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宣传

① 波兰举办世界性交大赛有何意义

请参考：
准确的时间是2002年10月2日，在波兰首都华沙举办了国际性、爱博览会，博览会期间，当地举行了第一届世界集体性、交、锦标赛。
据澳大利亚新闻网报道，波兰首都华沙举办了国际、性、爱博、览会（又称国际、性、爱博览会），博览会期间，当地举行了第一届世界集体、性、交锦标赛，波兰美女菲古拉创下一项新的全球性纪录，即在八小时之内连续不停地与六百四十六名男子、性、交，一举打破了美国脱星休斯敦所创下的连续与六百二十名男子、做、爱、的旧、纪录。、
锦标赛吸引了三名、美艳、女、性参加，她们分别是英国的布朗、巴西的马亚拉和波兰的菲古拉。比赛在万众瞩目中于上午十时开始，根据赛委会规定，每一次、性、接触必须维持三十至六十秒，每次从、插、入、开始计时，抽动少于三十秒而退出者将判无效

② 图一北约的成立 图二华沙条约签字 图三苏联冷战宣传画——盛顿的和平鸽 图四 赫

③ 王炳南是什么时候返回华沙的

1963年6月初，罗瑞卿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在总参谋部办公室向正在国内休假的王炳南介绍了蒋介石集团的军事状况。

王炳南当时是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曾参加了长达9年的中美会谈，所以这个任务非他莫属。

罗瑞卿向王炳南详细地介绍了当时两岸的局势，并告诉他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这两种意见正在争论。

在这之后，周恩来决定让王炳南立即中断休假，赶回华沙，尽快通过中美会谈的接触，寻找机会，摸清楚美国的底牌。

王炳南赶回华沙，马上约美国驻华沙的大使卡伯特见面。

卡伯特是美国波士顿的首富，50多岁，言谈举止很随便，不拘谨，也不太在乎外交上的礼节。他和王炳南大使的个人关系较为融洽，经常开开玩笑，使谈判桌上不时充满笑声。

在这期间，美方的态度已趋明朗，对于是否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开始犹豫了。

在美国方面，还没有等到沿海解放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有意示形而威慑敌人，美国情报部门便在6月中旬发觉了解放军在大规模调动军队的情况。

见到解放军开始大规模调动军队，美国很担心，初步判断解放军已经调集的兵力用美军的标准计算相当于7个师，可能还会再加入5个师，这是朝鲜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调动。

美国在震惊之余，开始召开会议，紧张地研究解放军调兵的意图。

他们疑惑道：难道解放军调动部队是想威慑蒋介石不要进攻大陆？还是想制造一次新的沿海岛屿危机，袭取金门、马祖？

就这样，解放军的举动把美蒋间的矛盾冲突显现出来了，并加大了他们的分歧。

美国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卷入台海战争的危险，所以很担心。

既然解放军已经开始行动了，美国必须作出相应地反应。

美国人在犹豫，要不要协防沿海岛屿？要不要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因此，美国政府在一次会上为这个问题而争论不休。

美国国务院情报局长小希尔斯曼指出，中方有相当多的刺激手段来激化美蒋关系，而蒋介石最优先的目标向来就是要把美国卷入对大陆的战争。

小希尔斯曼指出，美国要确保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预防或干预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在6月19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马上召集军事顾问泰勒、国安助理邦迪，以及彭威廉、麦康等会商台海情势。

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也当即分别向台湾当局发出一条警告电文。

内容如下：在此形势下不要以任何官方的言论或行动给共产党提供进攻的口实。台湾当局在中共重兵云集的态势面前，也应该收敛起反攻的气焰。

6月22日，国民党陆军上将陈诚致电美国代表，进行保证。

电文说：台湾当局将很谨慎地行事，不给中共以任何进攻借口。我方也弄不清中共的意图是攻还是守，反促请美国来和台湾当局共同提高警惕，准备对付侵略行为。

6月20日再次召开的白宫高层会议，对中共大军欲攻欲守琢磨不透，争执不下。与会人员一直争执不休，最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

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这样认为，解放军很有可能突袭金门。

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不相信会有这种进攻，他只是批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一直很糟糕，说麦康办事不利，得不到有效的情报。

美国国防部建议，把预定返航的美国第四航母编队留在太平洋，在靠近台湾的海域部署航空母舰，另外再增派两架U-2高空侦察机到台湾海域附近，同台湾已有的两架U-2飞机及F-101飞机一起协力扩大侦察，争取弄清情况。

总统肯尼迪最担心的就是解放军发动进攻，所以，面对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他除了暂不增派U-2飞机到到台湾外，却批准了国防部方面麦克纳马拉提出的全部建议。

美国政府在做军事准备的同时，肯尼迪又提议向苏联和中国政府发出消息，希望苏联可以给中国政府施加影响。

后来美国政府又决定，通过苏联、英国和中美大使会谈等三条渠道向中国政府表明：美国要实际上制止蒋，同时建议解放军也不得发动军事进攻。

美国为了让中国政府知道其意图，肯尼迪还下令通过选定的新闻机构，透露美国已经侦察得知的解放军集结的情报，并向解放军示警，以探测我方的反应。

尽管肯尼迪政府作出了这样的谋划，但在解放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对于要不要表明自己对沿海岛屿的立场依然举棋不定。

如果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真的在东南沿海打了起来，美国是否出兵呢？怎样才算出师有名呢？毕竟这属于中国的内政，弄不好还会把自己陷进去……这一系列相关问题，让肯尼迪陷入深深地忧虑之中。

美国情报研究局认为这时不宜作出决定，因为若决定美军不防御这些沿海岛屿，就会鼓励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所占领的岛屿，这样势必会减少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和制约，还会恶化美台关系。

但若决定美军防御沿海岛屿，则可能使台湾当局进一步把美国拉入这次战争，并使中苏关系好转，这样对美国也很不利。

美国政府智囊机构最后建议：继续保持美国意图上的模糊，却摆出足以让中方理解为美国准备协防的军事姿态，同时又不给台湾当局任何保证，就可以避免上述种种的不利，使美国处于灵活机动的地位。

值得说明的是，这实际上就是美国长期奉行的刻意模糊的策略。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明确地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指出，同1958年解放军炮轰金门的台海危机相比，这次中方没有把集结大军同解放台湾联系起来进行宣传，所以总统肯尼迪若想命令美军参与沿海岛屿的防御，是比较困难的。

艾森豪威尔还认为，如果解放军空袭台湾，或侦察飞行距台湾太近，就可以成为美军介入的根据。至于这些岛屿的军事价值，他认为只具有防御价值，不能做为进攻大陆的前沿基地。

应肯尼迪总统的要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答复了泰勒将军询问的关于防御沿海岛屿的7个问题。其中提出外岛的防御可以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应做出相应地准备。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致函肯尼迪表示反对，认为有美国的支持，不用核武器就能有效地防御这些海岛，而使用核武器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

麦克纳马拉觉得，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使用核武器，而他的应急对策之一，就是轰炸大陆沿海的飞机场。

美国经过这番紧张地研讨，决定立即通过以下几个外交途径向中国方面传达明确的信息，来缓解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首先，在6月22日上午，美代理国务卿鲍尔召见英国大使，希望尽快转告北京：美台条约及其换文约定台湾当局发动任何进攻前都需获得美国的同意，而美国政府在现形势下无意支持台湾当局进攻大陆。

美国觉得，解放军若进攻沿海岛屿，也有把美国军队卷入敌对行动的严重风险。因此，美国人认为，借助英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转达这个信息，能比华沙渠道更快地引起中国的反应。

北京也可能更愿意同英国人坦率地谈这个问题。

由于英国代办当时没有在北京，美国改请英国外交部向中国驻伦敦的代办进行转达。

当日下午6时，哈里曼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请到家中小酌，借机探询中国在福建集结重兵的意图。

多勃雷宁表示并不知情。

哈里曼解释美国在目前形势下无意鼓励或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根据美台协定，未经充分协商并事先获得美方同意，国民党人不能采取任何进攻行动。

哈里曼还说道：中共如果攻打金门等岛屿，就有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性。

多勃雷宁听到这里，吃惊地问：你们要防御沿海岛屿？

哈里曼答：为什么不？

可是这些岛屿是中国领土啊。

哈里曼笑着说：美国相信必须和平解决争端，但对中共进攻不会袖手旁观。希望苏方设法约束中共可能发动的进攻。

哈里曼笑着说：美国相信必须和平解决争端，但对中共进攻不会袖手旁观。希望苏方设法约束中共可能发动的进攻。

多勃雷宁冷笑了一下，就没有再说什么，之后两个人又聊了一些国际问题。

④ 华沙起义后苏军按兵不动导致起义失败，斯大林为何这样做

华沙起义充分体现了波兰人的奇葩性格，我相信，如果还有下一次战争，华沙依然是第一个被灭国的。从这一次华沙起义，我们可以看到波兰人的自私性格和偏执狂妄的性格。这一次起义，由于西方的主流媒体的宣传，波兰成了受害者，而斯大林和他指挥下的苏军，成为了德军的帮凶。

波兰流亡政府又想利用苏军的力量，又不想让苏军参与起义，还要独吞起义战果，而且下一步建立政府还要敌视苏联。在这种情况下，苏军又处于极端困乏的境地，怎么能够去救援波兰起义军。这样，苏军就成为了华沙起义失败的罪魁祸首。

试问一下波兰流亡政府的领导人，你们的思维正常吗？你们不通知苏联，不和苏军协同，而你自己又没有实力，你起义失败纯粹是自己活该。苏军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应该，有什么理由说苏军是你华沙起义失败的罪魁祸首，难道苏军联合德军一起攻击你了吗？

用这种自私自利和偏执狂妄的思维去做事的波兰人，在历史上栽尽了跟头。在华沙起义中，也是这样的性格，让它遭受了惨败。可是它不是反思自己的错误，而是把责任扣到苏军的身上。这种甩锅习惯也许是西方的通病吧。

⑤ 华沙起义成功了吗

华沙起义失败是个政治问题：
1、此次其实是有波兰亲西方的流亡政府发动，而且在起义过程中，该政府一直宣传反苏言论，发布公告起义军中通苏的处死，很多亲苏的起义军没死在纳粹手上，死在了自己的同胞枪下。当时波兰右翼流亡政府对苏联的极端仇视，说“我们不需要俄国人，我们自己可以打败德国人”，亲苏的波兰军人被逮捕和处决，甚至国家军在和德国人作战同时不忘枪杀全城的乌克兰人和幸存的犹太人，以至于苏军向华沙城内空投的联络员，因没有起义军与其联络而被捕。苏军派波兰第一集团军(左翼〕一个师强渡维斯瓦河，在华沙河岸街登陆，建立登陆场。起义军不予配合。几天激战之后，在德军坦克部队突击下，苏军只得撤回东岸。
2、波兰原政府是以反苏反共著称的，十月革命时，它曾是最积极的干涉者之一，迫使苏联割让了大片领土。二战前，宁可被德国占领，也决不让红军通过领土去与德军战斗这时它当然害怕红军单独解放波兰，所以此次起义，波兰右翼政府事先根本没有同苏军联系过，而且也不顾城内起义军的实力如何。只是认定一定要在红军到达之前占领华沙，至于时机合不合适，力量够不够都不顾了。苏军是在起义开始后才得到波兰政府的通知，只是通知起义，没有其他细节。
3、苏军此时虽然战略上占据优势，但懂得军事的人都知道，一场战役不可能持续很长得时间，必定需要休整和重新部署，苏军刚结束白俄罗斯战役，虽然歼灭德军50多万，但自己损失也达到了60多万，整个进攻军团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无力再组织进攻。
4、苏军在依靠自身情报组织和侦察情况得知起义后，已经给与了相当的支持，根本没有坐视不管，苏军空军为了空投更多的物质补给，都冒着被防空炮击落的危险采用超低空空投，而美军的唯一的几次空投，都是在上万米高空空投。而苏军也组织过集团军规模的进攻配合起义军，但波兰起义军给的德军布防情报不靠谱，德国部队根本不是驻波兰的国防军，而是德国党卫军精锐，包括党卫军骷髅师、党卫军维京师、空军赫尔曼·戈林师，全是德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苏军在组织部队进攻时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而城里的起义军却不合苏军联系。要知道，当时的苏军从战争开始到现在，已经损失了近500万的战斗部队。而当时的苏军高级指挥官大多数参加过十月革命，那种被波兰乘火打劫，背后捅刀的伤痛还记忆犹新，谁愿意用自己士兵的生命去帮助一个敌人。
其实华沙的惨败，双方都有过错，试问转换角色。二战中，日军对中国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如果二战结束后，其他国家进攻日本，中国军队会帮日本吗？？？波兰右翼政府的行为也值得让人深思。从华沙起义中起义军坚决不与红军合作，与华沙起义的时间上看都明了，是右翼政府为了跟苏联争地盘。就算起义失败后，苏军表示接受起义军突围的人员，但波兰右翼政府却不允许起义者向红军阵地突围，导致起义军全军覆没。仅有少数人民近卫军(左翼亲苏〕，撤到维斯瓦河东岸。
试想，苏军将领们怎么会愿意让苏军付出了60万人的牺牲才解放的波兰落入那样一个与苏联为敌，曾今侵占苏联国土，杀害苏联士兵政府手中呢？正好，你起义根本不和我配合。德军防御又那么牢固，我攻了几次都没攻下来。我为什么要不顾牺牲，为你火中取栗？
反过来说，苏军，更贴切的应该说斯大林为了战后能控制波兰，而无视波兰人民的死伤，对于近在咫尺的波兰人民没有给与尽全力的帮助，也是难辞其咎的。。
在双方这种心理的共同作用下，华沙的悲剧发生了。我们很难说苏波谁对谁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华沙的悲剧中最大的赢家是德国，最大的输家是华沙市民。

⑥ 在纳粹德国发动波兰战争时戈培尔是如何操纵宣传煽动战争的

在纳粹德国发动波兰战争之前，戈培尔操纵宣传机器煽动战争狂热。《柏林日报》先使用大字标题警告“当心波兰”，后又谎称“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

《领袖日报》则用危言耸听的标题：“华沙扬言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十二点钟报》报道波兰人攻击3架德国客机。《人民观察家报》编发特大通栏标题“波兰全境处于战争狂热中！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

1939年9月1日的早报则竞相报道所谓“波兰志愿人员和上西里西亚叛乱分子”袭击靠近边界的德国格莱维茨广播电台的消息。实际上，袭击行动是纳粹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工人员炮制的。

⑦ 戈培尔作为二战德国宣传部长对德国都有哪些功劳

戈培尔（1897.10～1945.5）
Goebbels，Paul Joseph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主要战犯之一。1897年10月29日生于莱茵区。1917年起在波恩大学进修哲学、艺术史和文学，1921年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参加纳粹党。1926年后投靠A.希特勒，主持柏林党务。1928年任国会议员。1929年任纳粹党宣传部长。在1930～1933年的国会选举中，力促希特勒参加竞选，并帮助准备竞选演说，在大众中神化希特勒。希特勒掌权后，戈培尔参与策划国会纵火案，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1933年3月，任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此后12年内操纵德国全部宣传机器，疯狂鼓吹战争，宣扬种族主义，编造谎言，吹捧希特勒，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
戈培尔是狂热的反犹排犹主义者，1935年在柏林发动反犹暴行，策划1938年11月9日“砸玻璃窗之夜”（又称“水晶之夜”）事件以迫害犹太人。1944年力主实行总体战，被希特勒任命为总体战动员委员会主任，有指挥整个战争的全权，但局势已无法挽回。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次日，戈培尔毒死自己的6个孩子，然后与妻子自杀。1977年，《戈培尔日记》在汉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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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0－1945.5），纳粹党宣传部部长，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
1897年10月29日，出生于德国莱茵地区雷特城。幼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致使左腿萎缩。1921年4月，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次年加入纳粹党。1926年11月，被任命为纳粹党柏林一勃兰登堡区党部书记。1927年，创办《进攻报》并兼任主编，加强纳粹宣传工作。1929年，被任命为纳粹党宣传部部长。1933年1月，希特勒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政府总理，奉命组阁。戈培尔阴谋策划“国会纵火案”，3月，出任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控制一切国家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宣传纳粹内外政策，鼓吹战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宣扬种族主义。1944年6月，出任德国总体战动员委员会全权总监。7月20日，德国发生谋杀希特勒事件。戈培尔积极组织镇压并及时通过广播电台发布挫败谋杀的公告，挽救了垂死的纳粹政权。1945年1月，出任柏林城防司令，鼓吹焦土政策和毒气战，主张固守柏林。4月，戈培尔夫妇迁居总理府地下室。决定自杀的希特勒立下遗嘱任命邓尼茨为总统、戈培尔为总理。戈培尔则写下《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声称“要在元首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在今后的艰苦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为重要”。5月1日，戈培尔夫妇先让人毒死他们的6个孩子，然后让党卫队员从背后开枪致死。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1897年10月29日，戈培尔出生于德国莱茵地区雷特城的信奉天主教的职员家庭。幼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致使左腿萎缩，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被拒绝参军服役，而他在自杀前一年半仍对人说："别人对我所能施加的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检阅信仪仗队。而这并不总是可以回避的。每当在庆典的日程上列入检阅仪仗队一项活动时，我就一夜睡不好觉。"从天主教中学毕业时，戈培尔代表全班所作的毕业演讲获得好评。从1917年夏到1921年春，戈培尔主要依靠天主教艾尔伯特·马格努斯协会的资助，先后在波恩大学、弗莱堡大学、乌兹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攻读历史和文学。1921年4月，戈培尔在海德堡大学犹太文学史家弗里德里希·贡尔夫教授道貌岸然的指导下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戈培尔起先致力于创作小说、剧本和诗歌，着有小说《迈克尔》、剧本《流浪者》和《孤客》，但当时根本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直到1926年，戈培尔的小说《迈克尔》才得到出版。
1922年，戈培尔受到希特勒演讲的感染，加入纳粹党，谋求通过政治活动而出人头地。戈培尔大肆散布关于德意志民族和种族优秀的陈词滥调，认为同盟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为了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胜利而欺骗了德国人。1924年6月，戈培尔在日记中表示要"思维简单一点，爱情高尚一点，期待真诚一点，信念炽热一点，说话谦虚一点。"同年10月，戈培尔在日记中发誓"我们必须寻找上帝，我们正是为此而活在世上"。1925年，戈培尔出任纳粹党鲁尔区党部书记，成为纳粹党北德派领袖格里戈尔·施特拉塞的主要合作者。戈培尔创办并编辑《纳粹通讯》等属于施特拉塞兄弟的出版物。为了笼络人心，戈培尔和施特拉塞兄弟经常发表迎合劳动群众情绪的言辞，提出纳粹党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共同开展征用贵族财产运动，主张将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因为希特勒对此极度不满，戈培尔曾经在 1925年11月的纳粹党汉诺威会议上鼓噪"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
希特勒与施特拉塞分裂之后，戈培尔被人推荐给希特勒。希特勒欣赏这位擅长宣传鼓动的演说家，以亲笔签名的《我的奋斗》相赠，邀请戈培尔到慕尼黑发表演说。戈培尔受宠若惊地记载： "我进入大厅，欢声震耳，......我讲了两个小时，......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1926年2月，戈培尔在纳粹党班贝格会议上完全倒向希特勒一边。8月，戈培尔通过《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与施特拉塞决裂的声明。
1926年11月，戈培尔被任命为纳粹党柏林-勃兰登堡区党部书记，负责清党和机构整编，很快就使该区的纳粹党成为强有力的组织。1927年，戈培尔创办《进攻报》并兼任主编，加强纳粹宣传工作。戈培尔设计广告画，出版宣传品，组织在游行，举行慕尼黑啤酒店暴动纪念集会和柏林体育馆大型演讲会；制造元首"一贯正确"的神话，把希特勒描绘成"主宰者"，诱导人们盲目服从；将被人杀死的冲锋队头目霍斯特·威塞尔生前所作的进行曲《威塞尔倒下了》作为纳粹党歌，鼓吹为纳粹事业献身。1929年，戈培尔被任命为纳粹党宣传部部长。
戈培尔的工作能力给希特勒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希特勒在1942年回顾起来仍颇有感慨："戈培尔博士带有言辞和才智两件礼物，没有这些礼物，柏林的局势就无法控制......对戈培尔博士来说，他以言辞的真实感情赢得了柏林。"
从1928年起成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的戈培尔曾经这样宣称："我们进入国会，以便我们能从其武库中取出民主武器来武装自己。我们应该成为国会议员，以便魏玛观念形态自己帮助我们摧毁它。"这对纳粹党的夺权策略有着重大的影响。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640万张选票，得到197年议席，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国会第二大党。
1931年总统竞选活动中，戈培尔力促希特勒参加竞选。戈培尔与希特勒周游全国，频繁发表竞选演说，煽动党徒的狂热情绪。戈培尔调集全部人马，开动宣传机器，利用募集的经费，发动前所未有的宣传运动。纳粹党在全国各地张贴100万张彩色宣传画，散发800万本小册子和1200万份党报特刊，有时一天之内就有3000个动员大会，首次将电影和唱片用于总统竞选活动。尽管希特勒经过两次投票均未能当选，但获得的选票却翻了一番。
戈培尔认为，宣传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众"；"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信仰"；"政治不再是可能的艺术，我们相信奇迹，相信不可能和可望而不可即。在我们看来政治正是不可能的奇迹"；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1935年5月10日的夜晚，拥有博士学位的戈培尔在柏林发起随后遍及全国的焚书运动，那些被视为"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书籍，如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海涅和爱因斯坦等名人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戈培尔向参加焚书的学生们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这火光不仅结束了旧时代，而且照亮了新时代。"戈培尔因此获得"焚书者"的万恶之名。
戈培尔对报刊、广播和电影以及新闻工作人员实施严格控制，旨在消灭任何与纳粹党对立的传播媒介。《法兰克福日报》的犹太老板被赶出报社，颇有影响的《伏斯日报》被勒令停刊，全国报纸由3607种减为2671 年（纳粹统治的前4年）；戈培尔或其部属每天就新闻编发问题作出口头训令或书面指示。德国广播公司和电影公司亦成为纳粹的驯服的舆论宣传工具。
在万湖会议上，希特勒最后决定在整个西欧开始屠杀犹太人。戈培尔起先似乎想将屠杀行动同镇压天主教会一样推迟到所谓"最后胜利"之日，但既然希特勒决心已定，他也就决心紧跟了。1935年，戈培尔主持德国的反犹太人活动，宣称"我们再也不想要犹太人了"（6月），将犹太人逐出国防军和劳役部门；颁布纽伦堡法律（9月），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任何交往均属犯罪行动。戈培尔还气势汹汹地扬言："只有将所有犹太人消灭干净，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只要还有一个犹太人活着，这个犹太人就始终会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为敌。因此，不能对犹太人讲任何宽容和人道。 "1937年5月28日，戈培尔发表演说，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腐化堕落。1938年，戈培尔再次组织反犹太人运动：情报与安全局局长海德里希奉命逮捕17000名波兰犹太人，用闷罐车驱逐出境（10月）；为纪念啤酒店暴动而制造"水晶之夜"（亦称"砸玻璃之夜"），将犹太人经常集会的会场、住宅和店铺的玻璃全部砸碎（价值500万马克）而诡称为德国人民"自发的示威"，身穿褐色制服的纳粹党冲锋队员还高唱"今天，德国是我们的；明天，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在纳粹德国发动波兰战争之前，戈培尔操纵宣传机器煽动战争狂热。《柏林日报》先使用大字标题警告"当心波兰！"，后又谎称"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领袖日报》则动用危言耸听的标题"华沙扬言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十二点钟报》报道波兰人攻击3架德国客机。《人民观察家报》编发特大通栏标题"波兰全境处于战争狂热中！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1939年9月1日的早报则竞相报道所谓"波兰志愿人员和上西里西亚叛乱分子"袭击靠近边界的德国格莱维茨广播电台的消息，而实际上袭击行动是纳粹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工人员炮制的。
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后，最高统帅部在作战部设有国防军宣传处负责军事新闻检查和编发国防军公报。戈培尔在整个战争时期都力图把国防军宣传处变为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职能部门，以便使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协调起来，但是未能成功。戈培尔与里宾特洛甫争夺对外宣传权的斗争也以妥协告终。尽管如此，戈培尔仍竭力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为配合法西斯战争而鼓噪呐喊，颇具成效。戈培尔认为广播是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宣传工具，演说比写作更能吸引人心。由"哈哈勋爵"主持的对英广播节目，在宣传纳粹战争政策、影响英国公众心理方面是相当成功的。盟国提出法西斯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之后，戈培尔乘机鼓吹德国不是胜利就是毁灭，此外别无选择。1940年6月，在德军侵苏战争之前，戈培尔试图让人们相信3个星期或5个星期之内德军将入侵英国，告诫人们"不要试图猜测-你们不会猜着。继续你们的工作。可以肯定届时你们将听到你们必须知道的消息"。
1943年2月2日，德军在"命运之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后，戈培尔下令全国娱乐场所关闭3天，在第一天和第三天停止交通1分钟。同年2月1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向精选的15000名听众发表著名的煽动性演说《论总体战》。演说历时2小时15分钟，据称是纳粹领导人在战争时期所作的最长的演说。演说直言不讳地以"经过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和训练的德国人民能够承受全部真相"开头；第一部分不讲德军的败绩而强调"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指明德国胜利的必然性，旨在告诫德国听众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听众；第二部分则旨在说服德国公众相信胜利必须通过总体战来赢得，共有10个结论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4个问题"你们想要总体战吗？你们想让战争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具总体性和彻底性吗？"；演说最后以西奥多·科纳的诗句"国家屹立而风暴消失"作为结尾，获得雷鸣般的掌声。演说之后，戈培尔下令关闭柏林的豪华饭店和娱乐场所，装模作样地带头不用宽敞阔气的客厅、不上高级茶点，并通过纪录片大肆宣传。戈培尔还经常为希特勒朗诵《腓特烈大帝史》，共同期待第三帝国"时来运转"。
1944年6月，戈培尔出任德国总体战动员委员会全权总监。7月20日，德国发生谋杀希特勒事件。戈培尔积极组织镇压并及时通过广播电台发布挫败谋杀的公告，挽救了垂死的纳粹政权。8月24日，戈培尔下达总动员令。
1945年1月，戈培尔出任柏林城防司令，鼓吹焦土政策和毒气战，下令枪毙被俘盟军飞行员，主张固守柏林。4月，戈培尔夫妇迁居总理府地下室。决定自杀的希特勒立下遗嘱任命邓尼茨为总统、戈培尔为总理。戈培尔则写下《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声称"要在元首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在今后的艰苦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为重要"。5月1日，戈培尔夫妇先让人毒死他们的6个孩子，然后让党卫队员从背后开枪致死。

⑧ 求卢森堡宣传资料

卢森堡，全称为卢森堡大公国，是现今欧洲大陆仅存的大公国，位于欧洲西北部，东邻德国，南毗法国，西部和北部与比利时接壤。由于其地形富于变化，在历史上卢森堡处于德法要道，地形险要，一直是西欧重要的军事要塞，有北方直布罗陀的称号。卢森堡是工业国家，也是欧盟中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列，经济高度发达，钢铁、金融、广播电视是其三大经济支柱产业。因国土小、古堡多，又有“袖珍王国”“千堡之国”的称呼。
中文名称： 卢森堡大公国
英文名称： TheGrandDuchyofLuxembourg，LeGrand-DuchédeLuxembour
简称： 卢森堡
所属洲： 欧洲
首都： 卢森堡市
国庆日： 6月23日
国歌： 我们的祖国 (Ons Hémécht)
国家代码： LUX
官方语言： 法语、德语
货币： 卢森堡法郎
政治体制： 君主立宪政体
国家领袖： 国家元首:大公亨利(LeGrand-DucHenri)
人口数量： 493,500人
主要民族： 卢森堡人
主要宗教： 天主教
国土面积： 2,586.3平方公里(世界第176名)
GDP总计： 549.73亿美元(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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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自然地理
行政区划
政治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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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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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人物
著名景点
语言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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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人物著名景点语言
教育制度

[编辑本段]简介

国旗：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5:3。旗面由三个平行相等的横长方形组成，自上而下分别为红、白、浅蓝三色。红色象征着热烈和勇敢的国民性格，还象征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烈士的鲜血；白色象征人民的纯朴和对和平的追求；蓝色代表蓝天，意味着人民获得了光明和幸福。三色联在一起又象征平等、民主和自由。
卢森堡国徽
国徽：为斗篷式。在顶部有一金色王冠的金、红、白三色斗篷内，有一枚盾徽。盾面由白、蓝相间的平行条纹组成，其上绘有一只头戴王冠的直立着的红狮，红、白、蓝三色为国旗颜色。盾徽上方有一顶公爵金冠，两侧各有一只金狮，周围饰有绶带，下端悬垂着一枚奥康勋章。国徽图案象征卢森堡是一个大公国。
人均GDP： 113,043美元（2009年,IMF）
HDI： 0.960－极高（以2009年估计）
国家格言： Mir wëlle bleiwe wat mir sinn（卢森堡语，一如既往）
国鸟： 戴菊（戴菊莺）
国花： 玫瑰——（蔷薇属）
同北京时差： -7
国际电话码： 352
[编辑本段]自然地理
面积为2586平方公里。位于欧洲西北部，东邻德国，南毗法国，西部和北部与比利时接壤。地势北高南低，北部阿登高原厄斯林区占全境1／3。最高点布尔格普拉兹峰海拔约550米。南部为古特兰平原。属海洋－大陆过渡性气候。
[编辑本段]行政区划
全国划分为卢森堡（Luxembourg）、迪基希（Diekirch）、格雷文马赫（Grevenmacher）3个省，省下设12个专区和118个市镇。省长、市（镇）长由大公任命。
[编辑本段]政治
大公为国家元首、武装部队统帅，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实际上，议会行使立法权；政府行使行政权，并对议会负责。议会为一院制，为最高立法机构，有议员60名，任期5年。2005年7月，卢森堡全民公决通过《欧盟宪法条约》。
[编辑本段]经济
卢森堡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均GDP居世界首位。自然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经济对外依赖性大。钢铁工业、金融业和广播电视业是卢经济的三大支柱。卢资源贫乏。森林面积近9万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1/3。卢以钢铁为主，化工、机械制造、橡胶、食品工业也有较大发展。工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从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口的40％。卢素有“钢铁王国”之称，人均钢产量约5.8吨（2001年），居世界首位。农业以畜牧业为主，粮食不能自给。农牧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有耕地12.5万公顷。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4％。主要农产品有小麦、黑麦、大麦和玉米。
[编辑本段]新闻出版
有6家日报：5家德文报，1家法文报，日发行量共约13万份。其中，《卢森堡言论报》（德文）日发行7.5万余份；《日报》（德文）日发行2.5万余份；《新闻》（德文）日发行2万余份；《洛林共和报》（法文）日发行2万余份。卢森堡电视台用法、德、荷、卢语播送，星期日还有意大利语节目。卢森堡广播电台用法、德、英、卢、荷等多种语言广播。
[编辑本段]外交
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应遵循的准则是：平等、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反对军备竞赛、遵守国际法、尊重人权、尊重小国利益。卢对外政策以欧洲为重点，与比利时、荷兰结成经济联盟，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
与中国关系：1972年11月16日，卢中两国建交。2004年11月，容克首相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2006年9月，卢森堡大公亨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编辑本段]简要历史
卢森堡乡村古代卢森堡属高卢地区，居民属比利时部族，公元前1世纪为罗马凯撒军团征服。
公元5世纪法兰克人侵入，成为法兰克王国一部分。法兰克王国分裂后，卢森堡地区在963年成为阿登伯爵西格弗里德的领地。1060年其后裔康拉德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卢森堡伯爵，卢森堡领地基本形成。
1308年卢森堡伯爵亨利四世被选为神圣罗马皇帝，称亨利七世，开创了帝国的卢森堡王朝 (1308～1437) 。卢森堡于1364年升为公爵领地。
15世纪卢森堡为勃艮第公爵所控制，16世纪初转归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一世统治。1556年又转归西班牙国王统治。
16世纪末起，卢森堡的冶铁业开始发展起来。
17世纪卢森堡卷入三十年战争。
1659年签订《比利牛斯和约》，卢森堡南部一些地区划归法国。
1684～1697年法国曾占领卢森堡全境。
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卢森堡随西属尼德兰一起转归奥地利。
1795～1814年法国占领卢森堡。
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定，卢森堡升为大公国，以尼德兰国王为大公，同时又加入德意志邦联，由普鲁士军队驻防，卢森堡东部一些地区划归普鲁士。
1830年尼德兰分裂为荷兰与比利时两个王国后，1839年伦敦条约规定，卢森堡地区西半部划归比利时，东半部成为以荷兰国王为大公的有独立地位的国家。
1848年欧洲革命波及卢森堡，开始制定君主立宪性质的宪法。
1866年卢森堡脱离德意志邦联。
1867年《伦敦条约》确定卢森堡为独立的中立国。
1868年制定君主立宪制宪法。
1890年彻底摆脱荷兰王的统治，由拿骚－瓦尔堡家族专领，卢森堡大公国独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卢森堡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冶铁炼钢业成为国家主要工业，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占领卢森堡,大公及政府为德国控制。1921年卢森堡与比利时订立关税经济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军队于1940～1944年占领卢森堡，将卢森堡兼并为德国行政区管辖地。大公与政府流亡英国。卢森堡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斗争。战后卢森堡于1945年加入联合国。
1948年与比利时、荷兰建立关税经济同盟。
194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放弃中立国地位。
1958年加入欧洲共同体。
1972年卢森堡第4次修订宪法。现卢森堡有一院制议会，内阁对议会负责。主要政党有基督教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民主党。大公让亲王于1964年11月12日即位。
1974年以来，为适应国际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改变国内经济结构单一局面，卢森堡政府推行工业多样化政策，取得了一些成绩，经济进一步发展，80年代钢产量人均达16吨，远居世界之冠，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卢森堡于1972年11月16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编辑本段]著名人物
罗莎·卢森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女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871年3月5日，卢森堡出生在波兰东部卢布林省萨莫希城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她的家庭经济收入不稳定，有时甚至靠典当度日，她两岁时随家迁往华沙。
波兰自十八世纪末以来。遭受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的多次瓜分，十分之九的土地被沙皇统治着，卢森堡对沙皇的民族压迫深恶痛绝。1887年，她中学毕业，加入了青年革命组织波兰无产阶级党，开始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无产阶级党”很快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年青的卢森堡也被列入沙皇军警追捕的黑名单。1889年，卢森堡流亡到瑞士的苏黎世，第二年进入苏黎世大学。在大学的七年生活中，她非常关心波兰、德国和俄国的各种问题，深入研究工人运动的有关问题。经常出席国际社会主义者的集会，给各国代表当翻译和担任联络工作。1893年3月，卢森堡同她的战友马赫列夫斯基、约吉歇斯一起创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她主编的《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为党的机关刊物。1896年7月卢森堡作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出席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
1897年5月，卢森堡以优异成绩从大学毕业了，并且得到法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她迁移到德国，目的是为了在波恩和上西里西亚的工人中进行革命工作。她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还参加了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党的机关报工作，后来，她定居柏林。从此，卢森堡的革命活动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同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进行论战，卢森堡积极参加了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1898年，在德国党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以卢森堡和蔡特金为代表的左派，同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派展开了激烈斗争，卢森堡批判了伯恩施坦提出“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谬论，她指出：“如果运动不和最终目的联系起来，运动作为目的本身是算不得什么的，对我们说来，最终目的才是一切。”1899年，卢森堡针对伯恩施坦写的《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一叛卖变节的作品，写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一优秀著作，批判了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阐述了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观点。卢森堡还揭露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目的”，指出：“根本上说，修正主义不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的多些或者少些，总之，它是为了清除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本身。”卢森堡在以后德国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不断地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她同蔡特金一起，提出要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由于当时德国党内机会主义已经泛滥，这个要求未能实现。在1903年德国党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和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卢森堡团结革命左派，坚持斗争，终于使这次大会通过了谴责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决议。卢森堡还发表了许多反对修正主义的卓越演说，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革命左派中的杰出革命活动家。
1904年2-5月间，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卢森堡看到列宁的这篇著作之后，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于1904年先后刊登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火星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时代》杂志上，对列宁的建党思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列宁所主张的是“极端的集中主义”，有布朗基主义的倾向。卢森堡离开俄国党的具体情况，大谈反对“官僚主义”、“极端集体主义”等等，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她不了解列宁主张按照严格的集中制建党，是为了克服当时俄国各地党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小组习气。因为俄国是反动的沙皇专制制度，革命斗争需要有一个集中统一的党。卢森堡的批评有些文不对题，所以列宁说，卢森堡“向读者介绍的不是我这本书，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俄共(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1906年即载入俄共(布)党章中。列宁很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在1922年通过的、经过列宁校订的党章中规定：“党生活中的一切争论问题，在决议末通过之前，党内可以充分自由地进行讨论。”俄共(布)的重大政治决议都是通过民主讨论后作出的。
在二十世纪初的国际斗争中，卢森堡在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都和列宁站在一起，成为第二国际著名的左派。卢森堡热烈欢迎和拥护1905年俄国革命，积极向德国人民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号召德国工人支持俄国工人的斗争。1907年5月，卢森堡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敬慕已久的列宁。她坚决支持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卢森堡和列宁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07年8月，卢森堡以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资格出席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上，她同列宁站在一起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是战争与革命问题。德国党的领袖倍倍尔起草了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虽然正确地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战争才会消灭。但是他错误地用"防御"或"进攻"的概念来区分战争的性质，只提出通过议会斗争来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这就给修正主义以可乘之机。列宁同卢森堡一起，对倍倍尔的提案作了原则性的修改和补充，明确地指出了当时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必须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对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一旦战争爆发，要利用战争引起的政治经济危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大会通过了列宁和卢森堡的修正案。以后在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都重申了列宁和卢森堡修正案的精神。
卢森堡说：“不管有怎么样的事情，都请安静地愉快吧！这是人生。我们要这样的接受这人生：勇敢地、大胆地、而且永远地微笑着。”
[编辑本段]著名景点
大公馆: 是卢森堡大公居住地、卢森堡议会所在地。1554年大爆炸古堡被毁后按西班牙王宫风格重建。
卢森堡的小瑞士大峡谷: 深45米，整个城市就建在峡谷两边，众多座桥梁将新老城区连接一体，极富田园风光。
亚当夫吊桥: 它是卢森堡的市标之一，桥跨越峡谷，很壮观，由火车站外过马路沿AUENUE LIBERTE 走10分钟就到。
卢森堡古堡: 早在公元三世纪，在现在市区的布克(Bock)附近的岩石上就开始修建城堡。公元963年，伯爵希热弗鲁瓦又在原地重建一座要塞城堡。这被认为是卢森堡建市的雏形。
宪法广场: 宪法广场的英雄纪念碑是1923年完工。当时是为了纪念一战中阵亡的将士，而在二战被毁坏之后重建的它就具有了双重的意义.
阿道夫大桥: 是卢森堡的市标之一,建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桥高46米、长84米，是一座由石头砌成的高架桥，位于卢森堡车站西北方.
圣母教堂:建于1613-1621年之间，以前这座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并没有当作教堂，而是作为教会学校。1935年扩建工程之后，三个尖顶的帽子被加上去，成为了圣母堂。这座教堂又被成为圣子圣母教堂，里面供奉的是圣母玛利亚。教堂北部门的结构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风格与巴洛克式风格相结合的产物。教堂内部金碧辉煌，内坛饰以名贵的雪花石膏雕像，墙柱上雕刻着阿拉式图像。
大公宫殿:为当时卢森堡最高统治者大公所居住，该建筑在历史上多次被修复，曾将于1554年在一场大火中被毁坏的原市政府大楼也连接起来，作为一个整体，随后被其西班牙统治者重建。现位于圣母教堂北方的土姆广场上，该建筑物的风格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内部装饰十分的讲究且精致，特别是主会厅，国王的房间和宴会厅。
[编辑本段]语言
卢森堡官方语言是法语、德语和卢森堡语。
法语多用于行政、司法和外交。
德语多用于报刊新闻；
卢森堡语为民间口语，亦用于地方行政和司法。卢森堡语是德语的一种方言，是四世纪起源于德国来茵及Salian Franks移民的语言，很少有外国人能讲此语言。
多数卢森堡人都会说四，五种语言。多数人，特别是年青一代人能懂及说很好的英语。许多年青人还讲意大利语及葡萄牙语,这是由于在“宏伟公爵”时代几十年南欧大量移民的结果.

教育制度
在卢森堡，国民义务教育是11年：由2年幼稚园、6年基础教育和3年进阶教育组成。卢森堡因此有一个三层的教育制度（幼稚园、小学、高中）。学生就学率达到99%。卢森堡的教育制度有许多问题，例如花费许多时间在德语、法语和英语的语言课程上，以及特别是从德语课程不成功、讲罗曼语族语言的国家来的外国学生占了相当高的比例。
自从1999年以后，在2年的幼稚园之前设有1年的学龄前儿童预备班；这使得学童在例如语言、社会、学校方面，有可能获得一个较好较完整的社会化。在6年的基础教育之后学生可以在两种中级的教育路途之间选择：
科技高级中学（67%的学生），为期至少3年，并且到毕业（CATP）或能进大学之前总共至少6至7年。或者 普通高级中学（33%的学生）。7年后毕业拿到证书可以进大学就读。 这个教育体制包含占国家经费第二高的社会预算的11.3%。然而卢森堡在PISA测验的结果和德国一样差。

⑨ 华沙战役的细节

1920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在莫洛杰奇诺方向发动进攻，但失败了。可是到了6月，在南面（基辅附近的居民非常敌视波兰人），西南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大林闪电击败了波兰第2和第3集团军。波军虽然设法杀开了一条血路，但已被赶到兹布鲁奇河的另一侧，向利沃夫败退。在这种情况下，毕苏斯基将左翼部队撤出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图哈切夫斯基乐意看到的。
俄国人在7月份的推进从任何角度来衡量都是一次失败。从一开始，他们就掌握了宣传上的主动权。华沙及其附近地区的波军士气被巧妙地瓦解了。俄军袭击败退的波军，侧翼包抄，涉水渡河，占领城镇。以如此之条件，在30天的时间内，由于指挥失误，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虽然向前推进了300英里，几乎到达了华沙的大门口，但却没有对当面波兰军本身形成打击。在这些士兵后面是一支庞大的，力图与军队保持联系的运输补给队，他们由3.3万余辆农用手推车组成，驾车人主要是当地人。
在8月的第一周，波兰人面临着一个令人绝望的处境。从华沙以北到登布林，他们的部队已被赶回到了维斯瓦河。俄军已把战线推进到从登布林沿维普日河到扎莫希奇和利沃夫一线。华沙桥头堡仍掌握在波军手中，守卫在这里的部队从左到右依次是第5、第1和第2集团军，这3个集团军共有8.4万名士兵；他们个个疲惫不堪，垂头丧气。维斯瓦河正好在华沙以北折向西去，守卫莫德林、普沃茨克以及部署在弗克拉河沿线的波军左翼部队已被暴露，处境危险。第4集团军在登布林附近布防，第3集团军在登布林的南面和东面布防，第6集团军在利沃夫以南布防，而第7集团军则还在南方的加利西亚。8月初，包括毕苏斯基在内，几乎没有人相信华沙还有获救的希望。一旦堤坝决口，迅猛的洪水定将汇成滔天的巨澜。
然而，仍有光明之箭刺破这忧郁的夜幕。波兰人以艰苦的努力收容掉队的士兵，整饬部队的纪律。由于悬在人们心头的威胁越来越大，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士气也随之提高，内部的分歧和存在的问题被暂时放在了一边。华沙桥头堡被精心部署并得到43个炮兵连的保护，普沃茨克、莫德林和登布林的要塞也能对图哈切夫斯基部队实施坚固防御。
图哈切夫斯基也有自己担心的事情。他的部队推进得太迅猛，已远远脱离了后勤补给线。这意味着他要么继续前进，要么挨饿，他不可能等候他迫切需要的预备队。在这次战役中，部队的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当波军的士气越来越高昂时，图哈切夫斯基部队的士气却开始下降。他的部队中并不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许多人是被强征来的农民。由于不得不向西南方面军增援，西方面军的俄军力量已被削弱。布琼尼将军带领的西南方面军是一支不甚合作的部队。弗兰格尔的部队也从克里米亚打了过来。
还有一个因素无疑也起到了支持波兰人的作用（尽管波兰人并不总是这样认为），这就是英法代表团在华沙的存在。1920年6月底，波兰政府请求伦敦和巴黎在危急时刻给予积极的支持。劳埃德·乔治先生和米勒兰先生不久便同意派一个英法外交军事代表团赶赴华沙。该代表团的三项任务是：向各自政府报告和平谈判的有关事项；向波兰人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为波兰人安排军需品的供应。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英国驻柏林大使、法国驻华盛顿大使以及拉德克利夫将军和魏刚将军。
8月初，交战双方为了达成令人满意的媾和条件作了各种努力。波兰人与俄国人在一个叫巴拉诺维奇的地方进行了会晤，接着又于8月11日至12日在明斯克进行了会晤。但是处于优势的俄国人提出了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决心使整个世界改变意识形态。列宁认为这一目的可以在和平条件下实现，而托洛茨基（当时的军事部长）认为用布尔什维克的刺刀能更快地实现这个目的。托洛茨基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因为俄国人向波兰人提出了他们无法接受的条件。
魏刚将军是代表团中的主要军事成员，他的日子很不好过。毕苏斯基对劝告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补给品的兴趣，而当时补给品并不容易搞到，因为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拒绝把援助波兰的军需品装上火车。但泽港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在那里指挥部队的英国军官果断地分配了劳力，卸下了一些补给品发往波兰。
在军事代表团中工作的每一名成员都深深地体会到，容忍、耐心、持之以恒的美德是多么的必要。由于他们的东道主不愿提供详细的情报，甚至有时向他们提供错误的情报，他们不得不经常在黑暗中摸索。魏刚将军的建议常常得不到同意，即使得到同意，波军也不实际照办。后来他被授予参谋长的职位，因而成了有职有权的人物。虽然毕苏斯基对他提出的在维斯瓦河一线保卫华沙并从该基地实施反攻的建议不感兴趣，但他那自信的神情和清晰的判断在精神上给了波军指挥官以极大的支持。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前线的情况：8月2日，由于同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意见相左，政治局下令划分战线，西南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则被调往克里木战线。斯大林对划分战线不满意，进行了申诉，但次日命令不变，只得服从命令。由于对波战争前一阶段的胜利由斯大林所属的西南方面军制造，失败由图哈切夫斯基所属的西方面军制造，政治局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俄军的士气，并导致俄军内部混乱。波军正焦虑地等待图哈切夫斯基再给自己送一场胜利，而图哈切夫斯基却深信这次进攻将使华沙成为他的囊中之物。在魏刚将军制定作战计划时，毕苏斯基并没有说什么。在斯大林被撤职调往克里木战线的第三天晚上，毕苏斯基躲到了贝尔维德宫他的房间里。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在午夜两三点钟，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在他头脑中形成。他考虑到，部署在华沙正面的波军在强大炮兵的支援下，至少能遏制住俄军的进攻3至4天，这期间，他可以率领5个半师从维普日河向北对俄军第16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这将是一次能引起连锁反应的攻击，因为他估计这次攻击能瓦解苏军士气，从而为其第5、第1和第2集团军从华沙向前大规模进攻开辟道路。
毕苏斯基离开华沙，沿维斯瓦河左岸驱车南下，在普瓦维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他的翼侧攻击将获得出乎预料的成功。必须强调这个作战计划完全是他个人头脑里的产物。这项计划风险太大，以致不能向他的大多数将领透露。他们不久就叫嚷着要他回华沙，或者至少要把发起攻击随时间提前，因为图哈切夫斯基已经让部队向华沙推进，执行他在8日签发的命令。
俄国人的攻击是分多路进行的。第16和第3集团军将分别在桥头堡的南北两侧进攻。第15集团军将以纳谢尔斯克为依托渡过弗克拉河进攻莫德林。与此同时，北侧的第4集团军将向西向南推进，威胁普沃茨克，与第15集团军协同攻击波军的翼侧和后方。拉济明在13日午夜至14日清晨失陷，这样，苏俄红军到达了离华沙仅15公里的地区内。此时波兰的第5集团军在弗克拉河上打得十分艰苦。魏刚和拉德克利夫的镇静与自信（即使并不真正感到自信，但他俩至少装出了自信和镇静的样子）对波军总参谋部产生了一种稳定人心的效果，因为一些政界要员正在逃离首都，而且波军士气正在瓦解。不过，这些紧急情况已送到了毕苏斯基的手中，他因此同意把进攻时间提前到16日。
在这危急的关头，华沙的得救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西科尔斯基将军，因为他率领第5集团军在弗克拉河防线打得十分漂亮，击退了俄军的一次次攻击。即使这样，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因为虽然第1集团军仍然屹立在华沙面前，但是西科尔斯基的左翼已遭迂回，而且俄军第4集团军在16日已经开始在普通斯克地区攻击他的后方。然而，那天上午，毕苏斯基在维普日河一线发动了反攻，波军的形势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好了。
俄军的两个方面军本该由一个指挥官统一指挥，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俄军的这两个方面军只是由莫济里集团脆弱地连接在一起的。尽管这一集团的兵力不详，但是，他们很显然是俄军第57步兵师的一部分。这些人员和西方面军的第16集团军被毕苏斯基的反攻打得措手不及。假如俄军总参谋部不轻视几天前第12集团军缴获的波军作战命令而抓住战机的话，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结果，毕苏斯基的第一个作战目标，即夺取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华沙公路，在两天的预定时间内就实现了。
实际上，毕苏斯基对敌军缺乏抵抗的现象非常担心，生怕中了敌军的圈套。直到18日他的部队与敌军全面接触，他才放下心来。18日这天，他的各师部队在左翼进攻新明斯克，在右翼沿布格河一线挺进。俄军第16集团军惊惶失措，在他们的进攻面前狼狈而逃。这次翼侧攻击非常成功，毕苏斯基不顾哥萨克巡逻队的威胁，决定返回华沙，以便发展这一极其有利的形势。在华沙，他发现下级指挥官们仍处于深深的绝望中，总担心被俄第4集团军包围。毕苏斯基不得不说服他们按他构想的作战计划发动进攻。
他的命令是：第1和第2集团军向前突击，与此同时，第5集团军向北直逼东普鲁士边境，以求切断图哈切夫斯基的第4集团军的退路。波兰第4集团军将全速向比亚韦斯托克铁路线上的马乌基尼亚推进，歼灭溃退的俄第16集团军。除了第1集团军因兵力过于分散未能按作战命令完成任务外，波军的其余各部队的作战行动均取得了迅速而全面的成功。起初，波军官兵曾满腹狐疑，他们怀着坚定面自信的目标向前推进，一切犹豫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另一方面，在遥远的后方指挥俄军的图哈切夫斯基此时越来越失去信心。直到18日他才得到毕苏斯基发动翼侧进攻的消息，而此时他的第16集团军正在波军的痛击下狼狈而逃。然而，第16集团军司令官（他几乎耽搁了24小时才采取行动）竟然还向他报告说，他认为形势并不严重。不过图哈切夫斯基对战场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他的第4集团军司令官未能在弗克拉河一线围歼西科尔斯基的部队，而此时西科尔斯基的部队正给俄第15集团军造成巨大的压力。俄军左翼的情况也同样严重。虽然图哈切夫斯基已多次向布琼尼发出紧急命令，要他率哥萨克骑兵向北进攻，但布琼尼拒不执行命令，而执意要首先攻下利沃夫（而他却始终未能做到这一点）。图哈切夫斯基正确地判断出战场情况异常严重，因此他命令立即撤退。
他下达的脱离接触的命令是简单明确的，但由于时间太迟，有些部队已难以执行这一命令。波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其速度令人惊骇。
俄第4集团军到普扎斯内什-马库夫一线集结。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除非它的前进受到严重的阻碍——它应给第15集团军以尽可能多的援助，因为第15集团军已接到命令要和第3集团军一起顶住敌人的进攻，以便让第4集团军的后备部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集结。第16集团军应该撤到利维茨河的东岸，莫济里集团负责掩护其左翼。第12集团军将攻击渡过维普日河的波兰军队。最后——希望似乎很渺茫——第3和第16集团军将分别抽出一个师的兵力，强行向德罗希琴-亚努夫地区推进，以便成为俄军的总预备队。
但是，这项计划的每一步都被波兰人挫败了。在俄军的右翼，第4集团军司令官（一位没有作战经验的将军，后来因没有击败西科尔斯基并占领华沙而受到图哈切夫斯基的指责）暂时与总指挥部和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并不知道撤退的命令，还以为总的形势对苏俄军队有利，因此继续沿着维斯瓦河发动攻击。当他于19日终于重新与明斯克恢复联系时，他仍非常乐观，但他马上就收到了让他撤退的强制性命令。第15集团军在加伊·汗骑兵军的有力支援下，在切哈努夫地区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企图在纳雷夫河与普鲁士边境之间打通一条狭窄的走廊，让第4集团军突围。但是，该集团军获救的希望已十分渺茫。
第16集团军在20日被打垮，节节败退。这就使士气高昂的波兰第2和第4集团军（一直远离苏俄第12集团军的攻击范围）能够从翼侧攻击俄第3和第15集团军，并迫使他们退到普扎斯内什-马库夫-奥斯特鲁夫-别尔斯克一线以后。两天后，波军又推进到奥斯特罗文卡-沃姆扎-比亚韦斯托克。随着苏俄第3和第15集团军潮水般的败退，俄第4集团军已经无法赶到姆瓦瓦，加伊·汗将军所部的英勇抗击虽然使该地区的波军打得十分艰苦，但是他的努力并没能阻止他的骑兵军和第4集团军中的大部分人涌进德国边境。
毕苏斯基下令停止追击。他的部队已经到了格罗德诺、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布格河上的弗沃达瓦一线。而俄国人在预备队的掩护下正设法在涅曼河东侧重新组合。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俄国军队，包括被俘和在普鲁士境内被缴械的人员，至少损失15万人，大约230门大炮，1000余挺机枪和大量的弹药，波兰军队约损失5万人。
华沙之战结束了，但战斗并没有停止。趁俄军立足未稳，波军便恢复了攻势。西科尔斯基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平斯克以南到捷尔诺波尔一线的地区。与此同时，毕苏斯基在涅曼河上的格罗德诺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尔后又在什恰拉河一线把打了败仗的苏俄军队赶到明斯克。俄军的唯一攻势是由布琼尼将军在南部对扎莫希奇发动的，但也被击退。苏俄4个集团军实际上已被消灭，5万人被俘，160门大炮被缴获。10月，波兰和苏俄达成了停战协议，次年3月双方签定了里加条约。根据该条约，波兰人的东部边界线比华沙之战前俄国人所提出的边界线还要向东推进很多。
图哈切夫斯基真能拿下华沙吗？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真能实现饮马莱茵河的梦想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回答“他能够”。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十分可能”。那么是什么力量拯救了华抄？拯救了中欧呢？在这次战役中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图哈切夫斯基远离战场，他遇到的许多麻烦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毕苏斯基大胆发动翼侧攻击的杰出才能，因为正是这场翼侧进攻才使波兰打赢了这场战役，因而它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战役行动。但是徜若图哈切夫斯基在毕苏斯基发动攻击之前就占领了华沙（这一点他本来肯定可以做到），那么，毕苏斯基的侧翼攻击即使能够发起，也为时太晚了。
图哈切夫斯基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华沙之战时他年仅27岁。他出生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里，作为沙皇禁卫军谢苗诺夫斯基警卫队的一名中尉军官，他曾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他被捕入狱。1917年秋获释出狱后几个月，他便加入了共产党。主要由于他的朋友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举荐，他提升很快。1918年至1920年间，他以极大的热忱多次率领第1、第5、第8和第9集团军投入了反对高尔察克元帅和邓尼金将军等白俄军队的战争。他因此先后担任了南方战区、高加索战区和西方战区的总司令。
在军事思想方面，图哈切夫斯基走在了他的同事们的前头。他非常聪明，具有极强的理解能力。他确信战争必须是总体战。他发表了许多学术演讲和论文专著，逐渐成了空战、装甲战和化学战方面公认的专家。他的勇敢精神是无人怀疑的，而且他具备指挥官的许多素质。然而在华沙之战中，他却想在距前线300英里之外的后方指挥他的部队，这与他的一贯作风大相径庭。这一仗使他失去了应得的胜利，但对欧洲来说这又是极为幸运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他很可能成为把基督教的各种文化和欧洲文明扫进地狱之门的苏俄异教徒的军事魔王。图哈切夫斯基在军事上的声望并没有因这次华沙之战而受到损害，他后来担任了苏军总参谋长。但在1937年，斯大林处决了他，并把他的许多极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付之一炬。
现在看来，当图哈切夫斯基发现波军在他前面仓促溃逃时，他的战略部署很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认为华沙已成了他随时可取的囊中之物，他放弃了用4个集团军进行正面攻击的计划，而是用2个集团军（第4和第15集团军）向西向南进攻维斯瓦河上的波军据点，并渡过该河。他的这一部署有三重目的：攻击波兰守军的翼侧和后方；切断波军通过但泽走廊撤退的通道；以完成图哈切夫斯基向西进攻德国的革命抱负。
这是一次代价极高的失策。假如图哈切夫斯基深入前线，亲自掌握战斗的情况并了解部队的位置和处境，这种失策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不仅没有攻下华沙，而且还使自己陷入了被动：让第4集团军背向德国边境。一旦情况出了偏差——事实果真如此——该集团军生还的可能性很小。
1923年，图哈切夫斯基在莫斯科军事学院作了一系列的演讲。他在讲演中承认，他未能占领华沙是因为兵力配置不当，但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向波军发动协调一致的向心突击或同时对波军两翼发动进攻的必要性。俄军两翼部队相距很远，同时发动进攻是要花时间的，而时间正是毕苏斯基所需要的。而且两翼进攻还要冒兵力分散的极大危险。但是，图哈切夫斯基在拥有4个集团军的情况下却未对波军发动全面的向心攻击，这的确使人难以理解。
集中兵力是战争的一条重要原则，图哈切夫斯基和加米涅夫都犯了忽视这一原则的错误。加米涅夫本应将俄军的两个方面军交由一个人指挥，以利于协同动作。然而，华沙之战时，俄军两个方面军的两个指挥部却相距200英里。更糟糕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两人互不喜欢，这与萨姆索诺夫与伦南坎普夫之间的关系多少有点相似。叶戈罗夫接到了让他派布琼尼的骑兵去警卫图哈切夫斯基的左翼的命令，但布琼尼执意要首先拿下利沃夫，而叶戈罗夫并没有制止他。倘若叶戈罗夫服从命令，他很可能会阻止毕苏斯基的翼侧进攻。不过即使没有布琼尼的支援，图哈切夫斯基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他的战略获得成功：他亲临前线，发动一次正面进攻来控制和协调合围波军的行动。然而，他的指挥部却远在明斯克，通信情况又非常糟糕。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成功地指挥这次复杂的作战行动的。
图哈切夫斯基是个优秀的将军，他不会不懂得士气的重要性。在从别列律纳河进军的全过程中，他一直十分重视包围敌人以及此举对敌军士气的影响。事实上，这正是他企图在波军后方渡过维斯瓦河的一个原因。然面，由于指挥不当，他使自己的部队远远脱离了后勤补给线。这样，他的部队竟一时陷入了要么取胜，要么饿死的困境。俄军本来就对自己的后勤系统不抱任何希望，遭到波军的反攻后，他们本来就不很高的士气自然会一落千丈。图哈切夫斯基远离前线仅仅是造成这种恶果的部分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图哈切夫斯基的运输计划不当，他没有意识到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就地解决给养问题的。如果一直在前线，他就有可能掌握部队的前进速度，使其同3.3万辆为部队提供粮食和弹药的摇摇晃晃的四轮车同步前进。
这一连串的失误——失去控制、失去支援、失去后勤补给——已足以使苏俄军队丧失取胜的机会。此外，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铺得太开，为敌人发动有胆量的反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而毕苏斯基恰恰把握住了这一机遇。
在贝尔维德宫苦思冥想一夜之后，毕苏斯基拟订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但这一计划却得不到部下、国防委员会或英法代表团的赞同，因为这个计划要把北部战区的部队调到南部战区，以便攻击已经铺开却部署不当的俄第16集团军，而华沙的人们却普遍认为，北部防区脆弱，应该从南部抽调部队来加强维斯瓦河的防御，并在部队士气恢复后从维斯瓦河发动反攻。
毕苏斯基的参谋长罗兹瓦都斯基将军曾于上午向他的上司递交了一份作战计划。他在该计划中建议第4集团军在华沙东南方向30英里处的加尔沃林集结，然后北上直逼华沙。这一计划与毕苏斯基的设想非常接近，但它冒的风险更大，而且没有考虑到士气的因素，而士气恰恰是毕苏斯基作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毕苏斯基以国家元首的权威和对自己的判断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使犹疑不决者相信，为了促成胜利的到来，必须铤而走险。毕苏斯基签发了命令，为参战部队作了战略部署。
尽管部队的最初集结既困难又危险，但毕苏斯基的计划并不复杂，他的目标是：在他把5个半师的兵力调到维普日河南岸对付比较脆弱的莫济里集团时，波军应在华沙前面的利沃夫附近把俄军牵制2至3天的时间。一旦击溃了莫济里集团，他将以最快的速度——他没有骑兵——率部队猛扑俄第16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他预计这必将使敌人乱作一团。这种行动不仅可以防止该集团军突破华沙防线，而且还可为波军在中央实施强有力的反攻创造一个有利的机会。该计划的核心是对俄军实施双重反击，他本人负责实施较难的部分。
“震荡”部队（毕苏斯基的说法）是由第4集团军的第14、第16和第21师以及正在南线作战的2个精锐师，即第1独立师和第3独立师组成的。这两部分部队在脱离战斗并随后进行集结的过程中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都在与敌人交战。第4集团军当时正在布格河一线作战，这3个师不得不在敌人面前实施侧翼行军，其中正在亚努夫地区作战的第14师必须行军40英里以上才能到达集结地域。
从南部地区抽调部队困难更大。尽管这里的部队从士气和战斗力上讲都比北部地区的部队强一些，而且他们还阻止并打退了布琼尼的哥萨克骑兵的强烈攻击，但是，布琼尼将军仍是个现实的威胁。如果从这里抽出2个精锐的独立师，波俄两军的兵力双比就会变得十分悬殊，波军的战线上就会出现一个可以利用的缺口。从这里抽调2个师的工作是由雷兹·希米格维将军负责的。他不顾有人预言会失败，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进攻，并在一个骑兵旅的帮助下极其巧妙地使部队脱离了战斗。
波军“震荡”部队的集结地区选择在维普日河南岸，左侧以登布林为依托。时间是这次行动的关键，部队全部调集完毕，这主要应归功于有关的指挥官。有很多问题可能导致这次计划失败，而且也差点导致了失败。当那些正与敌军紧张拼杀的战士不明不白地从前线撤下来的时候（尤其是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之后），他们的士气很可能受到影响。但毕苏斯基到达普瓦维（他的新指挥部所在地）时，却惊喜地发现，尽管部队的被装和装备极为糟糕，但部队的士气总的看来还是很高的，而且部队似乎也能胜任他们面临的任务。南线部队撤下来时经过了残酷的战斗，在战斗中，一位携带发动侧翼进攻命令的军官阵亡，作战命令因此落入俄军手中。这一意外事件很可能使波军整个作战计划付诸东流，可幸运的是，俄军总参谋部怀疑这一文件的可靠性，仍然根据从第12集团军那里得到的错误情报行事。
毕苏斯基发起反攻。他觉得刚刚撤离战场的部队需要3至4天的时间休整、补充装备和领会作战意图。但是来自华沙方面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将攻击时间提前一天，定在16日凌晨，因为华沙桥头堡的处境异常紧张。他的第一个作战目标是占领华沙-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公路，其攻击部队的序列从左至右依次是第14师、第16师、第21师、第1独立师和第3独立师。进攻是在一个十分宽阔的正面实施的，第14师从登布林向北稍偏西方向推进，而第3独立师几乎是向正北方向并沿着布格河西岸向前推进。
俄军完全没有料到波军会从翼侧发起攻击，事实上，他们在18日之前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而图哈切夫斯基正是在这一天才第一次得知波军发动反攻的消息。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莫济里集团崩溃得太快，显然来不及上报情况。图哈切夫斯基后来把毕苏斯基的迅速推进归因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华沙正面的激战迫使他从交通线上撤走部队；二是他曾指望布琼尼对波军右翼采取行动，但布琼尼只顾自己在利沃夫前的作战。俄军第12集团军划归图哈切夫斯基指挥，虽然该部肯定对波军第3独立师造成了严重威胁，但它似乎并没有接到任何情报和命令。
波军第14师到达加尔沃林及其郊外，第21师到达武库夫，这2个师均末遇到俄军抵抗。这天，毕苏斯基正同第21师指挥所的参谋共进午餐，有人报告，俄军的抵抗已遭到一群情绪激昂的，持各种农具的农民的坚决还击。那天夜里，第14师还占领了科乌别尔，翌日，第14师抵达新明斯克。同一天，第21师到达索科武夫，而第1独立师到达了布格河畔的德罗希琴附近。来自前线部队的战报都提到。波军伤亡很小，而俄第16集团军的左翼一片混乱，土崩瓦解。还有消息说，华沙卫戍区的波军第15师已经按照命令沿着华沙-明斯克公路向东发动攻击。该师现已奉命与第4集团军会师。
在前线长时间穿梭指挥和鼓励将士的毕苏斯基回到华沙。在他离开的那天，部队的热情受到了影响，翼侧攻击少有甚至没有进展，这足以说明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回到华沙，他发现将士们精神萎靡，总参谋部对前方战况知之甚少，还在担心遭敌合围。虽然毕苏斯基命令第1、第2和第5集团军立即发动进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的信心和勇气，第15师攻克希尼亚多沃的消息传来时，华沙居民才开始认识到不仅华沙已经获救，而且俄军已经彻底失败。即使在这个时候，人们也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一胜利的全部意义。
华沙被解救了，东欧和中欧同华沙一样不再受到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了。这全靠波兰士兵的勇敢以及波兰国家元首制定的英明决策。但是，胜利也应该部分归功于英法代表团。在那些严峻而光荣的日日夜夜里，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外交战线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后勤补给方面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道义上提供了虽不明显但却无法否认的支持。尤其是代表团的军事成员们，无论在战场内外，他们都发挥了稳定人心，提供建议和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的功绩都是不可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