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宣传

『壹』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简介！

1、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2、李鸿章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fú]，号少荃（一作少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世人多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3、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4、张之洞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

(1)曾国藩宣传扩展阅读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都是清朝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的代表，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主要宗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在中央的主要代表是以恭亲王奕欣、瓜尔佳·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宗亲贵族官员。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洋务运动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中，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洋务派的主观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而不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它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企业。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贰』 这么多名人推崇曾国藩，但为什么很少有关于曾国藩的影视作品呢

在中国国情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影视作品从立项、创作到发行播映都会涉及到监管者、投资者、创作者、发行者、消费者等有关各方，程序繁多，过程复杂，利益纠结。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是很少有人去做的。

因此，要想让曾国藩的形象在影视作品海报中出现于C位，时间还有得等。

『叁』 中国最后半个圣人曾国藩在立德立言上有哪些成就

曾国藩是一个了不起的栋梁之才，他的政治、军事思想影响了几代人，并在学术著述上也很有成就，他不是一个人们认为的小人，把他称半个圣人，一点也不为过。一为清臣，虽时代不同，而相似之处却也太多。如，同为治乱的书生、为朝廷重臣、为流芳的名臣，同样在儒家理论上有所建树，也就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上，他们皆立大旗。孔王二人弟子众多不断推广宣传才铸就了二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圣人地位，因此曾国藩半个圣人是历史的公认也是史学家对他最好的定位，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指道德操守，“立功”指事功业绩，“立言”指的是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

『肆』 曾国藩的梁启超亲戚关系

一、没有是亲戚关系。网上传曾国藩有个儿子叫曾纪鸿，他的女婿叫梁启超。是不对的。
曾纪鸿为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只有一个女儿曾广珊，嫁与俞明颐（补江西吉南赣宁道，民国后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
从梁启超角度来说，妻李惠仙，为礼部尚书李端的堂妹；妾王桂荃，本为其妻李惠仙的侍女。从两方面角度来说这条关系说法也是错误的。
二、两人简介：
1、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2、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曾国藩出生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伍』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这是晚清文化名人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这说明了曾国藩复杂的一生。历来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有的将之誉为晚清“中兴名臣”，有的则予之“封建卫道士”、“刽子手”的帽子。事实上，从某些单独的方面来说都不为过，只是没有全面客观地给予评价而已。

在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多数人认为曾国藩是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并赠予他“曾剃头”的绰号来形容他杀人如剃头的残忍与严酷。这一点确为事实。他宣称“乱世用重典”，指示官吏“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俘获太平军官兵“一律斩剃无遗”。即便是他自己至晚年对自己一生“以杀人为业”也深有感慨，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功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但是这也并不能完全掩盖曾国藩的某些政治思想，他的吏治用人，治学修身，创办洋务等各个积极的方面。事实上，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对人民革命运动的仇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且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着。

冯友兰先生认为，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斗争，实质上是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曾国藩是个道学家，他以宋明道学理论为指导，以封建政权为依托，以湘军为武装力量，对抗以基督教为教义，神权政治为依托，以太平军为武装力量的洪秀全，则完全属于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农民革命运动，它有着不可泯灭的历史功绩，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再接再厉地向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冲击，从而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太平天国革命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冲击，但是这种主张“神权政治”的西方文化并不能算是社会的进步，反而是落后了好几百年的。

首先，在运动方法上，太平天国实行极左政策。百姓没有私有财产，所有财产一律上缴“圣库”，实行义务兵役制，甚至丧失人伦的别男女，男女不通婚，夫妻不同房，这是在中国历朝历代乃至世界都是罕见的。

其次，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过程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期望，太平天国起义的初始口号是“上帝”，“天国降临”，这是西方早已落伍的神权政治，而且起义军蓬勃发展起来之后，洪秀全等起义领袖没有进一步提出满足广大人民期望的政治纲领，集中体现在土地政策、赋税政策上的思想局限。即使到定都南京之后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仍是虚而无实的东西，并没有实际解决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富绅的矛盾关系。

第三，太平天国政治幼稚病过早暴露出来，打下南京之后，太平天国内部开始出现分化没，尤其是定都称帝之后，太平天国实际是连清政府都不如的另一个封建政权。而且起义军蓬勃发展后，洪秀全为了摆平内部矛盾，动辄封王，他本人也过起天国皇帝的日子，生活奢靡，并且没有广阔的胸怀，超前的视野，容人的雅量，大量排挤能人，对部下疑心重重。并且太平天国的等级制度森严，吏治腐败。

第四，洪秀全对孔孟教义的怀有不满，并且排斥孔子的经书，而以基督教经典为立国纲要。读书人所视为最得要的是“圣庙”,是“学宫”，是“祭祀”，可是太平军一道郴州，便把“学宫”烧去了，“柱”毁去了，甚至于连“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

而与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完全相对的是这一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维护纲常名教的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又以曾国藩为代表。太平天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不是革命的农民阶级的同盟者。当时虽然有个别的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它们仍然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或者和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都是和农民革命格格不入的，他们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身上，如冯桂芬认为“剿贼”——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消失掉是当前的急务；王韬针对太平军和曾国藩争夺江浙一带的问题主张双方都放弃江浙沿海一带，而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拒绝参加农民革命而最终成为曾国藩办理洋务的一个得力助手。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是忠君爱国，是提倡礼仪廉耻，是信奉先圣先哲，所以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以“礼”为中心的治世之道就是世界万物流于“礼”，在封建时代体现为礼制，曾国藩本人政治思想的核心即在于此。以礼治人，以礼自治，对外声称仁义礼治，实际则“外儒内法”，对农民阶级说以“礼”而约束使用，对敢于反叛怀疑者则严刑峻法，用真礼治理湘军，“用用恩莫如仁，用为莫如礼”，推行家规，营规，以封建纲常名教教育士兵，培育对封建皇帝的效忠，并且编写军歌来强化，从而提升湘军之战斗力，湘军的组成本来就是由很强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用儒教的精神带兵。湘军耳濡目染之下，久之也就能将曾国藩及军队中的长官视为兄父，进而形成共同的命运体。

首先，曾国藩很推崇“礼治”。他说：“先王之道，所谓修机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古之君子……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严之，舍礼无所谓政事。”他还鼓吹，“礼”是“息天下之争”的当务之急。他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大类：“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曾国藩所说的“礼”实际是指维护封建等级制与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太平天国时期，农民革命的浪潮冲决了封建统治的堤防，使封建纲常名教受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曾国藩在《讨粤匪檄》这片文告中指责太平天国诋毁孔孟之道扫荡前年礼仪人伦，指出：历世圣人扶持名教，孰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屡不可倒置；一并攻击太平天国破坏封建等级制度的朴素平等思想，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显然，曾国藩在这种情况下宣扬“礼治”，就是要配合对农民群众的武力镇压，用纲常名教的枷锁来禁锢农民群众的头脑，消弭他们的反抗精神，从而维护并强化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

其次，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其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忠君爱国，认为他在政治上所该努力的，便是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贤臣。这也是儒家的政治中心。这一观点在他的家书中时常流露。当他荣邀禄位时，他说：“一门之内，迭被殊嗯，无功无德，忝窃至止，惭悚何极？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救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他又认为君臣当推诚相见，不可稍有隔阂，“初膺开府重任，心中如有欲说之话，思自献于君父之前者，尽可随时陈奏。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须加一番功夫。”做好“贤臣”的第二要义便是“爱民”，他曾说：“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这一点虽与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残酷行为有所冲突，但忠君爱国首先是他的精神主导，在实际情况下也有身不由己之时。

第三，在那些同情农民起义的人眼中，曾国藩政治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充满了对人民革命运动的仇视。他十分强调用严刑峻法来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他认为“多赦不可以治民”，为镇压农民起义，他即使“得武健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早在湖南办团练时就以凶狠闻名，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也异常严厉、残酷。当然，曾国藩在这一方面所暴露出来的反动面目不可否认，但是这一思想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具体应是曾国藩将儒法二家统治思想的结合，而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离不开儒家的范围，而且实际是崇儒的同时也主张法治。因此他的思想和太平天国产生了根本的冲突。

曾国藩的家世也可以形容为“耕读传家”。曾氏“自明以来，世农业，积善孝友，而不显于世。”但他家却无疑是一个乡间缙绅。曾国藩从小生长在这种家庭，接触到的是尊辈勤俭素朴的生活，是礼义廉耻一类的教诲，书上所读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另外，他出生并成长于理学风气浓厚的湖南，理学思想也给予他深刻的影响。

儒家自汉唐以来都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的以生命为中心重主体性和道德性的人文精神，根源于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中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孕育了道德意识。个人对社会强烈的义务观和责任感也是儒家思想强调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因此，曾国藩在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下，当太平军起，国家处于卵石之秋时，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起兵讨匪。

中国自古以来礼教治国，不问遭遇如何变乱，而圣贤书不可不读，圣贤的遗教不可不守。洪秀全排斥孔子的经书了，而以基督教的经典为立国纲要，也无怪曾国藩等人要视为“名教之奇变”。烧掉“学宫”，毁掉“木主”这些读书人所视为最得要的东西，也无怪曾国藩等人忍受不住而领导一般志同道合的人如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出来“卫道”了。

大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而统治中国，这自然是曾国藩这个汉人所清楚的。但当时清开国已历二百年，当年清入关时的创痕已经平复，曾国藩生长世家，从小在孔孟德“忠君爱国”思想中长成，对于君皇的观念。以为是天意所在，倘若非其人选，天也决不会把世间的同志劝托付给他，所以他们对于君主只有信仰，没有怀疑。当农民起来反抗封建朝廷时，为做忠君爱国的贤臣而镇压反叛的人民也就天经地义了。

太平天国杂糅西方的“拜上帝教”宣传思想，在其统治区域掀起极大的思想狂澜，传统的儒家经典遭到摧毁。在单纯的义理阐发和整理国故而显得缓不济急得情况下，倡导经世致用思想的儒家传统文化的代表曾国藩等人挺身而出，以捍卫“圣道”，维护“道统”的面目站在了思想先锋的位置。有学者说：“倘太平天国仅以打倒胡虏为号召，而不反对儒教，不宣传异端，不侮辱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义廉耻”，也许少引起士大夫阶级的反感，也许不会引起曾国藩的武力抵抗了，但事实却不然……”

虽然儒教极其有力的维护了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同时它也极大的束缚了国民的思想自由，但是推崇儒教并且其政治思想不能脱离儒家范围的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至少保护了整个封建社会不退步到西方落伍了几百年的神权政治时代，另外，洪秀全所传播的“拜上帝教”，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比，也是迷信、落后的文化形态，曾国藩在某种意义上，是在维护中华文化的慧命，避免了西方落后文化的侵略，因此，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反动的，而应该站在维护传统伦理道德以及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客观的看待。

『陆』 推荐关于曾国藩的书籍

1、唐浩明《曾国潘》

2、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3、唐浩明《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家书》

4、易孟醇《曾国藩传》

5、曾国藩《曾国潘家书》

知识拓展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曾国藩出生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其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柒』 历史上对曾国藩的评价

后世评价
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咸丰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编辑本段]遗嘱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捌』 什么是注重宣传，攻心为上

得人心得天下，失人心失天下。得失之间重在宣传。

洪秀全在起事之初，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发表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以“讨胡”为旗帜。其文中先是以“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直指朝廷对民的不仁不义和不作为。

后又以兴复中国为名号反清，最后以上帝之名求擒咸丰的头颅。

1853年底，湘军建成正式出省作战之前，发布了《讨粤匪檄》，号召“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动员封建文人和老百姓起来对抗太平天国。

在《讨粤匪檄》中，曾国藩首先回避满汉矛盾，而是针对太平天国的“诋儒毁佛”发难，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争取封建文人及广大群众。檄文中说：

“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籍满地。凡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义之士，如关帝、岳飞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曾氏搬出干百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偶像如孔子、孟子、岳飞等，打出“扶持名教”

的旗号。他又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来圣人，扶持名教…·一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

他说：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扫地荡尽。他更声情并茂地描述孔、孟圣贤若知中华现在的模样也会痛哭于九泉。他号召文人拍案而起，不可袖手旁观。

其次，曾国藩将太平军称为“粤匪”，利用地方主义孤立太平军。太平军的领导成员几乎全是两广之人，军中称为“老兄弟”，后来在两湖三江地区加入的新成员，多处于被领导地位，军中称为“新兄弟”。对此曾氏极尽离间之能事，他称两广人为“匪”，称两湖三江人为“被胁之人”，说粤匪自己享受荣华富贵而让外省之人为其牛马为其辛劳。

再就是利用传统伦理观念反对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宣布天下所有人之间，都以兄弟姐妹相称，只有天可称父。曾氏攻击“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姐妹也”。并且抓住“田则天王之田”一说，利用私有观念煽动群众反对太平天国。他说：“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没收地主土地，平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但其理论依据是“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这就打击了自耕农以上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曾氏利用这一弱点，煽动中农以上中小土地所有者同地主阶级站在一起，反对太平军。

总之，在这篇檄文中，曾氏不是立论于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而是立足于维护孔孟礼教、田产以及两湖三江的地方利益，他避开清政府敏感的民族关系，却突出太平天国尊崇洋教，把太平天国描写成“外夷”的代理人，挑起了民众排外恶洋的情绪。由于这种过人的政治眼光，他成为湘军集团的领袖，是毫不足怪的。

在这场宣传战中，双方互有胜负，但在争夺封建文人和中农以上有产者方面，曾氏却是大赢家，尤其是大量的读书人加入湘军，使双方在人才上极不平衡，这是战争最终结局的根本原因。这个时候曾国藩就已经有远见，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及留才的方式手段了。

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亲自前往拜见洪秀全，希望他改尊孔孟。左宗棠说：天父天兄之教，在起事初期尚可利用，但这用来吸引广大读书人是没有用的，尤其那些破坏孔庙，毁坏神像的行为更令广大读书人不理解。要得天下，必须改尊孔孟，把广大读书人吸引过来，改变太平天国“文士不足，武将有余”的局面。洪秀全之所以没能听从进谏，和他本身的阶级局限性有关。由此可知，农民阶级不崇仰文化修为，只怀一颗反压迫的心是不够的。

曾国藩在实战中，针对太平军作战官兵，曾亲手创作《解散歌》，每于临阵之时，曾国藩便让湘军唱给太平军官兵听，并且将此歌广为散发，到处张贴，李秀成见后竟大哭。这首《解散歌》，合情合理，颇能打动人心。太平军军心不稳，投敌叛变、离军出走现象不仅普遍，而且十分严重。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载了这首歌的作用，大意为：咸丰初年，太平军的势力浩大，常常一动就十几万人马，朝廷很难一下子打败。虽然太平军中一半是处于胁从，但是熟悉之后也就甘心作贼了，即使有想不做的，但一则怕路上遇到官兵被杀，二怕家人、长官容不下，因此一直为贼。曾国藩了解了这些后，写了《解散歌》宽恕其以往的过错，允许太平军中的士兵改过自新。李秀成见到后大哭，知道军心已散。从此太平军中偷跑回家的士兵越来越多，势力也越发单薄了。

对待太平军，曾善于攻心，对待自己的官兵，曾亦如此。曾国藩亲手创制了《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以鼓舞官兵之士气。

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道理。日常生活中，与家人相处，先得长辈之心，与朋友相处能解其难处，与上下级相处能换位思考，皆属得人心之举。对此，我们要向先人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玖』 易中天对诸子百家的宣传时说的那些话

众里寻她千网络,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没有了啊!!!

『拾』 曾国藩等历史人物是否可用于商业宣传

这些可以用的，好像名称及肖像保护是50年，他们早过了保护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