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宣传画

1. 校园文化墙设计公司 中小学校园墙壁画 墙壁文化设计方案 校园文化宣传画 校园廉洁文化宣传画

廉洁文化进校园
廉洁就是是清廉、清白之意，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廉洁”的含义更多的是应该知道从小要懂得勤俭节约、洁身自好、自律自强、大公无私、反对浪费等优秀品质，从小懂得弘扬“敬廉崇洁，人人知诚信，人人讲诚信”的精神。
说道廉洁，明朝时期的于谦就很令我感动。
一次，朝廷派于谦巡察河南。返京时，人们买些当地的绢帕、蘑菇、线香等土特产回京分送朝贵，他没有接受。同时还写了一首诗表明心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百姓话短长。”
无独有偶，晋代的吴隐之何尝不是这样的？
相传有一次，吴隐之在广州城外，见一池泉水名“贪泉”。当地传说饮了贪泉之水，便会贪婪成性。他信这些，照饮不误，饮后还写了一首诗：“古人云此水，一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他在任期间，果然廉洁自律，坚持了自己的操守。
更令人值得反省的是《陶母退鱼》这个故事。
晋代名臣陶侃年轻时曾任浔阳县吏。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了一罐腌制好的鱼。他母亲湛氏收到后，又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给他说：“你身为县吏，用公家的物品送给我，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这件事陶侃受到很深的教育。
两袖清风的于谦，吴隐之不惧饮贪泉 ，陶母退鱼，这三个小故事都是关于廉洁的。但是有的人认为它不足为奇，很容易办到；有的人却对此目瞪口呆，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到“廉洁”二字。
其实做一个廉洁的人并不难，只有平时多注意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就会一步步地向“廉洁”二字靠近！
从古到今，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也许在我们身边就有，也许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是我们没有注意罢了。以后的生活中，我们不妨多多留心去发现它，也许在发现别人的优点时，自己也会从中得到启示。

2. 明代浙派绘画对日本室町时代绘画影响有哪些

明代有一个特别的绘画流派，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地域而命名的绘画流派——浙派。那么明代浙派绘画对日本室町时代绘画的影响有哪些呢？

浙派绘画是日本人学习绘画的典范且为日本水墨画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转折。无疑日本人对于浙派绘画是认可和喜爱的态度，甚至浙派绘画在中国画坛逐渐衰落之际,日本对其还是一种认可的态度。

综上所述，浙派绘画在中日绘画交流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指导了日本水墨画的认识和发展。

3. 大明生日会做海报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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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军攻陷南京为何不破坏中山陵

在我们国家正式成立之前，我们经历了一段民国的时期，在这一段民国时期，我们的国家的整体的状况不是很好，而且有很多国家趁着我们国家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就想着来打劫一下。这其中打劫的最狠的，当仁不让的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在侵略我们国家的时候，他事情呢就是烧光杀光抢光这个政策，所以说我们国家当初的一些老的名句啊什么的都被破坏得很彻底，这就是日本人的一个非常恶心的行为，但是在这么多被日本人侵占的城市里面，就有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地方从来都没有被日本人给破坏过，大家想知道这个地方是哪一个地方吗？这个地方就是在南京的中山陵。那么为什么中山陵没有被日本人给破坏了，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最后一点就是日本人他们会想到，如果中山陵被破坏了，他们心中的民国之父的坟墓被日本人给破坏了，他们就会想要团结起来去对付这个破坏他们心中民国之父坟墓的凶手。本来当时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就有点困难，一旦中国人再团结起来，那就更困难了，所以这就是日本人为什么不破坏中山陵的原因。

5. 明代是怎样的对进行发行宣传的

明代注重图书发行宣传，以吸引读者，提高发行量。一般来讲，其宣传策略和方法包括：内巧取书名，吸引眼球；容利用“识语”，招徕读者；刊登书目，传递信息；创“评林体”，独具匠心；宣传形象，树立品牌。

书名是一书之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透视全书五彩缤纷的内容。就一部书而言，书名处在最直观、最显眼的位置，最先进入读者的视野。比如标榜刊印时间和刊印质量，宣扬版本之可靠等。

所谓“识语”，一般是指为了读者阅读之需要，在图书封面、扉页、卷首等位置简单介绍创作主旨、编辑缘起、版本流传、刊刻特色等内容。一般篇幅较短，因其位置醒目，具有较好的宣传作用。

明代书商常常利用“识语”广告，招徕读者。如1592年余象斗双峰堂刊本《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其“识语”说道：本堂以诸名公批评、圈点，校证无差，人物、字画各无省陋，以便海内士子览之，下顾者可认双峰堂为记。

这条宣传文字，重点突出了余氏刊本的精善和能满足读者需要的特色，因而起到了很好的广告作用。明代书商还刊登书目广告，传递出版信息。如1522年北京书商汪谅刻《文选注》，目录后列有14种书的书目广告。

6. 年画四大家

【年画四大家】

山东潍坊杨家埠的木版年画、 四川绵竹年画、江苏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在历史上久负盛名，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

▲苏州桃花坞

桃花坞木板年画是中国江南主要的民间木板年画。桃花坞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以北。（桃花坞位于江苏苏州阊门内北城下）桃花坞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鼎盛时期，每年出产的桃花坞木版年画达百万张以上。太平天国末年，清兵围攻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以后一直萎靡不振。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苏州市文联组织艺人恢复生产，后又成立“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社”，在整旧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桃花坞年画，主要有门画、中画和屏条等形式，其中门画可谓集历代门神之大全。桃花坞年画，系用一版一色的木版套印方法印刷出来，工艺精美，一幅画要套印四五次至十几次，有的还要经过“描金”、“扫银”、“敷粉”等工序。在色彩上，有桃红、大红、蓝、紫、绿、淡墨、柠檬黄等诸色。在艺术风格上，桃花坞年画构图丰富，色调艳丽，装饰性强，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人物塑造、刀法及设色上，具有朴实、稚拙、简练、丰富的民间美术特色，故数百年来一直畅销于海内外，欧洲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及艺术馆都有收藏。

桃花坞年画的印刷兼用着色和彩套版，构图对称、丰满，色彩绚丽，常以紫红色为主调表现欢乐气氛，基本全用套色制作，刻工、色彩和造型具有精细秀雅的江南民间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吉祥喜庆、民俗生活、戏文故事、花鸟蔬果和驱鬼避邪等民间传统审美内容。民间画坛称之为“姑苏版”。

▲天津杨柳青年画

有着600年历史的杨柳青（位于天津市西20公里）的民间木版年画产生于元末明初，当时有一名长于雕刻的民间艺人避难来到杨柳青镇，逢年过节就刻些门神、灶王出卖，镇上的人争相模仿。到了明永乐年间，大运河重新疏通，南方精致的纸张、水彩运到了杨柳青，使这里的绘画艺术得到发展。杨柳青年画从清代雍正、乾隆至光绪初期最为风行。杨柳青年画的画样（粉本）有几千种。到了清代中期全盛时期，杨柳青镇的戴廉增画店一年生产的成品就达2000件，每件500张，共达百万幅。当时，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0多个村子，“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画店鳞次栉比，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商客络绎不绝，是名副其实的绘画之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杨柳青年画走向衰落。1926年，霍派五世传人霍玉棠创建了杨柳青镇最大的“玉成号”画庄，杨柳青年画渐渐走向复苏。解放后，周恩来总理还曾亲临视察并给画庄寄来急需的藤黄原料。“文革”期间，杨柳青年画改为胶版印刷，传统工艺濒临绝迹。

天津杨柳青年画霍派第六代传人霍庆有（霍玉棠之子）从20世纪80年代起，继承父志，利用近三十年的时间苦心钻研勾线、刻板、刷画裱等传统技艺，掌握了全套杨柳青年画工艺，成为天津一带唯一的勾、刻、刷、画、裱“五项全能”的杨柳青年画艺人，使得曾几近绝迹的木版手工绘制的杨柳青年画得以复苏。如今，“玉成号”画庄已建成为家庭博物馆，成为吸引中外游客的人文景点。

杨柳青年画继承宋、元绘画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台的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制作时，先用木版雕出画面线纹，然后用墨印在上面，套过两三次单色版后，再以彩笔填绘。既有版味、木味，又有手绘的色彩斑斓与工艺性，因此，民间艺术的韵味浓郁，富于中国气派。杨柳青年画创立了鲜明活泼、喜气吉祥、富有感人题材的独特风格。在中国版画史上，杨柳青年画与南方著名的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杨柳青年画通过寓意、写实等多种手法表现人民的美好情感和愿望，尤以直接反映各个时期的时事风俗及历史故事等题材为特点。如年画《连年有余》，画面上的娃娃“童颜佛身，戏姿武架”，怀抱鲤鱼，手拿莲花，取其谐音，寓意生活富足，已成为年画中的经典，广为流传。杨柳青年画取材内容极为广泛，诸如历史故事、神话传奇、戏曲人物、世俗风情以及山水花鸟等，特别是那些与人民生活密切关联的题材，以及带有时事新闻性质的题材等，不仅富有艺术欣赏性，而且具有珍贵的史料研究价值。以这些优秀作品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形成杨柳青年画艺术的主流，一直延续发展至今。杨柳青年画的艺术特点是多方面的，形成其艺术特点的条件也是多方面的。其中较为显明突出的则是表现在制作上。杨柳青年画的制作程序大致是：创稿、分版、刻版、套印、彩绘、装裱。前期工序与其他木版年画大致相同。都是依据画稿刻版套印；而杨柳青年画的后期制作，却是花费较多的工序于手工彩绘，把版画的刀法版味与绘画的笔触色调，巧妙地融为一体，使两种艺术相得益彰。而且还由于彩绘艺人的表现手法不同，同样一幅杨柳青年画坯子（未经彩绘处理的墨线或套版的半成品）。可以分别画成精描细绘的“细活”，和豪放粗犷的“粗活”，艺术风格迥然不同，各俱独自的艺术价值。

▲山东潍坊杨家埠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兴起于明代，全以手工操作并用传统方式制作，发展初期受到杨柳青年画的影响，清代达到鼎盛期，杨家埠曾一度出现“画店百家，画种过千，画版上万”的盛景，产品流布全国各地。其中最大的东大顺画店拥有画版300多套，年制画百万余张。杨家埠年画体裁广泛，想象丰富，重用原色，线条粗犷，风格纯朴。

杨家埠木版年画同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并称中国民间3大木版年画，始于明代，兴于清朝，重喜庆、浓彩、实用，多反映理想、风俗和日常生活，构图完整匀称，造型粗壮朴实，线条简练流畅。根据农民点缀生活环境的实际需要，主要有大门画、房门画、福字灯、美人条、站童、爬童、月光等，具有浓厚的民间风味、乡土气息和节日氛围。

杨家埠木版年画题材广泛，表现内容丰富多彩，有神像类、门神类、美人条、金童子、山水花鸟、戏剧人物、神话传说等，同时也有反映民间生活、针砭时弊之作，但喜庆吉祥是杨家埠年画的主题。诸如吉祥如意、欢乐新年、恭喜发财、富贵荣华、年年有余、安乐升平等，像亲人的祝福、似好友的问候，构成了农民新春祥和欢乐，祈盼富贵平安的特点。“巧画士农工商，描绘财神菩萨，尽收天下大事，兼图里巷所闻，不分南北风情，也画古今轶事”。杨家埠年画主要内容包括6大类，即过新年、结婚、农忙等风俗类，年年发财、金鱼满堂等大吉大利类，门神、财神、寿星、灶王等招福辟邪类，包公上任、三顾茅庐、八仙过海等传说典故类，打拳卖艺、升官图等娱乐讽刺类，三阳开泰、开市大鸡、四季花鸟等瑞兽祥禽花卉风景类。

杨家埠年画的制作工艺也别具特色。艺人首先用柳枝木炭条、香灰作画，名为“朽稿”，在朽稿基础上再完成正稿，描出线稿，反贴在梨木版上供雕刻，分别雕出线版和色版。再经过调色、夹纸、兑版、处理跑色等，手工印刷。年画印出来后，还要再手工补点上各种颜色进行简单描绘，以使年画显得自然生动。

杨家埠年画生产分绘画、雕刻、印刷、装裱等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极为精细准确。做法是先将画稿勾出黑线稿，贴到刨平的梨木或棠木板上，雕刻出主线版。待印出主线稿后，再分别不同颜色，刻出色版，套色印刷，最后修版装裱而成。

兴盛时，刚进入秋季，各路画商就云集杨家埠。晚上，大街两旁张灯结彩，年画挂满街头。每年前来选购画作的商人达5000多人。当时，卖画兴唱小段，最流行的唱词有：“一进门来苏东坡，坐下韩信问肖何。不是本号不赊账，如今要账太啰嗦。赊账如同三结义，要账就像请诸葛。”

土生土长的杨家埠木版年画，一步步走上了高雅的艺术殿堂。1983年春节，中国美术馆展出了杨家埠年画。同年，杨家埠年画赴美洲、欧洲、非洲的9个国家巡回展览。1987年，民间艺人杨福元应邀到新加坡作木版年画的画、刻、印表演。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杨家埠年画艺人前后前往巴西、日本等国家作现场表演，深受好评。2002年，具有200年历史的“同顺德”画店的正宗传人、76岁的年画民间艺人杨洛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杨洛书18岁即开始木版画创作，其《水浒传》、《帝王图》、《西游记》等无不构图奇妙，雕刻精细，栩栩如生，且乡土气息浓郁，深受人们喜爱。如今，一个只有310户、1150口人的小村庄杨家埠，年制作的木版年画却达2000余万幅，远销全国各地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山东潍坊千里民俗旅游线上，杨家埠成了重要一站。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100多套年画佳品，可目睹自明代以来的各种各样的年画制作工具、原版，还可现场观看充满神秘色彩的年画制作工艺。

▲四川绵竹年画

绵竹年画以产于竹纸之乡的四川省绵竹县而得名。绵竹年画历史悠久，它起源于北宋，到明末清初进入繁盛时期。乾隆、嘉庆年间，绵竹全县有大小年画作坊300多家，年画专业人员达1000余人，年产年画1200万多份，产品除运销两湖、陕、甘、青及四川各地外，还远销印度、日本、越南、缅甸和港澳等国家和地区。2004年初，绵竹年画老艺人陈兴财之孙陈强展示他近期创作的创新年画“挤金门神”。

绵竹年画以彩绘见长，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和鲜明的地方特色。绵竹年画构图讲求对称、完整、饱满，主次分明，多样统一；色彩上采用对比手法，设色单纯、艳丽，强烈明快，构成红火、热烈的艺术效果；线条讲求洗炼、流畅，刚柔结合，疏密有致，具有强烈的节奏感；而夸张、变形、象征、寓意的造型，更具诙谐活泼的效果。

绵竹年画的内容极其广泛，有孔明、张飞等历史英雄人物，有小说、戏曲的精彩画面，有武士神像、动物花果等等。其中最有趣的是《耗子嫁女》、《三猴烫猪》、《狗咬财神》、《看官盗壶》等民间传说。

绵竹年画分红货、黑货两大类。红货指彩绘年画，包括门画、斗方、画条。其中门画制作手法多样：细活有“明展明挂”、“印金”、“钩金”、“花金”；粗活有“常行”、“水墨”、“填水脚”。画条，分中堂、条屏、横推、单条等，供厅堂、居室、走廊及牲畜圈等张贴之用。门画有大毛、二毛、三毛等大小之分，贴大门、厅门、房门、灶门之用。黑货，是指以烟墨或朱砂拓印的木版拓片，多为山水、花鸟、神像及名人字画，此类以中堂、条屏居多。

其他著名年画

▲朱仙镇木版年画

朱仙镇木版年画历史悠久，堪称中国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北宋年间，每逢过年过节，特别是过春节家家户户贴门神已成为一种风尚，以祈求人寿年丰、吉祥如意、招财进宝、镇邪除妖。后来北宋没落、灭亡，开卦几经战乱，木版年画便衰落下来。到了明代，开封年画虽然又获复兴，但已逐渐转移到朱仙镇。明朝末年洪水泛滥，开封被淹没，百业俱废，朱仙镇便成了木版年画的中心。明、清时期，朱仙镇就有300多家木版年画作坊，至清末有七十多家，其中以"万通"、"天兴德"、"德胜昌"、"天义德"较为有名。其作品畅销各地，于是开封地区的年画被统称为“朱仙镇木版年画”，影响深远。 朱仙镇在河南省开封市城南10公里，虽然是个小镇，在古代却名列中国四大古镇之一。特别是北宋末年岳飞曾率军在这里大破兀术的金兵，朱仙镇更为国人所知。为纪念岳家军的功绩，在朱仙镇建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岳王座，而今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就设在这座古庙之中。

朱仙镇木版年画主要分为阴刻、阳刻两种，有黑白画和套色画两种形式，采用的是手工水印。形式有文武门神、神像图、戏出和挂笺等二千余种。朱仙镇木版年画有五大特点：一是线条粗犷，粗细相间；二是形象夸张，头大身小；三是构图饱满，左右对称；四是色彩艳丽，对比强烈；五是门神神码多，严肃端庄。朱仙镇年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神祗画，如灶君神、天地神等，另一类是门神类，朱仙镇木版年画中最多的就是门神，门神中以秦琼、尉迟敬德两位武将为主。 那些大大小小的门神画中，两位武将或衣着不同，或形态各异：步下鞭、马上鞭、回头马鞭、抱鞭、竖刀、披袍等，不下20种样式。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文武门神。文门神有五子、九莲灯、福禄寿等；武门神常是戏曲中的忠臣义士和各类英雄好汉。不同人的房门常贴不同内容的门神：已婚子女辈房门贴“天仙送子”、“连生贵子”、“三娘教子”；中年人房门贴“加官进禄”、“步步莲生”；老年人房门贴“松鹤延年”和“寿星”之类；少年儿童居室房门贴“五子夺魁”、“刘海戏金蟾”等。

朱仙镇的木版年画，不但具有极高的艺术收藏价值，而且极具观赏价值，许多名人都曾收藏过朱仙镇的木版年画，鲁迅先生给予其很高的评价：“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很好，雕刻的线条粗健有力，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不是细巧雕琢。这些木刻很朴实，不涂脂粉，人物也没有媚态，颜色很浓重，有乡土味，具有北方木版年画的独有特色。”这是对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特色的很好概括。现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还珍藏着26幅鲁迅收藏的朱仙镇年画作品。

▲武强年画

武强年画流行于华北一带的民间木版年画，因主要产于河北省武强县而得名，有"年画之乡"之称。武强年画是在原始的耕作方式、佛教思想、传统观念和古老的民族习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民间乡土艺术。是经过绘、刻、印三道工序的彩色套印而成的木版画。武强年画起源于元代以前，明代初期形成规模，到清康熙至嘉庆年间（公元1662年至1820年），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清末民初，在武强县南关有字号可考的画店仍有144家，其周围68个村庄里共有1587个民间作坊从事画业生产与销售，从业者达数千人，在外地开设的批发庄有180余处，最高年销量达1亿对开张，行销当时大半个中国。

武强年画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品构图饱满、主题突出，结构紧凑、线条粗犷，兼施黑、红、绿、黄、紫、粉等色，对比明快，极富有装饰性。有门画、窗画、灯画、斗方、贡笺、中堂画、炕围画、顶棚画、囤画、对联、条屏等，甚至牛棚马厩也有专门张贴的年画。在雕法上有的精细，有的粗细相间，尤以大刀阔斧粗犷自然的刻法见长，以阳刻为主，有的兼施阴刻，运用黑白对比，表现出刀味木趣、笔情墨意，弄成独特的古朴而稚拙的风格。题材主要有戏文故事，风俗时尚、喜庆寓意，娃娃美女，花卉山水等。代表作品有"踏雪寻梅"、"三娘教子"、"赵州石桥"等。

武强年画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立了武强年画社；1985年，经河北省文物部门批准，这个久负盛名的“中国木版年画之乡”建立了我国第一家年画专题博物馆——武强年画博物馆。1992年和1994年举办了两届“中国武强年画艺术节”。1993年12月，文化部正式命名武强为全国的“民间木版年画之乡”。

▲佛山年画

华南地区流行的民间木版年画。产于广东省佛山镇(今佛山市)。始于明永乐年间，盛于清乾隆、嘉靖年间。佛山年画分原画、木印、木印工笔三种，包括门画、神像画两大类。所取题材有各种神像、历史人物、戏曲故事等。其特点是线条刚劲、粗放、简练，有木刻趣味。设色多使用大红、桔红、黄、绿等色，有的还吸收了当地铜衬剪纸艺术的特色，在画中人物的盔甲袍带上加饰金银花纹，使神像金碧辉煌，这种强烈的装饰风格可谓佛山年画的一个特色了。

▲凤翔木板年画

陕西凤翔南肖村村民邰增科家门前贴的胶印年画。原来一直从事木板年画制作的邰增科现已放弃这门手艺。凤翔木板年画多年深受西北民众喜爱，但木板年画近年受胶印年画的冲击，市场极不景气。如今凤翔县从事版画制作的只剩邰立平、王慧芳夫妇，且至今没有传人，版画工艺面临失传。

▲东丰台木版年画

天津东丰台木版年画艺术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一度与津西杨柳青年画一样享有很高知名度。但是，由于缺乏重视，画版、成品等实物消失殆尽，如今已经不易见到。天津丰台镇位于宁河、宝坻、丰润、玉田交界处，交通便利，曾商贾云集，有“京东第一镇”之誉。为与北京丰台相区别，人称东丰台。东丰台年画历史久远，成气候时，可上溯至清中期，曾有过“家家点染、户户丹青”的红火场面。清末民初时，该镇有10多个有名的画铺，13个有规模的染纸作坊，是冀东年画最大的集散地之一。东丰台年画虽传承杨柳青年画的特点，但亦受东北、冀东民俗的影响，自成一格。比较起来，在颜色的使用上更为鲜艳，画面更为粗犷和夸张。另外，版式亦较独特，有的对吉祥字大胆使用，不惜占据画面主体；有的为窗格式画面，将10余块画版拼接套印，浑然一体；还有的再现戏剧情节，可将画面裱制成16幅条屏等。2004年新春之际，天津民间文史工作者在天津市宁河丰台镇一个当年老作坊的后人家中偶然发现一批近百年前的东丰台木版年画。这些具有较强视觉冲击力的老年画画面内容宽泛，有天官赐福、门神、九凤朝阳、美人图、送财童子等。

7. 绘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

画家在作品里想要表达什么，观画者希望从作品中获得什么，这都涉及到绘画的功能问题。绘画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这样解释的：“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绘画是一种既能反映社会生活，又能影响大众的社会意识形态。纵观中国绘画史，早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就已能打制石器、骨器了。1987年，河北省兴隆县出土了一段鹿角，上面阴刻三组线条图案。据说，这些图案与狩猎、巫术有关。由此可见，在那混沌的年代里，人们在劳动生活中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取向。
古代绘画的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在奴隶社会，为满足奴隶主贵族的奢侈需要，奴隶们制作了很多震撼人心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多表现蟠龙、凤鸟、神兽、舞女等形象，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在审美价值背后，又反映出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强化封建依附关系，维护封建秩序，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思想，让画工们绘制烈女、贤妇和功臣等形象。关于封建社会的绘画功能，古代许多画家和评论家都有所阐述，如谢赫《古画品录》中的“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干载寂寥，披图可鉴”、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成教化，助人伦……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的“盖古人必以圣贤形象、往昔事实含毫命素。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德、发明治乱”……
古代绘画故事的意识形态有影响社会的功能。史载，商朝初期，宰相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他用“九主”的形象劝诫成汤王。刘向在《别录》中将“九主”解释为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尚书》中记载，商朝时，为了缓解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武丁即位时说，他梦见了圣人。于是，他画出梦中人的形象，命百宫在人群中找，结果在奴隶中找到了梦中的“圣人”。另外，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到洛阳参观西周的建筑遗迹，看到墙上画有尧、舜这两个正面君王的形象，也画有桀、纣这两个暴君的形象，这让他想到君主的善恶会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姚最在《续画品录》中载，在“九楼”楼阁里画着许多神仙灵怪，在四周的墙壁上画着很多圣贤之士，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敬畏的感觉。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载，吴道子《地狱变相图》中所画的鬼怪给人一种震慑感。这些记载都体现了绘画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影响功能。
此外，绘画的意识形态功能还对大众有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审美作用和抒情作用。古代的优秀绘画作品在具有教育和认识作用的同时，又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审美魅力，能感染观者的心灵。如顾恺之创作《女史箴图》的目的原本是劝诫当时的贾后南风，结果却对封建社会的妇女起到了教育作用。阎立本的《步辇图》是对唐朝汉、藏民族友好交往的重要见证，体现了唐太宗开放的民族政策。南唐画家顾闳中被后主派去窥察韩熙载的夜宴情况。回家后，他凭记忆画了《韩熙载夜宴图》，真实地描绘了韩熙载纵情声色的生活场景。他以高超的绘画技巧和非凡的记忆力表现了不同角度、不同姿态的韩熙载，并通过周围人物的陪衬，将韩熙载骄奢、纵欲的生活和忧郁、空虚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
人物画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那么山水画呢?山水画既是画家抒发情怀的手段，又能让人们了解所绘地区的风貌，甚至能反映当时的社会境况。他们在真实描绘现实山水的同时，又注入了自己的审美情趣。荆浩画的太行山，关仝画的秦岭、华山等，都让人们领略到那里的风光。李昭道的《春山行旅图》描绘的是“安史之乱”中唐玄宗与一些人骑马逃往四川的情形。这是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可以让观者更全面地了解“安史之乱”。在赵伯驹的青绿山水画《江山秋色图》中，干岩竞秀，万壑争幽，桥梁、楼阁、亭台、瀑布、车船穿插其中，山河锦绣，体现了画家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
花鸟画在让人赏心悦目的同时，还隐藏着意识形态的印记。如黄筌主要画宫廷里的奇禽名花。他用浓丽的色彩把物象表现得生动逼真，几乎不用墨勾勒。其作品有一种富贵气，颇受统治者喜爱。与他绘画风格不同的徐熙，出生于民间名门，但却不愿做官。徐熙常游于野外田园，用水墨绘写花竹蔬果、禽鸟草虫之类，形成了野逸的花鸟画风。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绘画风格，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还有，八大山人也给自己的水墨花鸟画赋予了强烈的政治理念。他所画的花鸟形象夸张，似哭似笑，“愤慨悲歌，忧愤于世”，体现了他对明朝那份怀念而又绝望之情。

8. 绘画有哪些种类

从绘画的材料上来分：中国画、油画、丙烯画、版画、水彩画、水粉画、镶嵌画、磨漆画、铁画、素描、速写等。从题材上分为：人物画、动物画、风景画、静物画、历史画、宗教画、风俗画等。

9. 萧县书画的历史沿革

萧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是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素有“文献之邦”、“文化大县”的美誉，是文化部最早命名的“中国书画艺术之乡”，书画艺术发展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萧县书画艺术从孕育、形成、发展到当代的繁荣，一脉相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萧县优越的地理环境，最宜于人类的繁衍生息。早在远古时代，县城东南部，两道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和山峪中，绵延流淌几十里的倒流河两岸，气候湿润，雨量充沛，林木参天，集中居住着人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也创造了这个地域的文化。从倒流河上游的金寨村、下游的花甲寺及永堌北泉等新石器晚期遗址的文化层中，出土了许多石斧、石锛、石凿等，还有大量的骨器、玉器和陶器，从这些器物的形制和饰有的绳纹、席纹、篦齿纹、刻划纹以及几何纹饰来看，不仅有人类从洪荒走向文明的遥远记忆，也显示了萧地先民对美的追求和原始绘画的进步，其造型能力，勾线技法已趋于成熟，均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堪称萧县原始时代最古老的“美术作品”。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萧县的绘画，溯其渊源，萌芽在新石器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萧地隶属于宋。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宋画无冶，甚为微妙，尧舜之圣，不能及也。”刘安所讲“宋画”的“微妙”，从萧县后来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的造型及纹饰、图像上都得到了证实。其间，萧地的绘画注意了“状物”的功能，逐步从器物的工艺中分化出来，线描和造型益发生动，并且走向绘画的独立发展阶段，使绘画也开始有了独立使用的价值。 到了汉代，萧县不仅是高祖刘邦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而且一度成为沛郡（沛国）的郡治之地（在今萧县青龙集附近），无论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相对比较发达。由于汉代统治时间较长，社会逐渐安定，因而，达官贵族在生活上逐渐奢侈起来，享乐厚葬之风日趋炽盛，于是，墓室便有了画像石装饰。从艺术传统来说，汉画上承先秦及其以前的原始艺术，是对以往艺术的总继承和大发展。正如冯其庸先生所述：“汉画不仅上承了原始艺术到先秦艺术，而且加以大融化、大发展、大提高。我认为中国的绘画到了汉代，已经全面确立起绘画的民族传统和构图的基本原理了。这在中国的绘画史上是十分辉煌的一页。”
萧县出土的历代散落在民间的汉画像石，有300余块，其内容十分丰富，既有仙人瑞兽、神话传说，又有历史故事、牛耕纺织、向学尚武、车马出行、筵宴飨宾、舞乐百戏等。就艺术上讲，与后来的中国画相比，除表现方式是以刀代笔在石面上刻绘外，其艺术特征也极为相近：第一，都是用线条来表现客体；第二，采取鸟瞰式视角布置景物；第三，部分画上加题记，初开题画之端；第四，重视绘画中的人、物的神态和动势。鉴于上述萧县汉画像石的数量之多，题材之广泛，特别是艺术的表现手法已具备了中国画的特征，因而我们认为萧县绘画成熟于汉代。 南朝宋时，祖籍于萧县绥舆里的刘裕，不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还是一位精于翰墨的书法家。在他结束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而登上帝位后，笃志研习书法，每日临池不辍，书艺精进，所书擘窠大字，雄健遒劲，气势轩昂，竞摘当时书坛之冠。宋武帝的三子刘义隆（文帝）继承了先帝的传统美德，长于隶书、行草，师承“二王（羲之、献之）”，造诣精深，被时人誉为“若大鹏之击空，九天之鹤唳”。宋武帝之孙刘彧也善于行书，既能上溯师承先贤，博采众家之长，又不拘泥于已有藩篱，其书汪洋恣肆，气魄恢宏，独创自家风格。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由于宋武帝刘裕如此爱好书法，且卓有成就，影响所及，一班文臣武将，缙绅贤达，直至故土的墨客士子，也都竞相效尤，极一时之盛。“书画同源”。刘宋之时，除了书法艺术繁荣昌盛之外，绘画艺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时，在这一地区土生土长的著名画家有戴逵、戴勃、戴颙等人。他们一反晋代士大夫那种生活放荡、漠视现实、脱离群众、自命清高的风习，力主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反映现实。
其时，有谚语日：“宋绘闻天下。”这是对于“宋绘”的崇高评价。“宋绘”，不仅丰富了我国书画艺术的宝库，而且对于萧县书画艺术的推动，也有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唐、宋时期，本县倒流河西岸的白土镇，有处建于晚唐烧制陶瓷的“萧窑”。据史树青先生主编的《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网络全书·陶瓷·萧窑》中说：“窑址在安徽萧县白土寨。唐代已烧造，到金代成为金人在徐淮地区的大瓷窑之一……纹饰以印花、绣花、画花为表，题材以折枝花、虫鸟等为多，几何图形较少，显然是受到当时画风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陶器上的绘画题材，既显示了工艺美术对文人画追求的倾向，也从侧面反映了萧县文人画的盛况。
到了宋时，特别是苏轼来到徐州任知州后，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在晁补之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萧县拱翠堂，为窦墩礼挥笔泼墨画了一张《枯木竹石图》，对萧县书画的影响更不可低估。众所周知，苏轼是北宋“文人画”的领袖人物，他不仅工诗文，书法也自成一家，而且善绘画，尤擅墨竹松石。在此之前，他的表兄文与可已是画墨竹高手，标新画坛，自成一派，以致“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苏轼曾就教于文与可，深谙其“成竹于胸”之哲理，终成画墨竹名家。因而，苏轼来到徐州之后，文与可便频频向仰慕自己的“四方之人”推荐，“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
苏轼在绘画理论方面，也有独到卓见。他反对因袭模仿，力主变革创新，要求作品具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的著名论画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开后来士大夫文人画家强调神韵、不讲形似之风。他又主张加强绘画与文学的联系，要求绘画能体现作者的性格以致精神面貌——自我表现。这些都对后来的“文人画”产生深远影响。在他的影响下，士大夫文人从事业余绘画之风气大为高涨，形成了与院画相抗衡的队伍。他的艺术思想也影响到以后画院中一些画家，特别是他“墨竹一派”的创作技法，至今仍为后来形成的“龙城画派”所继承。
明朝洪武末年，萧县新来了一位知县，名叫郑恕。据《中国人名大辞典》介绍：“郑恕，仙居人，字本忠，能赋诗，善书画，好古博雅。家甚贫，一介不妄取。后为昌国训导，知萧县。靖难师破萧，恕死之。福王时谥惠节。”郑恕在任时，在书画方面不仅继承了苏轼文人画的传统风格，而且为当地一些文人画家遮风挡雨，扶植他们成长。在郑恕的身体力行和直接关怀下，萧县先后有许辉祖、王之麟、王国辅等一批青年书画家脱颖而出，在徐淮一带颇有影响，为以后“龙城画派”的形成从理论上和队伍上以及作品题材风格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继之而来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都给我国旧的文化体系以摧枯拉朽般的冲击。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广为传播，推动了萧县书画进一步的“平民化”。
民国初年，王子云在第一高等小学任美术教师，先后发现、培养了诸如刘开渠、王肇m民、欧阳南荪、刘梦笔、卢致远、许克书等一大批书画新秀。
30年代，萧县习画、练字之风日盛。县内小学竞相开设了美术、书法课，在孩子们的心灵上及早地播下了艺术的种子。后来，王子云去北京国立艺专和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任教，又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学生先后去外地艺专学画。其间，萧县去杭州、上海、北京、徐州、苏州等地美专学习书画的就有数十人。当时，国立西湖艺术院（杭州美专）共有江北学生6人，除李可染为徐州籍外，王肇民、刘梦笔、欧阳南荪、朱德群、卢致远5人均为萧县人。之后，进入该校学习的还有蒋瑞云（女）、朱广明（女）、郑忠方等人；许克书（女），系苏州美专的毕业生，是当时萧县三位女画家之一；罗丹，系萧县在上海艺专最早毕业的学生。
1928年，萧县民众教育馆在欧阳南荪和侯子安的倡导、主持下成立了“美术研究会”。会员有毛羽毛、段庆成、范荣祖、白菊如、郑衍俊、冯雨邨、吴忠和等30多人。1930年，又成立了“东方画会”。他们定期开展活动，进行作品观摩，并举办古今画展，相互砥砺，切磋技艺。另外，间或由侯子安讲授山水画的构思技法。那时，欧阳南荪任实验小学美术教师，利用课余去讲授人物素描和花鸟画创作；冯雨邨则讲授书法的基本要素和品评的技巧。一时间，一个不足万人的萧县城，学书习画，争先恐后，沸沸扬扬。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王子云、刘开渠师生二人，在乡亲们的激励、支持下，相继走出萧县，步入徐州、北京、杭州等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他们利用较为优越的学习条件，广征博览，尽情地汲取古今中外前人创造的艺术精华。后来，二人又先后到了法国巴黎深造。先是学习人体素描和西洋油画。未久，因为主观上奋斗目标的转移和客观条件的许可，都改攻雕塑，迅速地取得显赫成果。1935年，巴黎出版的《现代美术家辞典》介绍了他们的艺术成就。这不仅是他们二人和萧县人的殊荣，而且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30年代，他们先后返回祖国搞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工作。不论是在古都北平，还是在西子湖畔，或是驻足在巴山蜀水，他们对于家乡总是一往深情，希冀“龙城画派”的重新崛起：而家乡有志致力于书画事业的后生们，也常以他们二人为楷模，鞭策自己在艺术上不懈地进取。
1938年春夏之交，萧县沦入日军之手，“东方画会”这一群众团体不得不停止活动。成员各奔东西，共赴国难。但是，它对于书画传统的赓续，让“龙城画派”世有传人，永为后人所铭记。
改革开放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文化园地，百花竞艳，万紫千红。使萧县书画创作，日趋繁荣，跨入“黄金时代”。画坛宿将、新秀竞相争辉。
萧县书画，由地主豪绅的厅堂、文人的书斋走进寻常百姓之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她从新石器时期开始萌芽，成熟于汉代，兴盛于刘宋，发展于唐宋元明各朝，盛行于乾嘉，繁荣于20世纪之末。纵观其发展的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萧县是传统文入画成长的沃土，这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昭示了她之所以能在萧县产生发展和繁荣，其中对书画的普及是一个关键因素。
1981年，全国第一家县级书画院——萧县书画院成立，这是一个以书画创作和研究为主的事业单位，同时开展书画展览，对外交流，组织辅导全县书画活动。县书画院还与有关单位合办了两所艺术（美术）高中，每年都为高等院校输送一批书画人才，至今学而有成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已超过千人。
此外，全县城乡书画培训班星罗棋布；电视函授大学、宿州市联合大学、县老年大学都开办了国画和书法班；相继成立了“萧县书画学会”等30多个书画社团，县城开办了70多家书画装裱店。1987年，由省投资在萧龙士故乡——萧县刘套镇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民书画院。这些措施的实施，将书画艺术传播到千家万户，使学习传统文人画的热潮，由城镇、机关向厂矿和农村、家庭延伸。
萧县书画还通过不同时期和不同层次的展出与交流，逐步提高了画乡在国内外的声誉。建国以来，萧县在县内外举办画展670多次，其中包括省级以上大型画展70多个，影响较大的有宁、沪、穗、蓉和北京“萧县书画精品展”，还举办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四届书画艺术节，以及郑正一行台湾高雄书画展、欧阳龙法国巴黎画展和薛志耘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画展等；另外，还有在国内外数十名萧籍画家的作品，通过送往迎来，先后交流到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法国、英国、西德、日本、新加坡、泰国、西班牙、瑞士、卢森堡、意大利、巴基斯坦、荷兰、希腊等10多个国家；已出版书画集70多部；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书画队伍已达3万人之众，涉墨成趣者近3000人，参加县以上展出者1200多人，在国家、省、市级刊物发表作品者200多人。少儿书画活动也呈现一派勃勃生机，仅实验小学在国内外获大奖者就有200多人次。全县群众性的书画活动促进了书画市场的繁荣，全县书画装裱店发展到近百家，龙城镇形成了书画一条街，促进了萧县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20多年前，《中国青年报》曾以“之乡”集锦为题，把“国画之乡——萧县”列为“十大之乡”之一。而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化报》、《中国书画报》、《农民日报》、《工人日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安徽日报》和《朵云》、《书法》、《书与画》、《国画家》、《国画世界》和《中国书画》等报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等近百家新闻媒体，或报道萧县书画活动，发表萧县书画家作品和评论，或宣传画乡风采，这些都给萧县人民和书画家以很大鼓舞，提高了萧县在全国的知名度，推动了萧县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