又被高宗武、陶希聖曝光。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決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
汪精衛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之後，大力宣揚和推行源自日本的「東亞聯盟」理論。他以所謂「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的「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作為粉飾其賣國投敵行徑的理論依據，妄圖作為抵擋世人唾罵的擋箭牌，並以此賣國理論作為毒化的奴役淪陷區民眾，瓦解抗日陣營的思想武器。
汪精衛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來作為分化抗日陣營，摧毀抗戰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對東京中日記者談話》中，就其開展的東亞聯盟運動對重慶國民政府有何影響一事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余確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將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覺悟，參加和平運動。蓋抗日派之理論為中日兩國絕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並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實之證明，則抗日派之理論，自然消滅，而同歸於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一途。」汪精衛這種以發展「東亞聯盟」運動而謀瓦解抗日陣營的企圖，並未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奏效。對於這點，他後來轉而攻擊道：「渝方的將士已完全失掉東亞人的靈魂……我們從前欲將理論感動渝方，使之覺悟，促成全面和平，現在知道單是這樣決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和平區內整理起一條東亞同志的陣線，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無所施其侵擾。」
汪精衛還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對日本侵略分裂我國東北，並扶植起偽滿傀儡政權一事，為日本辯護，為自己承認偽滿洲國的罪責開脫。他在《中日國交調整條約簽署後對記者談話》中詭辯道：「我們收拾時局要從大處著想。從遠處著想。這次中日條約的簽訂，不是計較一時的便利，不是計較一事的便宜，而是從中日兩國永久親睦，東亞永久和平著想。至於東北四省，本來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現在，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中，事實之推移，是人所共見的。」他進而《在東京對日本國民廣播詞》中討好說：「中國對於滿洲，從前與日本抱著不同的見解，如今合中日滿三國都向著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途邁進，正所謂安則俱安，危則俱危，從前不同見解，一轉瞬間便為一致了。」
汪偽集團在開展「新國民運動」的同時，也賣力地配合日寇開展了「清鄉運動。」汪精衛在《二次巡視清鄉區在常熟民眾大會訓詞》中說：「清鄉運動好比一個病人服葯調整，新國民運動便是病去之後，將他的元氣培養，使之精神強健，身體結實。」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汪精衛集團開展上述兩項運動的險惡用心。汪精衛聲稱「清鄉要清心」，也就是通過對淪陷區民眾灌輸其賣國主義的思想，以消除人們的抗日意識和在心理上對傀儡政權的抵觸。
汪精衛多次親赴各清鄉現場進行所謂的實地指導，趁此機會四處兜售其賣國主義的謬論。他宣稱：「清鄉就是協辦大東亞戰爭。」他把這次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說成是「東亞安危所系」，「中國存亡所關。」他強迫淪陷區民眾要「以其全國力量……和日本協力，安定大東亞戰爭的後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東亞戰爭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時，他還要求大小漢奸也承擔起「後方責任」：「一在確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強軍力，勤求精神物質之並進；三在裕源節流，盡力於物資之增益。」
當日本的侵略戰爭已陷入節節敗退的困境中時，為了讓傀儡政權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承擔更多的「責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頭上宣稱要給予汪偽政權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衛也就藉此把自己的賣國主義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榮」、「同甘共苦」，進一步提升到叫嚷與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淪陷區的人力物力傾擲於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決戰第一上面』」汪偽政權對英美宣戰之後，汪在《宣戰布告》宣稱「自今日起，對英美處於戰爭狀態，當悉其全力，與友邦日本協力」。竟然還決定與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說以前的汪精衛真是上當受騙，真是對日本心存僥幸，這時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還宣稱日本的侵略戰爭，「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戰爭，所有足以妨害決戰意志之昂揚，②喪民族精神之振奮的，必須一一摧毀而廓清之。」汪精衛這種不顧一切地效忠於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臉，到這個時期可謂是暴露無遺了。
為配合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需要，汪精衛在淪陷區竭力推行奴化統治與宣傳，以達到與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在具體推行過程中，汪精衛等人主要採取了以下措施：
1）制訂出一整套的奴化宣傳綱要，用以推行賣國主義政策。汪偽政權先後制訂了一系列的宣傳要點、綱要，拋出了《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等文件。在《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中，汪精衛集團提出了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各項任務：諸如「發揚東亞文化，鞏固東亞軸心，完成戰爭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義的罪惡，掃除英美個人自由主義之毒素，消滅依賴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國民打倒英美侵略主義之敵愾情緒」；「協力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之成功」；
2）組織訓練淪陷區青少年，竭力向他們灌輸「東亞聯盟」等親日賣國的思想，以此作為其推行新國民運動的重點。汪精衛等人在淪陷區各學校強制推行親日賣國的奴化教育，並在南京舉辦了「青少團訓練班」，以東亞聯盟和新國民運動的理論作為「訓導」的基本內容，同時還通過了《新國民運動青年訓練綱要》、《中國青年模範團組織原則》、《中國童子軍組織原則》等文件，並決定在全淪陷區普遍設立青年團與童子軍，進行對汪個人崇拜和親日賣國的奴化教育。在汪偽「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之下，專門附設了一個青年幹部學校，實施法西斯式的訓練，培訓從事賣國主義奴化教育與統治的人員。
3）利用報刊、廣播、電影、巡迴展覽以及各種紀念活動形式，大肆鼓吹和宣傳東亞聯盟等賣國主義的理論。汪精衛傀儡政權的要員們還經常在節慶日子利用報刊和廣播大肆販賣其賣國主義的主張，同時還舉辦「和平建國文獻展覽」、「和平建國攝影展覽會」進行奴化教育宣傳。
汪偽集團在開展「新國民運動」的同時，也賣力地配合日寇開展了「清鄉運動。」汪精衛在《二次巡視清鄉區在常熟民眾大會訓詞》中說：「清鄉運動好比一個病人服葯調整，新國民運動便是病去之後，將他的元氣培養，使之精神強健，身體結實。」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汪精衛集團開展上述兩項運動的險惡用心。汪精衛聲稱「清鄉要清心」，也就是通過對淪陷區民眾灌輸其賣國主義的思想，以消除人們的抗日意識和在心理上對傀儡政權的抵觸。
汪精衛多次親赴各清鄉現場進行所謂的實地指導，趁此機會四處兜售其賣國主義的謬論。他宣稱：「清鄉就是協辦大東亞戰爭。」他把這次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說成是「東亞安危所系」，「中國存亡所關。」他強迫淪陷區民眾要「以其全國力量……和日本協力，安定大東亞戰爭的後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東亞戰爭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時，他還要求大小漢奸也承擔起「後方責任」：「一在確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強軍力，勤求精神物質之並進；三在裕源節流，盡力於物資之增益。」
當日本的侵略戰爭已陷入節節敗退的困境中時，為了讓傀儡政權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承擔更多的「責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頭上宣稱要給予汪偽政權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衛也就藉此把自己的賣國主義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榮」、「同甘共苦」，進一步提升到叫嚷與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淪陷區的人力物力傾擲於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決戰第一上面』」汪偽政權對英美宣戰之後，汪在《宣戰布告》宣稱「自今日起，對英美處於戰爭狀態，當悉其全力，與友邦日本協力」。竟然還決定與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說以前的汪精衛真是上當受騙，真是對日本心存僥幸，這時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還宣稱日本的侵略戰爭，「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戰爭，所有足以妨害決戰意志之昂揚，②喪民族精神之振奮的，必須一一摧毀而廓清之。」汪精衛這種不顧一切地效忠於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臉，到這個時期可謂是暴露無遺了。
汪精衛從革命者轉變為漢奸的原因其轉變原因主要有幾條：
（一）汪精衛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戰初期，中國在日寇凌厲的軍事打擊下大片淪陷國土，人民被大量屠殺，軍隊更是被成建制的殲滅或擊潰。必須承認，當時的日本在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戰爭准備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比中國強很多。
日本自認為強大很不把中國放在眼裡，公然發出了「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同時在國際上，「不堪一擊，很快屈服」也是列強對於中國抗戰前途的共識。
汪精衛出逃之前對抗戰是持悲觀態度。他認為「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根本沒認識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潛能。
當中華民族到了危亡的關頭，人民爆發出了強烈的愛國熱情，這種澎湃的愛國熱情在以蔣介石為首的抗日國民政府領導下展示了其巨大力量。以抗戰中滇緬公路的修建為例。上百萬人民在沒有現代工程機械助力的情況下，在崇山峻嶺的西南邊疆地區開出了幾百公里的國際生命線。參與修建公路的人民基本沒有薪水，甚至飲食都未得到充分保障。但在民國的公路修建史中此公路的修建速度最快，工程造價最低。另抗戰中期，為配合盟軍戰略轟炸日本。後方人民再一次展示了巨大力量。當美軍工程顧問人員正在躊躇得不到大馬力軋路機時，四川人民硬是用人力軋出了供B－29「空中堡壘」龐大機身起降的堅硬跑道。機場竣工後，美軍轟炸機在人們聲嘶力竭的歡呼下起降。從四川起飛的美軍飛機共在日本投下了幾十萬噸的炸彈。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汪精衛曾經投身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例。革命黨的實力跟清政府比起來懸殊很大。武昌起義的意義並不在於對滿清政府的軍事打擊。在深處中國內陸的武漢，那萬把人的革命軍對清廷的實際軍事威脅並不大。但起義喚醒了人民的反封建意識。隨即而來的各省獨立和人民運動才導致了清帝的退位。孫中山先生在革命初期也是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進行了「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斗爭。正是有這種「堅持」的精神才最終取得勝利。號稱以孫中山先生為「偶像」的汪精衛為什麼在抗戰中喪失了這種可貴精神。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民眾的力量決不能忽視。戰後印度的獨立運動；埃及人民收回蘇伊士運河管理權的運動；以色列在面對阿拉伯世界圍攻下求生存的歷次戰爭，哪個不是實力對比懸殊，哪個不是民眾力量的體現呢。抗戰中汪精衛的悲觀正是源自於「脫離群眾」。最終，失敗主義轉變為投降主義。由此可見汪精衛並不是孫中山先生的好學生。
（二）汪精衛認識不到日本侵華的性質和目的
汪出逃河內後，曾發出過全國通電（即艷電）。在通電中汪精衛認為：「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
至於日本到底對中國有無野心，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兄弟之邦（至少在當時），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詳述了。
(三)日本的誘降
日本出於對中國的野心，幾乎中國所有政治勢力都被日本下過功夫。
當時中國的政治勢力主要是這么幾家：國民黨也就是當權派，領袖人物就是汪蔣等；滿清的遺老遺少，立偽滿的皇帝是日本情報機關的偉大勝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遺老們，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和唐紹儀，但最後他們一個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個是在答應與日本合作後被愛國青年刺殺。華北偽政權的王克敏，南京偽維新政權的梁鴻志也是北洋餘孽，但他們跟汪精衛比，也就是「小字輩」。最後他們還是被緊密團結在以汪主席為核心的偽民國政府里了；地方實力派：閻錫山，龍雲，張發奎，陳濟棠等。工作雖做了不少，但最後他們的抗戰決心和抗戰貢獻都很大；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裡投降的有，抗戰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誘降了汪精衛。
還有「知白工作」，因由土肥原負責，又稱「土肥原工作」。工作來工作去，當事人全都工作死了。有觀點說吳佩孚想同日寇合作，但價碼太高。又有人說吳佩孚不願與日寇合作，但躲不開，只能漫天要價。不管怎麼說，老吳最後沒當漢奸，並且他的死還跟日本醫生有關系，所以算是保住了晚節的。
對「天字一號」人物蔣介石的誘降被稱為「桐工作」。
七七事變後關東軍系統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陸相。當時板垣手下有兩員大將，一個是影佐禎昭；一個就是今井武夫。這兩人對中國政治人物的誘降主張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禎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衛的路線；今井武夫卻想直接和蔣介石談和。他認為：從清朝開始，中日之間所有戰爭或爭端最後的解決方式都是中國的「委屈求全」，現在日本對中國的打擊在歷史上是最大，中國面臨的危機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經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國全民抗戰的領袖蔣介石也來個扭轉乾坤……當汪精衛在南京和日寇「共商國是」的時候，「桐工作」正在香港進行。蔣認為要利用日寇的心理，不妨跟日寇工作工作，一來打擊汪精衛在南京的「和平」運動，二來對日本軍部的戰略有個了解。了解日本軍隊的意圖就等於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圖。因為日本「二二六」事變後，政府的內閣陸相一定由日軍現役人員擔任。不管是誰來組閣，只要你的政策不合軍隊的意，那麼就不給你推薦陸相人眩內閣5相缺了一個，您還怎麼組閣？所以當時日本軍隊對政壇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
蔣介石對假工作的實施很費了些心機。出於對抗戰有負面影響的考慮（萬一傳出去，又說不清楚了），決定派那些又不是政府官員，又能跟國民黨高層能接觸上的人。這些人身份全是真的，但臉可都是假的。全是「軍統」特務。其中有個假宋子良，宋子良本是宋子文的弟弟，跟老蔣都算是親戚。他相片從沒在報紙上登過，人又不喜歡熱鬧，很多人都沒見過。這樣的人選日本很滿意，覺的國民政府派出了這樣的人物，起碼還是有「誠意」的。鬼子可不知道，這個宋子良真實的名字叫曾廣。代表是假，談判中自然有假。每到日方談及實質性問題。我們這位曾假代表就「我要請示請示」「這要研究研究」。請示來研究去，把日方都弄煩了，從而懷疑這代表的真實。做了很多調查都調查不出此人的真實身份。談判中蔣還是有收獲，他起碼知道了日寇的意圖，這個意圖沒什麼新鮮的，停戰可以，但要承認偽滿，要在中國駐軍共同防共等，簡單說就是汪精衛認可的那些東西。
與此同時，汪精衛一眾人馬得知了日寇在進行「桐工作」。汪精衛周佛海等亂了陣腳，按周佛海自己說「一夜都未睡好」。他們為什麼亂？汪精衛不是自詡自己的事業是「救國救民」的嗎，既然如此偉大光榮正確，蔣介石搞一下你們亂什麼？「正義」的事業多個幫手不是很好嗎？最後，日方通過門上鑰匙孔拍了張假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拿到南京後請同宋子文共事過的汪精衛等人鑒定。周佛海看了照片後大概是驚呼一聲吧：這不是小宋！日寇這才明白了重慶方面的意圖，「桐工作」自然流產。因香港不歸日本管，故也沒難為假宋子文，只有讓他們回中國了。這是軍統在抗戰中間諜戰的一個側影，不知這位曾廣回到中國後又有什麼故事呢……簡單的說，日本對汪精衛的誘降是煞費苦心的。做了一個結實的繩套，套在汪精衛脖子上後就由不得汪精衛做主了。繩套一點一點收緊，最後汪主席想喘氣就要跟日本商量了。日寇開給汪精衛的條件一開始很寬松，從>；到《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條件起了質的變化，這很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