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宋史.王曾傳》的譯文
王曾,字孝先,膏州府益都縣人。少年喪父,從師於本地學者張震,善.一寫文章詞賦。宋代成平年間,以單人身份參加會試和殿試,都考了第一。大臣楊億看了他的文賦,慨嘆道:「這真是王佐之材啊!』』宰相寇準認為他是奇才,特地在政事堂考驗他的才華,授予他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的職務。皇帝曾經有一次晚上在承明殿處理政務,召見他並跟他對談很長時間,王曾回到寓所後,皇帝派太監傳達口諭跟他說:「因為早些時候十分想念愛卿,所以來不及穿戴朝服見你,愛卿不要以為我是傲慢了。"他受到朝廷的尊重竟然到了這樣的程度。
(後來)他外任應天府知府�6�1天禧年問,民間傳言說有個形狀像帽子的妖怪。夜裡襲擾百姓,從京師往南的地方,百姓都很驚慌。王曾命令夜裡打開城門(以安民心),(發現)那些膽敢散布謠言的人立即速捕?,最終也沒有發現什麼妖怪。天聖四年夏天,天降大雨。有人傳言說汴河決口,洪水很快就要到京師了,京城的人很驚恐,想往東選難。皇帝問王曾怎麼辦,王曾說:「汴河決口,卻沒有奏書報上來,(看來這)只是民閭的傳言耍了,不值得憂慮。」不久證明果然是這樣。陝西轉運使設立管理食醋的部門,通過食醋專賣來謀利,而且請求在全國推行這個咖法,王請示朝廷取消了這種做法。
大臣曹利用嫉妒王曾地位在自己之上,曾經流露出不滿情緒。等到1I『利用因事犯法,太後很生氣,王曾卻為他開脫。太後說:「愛卿曾經說過曹利用專橫跋扈,現在為何卻替他開脫?"王曾說:「曹利用向來依仗朝廷恩寵(而專橫跋扈),所以我曾經以理駁斥專回擊他。現在加給他很大的罪名,我就不理解了。」太後的怒氣這才稍稍緩解,最後從輕發落曹利用。
(後來)以彰信軍節度使的身份又一次掌管天雄軍,契丹使者經過此地,(總是)先約束自己的豐馬隨從才敢過境,沒有敢喧嘩鬧事的。當地百姓對他的施政很滿意,為他畫像而並為他立生祠供奉他。王提拔或退官吏,都不讓人知道是他的原因。范仲淹曾經質問他說:「宣傳提拔人才,這是宰相的職責。您的高尚品德中,唯獨缺少這一項啊!」王曾回答:「作為執政的人,對人有恩德的事,想加到自己身上;那些得罪人的事讓它給誰呢?」范仲淹對這番話深感佩服。
王曾天性端莊仁厚,相貌俊秀。在朝廷上,言談舉止有一定之規,平日里則不苟言笑,另人都不敢拿個人私事來求他。年輕時與楊億都在皇帝侍從之列,楊億喜歡開玩笑,同僚和朋友沒有不被他玩笑戲謔的。等到與王曾交談時,卻說:「我不敢跟他開玩笑啊!"王曾平生生活十分簡朴,有個老朋友的孩子叫孫京的來辭別,王曾留下他吃飯,飯後,用盒子送給他幾卷信紙。孫京打開一看,都是別人寫信後裁減下來的紙邊。
⑵ 翻譯《宋史·和峴傳》
歐陽修四歲就死了父親。他的母親姓鄭,親自教他讀書。歐陽修家裡很窮,甚至到了只好用草棍當筆在地上畫來學習的地步。他小時候比一般人聰明,書讀過了就能背誦。歐陽修天性很剛強,能見義勇為。即使明知別人設下陷阱,他也一定要去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他好幾次都被流放,但是他的志向還是和原來一樣。他剛剛被貶到夷陵的時候,沒有什麼事可以打發時間的,就拿出以前的案件卷宗來反復批閱,發現其中冤枉、錯誤的案子不可勝數。因此他仰天嘆道:「連荒遠的小城,尚且如此,天下的混亂就可想而知了」。從那時起,他碰到任何事都不敢疏忽。他治理過好幾個郡,都沒有什麼表面上好看的政績,也不追求聲譽,對百姓很寬松,不去驚擾他們,因此他所到的地方百姓日子都過得不錯。有人問:「你治理地方那麼寬松,卻不耽誤事情,怎麼做到的呢?」歐陽修說:「如果把寬松當成放縱,把簡單當成粗略,那政務就會被耽誤,百姓也會受到損害。而我所說的寬松,是不苛刻、急催,我所說的簡單,是不做繁瑣的事情而已」。歐陽修寫文章天才自然,繁簡適度。 他的話語簡單而明了,准確而通暢。善於聯系事物分析不同問題,闡明深刻的道理,駁斥其錯誤,有很強的說服力。他的超然獨到之處,文情奔放的風格,別人是無法趕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他提攜後進,唯恐不及,得到他賞識、舉薦的人,大多成為天下的名士。曾鞏、王安石、蘇洵以及蘇洵的兒子蘇軾、蘇轍,原來都寂然無聲,不為人所知曉,歐陽修就廣泛宣傳他們的聲名,認為他們將來一定會名聞於世。 蘇軾評論歐陽修的文章說:「論述大道理像韓愈,議論事情的時候像陸贄,記事的風格像司馬遷,詩賦則像李白」。有見識的人認為這話是很明智的。
⑶ 翻譯 節選《宋史歐陽修傳》
一、譯文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時即死了父親,母親鄭氏一直守節未嫁,在家親自教歐陽修讀書學習,因家裡貧窮,以至於只能以蘆荻作筆,在地上學習寫字。幼年時,歐陽修就聰敏過人,讀書過目不忘。等到成年時,更是超群出眾,卓有聲譽。
宋朝立國已有百餘年,而文章體裁仍然承襲五代之陳規遺風,行文措辭刻意雕琢,追求對偶,以至於文風污濁不振,士人大多因循守舊,所作文章見識淺薄,格調不高。蘇舜元、蘇舜欽、柳開、穆修等人都曾想創作古文並藉此大力提倡,以改變當時的文風,但因筆力不足而未能如願。
歐陽修隨叔父歐陽曄任職於隨州時,在當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廢書筐中發現了唐代韓愈的遺稿《昌黎先生文集》,讀後十分仰慕。於是用心尋求其中的精義,以至於廢寢忘食,決心要追趕他,和他並駕齊驅。
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正月,晏殊主持禮部考試,歐陽修列為第一名。三月,崇文殿御試中甲科第十四名,榮選為甲科進士,並被任命為西京推官。
此時歐陽修開始結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議論時事,二人互為師友,又結交梅堯臣,吟詩作歌,相互唱和,從此以文章名揚天下。以後歐陽修回京返朝,升為館閣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陳時弊而被貶謫,在朝官員大多上章為他解救,只有左司諫高若訥認為應當黜除。對此歐陽修寫信對高若訥進行譴責,說他簡直不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一事。高若訥將歐陽修的信交給皇帝,以致歐陽修被貶出為夷陵縣令,不久又遷任乾德縣令、武成節度判官。
范仲淹任為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後,聘請歐陽修為書記官。歐陽修笑而謝絕說「:我昔日的舉措豈是為了一己之利?我們雖然同時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時升遷。」過了很久,歐陽修復任為館閣校勘,以後又改任為集賢校理。慶歷三年(1043),兼掌諫院。
當時仁宗對在朝大臣進行人事更動,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都參與執政,增加諫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歐陽修最先入選。歐陽修每次進見皇上,仁宗都詢問他以治國執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
因其時國家政事之許多方面都在從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勢焰昌熾,大肆攻訐。歐陽修擔心從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難以獲勝,便也多次分別就有關問題向仁宗上書進言。
當初范仲淹之被貶去饒州,歐陽修與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視他們為「黨人」。從此,朋黨的議論便產生了,歐陽修於是作《朋黨論》一文以進呈仁宗。
在文中他議論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結為朋黨,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為小人是沒有朋黨的,只有君子才有。
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祿,所貪求的是金錢財物,當他們的利害關系相同時,就暫時互相援引,結為私黨,這是偽朋黨;當他們見到利益時,就會爭先搶奪,或者利益搶完後就互相傷害,即使是血肉兄弟,親朋好友,也不能共存,所以說小人沒有朋黨。
君子則不然,他們所恪守的是道義,所奉得的是忠信,所愛惜的是名譽節操。將這些道德用於修身則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將這些道德品質用於效力國家,則會大家攜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終如一,所以說只有君子才有朋黨。
商紂王有臣子億萬之多,卻也有億萬顆心,真可謂無朋黨了,但商紂王卻因此而滅亡了。周武王有臣子三千,卻是一條心,真可謂一個大朋黨,而周武王得以藉此興旺起來。這就是君子之朋黨不厭多的緣故啊。
所以作為一國之君,應當摒退小人的偽朋黨,而多多提攜君子的真朋黨,這樣,天下就可以達到大治了。」
歐陽修論事切直了當,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敵一樣,唯獨仁宗勉勵他敢於說話,當面賜給他五品官的服飾。對侍臣說「:像歐陽修這樣的人,到哪裡去找啊?」做同修起居注後,進任知制誥。按慣例,對這個官職必須先考試而後才能任命,仁宗了解歐陽修,詔令特意授予他。
二、原文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
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余習。皺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蘇舜軟、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頤,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
舉進士,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慶歷三年,知諫院。
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朝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勸)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其略曰:"謂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則同道而相益,以為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而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浩。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修,詔特除之。
三、出處
《宋史》
(3)宋史宣傳擴展閱讀
一、創作背景
《宋史》最早為至正刊本,次為成化朱英重刊本。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詔修宋史,但因體例、年號不一而未成。
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下令修遼、金、宋三史。鐵木兒塔識、賀惟一、張起岩、歐陽玄等七人任總裁官,還有史官斡玉倫徒、泰不華、於文傳、貢師道、余闕、賈魯、危素等23人,脫脫於至正四年五月(1344年)辭職,中書右丞相阿魯圖繼任,阿魯圖雖名為都總裁,但不諳漢字。
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書,只用了兩年半的時間。至正六年(1346年)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
二、作品賞析
《宋史》的特點是史料豐富,敘事詳盡。兩宋時期,經濟繁榮,文化學術活躍,雕版印刷盛行,編寫的史書,便於刊布流傳。
科舉制的發展,形成龐大的文官群,他們的俸祿優厚,有很好的條件著述。加之統治者重視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學的發達。
《宋史》盡管疏漏較多,但仍保存了不少已失散的原始資料,是了解和研究兩宋歷史的重要史書。明清以來,不少人對《宋史》加以糾正或補充。
《宋史》的最大缺點是比較粗糙。由於成書時間短,只用了短短兩年零七個月,而且時值元朝瀕臨崩潰的前夕,因此編纂得比較草率。
三、作者簡介
1、蔑里乞脫脫
脫脫(1314年-1355年),亦作托克托,亦作脫脫帖木兒,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兒乞人 脫脫幼養於伯顏家,從浦江吳直方學。元朝元統二年(1334年),脫脫任同知宣政院事,遷中政使、同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中書右丞相。
當時伯顏為中書右丞相,權傾朝野,向為元順帝所忌,脫脫恐受其累,與順帝密謀逼退伯顏。至正一年(1341年)脫脫為相,大改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至正三年(即1343年),脫脫主編《遼史》、《宋史》、《金史》,任都總裁官。
至正四年(即1344年),脫脫因病辭職,到至正九年(即1349年)復出為相,發行新鈔票「至正交鈔」,並派賈魯治理黃河,成績斐然卓著,贏得水患災民的民心,上賜號答剌罕(意謂:自在),被贊譽為「賢相」。
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脫脫親率大軍鎮壓鎮壓徐州芝麻李紅巾軍起義,執意屠城,軍事成就卓著,功封太師。至正十四年(1354年),脫脫被派往討伐高郵(今屬江蘇)張士誠起義軍,正酣戰即將攻陷士誠之際,為朝中彈劾,功虧一簣。
事因皇太子不滿「未授冊寶之禮」,而支持康里人哈麻彈劾脫脫,致使脫脫於至正十五年(1355年),革職流放雲南,後被中書平章政事哈麻假傳元順帝詔令自盡。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昭雪復官。脫脫的死使得他殫精竭慮修補元王朝統治的堤壩付諸東流,也成為元王朝走向崩潰滅亡的轉折點。
2、阿爾拉·阿魯圖
阿爾拉·阿魯圖,(生卒年待考),蒙古族,蒙古阿兒剌部人。元朝末期重臣。
元順帝(元惠宗)孛兒只斤·妥歡貼睦爾執政時期,中書右丞相蔑里乞·脫脫於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農歷5月因病辭職,由阿爾拉·阿魯圖繼任中書右丞相。
阿爾拉·阿魯圖繼脫脫之後,主持了纂修遼、金、宋三史,頒《至正條格》等工作,特別是三史中的《宋史》部分,是由阿爾拉·阿魯圖主持的。
雖然在參與修纂《宋史》的人之中,阿爾拉·阿魯圖名為都總裁,但他素不識漢字,因而並沒有參與實際編修,但他在財政、管理、史料提供上給予了莫大支持,因此在元至正五年(1345年農歷10月),三史皆修成,中書右丞相阿魯圖奏進。《宋史》在三史中雖然是最後完成,但只歷時兩年半。
阿爾拉·阿魯圖主持《宋史》的修撰,在時間上是相當倉促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問題和缺陷,盡管如此,《宋史》仍為極其重要的史書,為二十四史之一,仍然發揮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在這一方面,阿爾拉·阿魯圖功不可沒。
⑷ 《宋史·許仲宣傳》
許仲宣(929~990),北宋大臣,進士出身。曾擔任過左諫議大夫等職務。
⑸ 宋史,李繼宣傳,文言文翻譯
《宋史·李繼宣傳》:又將五千騎援米信,因率勁騎追至新城北,大敗之,斬其酋賀恩相公。《宋史·李繼宣傳》:又率領五千騎兵救援米信,於是率領精銳騎兵追擊到新城北,大失敗的,斬殺他們的首領賀恩你。
⑹ 偶然翻書,發現《宋史》奸臣傳,佞臣傳里都沒
著名的專家們讀歷史,有人就能夠考證出李師師送給宋徽宗的香巾尺寸相當於現代的幾厘米,野史公也喜歡讀歷史,卻不過是覺得很多故事有趣,就和看一本幻想小說時沒什麼兩樣,用來消遣無聊的時光而已,近日又發現了兩個有趣的故事,說給大家聽聽。
第一個是:蕭規曹隨
這是個有些不合時宜的故事,所以雖載之史冊,卻流傳不廣,野史公也是頭一次看到,說的是西漢開國功臣曹參跟隨劉邦起兵,身經百戰,屢建戰功,劉邦稱帝後,對有功之臣,論功行賞,曹參功居第二,封平陽侯,僅次於蕭何。蕭何死後,因曹參德高望重,繼任丞相。
曹參上任丞相後,順應民心,仍然遵照蕭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國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員對蕭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執行,不得隨意改動;對蕭何時所任用的官員,一個也不加以變動,原有官員依然各司其職。曹參對他們按職權范圍該處理的事情,從不加以干預。因此在朝廷丞相變動的關鍵時刻,沒有引起任何波動,朝中君臣和原來一樣的相安無事,朝政也和原來似地井然有序。
時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過去,可是,曹參既沒有設計出「胡服騎射」的變法藍圖,也沒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戰略夥伴關系」的外交新思路,這使本來對他寄予厚望的漢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連一般的官員就職後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創新,比如什麼招商引資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標一票否決制啦,再比如對有損大漢繁榮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許可證管理,對從事娛樂行業的人員進行職業道德鑒定評級,對在馬路上搶包的行為實行嚴打等等,而曹參身為丞相,只考慮工作的連續性,對於大到京城規劃、皇宮建設,小到居民拆遷、街道改造,不僅沒有推倒重來的魄力和水平,連一點小小的改變也沒有,惠帝有點沉不住氣了。
於是這一天,曹參被找來談話,惠帝說:「你有什麼想法,請照直說吧!」曹參想了一下回答說:「請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誰更賢明英武呢?」
讀到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測,以為郁悶已久的惠帝大概會這樣發泄其滿腹牢騷曰:
先帝的功績在於早年打天下之時,他晚年犯了嚴重錯誤,第一個就是擅自向愛好和平的匈奴開戰,導致匈奴關閉了與我們進行自由貿易的大門,失去了對匈奴開放和進行技術交流的有利時機,使得我們現在還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騷擾,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第二條,先帝在治國和經濟建設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遷徙自由,他們放牧牛羊,不僅天天吃肉,還穿真皮大衣,先帝卻組織人民耕田織布,致使我國民眾多以五穀為主食,就連朕也沒有幾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綾羅綢緞,先帝不肯學習匈奴游牧的先進生產經驗,堅持落後的農耕生產方式,進一步拉大了我們與匈奴的差距,耽誤了整整一代人的發展機會,現在匈奴不顧我們曾在3000多年前已經養殖牛羊的事實,把我國排斥在他們搞的「世界游牧組織」之外,使我們不能充分學習先進的游牧生產方式,很難與國際慣例接軌。
第三條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國,他廢除了那麼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簡單得沒法再簡單的「約法三章」,其實秦朝的滅亡並不是因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還不夠多,還不夠完善,假如當初趙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會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護條例》的話,那麼陳生與吳廠豈敢鬧事?就算他們敢鬧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護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沒有武器,想鬧事也不會成功,秦朝豈會滅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觀念,雖然打了天下,也不過是鑽了民眾法制意識淡薄的空子。依我的意見,先帝的功過也就是四六開吧。
想到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緒,繼續往下讀,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當時惠帝竟然是這樣說的:「我怎麼敢和先帝相提並論呢?」,接下去,曹參又問:「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蕭何相國相比,誰強呢?」漢惠帝笑著說:「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蕭相國。」
曹參接過惠帝的話說:「陛下說得非常正確。既然您的賢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蕭相國,那麼先帝與蕭相國在統一天下以後,陸續制定了許多明確而又完備的法令,在執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難道我們還能制定出超過他們的法令規章來嗎?」接著他又誠懇地對惠帝說:「現在陛下和我們這些做大臣的,應該遵照先帝遺願,謹慎從事,恪守職責。對已經制定並執行過的法令規章,就更不應該亂加改動,而只能是遵照執行。我現在這樣照章辦事不是很好嗎?」漢惠帝聽了曹參的解釋後說:「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說了!」
就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偉大變法運動被消弭於幾句簡單的問答之中,漢朝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國家興旺、人民生活日漸提高。曹參逝世後,百姓們編了一首歌謠稱頌他說:「蕭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齊;曹參接任後,遵守不偏離。施政貴清靜,百姓心歡喜。」史稱「蕭規曹隨」,傳為歷史佳話。
隨後經過與「蕭規曹隨」一脈相承的「文景之治」,就到了漢武大帝當政,憑借雄厚的國力與民心,南撫百粵北擊匈奴,揚我中華之天威,成就了千古偉業,從此邊夷之地在我華夏文明照耀下脫離蒙昧走向繁榮,匈奴人被擊退後向西攻入歐洲,為西方文明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人類文明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接下來要說的第二個是故事是王安石變法
變法是個非常時髦的話題,王安石變法更是幾乎人人皆知其大概,這里就不多重復,簡單的說幾個可能不大被人們所注意的小問題。
其一,當時王安石的變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麼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是哪些人呢?
按理說,王安石要變法,變法就是代表先進生產力,誰反對誰就是保守派,就是思想僵化,他的腦袋就是榆木疙瘩做的,那麼,先說反對派領袖司馬光,然而,一提到司馬光,野史公就不由得想起他小時候砸缸救夥伴的故事,難道榆木疙瘩做的腦袋能產生出砸缸救人的機智來?也許是他小時候思想開放,長大了就糊塗了,但他又是怎麼寫出那一大摞著作來的呢?就算司馬光是個別現象吧,再看看還有誰反對變法,這並不困難,查一下宋徽宗用瘦金體寫的《元佑黨籍碑》,文彥博、蘇軾、蘇轍、范祖禹、晁補之、黃庭堅、秦觀等共309人赫然在反對變法的奸黨之列,哎,看到文彥博的名字,野史公又不由得想起他樹洞取球的故事,難道以他的聰敏也理解不了變法的偉大歷史意義嗎?何況文彥博不是也曾和司馬光等朝中重臣一樣,把王安石作為賢能之士極力向皇上舉薦嗎?下一個名字是蘇軾,聽說他是個只會高唱「大江東去」的粗人,這倒不難理解他為什麼不懂得變法的必要性了,除了這些人以外,最讓野史公不解的是就連王安石自己的親弟弟都堅決站在反對變法的那些人一邊,哎,真是的,變法咋就這么難呢?
上面說的這些都是一些官僚精英之類,那麼當時百姓的觀點如何呢?史載當時民怨沸騰,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方,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情,野史公不禁又長嘆一聲,老百姓咋就這么不懂事呢?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來的容易嗎?
其二,擁護王安石變法的是些什麼人?
這個問題挺麻煩,據說變法代表了大多數民眾的利益,理應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誰擁護變法誰就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可是當野史公找到大力推動變法者的名單時,卻感到疑惑了,他們的名字多見於《宋史》的奸臣傳和佞臣傳里,如呂惠卿、章敦、蔡京等等。
尤其是那個蔡京,名列導致北宋亡國的高俅、童貫等「六大奸賊」之首位,也是王安石變法的堅決擁護者和得力干將,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在滿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對中,王安石被任為宰相實行變法,次年,蔡京方應試得中進士,然而由於他屬於變法派,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短短數年,即由地方官升遷至朝中大臣。1086年,王安石去世,蔡京繼續宣傳和王安石新法,宋徽宗即位後,起用蔡京,任為宰相,繼續推行新法,這一時期,成了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時代,而蔡京則以王安石的繼承者自命,「有說熙豐不好者,盡罪之。」在蔡京的倡議下,王安石繪像於顯謨閣,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兒子均配享孔子廟,至於其後代則男性賜官職、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重用新黨、打擊舊黨,在政治上將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等309人斥為「元佑奸黨」,對新法稍有微辭的范柔中等542 人被定為「元符上書邪等人」。這兩種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謂《元佑黨籍碑》,碑文由徽宗親筆書寫並刻石文德殿門,先在都城開封、後頒令郡縣皆刻石,大肆迫害不同政見者,凡名列此碑者,尚在世者貶謫南荒,並致使其中多人死於非命,已死者追貶官職,他們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們的子孫和近親通婚,這些事實都說明蔡京對王安石新法的擁護程度是非同一般的。
其三,說了反對和擁護王安石變法的兩類人,那麼不能不說說王安石本人。
首先,王安石本人品質極高,生活儉朴,剛直不阿,盡管他提拔的多為不端小人,比如,史載王安石以「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而著稱,「性簡率,不事修飾家養,衣食粗惡,一無所擇」。而同屬變法派的蔡京則以「享用侈靡」而聞名,他「喜食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喜食蟹黃饅頭,「一味為錢一千三百餘緡」,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滿室如霧」,「衣冠芬馥」,宅第之中,姬妾成群,其「名園甲第亞於宮禁」。
其次,王安石變法的動機是好的,「其本心欲救民」,絕不是為了讓北宋亡國,盡管最終北宋確是亡在了變法派手中。
再次,世人只知其變法之初的轟轟烈烈,又有多少人關心那善後的團團亂麻?當王安石位居宰輔之時,為了變法,極力排斥當初舉薦他的司馬光、文彥博等重臣,並依靠呂、章、蔡等一班幸進小人,將神宗團團包圍使他再也聽不到其他人的勸諫,當朝中出現一片反對之聲時,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天變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號,拒絕一切不同意見,急功近利,冒冒失失的干起來再說,章、蔡藉此加官晉級,以成其私,以變法為鍥機爬上權力之巔,最後終於釀成難以收拾的殘局。
王安石晚年隱居金陵之際也曾自我反思,據說曾為自己昔年之事悔恨不已,假如當年他能平心靜氣地坐下來,認真聽一下別人的不同意見,也許事情就不會弄得這樣糟。
還有,王安石有一個基本上為大家所公認的不足之處,就是對子女的過分溺愛,處處維護,簡直可說是包庇——由此也可略見宋朝「衙內」為害之廣。
下面再談談新法的內容,王安石變法之精髓就是將國家財政商業化,而蔡京與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確有繼承關系,如「不患無財,患不能」是蔡京的主要治國思想之一,他「當國,費侈無度」這一治國思想「原自荊公」(即王安石),由於這樣一個價值導向,造成了「上下交征利」的局面,詳讀王安石五花八門的變法條例,其目的和願望都出於強國富民,但不知為何到了下面的基層,執行實施起來就時時勞民傷財,說明施行方法以及內容是存在缺陷的,元豐之後,很多宋人筆記都涉及到王安石變法,但非議者多而贊同者少,且王安石有用人不當之過,一群見風使舵之徒趁機投機,而王安石悉數使用,使得他們把持重權,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只計眼前得失,無人慮及長遠,朝廷之禍近矣。
當時還發生過一個有名的《流民圖》事件,據宋人筆記記載,變法至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遭遇大旱,一個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門的小吏鄭俠,在熙寧七年四月畫了一張《流民圖》進呈天子御覽,鄭俠同時還附了一道奏疏,說微臣在城門上,天天看見為變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攜塞道,質妻鬻子,斬桑拆屋,橫死街頭,實在是忍無可忍,因此懇請皇上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而且鄭俠還賭咒發誓,說如果廢除新法之後十日之內不下雨,請將臣斬首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這一事件讓神宗大為震驚,據說他觀圖後一夜不眠,兩宮太後(太皇太後和皇太後)聲淚俱下,皇帝終於動心,畢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個月,難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於是下詔暫停青苗、免稅、方田、保甲八項新法,詔下三日之後,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這種說法也未免太有戲劇性,姑妄聽之,但王安石變法的不得人心卻是事實,民間的聲音因為《流民圖》事件而上達天聽也是事實,傳說詞人晏幾道還因曾贈詩與鄭而受到連累,這還是王安石在位時,由他親自領導實施的變法尚且如此,到了昏庸無能的徽宗任用蔡京推行新法就更加不堪了。
盡管蔡京向以正人君子自居,還曾題詩譏刺唐太宗時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學士是窩囊廢,他廣結黨羽,貪贓枉法,大量賣官鬻爵,冗贅官員日益泛濫,至大觀三年(公元1109年)時官員數量「較之元佑已多十倍」,超過以往任何時期。
蔡京對原有制度肆意大改特改,如拋棄外戚不任軍相、宦官不典機密、宰執應避親嫌等不少舊規,改出了北宋歷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韓忠彥、鄭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與蔡卞(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系第一對兄弟宰執,蔡京與蔡攸系第一對父子宰執,並開創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這些「第一」,都意味著朝政極度腐敗。
正如朱熹所說:「蔡氏以『紹述』(王安石)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改錢制及茶、鹽等法,以變法之名,行盤剝之實,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無所不用其極,以滿足其窮侈極欲的豪華消費,蔡京為了粉飾太平,也曾實施過一些似乎利民便民的慈善之舉,諸如安濟坊、居養院、漏澤園之類,然而往往口惠而實不至,他們推行新法的重點在於,至於其效果,當時人評論:「祖宗法惠民」,「崇觀法惠奸」,所謂「惠奸」,就是當時「天下常賦多為禁中私財」,甚至「近歲所增稅錢,悉歸應奉司。」這批錢物除供徽宗揮霍外,又被「六賊」大量侵吞,所謂六賊,即是六名特大貪官。他們「假享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官貪吏虐,劣紳橫行,蔡京們所推行的「新」法只不過是盤剝民眾的幌子而已。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一向逆來順受的北宋民眾,終於忍無可忍,在地方的上奏報告中提到揭干而起的方月昔起義軍「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可見百姓對貪官之痛恨,徽宗在罪己詔里也對此供認不諱:「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薦興,使民不能自存,乃轉而為盜。」
然而,這一切隨著「靖康之變」,俱成過眼雲煙,金國8萬鐵騎攻陷了汴梁,上千萬民眾死於戰亂,上千萬民眾流離失所,而北宋也滅亡了。
⑺ 宋史王曾傳。
王曾,字孝先,青州府益都人。少年喪父,從師於本地學者張震,善.一寫文章詞賦。宋代成平年間,以單人身份參加會試和殿試,都考了第一。大臣楊億看了他的文賦,慨嘆道:「這真是王佐之材啊!』』宰相寇準認為他是奇才,特地在政事堂考驗他的才華,授予他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的職務。皇帝曾經有一次晚上在承明殿處理政務,召見他並跟他對談很長時間,王曾回到寓所後,皇帝派太監傳達口諭跟他說:「因為早些時候十分想念愛卿,所以來不及穿戴朝服見你,愛卿不要以為我是傲慢了。"他受到朝廷的尊重竟然到了這樣的程度。 (後來)他外任應天府知府?天禧年問,民間傳言說有個形狀像帽子的妖怪。夜裡襲擾百姓,從京師往南的地方,百姓都很驚慌。王曾命令夜裡打開城門(以安民心),(發現)那些膽敢散布謠言的人立即速捕?,最終也沒有發現什麼妖怪。天聖四年夏天,天降大雨。有人傳言說汴河決口,洪水很快就要到京師了,京城的人很驚恐,想往東選難。皇帝問王曾怎麼辦,王曾說:「汴河決口,卻沒有奏書報上來,(看來這)只是民閭的傳言耍了,不值得憂慮。」不久證明果然是這樣。陝西轉運使設立管理食醋的部門,通過食醋專賣來謀利,而且請求在全國推行這個咖法,王請示朝廷取消了這種做法。
大臣曹利用嫉妒王曾地位在自己之上,曾經流露出不滿情緒。等到1I『利用因事犯法,太後很生氣,王曾卻為他開脫。太後說:「愛卿曾經說過曹利用專橫跋扈,現在為何卻替他開脫?"王曾說:「曹利用向來依仗朝廷恩寵(而專橫跋扈),所以我曾經以理駁斥專回擊他。現在加給他很大的罪名,我就不理解了。」太後的怒氣這才稍稍緩解,最後從輕發落曹利用。 (後來)以彰信軍節度使的身份又一次掌管天雄軍,契丹使者經過此地,(總是)先約束自己的豐馬隨從才敢過境,沒有敢喧嘩鬧事的。當地百姓對他的施政很滿意,為他畫像而並為他立生祠供奉他。王提拔或退官吏,都不讓人知道是他的原因。范仲淹曾經質問他說:「宣傳提拔人才,這是宰相的職責。您的高尚品德中,唯獨缺少這一項啊!」王曾回答:「作為執政的人,對人有恩德的事,想加到自己身上;那些得罪人的事讓它給誰呢?」范仲淹對這番話深感佩服。 王曾天性端莊仁厚,相貌俊秀。在朝廷上,言談舉止有一定之規,平日里則不苟言笑,另人都不敢拿個人私事來求他。年輕時與楊億都在皇帝侍從之列,楊億喜歡開玩笑,同僚和朋友沒有不被他玩笑戲謔的。等到與王曾交談時,卻說:「我不敢跟他開玩笑啊!"王曾平生生活十分簡朴,有個老朋友的孩子叫孫京的來辭別,王曾留下他吃飯,飯後,用盒子送給他幾卷信紙。孫京打開一看,都是別人寫信後裁減下來的紙邊。
⑻ 如何評價《如果這就是宋史》
宣傳的大,並不是講述宋史最好書,作者對宋史的認知有偏差。
⑼ 求《塑造中華文明的200本書》及<<劍橋中國五代兩宋史>>以及《韋孝寬版百將傳》。不勝感謝。
http://www.kaijuan.net/book/333864《塑造中華文明的200本書》
韋孝寬版百將傳評選標准:
評選標准基本與田中芳樹先生相似。包括:
一、登上帝王之位的人不能入選。這樣就排除了秦始皇嬴政、東漢光武帝劉秀、十六國後趙皇帝石勒、十六國夏帝赫連勃勃、十六國後燕皇帝慕容垂、北魏太武帝拓拔燾、南朝宋武帝劉裕、唐太宗李世民、後唐庄宗李存勖、後唐明宗李嗣源、周世宗柴榮、宋太祖趙匡胤、西夏帝李元昊、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元憲宗蒙哥、金帳汗國大汗拔都、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永樂帝朱棣、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清聖祖玄燁等人。但生前沒稱帝,死後被子孫追認的可以入選。春秋戰國諸侯如鄭庄公姬寤生、楚莊王熊侶、魏文侯魏斯、趙武靈王趙雍等,身份實際上是帝王,所以也沒有入選。沒有選入帝王的主要原因是有資格入選的帝王很多,會大大減少可入選的名將的數額。而且君主與名將的許可權、地位等有極大區別。
二、必須要親身指揮過戰役。身為文官和沒直接指揮過作戰的謀士者不能入選。如齊的管仲、吳的范蠡、秦的商鞅、張儀、李斯、西漢的張良、陳平、東漢的荀彧、荀攸,後趙的張賓、北魏的崔浩、隋的高熲、唐的李泌、宋的范仲淹、元的劉秉忠、明的劉基、李善長、姚廣孝。與田中先生不同的意見是我認為諸葛亮和王猛應該入選,因為諸葛亮的南征和北伐是其生平主要事跡,在用兵上,以三、四萬的兵力將司馬懿近十萬人打得龜縮不出,證明其用兵能力起碼≥司馬懿,如果司馬懿能入選,他也應該能入選。而即使擱置一些人覺得有爭議的戰術指揮能力來看,他在治軍練兵、製造武器、行軍布陣和戰略大局觀這些方面的能力也足以使他入選。王猛除了是苻堅主要參謀外,也曾獨自率大軍攻滅前燕,體現了名將之才,所以也應入選。
三、清朝滅亡後近代的人除外。
四、治軍能力有問題和殘殺百姓者不能入選。這樣就排除了項羽、吳漢、耿弇、張飛等人。
五、純斗將型的人物除外。如西漢的樊噲、三國的呂布、南朝陳的蕭摩訶、唐的秦瓊、尉遲恭,五代的王彥章等。
六、必須具有足夠名氣和戰績。陶侃、秦良玉、李秀成、鄭吉、劉方、王玄策、完顏陳和尚、關天培、虞允文、張世傑、王守仁都不應入選。
七、鎮壓民變為主要戰績者不能入選。明亮、楊遇春、李長庚都是鎮壓民變為主要戰績者。但曾國藩不應被排除,因為他鎮壓的是已經建立政權且規模極大的民變。
八、蒙古前期的將領如木華黎、哲別、速不台等不能入選,因為那時的蒙古還不算中國政權。元朝名將入選的范圍為活動時間在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後的人,如張弘范、伯顏等。
九、盡量避免一個時代有過多的人入選,比如三國時代。
十、必須有足夠的、可信的記載。比如軒轅黃帝、風後、蚩尤等的傳記好像神話故事,可信度不足;王翦之子王賁雖然戰績赫赫,但是史上記載不多,無法成傳,所以他們都沒有入選。
十一、評價分為ABCD四級,數值包括統率、戰斗、智謀、戰績、名氣、綜合六項。評分純屬個人意見。實際上如果某一位將領被選入了百將傳名單,就代表他的名將資格已完全被肯定,評分低不代表他的實力弱。另外對於武將的能力數值,戰績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除了影響「戰績」這一項外(廢話!),對統率,戰斗,智謀都有極重要的影響,因為衡量一個人的實力,最好的辦法是看他(她)幹了些什麼。在此特地解釋一下外戰戰績被視為重於內戰戰績的原因:
以匈奴人為例,他們吃牛羊肉喝牛羊乳長大,先天身體素質強於漢族士兵;從小接受騎射等技能的訓練,戰鬥技能強於大部分是出於農家的漢族士兵;尚武精神強,而漢人的尚武精神隨著儒家思想影響的加強而逐漸衰退;智力方面,雖然匈奴人文化水準低,但不宜由此斷定他們智力低於漢人,智力基本不相上下吧。由此看來,外戰將領面對的對手的士兵質量高於內戰將領。少數民族也多有名將,將領的能力毫不亞於漢族將領,外戰將領面對的敵將素質也不會弱於內戰將領。
另一方面,外戰將領面對著許多在中原(或按柏楊先生的說法稱為中國本部)作戰無法想到的困難(想像一下現在球隊客場作戰的困難吧)。比如缺乏地圖,有迷失道路和找不到水草的危險(在中原不太可能發生),缺乏情報(用間都有很大困難,比如漢人就難以化妝成屬於白種人的鮮卑人),在茫茫大漠無法找到敵人,時刻要防備來去如風的敵人的偷襲,勝利後由於敵人的機動力強而不容易追擊,氣候的嚴寒(如果是征交趾則有酷暑、瘴氣、毒蟲、使士兵難以結陣的密林等困難)等等,要克服這么多的困難取勝,在評分時得個高分也不算太離譜。當然,誰也不能保證內戰將領在外戰將領的位置上不能做得更好,但這並沒有事實作依據。其實北宋名將曹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曹彬率兵攻滅南唐,堪稱內戰名將,可是在攻遼時以優勢兵力仍被打得大敗,內外戰難度之分野於此可見一斑。
至於具體數值,統率方面是以孫子兵法「風林火山」中的疾如風、徐如林、不動如山三項來衡量的,軍紀是否嚴明、士兵對他的指揮的服從程度、受襲時的反應能力、有沒有大敗、失敗時有沒有潰散的情況等因素都在考慮范圍內,此外,是否曾統率過大軍獨立作戰也是一個因素(如大部分的三國將領沒有入選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戰斗方面則是以疾如風(機動力也是攻擊力的一部分)、侵掠如火來衡量的,部隊攻擊力是否強大是最重要的,有以少勝多的記錄者有加分,有沒有親自沖鋒陷陣和個人武藝也是參考因素,但不是決定性的。
其它方面,史冊中沒有用計記載的智謀分較低,有兵書著作的有智謀上的加分;有抗擊外族經歷者在戰績上有加分,打過敗仗的戰績上會被扣分;名氣的評分則較為主觀,但如果名聲不好要扣分。綜合分是以ABCD 分別代替1、2、3、4分,加起來後取平均值再四捨五入得到的。評分是主觀的,肯定會有人不同意我的評分,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標準是合理的。評選思想是A級的控制在十人以內, B級的將領較多,控制在五十人以內,剩下是C級的,控制的原則也會影響一些將領的評分。
十二、某些標准有靈活掌握的情況,比如曹操,本人很厭惡曹操的為人,而且他又有屠城的劣跡,本不應入選,但他在軍事上的地位又使我不能不選他;多爾袞下達了「留發不留頭」的屠殺令,可是不選他,清初就完全沒人入選(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是皇帝,多鐸等將領或資格不足,或同樣有屠城劣跡);白起有殺降劣跡,但是軍事史上地位崇高,這些都是變通的例子。
由此選出中華一百名將:
夏、商、西周(1):
入選者有:姜尚 BBACAB。田中沒選這一時代的人,也許覺得缺少可信的記載吧,可是漏了兵家之祖實在不應該。
春秋(3):
入選者有:孫武ACACAB、先軫CBBCCC、趙毋恤(趙襄子)BCBCCC。與田中相比,少了伍子胥、范蠡。沒選伍子胥是因為選了他後吳國的人占的比例就太大了,而且他的事跡與孫武有重疊。范蠡屬於謀士型,沒怎麼指揮作戰。先軫指揮了春秋時期的兩大戰役:城濮之戰和崤之戰,直接奠定了晉國的霸主地位,不入選有些說不過去。
戰國、秦(12):
入選者有:吳起ABAAAA、孫臏CDABBB、樂毅BBBBAB、田單CCBBBB、嬴疾(樗里子)CBBCCC、魏無忌CCCCBC、廉頗CBCCBC、趙奢CBBCCC、白起BABAAA、李牧BBBABB、王翦BBBBBB、蒙恬CBCBBB。與田中相比多了嬴疾(樗里子),此人在戰國中期縱橫中原,無人能敵,戰績方面似乎比廉頗、趙奢還強(實際上商鞅變法後秦國史上基本沒有弱將)。
西漢(7):
入選者有:韓信ABBAAA、周亞夫ABBCBB、李廣CACDAB、衛青ABBABB、霍去病AACAAA、趙充國BBBCCB、陳湯CCBCDC。與田中相比少了項羽、張良和鄭吉。項羽戰術指揮能力僅次於韓信,但喜歡殺降和屠城;張良沒指揮過作戰;鄭吉在《漢書》上沒什麼出色表現。
東漢:(10):
入選者有:馮異CCBCCC、鄧禹CDBCCC、岑彭CBCCCC、馬援BBBBBB、班超BBAAAA、竇憲BCDBCC、曹操ABABAA、關羽DBDDAC、周瑜CCBCAB、呂蒙CCBCBC。與田中相比多了竇憲和呂蒙。竇憲滅北匈奴的戰績與衛、霍相比也不遜色,至於呂蒙就不用說了。
三國(4):
入選者有:諸葛亮BCBCAB、司馬懿CCBCBC、陸遜BCBCBB、鄧艾CCBBBB。與田中相比多了諸葛亮,理由見上文。
西晉(2):
入選者有:杜預BCBCCC、王浚CCCCCC。與田中相同。
東晉、十六國(5):
入選者有:祖逖CBBCBB、謝玄CCBBCC、桓溫CCBDCC、慕容恪ABBBCB、王猛BCABBB。與田中相比多了桓溫、王猛和慕容恪,少了陶侃。因為桓溫的北伐前半段和王猛滅前燕的表現都比陶侃那兩三次平叛的戰績突出,而慕容恪更是一生不敗的名將,都應該入選。
南北朝(6):
入選者有:檀道濟CBBCCC、韋睿BBABCB、陳慶之BABBCB、斛律光BBCCCC、宇文泰BCBBBB、韋孝寬BCABDB。與田中相比少了楊大眼、蕭摩訶和高長恭,多了陳慶之、宇文泰和韋孝寬。楊大眼、蕭摩訶屬猛將型且沒有經典戰例,高長恭(他還不如高歡吧?)也類似。陳慶之經田中的小說一宣傳,簡直成了偶像型人物,無數次傳奇式地以少勝多;宇文泰開創府兵制,影響後世數百年的兵制,又屢敗一代英雄高歡;韋孝寬在玉壁之戰以少勝多,又用間除掉斛律光,用間能力超強;這三人足以入選。
隋(4):
入選者有:賀若弼BCBBCB、韓擒虎CBCCBC、史萬歲CADBCC、楊素BBCCCC。與田中相比少了張須陀和劉方,多了賀若弼、史萬歲和楊素。田中讀歷史鑽了牛角尖,隋朝四大名將漏了三個,卻塞進來一個敗將和一個無名小卒,其實隋朝的將領中連長孫晟都比他們兩個更有資格入選。
唐(14):
入選者有:李靖AAAAAA、徐世績ABAAAA、侯君集BBCCCC、蘇烈BABBCB、劉仁軌CBCCCC、契必何力CBCCDC、裴行儉BCBBCB、黑齒常之CBCCDC、薛仁貴CACCAB、高仙芝BBCBCB、郭子儀BCABBB、李光弼BBCBCB、李晟BBBCCB、李愬BCBCCC。與田中相比少了秦瓊、尉遲恭、王玄策和李克用,多了侯君集、劉仁軌、契必何力、黑齒常之、李光弼和李晟。秦瓊、尉遲恭是猛將非大將;王玄策一生只有一戰,規模也一般;李克用有勇無謀,而且軍紀不嚴,常縱兵搶掠,但很有眼光,收的義子個個是好漢。侯君集助李靖平吐谷渾,自己又率兵平定高昌;劉仁軌平定百濟叛亂,又大破倭軍;契必何力和黑齒常之都是唐朝番將中的佼佼者;李光弼將才勝於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的許多後期主要戰役都是由他指揮的;李晟名氣一般,但有勇有謀,內戰外戰都有赫赫戰績,多次擊敗吐蕃和平定叛亂,都有足夠的入選資格。
五代(2):
入選者有:周德威BBBCCB、李存審CBBCDC。與田中相比少了王彥章,因為他是猛將而非大將之才;多了李存審,此人生平大小百餘戰不敗,曾以步兵兩次大敗契丹鐵騎。
宋、遼、金(10):
入選者有:楊業CBCDAC、耶律休哥BBBCCB、狄青CBBCBB、宗澤BCBCBB、岳飛AAAAAA、韓世忠BACBAB、劉錡CBBCCC、完顏宗望BACCCB、完顏宗弼CBCDAC、孟珙BCBCCC。與田中相比少了曹彬、穆桂英(純屬搞笑)、虞允文、完顏陳和尚、張世傑,多了劉錡和完顏宗望。曹彬在岐溝關之戰中以眾敵寡仍被耶律休哥打得落花流水,實在不配名將的稱號;虞允文在採石磯一戰中並無出色表現,且金兵的敗退主要是因為國內的政變;完顏陳和尚匹夫之勇;張世傑忠心可嘉,但沒打過什麼勝仗。完顏宗望是金國滅遼的主要功臣和滅北宋的主帥,戰績和資歷都遠勝於老打敗仗的完顏宗弼,比他更有資格入選,劉錡作為與岳、韓齊名的抗金名將,也應入選,其實宋朝將才的數量質量都不在唐朝之下,只是朝廷一直堅持重文輕武和抑制武將勢力的政策,才導致外患不絕。
元(5):
入選者有:伯顏BBCBCB、阿術CBCBCC、郭侃BBBBCB、張弘范CBCCCC、擴廓帖木兒BBCCCC。與田中相比多了阿術和張弘范,這兩人一個是與伯顏齊名的名將,另一個則參與了滅南宋的許多重要戰役,都應該入選。
明(8):
入選者有:徐達ABBAAA、常遇春CADBBB、鄭和BDCCAC、戚繼光BBBCBB、俞大猷CBBCCC、袁崇煥BCBCBB、李定國CCCDCC、鄭成功CCCCAC。與田中相比少了姚廣孝、於謙、王守仁、秦良玉,多了俞大猷和李定國。姚廣孝是個謀士;於謙更偏向於文臣,且只指揮過一場防禦戰;王守仁的成就主要在哲學上,而且也只討平過幾場小叛亂;秦良玉的實力遠不及李定國,都不應入選,而俞大猷這位與戚繼光齊名的平倭名將也沒入選,實在不應該。
清(6):
入選者有:多爾袞BCCBCC、年羹堯BBCCCC、石達開BCBCCC、曾國藩BCCCAB、左宗棠BCBBBB、劉永福CBBCCC。與田中相比少了明亮、楊遇春、李長庚、關天培、僧格林沁、李秀成,多了年羹堯、曾國藩、左宗棠。年羹堯指揮大軍在西北平亂;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且受到毛澤東和老蔣的一致贊賞;左宗棠掃平新疆叛亂,保我中華百萬平方公里國土,顯然比明亮等人更有資格入選。
共計九十九人,另外留下一個名額由大家選擇。
評分結果共得出吳起、白起、韓信、霍去病、班超、曹操、李靖、徐世績、岳飛、徐達共十名A級將領。李靖和岳飛並列第一。
⑽ 為宣傳宋真宗認真讀書的事跡宋代文成編造了什麼故事
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初三,王旦率群臣早朝完畢時,有司來報,稱「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趙恆「召群臣拜迎於朝元殿啟封,號稱天書」。為了證明「天書」真的是從天而降,趙恆還特意精心編造了一個故事:「半夜我剛要睡,忽然卧室滿堂皆亮,我大吃一驚,見到一個神人忽然出現,此人星冠絳袍,對我說:『一月三日,應在正殿建黃籙道場,到時會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我悚然,起身正要答話,神人忽然消失,我馬上用筆把此事記了下來。從十二月一日起,我便蔬食齋戒,在朝元殿建道場,整整一個月恭敬等待,終於盼來了天書。[13] 適才城皇司來奏稱在左承天門南發現有帛布懸於屋脊上,即遣中使去察看,回報說帛布還包有類似天書的東西,封口隱然有字。原來正是神人說的天書啊!」王旦等當即再拜稱賀。趙恆於是率百官步行到承天門,誠惶誠恐地把那所謂的「天書」迎奉到道場,當眾開了封口。只見帛布上寫的是:「封受命。興於宋,付於慎,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另外還有黃色字條三幅,內容的意思是說趙恆以孝道承統,務以清凈簡儉,必致世祚長久雲雲。趙恆命知樞密院事陳堯叟宣讀後,依舊包起,鄭重盛入預先准備好的金櫃中,另派官員祭告天地、宗廟和社稷。即在崇政殿設齋宴,接受百官朝賀。為了擴大影響,趙恆趁熱打鐵,接連下了幾道詔令:大赦、改元、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群臣加恩、特許京師聚飲三日以示慶祝,等等。又授意陳堯叟、丁謂等益以經義加以附和。一時間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股「爭言祥瑞」的熱潮。 這樣鬧騰了一陣之後,三月間即由王旦牽頭,動員了文武百官、藩夷僧道及耋壽父老等二萬四千三百餘人,連續五次聯名上表請求趙恆封禪。趙恆召三司使丁謂問了經費事宜後,即命翰林及太常詳擬封禪儀注,又任命了主要負責官員,其中王旦為封禪大禮使,王欽若為封禪度經制置使,丁謂負責計度財用。六月初,派王欽若為先行官,赴泰山籌辦具體事宜。 王欽若一到乾封(今泰安縣)即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現。」不久,又遣人將自己偽造的「天書」馳送京都。趙恆再次召集朝臣說:「五月丙子夜,我又夢見上次的神人對我說:「來月上旬,將賜天書泰山」。即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瑞立即上報,果然應驗了,王旦等又是再拜稱賀。
當偽造天書,一切准備就緒後,趙恆即於十月初正式就道東行。那「天書」被載以玉輅,在前開路;王旦等文武百官隨從;還有一大批供役人員,組成了浩浩盪盪的隊伍,歷時十七天始到達泰山。在山下齋戒三日,始行登山。按照事先擬定的禮注,在山上完成了祭天大典後,第二天又下到社首山行了祭地禮。趙恆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封泰山神為「天齊仁聖帝」;封泰山女神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在泰山頂唐摩崖東側刻《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之後,又是一連串的慶賀活動。總計這次「東封」,包括到曲阜祭孔在內,前後花了四十七天時間,演繹了一場徹徹底底的鬧劇,而趙恆也成為中國歷史上封禪泰山的最後一位皇帝。這用去了大量的錢財,為日後宋朝的財政危機種下了禍根。從此以後,在中國封建歷史上,再也沒有皇帝東封泰山,封禪泰山的歷史從此結束。 這場由王欽若執導、趙恆主演的鬧劇雖然暫時結束了,但趙恆並沒有停止其「以神道設教」的事業,那些阿諛取悅之徒也仍然不斷向他「爭奏祥瑞,競獻贊頌」,幾至達到「全國上下如病狂熱」的地步。三年以後,在一些人的慫恿下,趙恆又到山西汾陽去行「祭祀後土」(又稱「西封」)大禮。可以說,一直到死,他都把這類自欺欺人的舉措視作維系其政權命運的紐帶。
趙恆在位時期,京師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辦宮觀,朝廷就任命了相應官員去負責管理,與此同時,真宗又設立了一種與宮觀相關的榮譽性的虛銜,可以多領一份俸祿而不必赴任視事,這種官往往以提舉某某宮觀命名。宮觀官在趙恆以後成為官僚隊伍中一個特殊系列,一方面說明了宋朝政府與道教的密切關系,另一方面也加劇了冗官和冗費的嚴重程度。
《宋史·真宗紀》評說天書封祀是「一國君臣如病狂」。明代李贄也說:「堂堂君臣,為此魑魅魍魎之事,可笑,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