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宣传纲要

① 党的生日为什么订在7月1日

【党史ABC】系列之一：党的生日为何定在7月1日？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

30日晚上，在召开最后一次（也即第六次会议）时，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

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是7月23日，为什么党的生日却定在7月1日？

要解开这个谜，必须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处于秘密状态，从事地下斗争，没条件庆祝。时间一长，对于这个秘密召开的会议，参会人员只记得是7月暑假，准确日期就记不清了。

当中共中央第一次决定要庆祝党的生日时，正处于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反动派封锁的年代，也没有条件去查证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

第一个明确提出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的中央领导同志是毛泽东。

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

1939年、1940年“七一”前后，中央和一些地方报刊均发表社论或消息庆祝党的生日。

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中说：

“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

这是全党第一次大规模地举行纪念党的生日，也是中央文件中正式规定“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

后来根据党史专家的考证和新发现的史料，确定党的一大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但是“七一”这个光辉的日子早已深入民心，所以就没有再做改变。

②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哪一年哪一天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23日。

中国历经多年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和绝大多数沿海岛屿取得全面胜利，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中华民国国军，迫使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澎金马，并在1949年于北京建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至今为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在中国大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执政党。

(2)抗战宣传纲要扩展阅读：

共产党名称由来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曾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才改称为“共产党”。

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他，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③ 为什么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

因为1938年5月，中共中央准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时，一大出席者毛泽东、董必武等都只记得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日期，就把7月的月首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

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从此，7月1日便被象征性地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1941年7月1日，党的重要报刊都发表了社论，《解放日报》还以一个整版篇幅登载“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发表了朱德写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林伯渠写的《中国共产党与政权》、吴玉章写的《我和共产党》等纪念文章。

在此前后，该报还大量报道了延安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举行纪念党诞生20周年活动的情况。这是建党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纪念活动。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正式固定下来了。

党的一大开幕日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清楚，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考证成果，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虽然党的诞生纪念日并不是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但“七一”这个光辉的节日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成为人们每年进行纪念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成为中国节日文化的一部分。

④ 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而丢到诚信的例子

、费无极为自己的利益劝楚平王娶自己未来的儿媳妇。
楚平王本为了联秦制晋，让其子太子建与秦女孟嬴联姻。派费无忌到秦国去迎接秦女孟嬴，孟嬴甚美，孟嬴绝世美丽，天下无双，便劝平王自己娶她。
平王好色，强纳儿媳，费无忌也转为侍奉平王。由于担心太子建登位后对自己不利，于是不断离间平王和太子建。
迫害太子建与伍奢全家，伍子胥侥幸逃脱到吴国，给楚国大乱埋下了伏笔。后来费无忌与鄢将师妒忌左尹郤宛击败吴国，杀其全家，伯郤宛之子伯嚭奔吴国。
2、汪精卫为了个人利益叛国
汪精卫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
汪伪政权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
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任务：诸如“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
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3、周佛海为个人利益先叛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叛国投降日本人
周佛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早年留学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
“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国民党中委。
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
周佛海于1946年11月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次年经蒋介石因其抗战中期有功签署特赦，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狱中。

⑤ 谁有民国时期和日军占领时期的横幅标语内容！~

“大东亚共荣”和“武运长久”“效忠天皇”
“平和”、“幸福”是日军在占领区的宣传口号，意思是日军给日占区带来的将是和平、幸福；
“健康”、“卫生”，指的是日军的随军慰安妇、军妓，意思是……
日本对中国占领区的奴化宣传教育办法

日本进行宣传工作有一系列方法，最为典型者如下：

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颁布严格的治安维持法和警察治安出版法。

这些法律将任何有抗日思想或“足以引起抗日思想”的言论、出版和行动都列在绝对禁止之列。一切报章杂志书籍的出版都受特务机关最严格的审查，所有情报消息电讯都由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司统一供给，任何丝毫的违反都会受到最残酷的极刑。在日本的严密监督下，华北沦陷区的新闻论调做到了名副其实的“清一色”，侵略理论、汉奸理论、日本优越论、反共舆论是各种新闻媒体的基本承载内容。

改组学校，将教育改造成宣传日本侵略政策方针的得力工具。

日寇占领北平后便即刻“改组”各级学校，将北大、平大、师大合并为“北京大学”，任命汉奸汤尔和为校长。随着军事占领范围的扩大，铁蹄所到之处立即组织新民中学、新民小学，并创办新民学院作为高等汉奸培养所。这些学校的教师都曾受严格审查，并在特务机关监视下工作，稍有不遂立刻大祸临头。与此配套的教科书相继出台。以日文部省编修科科长藤本万治任主编的编委会对中国沦陷区的教科书进行了全面删改和重纂，并陆续编辑出版了侵略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教科书和配套参考书。据不完全统计，至1939年夏，已编辑、审定并出版二百五十余种中小学教科书，在沦陷区强行推广。教科书的编审方针据伪《新民报》载，是“扫除一切抗日思想，排除三民主义”，并“从历史来证明日满支共存共荣的连环关系”。教科书完全失去了传播知识的基本功能，成了日本精神上灭亡中国的宣传品。

对民众大肆恫吓，威逼其屈服。

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宣传纲要”第一条明文规定：宣传要“使人民信服皇军的威力。”显然，侵略军军事威力的显现，惟一的办法是疯狂显示其杀人放火方面的野蛮，故不惜为达到其宣传目的而恣意纵火焚烧，奸淫掳掠；特别在抗战初期大力推进占领地区和抗战中期的“扫荡”战中，对抗日根据地的“武力宣传”更为残酷，企图以其野蛮行为印证日本不可战胜的宣传口号之“真实”。如日军为保护铁路，在“爱护村”所张贴的石印大宣传布告中就有这样的公开恫吓：“……其各凛遵……以免祸及全村。”这就是说：要你“护路”，如不“护路”，就烧杀你一村。事实上敌寇也的确是这样做的，而且绝不只限于护路方面，其囚笼政策和蚕食鲸吞中，都以此为必用工具。

重视“行动宣传”，诱引中国人拥护伪政权，做敌寇忠实的奴隶。

特别是抗战进入中期阶段、日寇确定“以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后，其对政治手段的应用更形积极。除利用喉舌机关拼命宣传皇军及各地伪政权“德政”、造谣诬蔑抗日势力外，还煞费苦心采取攻心伎俩的“行动宣传”，如在沦陷区曾组织“敬老会”，见老人就敬礼，表示尊重；见了小孩就抱一下，还给糖果表示亲热；碰见老百姓婚丧大事也参加送贺礼、吊孝，表示关切；还将以前用大炮轰开的坟墓动手修好，表示“尊重”中国人的习惯。另外，敌寇还组织各种“新民合作社”专门廉价出卖掳掠物品，销售汉奸的新民生主义，意图树立口碑，使中国人民不自觉地沦为其宣传工具。

敌伪在华北的宣传活动在当时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效果：它为无耻的汉奸文人和部分卖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自己投敌叛国的理论，散布了其对中国的奴化思想;帮助了它的军事进攻与政治进攻，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中国的欺骗宣传活动、侵略理论直到现在仍阴魂不散，对其的注意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警戒意义。

为了巩固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当时有一句宣传口号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

⑥ 谢和赓的人物生平

1933年在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中央派他回到广西老家，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
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总参谋长，谢和赓被白崇禧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在武汉时，白崇禧让谢和赓写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谢和赓找到李克农，请求党组织给予帮助。李克农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谢经过三天三夜，终于写成，由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李克农连夜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推敲文句，对讲演稿进行了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农便将周恩来用红笔改动过的讲稿转交给谢和赓，告诉他说：“恩来同志删的是白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本着白的军训部长的地位讲话。同时，恩来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按照李克农的指示，谢和赓急忙复写了两份，毁掉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将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办公桌上。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谢和赓起草的讲演稿，向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训话。
1942年，谢和赓被中共中央派往美国做秘密调研统战工作。1946年毕业于美国国际事务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莹（著名演员、现代女作家）因“共产”嫌疑，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二人于1955年回到北京。
谢和赓后曾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因“鸣放”期间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
因周恩来和董必武相继出面干预，谢和赓一年后得以重返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狱。
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谢和赓的情况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释放谢和赓出狱治病；同年5月15日，谢和赓总算重见天日，但出来时精神已近失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后在外交部工作直至离休；后任中华诗词学会首届顾问，国际友人研究会理事，北京诗书画学会常务副会长。 谢和赓，1912年12月25日出生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这是一个书香门第。但是影响谢和赓日后人生追求的，是二哥谢铁民。
二哥谢铁民觉醒很早，在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期间，他就已经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1927年，是国民党清共的一年。7月11日，谢铁民不幸被捕，同年10月14日，在桂林丽泽门外英勇就义。在这种形势下，新中国学社被迫解散。谢和赓的生活又暂时恢复到了平静，当然这种平静只是表面上的。
1932年秋，一封来自天津的油印信打破了谢和赓平静的求学生活。信的大意是：值此日军侵华，国家濒于危亡之际，我西北军中的爱国分子，已向平津及各地青年发出号召，亟盼大家觉醒起来，马上要求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放弃不抵抗的政策，积极筹备全国的抗日战争……
油印信附有钢笔留言：“和赓先生……据我的一些友人……提到先生在北平各大学宣传进步思想和宣传抗战的努力，殊为佩服……西北军许多爱国将领正枕戈待旦，一俟时机成熟，即号召军民，尤其爱国青年……展开全国抗战运动……”信函署名“西北军中的抗日分子”。这封来信，犹如边疆升起的烽火，军营中的号角，极大地激发了谢和赓的热情，他也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12月，谢和赓的内心被这封热情洋溢的信，炙烤得热血沸腾，他决定奔赴察哈尔抗日前线。就这样谢和赓参加了西北军，协助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1933年2月谢和赓加入中国共青团，在宣侠父等人的介绍下，3月即转为了共产党员。
同年5月，抗日同盟军成立。在刚刚当了三天三等兵后，谢和赓被吉鸿昌委任为上尉秘书，并兼任司令部教导队教员，成了一个连升八级的“火箭炮”式的军官。之后他便随吉鸿昌转战南北，可是不到半年，由于抗日同盟军实力太薄弱，受到日、蒋的夹击，于九月宣告失败。吉鸿昌、宣侠父、谢和赓被迫转移。
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加紧，中华民族日渐危急。此时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也因时而变，由过去的“反蒋抗日”逐渐发展为“逼蒋抗日”。如何能“逼蒋抗日”，争取国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成为我党亟待解决的一件大事。
在经过一番决策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从外围入手的策略，利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借力打力，达到“逼蒋”之目的。桂系作为国民党地方派系中的实力派，成为这次统战工作的重点之一。
随后，中共决定派宣侠父、谢和赓参与到对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中。南下前，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向谢和赓交待了工作的原则：第一，站稳脚跟后，调查研究桂系上层军政情况；第二，设法争取接近李宗仁、白崇禧；第三，秘密进行发动全国抗日宣传鼓动工作；第四，每月或两个月，写信给天津吉鸿昌的饭店经理，随便说几句无关紧要的生活上的话，不用真名，就算未失掉组织联系。上级还特别指示这次工作为绝密，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他是共产党员，只能同宣侠父单线联系，受周恩来、李克农直接领导。
随意出入李宗仁、白崇禧住处的共产党员
1934年元月中旬，谢和赓持吉鸿昌信函到泰山五贤祠见冯玉祥。在二人一番闲聊之后，冯玉祥知道了谢和赓原是自己部下，又是李、白的同乡，便照吉鸿昌的意思给谢和赓开了封介绍信。冯玉祥又答应谢和赓给李济深写信，请李济深向李宗仁、白崇禧推荐谢、宣二人。
由于桂系在崛起过程中得到过李济深的支持和帮助，李、白自然对李济深的来信很重视，便决定先留下宣侠父和谢和赓，然后再具体安排工作。
为了能早日在桂系内部站稳脚跟，谢和赓只有倍加努力，可是他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更不可能在战场上一展身手。如何能展现自己？他最终还是决定从文入手，用自己最拿手的东西去打动人。
谢和赓花了几天的时间，将自己在大学期间的笔记和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撰写了《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概观》一书。书稿写成之后，谢和赓以自己和同学马仲孚（白崇禧内弟）合著的名义出版，又请了白崇禧的高参刘斐作序。这次之后，谢和赓又接连写了《论美国倾销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谈广西的对外贸易》等几篇文章，并分别呈给李宗仁、白崇禧加以指正。
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后，谢和赓开始受到白崇禧、李宗仁的欣赏和器重。
除了在工作上展示自己的才能之外，在生活中获得他人的好感对地下工作者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有的时候应对这种问题只要心细就可以。
白崇禧人称“小诸葛”，他向来是很爱读书的。谢和赓在白崇禧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便明白了这点。
于是谢和赓就利用自己读书的经验，再根据白崇禧的喜好，每周都精心地选择三五本书放在白崇禧的床头柜上，供他阅读。这一点深得白崇禧的欢心。
当然，有的时候光心细还不够，还需要胆大。一次，白崇禧突然很着急地来找谢和赓，他对谢和赓说自己的岳父在桂林出意外骨折了，很严重。他问谢和赓能不能帮他跑一趟，处理一下，他走不开。谢和赓说：“由于时间紧迫，最好是请名医乘飞机去处理老人家的事情。”为了表达“忠心”，谢和赓立即要求立即动身。
桂系军队有自己的空军，但是力量不大。此时只有用日本零件组装起来的教练机可用，这种飞机可靠性不高。谢和赓不管这些，马上在当地找了一位名医飞往桂林。白崇禧的岳父得到了紧急救治。白崇禧非常感谢，硬要塞给谢和赓200元聊表心意，谢和赓坚决不要。白崇禧实实在在在心里很感谢，一再要求谢和赓收下，谢和赓就收下了50元，意思了一下。这件事让白崇禧对谢和赓的好感急剧上升。
通过生活上、工作上点点滴滴的积极表现和努力积累，谢和赓逐渐取得了白崇禧的信任，并日渐得到重用。
1934年冬，谢和赓被派任广西工商局研究员及建设厅工商科一等科员。在建设厅工作期间，他起草了一些计划和章程，其内容基本都迎合了当时桂系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因而受到了李和白的嘉许。谢和赓在当差四个月之后，即被授予一枚第五路军总部的“特别出入证章”，凭这个证章，无须岗哨通报，可随意出入李和白的住处。
中共北方局在选派谢和赓回广西的时候，同时也委派了宣父侠前往。谢和赓自己安定下来之后，曾多次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提过，说宣父侠在黄埔以“文武双全”著称，极擅于做联络工作。在几次交流之后，宣父侠被委任为“广西绥靖公署的上校咨议”。
谢和赓和宣侠父在桂系当中站住脚跟之后，常常在工作之余去邕江畔的临江花园秘密接头，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商量应对之策，并向中共组织汇报一些有关桂系上层的情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转折点。蒋介石开始放弃不抵抗政策，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全国人民走到一起来，形成了一个精诚团结的局面。在此时，需要每一个人都放下一己之私。
8月2日，蒋介石电邀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计。李宗仁和其他军队领导却反对白崇禧应召前往。一方面是因为李宗仁对形势判断错误，认为日本人不可能行动太快；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白崇禧足智多谋，李宗仁对其十分依仗，担心蒋介石搞阴谋诡计。对此，白崇禧也举棋不定，一时难以抉择。
谢和赓此时是十分着急的，他担心过多的猜测会打破合作的诚意，并最终导致合作的搁浅。全民抗日，向来是谢和赓所主张的，更何况此时已国难当头。
谢和赓觉得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于是他连夜写了一封长信直呈白崇禧。在信中，谢和赓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日本蚕食中国的政策只会加快，绝不会改变；国共的矛盾将成为次要矛盾，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现在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抗战，共产党也表示要放下“前仇”，与国民党携手抗战，抗日救亡必将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主题，在这种时候蒋介石不会也不可能一意孤行，与全民抗日背道而驰。
谢和赓建议此时白崇禧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摈弃成见顺应民心，迅速赴京。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面抗战，而只有实现了全面抗战，桂系才能借机打出广西，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蒋介石的统治区，从而提高桂系在全国民众中的声望。这样李宗仁、白崇禧才会成为广大人民拥护的英雄。
按照常理来说，谢和赓写这样的一封信不符合“官场规矩”。好在白崇禧对他非常了解，知道他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白崇禧读罢长信，觉得这位“才子”言之有理，蒋介石绝不会“冒天下大不韪”，在这种外敌当前的情况下，扣押他这个桂系二号人物。他暗自佩服谢和赓这个白面书生“有胆有色”，且“深明大义”。
1937年8月4日，白崇禧决定飞赴南京，临行前他要求谢和赓一同前往。谢和赓之所以得以同行，完完全全是长信的作用。当天下午，一行人到达南京下关机场。
自8月5日起，谢和赓开始在白崇禧办公室中处理日常的文件和函电，成为白崇禧的机要秘书。9月，在白崇禧的推荐下，蒋介石又委任谢和赓为大本营国防会议的唯一秘书，任务是在秘书长张群的指导下，作国防会议的记录和会议需办的事务工作。
进入10月，战局加紧，日本人开始步步向首都南京靠近。谢和赓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综合情况，总结抗战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写成了一份一万两千多字的建议书——《全民性全国军事总动员纲要》。
谢和赓一方面通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李克农把这篇文章转呈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又呈给白崇禧。
此时白崇禧这位桂系的“小诸葛”，已经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副参谋总长，成为事实上的蒋介石的头号智囊。“小诸葛”的确名不虚传，制订的战略战术，在抗战中日渐显露成效。白崇禧对此文大加赞赏，并采纳了其中的一些意见，将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流传一时成为抗日名言。
后来李宗仁知道了，也说：“和赓很行！”也许是对他过去当众批评过谢和赓的补偿，谢和赓被破格提升为上校。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12月1日，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兵临城下。南京沦陷前三天，谢和赓随指挥部前往武汉。
1938年2月，韦永成和程思远在汉口的时候，极为郑重地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并不是他们自己提的，而是由蒋介石的侍从室转达的。
韦永成和程思远说：“白副总长身边的参议刘仲容和机要秘书谢和赓应该加入国民党了，这是委座的意思，……”李宗仁和白崇禧一听这话也觉得很对，既然都已经身居国民党的要职了，怎能还不是国民党党员呢？他们当即指示谢和赓，要谢和赓马上写“入党申请书”，递交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吴铁城秘书长。
谢和赓立刻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问题要特殊考虑，要求谢和赓照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思办理，避免出现意外。谢和赓起初也打算照办，不过后来他又发现在国民党入党手续不严密，有空子可钻，所以他又决定蒙混一下。办理完入党的手续之后，按理说是要寄送表格到中央党部存档的，但这些事一概由谢和赓自己负责，所以在寄送表格的时候他将自己的扣了下来，而只寄出了刘仲容的。当时时局紧张，李宗仁和白崇禧公务繁忙也就没再过问此事，所有人都想当然地以为谢和赓是国民党员了。谢和赓就这样玩了一个瞒天过海，最终也没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在武汉失陷之前，下发了军事部门高级人员，填报文官登记合格证的通知，这样能使军队工作的文官取得一定的文职资格证，转职升职时不致发生“资格不合格”的情况。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了培养谢和赓，马上要他登记“文官登记合格证”，使谢和赓得到“文官八级”的资格。这样一来，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后若是有机会提拔谢和赓当文官次长或市长、厅长时会更加方便，“广西需要为抗战胜利储备人才”。
谢和赓一面向李宗仁、白崇禧“表忠心”，并迅速按照李、白的想法，用他们的介绍信，填好文官登记合格表，报送国民政府考试院诠叙部纽永建部长审批，一面又将此事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知晓。周恩来在听说之后，觉得这是好事，应该抓住，一来这能让李宗仁、白崇禧误以为他希望升官发财，另外也可以为谢和赓以后的进一步潜伏埋下伏笔。
在李宗仁、白崇禧的“关怀下”，很快谢和赓就拿到了“八级文官合格证”。谢和赓成为这次登记中唯一获得八级的军官，同时也是最年轻的军官。周恩来在获悉此事之后，称赞谢和赓道：“和赓，你这一着走得很对，让他们（指李宗仁、白崇禧）深信你有升官发财的愿望哩！太妙了……”
随白崇禧在南京的时候，谢和赓曾经写过一份一万多字的建议书。书成之后不仅受到了多方的表扬，而且给各方留下了一个能文的印象，大家都认可谢和赓是个有才之人。
1938年3月，国民党军组织师长以上将领在武昌集训，白崇禧要到会发表演讲。他把讲话稿交给了谢和赓和另外两名秘书，限他们各自完稿，一周内呈阅。
很明显，白崇禧交待这份差事不仅希望拿到一份讲稿，还带有考察部下之意。
谢和赓不敢怠慢，下决心要拿下，他奋战了三天三夜，总算拿出了一份初稿。虽说全文有一万四千多字，但谢和赓心想，文章光有“量”还不够，关键还要有“质”，必须请合适的人修改。请谁修改呢？谢和赓想到了李克农，他想叫李克农转交给周恩来斧正。
李克农当即呈送给周恩来，请周恩来改稿。周恩来连夜认真修改。次日，谢和赓过江去取稿，到家中时打开稿件一看，周先生已用红笔删去了两千多字。
谢和赓顿时喜愧交加，愧的是自己作文、做人经验确实有限；喜的则是经周恩来一改后文章的确明晰不少。李克农也说：“讲稿改得很好，这才完全体现了白崇禧军训部长的地位、立场和口气，避免使用指责国民党中央军脱离群众的语气，也避免使用指责政治部工作缺点的字眼……原稿所提出的政治训练原则、方法，与我党的太相似了，应当改一改。”
谢和赓将原稿修改之后呈送给了白崇禧。白崇禧训话当天早晨，通知写稿的三人一起乘车前往。一路上谢和赓忐忑不安，不知道白崇禧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一直到训话开始，谢和赓的心才落了地。
其实，白崇禧并没有照稿子念，但训话的内容与谢和赓所起草的完全一样。谢和赓欣喜万分。可是谁能想到，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国民党军官的训话稿，竟然是由一个共产党员起草的，又由另一个共产党员修改完成。 谢和赓与白崇禧夫人马佩璋的表妹杜荣结婚，博得了白崇禧的更深信任，但却牺牲了自己的感情。由于两人志不同道不合，结婚不到一年就同屋分居了。但为了党的事业，却仍在维持着婚姻关系。白崇禧理解谢和赓感情上的尴尬，也没过多责怪他。
王莹1915年出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活跃于我国剧坛、影坛、文坛的当红明星兼作家。由于受当音乐教师母亲的影响，她从小就喜欢音乐和文学，15岁入党，曾在上海艺术学院戏剧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暨南大学、中国公学等名校就读，还到日本留过学。她因主演夏衍创作的国防戏剧《赛金花》而名噪上海滩。上海观众都爱看她出演的话剧和电影。她以清新隽永的文笔撰写的大量散文、游记和影评常见诸报端。谢和赓平日爱看王莹主演的电影，喜欢她纯真、朴实而又含蓄深沉的表演风格；还爱读她写的作品，是她忠实的“追星族”。
抗战开始，由洪深，金山率领的“上海抗战演剧二队”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第五战区宣传抗日救亡。当“二队”到南京后，李宗仁、白崇禧派谢和赓去探望。王莹是“二队”的队委兼台柱。谢和赓第一次见到崇拜的明星王莹。两人似乎心有灵犀：谢和赓猜想她肯定是党内的人。王莹对谢和赓的爱国热情、正派和直爽也颇有好感，但又对他的国民党军官身份感到惋惜。过后，二人在公务上有了来往，彼此间了解渐深，更觉投缘。谢和赓还坦率向王莹倾诉了自己不幸的婚姻，博得了她的同情……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谢和赓跟随白崇禧的第五战区司令部一路撤退，回到广西桂林。李克农也在桂林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抗战以来，“抗敌演剧二队”和桂系关系一直很好。1939年春天，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邀请金山、王莹率领“二队”到桂林演出，打算由广西省政府资助他们赴南洋演出，向华侨宣传抗战，募集抗日救国的资金和物资。到桂林后，演剧二队改名为“中国救亡剧团”。
有一次，李克农与金山、王莹站在公路边谈出国演出的事。看见谢和赓坐车过来，李克农大声招呼：“谢和赓！”谢和赓不敢答应。谢和赓和李克农是单线联系，有第三人在场，是绝不允许交往的。
可再仔细看，李克农身边却站着金山与王莹。他此次乘车出来，就是奉白崇禧之命给剧团送演出经费的，犹豫片刻，还是下车与李克农相见了。这下，王莹恍然大悟。她惊喜地叫了一声：“同志！”谢和赓看了她一眼，没敢吭声就上车走了。过后，周恩来将李克农狠狠批评了一顿……
桂林沦陷后，大家都到了重庆。谢和赓与王莹的关系更密切了。但在重庆，包括郭沫若、田汉、范长江等大多数进步文化人都极力反对他俩的爱情关系。有人甚至责骂王莹“甘当军阀走狗的侍妾”；有人希望周恩来干预。周恩来早就知道王莹和谢和赓恋爱，也知道谢和赓原来的婚姻情况。周恩来请大家“要相信王莹，不要干涉她的私事”。国民党方面也有人向白崇禧告状，要他警惕共党对谢和赓施美人计。王莹与“中国救亡剧团”到南洋演出为桂系募集得大量抗战资金。因此白崇禧对谢和赓与王莹的亲近从来没有过片言指责。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了争取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国共两党都向美国派遣了一批留学生，以在美国各界开展外交和统战宣传。谢和赓和王莹，都被推荐到这批留学人员名单里。
周恩来分别找谢和赓、王莹谈话表示：“你们的恋爱完全正当。到美国后，希望你们相依为命，互相学习、真诚相爱。但为了工作，小谢还不能解除旧的婚约，在旧关系解除之前，暂不能结婚，也不能同居。这是中央的规定。”
1942年，二人分别以国民政府海外部海外视察员、学习员的身份赴美留学。他们遵照党的指示，在美国以未婚夫妇、朋友关系共同工作战斗了八年。新中国成立后，谢和赓收到姐姐寄来的与前妻离婚的判决书及登有前妻与他离婚通告的《桂林日报》，才在1950年2月22日和王莹正式结婚了。这时，他俩年龄都已过了三十岁。 王莹和谢和赓此次赴美，从挤进名单到在美国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扩大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7月，到达纽约之后，谢和赓先后进美国世界事务学院和美国西北大学费城州立大学研究院学习。王莹进入了贝满学院和耶鲁大学去学习，另外还在邓肯舞蹈学院学舞蹈。谢和赓接办了华侨报纸《纽约新报》，任代总编辑，负责翻译和撰写社论的工作；利用这个舆论阵地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争取广大爱国华侨和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王莹被推选为中国代表参加了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她用谢和赓为她撰写的讲稿登台演讲，向美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宣传中国抗战情况。她还到美国各地的工厂、学校去演讲，用英文演唱中国的抗战歌曲，大大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
她还组成中国剧团，首先应美国罗斯福总统夫妇邀请，到白宫演出；随后，又率剧团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他们的国际统战工作，受到罗斯福总统和夫人的高度评价。
建国后，王莹、谢和赓一直在准备回国。一时间“麦卡锡”反共风潮弥漫全美。1954年，夫妇俩身份暴露，双双被美国移民局投进了哀离思岛监狱。美国当局威逼他们加入美国籍。王莹、谢和赓严正地说：“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绝不加入美国籍！”周总理得知后，马上指示外交部，通过第三国向美国进行交涉。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战俘换回了王莹和谢和赓。
1955年元旦之夜，他们回到北京，受到董必武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说：“你们夫妇俩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你们的使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两位历经坎坷从未落泪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激动地流出了热泪。谢和赓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编辑室任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后来调外交部工作。王莹则到北京电影片厂担任编剧。
由于上世纪30年代时，江青曾与王莹争演话剧《赛金花》主角。1966年，王莹和谢和赓一起被以“美国特务”罪名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情况，立即下令放人。被关8年，谢和赓两耳失聪，不能言语，丧失思维能力。而王莹一年前已被摧残致死。
1979年7月6日，文化部正式为王莹平反昭雪；随之，王莹著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宝姑》和《两种美国人》也相继出版。

⑦ 找古今中外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别人的利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事例，比如杀妻求将

1、费无极为自己的利益劝楚平王娶自己未来的儿媳妇。

楚平王本为了联秦制晋，让其子太子建与秦女孟嬴联姻。派费无忌到秦国去迎接秦女孟嬴，孟嬴甚美。费无极渲染孟嬴绝世美丽，天下无双，便劝平王自己娶她。

平王好色，强纳儿媳，费无忌也转为侍奉平王。由于担心太子建登位后对自己不利，于是不断离间平王和太子建。

迫害太子建与伍奢全家，伍子胥侥幸逃脱到吴国，给楚国大乱埋下了伏笔。后来费无忌与鄢将师妒忌左尹郤宛击败吴国，杀其全家，伯郤宛之子伯嚭奔吴国。

2、汪精卫为了个人利益叛国

汪精卫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

汪伪政权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

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任务：诸如“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

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3、周佛海为个人利益先叛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叛国投降日本人

周佛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早年留学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

“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国民党中委。

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

周佛海于1946年11月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次年经蒋介石因其抗战中期有功签署特赦，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狱中。

(7)抗战宣传纲要扩展阅读

费无极谋害太子

楚平王即位后，任命伍举之子连尹伍奢为太子太师，任命宠臣费无极为太子少师，太子建尊重伍奢而嫌恶费无极，费无极暗自衔恨。

楚平王二年（公元前527年），太子建年十五岁，费无极对楚平王说太子建可以成家。楚平王为太子建聘娶秦哀公的长妹孟嬴为夫人，命费无极到秦国去迎亲。

费无极发现孟嬴貌美，而费无极是一个小聪明层出不穷的野心政客，急于爬上宰相的位置。当孟嬴到郢都后，费无极劝楚平王自娶。

楚平王好色，不管儿子作何感想，居然掉包，让一名齐女冒充孟嬴，自娶孟嬴为夫人。由此，楚平王对费无极就格外宠信。一年之后，孟嬴生下一个儿子熊轸（楚昭王），丑闻也开始泄露。

楚平王六年（公元前523年），费无极由于担心太子建登位后对自己不利，楚平王采纳费无极的建议，派太子建去镇守城父，名义是派太子建管方城以外，由楚平王自己管方城以内。

楚平王七年（公元前522年），费无极诬告太子建与伍奢密谋以齐、晋为外援发动叛乱。

楚平王信以为真，召见伍奢，严加诘问。伍奢规劝楚平王不要亲小臣而疏骨肉，楚平王执迷不悟，把伍奢关押起来，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死太子建。

奋扬情知太子建无辜，暗中派人先去向太子建告密，自己不慌不忙上路。太子建逃到宋国去。于是诏杀伍奢及两个儿子。

伍奢的二儿子伍员（伍子胥）识破奸计，并逃跑。楚平王杀死伍奢、伍尚，并下令画影图形，到处捉拿伍子胥。伍子胥逃奔到吴国。

⑧ 我的生日比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晚3天

“一大”的召开时间是年7月23日至8月初，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党正式成立，从此，党领导全国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书写了翻天覆地的历史篇章。既然党的“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那么为什么把党的诞生时间定为7月1日呢？这里还有一段历史的渊源。

最早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的，是同志。年5月26日至 6月3日，他在延安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说到：“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一周年”。这是中国党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把“七一”作为诞生纪念日。这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和董必武两人，由于隔了十几个年头，再加上手头没有确凿的历史材料，他们已经记不清“一大”召开的准确日子，只记得是在年夏天，天气炎热。于是就决定把7月的月首作为党的纪念日了。

《论持久战》的演讲发表不久，年6月12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将7月1日至7日定为周年纪念与建立17周年纪念宣传周。6月24日，发表了《关于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从此，7月1日被作为建党纪念日固定下来。

准确的说是年7月23日

⑨ 做汉奸时的汪精卫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注：见《汪伪十汉奸》，第54页。）言外之意是被强适逼得如此。日本蛮横，汪君怯懦，顶不住，只好逆来顺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页。）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求和”、“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注：见《汪精卫传》，第146页。）
恐日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注：见《汪伪十汉奸》，第226页。）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寇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诱向卖国求荣的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而汪精卫之羽翼周佛海对中日之战也有“妙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卫以及身边的“急和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看到了中日之间硬力量的差距，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和坚忍韧性无从认识。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按照“重光堂密约”，汪精卫企图拉拢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宣布脱离中央，但立遭拒绝。汪精卫此时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根本无法对板垣的奚落做出回应。对于日方顺势提出的得寸进尺的新密约，说不出半个不字。
而此前，汪精卫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内数月不理不睬，当时的汪精卫曾感到从未有的孤独和寡助，只能“诗酒自娱”。对此，日本想拉拢而未成功的军阀吴佩孚有锥心之论，“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之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汪精卫此时已成傀儡，此后汪日密约又被高宗武、陶希圣曝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寇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竟然还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说以前的汪精卫真是上当受骗，真是对日本心存侥幸，这时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②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汪精卫在沦陷区竭力推行奴化统治与宣传，以达到与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政权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任务：诸如“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2）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汪精卫等人在沦陷区各学校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并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团训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的理论作为“训导”的基本内容，同时还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并决定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进行对汪个人崇拜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在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
3）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寇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竟然还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说以前的汪精卫真是上当受骗，真是对日本心存侥幸，这时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②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
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其转变原因主要有几条：
（一）汪精卫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战初期，中国在日寇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被成建制的歼灭或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
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共识。
汪精卫出逃之前对抗战是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根本没认识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
当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关头，人民爆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澎湃的爱国热情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抗日国民政府领导下展示了其巨大力量。以抗战中滇缅公路的修建为例。上百万人民在没有现代工程机械助力的情况下，在崇山峻岭的西南边疆地区开出了几百公里的国际生命线。参与修建公路的人民基本没有薪水，甚至饮食都未得到充分保障。但在民国的公路修建史中此公路的修建速度最快，工程造价最低。另抗战中期，为配合盟军战略轰炸日本。后方人民再一次展示了巨大力量。当美军工程顾问人员正在踌躇得不到大马力轧路机时，四川人民硬是用人力轧出了供B－29“空中堡垒”庞大机身起降的坚硬跑道。机场竣工后，美军轰炸机在人们声嘶力竭的欢呼下起降。从四川起飞的美军飞机共在日本投下了几十万吨的炸弹。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汪精卫曾经投身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例。革命党的实力跟清政府比起来悬殊很大。武昌起义的意义并不在于对满清政府的军事打击。在深处中国内陆的武汉，那万把人的革命军对清廷的实际军事威胁并不大。但起义唤醒了人民的反封建意识。随即而来的各省独立和人民运动才导致了清帝的退位。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初期也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斗争。正是有这种“坚持”的精神才最终取得胜利。号称以孙中山先生为“偶像”的汪精卫为什么在抗战中丧失了这种可贵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民众的力量决不能忽视。战后印度的独立运动；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运动；以色列在面对阿拉伯世界围攻下求生存的历次战争，哪个不是实力对比悬殊，哪个不是民众力量的体现呢。抗战中汪精卫的悲观正是源自于“脱离群众”。最终，失败主义转变为投降主义。由此可见汪精卫并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好学生。
（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
汪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认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至于日本到底对中国有无野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兄弟之邦（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详述了。
(三)日本的诱降
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
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么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遗老们，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和唐绍仪，但最后他们一个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个是在答应与日本合作后被爱国青年刺杀。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权的梁鸿志也是北洋余孽，但他们跟汪精卫比，也就是“小字辈”。最后他们还是被紧密团结在以汪主席为核心的伪民国政府里了；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
还有“知白工作”，因由土肥原负责，又称“土肥原工作”。工作来工作去，当事人全都工作死了。有观点说吴佩孚想同日寇合作，但价码太高。又有人说吴佩孚不愿与日寇合作，但躲不开，只能漫天要价。不管怎么说，老吴最后没当汉奸，并且他的死还跟日本医生有关系，所以算是保住了晚节的。
对“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的诱降被称为“桐工作”。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屈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寇“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正在香港进行。蒋认为要利用日寇的心理，不妨跟日寇工作工作，一来打击汪精卫在南京的“和平”运动，二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因为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么就不给你推荐陆相人眩内阁5相缺了一个，您还怎么组阁？所以当时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蒋介石对假工作的实施很费了些心机。出于对抗战有负面影响的考虑（万一传出去，又说不清楚了），决定派那些又不是政府官员，又能跟国民党高层能接触上的人。这些人身份全是真的，但脸可都是假的。全是“军统”特务。其中有个假宋子良，宋子良本是宋子文的弟弟，跟老蒋都算是亲戚。他相片从没在报纸上登过，人又不喜欢热闹，很多人都没见过。这样的人选日本很满意，觉的国民政府派出了这样的人物，起码还是有“诚意”的。鬼子可不知道，这个宋子良真实的名字叫曾广。代表是假，谈判中自然有假。每到日方谈及实质性问题。我们这位曾假代表就“我要请示请示”“这要研究研究”。请示来研究去，把日方都弄烦了，从而怀疑这代表的真实。做了很多调查都调查不出此人的真实身份。谈判中蒋还是有收获，他起码知道了日寇的意图，这个意图没什么新鲜的，停战可以，但要承认伪满，要在中国驻军共同防共等，简单说就是汪精卫认可的那些东西。
与此同时，汪精卫一众人马得知了日寇在进行“桐工作”。汪精卫周佛海等乱了阵脚，按周佛海自己说“一夜都未睡好”。他们为什么乱？汪精卫不是自诩自己的事业是“救国救民”的吗，既然如此伟大光荣正确，蒋介石搞一下你们乱什么？“正义”的事业多个帮手不是很好吗？最后，日方通过门上钥匙孔拍了张假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拿到南京后请同宋子文共事过的汪精卫等人鉴定。周佛海看了照片后大概是惊呼一声吧：这不是小宋！日寇这才明白了重庆方面的意图，“桐工作”自然流产。因香港不归日本管，故也没难为假宋子文，只有让他们回中国了。这是军统在抗战中间谍战的一个侧影，不知这位曾广回到中国后又有什么故事呢……简单的说，日本对汪精卫的诱降是煞费苦心的。做了一个结实的绳套，套在汪精卫脖子上后就由不得汪精卫做主了。绳套一点一点收紧，最后汪主席想喘气就要跟日本商量了。日寇开给汪精卫的条件一开始很宽松，从>；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条件起了质的变化，这很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