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愚民

㈠ 梁启超写的《变法通议》的简要评价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
《变法通议》内容及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宣传家。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1920年以后，梁启超息迹政坛，专事著述和讲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任教，还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陆续写成《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在学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2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学识超群，才华横溢，一生极其勤奋，虽身在政坛不忘笔耕，因而著述极其丰富。据初步估计，其著述约有1400万字!其著作的结集，最早为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其后至1937年，共有大约40种不同版本的文集行世。其中，以1932年由林志均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最完富，体例最佳。近年，中华书局又将此本影印出版。
梁启超的主要教育著作和论文有：《变法通议》(1896年)、《倡设女学堂启》(1897年)、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年)、《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年)、《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年)、《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教育与政治》(1922年)等，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之中。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早期政论文章的结集，发表的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899年。《变法通议》共有14篇，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刊于1896年至1898年的《时务报》，《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两篇，刊于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议报》。《变法通议》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的第一卷、入选时，编次略有更动。
梁启超说：189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因此，《变法通议》全篇都是在鼓吹变法，倡言维新。由于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因此，在《变法通议》中，教育救国思想非常明显，其中，教育思想比较集中的篇目为《学校总论》、 《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
1．在《自序》、《论不变法之害》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启超指出，变为自然和社会之普遍法则，自然由变而成，社会也由变而生，“借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上引历史，下及现实，左观印(度)日(本)，右览俄(国)德(意志)，极言变法之必要，他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这些话的确如春雷惊天，确乎震聋发聩，惊世骇俗，惊心动魂，使人们从古国甜梦的沉睡中惊醒过来而直面当时的严酷现实，这无疑是封建帝国里的第一声资产阶级爱国启蒙。梁启超继而进一步回答了法之如何变的问题：“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在开学校，在变科举，所有这些最终又需依靠体制的变革，这即是说，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灼识！
2．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民智开于学，兴学立于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国家兴亡的大事！
那么，为什么会有学校不兴，教育不立的现实呢？梁启超指出，这都是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所使然。统治者为箝制思想，便用制义、诗赋、楷法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如此便使学校存其名而无其实。学子除了科举一途无由自进，这样，即使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奇才异能之士”，为了取得中第升迁，也“不得不辍其所学，以 焉而从事矣。其取之也无定，其得之也甚难，则倜傥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穷愁感叹，销磨其才气，而无复余力以成其学矣”。所以，梁启超愤慨地揭露道，明太祖之设制艺，同秦始皇之燔诗书，“遥遥两心，千载同揆”，戕民害族，罪不可逭。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国民分士、农，工、商、兵五等，而农而不士，农业不兴；工而不士，工业不兴；商而不士，商业不兴；兵而不士，兵业不兴。不惟中国之农、工、商、兵四业不士，即便是士也不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如此而欲富国强兵，安内御外，无异于缘木求鱼，未可得也。所以，要举兴百业，就需要对百业之民实行职业教育，广设学校育才。但是，当时培养官吏的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乃至书院，教学内容陈旧过时，愚腐不堪，不教以历代政术，不教以本朝掌故，不教以天下郡国利病，如此则“当其学也，未尝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则当尽弃其昔者之所学，而从事于所未学，“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如此治国，岂有不败者乎？”而且，即使是如此空疏无用的教育，真正“泽及”者也不在多数。虽号称受教之人有四百兆，但实际上，妇女不读书，已去其半数，农工商兵不知学，终去其十之八九。梁启超于此不由得感慨系之：“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则非吾之所敢言也。”
梁启超还对当时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和实学馆之类洋学堂提出了批评。本来，作为专门之学，洋学堂对于振兴百业，培养专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洋学堂的教育内容也同样是隔靴搔痒，不及实事，“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另外，洋学堂还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利因素的制约：其一，科举不改，就学乏才；其二，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难称其职；其三，专门之业不分、难于造就专才。所以，梁启超说，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顶多也只能“任象 之事”，当个翻译了事，于实事实业无补。
所以，必须设立新型学校以应时需，若“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新型学校应该“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其总纲有三：“一日教，二日政，三日艺”，其分目有十八项：“一日学堂，二日科举，三日师范，四日专门，五日幼学，六日女学，七日藏书，八日纂书，九日译书，十曰文字，十一日藏器，十二日报馆，十三日学会，十四日教会，十五日游历，十六日义塾，十七日训废疾，十八日训罪人。”
在《学校总论》的最后，梁启超专门论述了教育经费问题。梁启超指出，没有教育经费，学校之议无异空纸，所以，“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指筹措教育经费)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有感于英、法、德、俄、美、日诸国教育经费之充足，更感于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沉痛教训，梁启超指出，假如中国能早一点拿出甲午海战的战败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的百分之一二用于兴学育才，则二十年间人才大成，那么，甲午海战便不致于落得如此之惨痛结局。所以，只看到敌人的坚船利炮，而看不到其所以有坚船利炮的原因，只不惜重金以治海军，而舍不得拿出薄金以营学校，如此便是知末不知本，治末不治本，最终必是一无所成。梁启超沉痛地疾呼：如果今日仍不图举，则“恐他日之患，其数倍于今之所谓二万万者，未有巳时。”
3．在《论科举》中，梁启超专门讨论了科举改革问题。梁启超指出，国家作育人才，皆为有用，教而不用，不如不教；学生学习，唯在效用，学不见用，不如不学。但是，科举网尽举国上才之人，专事空疏无用之学，使学生“悉已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役，鬻身灭顶，不能自拔。”所以，“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那么，科举如何变？共有上、中、下三策。何谓上策？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学生业有定课，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试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何谓中策？中策是：“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分设明经、明算、明字、明法、使绝域、通礼、技艺、学究、明医、兵法诸科，使诸科广涉经书、中外算术、中外语言文字、法律、外交、大清掌故、格致制造、教学法、医学、兵法等各个领域。至于取士之法，或特诏举试，或按省附考，给予出身，示以荣途。如此“则岩穴之间，乡邑之内，与夫西学诸馆，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则其事甚顺，而其效亦甚捷。”
何谓下策？下策是：“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也即试科不变，但具体内容应有新的要求。童子试“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艺学。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
总之，科举之变是必然的，完全率由旧章显然有悖于时代的要求，问题只是大变还是小变的问题，“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上策必强，中策可安，下策尚存。
4．在《论师范》中，梁启超指出，国之兴，在于兴学，学之兴，系乎教师，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当时府州县学官及蒙馆学究多系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其误人子弟，势所必然。而洋学堂中的西洋教习，亦每每存在有言语不通，翻译失真。西人幼学，异于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等五大不利因素，而且，西人不懂中华经典，“每拨弃本原，几成左衽”，任用西人，授人以柄，究非长策，所以，“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那么师范学校之制又如何确立呢？梁启超参考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提出了如下主张：“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至于教学法，学习《札记·学记》而循而用之，殆庶几矣”。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必须将师范学堂的设立同小学堂的设立结合起来。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如此，“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
5．在《论女学》中，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惊人之论。梁启超列举了世界诸国之女学状况，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也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也次强，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梁启超说，到了太平之世，国界、种界、兵事全无，男女也无有分别，男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
因此，梁启超于当时中国妇女并受身心二重戕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中国妇女不仅深居闺阁，足不出户，以致“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未可作诗填词，无论实学，而且要蒙缠足毁体之害，所以，“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
6．梁启超极为重视儿童教育，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所以，在《论幼学》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问题。他对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先进的儿童教育方法充满了赞美之情，认为这些国家所实行的“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的教学程序，循序渐进，学不躐等，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而中国当时的未尝识字即先授经，未尝辨训、造句即要作文的儿童教育程序无疑是本末倒置。正是痛感于当时的儿童教育方法对儿童的戕害，梁启超为八岁至十二岁的儿童拟定了一个功课表。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虽不一定能称得上是一位深刻的教育思想家，但称之为著名的教育思想宣传家却是当之无愧的。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以东渐之西学为思想武器，用不同于当时文坛的新文体，即用更为痛快淋漓，剀切锐利，富有情感，不避俚俗的语言，大声疾呼变法之迫切性与必要性，因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加之《变法通议》主要是发表于当时“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时务报》，其影响之巨大更是可以想见的。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因此，他所鼓吹的变法也主要的是指教育变法。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窥测到了当时中国变法的迫切性，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是，《变法通议》之所以倡言变法，鼓吹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
《变法通议》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它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变法通议》涉及到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从教育外围的改革，诸如女子教育改革和连接育人和用人的枢钮——科举改革，到教育内部的改革，诸如教师、学生、育人规格、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无处不着笔墨。
于今看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述的思想恐怕是平谈无奇的，其中甚至还有失当之处，但是，作为大潮的先声，《变法通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震聋爰聩、开启民心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清末的兴学校，还是科举由改革到废止，所有这些，都无疑受到了来自《变法通议》的重要影响！

㈡ 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为什么百姓纷纷叫好唾骂，向刽子手扔赏钱

然而，这些愚民也是满清衰弱的根源。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从广州杀到天津，又从天津杀回广州，最后又到了南京。

这一路上，满清老百姓基本对洋人入侵熟视无睹，毫不关心谁胜谁负。

他们被教育为不要管国家大事，莫谈国事。

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更好了，很多中国老百姓选择和洋人合作。英国人有一个著名的中国苦力团，给钱让他们做后勤工作。

而地方上的中国老百姓，也给洋人提供包括后勤物资在内的各种帮助，帮着洋人打自己的政府。

至于对于所谓乱党，无论是最早的太平军、后来的维新派、革命党，民众态度都是相同的，就是比朝廷还恨他们。

比如徐锡麟刺杀了满清官员，被判处死刑。然而，官员的亲兵却在行刑之前，对徐锡麟施以酷刑，据说砸碎了他的睾丸。

显然，官员被杀，并不管士兵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恨呢？

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

洋人打过来，老百姓不关心，甚至合作，那是因为洋人很强大，老百姓不敢招惹。

相反，乱党的实力弱小，又是朝廷宣传的破坏国家的人。

愚民第一害怕国家的变革，他们不知道变革以后国家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宁可做太平犬，至少有口饭吃。他们畏惧革命党、维新派变革以后，会让他们连饭都吃不上；

㈢ 发达国家有哪些愚民的现象

马列主义的真理告诉我们，政治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资本主义的政治归根结底是为各大财团服务的，资本主义哪来真正的民主，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做主，所以不会有愚民的问题存在。

㈣ 中华文化为什么博大精深

历史文化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那么，这种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便是此种文化的主流。这种文化主流的精髓，便集中地表现在这个民族历史的哲学观点方面。
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受中华文化历史熏陶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具有勤劳、智慧、团结、勇敢的精神，就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种极其古老的哲学思想——道学。这种哲学的最基本特点是一元论，而以阴阳形象地表述一事物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辨证统一关系，以阴阳同性相斥、异性相引、消长、平衡推动事物变化而论述其客观规律。中国古典哲学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辨证法和相对论。
由于中国古典哲学是产生在尚无文字为载体以行表述和传承的上古时代，为着教授人们学习，就画出了一事物之中存在阴阳两势消长变动的“太极图”表示，再以阴阳符号组成象征天、地、人、时，且阴阳不能形成静止性平衡的八卦图，进行传授。这就是伏牺时代创八卦的历史记载。
此后，当中国的历史上有了文字以后，人们就会很自然地给这种传授哲学的专用图案画注以文字，以帮助记忆。对于这种有了文字的哲学经典，就不能再以卦画相称，而须称之以书了。书名就依此书是专讲事物变易、所用的方法简易、而其所讲的哲学道理千古不易这三方面的意义，定书名曰《易》。
中国哲学由于产生在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经济生产特点的时代，其时，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是以山地为获得资源的生存根本，这就很自然地将代表山的《艮》卦置于六十四卦之首；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生产后，人们的认识观念自然也要产生变化，认为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这时候的人们又将代表大地的《坤》卦放在六十四卦之首。为了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版本，就将以《艮》卦为首卦的《易》经，按首卦上山、下山、山山相连之象，称作《连山》；而对以《坤》卦作首卦的版本，就依“大地生发万物，而万物又莫不归藏于大地之中”的象征性意义，定书名为《归藏》；商末周初，周文王父子删改哲学经典，用作卜筮，为其贯彻“神道设教”、愚民以治方略服务的，就是今还保存且流传于世的通行本《周易》。
中国哲学不仅产生极早，而且，其学习、运用、传播和传承，从其一开始就受到了全社会极大的重视。正由于如此，中国哲学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上古的政治、经济、思想、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
如称道学理论为“道理”；将一定的思想、方法、规律、法则都统称之为“道”。讨论问题谓之“论道”，用心体会哲理并融会贯通命之曰“悟道”，学道而有所心得便谓之以“得道”，得道者符合哲学思想的行为体现，就谓之曰“道德”，将以法治国者称作“执道者”，评论治国者的政绩，论之以“有道”或“无道”……至于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中的许多专用字，也都是按着哲学原理和学哲学、用哲学的当时实际情况而创造出来的。
例如，学习的“学”字，在甲骨文中，是依“双手”弄“爻”于“屋”中之形而为字。在稍后的金文中，又于“屋”中增添了一个学子的“子”字。这个字直到汉字简化前的繁体“学”字，字形还一直保持着原样而未改变；教学的“教”字，是画一只“手”，持以教“鞭”，指着“爻”给学“子”看的简明图形而成字。“教”字的字形至今基本未变；道学的“道”，道德的“德”等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及与其有关的文字之造，莫不如此。在上古时代，正是由于学者们都学哲学、用哲学于自己的职业或学术研究之中，这就使得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礼仪、教育、天文、地理、音乐、建筑、书法、绘画等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同时也产生了充满哲理的成语典故，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历史根源。
一个人，如果思想上重唯物，明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最基本道理，他就会在行动上表现出勤于实践、热爱劳动、奋发有为的精神。思想上不仅重唯物，而且讲辨证，就不会死搬教条，就懂得变通，就聪明智慧。
既勤奋而又智慧的人，其办事情成功的机率就比较大，这就是勇于实践，敢于斗争，以及

㈤ 宣传学的宣传伦理

宣传本身是中性的，可以为公众利益服务，为商业服务，但也可以被法西斯主义利用，服务于反人类的活动。于是我们需要提出宣传伦理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中，焦点集中在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上。
我们社会中有很多的宣传，宣传是有目的的，只要进行宣传，就会存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因而存在道德悖论。现在有的宣传者强调，我的目的是好的，所以我就可以使用一些不够合法的手段。如果是这样，就存在一种宣传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道德冲突。这是我们需要从理论上予以注意的。马克思说：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是不正当的。这是说，目的正当，也要和手段对应，手段也应该是正当的，如果手段不正当，目的正当本身是值得怀疑的。
目的不正当，方法再精致，也是一种罪恶。反之，在道德上会受到质疑。例如，曾任布什政府副国务卿、负责公共外交的夏洛蒂·比尔斯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会选择任何传播方式，只要它有效。“这种只看效果、不择手段的关于宣传的认识，至少在和平时期是一种愚民政策，受到了一部分人的批评。

㈥ [转载]专制为什么离不开谎言

马基亚维里是意大利佛罗伦撒人，在佛罗伦撒城市共和国担任过国务秘书和外交官，后来佛罗伦撒的共和制被推翻了，美第奇家族执掌了权力，马基亚维里丢了官，还一度被关进了监狱。他为了得到新统治者的青睐，东山再起，写了一本为统治者美第奇家族出谋划策的书，这就是著名的《君主论》。在《君主论》中，马基亚维里为君主支招，实话实说，大胆突破了道德的约束。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君主：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有利。统治者如果按照道德主义鼓吹的善良品质行事，就有失去权力的危险。 他给君主支招：伟大的君主既要有狮子的凶猛，又要有狐狸的狡猾。要使每一个人害怕和尊重自己。一个君主必须是一个大伪装者和伪君子，懂得如何使用欺骗把人们弄糊涂，使人们相信自己的伪装。蒙蔽视听，把人的头脑搞糊涂的本事，是任何成功的君主的一个武器。 为了给君主减轻道德上的压力，马基亚维里指出：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统治者为了保持地位，必须非善良地去获取权力。这是“必然性的命令”。许多人把马基亚维里看作是邪恶的象征。莎士比亚就把他称为“凶残的马基亚维里。”但是也有人认为马基亚维里是清醒和真实的，他站在君主的立场上所说的实话恰恰反映了或者说揭露了专制制度邪恶的本质，在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必然要作恶，马基亚维里要君主服从这“必然性的命令”，这个必然性对于人们认清专制本质有着积极的意义。恩格斯把马基亚维里称作文艺复兴的巨人，大概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关于专制统治为什么必须靠谎言支撑，仅仅靠暴力支撑为什么不行，对此马基亚维里没有谈透，我们来分析分析看。 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在失去民意基础的情况下维持统治地位，专制统治也必须有民意基础，即使没有认可的民意，至少也要有认命的民意。哲学家休谟就曾经说过，统治是建立在舆论上的。为什么仅仅靠暴力无法维持统治？专制统治归根结底是少数人的统治，统治权最终归结到执掌最高权力的一个人、一个家族或极少数寡头手里。最高权力的执掌者也是凡人，没有孙悟空的本领，没有刀枪不入的神功，他的个人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他可以下令杀人，但也可能被杀。如果没有民意支持，仅仅靠暴力手段进行统治，那掌握暴力的人就是他的最大的危险所在。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害怕军队政变，把罗马军团都布置在帝国的边疆区，首都罗马只留忠诚的近卫军保护皇帝，但后来恰恰是近卫军成了废立皇帝的决定性力量，一些皇帝就是被近卫军杀的。中国的帝王死于非命的也大都是身边的权臣、宦官或兄弟所为，被造反民众所杀的是极少数。所有执行暴力任务的人，如军队、警卫、近卫军等都是与民有联系的，大都来自于民，大都会受到民的影响，滥用暴力镇压不满的民众，会激起民众更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到了某个转折点，拿枪的人就可能不再听命，而是掉转枪口。越是依赖于暴力的统治者，越有可能葬身于暴力。 权力从来都不缺争夺者，专制权力更是如此，多少人为了夺权你死我活地拼杀，儿子可能杀父亲，母亲可能杀儿子，亲兄弟也互相残杀，更不用说没有骨肉关系的政敌了。在统治者失去民意的情况下，他的政敌一定会利用这一点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所以，统治者一旦失去民意，就离覆灭不远了，起义、造反、政变、暗杀、逼宫、废黜等大戏在等着他。中外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如此，我们知道了民意为什么对于统治者是必不可少的：在民意面前，再强大的统治者也是虚弱的。无论什么样的专制统治都是少数人获得利益和垄断权力的统治，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也不可能真正地获得民意，所以，必须靠谎言来骗取民意。在古代社会，统治者骗取民意最主要的谎言是“君权神授”，实际上是以天意来逼迫民意就范。 在欧洲，在基督教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之前，天意的权威没有确立起来，那时候罗马帝国的皇帝被杀被废的比例非常高。当基督教统治欧洲后，皇帝与国王由教皇承认并加冕，由于大多数民众是教徒，如此使得君权神授被认可，天意代表了民意。中世纪君主的人身安全要比罗马帝国的皇帝强了许多。即使如此，君主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必须依靠谎言巩固统治。15世纪德国人古登堡的印刷术给欧洲带来了出版便利，所有国家的君主无一例外地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们尽管有天意支撑，还是害怕谎言被揭穿，执政地位被动摇。 中国皇帝的“天命”主要是靠“奉天承运”的故事和礼教来欺骗臣民。同时还实行愚民教育，用各种方式灌输和培养奴性，明清时期，奴性文化达到高潮。进入了现代社会，君权神授这种一劳永逸的谎言不灵了，天意无法代表民意了，民意成了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对于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来说，民意是由选票定量地统计出来的。所以当选的政治家必然具备民意基础。又由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得到保障，当政者撒谎太难，代价也太大，等于自杀，所以，民主制度不需要谎言维系。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由于没有了天意支撑，又没有人民授权，为了维系统治，就必须强化谎言。所以，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控制媒体，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实行新闻垄断，封闭或过滤外部世界的信息，并控制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信息。 不过，现代社会撒谎越来越难了，除非像朝鲜那样，封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即使这样，还是有许多人冒死逃了出来，他们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怎么会想到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逃往没有主体阳光照耀的黑暗世界呢？看来，没有不透风的墙。前苏联时期，所有媒体都被严格控制，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和互联网，但人民的不满还是通过厨房聊天和政治笑话广为传播。 文革时期，广播报纸每天都宣传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每天都造谣撒谎，但人民的不满还是通过小道消息和内部消息广为传播。 如此说来，在现代社会，即使没有手机和互联网，撒谎也很难了，有了它们，撒谎就更难了。所以，谎言的功效会越来越衰减，相信的人会越来越少。当谎言不再被人们相信的时候，专制的解体就会开始，这也是必然的。不过，这个必然性与马基亚维里的必然性是截然相反的方向。

㈦ 韩剧宣传女人要善良，中国社会喜欢有心计的女人，我迷茫了

电视写的都是幻想出来的最美好的东西，虽然电视里认为正直天真是好的，但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是需要方法和智慧的。电视只是一种让我们放松的工具。生活是生活，在哪里和电视都是有区别的。生活不仅要面对别人的冷漠还要在这种冷漠下保持善良和美好是最难的，在保持善良和美好的基础上还要讲究技巧和方法更加难。但是如果你做到了，你就是最优秀的那个。同时，别人的冷漠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因为自己的事自己完成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不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只有拥有这种独立的勇气才会赢得尊重。

㈧ 谁能解释下姜文的《鬼子来了》要表达什么意思

《鬼子来了》讲述了抗日战争末期，故事发生在河北山海关附近的一座名为挂甲台的偏僻小村。 一天夜里，有人把两个装着俘虏的麻袋押送进了村民马大三的家里，其中一个是日本兵，另一个是翻译官。本来答应好了八天以后来取人，结果此后再就也没有音讯。

这两个俘虏在村子里关的时间一久，村民们便商议将二人处死，以避免麻烦。日本兵花屋小三郎起先决意以死殉国，而翻译董汉臣则利用语言上的障碍争取求生的机会。在多次试图处死两人未果之后，村民们认定他们命不该绝，就一直把这两个俘虏秘密关押在村里。

六个月之后，花屋小三郎决定报答马大三和众村民的不杀之恩，提出与村民完成一笔交易：村民一方把他和翻译送还给宪兵队，而日军方面则以两车粮食作为交换条件。在马大三的主张下，经过一番商议，村民接受了花屋的条件，并且签字订约。众人一并护送两个俘虏返回宪兵队。

到宪兵队后，尽管队长酒冢感到有辱武士道精神，还是同意履行那份约定，并率部队将粮食送往挂甲台。粮食运抵村内，日军召集全村老小饮酒欢庆，共享吃喝。当欢庆进行到一半，酒冢突然向部下宣告天皇已经向盟军投降、日本战败的消息，于是形势出现突变，日军开始杀戮无辜民众。

整个村落化成屠场，又纵火将这一山村化为灰烬。在这场灭顶之灾中，马大三幸免于难。不久，国民党军队接管了日军大部俘虏，花屋所在部队也在其中。

一个雨天，马大三假扮成烟贩，手持利斧冲进日军俘虏营，见人就砍，鬼子死伤数人。而他最终被国民党士兵所擒，被判处死刑。执行死刑的正是那个与他们曾经朝夕相处的花屋小三郎。

(8)宣传愚民扩展阅读：

姜文的《鬼子来了》没能通过国家广电总局审查，曾引起众多电影界业内人士的关注。究其原因，是因为“立场有问题”。
当年电影局对这部影片的部分回复内容如下：“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
取材于小说《生存》，拍成电影后改动较大，将原著中描写“军民奋勇抵抗侵略”的主题搁置，注重提炼“农民愚昧”和“战争荒诞”的一面，笔锋直指国人弱点，将更多忧患意识注入影像化的故事中。

该片虽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影片，但在立意取向、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国产主旋律电影严重不合拍，因此虽然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夏威夷电影节Netpac奖、日本每日电影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荣誉，仍被官方封杀。

但必须承认，《鬼子来了》是反映“战争与人” 主题的国产电影中最有突破性的一部作品。

《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在小说里，“我”是一点也不神秘的吴队长。这个“吴队长”，在电影里变成了六旺“出了村过了河”去找的那位“五队长”。

正因为“吴队长”送来人又迟迟不履行承诺来取人，马大三才会让六旺去请示“五队长”如何处理那两个俘虏，并请求“五队长”尽快让村民脱离危险。然而“我们没往挂甲台搁过人啊!”这是编导从出发点上着手的颠覆性改编，于是原本略有荒诞但还算合理的小说情节被彻底荒诞化。

片尾字幕里，既没有“吴队长”，也没有“五队长”，然而有那个神秘莫测的“我”。“吴”先转为“五”，再转为“无”———即非人的“我”，因而小说中原有的情节即便被保留，也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最后抵达了与小说情节完全不同的结尾，开掘出与小说寓意完全不同的寓意。

㈨ 戊戌六君子赴死之时，当时的很多百姓为何会拍手叫好

既然是叛逆，那当然应该杀头。

既然是叛逆被杀头，那他们当然要欢呼，不然让这几个叛逆弄乱了天下，他们不得一块跟着遭殃了？

这就是戊戌变法的悲哀。

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嚷嚷着变法，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想过要获得底层百姓的支持，哪怕仅仅只是获得百姓的理解。

在康、梁等人的眼中，变法就该是精英阶层和特权阶层的事，他们甚至只想着说服光绪变法，连合肥李和南皮张等人伸过来的橄榄枝也高傲地推开了。

说实话去围观行刑的多是身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他们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之下，所以精神处于高度压抑的状态，这时候能够去围观曾经在他们眼里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被处死，多多少少也能缓解一下他们心中的怨气。

因为他们只是一群连小人物也算不上的普通人，逆来顺受惯了，根本找不到什么宣泄的方式，一般也不敢宣泄。

这时候喊一声“好”，实际上也是他们的自我宣泄，看到自己眼中曾经的大人物被处死，他们会觉得很痛快。

这就是封建社会统治下的人们，精神上已经高度麻木了，人格和人性已经遭到了难以扭转的扭曲。

所以，我们才需要推翻封建社会，所以我们的先辈才会不顾牺牲地一个个往前冲，正是为了解救那些精神麻木的亲人和同胞。

㈩ 中国人为什么不幸福

(近段时间，央视做了一项关于幸福的调查，回答可谓五花八门，更有诸如“我姓曾”、“队被人插了”等牛头不对马嘴诙谐调侃式的“神回复”，从中不难发现，很多人的感受是不幸福。对此，不少人批评指责抱怨，将矛头一味指向政府、社会、制度。昨天看相关的新浪博客，发现新浪网友“北山”的回复评论，声音与“主旋律”不甚和谐，颇值一听。故接录编辑在此，并按标题。)作者：北山幸福不是很多人想的那样简单。从中国的自由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说说我的观点。 说说美国加拿大的自由，美国和加拿大的社会制度差不多，人民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也差不多。其实美国加拿大都是不自由的国家。 先说说美国日常生活中的自由。 美国是一个纯法治社会，这肯定没错，在纯法治社会里，人们按规矩办事，这也没错。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即所谓双刃剑，法治和自由是对立的，在纯法治社会里，人们的自由肯定受限。我在美国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我就用美国为例来说明我的观点。 出国之前，受国内媒体、自己的成见和人们口口相传的影响，觉得美国一定是个自由世界，到了美国才知道国内的人对美国的想象力有多丰富。想说世界上哪里都没有绝对的自由，任何自由都伴随着责任。要让我说美国和中国哪边更自由，我认为中国比美国更自由。 久居美国的华人都知道美国的自由和中国的自由有什么区别。在美国，整个社会管理系统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在牢牢地绑着每一个人，被绑在其中的人不能乱说乱动，只能按照规则循规蹈矩的做事，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美国人的生活有点像猪圈中的猪，光知道吃喝，枯燥无聊是这种生活的特点，我觉得这不符合人性。而且美国警察的的暴力维稳也很过分，不说美国警察在这次华尔街事件中的所作所为，相信很多国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一对中国老夫妻去美国探望儿子，一家人去超市购物，因为停车问题与人发生纠纷，美国警察赶到。在调解过程中，可能是觉得判决不公，这个中国男性老人按照中国习惯上去与警察理论，结果被警察以袭警为理由揍了一顿。我认为说美国是一个警察国家应该不过分。 再举一个加拿大的例子，告诉你加拿大警察和商场保安有多厉害。在加拿大，几乎没有人敢在商场无理取闹，为什么呢？看看加拿大警察和商场保安对在加拿大商场无理取闹的人怎么处理：在有人刚开始无理取闹时，保安就会走近那人，用命令的语气告诉他：“你打扰了我的顾客，你必须离开商场（YOU ARE BOTHERING MY CUSTOMERS. YOU HAVE TO GO)。”如果他不走继续闹，保安就会采用肢体接触的方法把他“请”出商场，但不会使用暴力。如果这个人继续胡闹，并采取暴力，警察就会赶到，把他摔倒在地，踩上一只脚，带上反铐，押送警局。有这样严厉的管理手段，谁还敢闹事，都老老实实的。 在中国正好相反，人们的自由度太大，社会管理过于宽松，人们做事的自由度比较大，但不好的一面是，这会造成有些人恣意妄为，不顾别人的感受，侵犯到别人的利益。比如，大家都知道，在国内商家无理取闹的人比较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不讲理最后肯定是商家退一步。 另外，有人总是拿国内的城管说事，同情开黑摩的和在大街上乱设摊位的人，同时又羡慕国外街道的整齐有序，说中国不自由，这就属于自相矛盾，盲目追求不可能存在的事。告诉你，国内城管的态度，比美国警察差远了，美国警察那才叫真是厉害。还有在中国居然发生旅客在飞机场跑道阻止飞机起飞的事，在美国这要让人惊诧莫名了。在这种情况下，荷枪实弹的大批警察早就出现了，估计辣椒水也用上了，然后把这些人一个个拷起来押进警察局，看有谁还敢堵飞机场跑道。 感觉中国强力部门对无理取闹的人太软，其实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人很自由。 让国内的人知道自己已经生活在幸福之中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不可能每个中国人都去国外体验一下。 中国人到美国加拿大去遵守美国加拿大的规矩没什么可说的，那是入乡随俗。但如果要把美国加拿大那种不自由的纯法治的做法搬到中国来，中国人肯定不会答应，因为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人不喜欢受太多的束缚。 再说说美国加拿大政治上的自由。以加拿大为例。我在加拿大也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知道在加拿大也不存在绝对的自由，相反，现在我感觉言论最自由的就是中国了。以下是我在李牧的博文《亲华言论惹麻烦 加拿大华裔体育明星终获最高荣誉》中的评论，可以说明我的观点。 记得2005年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加拿大，当时我在多伦多，在领导人抵达多伦多之前，当地华人网上大家就互相通知要去领导人下榻的酒店外迎接，领导人到达那天，华人们举着五星红旗在市中心夹道欢迎领导人的场面十分壮观。但我记得刚隔了一天，电视台就播出了一段政府官员的讲话，官员表情严肃，背景暗色，给人一种阴沉的感觉，官员讲话的大意是加拿大不应该允许“旗帜党”的存在，在加拿大久居的华人都知道加拿大政府官员出面讲话的分量。在加拿大生活多年，感觉媒体上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报道都是负面的，例如有一期《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是多伦多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用四分之一的版面登出一张照片，画面上一个脏兮兮的中国男孩穿着开裆裤蹲在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旁，旁边所配文章的标题好像是“穿开裆裤的中国”之类的，很多对中国有正面宣传的东西都被压制，或者是片面报道（比如中国的西藏问题）。负面的舆论导向往往使民众得出负面的结论，例如，我就曾经被加拿大本地人问道过“在中国抓住小偷后是不是不经审判就直接杀掉？”“中国有没有高速公路？”这样的问题，令我啼笑皆非。这位华裔运动员的心态其实代表了大多数加拿大华人的心态，一方面羡慕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长期形成的身为加拿大人对中国人的优越感（其实这些优越感很多都是媒体和舆论引导而形成的）。这位华裔运动员后来的无奈转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任何一个个体在政府导向和社会舆论面前都是弱势的、无力的，尤其是一个来自于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完全不同的国家的少数族裔，选边站是必然。 在美国加拿大长时间的生活给我一种感受：美国人加拿大人最大的过人之处就是能把自己不自由的生活想象成世界上最自由的生活，并且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追捧，这要归功于美国加拿大政府对国民从小到大的教育。愚民？ 中国人最大的优秀品质就是能把自由的生活想象成最悲惨的生活，并且前赴后继的去美国加拿大受罪，这也要归功于中国政府的公仆教育。 感觉共产党的教育最失败的地方就是“让人民当家做主人”“人民是社会的栋梁”“每个中国人都要树立远大理想”等等这样的教育。 美国的教育就是教人做普通人，做人主要就是吃喝玩乐，而不是什么做主人、做栋梁，也不是什么具有远大理想，用一句流行话说就是：活着就是幸福。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对人生对自己的期望值低，自然幸福感就强就容易获得。不过这样的人和一种动物也就差不多了。中国政府提出人民公仆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做国家的主人，要做主人的人肯定就不容易知足，把自己说成是仆人，那老百姓就会真把你当仆人。中国人目前盲目追求完美，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现状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中国政府对自己、对人民的这种定位所致。简单说，中国老百姓把中国政府官员都当成了油盐不进、完美的圣人，中国政府把某些中国人惯成了刁民。 美国政府恰恰相反。美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做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普通人，认为人生就是吃喝享受的人肯定容易知足。美国的电影和日常教育也在告诉美国老百姓：政府官员都不是完美的，政府官员不是一份崇高的事业，而只是一份工作，作为一份工作犯错误拿高薪很正常，同时，搞政治就免不了尔虞我诈。在这样的教育下，美国老百姓对美国官员的道德要求就宽容得多。我在美国生活多年，举个例子，在美国，流浪汉都会觉得比中国人幸福，在中国，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都会觉得不如美国的穷人幸福。 中国政府属于典型的好心办坏事。要改变这种状况非一日之功，需要耐心，需要所有中国人长期的努力，中国人民才会真正成为幸福的人。 因为美国人加拿大人感觉自己是幸福的，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就会有更多的善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好，而且越来越好，进入良性循环，这是我最怀念美国加拿大的地方。 因为中国人感觉自己不幸福，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善意就不会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很好，而且会越来越不好，进入恶性循环，这是中国人不幸福的根源。 所以说金钱、富裕不代表幸福感，这是这几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给中国人最大的启示。中国人要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最需要的是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