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巡回宣传

⑴ 如何理解"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

1、斯诺充分肯定了红军长征的意义，是一场战略撤退，而非溃退，红军完成远征目的，并且核心力量保持完整。红军强调这场远征对于未来抗日的意义——在向抗日前线进军，将红军长征变成了“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长征也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红军在经过的超过2亿人口的地区留下了革命的种子，红军向老百姓讲解土地革命的意义，宣传抗日政策。

2、斯诺毫不吝啬地用这样的语言盛赞红军长征的精神：“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⑵ 长征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一、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通过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的指导地位。在革命危急关头，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二、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

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最后到达陕北不足三万人。但这是经过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精华。它们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

三、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广泛的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红军经过的省份有二亿多人民。在战斗的间隙，他们每占一个城镇，就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重“惩”富人，解放许多“奴隶”（其中有些参加了红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地主、税吏）的财产，把他们的财产分配给穷人。

四、通过长征，基本消灭或收复了地方军阀，保留了抗战的有生力量。

以红军长征为契机，蒋介石成功的利用中央红军长征，以中央军损失3万人以下的微小代价，在长征前后的二三年内，完全收复控制了由地方军阀或者中共控制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八个省，收编地方军阀部队至少超过70万之众（仅仅一个四川就有正规军20多万）。

五、长征中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湘江战役失败后，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

⑶ 《红星照耀中国》大渡河英雄和过大草地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麻烦快一点🙂)

大渡河英雄

主要讲述了红军如何强渡大渡河的简要过程。 金沙江→刘伯承与彝族部落饮歃血为盟→林彪先锋队强渡安顺场→三十位英雄“飞夺泸定桥”十六条长达一百多码的粗大铁索桥→进入四川境内。

过大草地

主要简述了红军如何克服困难，战胜雪山、草地，最终到达陕北根据地的过程，同时也讲述斯诺对红军长征的总结评价。

(3)红军巡回宣传扩展阅读

作者简介

《红星照耀中国》(原名《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是家中三个孩子中最小的著名的记者。

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写作经历

作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

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四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

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英文名《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或《红星照耀中国》的报告文学终于诞生。

⑷ 《红星照耀中国》第十章读后感不少于200字。

斯诺在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以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完成本书的写作。作为一名西方记者, 斯诺所站的是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去描述当时人民百姓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除此之外，还表现出了红军及其领袖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这本书可以说是让人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当时十分神秘的中国的红色革命。并且，他把自己在红色区域的所见所闻都一点一滴的记录下来。后来汇编为《红星照耀中国》。整本书的内容丰富而且生动。
1936年，中国革命与战争最凶猛、最危险的时期，斯诺孤身一人冒险穿越南京国民党军队的新闻封锁，长途跋涉来到西贝苏维埃地区，寻找红色中国。故事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更是让我对当时的人民、红军、毛泽东等等都有了崭新的可谓是颠覆性的认识。
在苏维埃社会一节中，有两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共产党在西北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象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二是“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基础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
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结的那样，正是由于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农民才会主动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红色政权；也正是由于秉承了这样的理念，共产党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在我的认知范围中，当时的人民一定都受到了思想的禁锢并且十分保守，甚至可能有些木讷。但是事实却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进行批评和抱怨，这无疑就是他们言语自由开放最直接的证据。大部分农民团结一致，并且看好“苏维埃”和“红军”，以此证明他们思想觉悟是很高的，有共同的追求，有目标，并且坚定不移的支持着自己的信念。对比当今，我们貌似更缺乏精神信念这一块儿，这是我们所欠缺的地方。
这本书中所描绘的红色中国，与我们教科书上所学到的是有许多出入的。相比之而言，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更加真实、可靠。
说道红军，就不得不提军队。在斯诺看来，他感受到了红军高度的政治觉悟，认为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在真正的红军一节中，作者这样描写到：“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一位外国武官这样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的作战能力。这就是红军的军官们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弟兄们，向前冲！”。同样是六个字，差别却是很大的。第一种是把自己与士兵放在了同一个位置，与士兵们心连心。
提到红军，另一个比提的就是长征了。电视里所演的长征真的是惊心动魄、惊险万分。红军通过各种巧妙的战术突破敌人的重重围堵，摆脱危险困境。无论是四度赤水河、勇夺泸定桥、飞度金沙江等等都显示了红军的有勇有谋。当时，当他们面对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民时，当当地人民对他们闻所未闻，他们仍旧是勇往直前，他们的功绩、作为都帮助他们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甚至是吸引了一部分人来参军。这足以证明了中国红军在人民中的威望和感召力。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是一个奇迹。它体现了共产党强大的精神世界，非凡的心里素质，而这些也仅仅占了全书的一小部分。也可以说，红军的长征也仅仅占了中国革命的一小部分。

⑸ 红军长征胜利具有那四个方面的深远影响

红军长征的胜利，意义是多方面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首先，它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的破产，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并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鼓舞了广大的革命人民。


毛泽东在谈到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意义时曾形象地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是如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也是如此。的确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一篇宣言书。为了消灭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调集了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千方百计地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各路红军逐次歼灭。红军在数万里转战中虽然受到很大的损失，但终于冲破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围追堵截，胜利地在陕甘地区大会师。它以铁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告，红军不愧是英雄好汉，而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彻底破产。

长征又是宣传队，是一次最广泛、最有效的宣传。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部分是偏远的西南、西北地区，那里的大部分群众，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没有见过红军。通过长征，他们不仅见到了共产党，见到了红军，还了解了他们的方针、政策和主张，从而使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扩大到了广大的西南、西北地区。斯诺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就说：“红军经过的省份有二亿多人民。在战斗的间隙，他们每占一个城镇，就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重‘征’富人，解放许多‘奴隶’（其中有些参加了红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地主、税吏)的财产，把他们的财物分配给穷人。现在有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红军解释了土地革命的目的，他们的抗日政策。”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不仅如此，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还传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其他地区，鼓舞了这些地方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幽谷所写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行记》全面介绍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经过。此文在上海《逸经》杂志发表后，使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人了解了红军。那些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甚至被关进监狱的革命者，在得知红军长征的消息后，更深受鼓舞。著名文学家鲁迅和茅盾在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祝贺说：“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他们的这些话，代表了国民党统治区革命人民的共同的心声。

长征还是播种机，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红军在所经过的许多地区，帮助各民族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组织了革命武装，而且留下许多红军干部和战士，与他们一起战斗。仅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红色政权，著名的就有川黔边南腰界土家、苗、汉各族苏维埃，大凉山彝、汉人民联合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茂县、理县、汶川县(羌、藏、汉族)工农兵苏维埃，茂县回族苏维埃，瓦钵梁子、周伞藏族苏维埃，绥崇地区的格勒格沙(藏语，意为嘉绒地区)政府，川边藏区的中华苏维埃波巴(藏人)自治政府，陕甘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这些民族自治政权有许多都建立了革命武装，在红军走后仍然坚持斗争。如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后，迅速建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到1000多人枪。红军长征走了以后，黔南的布依、苗、汉族人民同红军留下的60多名战士一起，在贞丰、紫云、望谟和罗甸四县边区的大小麻山一带坚持斗争，成为威胁国民党黔南统治的游击区。云南迪庆藏区的贫农张文耀和红军留下的伤病员，还领导群众进行暴动，联合维西、丽江、永胜、鹤庆、剑川等八县的彝、藏、白、纳西、汉族人民4000余人，在“杀官安民”、“打富济贫”的口号下，占领金沙江东岸桥头和格鲁湾一带，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统治者。
其次，红军长征的胜利，保留了红军的骨干，锻炼和造就了大批的人才，集中了各路红军的经验和特长，使红军成为一支更加坚强的部队。


在长征的过程中，红军的力量受到了巨大的损失。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长征出发前，共有将近20万人，到达陕、甘地区时，只剩下了五六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出发时有8．6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多人(与红四方面军在一起的红五、红九军团等未计算在内)。但是，各路红军的骨干保留下来了，而且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保留下来的这些红军骨干大大地增长了才干。就连长征出发前才参军或长征路上才参军的许多新战士，经过艰难的万里转战，也都成了坚强的红军战士，甚至成了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各路红军在出发以前，一直分散在各个革命根据地。他们在多年的征战中，都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自己的特长。在大会师以后，各路红军汇聚到了一起，他们的经验和特长也集中到了一起，这就更便于互相交流和学习，从而使红军的各方面建设大大增强。三大主力红军集中到一起以后，在中共中央的集中领导下，互相配合，统一行动，对于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夺取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新胜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杨尚昆在1936年为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所写的《全国主力红军大会合》一文，就明确指出：“三大红军主力会合，在数量上固然会大大地增加起来，成为一极大的红军，同时质量上的加强，其程度是不可测量的。三个方面军都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有各种军事上的特长，会合之后，就将要融合为一，以这种九年国内战争的经验和全体健儿的集体意志，去战胜日本及一切汉奸卖国贼，这是有把握的”，因此，“这一伟大的会合，在红军本身上说来，也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上，将划出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在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通电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决[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再次，红军长征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使全国革命的重心移到了靠近抗日前线的西北，为革命新高潮的掀起、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发展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陕甘革命根据地，在红二十五军到达以后力量得到了壮大。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在1935年9、10月间进行的错误的肃反，造成了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以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等人释放出来，及时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并于11月间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1936年，红一方面军接连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开辟了大片新区，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形成著名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又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形成了位于西北的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在红军长征出发以前，革命根据地大多在长江流域，全国革命的重心在南方。国民党为了消除这心腹大患，调集了上百万大军向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力量再在南方发展很不容易。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仅迅速占领全东北，而且一步步向华北进逼，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力量在南方，无法奔赴抗日前线。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哪种政治力量能成为抗日的中坚，哪种政治力量就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能获得迅速的发展。因此，革命重心的北移，既是抗日斗争的需要，也是摆脱困境、发展革命力量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红军长征的胜利，使各路红军集中到了离抗日前线较近的西北地区，恰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正因为如此，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地区以后，就迅速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自己的力量也获得迅速的发展。后来毛泽东在谈到红军长征胜利的重大意义时就说：“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红军长征的胜利，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等在为庆祝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大会合的通电中即指出：“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都获得迅速的发展，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就迅速地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因此，长征胜利是中国革命第二次由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是此后中国革命胜利进军的前奏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它仍然在鼓舞着亿万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奋勇前进。

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及丰富经验

在长征中，客观形势对红军是极为不利的。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无数道天然屏障的阻隔困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分裂主义的危害，多次使力量已经比较弱小的红军濒于绝境。可是，在这种艰难而又危险的情况下，红军为什么能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呢？


第一，及时地撤换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在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了一系列的重大损失，特别是湘江战役的失败，使红一方面军损折过半。如果不撤换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长征就很难取得胜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召开了有名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李德、博古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在会后不久改变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从而使党和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正如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所说：“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消灭，而能渡过长征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以及一、三军团骨干的努力”。张闻天1943年12月16日在整风笔记中也写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第二，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保持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自恃人众枪多，个人野心大膨胀，企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并明目张胆地成立“第二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张浩、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领导成员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争取并实现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与团结。可以说，如果没有全党全军的这种统一与团结，就没有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就没有长征的胜利。

整个红军的长征是如此，各路红军的长征也是如此。正由于各路红军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的紧密团结，才战胜了一个个困难，相继取得了长征的胜利。陈云在谈到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时，就说第一个原因是“红军兵心团结”，并认为“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党和红军统一与团结局面的出现，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对于党内矛盾、党内斗争的正确处理是分不开的。在遵义会议上，党中央及时地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领导问题，而将政治路线问题留待以后再来解决，这样，既纠正了错误的军事指导，又团结了原来犯错误的同志。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也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和方针。正如彭德怀所说，如果不是采取了团结的方针，“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第三，选择了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正确转移方向，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红军的长征实际上是一次战略退却，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对于退却的成功至关重要。红一方面军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西南方向突围，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蒋介石窥破红军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企图，并调集大军等在红军前进路上的时候，红军如果不改变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正是由于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红军改变了战略方向，才避免了这场危机。当红军到达黔北以后，本想从这里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这时刘湘已沿长江布置大军进行拦截，如果红军不能从战争实际出发，改变战略行动方向，后果也不堪设想。由于红军及时地掉转方向，迂回前进，才从云南巧渡金沙江，再次使红军避免了一次危机。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成功西进，也是由于正确选择战略方向，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修改，才得以实现的。

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是分不开的。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坚持南下，党中央则坚决主张北上。事实证明，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北上才是正确的。正因为党中央坚持了北上的方针，继续选择了正确的战略方向，才有后来的三军大会师，有长征的胜利。因此，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是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

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除了便利于参加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掀起革命的新高潮，对于团结红军、鼓舞士气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就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第四，实行了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各路红军进行了密切的战略配合。在长征过程中，到处困难重重，形势瞬息万变，没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难以胜利前进的。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之初，就是由于实行甬道式的大搬家，战术呆板，行动迟缓，受到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以后，由于撤换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对于红军这种机动的战略战术，国民党的追剿部队也承认难于应付，认为“红军的神机妙算，出进无常，掌握了主动”，使“蒋介石和薛岳等莫名其妙，摸不清头脑”。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也同样依靠了各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如王震在回忆贺龙领导红二、红六军团向湘黔边转移时的战斗历程时说：“这一个时期的战斗，打得机动灵活，有声有色，运用自如，所向披靡，是红二方面军战史上的光辉范例。”红四方面军在岷洮西战役中，也由于“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经过一周艰苦鏖战，重创了敌军”，取得重大胜利。

各路红军的战略配合，对于长征的胜利进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各路红军的长征虽然是分别进行的，但红七军团的北上，红六军团的西征，配合了红一方面军长征准备工作的进行；红一方面军长征后留下的部队，红十军团的北上，红二、红六军团的行动，都钳制了敌人的兵力，掩护和策应了红一方面军初期的转移；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出击，配合了红一方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转战；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会师，为红军落脚西北准备了条件；红四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的策应，为红一方面军的胜利北上提供了帮助；红四方面军的接应，有力地配合了红二、红六军团在川康边的北上；红一方面军的接应，又配合了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如果没有这些相互之间战略配合，长征的胜利就会更加困难。

第五，发扬了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长征过程中，红军面对的是众多的敌人和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如果没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朱德在谈到“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的事迹时说：“红军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新观念。我们培养出革命的群众英雄，他们不自私自利，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决心为革命牺牲，一直战斗到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获得解放为止”。正是这种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使红军克服了千难万险，战胜了凶恶的敌人。

现在，人们习惯地把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称为“长征精神”。对于这种长征精神，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就是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就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他说：“这样的信念、气概、品德和思想，是红军坚强的精神支柱。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

第六，实行了正确的群众政策特别是民族和宗教政策，得到了各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战争不仅是军队的拼杀，还是人心向背的较量。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即使是在长征的艰苦环境中，也时时关心群众的生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因此得到了沿途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红军经过的地方，不知留下了多少红军爱护和帮助群众、群众拥护和支持红军的动人故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曾生动地描绘了红一方面军沿途分发有钱人的财产给穷人的情景。他说红军沿途没收有钱人如地主、官吏、豪绅的财物，除做给养外便分配给当地的穷人，地契都烧毁了，捐税也取消了，贫农还发给了武装，除了川西的一些地方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红军还未到，名声早就已经传到，常常有被压迫农民派代表团来要求红军绕道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他们对红军的政纲虽然很少有什么概念，但“只知道这是一支‘穷人的军队’。这就够了”。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都是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不少少数民族有自己的独特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由于汉族统治者的长期压迫剥削，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和对红军的不了解，他们往往对红军怀有疑惧，有的甚至进行对抗。而红军在经过各少数民族地区时，积极宣传和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认真保护群众的利益，努力争取上层民族宗教人士，所以很快得到了苗、瑶、壮、侗、彝、羌、藏、回、裕固等族人民的信任，他们自觉地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协同红军作战，许多人还立即参加了红军。当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发誓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但由于刘伯承和彝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的结盟，红军不但顺利通过彝族区，还胜利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的梦想彻底破灭，留下了红军和彝族人民团结的佳话。红军在经过川康边藏族地区时，也得到了藏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把红军看作“菩萨兵”，把红军帮助他们建立的自治政府，称为“自己的政府”或“郎加尼玛夏”（天上出来的太阳），不少人拿出了自己本来很少的食物，还有许多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当红军经过豫旺堡一带回民区时，由于红军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回民群众完全相信了红军，自动地打开寨门，与红军联合，并慰劳红军许多东西，“回民那种热忱，对红军的拥护与爱戴的情形真是难以形容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⑹ 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

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他们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出的英雄史诗。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强大队伍，长征中红军表现出的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和一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前进的巨大动力。
长征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一批党的领袖人物。

⑺ 红星照耀中国第七章读后感

写作思路：首先要熟读文章的内容，用简洁的语句将文章的主要内容叙述出来，在叙述的同时要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阐述一下自己对于红军战士的敬意之情等等。

正文：

红星重照耀，中华辉煌现。向红军战士们致敬！向中国共产党致敬！愿你们的亡灵永存。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结的那样，正是由于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农民才会主动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红色政权；也正是由于秉承了这样的理念，共产党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如果中国没有解放，在一个个充满枪声的日子，在到处都是炮火的世界里，我们该的么痛苦！而我们今日在繁华的城市里生活，今天的幸福，都是如何来的？是由工农红军来的，这条通向繁华的大路，是他们的血肉铺成的。我们应永远悼念他们。

这些故事虽然只是被寥寥数笔记下，但这个历史却依然那么令人赞叹，这伟大的军事行动是敌人永远无法做到的，因为敌人沾沾自喜时，红军已经度过了大渡河，敌人还在计划时，红军已经完成了会师。

这本书中所描绘的红色中国，与我们教科书上所学到的是有许多出入的。相比之而言，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更加真实、可靠。

说道红军，就不得不提军队。在斯诺看来，他感受到了红军高度的政治觉悟，认为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在真正的红军一节中，作者这样描写到：“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

一位外国武官这样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的作战能力。这就是红军的军官们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弟兄们，向前冲!”。同样是六个字，差别确实很大的。第一种是把自己与士兵放在了同一个位置，与士兵们心连心。

提到红军，另一个比提的就是长征了。电视里所演的长征真的是惊心动魄、惊险万分。红军通过各种巧妙的战术突破敌人的重重围堵，摆脱危险困境。无论是四度赤水河、勇夺泸定桥、飞度金沙江等等都显示了红军的有勇有谋。

当时，当他们面对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民时，当当地人民对他们闻所未闻，他们仍旧是勇往直前，他们的功绩、作为都帮助他们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甚至是吸引了一部分人来参军。这足以证明了中国红军在人民中的威望和感召力。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是一个奇迹。它体现了共产党强大的精神世界，非凡的心里素质，而这些也仅仅占了全书的一小部分。也可以说，红军的长征也仅仅占了中国革命的一小部分。

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是一个奇迹。它体现了共产党强大的精神世界，非凡的心里素质，而这些也仅仅占了全书的一小部分。也可以说，红军的长征也仅仅占了中国革命的一小部分。

⑻ 《红星照耀中国》中,红军戏社的作用是什么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东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
总的来说，这是把“艺术搞成宣传”到了极端的程度，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把艺术扯了进去?”但从广义来说，这就是艺术，因为它为观众带来了生活的幻觉，如果说这是一种简单的艺术的话，那是因为它所根据的活的材料和它作为对象的活的人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也是简单的。对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艺术和宣传是划不情界限的。唯一的不同在于：什么是人生经验中可以理解的，什么是不能理解的。
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山，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遭到失败和打垮。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的禁忌束缚是决不会再那样有效了。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对此，农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

⑼ 红军在长征途中,每占一个城镇,就召开什么举行什么演出

红军在长征途中，他们每占一个城镇，就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两万五千里的跋涉，红军最常用的宣传方法有三种，新闻宣传、标语宣传以及红色歌谣宣传。

这几种宣传方式从最开始的不懂变通到后来的灵活机动，让红军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把未知的恐惧战胜了。

《红星报》

《红星报》里，将领们会发表自己写的文章、爬雪山过草地时的动员讲话，也会转载一些苏联塔斯社的英语新闻和日语新闻。

国民党军的军事动态，也会登载在报纸上，这样不仅能让老百姓更全面的了解红军，还可以供其他的主力部队作参考，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⑽ 外国人是怎么看红军长征的

长征不仅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也是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它鼓励和激励了许多国际友人投身到中国革命事业当中，并向世界人民介绍了长征。外国人是怎样看长征的呢？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网络研究部刘向东为您解读。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受到了许多外国人士的称赞。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赞誉长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

曾经担任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在1981年带领全家参观大渡河以后，专门著文，由衷的表达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的钦佩，他说：“对于展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由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在世界上产生的巨大影响，几十年里不断有记者、作家、友好人士采访、著述和评论长征。

1935年底，美国著名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抵达延安进行采访，写成了《伟大的道路》一书，在这本书里面，史沫特莱饱含热情的对长征做了高度评价，他说“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她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他满怀信心的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谈到采访长征、采访中国革命的外国记者，我们不得不提埃德加·斯诺，他在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书中斯诺把长征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40多年后，斯诺的一位老朋友，另一位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出版了长达了三十万字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书里索尔兹伯里高度赞扬长征，认为“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他还说，“本世纪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的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他断言“长征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

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1972年出版了《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包含激情的记录了长征的历史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并以崇敬的笔调赞扬到：“红军以不可思议的英勇精神进行战斗，由于中国红军及工农大众的坚韧不拔、英勇和不屈不挠的信心，长征成了一首英雄诗，成了惊天动地的功勋。”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外国军人是怎么评价长征的：

美国军事史学家塞缪尔·格里菲斯将军在他《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将中国工农红军和公元前400年一万希腊人从波斯到黑海的撤退进行了比较，他认为“红军长征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反复经受的考验证明，他们能够忍耐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能够战胜途中大自然好像决意要阻挠他们前进而向他们提出的一些挑战，能够击败下定决心要消灭他们敌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希腊人和中国人同样忍受了酷暑严寒、干渴饥饿，同样爬雪山、吃草根、眠雪野，边行军、边打仗，同样解决了可能造成分裂的内部争端，同样生存了下来。

随着外国人研究和介绍长征的书籍日益增多，红军长征的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重走长征路，感受长征。

一名明叫武大卫的以色列老军人走过长征路之后，感慨地说，“这次长征之行让我知道了什么样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才是能够打胜仗的军队，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军队。”他还说“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敬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