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宣传栏

㈢ 咸宁的著名人物

钟人杰
钟人杰（1803－1842），又名钟九，崇阳县白霓桥人。清道光二十[FS:PAGE]一年（1841年）腊月初十，会同邑人汪敦族、陈宝铭等发动抗漕赋，反清廷起义。钟自称勤王，竖都督大元帅旗，其势磅礴，震惊清廷。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二十日，起义遭清廷镇压。四月二十八日，钟等就义于北京。时称《钟九闹漕》。
石瑛
石瑛（1879－1943），字蘅青，通山县燕厦乡人。1904年留学欧洲，学习海军专业。次年，结识孙中山。1921年，任临时大总统秘书。同年，转为国民党员，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再赴英国，研修采矿冶金，获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次年，任武昌高等师范校长。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后，历任上海兵工厂厂长、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1943年，病逝于重庆歌永山中央医院。他的学生将其文稿汇编成《石蘅青先生言论集》。
钱亦石
钱亦石（1889-1938），又名定城，字介磐，别名强行室主，笔名史庐、曙生等，咸宁马桥钱庄人。辛亥革命首义胜利，他带头剪去辫子。1924年4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组织同意，参加国民党，协助董必武筹建国民党临时党部，并负责宣传工作。1925年，钱主持创办《武汉评论》，撰文号召人民反对军阀统治。同年7月在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7年1月，在国民党湖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和党务干部学校校长。1928年后，党组织派钱去日本、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1932年，受聘为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教授，主讲《中国外交史》、《现代教育原理》、《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史》等课程。他编著的《世界思想家列传》、《世界发明家列传》被列入学生文库，《财政学纲要》列入《中华网络丛书》。他还主编《新中华》、《世界知识》等杂志，参加《辞海》编纂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钱任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少将队长。1938年1月29日逝世，终年49岁。
王世杰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崇阳县白霓镇回头岭人。1921年，与石瑛受命组建国民党鄂支部，并任组长。1931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并任伦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会长。1917年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公法。1920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22年，与李大钊等发起组织“民权大同盟”，又与胡适之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7年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法制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武汉大学校长、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1970年辞职引退。1981年3月病殁于台湾荣民医院。遗嘱墓碑仅书“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
汪子霞
汪子霞（1900-1931），又名汪德盛，蒲圻县枫桥汪家庄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历任鄂南赤色游击队指挥员、鄂南警卫营长、红军独立师师长、红2师师长、蒲圻县委委员和蒲圻中心县委军事部长等职。1931年8月，因错误路线影响，遭杀害，年仅三十一岁。
吴国珍
吴国珍（1902—1933），号孝煌，庚陂畈王家坊人。少丧父，家有薄产，上过私塾。性豪放，喜射猎，对乡里豪强，深恶痛绝。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攻克通城，国珍投奔叶挺独立团，不久，任排长，参加南昌起义，后，在汕头被俘，编入国民党军李宗仁部。1928年春节，由岳阳逃归，在家务农。1929年吴国珍多次与中共湘、鄂、赣边区派来药姑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赵琪、向德在黑狗坡商讨建军问题。不久，在黑狗坡消灭土匪8名，缴获长、短枪各两支，建立起药姑山地区第一支农民赤卫队，吴国珍任队长。1931年策动北港团防局团丁吴继尧、吴耀林为内应，巧取团防局长枪12支，将农民赤卫队与湘北游击队合编为游击大队，吴国珍任大队长。同年调江西红军干部学校学习后，升任红军独立第二师第八团团长。一次，与战士吴文尚牵制国民党军一个营，使红军安全转移。1932年春，驻大沙坪的国民党军营长吴光照率部包围王家坊，全村被洗劫一空，掳去村民吴运三、吴玉堂等7人，关押在大沙坪，准备杀害。国珍闻讯，率部从驻地白石林赶回，星夜奇袭大沙坪，全歼吴光照营，缴获枪支数百，被掳村民全部得救。1933年升任红三师副师长，夏历八月十五日，率红三师夜袭咸宁汀泗桥时阵亡，遗体葬咸宁县飞仙洞。
钱瑛
钱瑛（1903-1973），女，名生桂，号镜霞，咸宁马桥力稼庄人。1927年初，加入共青团，5月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夏，任九江工会组织部干事。后赴广州参加恽代英领导的兵运。失败后，去香港找到党组织。1928年7月，任上海全国总工会秘书处秘书。后去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苏区工会常委、秘书长，中共潜江县委组织部长和县委书记等职。1933年初，因叛[FS:PAGE]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狱中，她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37年9月出狱，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中共鄂中地区党委书记，中共川康特委代表、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抗战胜利后，任中共重庆局组织部长、南京局组织部长。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共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长，中纪委副书记，国务院监察部、内务部部长、党组书记，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1973年7月26日在北京辞世。1978年，党中央为她平反昭雪。
叶金波
叶金波（1906-1934），字先雄，通山县通羊镇人。192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农民自卫队司令。1927年，被选为通山县委委员和农协委员，任通山农民秋收暴动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军事指挥。1928年，重建中共通山县委，叶任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1930年3月，叶当选通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5月调任鄂东特委委员、军事部长。后任红军独立第3师政委、红3师政委、红17军副政委兼参谋长。1934年1月，以“通敌”、“改组派”罪名，被秘密处死。
饶婧兰：著名歌手、作词家。
饶天亮：著名歌手。
谢军：著名歌手、音乐人 。

㈣ 关于美丽的咸宁我的家 作文

美丽的咸宁我的家 (2008-09-22 16:13:01)转载标签： 杂谈 分类： 人生感悟

作为一个生在咸宁，长在咸宁，最后工作和扎根在咸宁的咸宁人，我为自己的家乡而骄傲，也为咸宁近年来的发展而自豪。市委、市政府举办这次城市推介语征集活动，很及时，相信也会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这让我看到了新一届市委、市政府的眼光和胸怀，更坚定了我对咸宁未来美好前景的信心。

作为一名普通市民，能参与其中，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义务，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家乡的热爱，咸宁就像是一个深藏闺中的美少女，缺的就是适当的包装和宣传。我相信，这次城市宣传语征集活动，将掀开咸宁美丽的盖头，展现家乡独特的风采。

本人不揣冒昧，胡乱写了几句，聊博方家一笑耳。

一、宣传语

三秋桂子 千年赤壁 温泉名都 核电新城

——兴业福地，中国咸宁

二、自荐理由

本推介语采用一主一副的结构，“三秋桂子、千年赤壁 温泉名都、核电新城” 展现出了咸宁最具特色的、最鲜明的四大元素，将其组合在一起，先给人一个鲜明的印象，引起人们的兴趣，在这个基础上，再点出主宣传语：“兴业福地，中国咸宁”，即点明了主题，又是对上述副宣传语的一个深化，并从总体上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选取“桂花”、“赤壁”、“温泉”、“核电”和“兴业福地”这几个元素的具体理由如下；

1、桂花之乡的美誉，是咸宁在全国叫得较响的一个品牌，且时间较长，传播的范围较广，因此不应轻易丢弃；同时，我市也是桂花最佳原产地，所产桂花弱厚、香浓，且我市人民植桂、赏桂的历史悠久，桂文化底蕴深厚，加以合理的包装和开发，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2、我市范围内较为知名的旅游品牌中，最响亮、最有历史价值和开发价值的，当属赤壁，以赤壁为龙头，合理开发三国文化，带动九宫山、星星竹海旅游景区开发，也是必然选择。

3、温泉是我市旅游新城重点开发的品种，也是最具有市场前景的，因为我区温泉处于城市之中，这是许多地方不能比的，温泉名都，假以时日，不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4、核电新城，就无须多说了，它代表的是咸宁高新科技方面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咸宁不缺美景，不缺文化内涵，最缺少的就是大气，而核电，刚完美地补充了这一点，使整个咸宁的形象更丰满，更动人。

总的来说，桂花、赤壁，代表的是咸宁历史和自然方面的特色，是一张具有历史韵味的老名片；温泉和核电，则展现了咸宁美好的发展前景，可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新名片。最终的落脚点，宣传城市的目的，是为了展现城市特色和风采，以吸引客商投资兴业，因此，最后落脚为“兴业福地，中国咸宁”，且“咸宁”一词，因其特殊的谐音双关，除了表示地名外，还有祝愿天下安宁的意味。

疏导中国经济三大“堰塞湖”

㈤ 咸宁市博物馆怎么样

简介：咸宁市博物馆位于咸宁市温泉金桂大道。是咸宁市重点建设工程，占地30.53亩，建筑面积9887平方米，展厅面积3200平方米，总投资1亿元左右，2009年12月28日正式开工建设。咸宁市博物馆是一座融陈列展览、宣传教育、文物收藏与保护、考古发掘与研究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地方性综合博物馆，为国家三级博物馆。
注册资本：123万人民币

㈥ 咸宁市咸安古今名人

你这个问题很博。我就用博的方式回答你。民国以前我们姑且称之为古。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年），升永安场（咸安建县前称）为永安县，属鄂州。此为咸宁立县之始。后几经易改，成就今日之咸安。古十大名人（不分先后）：1.冯京。今咸安人.(当时咸安属鄂州江夏郡永安镇,故书中也称之江夏人).曾学潜山书院，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己丑科状元。为宋朝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中国1300年科举史中，能连中三元者凤毛麟角，仅17位，平均百年才出一人，其中一个是咸安人冯京。太子少师致仕（做的正三品大员）阶金紫光禄大夫、勋上柱国（相当于现今特级战斗英雄，正二品待遇）、爵始平郡开国公（封的一等公）.。2.雷以诚。今咸安桂花镇人。清咸丰年光禄轻刑部右侍郎、头品顶戴、厘金制度创始人。（从二品，但皇帝赐戴正一品帽子，享一品待遇）3.钱梅窗。女，今咸安马桥人。《钱氏宗谱》载有钱梅窗诗作千余首，为咸宁一代"才媛"。光绪年间《咸宁县志》称她为“邑才女”。4.陈求道。今咸安人。宋哲宗元符年间（1098～1100）进士，历任朝谏大夫、都水监使、襄邓随郢镇抚使。为官期间果敢刚直，敢谏敢言（从三品）。5.李鹏翔。今咸安人。元代进士，封翰林学士（相当于皇帝私人秘书或顾问，不设官品，但身份尊贵。有“内相”之城，通常宰相被称外相。）6.李祥。今咸安人。元末进士。官至四川右布政使。（从二品）7.孟养浩。今咸安人（现咸宁温泉城区有一路名纪念为孟养浩东路）。明万历十一年进士。初授户科给事中，后迁左给事中（正七品）。后光宗立，启用为太常寺少卿（正四品。），后升刑部右侍郎(正三品）。为官忠廉，留下段美名佳话。（传咸宁古时为风水宝地，淦河流域更是“三里一知县，沿河百秀才”。此期间被外籍咸宁县令破了风水，从此“文官不拜相，武官不封候，财主无三代，清官不到头”。）8。李邕。今咸安人（古时属鄂州江夏郡永安镇，也称江夏人）唐时书法大家之一，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人称“李北海”。他一生为人撰写碑石记文几百篇，接受馈送达许多万。自古以来靠卖文致富发财的，无人比其左右。但他却好尚义气，爱惜英才，常用这些家资来拯救孤苦，周济他人。传世作品有《叶有道先生碑》、《端州石室记》、《麓山寺碑》、《东林寺碑》、《法华寺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云麾将军李秀碑》。传世书迹以《岳麓寺碑》、《李思训碑》最为世人重视。他的父亲李善更是一位正直博学的人，为官遭贬，后专心学术，所注萧统（文选》六十卷，至今被视为《文选》最主要的注本之一。9。余洪元。籍贯今咸安人。清末一代汉剧宗师，观众尊称为“汉剧大王”、“汉剧泰斗”。余派唱腔成为汉剧鼎盛时期的翘楚，丰富和充实了汉剧艺术。时代唱片社曾为他灌制了《乔府求计》、《兴汉图》、《李陵碑》等剧唱片。10。李胜才。今咸安人。清同治时期授台湾振威将军（从一品)。因在任时有效巩固了清廷对台湾的统治，也被称振邦将军。。。近现代咸安十大名人（不分先后）1.钱亦石。咸安马桥镇人。1925年7月，当选为湖北国民党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长。创办了《武汉评论》周刊。1926年，和董必武等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1月，国民党湖北省第三届执委会，当选为常务委员。任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校长。在此期间，任国民党省党部共产党党团书记。是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党团成员。是上海社联负责人之一。1937年9月带领三十多位名作家、音乐家、戏剧家到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成立第八集团军服务队。被任命为少将队长。2.聂洪钧。咸安汀泗桥镇人。1949年5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省委常委。1953年1月任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粮食局局长。1955年1月任国务院粮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3.蔡方柏。咸安龙潭人。历任中国驻法三秘、二秘，外交部西欧司副处长、代理处长，驻法使馆研究室主任、政务参赞、公使衔参赞，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驻瑞士大使，驻法国大使（副部级）等;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2004年任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会长、中国欧洲学会法国研究会会长。4.黄永胜。原名黄叙钱。1955年授上将军衔。开国上将最能打战的十大上将军之一。咸安高桥镇人。历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5.钱瑛。女。籍贯咸宁马桥。解放后相继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部长。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60年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1961年后主持中央监委工作。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是新中国所有正部级领导中三位女性之一）6.毛明，咸安区双溪桥镇人，博士生导师，教授级高工，中国兵器首席专家，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组部直接联系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咨审委主任，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装甲车辆与动力传动技术专业组副组长、国防“973”技术首席，国防科工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首届国防科技工业创新团队带头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国际机器与机构学理论联合会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汽车工业奖励基金会终评委员，中央企业青联常委。7.董祚继，咸安桂花镇人。2003年7月任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副司长，同年考取南京农业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2007年12月获博士学位）。2004年12月考取北京大学与国家行政学院合办MPA班（2009年7月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2008年11月任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2007年9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2010年3月担任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8.周世学。咸安汀泗桥镇人。空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转业。现任国家民委直属机关纪委书记(正司级）。2009年被国务院军队转业安置工作小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联合评为中央单位模范军队转业干部。9.吴小平。咸安汀泗桥镇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地球电磁科研教学的探索者。现主持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地球专业委员会成员。10.章勋宏。研究生学历。咸安大幕人。现任中国共产党团中央直属机关第十五届委员会副书记、团中央直属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

㈦ 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历史

那天，系里的一位博士生问我：“什么是‘五七干校’？”我惊愕了，难道这段历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它距今也才过去了四十年！ 准确地说，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五日，《人民日报》于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柳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人们知道的是，这篇文章中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于是乎，就从这天开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县级各机关，数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和专业，集中到了这个以“五七指示”为方向的“学校”里进行“重新学习”。有人统计，当年仅中央和国务院一级的机关，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宁夏等地创办了一百零六所这样的干校。 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严欣久：“有空吗？一起去咸宁看看，那里可有咱们父辈留下的足迹……”湖北省咸宁县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所在地，当年共有六千余名文化工作者———甚至包括谢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萧乾、张光年、郭小川、王子野、吴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国宝”级的人物，被集中到了这片易名为“向阳湖”的荒湖野滩上。我明白，他们的足迹一定是蹒跚的，踟蹰的，但我不能不去……那天正值酷暑，当地气温高达40℃，我们一行三人于武汉会合后，便结伴上路了———博士生带着轻便录像机，严欣久带着数码照相机，我则带上了父亲留下的《牛棚日记》。 一 感谢湖北省政府，颇有历史眼光的他们竟将当年的这处遗址列为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长蒋祝平说了，目的就是为了“铭记历史，弘扬文化”。 位于“四五二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的红砖平房，如今被两扇大铁门圈了起来，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院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丝人迹。行至五六十米远，是一排面对大门的平房，左首的两间辟为了一个展览室，面积不大，陈列着一些当年的照片和实物，还有这样两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着苦辣人生，历史的筹码历史地掂量着沉重记忆。” 我没有下放过干校，和欣久一样，“文革”爆发时都还是高中生，我们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乡，是插队落户。然而不知怎的，当这段历史重新扑面而来时，竟一下子慌乱了起来，不知该怎样去“品味”，怎样去“掂量”了。博士生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新奇地用录像机拍下了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陈旧的锄头、扁担，破烂的衣物、炊具……整个展览室内阒寂无声，谁也不愿去惊醒这段沉睡的往事。欣久终于开口了，她轻轻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文化部为什么要将干校选在咸宁？” 两千多年以前，这里属于云梦泽的一部分，水天相连，人迹罕至；两千多年以后，这里属于长江的泄洪通道，湖滩片片，沼泽连连。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属机关－－办公厅、政治部、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联络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属的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众多的单位，被一股脑儿地驱赶到了这里。仅仅是为了围湖造田吗？仅仅是为了“重新学习”吗？答案似乎并不如此。－－据当年的资料表明：越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越是要将校址选在最为贫困、最为落后的地区，或是黄泛区，或是盐碱区，就连兔子也不到那儿去拉屎……内务部等机关，更是跑到了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区域内，而他们的上级竟向“学员”们严密封锁了消息。国务院的直属机关选中的是宁夏的平罗县，那里是戈壁荒滩，没有公路，没有人烟，每隔几十里便是一座监狱；犯人们被转移走了，“学员”们被赶了进来，四周是高墙，四角是碉堡，牢房里散落着手铐和脚镣，墙壁上书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与这些干校相比，咸宁的自然条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却在于：其本身属于“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么与文化有关的一切机构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当其冲地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其实早在动身之前，军代表的一番话已是一语中的了：“要明白，像你们这样的单位是要彻底砸烂的，你们到干校去是属于安置性质，从此就在那儿劳动、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就这样，这些文化人被一锅端地逐出了上层建筑，逐出了知识领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残。上路的那天是中秋节，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火车刚一启动，车上车下便哭成一片。著名舞蹈家盛婕也来送别自己的丈夫吴晓邦，她说：“车站上的气氛很紧张，很吓人。解放军站成一条封锁线，谁也不许靠近，就像是押送罪大恶极的犯人。”那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韦君宜，则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没有，无人知道，但她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了单位的人，就跟没有了妈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览室的墙壁上，悬挂的都是一些高举红旗大踏步行进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们的笑容背后是否含着泪水，但我知道从此以后他们的直接领导便更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了。不可否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经过“大熔炉”锻造出来的军人，立场最坚定，爱憎最分明，由他们来占领上层建筑，无疑是最让人放心不过的事情了－－ 这是一位军代表在五连（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的训话：“你们这些‘臭老九’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打起仗来，先把你们‘突突’了！”这是一位负责人在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公开扬言：“我们一定要把文艺黑线的根子彻底挖出来，先吃肉再喝汤，最后啃骨头！” ……就这样，当知识贬为粪土、文化贱如草芥之后，读书人终于尝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尝受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味道。 那天，就在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泪。不为别的，只为当年他们的单纯与天真－－进入干校之前，他们又有谁不是抱着美好与期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一位著名的画家甚至买来一支竹笛，想象着自己就要成为水墨画中的那个骑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亲也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 那条大堤还在。这是首批来到这里的“学员”们为了围湖造田而修筑起来的，也是后来他们每天高举着红旗去上工的必经之路。当年尚属“壮小伙子”的崔道怡这样回忆道：“六千五百米的围湖堤坝，两个月便修筑起来了－－数九寒天，我是光着脊梁、肩挑重担爬上陡坡的。一千八百亩的荒滩造田，赶在春耕前开垦了出来－－沼泽地里，我是赤着双脚、踏碎冰凌拉犁奋进的。”据说当年同样是“强劳力”的阎纲实在熬不住了，他悄声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时期，你俩都在南泥湾开过荒，同今天的围湖造田相比，哪个更苦些？”不料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无法相比，干校的劳动要比南泥湾苦多了！” 年轻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残者就只能以生命为代价了－－我在父亲的日记中找到这样的记载：“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灵，两次落水，极为狼狈。”“雷鸣风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几不能支，以心脏压迫甚，作绞痛也。”然而比他更惨的却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断了，仍得拄着拐杖参加劳动；侯金镜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还得于月光下加班加点，最后累死在菜园中……如此的折磨，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出来讲话：“我们种了一辈子的田，过了六十岁也都不下地了。你们怎么能让那么一把年纪的人去干重活呢？几可怜哟！” “文革”结束后，记者去采访周巍峙，他这样说道：“干部参加劳动，益处是很多的，我们也并不厌恶劳动，重活脏活都愿意干，而且干起来非常认真。但是被当成了‘专政对象’，进行劳动改造，心里很不平！”－－他一语道出的，正是“五七干校”的性质！为了想方设法折磨这些“专政对象”们，当年在其他的干校中，甚至还五花八门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比如说：“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拖拉机被闲置在一旁，硬让“学员”们用自己的身体去拉犁。又比如说：“五十米不抬头，一百米不直腰！”这是为了防止插秧时有人“磨洋工”，田头上竟连简易厕所也不修造，不论男女一律在水田里自行解决。 ……那片操场还在。这是当年批斗“反动分子”的会场，通常是彩旗招展，口号震天。展览室内，一张发黄的照片证实了这一切－－台下，人们高举着胳膊呼喊口号；台上，被斗者深深地垂着头一言不发……这个人是谁？看不清他的脸。其实又何必去辨认呢？我的心头一阵发酸，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在日记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腾，几欲发狂，却又不得不镇静自己，不露声色。”身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于夜深人静之时一个人于大堤上狂奔；他对着四周呼喊，但四周却是一片沼泽，连一声回音也没有…… 后来读到许觉民的文章，才知道饱尝这种生不如死滋味的人，并非父亲一个。他写道：“我不了解过去法国第三等级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想我不会比他们再差了，我是一个十足的贱民！”那年，萧乾的一家也被驱逐到了这里，他的妻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家中的小猫失踪了，等到找回来时两条腿全被人打断。同病相怜的萧乾叹了一口气：“与其看着你活活受罪，不如‘安乐死’吧！”他碾碎了几粒安眠药，和在了牛奶里…… 不曾想，这样的一种折磨，很快又扩大到了年轻一代的身上－－一场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于干校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其声势之大，可谓人人过关；其刑法之酷，可谓惨绝人寰－－用烟头烫，用皮鞋踢，搞“车轮战”，使“熬鹰法”……阎纲曾这样描述他被带进审讯室时的心情：“周身的热血直冲脑门：这不是进了《红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吗？” 仅仅几年的工夫，这所美其名曰“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终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此间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残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清了。韦君宜写过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记忆》，记载了发生在她身边的十个“无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写道：“当初我们是一起被赶下来的，如今却不能一起走了……” 还需要怎样去评述它呢？－－萧乾说了：“建立干校的目的，就是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阎纲说了：“应该面对事实，把‘五七干校’如实地看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治国家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管制所。”牧惠更是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文革博物馆’就从这里开始！” 二 从校部出来，我们一行前往当年的宿舍参观。在路上大家讨论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干校的“军事管制”方式应该如何评价？一时间，两种意见争论不休。 我向陪同参观的人们讲起了父亲的一个故事：那是一九七○年的初冬，宿舍建成还不到三个月，他却被派往湖中看守菜园子。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必须离开自己的住处，离开原本的集体，独自一人搬进那个杳无人烟的荒滩里，搬进那个孤零零的草棚中。他这样描写自己的“新家”：“……不过是以油毛毡盖顶、以芦席围墙、不到十平方米的一个工棚而已。虽有门框，却无门扇。至于屋顶，西北风一刮，大有被随时掀走之势。”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此时的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是满心的高兴。他说了，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能够“离群索居”，彻底摆脱那个令他窒息的环境！ 欣久也讲了一个有关她父亲的故事：当年她在内蒙插队，曾经写过很多封信，希望能来咸宁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贯慈祥的父亲却坚决反对，理由是：“周围有那么多的眼睛在盯着我，到时候哪怕想给自己的女儿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会寻找事端，会不由分说地批评我：‘你又想搞什么阴谋？’” 望着博士生那一脸的茫然，我真想告诉他，这两个故事正是对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制度的一个最好的注释。不知是为了显示“钢铁长城”的威力，还是为了更方便地管制这群早已成为“专政对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后由北京军区和湖北省军区组成的“军宣队”，竟于整个干校中实行了军队的建制－－“学员”们按照原先的单位和系统，被分成五个大队、二十六个连队；连的下面是排，排的下面是班。 至于管理，同样是“准军事化”，一切均以军队的纪律严格要求之－－白天，在连长、排长以及班长的带领下进行劳动；晚上，则以班排为单位继续开展“斗批改”，就连国务院规定的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到了半夜，也要被哨声唤起，进行“军事训练”。年届六旬的萧乾不堪其苦，他说：“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圆，因为军宣队半夜里会吹哨‘拉练’。我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得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响的哨子……”一次，冯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岗时跌倒了，萧乾急忙上去搀扶，但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却上气不接下气地推开他：“别管我，快跑，跟上队伍，不然又要挨斗！” 后来，读了别的干校的材料，才知道这种制度并非是咸宁干校的“专利”。在中央直属艺术院团的干校中，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笑话：看露天电影时，所有的人也必须整队，带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排成一溜，班长坐在最后边。有人要上厕所了，只能一个一个地往后传，向班长报告；而班长的答复，同样是一个一个地往前传，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会”。 很可能也是为了这一同样的原因吧，在“准军事化”的干校中，原有的家庭结构被强行拆散了，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而无夫妻或者其他亲属的关系，一旦入校后，一律按照性别的不同，住进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时间一长，问题便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青年人要解决“性”的问题，老年人要解决生活问题。至于前者，尚可想出种种办法，甚至跑去“野合”；至于后者，便只能是“好自为之”了。－－沈从文初下干校时已近耄耋，却无法与隶属于另一个大队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书中凄凉地写道：“……目前的困难，总还能克服。至于病，有个亲人在一处，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于无可奈何，那也就一切听之，接受现实了。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到时让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镜，同样不能与同在一个连队的妻子团聚，直到咽气，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最终是“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就开走了”……至于那些随同父母一齐下放的孩子们－－从学龄前的儿童到十几岁的少年，则一律被集中到了数十里外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里，两个星期才能探望一次。涂莹跟随父母来到干校时只有六岁，她回忆道：“……送我坐班车去学校的日子到了，我独自逃到山后的林子中间，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丛中的各种虫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学校！” 欣久宛如一名记者，一路上手持相机拍个不停：甘棠镇、鲁家湾、红旗桥、五七道……其结果，还没到目的地，电池便消耗尽了，相机也彻底“罢”了“工”。我笑着批评她道：“不能省着点吗？”她却赌气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说，哪处地方可以‘省’掉？”我哑然了。是啊，面对着这片曾经上演过无数悲剧的土地，又有哪一处不该去记录、不该去探寻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王六嘴”。这是一个小小的山岗，当年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宿营地就建在这里。如今那一排排的红砖平房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但所有权已经转让给了向阳湖奶牛良种场，成为职工们的家属宿舍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房主人将我们让进了屋子里。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是一个个用土坯隔出来的房间，既低矮又狭窄，面积不超过十平方米。当年却被塞进了三到四个人，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蜷缩在一起的？－－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空间全都占满了，我的行李只好悬之壁上，床前之狭只可容膝……”房主人一脸的茫然，虽说“?菖?菖?菖旧居”的木牌在他家的门框上已经挂了多年，但他却根本不知道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然而，我已经很满足了：那门、那窗、那墙、那顶……毕竟都还是历史，它们默默地见证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当年，这里没有孩子的欢笑，没有家庭的温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因为“军管”的需要而重新组合的“集体”。其中的成员，按照顾学颉的说法，一共分成了四种等级：头等的，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为一般的革命群众；四等的，则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于是乎，当这四种不同阶层的人被强行“集中”到了同一个屋檐下时，彼此间的“勃溪”则是不言而喻了！－－十四连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杀鸭子，有人“义正辞严”地提出意见：鸭肉分给革命群众，审查对象只配吃鸭头和鸭屁股！人性终于被“阶级性”所取代了。 身为第一等级的军代表们，权力意识在不断膨胀，傲慢情绪在不断增长－－大言不惭地将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刘白羽”者有之，有恃无恐地猥亵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张胆地窃取公共财物者有之，居高临下地向被管制对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为其他等级的人们，为了“立功赎罪”，也开始钻营与投机了起来－－有人总结出了看“牛”的经验，并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墙报上；有人则以“告密”而邀宠，以“卖友”而求荣：某某某于私下里偷吃营养品，谁谁谁于背地里大骂校领导……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同样当过“学员”的火星写下的一段话：“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造奴运动’！……没有‘奴’，‘神’是虚空的；没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无由抓出。”

㈧ 香城泉都万国咸宁》宣传片 咸宁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开放日实录,是那个公司拍的

这 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