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宣传

⑴ 《宋史．王曾传》的译文

王曾，字孝先，膏州府益都县人。少年丧父，从师于本地学者张震，善．一写文章词赋。宋代成平年间，以单人身份参加会试和殿试，都考了第一。大臣杨亿看了他的文赋，慨叹道：“这真是王佐之材啊!’’宰相寇准认为他是奇才，特地在政事堂考验他的才华，授予他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的职务。皇帝曾经有一次晚上在承明殿处理政务，召见他并跟他对谈很长时间，王曾回到寓所后，皇帝派太监传达口谕跟他说：“因为早些时候十分想念爱卿，所以来不及穿戴朝服见你，爱卿不要以为我是傲慢了。"他受到朝廷的尊重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
(后来)他外任应天府知府�6�1天禧年问，民间传言说有个形状像帽子的妖怪。夜里袭扰百姓，从京师往南的地方，百姓都很惊慌。王曾命令夜里打开城门(以安民心)，(发现)那些胆敢散布谣言的人立即速捕?，最终也没有发现什么妖怪。天圣四年夏天，天降大雨。有人传言说汴河决口，洪水很快就要到京师了，京城的人很惊恐，想往东选难。皇帝问王曾怎么办，王曾说：“汴河决口，却没有奏书报上来，(看来这)只是民闾的传言耍了，不值得忧虑。”不久证明果然是这样。陕西转运使设立管理食醋的部门，通过食醋专卖来谋利，而且请求在全国推行这个咖法，王请示朝廷取消了这种做法。
大臣曹利用嫉妒王曾地位在自己之上，曾经流露出不满情绪。等到1I『利用因事犯法，太后很生气，王曾却为他开脱。太后说：“爱卿曾经说过曹利用专横跋扈，现在为何却替他开脱?"王曾说：“曹利用向来依仗朝廷恩宠(而专横跋扈)，所以我曾经以理驳斥专回击他。现在加给他很大的罪名，我就不理解了。”太后的怒气这才稍稍缓解，最后从轻发落曹利用。
(后来)以彰信军节度使的身份又一次掌管天雄军，契丹使者经过此地，(总是)先约束自己的丰马随从才敢过境，没有敢喧哗闹事的。当地百姓对他的施政很满意，为他画像而并为他立生祠供奉他。王提拔或退官吏，都不让人知道是他的原因。范仲淹曾经质问他说：“宣传提拔人才，这是宰相的职责。您的高尚品德中，唯独缺少这一项啊!”王曾回答：“作为执政的人，对人有恩德的事，想加到自己身上；那些得罪人的事让它给谁呢?”范仲淹对这番话深感佩服。
王曾天性端庄仁厚，相貌俊秀。在朝廷上，言谈举止有一定之规，平日里则不苟言笑，另人都不敢拿个人私事来求他。年轻时与杨亿都在皇帝侍从之列，杨亿喜欢开玩笑，同僚和朋友没有不被他玩笑戏谑的。等到与王曾交谈时，却说：“我不敢跟他开玩笑啊!"王曾平生生活十分简朴，有个老朋友的孩子叫孙京的来辞别，王曾留下他吃饭，饭后，用盒子送给他几卷信纸。孙京打开一看，都是别人写信后裁减下来的纸边。

⑵ 翻译《宋史·和岘传》

欧阳修四岁就死了父亲。他的母亲姓郑，亲自教他读书。欧阳修家里很穷，甚至到了只好用草棍当笔在地上画来学习的地步。他小时候比一般人聪明，书读过了就能背诵。欧阳修天性很刚强，能见义勇为。即使明知别人设下陷阱，他也一定要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他好几次都被流放，但是他的志向还是和原来一样。他刚刚被贬到夷陵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可以打发时间的，就拿出以前的案件卷宗来反复批阅，发现其中冤枉、错误的案子不可胜数。因此他仰天叹道：“连荒远的小城，尚且如此，天下的混乱就可想而知了”。从那时起，他碰到任何事都不敢疏忽。他治理过好几个郡，都没有什么表面上好看的政绩，也不追求声誉，对百姓很宽松，不去惊扰他们，因此他所到的地方百姓日子都过得不错。有人问：“你治理地方那么宽松，却不耽误事情，怎么做到的呢？”欧阳修说：“如果把宽松当成放纵，把简单当成粗略，那政务就会被耽误，百姓也会受到损害。而我所说的宽松，是不苛刻、急催，我所说的简单，是不做繁琐的事情而已”。欧阳修写文章天才自然，繁简适度。 他的话语简单而明了，准确而通畅。善于联系事物分析不同问题，阐明深刻的道理，驳斥其错误，有很强的说服力。他的超然独到之处，文情奔放的风格，别人是无法赶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他提携后进，唯恐不及，得到他赏识、举荐的人，大多成为天下的名士。曾巩、王安石、苏洵以及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原来都寂然无声，不为人所知晓，欧阳修就广泛宣传他们的声名，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名闻于世。 苏轼评论欧阳修的文章说：“论述大道理像韩愈，议论事情的时候像陆贽，记事的风格像司马迁，诗赋则像李白”。有见识的人认为这话是很明智的。

⑶ 翻译 节选《宋史欧阳修传》

一、译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幼年时，欧阳修就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等到成年时，更是超群出众，卓有声誉。

宋朝立国已有百余年，而文章体裁仍然承袭五代之陈规遗风，行文措辞刻意雕琢，追求对偶，以至于文风污浊不振，士人大多因循守旧，所作文章见识浅薄，格调不高。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曾想创作古文并借此大力提倡，以改变当时的文风，但因笔力不足而未能如愿。

欧阳修随叔父欧阳晔任职于随州时，在当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废书筐中发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读后十分仰慕。于是用心寻求其中的精义，以至于废寝忘食，决心要追赶他，和他并驾齐驱。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正月，晏殊主持礼部考试，欧阳修列为第一名。三月，崇文殿御试中甲科第十四名，荣选为甲科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

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

范仲淹任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说“：我昔日的举措岂是为了一己之利？我们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兼掌谏院。

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

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

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

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为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

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求的是金钱财物，当他们的利害关系相同时，就暂时互相援引，结为私党，这是伪朋党；当他们见到利益时，就会争先抢夺，或者利益抢完后就互相伤害，即使是血肉兄弟，亲朋好友，也不能共存，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

君子则不然，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所奉得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节操。将这些道德用于修身则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将这些道德品质用于效力国家，则会大家携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

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之多，却也有亿万颗心，真可谓无朋党了，但商纣王却因此而灭亡了。周武王有臣子三千，却是一条心，真可谓一个大朋党，而周武王得以借此兴旺起来。这就是君子之朋党不厌多的缘故啊。

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对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做同修起居注后，进任知制诰。按惯例，对这个官职必须先考试而后才能任命，仁宗了解欧阳修，诏令特意授予他。

二、原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

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皱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苏舜软、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颐，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庆历三年，知谏院。

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朝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劝）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谓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则同道而相益，以为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

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而赐五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浩。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三、出处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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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作背景

《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但因体例、年号不一而未成。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脱脱于至正四年五月（1344年）辞职，中书右丞相阿鲁图继任，阿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不谙汉字。

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书，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至正六年（1346年）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

二、作品赏析

《宋史》的特点是史料丰富，叙事详尽。两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学术活跃，雕版印刷盛行，编写的史书，便于刊布流传。

科举制的发展，形成庞大的文官群，他们的俸禄优厚，有很好的条件著述。加之统治者重视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学的发达。

《宋史》尽管疏漏较多，但仍保存了不少已失散的原始资料，是了解和研究两宋历史的重要史书。明清以来，不少人对《宋史》加以纠正或补充。

《宋史》的最大缺点是比较粗糙。由于成书时间短，只用了短短两年零七个月，而且时值元朝濒临崩溃的前夕，因此编纂得比较草率。

三、作者简介

1、蔑里乞脱脱

脱脱（1314年－1355年），亦作托克托，亦作脱脱帖木儿，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儿乞人 脱脱幼养于伯颜家，从浦江吴直方学。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脱脱任同知宣政院事，迁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

当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权倾朝野，向为元顺帝所忌，脱脱恐受其累，与顺帝密谋逼退伯颜。至正一年（1341年）脱脱为相，大改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至正三年（即1343年），脱脱主编《辽史》、《宋史》、《金史》，任都总裁官。

至正四年（即1344年），脱脱因病辞职，到至正九年（即1349年）复出为相，发行新钞票“至正交钞”，并派贾鲁治理黄河，成绩斐然卓著，赢得水患灾民的民心，上赐号答剌罕（意谓：自在），被赞誉为“贤相”。

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脱脱亲率大军镇压镇压徐州芝麻李红巾军起义，执意屠城，军事成就卓著，功封太师。至正十四年（1354年），脱脱被派往讨伐高邮（今属江苏）张士诚起义军，正酣战即将攻陷士诚之际，为朝中弹劾，功亏一篑。

事因皇太子不满“未授册宝之礼”，而支持康里人哈麻弹劾脱脱，致使脱脱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革职流放云南，后被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假传元顺帝诏令自尽。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昭雪复官。脱脱的死使得他殚精竭虑修补元王朝统治的堤坝付诸东流，也成为元王朝走向崩溃灭亡的转折点。

2、阿尔拉·阿鲁图

阿尔拉·阿鲁图，(生卒年待考)，蒙古族，蒙古阿儿剌部人。元朝末期重臣。

元顺帝(元惠宗)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执政时期，中书右丞相蔑里乞·脱脱于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农历5月因病辞职，由阿尔拉·阿鲁图继任中书右丞相。

阿尔拉·阿鲁图继脱脱之后，主持了纂修辽、金、宋三史，颁《至正条格》等工作，特别是三史中的《宋史》部分，是由阿尔拉·阿鲁图主持的。

虽然在参与修纂《宋史》的人之中，阿尔拉·阿鲁图名为都总裁，但他素不识汉字，因而并没有参与实际编修，但他在财政、管理、史料提供上给予了莫大支持，因此在元至正五年（1345年农历10月），三史皆修成，中书右丞相阿鲁图奏进。《宋史》在三史中虽然是最后完成，但只历时两年半。

阿尔拉·阿鲁图主持《宋史》的修撰，在时间上是相当仓促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尽管如此，《宋史》仍为极其重要的史书，为二十四史之一，仍然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在这一方面，阿尔拉·阿鲁图功不可没。

⑷ 《宋史·许仲宣传》

许仲宣(929～990)，北宋大臣，进士出身。曾担任过左谏议大夫等职务。

⑸ 宋史，李继宣传，文言文翻译

《宋史·李继宣传》:又将五千骑援米信,因率劲骑追至新城北,大败之,斩其酋贺恩相公。《宋史·李继宣传》：又率领五千骑兵救援米信，于是率领精锐骑兵追击到新城北，大失败的，斩杀他们的首领贺恩你。

⑹ 偶然翻书，发现《宋史》奸臣传，佞臣传里都没

著名的专家们读历史，有人就能够考证出李师师送给宋徽宗的香巾尺寸相当于现代的几厘米，野史公也喜欢读历史，却不过是觉得很多故事有趣，就和看一本幻想小说时没什么两样，用来消遣无聊的时光而已，近日又发现了两个有趣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听。

第一个是：萧规曹随

这是个有些不合时宜的故事，所以虽载之史册，却流传不广，野史公也是头一次看到，说的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跟随刘邦起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封平阳侯，仅次于萧何。萧何死后，因曹参德高望重，继任丞相。

曹参上任丞相后，顺应民心，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员对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一个也不加以变动，原有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对他们按职权范围该处理的事情，从不加以干预。因此在朝廷丞相变动的关键时刻，没有引起任何波动，朝中君臣和原来一样的相安无事，朝政也和原来似地井然有序。

时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曹参既没有设计出“胡服骑射”的变法蓝图，也没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新思路，这使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的汉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连一般的官员就职后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创新，比如什么招商引资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标一票否决制啦，再比如对有损大汉繁荣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许可证管理，对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进行职业道德鉴定评级，对在马路上抢包的行为实行严打等等，而曹参身为丞相，只考虑工作的连续性，对于大到京城规划、皇宫建设，小到居民拆迁、街道改造，不仅没有推倒重来的魄力和水平，连一点小小的改变也没有，惠帝有点沉不住气了。

于是这一天，曹参被找来谈话，惠帝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回答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读到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测，以为郁闷已久的惠帝大概会这样发泄其满腹牢骚曰：

先帝的功绩在于早年打天下之时，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第一个就是擅自向爱好和平的匈奴开战，导致匈奴关闭了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大门，失去了对匈奴开放和进行技术交流的有利时机，使得我们现在还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骚扰，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第二条，先帝在治国和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迁徙自由，他们放牧牛羊，不仅天天吃肉，还穿真皮大衣，先帝却组织人民耕田织布，致使我国民众多以五谷为主食，就连朕也没有几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绫罗绸缎，先帝不肯学习匈奴游牧的先进生产经验，坚持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与匈奴的差距，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发展机会，现在匈奴不顾我们曾在3000多年前已经养殖牛羊的事实，把我国排斥在他们搞的“世界游牧组织”之外，使我们不能充分学习先进的游牧生产方式，很难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三条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国，他废除了那么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约法三章”，其实秦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还不够多，还不够完善，假如当初赵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会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护条例》的话，那么陈生与吴厂岂敢闹事？就算他们敢闹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护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没有武器，想闹事也不会成功，秦朝岂会灭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观念，虽然打了天下，也不过是钻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的空子。依我的意见，先帝的功过也就是四六开吧。

想到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绪，继续往下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惠帝竟然是这样说的：“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接下去，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和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法运动被消弭于几句简单的问答之中，汉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生活日渐提高。曹参逝世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传为历史佳话。

随后经过与“萧规曹随”一脉相承的“文景之治”，就到了汉武大帝当政，凭借雄厚的国力与民心，南抚百粤北击匈奴，扬我中华之天威，成就了千古伟业，从此边夷之地在我华夏文明照耀下脱离蒙昧走向繁荣，匈奴人被击退后向西攻入欧洲，为西方文明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人类文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是故事是王安石变法

变法是个非常时髦的话题，王安石变法更是几乎人人皆知其大概，这里就不多重复，简单的说几个可能不大被人们所注意的小问题。

其一，当时王安石的变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是哪些人呢？

按理说，王安石要变法，变法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谁反对谁就是保守派，就是思想僵化，他的脑袋就是榆木疙瘩做的，那么，先说反对派领袖司马光，然而，一提到司马光，野史公就不由得想起他小时候砸缸救伙伴的故事，难道榆木疙瘩做的脑袋能产生出砸缸救人的机智来？也许是他小时候思想开放，长大了就糊涂了，但他又是怎么写出那一大摞著作来的呢？就算司马光是个别现象吧，再看看还有谁反对变法，这并不困难，查一下宋徽宗用瘦金体写的《元佑党籍碑》，文彦博、苏轼、苏辙、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秦观等共309人赫然在反对变法的奸党之列，哎，看到文彦博的名字，野史公又不由得想起他树洞取球的故事，难道以他的聪敏也理解不了变法的伟大历史意义吗？何况文彦博不是也曾和司马光等朝中重臣一样，把王安石作为贤能之士极力向皇上举荐吗？下一个名字是苏轼，听说他是个只会高唱“大江东去”的粗人，这倒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不懂得变法的必要性了，除了这些人以外，最让野史公不解的是就连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都坚决站在反对变法的那些人一边，哎，真是的，变法咋就这么难呢？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官僚精英之类，那么当时百姓的观点如何呢？史载当时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方，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野史公不禁又长叹一声，老百姓咋就这么不懂事呢？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的容易吗？
其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是些什么人？

这个问题挺麻烦，据说变法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理应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谁拥护变法谁就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可是当野史公找到大力推动变法者的名单时，却感到疑惑了，他们的名字多见于《宋史》的奸臣传和佞臣传里，如吕惠卿、章敦、蔡京等等。

尤其是那个蔡京，名列导致北宋亡国的高俅、童贯等“六大奸贼”之首位，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任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蔡京方应试得中进士，然而由于他属于变法派，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短短数年，即由地方官升迁至朝中大臣。1086年，王安石去世，蔡京继续宣传和王安石新法，宋徽宗即位后，起用蔡京，任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这一时期，成了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在蔡京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309人斥为“元佑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 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佑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并刻石文德殿门，先在都城开封、后颁令郡县皆刻石，大肆迫害不同政见者，凡名列此碑者，尚在世者贬谪南荒，并致使其中多人死于非命，已死者追贬官职，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这些事实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新法的拥护程度是非同一般的。

其三，说了反对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两类人，那么不能不说说王安石本人。

首先，王安石本人品质极高，生活俭朴，刚直不阿，尽管他提拔的多为不端小人，比如，史载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而著称，“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而同属变法派的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宅第之中，姬妾成群，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

其次，王安石变法的动机是好的，“其本心欲救民”，绝不是为了让北宋亡国，尽管最终北宋确是亡在了变法派手中。

再次，世人只知其变法之初的轰轰烈烈，又有多少人关心那善后的团团乱麻？当王安石位居宰辅之时，为了变法，极力排斥当初举荐他的司马光、文彦博等重臣，并依靠吕、章、蔡等一班幸进小人，将神宗团团包围使他再也听不到其他人的劝谏，当朝中出现一片反对之声时，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拒绝一切不同意见，急功近利，冒冒失失的干起来再说，章、蔡借此加官晋级，以成其私，以变法为锲机爬上权力之巅，最后终于酿成难以收拾的残局。

王安石晚年隐居金陵之际也曾自我反思，据说曾为自己昔年之事悔恨不已，假如当年他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听一下别人的不同意见，也许事情就不会弄得这样糟。

还有，王安石有一个基本上为大家所公认的不足之处，就是对子女的过分溺爱，处处维护，简直可说是包庇——由此也可略见宋朝“衙内”为害之广。

下面再谈谈新法的内容，王安石变法之精髓就是将国家财政商业化，而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有继承关系，如“不患无财，患不能”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他“当国，费侈无度”这一治国思想“原自荆公”(即王安石)，由于这样一个价值导向，造成了“上下交征利”的局面，详读王安石五花八门的变法条例，其目的和愿望都出于强国富民，但不知为何到了下面的基层，执行实施起来就时时劳民伤财，说明施行方法以及内容是存在缺陷的，元丰之后，很多宋人笔记都涉及到王安石变法，但非议者多而赞同者少，且王安石有用人不当之过，一群见风使舵之徒趁机投机，而王安石悉数使用，使得他们把持重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只计眼前得失，无人虑及长远，朝廷之祸近矣。

当时还发生过一个有名的《流民图》事件，据宋人笔记记载，变法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遭遇大旱，一个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吏郑侠，在熙宁七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后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声泪俱下，皇帝终于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种说法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民间的声音因为《流民图》事件而上达天听也是事实，传说词人晏几道还因曾赠诗与郑而受到连累，这还是王安石在位时，由他亲自领导实施的变法尚且如此，到了昏庸无能的徽宗任用蔡京推行新法就更加不堪了。

尽管蔡京向以正人君子自居，还曾题诗讥刺唐太宗时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是窝囊废，他广结党羽，贪赃枉法，大量卖官鬻爵，冗赘官员日益泛滥，至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时官员数量“较之元佑已多十倍”，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蔡京对原有制度肆意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改出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系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系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

正如朱熹所说：“蔡氏以‘绍述’（王安石）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改钱制及茶、盐等法，以变法之名，行盘剥之实，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其穷侈极欲的豪华消费，蔡京为了粉饰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似乎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至于其效果，当时人评论：“祖宗法惠民”，“崇观法惠奸”，所谓“惠奸”，就是当时“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甚至“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这批钱物除供徽宗挥霍外，又被“六贼”大量侵吞，所谓六贼，即是六名特大贪官。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官贪吏虐，劣绅横行，蔡京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向逆来顺受的北宋民众，终于忍无可忍，在地方的上奏报告中提到揭干而起的方月昔起义军“陵暴州县”，“唯搜求官吏”，可见百姓对贪官之痛恨，徽宗在罪己诏里也对此供认不讳：“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

然而，这一切随着“靖康之变”，俱成过眼云烟，金国8万铁骑攻陷了汴梁，上千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而北宋也灭亡了。

⑺ 宋史王曾传。

王曾，字孝先，青州府益都人。少年丧父，从师于本地学者张震，善．一写文章词赋。宋代成平年间，以单人身份参加会试和殿试，都考了第一。大臣杨亿看了他的文赋，慨叹道：“这真是王佐之材啊!’’宰相寇准认为他是奇才，特地在政事堂考验他的才华，授予他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的职务。皇帝曾经有一次晚上在承明殿处理政务，召见他并跟他对谈很长时间，王曾回到寓所后，皇帝派太监传达口谕跟他说：“因为早些时候十分想念爱卿，所以来不及穿戴朝服见你，爱卿不要以为我是傲慢了。"他受到朝廷的尊重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 (后来)他外任应天府知府?天禧年问，民间传言说有个形状像帽子的妖怪。夜里袭扰百姓，从京师往南的地方，百姓都很惊慌。王曾命令夜里打开城门(以安民心)，(发现)那些胆敢散布谣言的人立即速捕?，最终也没有发现什么妖怪。天圣四年夏天，天降大雨。有人传言说汴河决口，洪水很快就要到京师了，京城的人很惊恐，想往东选难。皇帝问王曾怎么办，王曾说：“汴河决口，却没有奏书报上来，(看来这)只是民闾的传言耍了，不值得忧虑。”不久证明果然是这样。陕西转运使设立管理食醋的部门，通过食醋专卖来谋利，而且请求在全国推行这个咖法，王请示朝廷取消了这种做法。
大臣曹利用嫉妒王曾地位在自己之上，曾经流露出不满情绪。等到1I『利用因事犯法，太后很生气，王曾却为他开脱。太后说：“爱卿曾经说过曹利用专横跋扈，现在为何却替他开脱?"王曾说：“曹利用向来依仗朝廷恩宠(而专横跋扈)，所以我曾经以理驳斥专回击他。现在加给他很大的罪名，我就不理解了。”太后的怒气这才稍稍缓解，最后从轻发落曹利用。 (后来)以彰信军节度使的身份又一次掌管天雄军，契丹使者经过此地，(总是)先约束自己的丰马随从才敢过境，没有敢喧哗闹事的。当地百姓对他的施政很满意，为他画像而并为他立生祠供奉他。王提拔或退官吏，都不让人知道是他的原因。范仲淹曾经质问他说：“宣传提拔人才，这是宰相的职责。您的高尚品德中，唯独缺少这一项啊!”王曾回答：“作为执政的人，对人有恩德的事，想加到自己身上；那些得罪人的事让它给谁呢?”范仲淹对这番话深感佩服。 王曾天性端庄仁厚，相貌俊秀。在朝廷上，言谈举止有一定之规，平日里则不苟言笑，另人都不敢拿个人私事来求他。年轻时与杨亿都在皇帝侍从之列，杨亿喜欢开玩笑，同僚和朋友没有不被他玩笑戏谑的。等到与王曾交谈时，却说：“我不敢跟他开玩笑啊!"王曾平生生活十分简朴，有个老朋友的孩子叫孙京的来辞别，王曾留下他吃饭，饭后，用盒子送给他几卷信纸。孙京打开一看，都是别人写信后裁减下来的纸边。

⑻ 如何评价《如果这就是宋史》

宣传的大，并不是讲述宋史最好书，作者对宋史的认知有偏差。

⑼ 求《塑造中华文明的200本书》及<<剑桥中国五代两宋史>>以及《韦孝宽版百将传》。不胜感谢。

http://www.kaijuan.net/book/333864《塑造中华文明的200本书》

韦孝宽版百将传评选标准：

评选标准基本与田中芳树先生相似。包括：

一、登上帝王之位的人不能入选。这样就排除了秦始皇嬴政、东汉光武帝刘秀、十六国后赵皇帝石勒、十六国夏帝赫连勃勃、十六国后燕皇帝慕容垂、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南朝宋武帝刘裕、唐太宗李世民、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西夏帝李元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元宪宗蒙哥、金帐汗国大汗拔都、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永乐帝朱棣、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清圣祖玄烨等人。但生前没称帝，死后被子孙追认的可以入选。春秋战国诸侯如郑庄公姬寤生、楚庄王熊侣、魏文侯魏斯、赵武灵王赵雍等，身份实际上是帝王，所以也没有入选。没有选入帝王的主要原因是有资格入选的帝王很多，会大大减少可入选的名将的数额。而且君主与名将的权限、地位等有极大区别。

二、必须要亲身指挥过战役。身为文官和没直接指挥过作战的谋士者不能入选。如齐的管仲、吴的范蠡、秦的商鞅、张仪、李斯、西汉的张良、陈平、东汉的荀彧、荀攸，后赵的张宾、北魏的崔浩、隋的高颎、唐的李泌、宋的范仲淹、元的刘秉忠、明的刘基、李善长、姚广孝。与田中先生不同的意见是我认为诸葛亮和王猛应该入选，因为诸葛亮的南征和北伐是其生平主要事迹，在用兵上，以三、四万的兵力将司马懿近十万人打得龟缩不出，证明其用兵能力起码≥司马懿，如果司马懿能入选，他也应该能入选。而即使搁置一些人觉得有争议的战术指挥能力来看，他在治军练兵、制造武器、行军布阵和战略大局观这些方面的能力也足以使他入选。王猛除了是苻坚主要参谋外，也曾独自率大军攻灭前燕，体现了名将之才，所以也应入选。

三、清朝灭亡后近代的人除外。

四、治军能力有问题和残杀百姓者不能入选。这样就排除了项羽、吴汉、耿弇、张飞等人。

五、纯斗将型的人物除外。如西汉的樊哙、三国的吕布、南朝陈的萧摩诃、唐的秦琼、尉迟恭，五代的王彦章等。

六、必须具有足够名气和战绩。陶侃、秦良玉、李秀成、郑吉、刘方、王玄策、完颜陈和尚、关天培、虞允文、张世杰、王守仁都不应入选。

七、镇压民变为主要战绩者不能入选。明亮、杨遇春、李长庚都是镇压民变为主要战绩者。但曾国藩不应被排除，因为他镇压的是已经建立政权且规模极大的民变。

八、蒙古前期的将领如木华黎、哲别、速不台等不能入选，因为那时的蒙古还不算中国政权。元朝名将入选的范围为活动时间在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的人，如张弘范、伯颜等。

九、尽量避免一个时代有过多的人入选，比如三国时代。

十、必须有足够的、可信的记载。比如轩辕黄帝、风后、蚩尤等的传记好像神话故事，可信度不足；王翦之子王贲虽然战绩赫赫，但是史上记载不多，无法成传，所以他们都没有入选。

十一、评价分为ABCD四级，数值包括统率、战斗、智谋、战绩、名气、综合六项。评分纯属个人意见。实际上如果某一位将领被选入了百将传名单，就代表他的名将资格已完全被肯定，评分低不代表他的实力弱。另外对于武将的能力数值，战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除了影响“战绩”这一项外（废话！），对统率，战斗，智谋都有极重要的影响，因为衡量一个人的实力，最好的办法是看他（她）干了些什么。在此特地解释一下外战战绩被视为重于内战战绩的原因：

以匈奴人为例，他们吃牛羊肉喝牛羊乳长大，先天身体素质强于汉族士兵；从小接受骑射等技能的训练，战斗技能强于大部分是出于农家的汉族士兵；尚武精神强，而汉人的尚武精神随着儒家思想影响的加强而逐渐衰退；智力方面，虽然匈奴人文化水准低，但不宜由此断定他们智力低于汉人，智力基本不相上下吧。由此看来，外战将领面对的对手的士兵质量高于内战将领。少数民族也多有名将，将领的能力毫不亚于汉族将领，外战将领面对的敌将素质也不会弱于内战将领。

另一方面，外战将领面对着许多在中原（或按柏杨先生的说法称为中国本部）作战无法想到的困难（想象一下现在球队客场作战的困难吧）。比如缺乏地图，有迷失道路和找不到水草的危险（在中原不太可能发生），缺乏情报（用间都有很大困难，比如汉人就难以化妆成属于白种人的鲜卑人），在茫茫大漠无法找到敌人，时刻要防备来去如风的敌人的偷袭，胜利后由于敌人的机动力强而不容易追击，气候的严寒（如果是征交趾则有酷暑、瘴气、毒虫、使士兵难以结阵的密林等困难）等等，要克服这么多的困难取胜，在评分时得个高分也不算太离谱。当然，谁也不能保证内战将领在外战将领的位置上不能做得更好，但这并没有事实作依据。其实北宋名将曹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曹彬率兵攻灭南唐，堪称内战名将，可是在攻辽时以优势兵力仍被打得大败，内外战难度之分野于此可见一斑。

至于具体数值，统率方面是以孙子兵法“风林火山”中的疾如风、徐如林、不动如山三项来衡量的，军纪是否严明、士兵对他的指挥的服从程度、受袭时的反应能力、有没有大败、失败时有没有溃散的情况等因素都在考虑范围内，此外，是否曾统率过大军独立作战也是一个因素（如大部分的三国将领没有入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战斗方面则是以疾如风（机动力也是攻击力的一部分）、侵掠如火来衡量的，部队攻击力是否强大是最重要的，有以少胜多的记录者有加分，有没有亲自冲锋陷阵和个人武艺也是参考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

其它方面，史册中没有用计记载的智谋分较低，有兵书著作的有智谋上的加分；有抗击外族经历者在战绩上有加分，打过败仗的战绩上会被扣分；名气的评分则较为主观，但如果名声不好要扣分。综合分是以ABCD 分别代替1、2、3、4分，加起来后取平均值再四舍五入得到的。评分是主观的，肯定会有人不同意我的评分，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标准是合理的。评选思想是A级的控制在十人以内， B级的将领较多，控制在五十人以内，剩下是C级的，控制的原则也会影响一些将领的评分。

十二、某些标准有灵活掌握的情况，比如曹操，本人很厌恶曹操的为人，而且他又有屠城的劣迹，本不应入选，但他在军事上的地位又使我不能不选他；多尔衮下达了“留发不留头”的屠杀令，可是不选他，清初就完全没人入选（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是皇帝，多铎等将领或资格不足，或同样有屠城劣迹）；白起有杀降劣迹，但是军事史上地位崇高，这些都是变通的例子。

由此选出中华一百名将：

夏、商、西周（1）：

入选者有：姜尚 BBACAB。田中没选这一时代的人，也许觉得缺少可信的记载吧，可是漏了兵家之祖实在不应该。

春秋（3）：

入选者有：孙武ACACAB、先轸CBBCCC、赵毋恤（赵襄子）BCBCCC。与田中相比，少了伍子胥、范蠡。没选伍子胥是因为选了他后吴国的人占的比例就太大了，而且他的事迹与孙武有重叠。范蠡属于谋士型，没怎么指挥作战。先轸指挥了春秋时期的两大战役：城濮之战和崤之战，直接奠定了晋国的霸主地位，不入选有些说不过去。

战国、秦（12）：

入选者有：吴起ABAAAA、孙膑CDABBB、乐毅BBBBAB、田单CCBBBB、嬴疾（樗里子）CBBCCC、魏无忌CCCCBC、廉颇CBCCBC、赵奢CBBCCC、白起BABAAA、李牧BBBABB、王翦BBBBBB、蒙恬CBCBBB。与田中相比多了嬴疾（樗里子），此人在战国中期纵横中原，无人能敌，战绩方面似乎比廉颇、赵奢还强（实际上商鞅变法后秦国史上基本没有弱将）。

西汉（7）：

入选者有：韩信ABBAAA、周亚夫ABBCBB、李广CACDAB、卫青ABBABB、霍去病AACAAA、赵充国BBBCCB、陈汤CCBCDC。与田中相比少了项羽、张良和郑吉。项羽战术指挥能力仅次于韩信，但喜欢杀降和屠城；张良没指挥过作战；郑吉在《汉书》上没什么出色表现。

东汉：（10）：

入选者有：冯异CCBCCC、邓禹CDBCCC、岑彭CBCCCC、马援BBBBBB、班超BBAAAA、窦宪BCDBCC、曹操ABABAA、关羽DBDDAC、周瑜CCBCAB、吕蒙CCBCBC。与田中相比多了窦宪和吕蒙。窦宪灭北匈奴的战绩与卫、霍相比也不逊色，至于吕蒙就不用说了。

三国（4）：

入选者有：诸葛亮BCBCAB、司马懿CCBCBC、陆逊BCBCBB、邓艾CCBBBB。与田中相比多了诸葛亮，理由见上文。

西晋（2）：

入选者有：杜预BCBCCC、王浚CCCCCC。与田中相同。

东晋、十六国（5）：

入选者有：祖逖CBBCBB、谢玄CCBBCC、桓温CCBDCC、慕容恪ABBBCB、王猛BCABBB。与田中相比多了桓温、王猛和慕容恪，少了陶侃。因为桓温的北伐前半段和王猛灭前燕的表现都比陶侃那两三次平叛的战绩突出，而慕容恪更是一生不败的名将，都应该入选。

南北朝（6）：

入选者有：檀道济CBBCCC、韦睿BBABCB、陈庆之BABBCB、斛律光BBCCCC、宇文泰BCBBBB、韦孝宽BCABDB。与田中相比少了杨大眼、萧摩诃和高长恭，多了陈庆之、宇文泰和韦孝宽。杨大眼、萧摩诃属猛将型且没有经典战例，高长恭（他还不如高欢吧？）也类似。陈庆之经田中的小说一宣传，简直成了偶像型人物，无数次传奇式地以少胜多；宇文泰开创府兵制，影响后世数百年的兵制，又屡败一代英雄高欢；韦孝宽在玉壁之战以少胜多，又用间除掉斛律光，用间能力超强；这三人足以入选。

隋（4）：

入选者有：贺若弼BCBBCB、韩擒虎CBCCBC、史万岁CADBCC、杨素BBCCCC。与田中相比少了张须陀和刘方，多了贺若弼、史万岁和杨素。田中读历史钻了牛角尖，隋朝四大名将漏了三个，却塞进来一个败将和一个无名小卒，其实隋朝的将领中连长孙晟都比他们两个更有资格入选。

唐（14）：

入选者有：李靖AAAAAA、徐世绩ABAAAA、侯君集BBCCCC、苏烈BABBCB、刘仁轨CBCCCC、契必何力CBCCDC、裴行俭BCBBCB、黑齿常之CBCCDC、薛仁贵CACCAB、高仙芝BBCBCB、郭子仪BCABBB、李光弼BBCBCB、李晟BBBCCB、李愬BCBCCC。与田中相比少了秦琼、尉迟恭、王玄策和李克用，多了侯君集、刘仁轨、契必何力、黑齿常之、李光弼和李晟。秦琼、尉迟恭是猛将非大将；王玄策一生只有一战，规模也一般；李克用有勇无谋，而且军纪不严，常纵兵抢掠，但很有眼光，收的义子个个是好汉。侯君集助李靖平吐谷浑，自己又率兵平定高昌；刘仁轨平定百济叛乱，又大破倭军；契必何力和黑齿常之都是唐朝番将中的佼佼者；李光弼将才胜于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许多后期主要战役都是由他指挥的；李晟名气一般，但有勇有谋，内战外战都有赫赫战绩，多次击败吐蕃和平定叛乱，都有足够的入选资格。

五代（2）：

入选者有：周德威BBBCCB、李存审CBBCDC。与田中相比少了王彦章，因为他是猛将而非大将之才；多了李存审，此人生平大小百余战不败，曾以步兵两次大败契丹铁骑。

宋、辽、金（10）：

入选者有：杨业CBCDAC、耶律休哥BBBCCB、狄青CBBCBB、宗泽BCBCBB、岳飞AAAAAA、韩世忠BACBAB、刘锜CBBCCC、完颜宗望BACCCB、完颜宗弼CBCDAC、孟珙BCBCCC。与田中相比少了曹彬、穆桂英（纯属搞笑）、虞允文、完颜陈和尚、张世杰，多了刘锜和完颜宗望。曹彬在岐沟关之战中以众敌寡仍被耶律休哥打得落花流水，实在不配名将的称号；虞允文在采石矶一战中并无出色表现，且金兵的败退主要是因为国内的政变；完颜陈和尚匹夫之勇；张世杰忠心可嘉，但没打过什么胜仗。完颜宗望是金国灭辽的主要功臣和灭北宋的主帅，战绩和资历都远胜于老打败仗的完颜宗弼，比他更有资格入选，刘锜作为与岳、韩齐名的抗金名将，也应入选，其实宋朝将才的数量质量都不在唐朝之下，只是朝廷一直坚持重文轻武和抑制武将势力的政策，才导致外患不绝。

元（5）：

入选者有：伯颜BBCBCB、阿术CBCBCC、郭侃BBBBCB、张弘范CBCCCC、扩廓帖木儿BBCCCC。与田中相比多了阿术和张弘范，这两人一个是与伯颜齐名的名将，另一个则参与了灭南宋的许多重要战役，都应该入选。

明（8）：

入选者有：徐达ABBAAA、常遇春CADBBB、郑和BDCCAC、戚继光BBBCBB、俞大猷CBBCCC、袁崇焕BCBCBB、李定国CCCDCC、郑成功CCCCAC。与田中相比少了姚广孝、于谦、王守仁、秦良玉，多了俞大猷和李定国。姚广孝是个谋士；于谦更偏向于文臣，且只指挥过一场防御战；王守仁的成就主要在哲学上，而且也只讨平过几场小叛乱；秦良玉的实力远不及李定国，都不应入选，而俞大猷这位与戚继光齐名的平倭名将也没入选，实在不应该。

清（6）：

入选者有：多尔衮BCCBCC、年羹尧BBCCCC、石达开BCBCCC、曾国藩BCCCAB、左宗棠BCBBBB、刘永福CBBCCC。与田中相比少了明亮、杨遇春、李长庚、关天培、僧格林沁、李秀成，多了年羹尧、曾国藩、左宗棠。年羹尧指挥大军在西北平乱；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且受到毛泽东和老蒋的一致赞赏；左宗棠扫平新疆叛乱，保我中华百万平方公里国土，显然比明亮等人更有资格入选。

共计九十九人，另外留下一个名额由大家选择。

评分结果共得出吴起、白起、韩信、霍去病、班超、曹操、李靖、徐世绩、岳飞、徐达共十名A级将领。李靖和岳飞并列第一。

⑽ 为宣传宋真宗认真读书的事迹宋代文成编造了什么故事

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初三，王旦率群臣早朝完毕时，有司来报，称“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赵恒“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为了证明“天书”真的是从天而降，赵恒还特意精心编造了一个故事：“半夜我刚要睡，忽然卧室满堂皆亮，我大吃一惊，见到一个神人忽然出现，此人星冠绛袍，对我说：‘一月三日，应在正殿建黄箓道场，到时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我悚然，起身正要答话，神人忽然消失，我马上用笔把此事记了下来。从十二月一日起，我便蔬食斋戒，在朝元殿建道场，整整一个月恭敬等待，终于盼来了天书。[13] 适才城皇司来奏称在左承天门南发现有帛布悬于屋脊上，即遣中使去察看，回报说帛布还包有类似天书的东西，封口隐然有字。原来正是神人说的天书啊！”王旦等当即再拜称贺。赵恒于是率百官步行到承天门，诚惶诚恐地把那所谓的“天书”迎奉到道场，当众开了封口。只见帛布上写的是：“封受命。兴于宋，付于慎，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另外还有黄色字条三幅，内容的意思是说赵恒以孝道承统，务以清净简俭，必致世祚长久云云。赵恒命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宣读后，依旧包起，郑重盛入预先准备好的金柜中，另派官员祭告天地、宗庙和社稷。即在崇政殿设斋宴，接受百官朝贺。为了扩大影响，赵恒趁热打铁，接连下了几道诏令：大赦、改元、改左承天门为承天祥符、群臣加恩、特许京师聚饮三日以示庆祝，等等。又授意陈尧叟、丁谓等益以经义加以附和。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争言祥瑞”的热潮。 这样闹腾了一阵之后，三月间即由王旦牵头，动员了文武百官、藩夷僧道及耋寿父老等二万四千三百余人，连续五次联名上表请求赵恒封禅。赵恒召三司使丁谓问了经费事宜后，即命翰林及太常详拟封禅仪注，又任命了主要负责官员，其中王旦为封禅大礼使，王钦若为封禅度经制置使，丁谓负责计度财用。六月初，派王钦若为先行官，赴泰山筹办具体事宜。 王钦若一到乾封（今泰安县）即上言：“泰山醴泉出，锡山苍龙现。”不久，又遣人将自己伪造的“天书”驰送京都。赵恒再次召集朝臣说：“五月丙子夜，我又梦见上次的神人对我说：“来月上旬，将赐天书泰山”。即密谕王钦若等凡有祥瑞立即上报，果然应验了，王旦等又是再拜称贺。
当伪造天书，一切准备就绪后，赵恒即于十月初正式就道东行。那“天书”被载以玉辂，在前开路；王旦等文武百官随从；还有一大批供役人员，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历时十七天始到达泰山。在山下斋戒三日，始行登山。按照事先拟定的礼注，在山上完成了祭天大典后，第二天又下到社首山行了祭地礼。赵恒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封泰山女神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在泰山顶唐摩崖东侧刻《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之后，又是一连串的庆贺活动。总计这次“东封”，包括到曲阜祭孔在内，前后花了四十七天时间，演绎了一场彻彻底底的闹剧，而赵恒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封禅泰山的最后一位皇帝。这用去了大量的钱财，为日后宋朝的财政危机种下了祸根。从此以后，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再也没有皇帝东封泰山，封禅泰山的历史从此结束。 这场由王钦若执导、赵恒主演的闹剧虽然暂时结束了，但赵恒并没有停止其“以神道设教”的事业，那些阿谀取悦之徒也仍然不断向他“争奏祥瑞，竞献赞颂”，几至达到“全国上下如病狂热”的地步。三年以后，在一些人的怂恿下，赵恒又到山西汾阳去行“祭祀后土”（又称“西封”）大礼。可以说，一直到死，他都把这类自欺欺人的举措视作维系其政权命运的纽带。
赵恒在位时期，京师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办宫观，朝廷就任命了相应官员去负责管理，与此同时，真宗又设立了一种与宫观相关的荣誉性的虚衔，可以多领一份俸禄而不必赴任视事，这种官往往以提举某某宫观命名。宫观官在赵恒以后成为官僚队伍中一个特殊系列，一方面说明了宋朝政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冗官和冗费的严重程度。
《宋史·真宗纪》评说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明代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