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共青团史上属于浙江籍的代表人物
贺威圣，男，汉族，浙江象山人，1902年出生，1926年11月13日牺牲。
贺威圣出生在富裕家庭。“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参与组织象山学生联合会，他被推为会长，组织游行示威，印发传单，张贴标语，查禁日货。1920年春，到上海进入澄哀中学和上海公学。1922年夏，他聆听孙中山先生在沪江大学演说，深受教育。1923年，他考入沪江大学，宣传孙中山主义而遭校方退学。1924年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冬，根据中共江浙区委指示，他回象山发展一批党员，组建了中共象山支部，发动象山各界进步团体和人士，参加国民会议促进会。1925年2月4日，成立了“象山国民会议促进会”。同年4月，他在《火曜》上发表了《追悼孙中山和被压迫民众》等文章，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五卅”惨案后，他被选为“上大”"临时委员会领导成员，担任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宣传部长、上海工商学联合执行委员兼宣传部主任。1925年6月3日回宁波，当晚在宁波后乐园、青年会连续讲演“五卅”惨案经过，激起各界人士的义愤，工人、学生3000余人举行追悼会、游行示威、焚烧日货。贺威圣返沪后，担任青年团上海市闸北区委书记兼上海全国学联主任秘书、宣传部长。这年9月，他担任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青年部部长。1926年7月，他任中共杭州地委书记，领导杭州、嘉兴、湖州、萧山、金华等市、县的革命斗争。同年11月3日，贺威圣在杭州城站仕学旅馆被捕，11月13日被杀害在清波门外梅东教场。
王一飞，男，汉族，浙江上虞人，1898年出生，1928年1月18日牺牲。
王一飞出生于旧知识分子家庭。1910年考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读书，1913年毕业后回家乡执教。1920年10月，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并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赴苏俄留学，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斯科地方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还参加了国际革命互济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遵照党组织决定，由“东大”转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5年春奉命回国，参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筹建工作。9月，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兼宣传部主任，着手整顿区委组织，加强党的组织领导，积极发展工人运动。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继续负责筹建军委，竭力解决干部、设备和通讯联络等困难。还频繁往来上海、长沙、汉口之间，秘密准备接应国民革命军北上，指导建立上海工人自卫武装。1926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军事特派员，赴江西前线视察。并受中央委托，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进行联系，协调工作，交流情况，商议打败军阀孙传芳的军事战略。经过两个月的考察，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详尽的报告。1927年3月，任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成员，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负责人一起，分析江浙一带的军事、政治形势，研究加速工人武装起义的具体措施，并亲自指挥了南市区的工人起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随中共中央军委机关赴汉口。7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并以中央军委代表身份参加了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人一道，为结束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制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方针做出了贡献。“八七”会议以后，代理中央军事部的领导工作，赴鄂北指导筹划起义，按实际情况，做出了果断的决策。10月1日，受命为中央特派员，赴湘召开中共湖南省委紧急会议，改组湖南省委，确定湖南工作的方针。同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湖南省委书记，积极进行地方党组织的整顿、改组工作，并筹划武装起义。12月10日，任暴动总指挥，发动了长沙“灰日”暴动，亲率数十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失败。1928年1月中旬，在长沙被捕。在狱中，暗示党组织派来探监的同志：为了保存更多的革命同志，保护地下省委机关；不宜再派人前来探监或送御寒衣物。1月1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长沙教育会坪。生前，他曾翻译出版了《共产国际党纲草案》、苏联郭范仑科的《新社会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和季诺维也夫的《俄国共产党历史》等著作。
汪寿华，男，汉族，浙江诸暨人，1901年出生，1927年牺牲。
汪寿华出生于乡村旧知识分子家庭。1917年秋，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勤奋好学，追求新思想，大量阅读《新青年》、《星期评论》等进步书刊。并联合同学，组织了学生“书报贩卖团”，以“锻炼心身，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推销全国进步书刊。“五四”运动时期，参加了杭州学联的声援活动。1920年2月，积极投入维护新文化运动的“浙一师风潮”。2月，赴上海参加工读互助团。9月，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并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赴苏联学习。因交通受阻，滞留在西伯利亚的伯力、上乌金斯克一带从事华工工作。在这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海参崴创办“五一俱乐部”和“远东中国矿工工会”，开设补习学校，热情帮助工人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得到华工信赖。1923年当选为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工人部主任，曾代表远东职工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反帝同盟东方局会议。1924年被选为海参崴职工苏维埃委员，同年底奉调回国。1925年1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在“五卅”运动中以传单、壁报、演讲等形式，开展反帝宣传活动。同年8月起，任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区委工农部主任、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总工会中共党团成员和代理委员长等职。在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查封上海总工会、四处搜捕他的险恶形势下，经常变更化装，改名换姓，深入工人群众，坚持每天工作十几小时，顽强地领导上海工人运动。1926年5月，参加中共上海区委成立的行动委员会，组织、发动“五卅”周年纪念活动，并与赵世炎等人一起，指挥了“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和群众示威游行。打破了自“五卅”惨案后上海工人运动一度沉寂的局面。5月以后，任上海区委军事特别委员会成员、领导罢工的特别委员会书记、工人自卫团指挥处领导成员、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上海特别市民公会中共党团成员和上海总工会主席团成员等职，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积极准备工人武装起义。多次发动了上海各行业工人大规模罢工斗争，扩大总工会组织，参与了上海工人第一、二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组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任领导起义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发动工人组织纠察队，秘密进行武装训练，还与上海各派政治势力进行统战联络工作，及时将了解到的政治、军事情况向党中央和上海区委汇报。3月21日，根据党的决定，下达了全市80万工人总罢工的命令，并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夜以继日地协助总指挥周恩来等指挥战斗。起义胜利后，当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委员。在中外反动派勾结，镇压工人运动之际，带领上海工人反击了敌人制造的一系列破坏行动。4月11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大流氓杜月笙出面“邀宴”他，以相商“机密大事”。同志们担忧他的安全，为了探知敌人的动向，他表示：“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流氓打交道，不去反叫人耻笑；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宁愿牺牲一切。”当晚，进入杜宅即遭国民党反动派绑架，被装入麻袋秘密运至枫林桥杀害。同年5月1日，《向导》周报发表文章表示：80万上海工人誓为汪寿华等死难烈士报仇。
沙文求，男，汉族，浙江鄞县人，1904年出生，1928年牺牲。
沙文求出生在乡村行医家庭。1920年秋，考入宁波效实中学。在“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追求真理，寻求革命之路。1924年夏，进入上海国语师范补习学校。1925年春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系主任瞿秋白向其灌输革命思想，使他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同年5月30日，参加震动全国的上海南京路近万人游行示威。1925年秋转入上海复旦大学。同年冬回宁波。经中共宁波地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党组织派他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同年4月成立了鄞县沙村农民协会，发展农会积极分子入党。1926年5月成立中共沙村党支部，任书记。同年7月奉命进入广东大学。以马列主义的观点，撰写文章抨击戴季陶的反共谬论。1927年上半年，担任广东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中共广州市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纪念“六一九”省港罢工两周年，时参与组织2万多工人参加了纪念大会。同年6月29日，广东大学当局开除其学籍，但他仍留在广州坚持斗争。12月11日，担任广州市委委员兼少年先锋队队长，指挥30支宣传队到各区宣传鼓动，组织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维持广州市社会秩序，展开肃清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战斗。12月13日，任工人赤卫队队长，率队员同敌人短兵相接，逐街争夺，展开巷战。广州起义失败后，化名史永，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宣传部长，后任团市委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8月，不幸被捕，被秘密杀害在广州红花岗。
裘古怀，男，汉族，浙江奉化人，1904年出生，1930年8月27日牺牲。
1920年，裘古怀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宁波第四师范，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4年，参加国民党。1925年“五卅”运动中担任宁波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参与领导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1925年10月，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第四军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著名的贺胜桥、汀泗桥、武昌攻坚战中，他均在叶挺团敢死队冲锋陷阵。后任第24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写了不少揭露封建残余和国民党右派的檄文。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潮州战役中负重伤才回宁波治疗。1927年底，奉命到杭州，在中共浙江省委和团省委主持军队干部的训练。1928年，先后担任中共浙西特派员、省委特派员、团省委书记，赴萧山、金华、东阳、义乌、龙游等10多个县的农村调查，帮助指导整顿组织，发展农运。同年8月，参与组织兰溪农民暴动。1929年1月，总结检查了青年团对群众工作的教训，拟制了《建设群众基础与青年工作》的通告。同年1月16日晚在杭州清泰路豫安旅馆被捕，囚禁“浙江陆军监狱”。在狱中，他为中共特别支部委员，参与领导了多次狱中斗争。编辑《火花》、《洋铁碗》等秘密刊物，被敌视为“五个顽匪”之一。1930年8月27日壮烈牺牲。
张秋人，男，汉族，浙江诸暨人，1898年出生，1928年2月8日牺牲。
张秋人出生于佃中农家庭。1915年考入绍兴越才中学，1917年转入宁波崇信中学学习。1920年夏，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而被剥夺免费保送上大学的资格，被迫赴上海求职。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等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投身于革命活动。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义务教员，并协助指导杭州等地的建团工作。同年夏，经陈独秀介绍往长沙会晤毛泽东后，应聘为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英语教员，以此为掩护，积极参与湘南地区中共领导的青年和学生运动。1923年5月因发动学潮被迫离湘返沪。8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4年1月，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候补委员。6月，任青年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执委会秘书（即书记）。9月，补选为团中央委员，并任团中央局农工委员。在三省一市从事青年运动和国民革命，开展建团、建党工作。同时，领导江浙沪一带反对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非基督教大同盟”，此间多次回宁波、绍兴等地指导群众爱国运动，亲自撰写文章，带头游行和演讲。1924年9月25日，团中央派他任《中国青年》编辑，并为《团刊》和《平民之友》撰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广州的青年革命军》等十几篇文章。1925年1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从5月起，全力投入“五卅”惨案后的反帝爱国运动，组织发动沪、杭、甬、绍等地群众的声援斗争。同年秋，任芜湖第一个中共支部书记和团地委负责人，领导当地党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加快了当地的革命形势的发展。1926年3月，党组织调他去广州继毛泽东、沈雁冰之后接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编辑，主编了8―13期。他连续发表文章，分析、评论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鼓动人民进行革命，显示了杰出的宣传鼓动才能。5月，任教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不久，调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讲授各国革命史、国民革命概论和苏俄研究等课程。和恽代英等人一起，以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国民党反动派重金通缉，离广州经武汉，于7月初秘密到达上海。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为加强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力量，他遵照党中央决定，冒着极大的危险，于9月27日前往杭州，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到任后当天即召开在杭中共党员活动分子会议，改组了省委。9月29日，在西湖刘庄附近遭国民党特务逮捕。被捕前，他一面用英语嘱咐妻子赶快回旅馆转移党内文件；一面纵身跳入湖中，把藏在身边的党员名单踩入湖底泥中，保护了党的机密和组织的安全。1928年初，他被当作“要犯”转押于杭州浙江陆军监狱。在狱中，他置生死于度外，每天坚持读书五、六小时，还向难友们讲述各国革命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郑重勉励难友：“我们共产党人，活一天就要为革命工作一天。在监牢里既然不能为革命工作，就要认真学习，岂能坐以待毙！”直到牺牲前一天晚上，还讲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历史，给难友们上了最后一课。1928年2月8日，敌人传唤他开庭，他明白已到了最后时刻，遂将衣物送给难友，从容诀别。在狱中刑庭上，他趁敌人不备，抓起审判桌上一块砚石，猛力掷向法官，并掀翻了审判桌。在刑场上，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必然成功！”等口号，连中7弹，壮烈牺牲。遗体由其兄迁葬回家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修葺了烈士墓，并列为省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叶天底，原名霖蔚，学名天瑞，又名天砥，1898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谢家桥的一户书香之家。1915年毕业于上虞县第一高等小学。同年秋到经亨颐创办的上虞驿亭敬修小学补习。第二年秋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校长经亨颐提倡德、智、体、美四育全面发展，因材施教。叶天底富有艺术才华，善绘画，能篆刻，尤其爱好西洋画。他参加了由一代名师李叔同先生指导的“桐荫画会”和“乐石社”，是李先生的得意门生。
1920年2月，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杭州发生了著名的“一师风潮”，叶天底在这一斗争中表现突出。风潮以后，经亨颐校长等被迫离职，叶天底愤而离开学校。有的同学为他惋惜，劝他等毕业后再走。他坚定地回答：“读书并不是专为文凭而读。”
叶天底离开杭州去了上海，由陈望道推荐，在一家印刷所校对《新青年》文稿，结识了正在上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沈玄庐。一天，沈玄庐赠给叶天底一幅《竹石画》，画意是一块大石头下，一支竹笋顽强地破土而出。陈望道在这幅画上题词：“石压笋，笋斜出，搬开大石头，新竹根根笔头直。”叶天底非常赞赏这种精神，他把此画作为座右铭，挂在书房，勉励自己应该像竹笋那样不屈不挠地与反动势力斗争。因校对《新青年》文稿的关系，叶天底与陈独秀、邵力子、杨明斋等交往频繁，在他们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在积极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工作，叶天底参加了陈独秀召集的在新渔阳里6号密商组织的筹备会议。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叶天底和俞秀松、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和第一批团员。
翌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培养革命干部，在新渔阳里6号开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任秘书，叶天底和施存统等主持团务。叶天底在此攻读俄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认识大大提高。他认为中俄两国情况尽管有差异，然而中国的问题，也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解决，俄国人走过的革命道路是值得学习的。1921年春，叶天底获准赴苏学习，但因其猝发伤寒，未能成行。后来团组织因种种原因奉命临时解散，他趁此回家养病。
叶天底在病中终日思考的仍是革命事业。这年夏天，他给上海的朋友写信说：“‘堕落便是心死’，我身不死，我心决不先死……我昨天已有信给望道先生和别的友人了。问几个共产党机关中有否缺少办事，倘若接到他们的信，说缺人办事，我立刻要带着药罐去。”
同年秋，叶天底病情稍有好转，即到上虞第一小学任教。他利用教师这个有利条件，积极推行新国语运动，提倡白话文，在师生中传播革命思想。
1922年9月上虞春晖中学正式开学，叶天底应聘到该校教务处工作。在冬季农闲时节，利用工作之余，他和同事们在校外办起农人夜校，组织附近农民学习文化，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叶天底撰写了《白马湖上伴农民读书半年》一文，记述了这一段经历。
这期间，叶天底还坚持研究文学艺术，经常作画或写文章，寄到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并把自己的作品辑成《处女》一书。他运用文学作品的形式，通过典型塑造，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行，唤醒民众，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1921年五一节他创作了一幅版画《世风》，晓风（即陈塑道）为之题词：劳工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去维护社会正义，去救护受饥饿的人们！《世风》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1923年秋，叶天底到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学习，他刻苦学习和研究“绘画学问”，绘画水平提高很快，艺术视野大大开阔。后来，他担任了该会《艺术评论》编辑，撰写了不少艺术评论，如《中国画再没有发展的余地》，《画室里十分钟间的冥想》等等，从艺术的角度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此同时，他还常去上海大学听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并与陈独秀、瞿秋白、罗亦农、恽代英等著名的共产党人频繁交往，深受他们思想的熏陶，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日益提高。同年底，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7月，叶天底去苏州乐益女中任教，授国文、图画两科，他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翌年9月，直属上海区委领导的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在乐益女中秘密建立，叶天底担任支部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支部发挥了极强的战斗力，使乐益女中一度成了苏州人民革命斗争的中心和据点。
1926年春，叶天底患病从上海回到了家乡。临行时党组织交给他两项任务：一是养好病；二是在家乡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
叶天底回到家乡后，遵照党的指示，积极开展了革命活动。他结交了县教育会的会长刘介安，并应该会聘请主编《教育月刊》。他做活了主编这篇大文章，以教育为题，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号召革命青年“勇敢地坚决地去指导农民团结起来，做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工作”。同时，他利用手中的笔在当地报纸《上虞声》上发表了《团结》一文，深刻地揭露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反动行径，号召劳动大众起来推翻黑暗的社会。他拖着病体奔走呼号，又竭尽所能举办了上虞县平民习艺所，收容流浪儿童，组织他们学习手艺，生产自救。通过这些活动，叶天底在上虞各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并为上虞县的建党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6年7月16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上虞县直属支部的成立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建立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委会；开展农运，组织农民赤卫军；改组县警队为工农纠察队；争取国民党左派，发展共产党员。从此，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在叶天底领导的中共上虞县直属支部的发动下，中共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同时国民党党员的发展工作也颇见成效。当年底，全县即建立了11个国民党区分部，发展党员100多人。他抓住时机，召开了全县党员大会，成立了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行委员会。在会上，叶天底被选为执行委员并兼农工部部长。他组织农民协会，积极领导农民开展反封建打土豪和“二五”减租等革命斗争。叶天底的舅舅俞恒山是个恶贯满盈的土豪，当地老百姓都叫他“东门老虎”。在革命与亲情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前者。在县城，他主持了斗争俞恒山的大会，为老百姓伸了冤，出了气，他大义灭亲的正义之举大大激发了农民兄弟投身于打土豪反恶霸斗争的热情，推动了上虞农运的发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虞的局势急剧逆转，国民党右派势力乘机反扑。叶天底召开党支部紧急会议，决定埋藏武器，分散隐蔽。当时叶天底正患重病，农友们不避风险，连夜用轿子把他抬到一个叫十八折的山区隐蔽起来。国民党右派势力几次派兵搜捕他，都扑了空。
5月初，大捕杀的局势稍稍缓和，叶天底就秘密前往杭州。他通过统战关系，取得了国民党省党部新委任的上虞党务指导员郑师泉（国民党左派）的同情和支持，又和钱念先等4人回到上虞，秘密重建中共支部，并公开成立进步组织“石榴社”，还出版了一份《石榴报》。接着，他又秘密组织农会，取出埋藏的武器，成立小型的农民武装队伍，上虞的革命活动又逐步活跃起来了。
8月间，叶天底到绍兴参加了九县联席会议。会议号召各地积极开展“二五”减租，恢复农民武装，准备秋收暴动。叶天底回到上虞后，积极贯彻会议精神，训练农民自卫队，成立渔民友谊社，创办《星期周刊》。10月下旬，全县2700多农民集合在县城运动场，向县政府请愿，要求实行“二五”减租。经过坚决抗争，于当日下午，迫使县长方赞修签字，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1月，中共浙江省委遵照八七会议精神，决定进行浙东大暴动，以上虞、象山港为暴动的中心区，叶天底负责组织和指挥工农武装占据上虞城，消灭反动武装。叶天底抱病与党支部几位同志研究了行动方案，决定分头发动农民，组织人员，调配武装力量，制定行动路线，待命行动。不料，行动尚未开始，省委机关却被敌人破坏，《浙东暴动计划》被搜去，叶天底等各地暴动领导人也成了敌人重点搜捕的对象。
11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派人到上虞逮捕了卧病在床的叶天底，把他用轿子抬到县政府。县长亲自审问他：“叶先生，只要你告诉我上虞共产党组织的情况，我可以替你求个情，让你留在家里治病。”叶天底冷冷地答道：“上虞入共产党的只有我一人，我替劳苦大众做工作！”县长见问不出什么来，第二天就把他押送省党部，关入浙江陆军监狱。
叶天底入狱后，病情日愈加重，但他仍不忘团结难友，与逞凶称霸的狱吏进行斗争。他常对难友们说：“一个人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作，那是最幸福的。世上没有一件事业比这更高尚更伟大”，以此鼓励难友在监狱里坚持斗争。
敌人多次提审，叶天底守口如瓶。敌人见提审达不到目的，又企图从政治上“软化”他，要他自首，说：“只要你在自首书上签一个字，就可以释放。”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要我签一个字，我宁可死。”敌人又降低要求说：“只要你讲一句――‘我以前走错路了’，就可以放你。”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天底走的是光明正大的道路！没有错！”敌人不甘心失败，又找来叶天底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的一个同学对他进行劝降，结果被他怒斥一顿，羞愧而走。一计不成，敌人仍不甘心，又装作关心叶天底的病情，让他“监外就医”。表面上让他出狱到杭州亲戚家里养病，暗中却派特务严密监视。叶天底识破敌人的诡计，在“监外就医”期间，谢绝一切熟人前往探望。他对亲友说：“我天底相信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现在因患病被敌人抓住，我遗憾的只是我替党做事太少了。我既然被抓，就不免一死，我早就预备好，天为棺材盖，地为棺材底，为共产主义而死是光荣的。我要郑重告诉各位，谁要在我面前说一声‘自首’，那就是对我的污辱！”敌人的阴谋又破产了，无计可施，不久又把他关进了监狱。
叶天底估计敌人会很快对自己下毒手，遂于1928年2月3日，给哥哥写了一封绝命书，其中写道：“我决无生路，不死于病，而死于敌人之手。大丈夫生而不力，死又何惜，先烈之血，主义之花。……我决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2月8日拂晓，敌人用门板把病得不能动弹的叶天底抬到狱中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叶天底撑着几乎瘫痪了的病体，挺起胸膛，昂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叶天底牺牲时年仅30岁。
叶天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活动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革命文艺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革命事迹陈列于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传播马列在沪苏，躬亲实践于家乡”这是对叶天底革命生涯最精辟的概括。
㈡ 历史初二题
先了解了解下文,再得出结论
二、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兴办洋务，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尽管洋务派提出的“自强”主张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的社会制度，但是在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看来，却是有悖“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的荒谬之举。持有这种观点的大臣官僚和士大夫为数不少，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他们或以理学权威自命，或以孔孟之徒自居，或以“帝师”为尊，具有相当强大的思想政治势力和深远的社会基础。这一派人物的共同特点就是墨守陈规，故步自封，拒绝和排斥新思想、新事物。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尽善尽美，不需要任何变革。对于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近代的科学技术、采用机器生产、训练新式军队等措施，都认为是违背祖制，“用夷变夏”，于是就百般抵制，深恶痛绝。还在奕?与慈禧太后联合发动“辛酉政变”之后不久，就由于奕?首倡洋务，引起了以倭仁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不满。当时奕?一手主持与外国交涉，得以保持“和局”；而慈禧太后得以在两宫垂帘听政中掌握朝廷实权，也有赖于他的支持。奕?在满族贵族中具有很高地位。对于顽固派的攻击，奕?和洋务派并不示弱，他们进行了大胆的反击和驳斥。慈禧太后权力欲极重，又善于玩弄权术，她为了大权独揽，就施展其权力平衡的手腕，一手扶植那些反对奕?和洋务派的顽固势力，用以牵制奕?和洋务派；一手又重用和支持洋务派，同意他们推行“自强新政”。洋务派虽然屡次受到顽固派的攻击，但洋务运动还是冲破重重阻力，艰难曲折地推行起来。
洋务派和顽固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两派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制船造炮，以资“求强”，西方诸国是不知礼义的“蛮夷”，还是科学技术进步、政教昌明的国家？洋务派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为了富国强兵，应该向西方学习；西方各国不但有自己的政教制度，而且国富兵强，已不是什么“蛮貊夷狄”。顽固派则认为，学习西方就是“用夷变夏”，破坏了“夷夏之大防”，违反了“祖宗成法”和“立国之道”，对各种洋务活动坚决抵制。两派争论的实质，是统治集团内部开明与守旧的不同政见之争。
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在洋务运动开始的最初几年，还未表面化。到了60年代后期，两派的斗争开始激化。斗争是由1867年关于同文馆是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的争论引起的。1866年末，奕?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了适应洋务事业的需要，他建议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及科举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并拟订章程六条，希望朝廷早日批准施行。1867年，御史张盛藻首先上折反对，认为天文算学等事，宜归钦天监、工部分别选拔生员和武弁学习，科甲正途人员都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之士，何必要他们“习为技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如果要他们学习天文算学，那就是“重名利而轻气节”。他的这个主张被清廷“著毋庸议”，予以否定。半个月之后，倭仁又上奏折，主题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进而提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加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师事夷人”？如果科甲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就会“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随后，候补知州杨廷熙更把同文馆视为“不祥之物”，把“久旱不雨”、“阴霾蔽天”、“大风昼晦”、疫病流行等自然灾害，都归罪于设立同文馆。而奕?也被顽固者流送了个“鬼子六”的绰号。奕?等不肯示弱，对倭仁等人的论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设立算学馆，目的在于“徐图自强”，而不是“空讲弧虚，侈谈术数”。说倭仁“以道学鸣高”，故作危言耸听之论。“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谈者亦将为之心灰气沮”。他援引李鸿章的话，指斥倭仁等“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并斥责倭仁所说的“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空言滥调，于实际毫无用处。经过激烈的争论，倭仁虽然由于对洋务一窍不通，不得不撤消原议，但天文算学馆的报名应试者也大为减少。这次争论，实际上是要不要办洋务，要不要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一场政治斗争。
继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掀起的轩然大波之后，到了1880年，刘铭传建议修建铁路，又引起一场争论。对刘铭传的建议，奕?、李鸿章等表示支持，但却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刘锡鸿认为修筑铁路有百害而无一利，说什么“我国乾隆朝之世，非有火车也，然而廪溢库充，民丰物阜，……西洋亦效贡而称臣”。御史屠仁守说：“自强之道，不务修道德、明政刑，而专恃铁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他们不但反对修铁路，也反对一切近代的机器制造工业。
1875年1月，同治皇帝病死，慈禧太后立醇亲王奕�四岁的儿子载湉为皇帝，改元光绪。奕�为咸丰皇帝之弟，其福晋为慈禧太后之妹，所以载湉既是慈禧太后的侄子，又是她的外甥，亲上加亲。载湉当时又在年幼，便于慈禧太后控制，以继续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极力拉拢奕�，并利用他排挤奕?。奕�宠信日隆，势力也随之膨胀，而奕?的权力则有日渐减弱之势。在军机处内部，也逐渐形成所谓“南北”两派。南派首领为沈桂芬，江苏吴江人，他与奕?、文祥关系密切，属于详务派。北派首领为李鸿藻，直隶高阳人，与倭仁等人气味相投，过从甚密，属于顽固派。由于洋务派在军机处占了多数，李鸿藻感到力单势孤，于是笼络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的周围，以壮大声势。这些“台谏词垣”也以依附李鸿藻为进身之阶，以议论朝政、抨击权贵相标榜，号称“清流”。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都是“清流派”代表人物。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文祥和沈桂芬先后于1876年和1880年去世，李鸿藻的势力加强，排斥异己，一些洋务派官僚受到排挤和打击。被奕诉、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于1879年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走下，只得卸职返回湖南原籍，连他写的《使西纪程》也因为称颂西方物质文明而遭到诋毁，终至毁版。不过这时洋务事业已逐步推行，势难遏止，洋务派的势力也依然相当强大。慈禧太后虽然蓄意不使洋务派尾大不掉，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又不能不依靠洋务派的某些首领人物。“清流派”中对兴办洋务并不都持反对态度，而且也不是固定不变，其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后来就成为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出自http://ced.xxjy.cn/Special/Subject/GZLS/LSTS/ZGJDSLK/)
单元八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
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复习提示
本单元包括八节内容，但据新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其中有三节内容不再列入考试范畴，即“清朝政局的变动”、“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和中法战争”、“瓜分中国的狂潮”。就高考考查来看，本单元是高考命题区域的重中之重。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除1993年和1997年外,高考每年都命题。在1989～1999年的11年中，选择题出过10道,材料题出过1道。平均起来看，每年约占分值2.5分。甲午中日战争也是值得注意的考点。戊戌变法是高考考查的热点,从背景、经过、内容到结果、意义，长考不衰。可以说，基础知识题年年有、考查能力题经常见。题型从单选、多选、填空到问答题均有，但没有出过材料题，估计近年将会出现。本节考点是问答题命题的重点部分，以本节内容独立成题的，这要推到1983年高考题“联系19世纪末民族危亡的形势，评述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的主要活动。”有与中国历史相关内容综合出题的，如1993年高考题“简要说明民主革命时期魏源、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的基本思想及其实践效果。”再如1991年三南高考题“比较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本主张与社会实践的异同，指出他们留给后人的历史教训。”还有与世界史同类内容相比较出题的，如1994年高考题“19世纪末中国维新变法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与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相比，两者在促进社会变革的作用上有何不同？为什么？”2000年高考在此又出了一道大题：“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爱国救亡主张不尽相同。例如：维新派大力宣传‘优胜劣汰’的社会进步理论，说‘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义和团的一份揭贴则说：‘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一概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回答：对于当时中国民族危机的原因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维新派和义和团持何种不同观点？两种观点各具有什么积极意义和局限性？”题目从知识型、综合型逐渐向分析、对比、评论等高难度、深层次的能力型过渡。因此复习时应把本节作为重点，把知识和能力、记忆和理解有机地结合起来。
●归纳分析和综合
◆阶段特征
19世纪60、70年代是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势力由对抗走向勾结；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确定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走向半殖地民半封建社会。此后，国际上，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国内，是清政府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持而暂时稳定其统治的时期，是清政府勾结侵略者来稳定其统治并建立适应侵略者要求的半殖民秩序时期，是所谓的“洋务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外国侵略者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特权，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中国的自然经济已初步瓦解；资本主义工业开始产生；中国经济已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主要的经济特征都在迅速形成。
从19世纪70年代起,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向外猛烈扩张。在远东,它们疯狂吞并中国的邻邦,加紧分割、攫夺中国周边的土地，使中国的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人民群众以反对外国教会为形式的反侵略斗争广泛展开，清政府也被迫组织了两次抵抗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即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中法战争中，中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失败，但昏庸、怯懦的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却向法国侵略者屈服。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陆军溃败了，海军覆没了，标榜“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破产。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甲午中日战争后，适应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掠夺，全面地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并且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企表瓜分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从此更加尖锐。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准备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而农民阶级则发动了对外的“武装”、“灭洋”斗争，即伟大的义和团运动。
【重要概念】 “租借地”、“势力范围”。
【易混史实】 洋务派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与民族资本家企业；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的主要战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表；强学会与保国会；戊戌变法与戊戌政变；西摩尔与瓦德西。
◆历史概念阐释
1、洋务派与顽固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如何解决内外矛盾问题产生意见分歧，从而形成了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起初人数不多，但都是清政府中握有实权的人物，在中央以恭亲王奕欣为代表，地方上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丁日昌等。顽固派是一批对世界发展形势一无所知的极端腐朽的贵族、官僚，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同治帝的老师、蒙古贵族、大学士倭仁等。洋务派和顽固派本质上都是要维护清朝的统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对待“外国事物”的态度上。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顽固派因循守旧，愚昧无知，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国事物，幻想恢复“闭关锁国”的局面。顽固派代表了清朝统治集团中最腐朽、最保守的势力。
2、洋务与洋务运动：“洋务”又称“夷务”，泛指当时一切与外国资本主义有关的事物。“洋务运动”是指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旗号，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工业，掀起的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运动。洋务运动的内容包括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建海军、创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等。洋务运动进行了30多年，从总体上看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这是封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这就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旧的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同时兴办洋务，引进外国的科技书籍，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科技、外交人才，也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一定条件。民用工业的兴办，对抵制西方经济侵略也多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是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的革命性和妥协性的双重特点。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特点的产生是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紧密相联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外国资本家利用从中国攫取的特权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控制海关和市场，处处危害着中国民族资本。中国封建势力、顽固派从根本上反对商办新式企业，洋务派力表把商办的企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此外，清政府明文征收的厘金、苛捐杂税也给民族资本主义带来沉重的负担。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存在着一定的依赖关系。如有的企业利用外商名义投资办厂，有的原料和市场要依赖外国；而在非通商口岸投资办厂要得到官府的特许等。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具有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相妥协的软弱性。
4、早期维新派：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他们都著书立说，提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变革中国的主张。这些主张基本一致地体现出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之处，改变中国落后状况，代表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如在经济上，郑观应从振兴商务的角度出发，要求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财政金融业，不仅强调商品流通，而且还注意到了商品生产。他提出的“商战”口号，旨在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康、梁在《公车上书》中就直接引用了郑观应“商战”的理论。在政治上，郑观应主张实行议院政治，外交上主张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外国侵略等。但早期维新派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未付诸实践。
5、《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是维新运动领导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具有代表性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在维护孔子的名义下，把封建统治者历来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这就动摇了封建统治者恪守祖训、反对变法的理论基础。《孔子改制考》将孔子当作民权思想、平等观念的倡导者，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这两部著作虽未直接论述政治问题，但在知识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和反响，它代表着当时社会中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意向和主张，体现了这个阶层的经济政治要求和利益，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这也被封建统治者斥为异端邪说。
6、《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1898年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请求光绪帝正式确定变法，希望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与政权。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了三项变法政纲，其中第一条是想依靠皇帝权威，在全国推行新法；第二条是想让维新派参与中央和地方各政权，在全国上下壮大维新声势；第三条是想在前面两条基础上全面改革政权机构。这个政纲明鲜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要求，是维新派的施政纲领。
7、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法。从这天起，到9月21日止，光绪帝相继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书，新政推行了103天，历史上称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颁布的变法法令共分为四个方面18项内容。政治方面有准许官民上书言事，这里的“民”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过去他们连上书的权利也没有，现在可以参与议政了。但这还不等于民族资产阶级真正参与了政权，中国还是封建帝制。变法没有涉及维新派提出的设议院、定宪法等内容。经济方面的变法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厘金制度。文化教育方面的变法有利于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但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还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内容上依旧保留了封建文化的残余。
8、“扶清灭洋”：这是义和团运动中提出的斗争口号。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的危急形势下，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选择。义和团这时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把“灭洋”放在第一位，这正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反映，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因而能吸引和动员广大群众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抗击。但这个口号也表现为笼通排外主义，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具有落后的一面。这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地位和狭隘眼界限制了他们，使他们不可能对帝国主义从阶级本质上进行分析和认识，从而提出科学的反帝纲领和策略。关于口号中的“扶清”，我们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扶助清政府，应含有扶中国、保中国的内容，否则就很难说这场运动的性质是反帝爱国运动。当然，这个口号也不是一个科学的口号，它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人们对清政府施展种种阴谋手段的警觉，导致最后上当受骗，被清政府所出卖，成为义和团运动失败的一个沉重的教训。
◆历史线索梳理
1、洋务运动：①两个阶段：19世纪60～70年代——以“自强”为旗号，创办军工企业。19世纪70～90年代——以“求富”为旗号，创办民用工业。②四项内容：a、创办军事工业；b、兴办一批民用工业；c、初步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并成立海军衙门；d、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③五位代表人物：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戊戌变法：①第一阶段：19世纪90年代初到1895年公车上书前——形成理论，阐述和宣传维新变法思想阶段。②第二阶段：1895年公车上书到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维新变法思潮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并在全国蓬勃开展阶段。③第三阶段：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维新变法进入高潮——戊戌变法。
2、义和团运动：①源流：义和拳。②序幕：1898年赵三多领导冠县义和拳攻打当地教堂。③兴起：1899年朱红灯在平原县开展反洋教斗争，取得平原大捷，后义和拳改称为义和团。④发展：1900年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清政府承认义和团为合法民团。⑤抗击八国联军战斗：在廊坊、杨村、天津抗击八国联军；北京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⑥失败：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剿杀，运动失败。
◆历史现象分析
1．“欧风美雨”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资本主义不是继承的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阻断了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欧风美雨”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有两种作用：一是破坏，它在使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中，也毁掉了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二是促进，它在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包括市场、劳动力和资金。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的商品大量涌入中国，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商品输入量激增。由于西方使用大机器生产，其商品价格非常低廉。就拿洋纱、洋布来说，价格就远比土纱、土布便宜，农民纷纷购买洋布。自然经济是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特征的，家庭纺织业的破产，是自然经济解体的重要标志。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们出卖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买回自己所需要的布匹、粮食或其他手工业品，这样在全国就出现了专门生产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地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和洋务派企业的利润，又吸引人们投资于近代企业，这就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提供了资金。同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创办时所用的机器设备甚至于原料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技术方面也仰仗于外国。
2．洋务运动的目的:洋务运动总的目的是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来维护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即将资本主义纳入封建专制的轨道,增强清政府的实力。洋务派办洋务受这一总体思路的左右，同时也没有超出这一界限。具体口号是：“求强”，即举办军事工业、建设海防、编练新式军队、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发展河海交通和通讯事业等。讲洋务派办民用工业是为了“求富”是可以的，但其办民用工业的直接动因，是为了解决在办军事工业中所遇到的资金、交通、燃料和通讯等方面的困难。
3．洋务派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特点：军工企业的性质和特点：①由政府出资兴办；②产品用于武装军队；③企业管理采用封建衙门式，企业设刑庭、监狱。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民用企业的性质和特点：这些企业都是使用大机器生产，创办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利润，绝大部分产品销售于市场，从而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可以说是含有资本主义成分的近代企业。这些企业的创办在当时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它在客观上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扩张起了抵制作用，也诱导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锻炼了更多掌握机器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
4．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特点：①主要是从轻工业和小规模的采矿业开始的。②大部分企业投资少、规模小。③民族工业的发展十分艰难，民族资本产生之初，都曾遭到顽固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有的认为新式企业的创办会打乱人民原有的生活秩序；有的认为机器是奇技淫巧，妨害社会风俗；有的则从迷信出发，认为采矿筑路有伤风水。同时民族工业的生存也遭到洋务派企业的排挤和限制。④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是既矛盾又依存的关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由于投资少、规模小而发展微弱等特点，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决定了他们从一开始产生就不能坚决地反封建反侵略，而只能提出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
7．对洋务运动的评价：①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②洋务运动期间，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③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④对外国经济势力扩张，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⑤创建了三支海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防能力。⑥创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封建教育的冲击。⑦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了早期维新派。
8．甲午中日战争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影响：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试表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挽救民族危亡；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走上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承担起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农民阶级自发掀起了反抗斗争，形成了义和团运动，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反抗外来侵略；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完全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并企表以“新政”挽救统治危机；地主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则转化为立宪派，他们反对革命，期望清王朝改行君主立宪制，富国强兵。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应说明中华民族已经觉醒。
9．戊戌变法的主要条件：
①客观原因：列强瓜分中国狂潮导致中华民族空前危机。中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
②经济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
③阶级基础：民族资本主义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④思想基础：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宣传和维新派同顽固势力的论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维新派的施政纲领。
⑤政治基础：无实权的光绪皇帝。
⑥主力：一批兼有学生和士大夫两种身份的仁人志士，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群体。
⑦组织基础：强学会、保国会等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团体。
⑧推动因素：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尤其是德国强占胶州湾。
10．维新派成立的学会、学堂，创办的报刊：
学会：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
学堂：时务学堂（谭嗣同在长沙主持）。
报刊：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上海有《时务报》。《国闻报》和《时务派》居当时北南舆
㈢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组员日志怎么写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
提供一篇看下吧。可以开阔一下思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报告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而积极创建民主、法制、平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更是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作为法政学院的学生，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响应党的号召，为新农村普法平安宣传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我们利用暑假10天左右的时间，到金东区澧浦镇进行了普法平安宣传。希望此次实践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关键词】金东区澧浦镇；新农村；普法平安宣传
今年暑假，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要求我跟着我院金东区社会实践队来到澧浦镇进行了为期10天的实地普法平安宣传。这次充实而又难忘的社会实践经历给我带来了特别深刻的影响。
一、 实践目的
实践让我走向科技应用，走出课堂。当前，我们缺少的主要不是知识，而是缺少将知识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与在实际当中遇到的是不尽相同的。其往往具有不具有明显的特征，这需要我们进行抽象概括才能解决各种问题。所以在大学期间我觉得多与社会接触，多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多了解你将会面对的种种问题，对以后的发展和继续深造都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
二、实践方式
采用“小分队式”社会实践，组员有15人
三、实践内容
（一）采取了以黑板报、广播、短信、网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法制宣传、平安宣传
我们在洪村和锁园利用黑板报的形式向当地村民介绍有关婚姻法、财产继承等和实际生活紧密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及有关平安的诗歌。同时我们总结了宣传标语：平安在心，普法在行。另外我们利用网上的村民信箱给澧浦镇村民写了一封普法平安宣传的信，取得了良好的效应。也在广播上进行法律知识三字经的宣传，受到当地村民的好评。
（二）我们来到幼儿园给小朋友们进行平安知识的宣讲
在实践期间，我们也注意到儿童这一相对弱势的群体，认为很有必要对其进行平安知识的教育。于是我们联系了一家当地的幼儿园，给小朋友们上课。我们教他们学认交通标识、知识问答，还进行了简单的儿歌朗诵比赛。不仅他们学到了知识，我们也体会到了当老师的感觉，专业理论知识更好的结合了实际，这也是不可多得的经历。
（三）配合区政法委等部门进行问卷调查
因为今年我们浙江省正在进行“平安浙江”创建活动，金东区也进行了具体的实施。现在活动开展差不多了，要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以发现还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更好的改善。正好这和我们实践队平安宣传相一致，加上我们大学生也有这样的经验，于是我们利用一天的时间在澧浦镇上进行了问卷调查。
（四）举行法律知识灯谜活动
法律条例是枯燥而乏味的，为了增加村民们的兴趣使他们主动且更好的了解法律知识，我们特地准备了法律知识灯谜活动。我们从专业书上找了一些题目，写在卡纸上，绑上漂亮的丝带，系在红绳子上，非常的漂亮。当天村民们也非常的热情，竞相回答问题，也得到了一份小礼物。一位老爷爷说这种活动应该经常举行，形式很好，这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
（五）进行流动模拟法庭的表演
我们给政府工作人员、村官们以及村民代表进行了一场模拟法庭的表演。我们精心准备了一场民庭和一场刑庭，都是生活中经常存在的案例。之后镇长说我们这样的表演很有实际意义，现在是法制社会，村民们更应该知道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六）进行宣传模式的调研
因为前几天我们进行了群众满意度的调查，发现这的群众普遍反映宣传不够到位。于是我们觉得很有必要进行新农村宣传模式的调查，以发现存在的问题，从而出谋划策以找到可行的科学的宣传模式。
四、 实践体会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10天短暂而又充实的实践，我认为对我走向社会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过渡的作用，是人生的一段重要的经历，也是一个重要步骤，对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也有着很大帮助。
向他人虚心求教、遵守组织纪律和与人文明交往等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都要在实际生活中认真的贯彻，好的习惯也要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培养。这一段时间所学到的经验和知识大多来自学长和领导的教导，这是我一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这次实践也让我深刻了解到，在工作中和同事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做事首先要学做人，要明白做人的道理，如何与人相处是现代社会的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于自己这样一个即将步入社会的人来说，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他们就是最好的老师，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知识和道理。
大学是一个教育我、培养我、磨练我的圣地，我以我能在此生活而倍感荣幸。而实践是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运用所学知识实践自我的最好途径。亲身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飞跃。增强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步入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经历实践后，我发现自己的专业知识还很匮乏，综合能力还有待提升。交际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等的培养非常的重要。同时还需在以后的学习中用知识武装自己，用书本充实自己，为以后服务社会打下更坚固的基础！
10天的实践，我感觉自己长大不少，终于认识到校园其实还是很小的，虽然它占地千余亩，但它仅仅是社会的一小部分，仅仅是一个引导人的机构。在学校，我们学的是理论，讲的是道德文化，而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我们学的便是素质与能力，讲的便是气质与内涵，但两者还是相通的，为的都是顺利进入激烈的社会竞争，求的都是出类拔萃。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应该不断充实自己的思想文化，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更应该不断增强各方面的实践能力，以适应竞争激烈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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