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生命關懷與審美超越:災難文學研討會
一、災難文學：概念、內涵及意義
1、災難文學應該包括天災和人禍（羅鳴，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災難文學是否只是針對天災（自然災害）？凡對人類社會帶來重大損失或造成悲劇結果的都可稱為災難。自然災難只是其中一個原因。災難文學應該包括天災和人禍兩個部分。人的本質是社會的，離開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抽象談人與自然的關系沒有意義。針對災難的認識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在宗教里，災難並非壞事，比如基督教認為災難是上帝對人的救贖和恩典，因為人有原罪，上帝通過災難的方式來提升人。中國的「多難興邦」是不是也含有這種意思？但世俗理解災難是絕對的壞事，能躲則躲，不能躲則粉飾麻痹，接著是盡快遺忘。魯迅說過，「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我們現在做不到這種境界。所以巴老的建立文革博物館的願望至今都未實現。如果災難文學仍然按照這種災難觀去研究，不如不要研究。中國是缺乏宗教的國家，不會認為災難是救贖，是反省提升自己的方式，沒有這種思維，對所有災難我們都只是被動承受和主動遺忘。美國越戰後搞了個越戰牆，刻上所有在越戰中陣亡的人員名單。越戰對美國而言並非一件好事，它失敗了，但它還是弄了這面牆，這就是美國的反思，美國的災難文學。以色列的哭牆也是這樣。但我們沒有。所以首先要釐清災難觀，否則就是褻瀆災難文學。
2、災難是文學的題中之義（吳野，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5.12大地震的驚惶過去後，大家很快就意識到我們作為文學研究者，要從文學這個特殊的視角來觀察、再現這場災難。災難文學是文學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是題中應有之義。文學關注的是人的生命，是人性。生命的堅強與脆弱，人性中令人感動的美和丑惡、猙獰的一面，在災難中都會以各種最刺目的形式表現出來。生命、人性中許多復雜問題，也會在災難中得到展現，引起我們深沉的思考，甚至可以促進我們文學的變革。我認為災難文學有可能出現史詩式的作品（當然，那需要過個幾年去消化、提煉），因為中外文學中的經典作品都跟描寫人類大災難有關。《舊約》就是一部史詩，寫的就是人類的災難。洪水來了，生靈塗炭，上帝派出諾亞方舟拯救人類，如何出埃及，如何找到水草之地安居等等。中國的古典文學從《詩經》、《尚書》開始，也記錄了許多人類的災難。所以災難文學是個大題目，是個關乎文學本性的題目，是一個可能出現史詩式作品的題目。
3、災難文學和文學有內在一致性（李明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文學的根源要追溯文學反映生活的狀態選擇。文學反映的不是常態化的平常生活，更多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關系，動態化的、極端化的、災難化的生活。現代社會的四大關系無法迴避，也就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災難文學和文學本身有很多內在一致的地方。根據傳統理論，文學就是把矛盾、沖突、非常態的、極端的、人的本質的東西加以集中放大、集中表現。災難恰好是一個偶然性的典型的集中爆發的事件，更能把人的心性、情感、價值觀念反映出來，把人性放大，把美、丑到放到極致，這就是文學最大的魅力。很多作品為什麼缺乏感動的審美超越的東西，就在於它在平常生活的表現中矛盾沖突、故事性不強，而這些在災難文學中能表現得很好。
4、哪裡有災難，哪裡就應有反思（向寶雲，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災難文學既包括自然災害，也包括社會、人為苦難。我們中國文學缺乏的就是苦難敘事。中國反映戰爭的文學作品很多，但都是看重戰爭的結果、性質，不像前蘇聯還有《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這樣的作品。災難文學地震文學有幾個好處，一是提醒我們的文學/詩歌對社會的重返。近幾年詩歌不能引起重視，只能裸體誦詩才吸引大家的注意。二是對歷史的反思和對現實的批判遠遠還沒有完成。自然災害也不完全是偶發的、非人為的，也牽涉了很多因素。為什麼倒塌的是教室？這些都要進入我們的反思。哪裡有災難，哪裡就應有反思。哪裡有反思，哪裡就有拯救。現在我們還沒有足夠大的反思空間，但未來一定會出現，這也是我們文學藝術家的責任。
5、危機就能產生轉機（蔣迎西，四川新聞網文藝創作室主任）
我站在記者角度說幾點感受。第一，這次大地震讓我們的靈魂得到了一次洗禮，主要是把我們人性中善的一面放大了。現在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很多人是又不要臉又不要命，但這次地震，各方面的關注和投入體現出了我們民族的偉大，我被感動了。第二，天災毀滅了很多文明，但同時也催生了很多文明，並且使很多文明得到了升華。我們四川盆地的神話傳說「杜鵑啼血」，反映的就是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遭遇的災難。李白詩中的「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方鉤連」實際上提到的也是災難。第三，天災是人類的另類賜予。四川盆地為什麼被稱為「天府之國」，就是由許多次地震造成的。青藏高原、橫斷山脈、九寨黃龍等優美景色都是地震造成的。我個人認為這次地震能夠產生文藝巨作。好萊塢的大片之所以能夠風靡全世界，就是因為把各種矛盾沖突推到極致。汶川大地震也是把各方面的因素都放大了，危機就能產生轉機。但目前不能，因為有些真相我們現在還不能反映。
二、審美超越：生命意識與人文關懷
1、審美超越必須考慮人和自然的關系（曾永成，成都大學教授）
說到生命關懷，首先指人的生命。有個記者在災後一個多月到了北川，在廢墟上看到一條小狗，一直守在那兒。他無法想像那條小狗是怎麼活下來的，而且看到人後就跟著他們走了很遠。他很想把它抱出來，但又擔心無法通過防疫檢查，只有戀戀不舍地和小狗告別了。從今天生態人類學的觀念來看，即使是條小狗，也是我們應該珍惜的生命。但在現實條件面前，你無可奈何，想要援助也不可能。人在面對自然的時候，平時很樂觀。我們30年的改革開放，確實在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態代價。生態代價這個概念對許多人而言還很陌生，改造者只想著取得了什麼，沒想到失去了什麼。《中國地理雜志》在地震後出過一期專號，地質專家解釋說大山裡面的開發建設有個普遍現象，就是切掉山腳，靠著大山修房子、建廠房。山腳是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的安息角，用來保持穩定的。挖了安息角，來了地動，山就垮了，當然無處可逃。人不去，就不叫惡劣的自然條件。人去了，才叫惡劣的自然條件。人在自然面前，究竟該如何面對自然？這個問題立刻就凸現出來了。
多年來我一直研究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一直有個觀點：我們向來的馬克思主義闡釋、社會理論包括文藝理論，都遮蔽了一個人類所面對的重要現實——自然，遮蔽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研究這個問題。都說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認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但我理解不同，這個觀點其實是費爾巴哈的。費爾巴哈說的是一男一女所形成的自然的社會關系，而馬克思主義哲學說的是人在實踐中形成的歷史具體的社會關系。而實踐最本質的東西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這才是我們社會存在所面臨的第一位的關系。
經過這一次的災難，我們文藝圈子包括世界觀、自然觀、歷史觀都需要深刻調整。一個主題，就是怎樣面對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與自然界的生命是血脈相通的。馬克思說過，自然是人類無機的身體，不僅是物質糧食，也是精神糧食。所以我覺得這次災難後的理論、審美超越都必須往這個方向走。必須把人和自然的關系嚴肅地擺在面前。人與人的不同首先就體現在人對生態資源的佔有情況不同。有些人躲得過災難，有些人躲不過，說到底就是因為對生態資源的佔有不一樣。這從根本上把我們人分開了。
另外，災難肯定是悲劇。怎樣認識自然災難造成的悲劇也是個問題。從布留洛夫的畫來看，表現了人們的驚恐，同時也相互維護，比如婦女把小孩摟在懷里。當然整個畫面還是一種無奈。米開朗基羅的《先知耶利米》據說畫的就是耶利米思考龐貝城悲劇的情景。我們也需要深入地思考一下。恩格斯對歷史悲劇所下的定義也應擴展。放到人與自然的關繫上來，自然界也有很多它自身生存的必然規律，這種必然性不可能實現，就造成了人與自然的悲劇性沖突。那麼我們就要思考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珍愛生命，審美超越，這絕不是辯證法就能解決的問題。我們也不能沉溺在把壞事變成好事這種膚淺、空洞的想法上。這次災難當然和過去不一樣，在英雄主義、團結互助宣揚的同時，我們有更多悲憫、更多對生命本身的珍惜，比如在救人時，是能救則救，救援人員的生命必須先保住。按照我們過去的做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那就是另一種場景了，這也看出我們整個社會在觀念上的巨大進步。對悲劇的反思，我們要正視它，要嚴肅地對待。
2、審美超越應當反省（向寶雲，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我的觀點是審美超越應當反省。不管是災難文學，還是20世紀的文學整體都缺乏深度，原因在哪裡？災難文學或災害文學有兩種敘事方式，我歸結為頌歌式敘事和苦難敘事。到今天為止，我們事實上還在頌歌敘事的層面。我們的感動實際上不是被英雄事跡感動，而是被我們自己感動。大家可能還沒意識到，我們是被自己的感動所感動了。據災區前線回來的人講，災區的實際情況比我們描述的更慘烈。到目前為止，我們對災區情況的反映還僅僅是整體性的而不是個體性的。因此，目前我們對災區的所有反映就是一種頌歌式的審美反應。這是不夠的。這就是導致我們的文學缺乏深度、力度的原因。泰奧多·阿多諾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次有首詩《今夜，寫詩是輕浮的》。和阿多諾相反的是200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凱爾泰斯說過「奧斯維辛之後只能寫奧斯維辛的詩。」凱爾泰斯的話恰恰和我們中國新時期文學歷程相似。粉碎四人幫之後，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歸來作家、知青作家，他們的寫作如果不反思歷史，不對歷史進行苦難書寫就不被人認可。實際上阿多諾用的是他特有的否定，他也說過只有在文學之中才能看到苦難的聲音和苦味。他認為膚淺的感傷式的苦難書寫是對文學的否定，這種詩才是野蠻的。汶川大地震後有沒有野蠻的詩人？有，至少有一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山東作協副主席王兆山。
苦難文學敘事有三個層面：書寫苦難、反思歷史、批判現實。現在我們要求汶川大地震文學達到深度、力度太性急了，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也是如此。最開始還是天安門詩抄。我界定目前為止的汶川地震詩歌就相當於天安門詩抄階段，還沒走到傷痕文學階段。現在對汶川大地震的反省基本上就是這種審美傾向。這些文學作品給我的感動、震撼遠不及圖片。我看到的影視作品《震撼世界的七日》也不好。這個時候的文學是非常無力的，我寧願看報紙、新聞紀錄也不願意看那些文學作品，很虛假。如果我們要直面災難，與其說是審美超越，不如說是生死超越。地震中出現的「范跑跑」引起了很大爭論。但是經香港衛視討論後，就出現了很多同情理解的聲音。為什麼？語境發生了變化。當一種行為選擇變成學術思考後，他的行為就獲得了合理性。「范跑跑」和我們這個話題的相關性在於：本來人是一個血性的存在，而到了「范跑跑」那裡就變成了理性的存在。譚千秋等老師的救人行為究竟是道德底線還是道德高標？我們陷入了被動。如果教師救人是道德底線，那麼譚千秋等老師的行為就不值得我們歌頌。如果是道德高標，那麼「范跑跑」就不該受到我們譴責。在那樣一種情境下，那些超越了生死的人成為了一種宗教性的存在，而我們世俗的人沒有超越性，就是一種世俗的存在。所以我們敬佩譚千秋，但理性思考下也可以理解「范跑跑」。
3、災難拯救中的宗教審美維度（蘇寧，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蘇寧研究員認為，按照法國年鑒歷史學派的方法論，人類精神生活史在「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三個不同的時間尺度中表現為不同的面目。它們可以分別表述為，「結構」、「情勢」和「事件」。通過不同的時間維度來考察一種具有時間跨度的社會文化現象，如災難現象，我們可以將其過去、現在與未來聯系起來。災難文學的「長時段史」可以追溯到神話時期，原始宗教時期。這種持續性的結構從歷史某個時期來看，常出現「中時段」的轉移。它可能給災難史帶來異樣的表達方式，但中時段的歷史情勢阻擋不了向長時段結構的回歸。從這個意義看，災難文學在結構上，是民族性的宏大敘事，是幾千年災難母題的神話傳統，英雄情結、宏大敘事構成了傳統。從「短時段」看，個人心靈體驗式的「事件」出現了，災難爆發時短時段激發的美會放大，但不長久，它和現實真實的殘酷性之間會形成落差。這是存在意義的美，有可能阻斷傳統帶來新的問題，帶來新的美學表達方式。
三、災難文學創作現狀與批評
1、不要把災難「慶典化」（何開四，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
正因為有此岸的災難才有彼岸，救贖與詛咒是無限循環的。幽默地說，上帝懲罰人類有很多種方式，可以用微軟，可以用地震，可以用海嘯，甚至還可以給人類降生一個非常糟糕的領導者來把國家搞亂，人類當然也不能忍氣吞聲。先賢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古時候的先賢無法應對災難，只能藉助想像，於是誕生了宗教和神話故事，比如大禹治水、精衛填海等等。《聖經》中的洪水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既是道也是器。比如摩西出埃及，考古、田野調查已經證實了其中有些東西是事實存在的。至於人與自然的關系，按照錢鍾書的說法，夫「學與術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勝天，人心之通天者也」。人來自於自然，脫離自然後，最初敬畏、效法、模仿自然（「法天」），接著工業革命後，想「勝天」，災難就出現了。最終該回到的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人是最聰明的，也是最愚昧的。我有個觀點是「空間大於時間」，就是說一地發生了災難，而另一地的人即使知道了這個災難，也永遠不會吸取教訓。中國最終還是會以環境為代價。災難文學涉及的面很廣。我們的世界是人的對象化世界，人和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疊合的。人的劣根性決定了很多災難的必然性。現代社會是「人類不仁，以天地為芻狗」。天地會加倍報復人類。比如金融海嘯，這個詞既有天災也有人禍。一切敘事都該是審美敘事。現在我們的災難敘事是把災難「慶典化」、「廣場藝術化」、「意識形態化」、「政治化」，這恰恰不是文學敘事、審美敘事。在目前語境下，國家、人都要正視災難。我們這個民族比較健忘。現在要求不要過分渲染災難的恐怖可怕，其實第一步就應用文學的方式把災難的可怕展示出來。如果沒有感性的、具有沖擊性的、讓人刻骨銘心的敘事，就不是災難文學。另外，要有反思。中國沒有大文學家出現，實際原因是沒有大思想家出現。
2、中國文學藝術中似乎沒有災難的影子（曾永成，成都大學教授）
災難文學這個概念只有外國文學中有個「災難悲劇」。我印象深刻的是19世紀俄國畫家布留洛夫的作品《龐貝城的末日》，跟我們這次地震災難可以對應的一個作品。網上有許多龐貝城廢墟的圖片，包括從地下、火山灰中挖出的骷髏。有個骷髏的頭部還挺立著望向天空，可以想見火山灰是瞬間罩住了他們。在歐洲幾百年間流行過的黑死病，也是人類遭遇的巨大災難。還有冰海沉船。我們所說的災難，大都是自然災難，人為的比如戰爭、社會制度造成的災難似乎在這個話題之外。我們主要面對的是人類無法抗拒的、無法預測的突來橫禍式的災難。中國的文學藝術中似乎沒有災難的影子，不過羿射十日和這個有些關系。長期以來，文學藝術和災難擦肩而過。我們中國文學表現出來的這種疏遠隔膜，可能是因為我們的自然氣候條件比較好，過去沒有遭受過巨大的災難。我們的社會、戰爭連綿不斷，矛盾尖銳，就掩蓋了這種災難，遮蔽了文學家藝術家的視線。我們中國人對天特別崇拜，認為不可言說，就不去說。5.12大地震把這種災難一下子推到我們面前。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我整個的心態就是無奈。我多年以來研究生態學，但在這種無法預測的災難面前，有什麼用？文學能做什麼？生態美學又能做什麼？這個會議，也可以說是痛定思痛。
3、天災文學具有必然的膚淺性（黎風，四川大學教授）
我把災難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天災，一種偶發性的東西，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必然性，比如地震、雪災。自然災難是偶發性的，文學一般不反映偶發性的事件，文學關注的是人禍。人禍能產生大文學。自然災難不具有文學所表現的本質性的東西，它具有新聞性、偶然性。60年代的自然災難，也有很大的人禍因素，四川死了很多人，但沒留下多少能讓人記住的文學作品。路遙的中篇小說《在艱難的日子裡》寫的就是這個，是為他的《平凡的世界》打底的一部作品。我認為，這次災難的文學作品只能表現出文學對社會的關注，人文關懷，但直接體現這次災難的文學作品不能代表文學本身，不能產生經典的作品。我個人懷疑這次大地震是否能直接為中國文學提供一個跟這個題材相關的東西。感人的故事很多，但能否構成真正的文學發展的方向，我很懷疑。我看了馮小寧的《超級台風》後，就感覺這種天災帶來的文學作品、藝術作品具有必然的膚淺性。紀實性、及時性很強，反映的此時此景，一個是應對災難，一個是突出政治英雄。盡管它被譽為中國第一部災難片。英國的泰坦尼克電影反映的就只是自然災難，美國的泰坦尼克電影就變成了災難只是背景，主要反映男女主角的生死愛情。所以這種有關天災的文學作品，當時可能反應很大，但過去半年後，人就開始麻木。我舉個小例子。最近我們接到捐衣物的通知，但最開始踴躍捐錢的老師們反應都很冷淡。這說明中國人遺忘天災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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