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台宣传片

① 《紧急迫降》是真实故事改编的么这个电影的背景是什么

《紧急迫降》是真实故事改编的。它是根据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发生的、我国航空史上的第一次成功的紧急迫降这一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

南方某城市，一架麦道民航客机起飞后发现起落架有故障，无法正常升降，机组人员启用紧急系统放下起落架失败。市委领导和民航的领导及时赶到现场指挥飞机摆脱困境。飞机用了多种方法均无法放下起落架，只好选择紧急迫降。

《紧急迫降》的背景：

在电影《紧急迫降》中演B-2174号飞机，而真正迫降的飞机编号是B-2173 所属公司：（前隶属公司：中国东方航空）。

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司飞机型号：MCDONNELL DOUGLAS MD-11发动机号：PW4460 备注：曾于1998年9月10日成功迫降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此事件属中国民航首例。

此事件后拍成电影《紧急迫降》。B-2173迫降后被改装为货机，隶属于中国货运航空。现已光荣退役。)[2-4]对这一电影的剧作而言，首要的问题，当然是对影片叙事“类型”的选择。这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要不要写成一部类型电影？二是要将它写成一部怎样的类型电影？

之所以要有第一个选择，那是因为这个故事有其真实的素材依据，而对此真实素材的处理，至少有几种截然不同的方法选择。

一是把它编写成娱乐片，那就要对它进行特有的类型设计，按照娱乐类型影片的叙事规则来编写剧本；二是把它编写成宣传片，拍摄成宣传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蓝天航空公司的飞行机组和机场地勤人员通力合作，抢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英雄事迹---好人好事的故事片。

此外，当然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前二者的折衷。

进一步，如果选择类型影片的写作，也还存在一个选择怎样的类型的问题。这一选择看起来似乎要简单的多，其实则未必。就这一事件的“类型”而言，也有多种选择：一是惊险片类型，二是灾难片类型，三是折衷变化为中国特色的“抢险救灾”类型。

作为惊险片，它没有《生死时速》、《插翅难飞》等影片中那样明显的敌对因素——既没有在汽车上安装定时炸弹的恐怖分子、也没有被判死刑的劫机犯；而作为灾难片，它又没有像《大地震》、《龙卷风》等片那样真正的灾难结局；看来只好选择“抢险救灾”。

从已完成的影片看，《紧急迫降》一片显然是想要克服素材的困难且要打破类型的陈规，将这一具有真实背景和感人故事的素材，编写成既具有纪实特点、又具有可看性或类型特征的影片。

它最终选择——或者说是“创造”——的，是一种很特殊的类型形式，如果要给它命名，当可称之为“惊险减灾片”。

其中，有一部分灾难片的因素(迫在眉睫的一场空难事故)，但空难又只是作为影片的故事情节展开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一种悬念、并且最终是以想象的形式在银幕上呈现；同时又有一部分惊险片的因素，作为影片的情节发展动机及其叙事走向，其结果是有惊无险，其过程则又是有险无惊。

还有一部分纪实影片的因素，片中对飞机上下减灾排险的具体过程有准确细致的记述；最后，当然还有中国特色的主题导向，即领导关心、多方配合、万众一心、减灾弥难，进而将一场可能的大灾难变成一曲救灾排险及其人间真情的颂歌。

也就是说，《紧急迫降》的剧作理念，是在类型选择方面想面面俱到，大搞调和折衷，以不同的类型元素配制“鸡尾酒”。往好处说，是中西合璧，花样翻新。

(1)塔台宣传片扩展阅读：

《紧急迫降》剧情简介：

金秋的机场，一片繁忙。各航空公司的客机正在这里有条不紊的降落、起飞。一架B2174号MD-11型客机载着137名中外乘客呼啸起飞，飞向北京。

客舱内，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充满第一次乘坐飞起的新鲜感；一个业务员怀抱随身携带的维系企业命运的满箱现金安然地进入梦乡；戴着老花镜的学者模样的老人静静地看着手中的线装书；吃奶的孩子经由乘务员冷却了奶瓶中的牛奶后，也停止了哭闹。

乘务员们面带微笑正在热诚地为旅客服务，客舱内充满了和谐、温馨的气氛。然而，谁也不曾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危险正向他们袭来。

飞机升空后，机长李嘉棠发现起落架信号灯指示不正常，飞机起落架放不下，这意味着客机将无法着陆，如不及时排除险情，就可能发生机毁人亡的悲剧。李嘉棠立即向地面塔台指挥报告情况并请求返航。

蓝天航空飞行部总指挥要李嘉棠做穿云和后起落架顿地并甩飞的动作，试图将前起落架甩下，但是，李嘉棠做了上述动作后，还是没能将起落架放下来。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市领导闻讯飞速赶来，寸步不离塔台，同有关人员一起研究飞机着陆方案和营救措施。刹那间，59辆消防车，20辆救护车、4辆照明车、25辆工程车快速赶到现场。

机舱内，机长和乘务员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沉着地带领乘客井然有序的向客舱后部转移。从而使客机重心后移，试图减轻机头重量，进行紧急迫降。但是此举危险系数极高，稍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

随着总指挥的分析、描绘，大家眼中出现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机头落地，由于分量太重，致使底部凹陷，擦出火花，导致爆炸；飞机失控，冲离跑道，撞进候机楼，机毁人亡，已惨不忍睹……

客机朝着机场缓缓下降，机场周围警灯闪烁，消防车一路跟进，跑道上紧急喷洒泡沫，各种抢险，救护车辆紧急待命；市长和机场指挥中心总指挥在机场跑道上等待、接应……

关键时刻终于到来，客机能否安全迫降？机上的旅客能否脱离危险？客机迫降过程中又将遇到什么险情。

② 紧急迫降的幕后制作

《紧急迫降》开机的第一场戏就是拍迫降，巨大的机体在地面泡沫带上划出耀眼的火星。这场戏虽然看不到邵兵、徐帆和尤勇三位明星，却是十分关键的镜头，情景逼真，场面壮观，令人振奋，临场督阵的厂长朱永德见惯大场面，此时也激动不已，称赞说“好莱坞也不过如此”。
近一两年来，世界电影行业均处于低迷状态，各制片厂、电影公司为了收回成本慎重投资，且密切关注市场反馈。国内制片厂更是慎之又慎，尽量走“少投入，高回报”的制片路线。所以，当上影一举斥资250万美金引进了一套电脑特技制作设备时，全国电影界为之瞠目。这套代表1999年初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数码制作系统是数字影视制作的经典。对上影而言，这无疑是个需要胆量和魄力的大手笔。除了引进先进机器、设备硬件，还引进了一批优秀人才，成立了电脑制作公司。
电脑公司尚在筹备阶段就揽下了一笔“瓷器活”--承担了张建亚执导的国产大片《紧急迫降》的电脑特技制作任务，也可以说，正是由于《紧》片的制作也促使上影下决心引进这套设备。
为追求《紧急迫降》最佳的银幕视觉效果，张建亚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常规特技和电脑特技双管齐下。从七月份开始，电脑特技公司全面投入了《紧急迫降》的特技制作。上影曾将片中的长5分多钟的特技镜头报给美国一家数字影视制作公司，由于时间和资金方面的问题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于是电脑特技公司自力更生，一边实践，一边摸索，他们领着微薄的报酬，不分昼夜地投入到这部中国数字电影特技的处女作中。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长达9分45秒，共37个镜头的电影《紧急迫降》数字特技终于完成，其中许多镜头的数字电脑特技制作已经达到美国好莱坞中等以上数字特技制作水平。多批来自美国数字电影界的资深专家都对上影电脑特技公司的人才、设备及高质量的制作技术赞叹不已。
《紧急迫降》这部将给观众带来全方位视听冲击的空中惊险片，在数字特技制作方面决心以自己的实力，向美国大片作一次挑战和较量。
喜欢玩特技的张建亚这回是过足了隐。但是，他的思路很清晰，他认为，导演动用一切手法，目的是把故事讲得更好。观众不会因为电影里有几个特技镜头、有几个明星就来看你的片子。“这就好比是一桌宴席，导演是厨子，观众是食客，观众不会因为这道菜是金锅子烧的就去点这道菜。” 在电影《紧急迫降》中演B-2173号飞机，而真正迫降的飞机编号是B-2173 所属公司：（前隶属公司：中国东方航空）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司飞机型号：MCDONNELL DOUGLAS MD-11发动机号：PW4460 备注：曾于1998年9月10日成功迫降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此事件属中国民航首例。此事件后拍成电影《紧急迫降》。B-2173迫降后被改装为货机，隶属于中国货运航空。现已光荣退役。) 对这一电影的剧作而言，首要的问题，当然是对影片叙事“类型”的选择。这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要不要写成一部类型电影？二是要将它写成一部怎样的类型电影？
之所以要有第一个选择，那是因为这个故事有其真实的素材依据，而对此真实素材的处理，至少有几种截然不同的方法选择。一是把它编写成娱乐片，那就要对它进行特有的类型设计，按照娱乐类型影片的叙事规则来编写剧本；二是把它编写成宣传片，拍摄成宣传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蓝天航空公司的飞行机组和机场地勤人员通力合作，抢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英雄事迹---好人好事的故事片。此外，当然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前二者的折衷。
进一步，如果选择类型影片的写作，也还存在一个选择怎样的类型的问题。这一选择看起来似乎要简单的多，其实则未必。就这一事件的“类型”而言，也有多种选择：一是惊险片类型，二是灾难片类型，三是折衷变化为中国特色的“抢险救灾”类型。作为惊险片，它没有《生死时速》、《插翅难飞》等影片中那样明显的敌对因素——既没有在汽车上安装定时炸弹的恐怖分子、也没有被判死刑的劫机犯；而作为灾难片，它又没有像《大地震》、《龙卷风》等片那样真正的灾难结局；看来只好选择“抢险救灾”。
从已完成的影片看，《紧急迫降》一片显然是想要克服素材的困难且要打破类型的陈规，将这一具有真实背景和感人故事的素材，编写成既具有纪实特点、又具有可看性或类型特征的影片。它最终选择——或者说是“创造”——的，是一种很特殊的类型形式，如果要给它命名，当可称之为“惊险减灾片”。其中，有一部分灾难片的因素(迫在眉睫的一场空难事故)，但空难又只是作为影片的故事情节展开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一种悬念、并且最终是以想象的形式在银幕上呈现；同时又有一部分惊险片的因素，作为影片的情节发展动机及其叙事走向，其结果是有惊无险，其过程则又是有险无惊；还有一部分纪实影片的因素，片中对飞机上下减灾排险的具体过程有准确细致的记述；最后，当然还有中国特色的主题导向，即领导关心、多方配合、万众一心、减灾弥难，进而将一场可能的大灾难变成一曲救灾排险及其人间真情的颂歌。
也就是说，《紧急迫降》的剧作理念，是在类型选择方面想面面俱到，大搞调和折衷，以不同的类型元素配制“鸡尾酒”。往好处说，是中西合璧，花样翻新。 1998年9月10日19时38分，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东方航空公司的MU586航班起飞了，机长倪介祥（毕业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副驾驶严宝弟、机械师赵永亮和共青团员、报务员鲁舸密切配合，注册号为B-2173的麦道-11型客机很快融入夜空中。倪介祥收起落架时发现前起落架红色信号灯不灭，说明前起落架没有收好。
当飞机升到900米时，倪介祥按照检查单程序又做了一次收起落架动作，只见红色信号灯仍在闪亮（因前起落架锁链杆螺旋折断丢失，经证实，系制造质量问题）。倪介祥意识到飞机故障的严重性，经虹桥机场塔台管制员同意决定返航，同时通知正在机舱内忙碌的主任乘务长徐焕菊。
经虹桥机场塔台管制员同意，倪介祥要采取在空中“甩放”的办法。一套急上升、侧滑、大坡度盘旋动作做完了，但离心力作用并未能把前轮“甩放”下来。
赵永亮是个有20多年经验的老机务，他二话没说，拿起一把斧子，用尼龙绳拴着腰部就钻进去了，使劲用斧子敲打前起落架被卡住的地方，费了很大的劲却不见松动。
“甩放”不成，斧头又敲不下来，倪介祥决定采用“试着陆”的方法，即驾驶飞机按正常着陆，试图让起落架在跑道上接地时靠“（蹾）”的力量把前起落架“（蹾）”下来，飞机再升空。在地面人员的精心指挥下，倪介祥驾机转了两个大圈子，连续着陆“（蹾）”了两次，前起落架仍纹丝不动。
看来，唯一的办法只有迫降了。 倪介祥决定：通知徐焕菊，组织乘客尽量坐在中部和尾部，反复教他们做好迫降的动作；自己驾驶飞机迫降，严宝弟把持油门，并在旁边提醒自己，待主轮一接地后立即拉第一发动机和第三发动机反喷至慢车位置，赵永亮负责拉下减速板和所有发动机总开关，并对发动机实施灭火，当飞机停稳后立即接通紧急撤离电铃。
23时07分，倪介祥驾驶飞机下滑，飞机以“轻两点”姿态着陆了，在机头擦地的一刹那，跑道上划出一道道闪亮的火星，令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上。在滑行380米之后，飞机稳稳地停在跑道上，像一匹烈马终于被驯服了。“迫降成功了！”在所有旅客从应急滑梯上跳下去之后，机组人员才离开B-2173飞机。
据了解，东航B-2173客机空中遇险的原因已经查明，是飞机前起落架的销子断裂导致起落架收放失效。有关专家鉴定后认为，该飞机销子中某种金属成分含量过高，成分构成不合理，导致金属产生裂缝。
这次迫降，机上120名旅客、17名机组人员，除6名旅客和3名乘务员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外，均安全撤离，飞机未起火，保护了国家财产安全和旅客的生命安全，为民航赢得了荣誉，得到了中外旅客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在这次成功迫降中，倪介祥机长和机组其他成员正确处置，精心操作，避免了一场可怕的飞行事故，同时空管人员的准确指挥，地面公安、消防等其他人员的密切协作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紧急迫降》一片的编剧影响最大的因素，无疑是它的真实背景：“事实如此”。上海虹桥机场上真实发生的飞机成功迫降事件，既为《紧急迫降》的创作提供了动机，又为电影剧作提供了真实的依据。剧作者似乎只要对这一真实事件略加点染、进行少量的加工改造，就能够得到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而且还能进一步提炼出品位很好的教育价值。
显然，《紧急迫降》的创作思路，正是按照“真实”的线索顺序展开的。
电影的情节主线当然是在天上（飞机上），蓝天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起飞——发现一个起落架有故障——要求返航——空中查险和排险（包括查看液压系统、高空盘旋、地面观察、空中急转弯、后起落架着地、人工放起落架）——要求紧急迫降——最后迫降成功、皆大欢喜，称得上是线索清晰，且有根有据。 电影的辅线则是在地上（机场指挥部），始终与飞机保持联系并指挥其行动、紧急通知有关人员到场、上报民航总局、上报市委办公室；专家咨询到位、抢险指挥到位、机场领导及本地民航局领导到位、保险公司到位、市委领导到位、波音公司的建议到位；武警部队做好准备、消防车做好准备、救护车做好准备，称得上是面面俱到，且有条不紊。
这样上下配合、空地对话、点面俱到、纵横交错，构成了电影剧作的基本框架。飞机能否安全落地成为贯穿电影情节始终的一个最大的悬念，也是电影剧作的一个基本动力因素和想象资源。结局不明的悬念和紧张加上一定的人工造作，惊险的情节中夹杂一些有趣的细节花絮，可以将丰富的生活细节和思想内容结构成电影的整体。 进而，这一结构还具有明显的功能价值。
一方面，影片的叙事过程本身又是一个（飞行）科技传播的过程，具有减灾宣传的功能。影片情节的核心动力是飞机的故障，即人机矛盾；而影片情节的发展过程则是一个抢险减灾的“教程”，即人机对话、寻求解决与安全的过程。观众自会注意到，地面指挥的每一个排险减灾的指令，都会得到一旁咨询专家简明扼要的解释、并用钢笔做形象化的演示；而飞机迫降时潜在的危险和灾难，则干脆以电脑高科技手段加以直接的表现（这也形成了电影剧情的一个小高潮）。影片的最后还加上一段关于飞机安全系数的说明，其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影片的叙事过程又同时是一个“寓教于乐”的过程。上级的关心、市委领导的到场、专家的尽职、指挥的明智，抢险、消防、救护等部门的通力合作，方方面面、万众一心，在影片中都得到了表彰。神奇的是，现场指挥的每一项指令总能与民航总局领导的指示不谋而合，当真是上下一心。有趣的是，在飞机紧急迫降之际制造撞车事故的新闻记者，在受伤获救之后仍坚守岗位、抢拍新闻、尽职尽责、令人肃然起敬。而飞机上机长夫妇之间、乘务长与乘务员之间、乘务员与乘客之间的各种性质的矛盾，也都在紧急迫降之前——自动化解，变灾难之惊恐为感人之祥和。飞机上的乘客，也都称得上是处变不惊、听从指挥的精神文明的模范。
作为最早涉及这类题材的剧作者，《紧急迫降》的编剧应该有一定的理由为自己漂亮地完成任务而感到自豪。
然而，《紧急迫降》这部影片却远没有期待的那样“好看”。
总体的感觉是比较单调。一架飞机在空中发生故障，转来转去，最后成功迫降，虽小有波澜，但缺乏大的变数，也就终不过如此而已。进而，情节的单调自然就会使人感到冗长，甚至让人疲惫。尽管编剧也在积极地想办法造成“跌宕”的效果，例如片中消防车出现三次，救护车当然每次都紧随其后，不仅有现实根据，而且试图以此加强影片的紧张情势。但剧情却没有因此而高潮迭起，相反倒是有些“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武警、消防车、救护车的第一次出现时完全无事可做，只是“有备无患”，而给人的印象则是人为制造紧张空气。结果如同“狼来了”，虚惊过多，到最后真的“来了”，也就不觉得有多兴奋。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值得深究。 问题就在于，该片的编者过多的注重了“现实”，而多少忽略了想象；过多的注重了主题的发掘，而多少忽略了剧情本身的要求。
《紧急迫降》有其真实的素材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事情常常还有其另外一面，那就是真实的事件往往会在无形之中限制剧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尤其是会制约了剧作者的想象方式，即会忽略惊险片或灾难片的类型特征及其叙事规则。简而言之，《紧急迫降》的情节基本上是有“险”无“惊”、其结果又是有“惊”而无“险”，当然就难以满足人们的观赏需求。
《紧急迫降》的危机和悬念只有一个（飞机起落架出了故障），真正的惊险也只有一次（最后迫降的那一刹那），其余的叙事过程就基本上只是在交待事件、甚至仅仅是交待排除故障的种种尝试。除了经商的乘客一度心理失常、带钱的乘客有一点小小的花絮、最后新闻车与抢险车相撞而出现一点小小的险情之外，全片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意外发生，更没有任何足以影响全局的矛盾冲突出现。而没有矛盾，也就没有变数、没有跌宕、没有“戏”、没有“步步惊、步步险、步步急、步步高”的意外、危机、悬念、曲折和紧张，怎能不使人失望？
我们当然难以指望作者凭空地想象出一场真正的灾难，或者制造出一个“敌人”（恐怖分子、劫机犯之类）来满足剧情的需要。但“紧急迫降”中的“矛盾资源”实际上还是非常充足的：飞机的机长与地面指挥之间有没有矛盾？机长与他的同事之间有没有矛盾？机长与乘务长夫妇之间的矛盾会不会对此次飞行危机产生意外的影响？乘务长与乘务员之间的矛盾会不会有影响？更重要的是，机上特殊情境及特殊心态的乘客会不会与机组人员产生强烈的矛盾冲突？还有地面上，保险公司与航空公司之间会不会有冲突？专家与现场指挥之间有没有冲突？总局领导的指示与现场指挥的决策之间会不会有冲突？现场指挥的要求与消防、救护、抢险、保安的实际能力之间会不会有距离、矛盾和冲突？每一种矛盾冲突，都有可能带来意外的惊险、危机和悬念，都能丰富剧情，使之更加精彩。
问题恰恰在于，作者非但不去开掘剧情中的矛盾资源、不去展开矛盾，而是尽可能地避免矛盾、化解矛盾。例如，上面提到的那个富商的心理危机，如果真的精神错乱会产生怎样的戏剧效应？再如最后的那场撞车事故，如果再多几辆相撞又会产生怎样的惊险危机？但作者不仅处处点到即止、轻易放过，甚至对其它的矛盾不加任何铺垫就让它们突然消弥于无形、进而化矛盾冲突为恩爱友好，以求“感人的效果”，终于使剧情平平无奇、单调乏味。作者似乎是在“纪实”，而不是在“编剧”。
就现有的剧情效果看，《紧急迫降》的编剧不仅在剧情情节上缺乏想象和创造，在剧情节奏上也缺乏控制和把握。 首先是危机出现过早。全片只有一个悬念，一张“王牌”，出现过早，必然使后面的剧情变得冗长拖沓。 其次是节奏缺少变化，一味紧张，有张无弛，当然“刚不可久”。另外也缺乏铺垫和对比：机场上事故发生前的有条不紊和事故发生后的忙乱不堪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即使按“纪实”要求，也说不过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没有很好地利用现有的剧情资源而加以巧妙的结构，反使其节奏失调、步调紊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带钱箱的旅客的“晚到”，这一小事故本应作为后来的大事故的一个有机的铺垫和隐喻，但作者却让他出现在机组人员登机之前，结果倒弄巧成拙，变成了“乱码蒙太奇”。 写“人”还是写“事”？或者说，是以写人物为主，还是以写事件为主？这是一般的电影编剧常常要碰到的难题，《紧急迫降》一片当然也不会例外。 对中国式的常规电影而言，这部明显应该以写紧急事件为主的电影，在人物设计上颇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飞机上，有最后一次当班的空姐、也有第一次当班的空姐，有第一次乘飞机的老年夫妇、也有成天在天上飞的商人；有长长胡须的老人、也有带小孩子的年轻母亲；有带钱箱上飞机以求保险快捷的中国乘客、也有上飞机就睡觉的外国旅客。真是男女老少、“古”（指的是那个神秘的长胡须老人）今中外、蓝领白领，一应俱全。由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物组成一个小小临时社会，按照各自身份表现出各自故事，倒也有些可看之处。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编剧还善于通过一些经过精心设计的行为、语言细节来交代人物身份、刻画人物性格、描绘人物心理、传达生活信息。影片开头，机长夫妇对孩子的不同态度，既表明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交代了他们不尽相同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趣味。飞机机务“及时进补”的细节，既表明此人的生活观念、也表现出了机舱内同事之间的融洽关系、还与后来冒生命危险出机舱查险、排险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他及时进补的频率未免太快）。那对老年乘客夫妇上飞机后的几句简单的对话，就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性格特点表现得明明白白。而那位商人一开口，就牛气熏人、性格突出，加上后来又哭又闹、真性流露，愈加形象鲜明。
机长和乘务长这对年轻的夫妇的形象设计，更是大有可称道之处。一是机长其人出场平实，丝毫没有要将他作为“保卫国家财产的英雄”而加以道德美化的迹象，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尽职尽责而已。二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冷战未休却偏偏双双走上同一航班，大大增加了影片的戏剧趣味和情节悬念。三是在飞机迫降成功之后，作为英雄的机长夫妇却没有出现在新闻记者的闪光灯面前，而是故意避开记者的采访、另找通向“圈外”的出路，从而表现出一种出人意料的潇洒。
相比之下，地面指挥刘远的形象设计就未免相形见绌。作者对此人虽然花费了不少笔墨，但此人还是只有动作、言语而没有个性特色。
此外，作者对地面其他人员根本说不上有什么“设计”，而只能满足于“交代”，勉勉强强将方方面面的人物交代清楚了，显然就已经是大功一件。其中唯一制造出一点意外、从而对影片剧情有可能产生影响的新闻记者，到末了也不知是从何而来。而市长最后到飞机出口去接人、充当抢险救护的角色，多少有些让人啼笑皆非。
若是把电影剧情与人物设计结合起来看，那就还有问题。 首先是几乎所有的乘客和机场人员对此危机的反应和影响缺乏创意，一切都只是按部就班、照常规办事。机上的乘客甚至只有两三人对此特殊情境做出特殊一点的反应就被及时地处理和安抚，只是作为电影中的小小的插曲，远远没有将此种人事当成影响和推动电影剧情发展的一种有机的力量来考虑。富豪商人的神经发作固然没有引起丝毫的连锁反应；而另一旅客钱箱自动跌落、打开、人民币散落在地，却居然没有下文。
更重要的是，对机长作非英雄化的描写，比之过去常规老套的好人好事宣传固然是一种大大的进步；但处理这样一种特殊的空难事故，却需要塑造出自己的英雄——主人公。《紧急迫降》对此做折衷处理，结果是机长其人除了做出几个漂亮的飞行动作之外，就只能充当地面指挥的应声虫，全没有英雄气概；换句话说，即使是英雄，在剧中也无用武之地。
最重要的是，英雄必须有其相互匹配的对手，而《紧急迫降》最困难的恰恰是，除了飞机的故障，没有什么“敌手”。如何在没有对手的地方创造出一个对手来？这正是考验编剧的能耐之处。其实，影片中的地面指挥刘远，天生就应该是机长李嘉棠的敌手——刘、李二人是事业竞争对手、谁也不服谁；且李的妻子一向羡慕刘远、李嘉棠却对此不以为然——假如编剧对此进行一番认真的设计……那么，《紧急迫降》就别有一番“风景”了。 可惜，这仅仅是“假如”。

③ 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意味着什么

众所周知，飞机场没有设立在城市中央的， 客机在城市上空盘旋的概率基本为零，余下的 就是小型飞机或直升机，特别是航拍的直升机， 或广告用途的动力伞居多，即使这样他们也需要 控管部门的特别许可，局限在一定高度和方位盘旋。 我所在的这个省会城市，为了全民运动会而摄制风光纪录片 和城市宣传片，每年3个季度出动飞机进行航拍，历时2年才完工， 当然也有的是城市规划部门雇佣飞机做遥感测绘。 总之，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无特殊意义，飞机在人口稠密区飞行都是 经过许可的，工作而已没有特殊意义。

④ 塔台脚手架计算，如下图

您好，塔台脚手架计算？

根据连墙杆设置情况及荷载大小，常用敞开式双排脚手架立杆横距一般为1.05~1.55m，砌筑脚手架步距一般为1.20~1.35m，装饰或砌筑、装饰两用的脚手架一般为1.80m，立杆纵距1.2~2.0m。其允许搭设高度为34~50m。当为单排设置时，立杆横距1.2~1.4 m，立杆纵距1.5~2.0m。允许搭设高度为24m。

纵向水平杆宜设置在立杆的内侧，其长度不宜小于3跨，纵向水平杆可采用对接扣件，也可采用搭接。如采用对接扣件方法，则对接扣件应交错布置；如采用搭接连接，搭接长度不应小于1 m，并应等间距设置3个旋转扣件固定。

脚手架主节点（即立杆、纵向水平杆、横向水平杆三杆紧靠的扣接点）处必须设置一根横向水平杆用直角扣件扣接且严禁拆除。主节点处两个直角扣件的中心距不应大于150mm。在双排脚手架中，横向水平杆靠墙一端的外伸长度不应大于立杆横距的0.4倍，且不应大于500mm；作业层上非主节点处的横向水平杆，宜根据支承脚手板的需要等间距设置，最大间距不应大于纵距的1/2。

作业层脚手板应铺满、铺稳，离开墙面120~150mm；狭长型脚手板，如冲压钢脚手板、木脚手板、竹串片脚手板等，应设置在三根横向水平杆上。当脚手板长度小于2m时，可采用两根横向水平杆支承，但应将脚手板两端与其可靠固定，严防倾翻。宽型的竹笆脚手板应按其主竹筋垂直于纵向水平杆方向铺设，且采用对接平铺，四个角应用镀锌钢丝固定在纵向水平杆上。

每根立杆底部应设置底座或垫板。脚手架必须设置纵、横向扫地杆。纵向扫地杆应采用直角扣件固定在距底座上皮不大于200mm处的立杆上。横向扫地杆亦应采用直角扣件固定在紧靠纵向扫地杆下方的立杆上。当立杆基础不在同一高度上时，必须将高处的纵向扫地杆向低处延长两跨与立杆固定，高低差不应大于lm。靠边坡上方的立杆轴线到边坡的距离不应小于500mm。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谢谢。

⑤ 《萨利机长》与《中国机长》风格不同，哪一个更令人心生敬畏

观看《中国机长》电影之后，深受感动，影片告诉我们作为一名优秀的机长，不仅要掌握高超的驾驶技术和具备丰富的飞行经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敬畏生命”和勇于面对严峻的挑战。本片其实和《萨利机长》是两部完全不同风格的作品，虽然都是还原那一天的真相，一部是对法律严谨度的拷问，而本片是对一份职业的敬畏，刘伟强从人性出发，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时刻，让你去经历真实和考验。

川航3U8633备降成都事件是民航史上的奇迹，刘传健机长是大家的英雄。影片摒弃了中国主旋律最容易犯的无逻辑尬吹，偏于写实风格，除了穿越云层等点到为止的艺术加工外，整体追求真实感，故事平铺、角色深度欠奉，关晓彤多余。电影把侧重点放在群像特写上，从机长、空乘、地面塔台、社会各界等多个角度，让观众全方位体会了这场世界民航史上的奇迹。

⑥ 如何加入飞虎队

60年前我们赢得的那场战争，现在值得我们共同追忆。

追忆，是因为那场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全人类都在纪念“战争与和平”的历史时刻，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怀念曾经就在我们这块踏足之地发生的一次次浴血搏斗。

追忆，更是因为有很多人还有着这样的记忆。他们经历了那场战争，深明战争的灾难、和平的真谛。

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寻找他们的朴实理由。也许他或她只是当年一个参加抗日的普通人，但对我们来说，一样是英雄，一样值得尊敬，值得记录。

60年时间，对我们来说并不遥远，散落在身边的抗日故事，只要有心，就能捡起来，重拾记忆。

但是毕竟过去了60载，干支纪年一个轮回，也许他们已经耳目不济，也许他们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我们依然会去寻找，一段亲人的述说、一张残破的旧照、一本珍藏的日记……我们将不会放弃任何线索，努力拼出他们那段原本“破碎”的抗战故事。

就在本报前两天刊登了“参与抗日的‘飞虎队’美国老兵来中国寻找老战友”的报道后，读者的来信来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线索。

无法以穷尽之言一一表达我们的谢意，只能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正在尽力寻找，希望你我一同进行。

83岁的龙启明是目前国内唯一健在的“飞虎队”(全称是“中国空军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中国飞行员(当时里面总共有6个中国飞行员)，而当时他所参与的“驼峰航线”，是中国抗战最危难时期接受国际援助的唯一通道。

5月15日，相隔60年后，他和远从美国来寻找老战友的84岁的爱德华·康姆亚迪(EdwardJ.Komyati)拥抱在了一起。

“驼峰航线”月均折机13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陆路、海路交通全被切断，而于1942年开辟的“驼峰航线”，成为中国抗战接受国际援助的唯一通道。据悉，从中国到印度的航线途经几乎全是海拔数千米的山峰，由于飞机飞行高度的限制，飞机只能在峡谷中穿行，整个航线宛如驼背，所以取名“驼峰航线”。

“除了高山、恶劣气候外，日军战斗机的半路阻截等都使整个行程充满危险，甚至时刻都要面临死亡。”龙启明说。据战后美国官方的数据，美国空军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1943年，龙启明回国开始执行“驼峰航线”飞行任务。他说，他们大约3人一组，每天从昆明的巫家坝机场起飞，穿过“驼峰”到达印度阿萨姆省的DINJAN或DEBROGA或CHABAO机场，装满国内急需的汽油等战略物资后，再经“驼峰”返回，一次飞行约6个小时。

“当时，由于国内形势严峻，我们都是一天飞一个半来回。”龙启明说。他透露，在1943年的四五月份，早晨7点从昆明出发，从印度运载物资返回后，天黑前再返回印度，然后在当地过夜，第二天早晨回来，一架飞机带20多桶汽油。飞过去的时候载人，回来主要就是装汽油。一架飞机按规定载重3750公斤，但往往超载一些，要装到4吨。

“而当时我们的运输机都被限制用油，”龙启明透露，“由于国内汽油紧张，我们的飞机油箱油量每次仅够飞行使用。”他说，他们快到印度机场的时候，忽然塔台说机场正遭到日军袭击，无法安全降落。

“运输机没有武器，只能躲避。”他说。印度北部阿萨姆省都是茶园，地势平坦，运输机在茶园上空一圈又一圈地盘旋，随着油量的减少，飞的高度越来越低。

“没有办法，我开始准备迫降，”龙启明有点激动，“就在这时，警报解除了，我们能够降落了”。但是，飞机已经无法爬升，就在距离跑道地面六七米时，飞机螺旋桨停止了转动，他们依靠惯性强行安全着陆。

最年轻的飞虎队员

“那一年，我刚刚21岁，”龙启明不无自豪地说，“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我被调入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最年轻的飞虎队员。”1944年6月，龙启明被调入轰炸机大队，成为真正的飞虎队飞行员，开始驾驶轰炸机轰炸日军在缅甸的后勤基地，与他一起的还有另外5名中国飞行员。

在此之前，龙启明培训期间表现就非常出色，在昆明的初级班，20个飞行小时的训练课程，他只飞了5个多小时就合格了，而在印度的中级班，规定为5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他又以20多个小时提前毕业。在美国训练不到3个月，龙启明便回国参战，而且一开始就是飞机副驾驶员。

加入飞虎队后的龙启明，主要执行对云南滕冲、缅甸腊戍、安徽立煌、湖北汉口等地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当时，日军的空军力量已经非常薄弱，但还是充满危险。”龙启明回忆。

“一次到缅甸执行轰炸任务，遇到日军地面防空火力的抵抗：”龙启明笑着说，“飞机尾巴被打了十多个洞。”由于当时目标很有战略价值，轰炸机飞得很低，以便准确彻底摧毁目标，但没想到地面火力也很凶猛，等弄到摧毁目标回来后才发现，机尾已经被打穿了，如果是油箱中弹，那后果肯定是机毁人亡。

最后一次飞行，最辉煌一刻

“终于，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龙启明兴奋地说：“1945年8月25日，我和队长希尔少校，驾机从四川梁山起飞，直接降落在汉口，接受日军投降。他透露，这次任务是他在飞虎队生涯中的最辉煌一刻。

“但是，我在飞虎队执行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却是将10名日本军官押到上海。”谈起上海，龙启明有些激动。据悉，就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将总部迁到上海。

龙启明说，在抗战胜利前，美军在日军的一部战争宣传片里，发现一架美军飞机被其击落后，活捉了生存下来的美军飞行员，然而日军士兵却穿上中国军人的衣服，冒充中国人殴打美军飞行员，声称美军在中国不受欢迎的虚假画面，随后又将其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在随后的调查中，美军逮捕了10名日军军官，官衔从大佐、校官到上尉等都有，”龙启明回忆，“我驾机将这10个日本人押到上海，交给了美军总部处理。”从此，随着抗战的胜利，龙启明的“飞虎队”生涯也结束了。

抗战之后

"拒入美国籍，因为我是中国人"

抗战胜利后，龙启明当了民航飞行员。在上海解放前一天，龙启明最后一个驾机被迫飞往香港。1949年11月9日，龙启明参加了"两航起义"，他与战友们驾驶着12架飞机，从香港回到了祖国大陆。1952年，龙启明转业去了重庆钢铁厂。

"当时，我完全可以加入美国国籍，"龙启明说，"但被我当即拒绝了，因为我是中国人。"

上海的记忆：着军装逛南京路

"其实，我与上海颇有渊源，"龙启明老人透露，"我的前妻就是上海人。"他说，1943年龙启明刚进飞虎队飞"驼峰航线"，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在西南联大工作的刘佩珠小姐。据悉，上海沦陷后，身为上海人的刘佩珠逃亡到昆明，在西南联大找了一份临时工谋生。1943年7月份，两人在昆明结婚，直到抗战胜利回到上海。

"她家就在上海的霞飞路(现在的淮海路)附近，我还去过呢，"但龙启明十分悲痛地说，可惜刘佩珠于1971年在重庆生病去世了，而她的父母在抗战时期就去世了，家里现在还有其姐姐的子女，但已经多年没有联系。

"当时，我走在南京路上，很多人都追着要签名，"回忆起在上海的生活，龙启明的眼神里映射出幸福和快乐。他说，他只要穿着空军服上街，马上就有很多人认出"飞虎队"标志，经常有人追着要签名。除此之外，龙启明对静安寺、徐家汇、大光明电影院以及龙华机场等都有印象。

"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世界和平，不要再发生战争。"最后，龙启明老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因为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太多了，这次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就是为了反对战争悲剧的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