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政治宣传

Ⅰ 宣传海报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艺术品。下面是苏联20世纪前期的一组海报。 请回答：（1）图①为

Ⅱ 宣传苏联犯法吗

当然不犯法了，可以说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何况苏联有很多优点，

Ⅲ 前苏联政治宣传画的风格属于哪个流派

苏联时代的那些政治宣传画对我国当时的一些宣传画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像后来的王广义等人的一些作品。这类的作品如果说是什么流派，目前民间一般称之为“政治波普”派。

Ⅳ 如何评价苏联的各种宣传画

当时，宣传画在苏联被视为“特殊的政治艺术品、英勇先进的艺术——是全民事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苏联的宣传画画风夸张，色彩绚烂，感染力强
但政治色彩比较浓厚，宣传效果还是不错的

Ⅳ 评述苏联新闻传播模式的优缺点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01年的十年，被俄知识界称为“社会转型期”、“民主制时期”或“后社会主义时期”。由此称谓可知，这不是一个单向度发展的自然的过程，而是充满着矛盾与坎坷的“艰难时世”。在这个“艰难时世”中，俄罗斯新闻业经历了一场裂变，死而复生，却又命运多舛：自由了，无权威、无约束了，却也分散了，疏离了，各行其事了……。通过对这一时期俄新闻业种种表象的分析，我们或可探知俄罗斯政治变革乃至整个俄罗斯社会运行的轨迹。

转型十年间，俄罗斯新闻业发生了以下诸方面的变化：

从垂直管理到平行管理

解体前的苏联对新闻业实行的是垂直管理。在这种垂直管理模式下，报刊一般被分为若干等级——中央的；加盟共和国的；边疆区、州、自治共和国的；一般城市和地区的；工矿、学校、农庄等企事业单位的。各级报刊均处于苏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并接受各级党委（或党领导的企事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全苏新闻社——塔斯社为这些报刊提供消息，主要的中央报纸通过传真传递到全国各个城市。

苏联解体后，这种金字塔式的、垂直的管理模式迅速退位，代之而起的是区域性的、横向的管理模式。到90年代中期，这种模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的行政管理体系逐渐弱化，加上邮政系统工作效率低下，首都莫斯科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在地方上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而此时地方报纸在地方政权的管理和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数量急剧增加（据说地方报纸远远多于联邦区、市的数目）。对地方报刊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报刊的影响“十分积极”，报刊只要与政府有关系，要钱不成问题，甚至可以通过政府预算获得财政支持。地方报纸又细分为“州报”和“市报”（有如城市报纸和农村报纸）。这两类报纸还时常展开竞争，有时甚至相互敌视。不过总的来说，无论州报还是市报，地方报纸总是比中央报纸更受欢迎。道理很简单，地方报纸与当地读者更为接近，因而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的信息（与广告）需求。

电子传媒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苏联时期，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广播网络，有线广播喇叭插座被普遍安装在居民家中，接通后可以收听三套广播节目（两个全国频道和《灯塔》）。这就使得中央政府的信息和命令可以直达每家每户。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命令”的颁布，打破了中央政府对广播媒体的垄断，地方政府以及不同的政党、政治团体和组织开始在体制外独立创办广播电台。1990年8月苏联第一部新闻法正式生效后，各类地方性非国有电台以及商业电台数量激增。目前，俄地区性的广播市场还在不断拓展，首都莫斯科已有各类广播电台62座，圣-彼得堡31座，罗斯托夫29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29座①。显而易见的是，经济状况越好的地区，广播电台的数量就越多，非国有电台的数量也越多。

国家在电视领域里的垄断地位几乎是同时被打破的。联盟解体后，地方上很快就出现了非国有的电视公司和电视节目制作基地。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个经济落后的地区外，绝大多数联邦主体都拥有了非国营的地方电视台。它们与中央电视台是合作与交流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地方与中央最常见的合作方式是，地方台在保证自己节目（和广告）正常播出的前提下，适当安排时间播出莫斯科方面合作者的节目（首都非国有台的情形也是如此）。可以说，在今天俄罗斯电视领域，“前锋”与“边锋”的区别已经不太明显了，“边锋”有时“前锋”的地位更加突出。

总之，经过十年的发展，俄罗斯新闻媒体已由单一的国家成分变为国家的、地方政府的、编辑部集体的、私人的多种成分并存，在媒体管理上也分而治之了，由此形成了多样化的网状结构。然而由于各联邦主体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占有的不同以及传播技术水平方面的差异，其媒体市场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莫斯科的媒体市场不同于圣-彼得堡的；这两个地方的媒体市场又不同于乌拉尔、西伯利亚、塔塔林的。媒体市场的多样性固然可喜，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地方媒体与中央政府渐趋疏离，后者又缺乏主导性或引导性的新闻媒体，因而在一些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很难形成一致的舆论。即便在是在国家以法律形式做出决策的情况下，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性、攻击性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如《土地法》颁布后的一片责骂声）。这给中央决策的贯彻实施造成了巨大的阻力。俄罗斯之所以出现立法多且快，总统令满天飞却执行不力的现象，与舆论的分散化不无关系。舆论的分散化不但引起上述不良后果，还导致了人心的涣散和地方上的分裂倾向，使得民族、地区间的各种问题益发突出。俄罗斯一位哲学学者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现在担心的不再是乌克兰、格鲁吉亚从独联体中分离出去，而是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从俄罗斯分离出去。此言虽然有些夸张，但道出了一个隐忧，即俄罗斯本身存在着分离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俄现任总统普京上台后着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整合舆论，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然而转型期已持续十年，恐怕是积重难返。

第二、从事业单位到商业机构

苏联解体前，苏共中央不但为其所属报纸（实际上是所有报纸）制定宣传方针、确定组织机构及人事安排、通过行政手段保证其信息来源，而且通过国家预算直接给予财政补贴。可以说，那时的新闻媒体在经济上全无后顾之忧，只需作为党的宣传工具发挥作用即可。

联盟解体后，尤其是1992年俄政府实行自由价格政策以后，新闻媒体几乎全部被抛入市场经济的汪洋之中。国家起初试图为媒体提供部分补贴（后补贴取消），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媒体四处求援，寻找经济靠山，成为自谋生路、自负盈亏的实体。由此开始了媒体的商业化的过程。

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媒体开始分化，形成了三种所有制形式。

一种是国家所有。国家（俄联邦政府和议会）直接控制的媒体有俄通社—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PT）、俄罗斯广播电视台（PTP）、《俄罗斯新闻》、《俄罗斯报》等。对这类媒体，俄政府通过联邦预算给予拨款，或在其中占有股份。这类媒体虽然仍具有相当的政治色彩，但其职能仅限于传达政府政令、发布政府公告和提供新闻信息，已不再作为新闻宣传工具发挥职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家直接控制的媒体是特殊的一类，故此不作更多的探讨。

二是寡头、政党所有。寡头是俄社会转型的产物。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俄国内形成了数额巨大的私有资本。为了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舆论环境，这些私有资本的持有者通过投资、融资等形式在短期内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体。由于有雄厚的集资金作后盾，这些媒体的规模急剧扩大，成为如俄罗斯人所说的“媒体帝国”。而这个“媒体帝国”的国王就是以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为代表的媒体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掌握的媒体有《独立报》、《新消息报》、《生意人报》、《新报》以及电视6频道（TB—6）等；古辛斯基掌握的媒体有《今日报》、《综述》月刊和独立电视台（HTB）。据俄罗斯业内人士介绍，普京上台之前，就影响而言，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控制着俄70%的媒体市场。这些被“收编”的媒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寡头们的喉舌。1996年总统选举中，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联合起来，调动其控制下的全部媒体的力量，最终把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叶利钦推上了总统宝座。普京执政期间，发生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事件（2000年8月12日）。当时普京正在度假，没有前往援救现场。反对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舆论推波助澜，恶意炒作，对普京展开了猛烈攻击。这坚定了普京打击媒体寡头的决心。他一方面利用总统权力对媒体进行整顿，在政策上向国家媒体倾斜；一方面利用经济手段，迫使寡头在某种程度上从新闻领域退位。比如迫使古辛斯基的“桥—媒体”集团让出独立电视台的部分股份，进而让出领导权，摧毁了古辛斯基的媒体帝国；2001年底又把别列佐夫斯基的TB—6作为整肃对象。但时至今日，寡头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他们仍旧利用手中的媒体与政府唱对台戏。

苏联实行多党制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政治利益集团，在这些政治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政党。1993年年底俄议会选举前，俄罗斯已有十几个较大的政党，其中的一些在国家杜马中取得了合法席位。普京上台后，为了获得广泛支持，稳固自己的权力，又建立了多党执政联盟。这些政党和联盟均拥有或掌握一定的新闻媒体，用以宣传自己的执政方针和纲领。各政党的资助是这类媒体的经费来源，它们经营的好坏，取决于其所属政党实力的消长。

三是自主经营者所有。1990年10月苏联新闻法正式生效两个月后，就有700多家报刊登记注册。其中除了政府、政党创办的报刊外，大部分为社会团体、各类组织和公民个人所有（苏共解体、苏联解体后，原中央一级的大报，如《真理报》、《消息报》、《工人论坛报》、《莫斯科共青团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化报》等转而变为“独立报纸”，重新注册后的所有者由苏共中共改为各报新闻集体）。俄罗斯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后，尤其是实行自由价格政策以后，国家取消了对纸张及印刷费的补贴，发行方面的保障也没有了。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这些“自主经营者”拥有的报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接受外资援助，如《真理报》（后又撤资），有的成立报业联合体，如《消息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等。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许多报纸采用早年西方小报的做法，大量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低级庸俗的娱乐材料，大肆揭丑，大力炒作，以强劲的视觉冲击力招徕读者。创办于1919年、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就被认为具有“小报品质”（从它的版面上已丝毫找不到当年那份《莫斯科共青团员员报》的影子）。目前该报在竞争激烈的莫斯科报纸市场上稳占第一位。据说它的成功就在于“广泛运用了耸人听闻和揭丑新闻的手法”②。圣-彼得堡的《戈比报》在读者中广受欢迎，也是因为它以轻松的的笔调、通俗的语言大量刊登离奇的传言和庸俗的笑料。

这些报纸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发行费和广告费，因而在其机构设置中，广告、发行等经营部门占有显著位置。为了和读者搞好关系，树立形象，扩大影响，许多报社还成立了公共关系部门。俄媒体内部职能部门的重新设定说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已经完全商业化了，它与苏联时期的新闻宣传系统已经没有了任何共同之处。

在以上三种媒体所有制形式中，前两种由于有着强大的财力支持，稳定性比较强（政治因素另作考虑）。但寡头媒体和政党媒体代表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集团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做到报社同仁竭力追求的“客观”、“公正”。第三种媒体归属形式决定了其发展的不稳定性。事实上，在俄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报刊发行费大幅度提高，已有许多报纸不得不减少出版次数、压缩版面、裁员以至停刊。这类报纸将广告作为生命之源，因而必然千方百计迎合大众，难以摆脱庸俗化的倾向。

从印刷媒体唱主角到电子传媒唱主角

俄罗斯是一个喜爱阅读的国家，其报刊发行量一度排列世界前几位。曾有一段时间（80年代末期），《真理报》发行量达到1100万份，《消息报》800万份，《共青团真理报》高达1700万份。当时莫斯科的报刊零售点时有长队出现，过了早8点，大部分当日报纸就已告罄。那是怎样的繁荣景象。今天俄罗斯报刊出版业已风光不再。媒体走上商业化道路以后，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的数量虽然在增加，市场却日渐萎缩，发行量逐年减少。下表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俄罗斯报刊发行情况（1950—1998）③年代 出版物 期数 零售分数（千） 一份报纸的平均零售数
1950 23 4663 9423 408、6
1970 28 4874 62364 941、0
1990 43 5383 110810 2577、0
1998 245 12507 32914 134、3

（说明：直至2001年年底，报刊发行下滑的趋势仍未得到控制）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二：一是俄民众经济承受力下降。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苏）居民收入水平虽然不高，但报价也相对低廉，首都莫斯科主要报纸的价格只有几个戈比，一个家庭订阅十几份报纸是很正常的事。俄实行自由价格政策（私有化）以后，由于纸张、印刷和发行费用猛增，成本提高，报纸价格也长上来了。目前莫斯科主要报纸的价格一般在3、5—5卢布之间，随手买上两份报纸，就要花费10个卢布左右。而俄罗斯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为1500卢布上下（约为50美金。另据报纸报道，目前俄尚有近百万人生活在最低工资—300卢布的水平线上）。如果按每人月收入1500卢布计算，倘若订阅十份报纸的话，其花费正好与工资数额相抵。因此，对俄国普通民众来说，像从前那样订阅报纸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事实上，目前俄罗斯家庭的报刊订阅量已从十几份下降到一、二份。

二是俄民众政治兴趣减弱。90年代初期俄民众对报刊的兴趣，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改革的兴趣。他们盼望通过眼前的政治、经济改革消除腐朽、落后的东西，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家，全面提高生活水平。而报刊恰恰被作为了改革的舆论先导。因此他们对报刊给予了极大的观注。但是改革十年，他们并没有看到预期的结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久而久之就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对改革的急先锋——报刊失去了信任与好感。一项社会调查结果表明，1995年尚有70%俄罗斯人对新闻媒体（和教会）抱有信任和好感，而到2000年，这个比例数下降到30—40%。具体到报刊，今天只有13%的俄罗斯人认为报刊可信（对电视的信任度要高一些，约为36%）④。

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将注意力转向了电视。从经济的角度讲，电视是一种廉价的媒体，除了一台电视接收器外，几乎不需要任何支出（电费的支出不记入内），人们从中既可获取新闻信息，也可获得娱乐。这使电视迅速取代了报纸的地位，成为拥有受众最多的媒体。目前电视已经成为俄罗斯人了解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据称有40%的人每天通过中央频道获取新闻（而通过全国性报纸的获取新闻的人不超过20%）⑤。广播的普及率也高于报纸。199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82％的俄国人相对定时收听广播，完全不听广播的只占18％⑥。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同样分走了报刊市场（甚至电视市场）的“一杯羹”。尽管目前俄网络基础设施尚不完备，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上网人数也达到了1000万。更由于许多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有了自己的电子版，上网获取新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年轻人中尤其普遍）。

这样一来，过去大而统一的报刊市场和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就不复存在了。受众由印刷媒体分流至电子传播媒体，又由电子传媒分流至新媒体，由此形成了不同媒体种类、不同层次、分布广泛的受众市场。

第四、从马列主义到西方理论

苏联解体前（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国内新闻学界时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但占主导地位的新闻理论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当时的新闻媒介被称作“大众新闻和宣传工具”(средство массовой инфрм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и简称 СМИП），其职能是列宁所归纳的“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和集体的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闻理论观不但对新闻实践起着的直接的指导作用，还被规定为大学新闻院系的主体课程。8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专业课程设置中，这类课程就占有较大的比重，如“苏联新闻学概论”（以列宁报刊理论为主）、“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外国共产主义及工人报刊史”、“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与实践批判”等。

苏联解体后，新闻理论及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早在1986年苏共27大报告中，就改称“大众新闻和宣传工具”（СМИП）为“大众新闻工具”（СМИ），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和普遍接受还是在解体以后。这一时期，列宁的新闻思想不再被人们提起，原苏联的新闻模式也被作为反面教材而遭批判。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专业课中，“苏联新闻学概论”、“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与实践批判”之类的课程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新闻理论导论”（以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为主）“信息基础理论”、“外国新闻史”、“外国大众新闻媒体经验对我国媒体发展的意义”等课程。在各类新出版的新闻学教材或著作中，“公民社会”、“新闻自由”、“第四等级”之类的概念已屡见不鲜，李普曼、拉斯韦尔、施拉姆、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理论也为人们耳熟能详。

俄新闻理论界的情形反映了整个俄罗斯理论界的现状：旧有的理论体系被打破了，新的理论框架又没有建立起来，于是便搬用或套用西方理论，以填补空白。俄新闻理论界热衷引述的理论主要有：

1.自由报刊理论

俄新闻理论界对西方早期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十分推崇，认为它所主张的报刊不受政府干预，新闻媒介有充分的出版权、采访权、发布权，可以自由发布任何新闻和发表任何意见的主张，是俄民主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他们对苏联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开舆论自由之先河，是一代民主的总统。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自由报刊（报刊自由）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已经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生了根”，“十年民主改革的结果是，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报刊自由的理解”。他认为目前对新闻自由最大的威胁是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新的集权的产生。他同时援引“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自由和责任是不可分的。在我们的新闻中，那些不可靠的、不准确的信息和浮躁的举动，直接导致大部分读者对报刊失去信任”。因此他认为：“‘自由有了就不需要理智了’的认识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险的”。⑦

2.“第四种权力”理论

俄新闻理论界对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的思想引申而来的报刊的“第四种权力”的观点十分赞赏，认为自由报刊应当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的力量。在俄新闻学者看来，1990—1993年的三年间，就是俄“第四种权力”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1990年通过了苏联第一部新闻法，紧接着又宣布苏共停止活动，党的报刊就像其他社会组织的报刊一样被转到了新闻工作者手中。这一年又先后创办了独立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独立报》，它们“开始把自己看作是‘第四种权力’，把自己和国家对立起来，力求度独立于所有的国家机构”。但是由于经济原因，这一时期很快结束了。这之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诸如政府施加影响、媒介寡头的压力等，都使人们更加怀念那一时期，并大造舆论希望有朝一日媒体重返“第四种权力”。

3.“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其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来的。近年来，随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研究在俄罗斯的兴起，这个概念也被人们广泛运用。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在私人领域和政治权力之间，有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既区别于政治、又区别于市场的空间里，人们可以对权力机构的政策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评判，以消除社会对抗，维护公众利益。俄学者认为，为了使公共领域在现代条件下发挥职能，必须有公共媒体。而在诸种公共媒体中，公共广播电视起着特殊的作用。这种公共广播电视“依靠用户的支持，有时是国家的支持，在财政上独立于广告主”，是一种社会 — 权力机构。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指出：“目前俄罗斯国家频道向社会 — 权力机构的演进，原则上是可行的”，“如果PTP（国家电视频道）公开表示有时候不直接支持政府行为的意图的话，它就可以被称为是公共电视台”⑧。但是新闻学界也有人指出，谈公共媒体为时尚早，因为公共领域在俄罗斯远未形成。

经常被俄新闻学界引用的西方理论还有其他一些，也有学者在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而言之，十年转型期，俄罗斯媒体从体制、结构到运行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政治角度看，它由中央操控的垂直管理变成地方自治的平行管理；从经济角度看，它由计划统筹变为市场运作；从技术角度看，它摆脱了“孤岛”状态，融入了信息全球化的潮流中。在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俄新闻理论工作者试图从建立（援引）一套关于传媒自由与责任的理论出发，进而建立起完善的媒介工业体系，以实现自身良性循环，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但是，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么顺利。“经济的无效性，媒介巨头的无责任心以及新闻记者对低级趣味的迎合”，都使媒体发展呈现出曲折多变的特点。对此扎苏尔斯基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说目前俄新闻媒体如同沿着向下运行的电梯奋力地向上攀登。对俄媒体发展的前景，他认为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乐观的。经济改革的成功将创造文明的、成熟的市场，大众传媒将获得更多的有支付能力和知识水准的受众以及多元化、多样性的广告市场的支持。结果是高质量报纸的销量大增，最终将消灭政治化新闻和犯罪新闻，报道范围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第二种是悲观的。国家的作用增强，以至于媒体成为宣传和公关的一种结合物。同时还会出现庸俗出版物 — 从占星术到媚俗新闻，甚至还会出现淫秽书刊出售商，报道的范围缩小。第三种是经济领域中的不景气现象将直接导致传媒业的不景气。一些刊物尤其是一些高质量刊物的发行量下降，而庸俗报刊的销量增长，影响扩大。报道范围将会缩小”⑨。上述哪一种可能性将会变成现实，最终取决于俄罗斯政治、经济的改革方向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

PS:楼主要写论文的,我这里给你一篇张允诺先生写的<<对苏联新闻业历史命运的思考>>

今年 11月 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80周年纪念 日。笔者写作本文时，还无法预测人们将会怎样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不过这些年来，国际进步舆论界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倾覆，已有不少反思和评论。许多人认为这里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近因也有远因。从根本上说，苏联建国几十年，一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切实提高；二是没有建立民主和法制秩序，政治专擅，群众受压。这两个方面都引起人民的不满，可又未能正确解决，终于导致覆舟之祸。当然，这种反思尚未终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从社会主义运动这一重大挫折中领悟到更多、更加深刻的教训。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苏联人民曾经创建了宏大的社会主义新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活跃着几十万热爱祖国、忠于职守、富于献身精神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辛勤努力，一心想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尤其在卫国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用自己的新闻作品团结和鼓舞人民，为战胜法西斯入侵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卫国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又以自己的劳动，恢复并建立起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新闻网络。这种网络以党的机关报（台）为核心，包括众多的专业报（台），从中央到地方共分六级层层办报（台），形成上尖下宽的金字塔形结构。截止1986年，全苏已有各类报纸8000多家；其中日报713种，期发一亿多份，每千人平均380份左右，位居世界前列。

可是这样宏大的苏联新闻业体系，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内，随着苏联的解体也哗啦啦似大厦倾覆般地迅速瓦解。从此以后，这片土地上再没有以党的机关报为核心的新闻体系了。原先的党报纷纷改成民营的独立报纸，艰难地自筹资金，惨淡经营；其它他专业报更是在市场经济中颠簸挣扎，各奔前程。几份全国性的机关报，如《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在改为同仁报纸以后，影响和地位固然远非昔比，发行量也只有当年的一个零头，由一、二千万份降为几十万、一百多万份。这一切当然都不足怪，旧的新闻业体系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Ⅵ 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宣传交锋有多激烈

重视宣传与鼓动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之一。苏美冷战开始后，苏联进行了宣传机制调整与改革。此后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下，整个苏联持续进行了一场系统、连续性的反美宣传，藉此在苏联民众中塑造“美国是苏联人民的敌人”的形象。

Ⅶ 俄罗斯宣传型新闻体制运作特点 作用

岳麓是宣传型新闻体制运作特点作用，你说的是宣传报纸吗？

Ⅷ 苏联解体与意识形态

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当作革命的武器，注重理论创新和思想政治工作，对于苏联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的变异和崩溃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一、“非斯大林化”拆毁了苏共执政的思想基础

苏联政治意识的变化是从“非斯大林化”开始的。在苏共二十大闭会当晚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评价斯大林时采用了抽象肯定、实际上全盘否定的方法，处处把领袖作用同政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对立起来并使用对敌斗争的语言。随后赫鲁晓夫决定莫斯科红场不再悬挂斯大林画像，并要求中国等国家也不要挂斯大林画像，后来又把斯大林遗体从红场的陵墓中迁出，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立场向全世界公开。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了混乱，打破了苏联一代青年人的社会主义信仰，动摇了对先进社会制度的信心，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开了否定苏联历史的先河。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基本延续了赫鲁晓夫的错误，上台伊始便声明坚持二十大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同时理论界继续出现“非斯大林化”的思潮，加剧了苏联人民群众中的信仰危机，使苏联在表面强大的现象背后，悄然走向崩溃的边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再度掀起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高潮，所谓“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体制”被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名词，遭到批判和否定。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列宁和苏联历史、再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拆除了苏共执政的思想基础，最终全面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导致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

二、“人道主义”搞乱了苏联党和人民的思想

把抽象人道主义奉为圭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切机会主义改良主义者的共同特征。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反对“个人迷信”、“专制独裁”的旗号下打起抽象人道主义的旗帜，提出把“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及唯心史观取代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之后抽象人道主义迅速传播开来，超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价值观在理论和舆论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哲学、政治思想、经济学、史学、文学等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戈尔巴乔夫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用人道主义的观点作为阐述国际国内问题的准则，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定为“理想”和“奋斗目标”。在官方的支持下，苏联哲学的人道化进程大大加快，抽象人道主义最终成为哲学主流，人道化成为苏联哲学家们更新哲学理论的一面旗帜，这不仅改变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而且改变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造就了一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苏联经济学界极力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庸俗性，贬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理论思潮充塞意识形态领域大开方便之门；历史学领域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不仅否定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造成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动摇了人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信念，而且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滋长打开了缺口；文学界某些人提出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口号，散布否定一切的思想，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针，夺取文学阵地并扭转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创作”出大量歪曲历史事实、丑化革命领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学作品，为搞乱人们的思想，使敌对分子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轻易得手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抽象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相对应，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不断遭到削弱，思想阵地逐步缩小，最终完全丧失。

三、“新思维”导致了苏共政治控制的衰变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之约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阐述了所谓“新的政治思维和对外政策的哲理”。“新思维”的核心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了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新思维”的基本准则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宣称：“新思维”既是针对国际政治问题的，也是针对苏联国内问题的，是为了指导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急剧转折时期的苏联的改革。其后，“新思维”不仅成了苏共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且在“新思维”的指引下产生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纲领。戈尔巴乔夫要求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都要有“新思维”，“经济新思维”的核心是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新思维”的核心是民主化，其实质就是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多党制，在政治体制上实行议会民主、自由选举、三权分立、总统制，在党的组织上实行全民党，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相背离，在实践中导致苏联共产党日益社会民主党化并由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自我降格为议会党，最终丧失政权。戈尔巴乔夫离开党性讲公开性，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度的公开性，放开新闻舆论的控制，结果导致意识形态的演变，使人们的思想日益迷茫和混乱，为各种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泛滥提供了机会，并酿成了民族矛盾的尖锐和爆发，为国家的分裂埋下了祸根。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从来都是“单行道”，只准反共反社会主义，不准捍卫党和社会主义，只对亲西方的反苏反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和思潮“公开”。“民主”，对捍卫马列主义的言论和思想则要进行“专政”和毁灭性打击。这自然会日益削弱苏联共产党、马列主义对群众的亲和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影响力。

四、“选拔干部不讲政治”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选拔的干部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牢固确立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宗旨，甚至已经成为思想上的反对派，其后果是严重的。在意识形态管理领域，有两个人最为突出：一是盖达尔，二是雅科夫列夫。具有博士学位的盖达尔，大学毕业后先后负责苏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员》杂志及苏共主要报纸《真理报》的经济部，是苏共意识形态机构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既没有任何生产和行政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对苏联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了解，只是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东西当作法宝，是公认的思想“西化”严重的人。曾留学美国、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是苏共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人物，然而他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实际上就是一个隐藏在苏共内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改革的开头几年，他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和利用负责领导宣传舆论工作的权力，力图改变苏共性质和毁掉苏联社会制度。从1990年冬季起，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开始同戈尔巴乔夫拉开距离并最终分道扬镳，支持叶利钦，同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组建“民主改革运动”公开反共，1991年6月被苏共开除出党。苏共错用、重用的一批非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投机钻营之徒，颠覆了苏共的根基，最终成为瓦解苏联的关键力量。

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原因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第一，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它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抓紧抓好

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制造舆论开始，做演变意识形态的工作，然后瓦解党的组织，制造动乱，乱中夺权，最后，利用已夺取的政权力量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苏联演变包括东欧剧变的“三部曲”，是苏东国家在剧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带有一定规律性的现象。因此，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党不变质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必须正确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在多样性文化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指导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同时，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尤其要警惕和揭露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歪曲、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

第二，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引导人们正确地比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性地认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把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有效地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西化分化战略，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切合实际、方法多样。

第三，要旗帜鲜明地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去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寸步不让。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过程中，要把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正面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在批判和清理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影响的同时，引导和组织广大党员和先进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同时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务求实效，反对简单粗暴、混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

第四，必须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保持高度警惕，精心采取有效对策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利用大众传媒和人员来往等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渗透工作。在苏联东欧国家剧变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各种舆论工具竭力攻击。诬蔑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使之产生向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想法，造成思想混乱。组织涣散，这是反社会主义势力能够顺利夺取政权的重要条件。

第五，要牢牢掌握宣传舆论工具，真正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苏联演变过程中，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者控制了各种新闻媒体，以致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泛滥一时，在导致苏联解体中起了重大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的手里，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善于用政治的头脑、政治的眼光审视和思考复杂的社会现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永远保持社会主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