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应受到限制吗
上诉权是一项基本的诉讼权利，法律和司法解释从来没有规定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所以上诉权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但是在认罪认罚的案件中，如果上诉往往会被检察院认为是不认罪认罚，那一审以认罪认罚做出的从轻处罚的判决检察院会认为量刑畸轻，会提起抗诉，所以，上诉不上诉需要被告思量清楚再做决定。
『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意义
如果罪犯能认清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真心改过，这样我国司法机关本着教育为主，打击为辅的原则，会从轻处理
『叁』 法律规定“认罪认罚”必须从宽从轻，可为什么有些被告人认罪认罚了，依然被判处s刑
看情节，即使认罪认罚了，如果犯罪情节恶劣也会判处死刑的。采纳谢谢
『肆』 认罪认罚从宽如何加强控辩协商
您的问题，可以些论文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顶层设计上来说，是一个好的做法，从建立到如今普遍适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乃至诉讼模式发生重大变化，提高了诉讼效能，有利于更好更快地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保障当事人权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在该制度在当前推行中出现诸多问题，您所说的控辩协商也是一个典型的问题。目前两高及司法部也意思到，最近也出台了一下文件，关键还在于各级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律师的推动也是必不可少的。
『伍』 如何看待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今天下午，我去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和《听取辩护人意见书》。不出意外，我代理的这起涉嫌虚假诉讼罪案将会以认罪认罚的形式结案。
打官司需要证据，刑事案件也不例外。公安机关必须要能收集到足以起诉指控和定罪量刑的证据。但众所周知，收集证据需要付出司法成本，需要受到程序正义等原则的制约。
在过去，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等非法取证活动一度很普遍。非法取证的本质就是突破程序性制约，收集在合法手段下无法收集的证据，从而弥补证据短缺。
随着司法文明的进步，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活动被严厉禁止。那么，该如何克服证据的短缺，从而在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之间形成新的平衡？堵住了后门，就应当开启前门。
诉辩交易发端于美国并非偶然。美国有全世界最完善的程序制度和最严厉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必须要有应对打击犯罪和刑事指控的新制度。我们国家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本意与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没有二致，但国内的做法更加谨慎和保守。
以我近期在上海代理的几起案件为例，检察机关虽然积极推动认罪认罚，但在量刑建议方面却过于虚弱。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缓刑问题上不肯明确表态，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事人的积极性。
定罪和量刑都是审判权的重要职能，但这不意味着检察机关在量刑方面无可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不仅要“求罪”，而且要“求刑”。如同民事侵权案件，原告不仅会请求法院认定侵权事实，还会请求判决赔偿损失。根据不告不理、被动审理的一般司法原则，法院应在检方的量刑建议区间或者量刑建议以下进行量刑。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约束力应当是刚性的而非柔性的。如此，才能保障法院的中立地位，也才能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更加坚固的操作基础。因为，只有检察机关拿得出筹码，当事人才愿意妥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很可能将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但根据此前发布的草案文本，相关条款还略显粗疏。这项制度要想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更多的创新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