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式宣传

1. 四史教育的重要意义

1、“四史”学习教育是坚定理想信念的需要。

“四史”学习教育是坚定理想信念的需要。当今年代的党员大多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没有遇到过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艰难险阻，只有通过学习“四史”，才能身临其境地了解我党走过的峥嵘岁月，体会我党在革命和奋斗中的艰难历程。学习“四史”要紧扣时代特征。要充分利用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强教育引导，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定力。例如，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要牢牢把握这一特征，激励上海的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担起新使命、实现新作为。

2、“四史”学习教育是提升党性修养的需要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道路从来不是一马平川，而如今有一些党员对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缺乏深入了解，他们贪图安逸，坐享其成。学习“四史”要紧扣实际。例如，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有许许多多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英雄人物。当今，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同样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人物。以“四史”开展党性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从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中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要在现实中自觉提升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

3、“四史”学习教育是提高干部工作能力的需要 ?

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进程中，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过程。当前，有一些领导干部意识到自己本领恐慌、能力不足，对如何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又无从下手。其实，通过学习“四史”便可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再加以综合分析、科学判断、灵活运用，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以理论指导实践，最终达到提升自我能力的目的。

2. 公安部四史是哪些

新疆四史是什么

新疆四史是:新疆地区演进史、民族宗教史、反分裂斗争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发展史。

新疆四史阐明中国是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结果。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

深入理解正确认识新疆“四史”的重要意义发声亮剑

我认为重要意义在于: 要深入认识到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做民族团结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

各民族同胞要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

由于自然、历史、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

扫黑除恶心得体会500字怎么写?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除的是黑恶势力，净化的是政治生态，赢得的是社会安宁，夯实的是执政基础。

这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举全市之力、整合多部门力量的强力攻坚，也是社会治安的一次集中专项治理。

摆在眼前的形势严峻。

黑恶势力活动逐渐趋于隐蔽，组织形态、攫取利益的方式发生改变。

不仅向政治领域渗透、向新业态新领域扩张，还向“软暴力”转型、与治安问题勾连交织，扫黑除恶刻不容缓。

今年以来，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中央部署要求，研究解决存在问题，谋划安排部署工作。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多次深入一线督战带队调研督导，确保专项斗争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同时，将扫黑除恶工作列入综治、平安单位和绩效考评的重要内容，强化导向，明确责任，刚性问责。

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以及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等成员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制订专项方案，积极主动参与，合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全市上下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政法委组织协调、政法机关密切协作、各成员单位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

高擎利剑保安宁，撒“天网”，出重拳，荡涤一切黑恶势力。

我市旗帜鲜明支持査办案件，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大项目，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零容忍”态度，做到有一个打一个。

全面摸排。

组织警力深入辖区全方位开展集中、滚动摸排，强化深度研判。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各地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257条，已收到群众举报线索626条，这些线索均以督办、转办、通报的形式下发各地开展核查。

打准打狠。

公安机关全方位落实技术、装备、人员等各项保障，抽调精干警力组建专业侦查队，牵头侦办重特大、跨区域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坚持边摸排、边取证、边收网，采取专案专办、异地办案、提级侦办等措施，用足多侦同步、合成作战等手段，持续扩大战果。

依法严惩。

既坚持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

3. 新疆四史内容

新疆“四史”是指：新疆地区演进史、民族宗教史、反分裂斗争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发展史，即新疆发展简史。

新疆“四史”是对“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新疆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具体解释。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互通的地区，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维护了这片土地的和谐安宁。

(3)四式宣传扩展阅读

新疆是中国陆地面积第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总面积占中国陆地面积六分之一，其面积比江苏省和浙江省加一起总和的八倍还多4万平方公里。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共有56个民族成分，其中世居民族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13个。

超过100万人口的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和回族4个民族，超过10万人口的有柯尔克孜族、蒙古族2个民族。

参考资料：新疆-网络

4. 四史教育是指哪四史

四史教育是指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

四史教育是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的统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视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这既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和做好高校立德树人工作的有效途径。从这个角度讲，加强高校的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既非常重要，又非常迫切。

(4)四式宣传扩展阅读：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时强调，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依旧肆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各领域斗争日趋严峻复杂的新形势下，“四史”作为蕴含丰富革命精神和厚重历史文化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应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助力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

5. 丁文江在新文化运动中是科学派的主将

吴凤鸣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丁文江是一位有作为、有成就、有贡献的 “多维”科学家，说他是卓越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之一，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地学界早已有共识，而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场 “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作为科学派的主将却鲜为人知，今值丁文江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笔者根据个人所掌握的部分史料，作简要介绍，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生平简述

丁文江 ( 1887 ～1936) 江苏泰兴人，号在君，人称现代的 “徐霞客”，1892 年 5 岁进私塾馆，“寓目成诵”，读 《四史》、《资治通鉴》等古籍，喜爱诗词，自幼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拥有深邃而雄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10 岁时作 《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深受老师的赞赏，15 岁考秀才。一篇 《汉武帝通西南 ( 夷) 论》博得知县龙璋的欣赏，收为门下弟子。

1902 年劝送其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曾主编 《江苏》 杂志，宣传复兴中国，倡导革新，抨击孔儒教育，提倡妇女解放;

1904 年在吴稚晖劝导下，由康有为资助下，离日赴英，到达爱丁堡;

1906 年，年仅 19 岁考入剑桥大学;

1908 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 年获得双科学位后回国;

1911 年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班科举进士考试，获得 “格致科进士”;

1912 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

1913 年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 撰写 《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倡议设置地质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培养第一代地质学家的摇篮，意义深远;

1916 年任地质调查所长;

1925 年赴上海出任 淞沪 总 办，虽 仅 8 个 月，这对 他 后 来的科学 家 的 形 象 有 一 定损害;

1931 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研究教授，讲授 “地质学通论”。

二、辉煌业绩

1. 揭开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序幕

1911 年从英国回归途中，经海防登陆，换乘滇越铁路火车入云南昆明，取道黔湘驿道入贵州，沿途进行了艰苦的地质调查，开创了中国用近代地质方法进行地质考察的先河，考察中看到黔民生活困苦，十分感触作诗一首，题为 《黔民谣》;

1913 年同德国梭尔格、王锡宾赴太行山区进行地质考察，并对正太铁路沿线附近地质作了系统调查，撰成 《调查正太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

1914 年再度去云南东部、北部作地质考察，历时 200 余天，重点调查了个旧锡矿和东川铜矿，测得 《个旧附近地质总图》等，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物报告》等;

1914 年为地质研究所 22 位学员开设了古生物学课程，带领学员分期分批赴北京西山附近及河北、山东、陕西等地进行地质实习和考察，开创了在中国古生物学教学的先河;

1915 年在北京西山及其附近地区，山西、河北等地进行地质调查，重点是山西、河北地区的煤田;

1916 年赴皖南和浙西一带进行地质考察;

1917 年赴河 南、湖 南、江 西，主 要 调查 萍 乡 煤 矿 和上 株 岭 铁 矿 ( 见 《中国 铁 矿志》) ;

1916 年以他为所长的地质研究所 22 名学员毕业，充实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从而拉开了中国地质调查的序幕;

1917 年赴皖南、浙西进行地质调查;

1918 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出席巴黎和会，同时也考察了一些国家的地质设施;

1918 年再赴山西大同进行地质矿产调查;

1919 年发表 《中国之矿产》、《扬子江下游的地质》 文章，文中对长江下游的地层作了分区，对江南山岭的地质构造与秦岭、南岭构造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同时还探讨了各自间的特殊结构和地壳运动的时代;

1928 年受铁道部的委托，赴广西进行川广铁路线踏勘与沿线地质矿产考察;

1929 年春，组建了一支以他为总指挥的考察队，再度赴西南边陲地区，进行地质考察，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地理、矿产、人种等五大学科，考察路线和环境十分艰苦，基本是高山峻岭，原始森林，在考察期间，他的得意门生赵亚曾遇害殉职，深感悲痛，撰有《挽赵予人》七律，1930 年返回北京，结束西南的考察;

1935 年 12 月为政府实施紧急矿藏勘探计划，特别是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到达湖南境内进行地质考察，连续野外工作劳累，在衡阳殉职，年仅 49 岁。

2. 创建或参与创建发展中国地质事业的摇篮

1913 年出任北洋政府矿政司地质科科长 ( 中国第一个地质行政机构) ; 同时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撰成 《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同年与章鸿钊等共同创建培养第一批中国地质学家的机构———地质研究所，并兼所长;

1913 年被聘为中国地学会评议员，并作 《滇黔地质》 学术报告; 1923 年担任该会会长;

1918 年初，在欧洲会见了李四光并希望学成归国，不久李先生就收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回国后重建了北大地质学系;

1920 年访美期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托，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来北大主持古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正是由于葛的来华，培养出一批中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诸如孙云铸、尹赞勋等;

1922 年参与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建和成立，为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撰写题为 《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的发刊词，并发表题为 《中国地质学会的目的》的文章，两届当选为理事长;

1923 年发起和筹建中国古生物研究社，其中还有张元济、罗振玉、张学良、章鸿钊、梁启超、翁文灏等;

1929 年 8 月参与中国古生物学会创立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孙云铸、俞建章等;

1929 年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

1934 年 3 月，参与中国地理学会成立，汇聚了学界名流，其中有: 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谢家荣、叶良辅、张其昀、顾颉刚、谭其骧等;

相继创立地质陈列馆 ( 博物馆) 和地质图书馆等。

3. 主要论著 ( 仅列与地质学有关的)

1914 年发表 《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与梭尔格 ( Solger) 、王希宾合著;

1915 年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 英文) ，《远东时报》;

1916 年发表 《中国之煤矿》( 英文) ，《远东时报》;

1919 年发表 《扬子江下游之地质》( 英文) ，《太湖流域水利季刊》;

《中国之矿产》( 英文) ，《远东时报》;

1921 年发表 《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与翁文灏合著;

1922 年在比利时召开的第 13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提交了题为 《滇东的地质构造》 论文，文中把滇东地区划分为 9 个构造单元，并论其各自的构造特点;

1922 年发表 《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发刊词;

《京兆昌平县西湖村锰矿》，《地质汇报》4 号;

1923 年发表 《重演印 “天工开物” 始末记》，《努力周刊》;

1923 年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最近之五十年》;

1923 年参与了 “玄学与科学” 的论战，以 4 篇 《科学与人生观》 宏论，战胜玄学派，并宣传和捍卫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倡导了科学方法，而成为科学派的主将; 同年，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

1924 年发表 《中国地质工作者之培养》，在中国地质学会第 2 届年会上的报告;

1926 年在 《小说月刊》 上介绍 《徐霞客游记》 一书，内容主要是: 游历的目的、路线、发现及其文学和科学的价值等;

1927 年主编 《徐霞客游记》，并新编一本地图集，借以按图证书。其所附 《徐霞客年谱》，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曾得到胡适、梁任公等的帮助;

1928 年 《中国官办矿业史料》 由地质调查所印行;

1929 年发表 《中国造山运动》 论文，文中阐述了对中国造山运动的分期观点，即广西运动、海西运动和燕山运动，《中国地质会志》，第 8 卷;

1931 年发表 《丰宁纪的分层》，《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第十卷;

1931 年发表 《中国地质学者之责任》，《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

1931 年发表 《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录》，与曾世英合著，《地质专报》;

1932 年发表 《丁氏及谢氏石燕宽高率差之统计研究》，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第十一卷;

1932 年发表 《漫游散记》， 《独立评论》 上连载，记述了他 20 年间、遍 及 22 省( 区) 的地质的、地理的考察，包括云、贵、川、桂、太行山、燕山等;

1933 年 6 月赴美，代表政府和中国地质学会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第 16 届国际地质大会，会上提交了与葛利普合著的 《中国之二叠纪及其在二叠纪地层分类上之意义》及《中国之石炭纪及其在密西西比与本薛文尼二系地层分类上之意义》论文报告; 会议期间还代表我国出席国际古生物学联合会筹备会，当选为筹备委员; 会后赴英国、瑞典、瑞士访问。8 月底，到达苏联莫斯科，受到苏联科学院及地质矿产测勘研究所的接待，曾到巴库油田等地参观访问，留下深刻印象和赞美，对其政治思想均有颇大影响;

1934 年发表 《苏俄旅行记》 和 《苏联南部油田地质》，《独立评论》 上连续刊登十余篇，苏联地质科学的成就，影响深远;

1933 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合编 《中华民国新地图》 和 《中国分省新地图》 由申报馆出版，得到高度评价，被称之为 “国内地图革新之第一声”。

4. 在中央研究院的贡献

1934 年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一位实际的行政首脑，尤其是受苏联科学成就的影响，他以富有雄心壮志改革者姿态进入研究院，首先建立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并试图把全国科学研究力量集中于研究院，因而曾激起科学界的一场风波。关于丁文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成就，将有专文另行表述，这里主要列举以下有关文献可供参阅:

( 1) 蔡元培 《丁在君先生对中央研究院之贡献》，《独立评论》，第 188 号

( 2) 朱家骅 《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院刊》，第 3 集

( 3) 李济 《对丁文江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中央研究院院刊》

( 4) 葛利普 《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

( 5) 丁文江 《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2 卷

( 6) 丁文江 《科学化的建设》，《独立评论》，第 151 号

( 7) 丁文江 《中国中央研究院之科学工作》，英国 《自然》周刊

( 8) 丁文江 《中国现代科学》(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第 133 页

( 9) 丁文江 《我国科学研究事业》

从文献中，可以了解到他的科学观和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论以及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情况。

三、科学与玄学论战始末

正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一场宣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 “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掀起高潮: 论战的主题是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

1923 年 2 月 14 日，清华大学教授张君劢 ( 1887 ～ 1969) 为出国留学生作学术报告，后公开发表 《科学与人生观》文章，其基本观点是:

( 1) 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则是主观的;

( 2) 科学可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是综合的;

( 3) 科学为理论 ( 逻辑) 方法支配，而人生观起于自觉;

( 4) 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

( 5) 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对象，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总之，强调人生观的中心是自我，与之相对者为 “非我”，科学有一套推理方法，人生观起于直觉，科学为因果规律所支配，人有自由意志、单一性、良心自动，其结论是科学对人生观没有意义，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张君劢的文章发表后，4 月 12 日他的挚友丁文江在 《努力周刊》 ( 第 48、49 期) 发表 《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的批评文章，文中就上述玄学五个观点，逐项论述和批驳，其结论是: 人生的、心理上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对象，心理上的内容，包含心理现象、人的感情，都逃不出科学的范畴。科学的目的，就是废除个人主观成见，科学的理性能解决人的感情问题，进而肯定科学、科学的方法能用于建立科学的人生观，能解决人生观问题，那就是人类应该用科学的原则支配自己的人生观，认为科学不外是将事物分门别类，求它们的秩序，然后概括为科学的公例，“……而科学上的公例随着新的发现不断变更，光学、牛顿力学在发展，时空观念在变化，进化论本身也在进化……”肯定心理现象也是科学内容，同样遵循某种客观规律在运动着、发展着; 文中自然也涉及了精神与物质问题的讨论。

紧接着，张君劢在 《晨报副刊》发表了 《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 上、中、下) ，文中除再次阐述玄学观点外，着重对丁文江等科学派的 “科学万能论”从知识论角度进行了反驳，指责丁 “中了迷信科学的毒”，认为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不同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并责之为 “机械主义”。人生问题是复杂的，没有统一标准的，没有因果可循，“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认为人的内在精神活动是变动不定的、自由创造的，作为以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是不能作用其上的。科学方法和因果律都不能施用于人生观问题，基本否定了科学派主张的科学基础原理和科学方法的普遍性。张君劢强调说: “国人迷信科学，以科学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运用最新的实验心理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指出人的心理、情感和意志的特殊性。

张君劢曾随同梁启超去过欧洲考察，张君劢，接受了当时欧洲超人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观点，这种论调，作为反击科学派人生观的思想武器。

此时，玄学与科学的论战，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梁启超于5 月5 日发表了 《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 “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5 月 23 日发表之《人生观与科学———张丁论战的批评》，基本上是倾向于玄学观点，又以各打五十大板形式。

胡适 5 月 11 日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 《孙行者与张君劢》。我国地质事业创始者之一，章演存 ( 章鸿钊) 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了 《张君劢主张人生观对科学的五点疑点》，有力地支持科学派的论点。

5 月 30 日丁文江再次在 《努力周刊》 上发表 《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全面驳斥张君劢对科学人生观点质疑，并对反驳其科学万能论的观点，再次指出玄学从形而上学关照人生观，认同传统儒学，倡导生命哲学加上新宋学的复兴，这时论战已进入炽热阶段。

张君劢在中国大学演讲，题为 《科学的评价》，对丁文江所述科学支配人生观的论点再予以反驳，并说: “科学解决问题也是有限的……”6 月 5 日，丁文江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 《玄学与科学讨论的余兴》，文中强调科学追求客观真理，严肃认真地批判了玄学的本体论，以及与人生观无关的观点，提出玄学是从柏格森的玄学脱胎而出，援引罗素的哲学理念，加以澄清。

支持科学派的除胡适、章演存 ( 章鸿钊) 外，还有:

( 1) 任叔永 《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 2) 朱经农 《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 3) 心理学家唐钺则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其中有 《玄学与科学论争所给的暗示》、《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科学的范畴》、《读了 ＜ 评所谓 “科学与玄学之争” ＞》、《哲学者之眼中钉》等;

( 4) 陈独秀 《科学与人生观·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年;

( 5) 谢国馨 《评吴稚晖的人生观》，1924 年 1 月 18 日 《学灯》;

( 6) 王星拱 ( 1887 ～1949) 《科学与人生观》、 《什么是科学方法》主张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支持玄学学派者，有:

( 1) 吴稚晖 《箴评八股化之科学》，《晨报副刊》;

( 2) 张东荪 《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先生口中的科学》;

( 3) 菊农 《人格与教育》，《晨报副刊》;

( 4) 陆志伟 《“死狗”的心理学》;

( 5) 林宰平 《读丁在君先生的 “玄学与人生观”》，抨击丁的科学主义;

( 6) 甘A仙《人生观与知识论》。

论战涉及学界各个层面，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都参与了论战，对科学与玄学作了更为精辟的论述，其中有:

( 1) 瞿秋白 1923 年 6 月 15 日以 “屈维它”署名，在 《新青年》上发表 《东方文化与世界文化》，同年 11 月 24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1924 年 8 月 1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

( 2) 邓中夏 1923 年 11 月 13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中国现在的思想界》，1924 年1 月 26 日在 《新青年》 上发表 《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

( 3) 萧楚女 ( 署名萧初玉) 于 1924 年 7 月 29 日在 《新建设》上发表 《国民党与最近国内思想界》。

( 4) 陈独秀 1923 年 12 月 9 日发表 《答A之》文中指出胡适是多元论者，对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1923 年11 月23 日并为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主张用唯物主义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之基础。

其他学界重要文章有:

( 5) 胡适 1923 年 11 月 29 日为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随之，胡适发表《答陈独秀先生》。

( 6) 哲学界蔡元培 1923 年 12 月在 《最近五十年》中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信仰。

( 7) 冯友兰发表 《一种人生观》。

( 8) 梁启超 1924 年 12 月以后发表 《非 “唯”》。

科学派最主要的观点是以科学作为人生观点理论基础，认为科学中内含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可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方式，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规范、法则，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学派获得多数学者基本认同。

玄学派代表人物张君劢在为 《人生关于之论战》一书 “序”中仍坚持唯心主义观点，在十年后，发表 《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一文，其中解释说: “我当时脑子里所有的 ‘科学’二字，实在是指自然科学，不是指全部科学，因为自然界才能同人生观对立起来说。”他修正地说: “科学的本身，就是知识，知识的对象有两种: ①自然界; ②人生。科学这件事，是关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知识”。 “……科学是可以研究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但……有个人问题，……有意志问题……不是查出公例”，最后，他依然认为:“科学应该是自然科学，亦即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

论战的后期，中国倡导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相继发表论文，对两派的论点，分别作了评论:

( 1) 1923 年 11 月 13 日，陈独秀在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中，主张用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之理论基础，其观点是: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就是 ‘唯物史观’，在这个问题上，丁文江、胡适都不彻底”。认为科学派丁文江、胡适是多元论，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胡适 11 月 29 日发表 《答陈独秀先生》，12 月 9 日陈独秀发表 《答适之》。

( 2) 瞿秋白 1923 年 11 月 24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精辟地揭露了玄学派的唯心主义思潮。

( 3) 1924 年 8 月 1 日，陈独秀在 《新青年》上发表 《答张君劢与梁任公》。

( 4) 1924 年 8 月 1 日，瞿秋白在 《新青年》上发表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之》。

论战一年后，梁启超发表 《非 “唯”》，文中批驳唯物主义，他认为: “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不能用 ‘唯’字表现的，……凡讲 ‘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坚持心物二元论，批评陈独秀提出的机械主义人生观……会导致命定论……陈独秀多次在上述文章中，强调 “用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论之基础”。

“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最终以玄学的失败而告终，反映这次学术论战基本内容，有两派各出版一本文集，以科学派主编的 《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陈独秀作 “序”; 以玄学派主编的 《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作 “序”。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玄学与科学论战提出新的评论，认为: 这次论战基本上只是在上层人士中倡导科学思想、宣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试图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但并没有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受到颇大局限性，没有形成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力量，特别是科学派虽然取得论战的胜利，而科学派重要人物的科学观，也深受他们自身的实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经验论影响，诸如像胡适在哲学上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以科学实证唯核心的现代理性思维方式，给 “大胆用心求证”蒙上一层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

关于胡适、丁文江的马赫主义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中，在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学术年会期间，曾两度请教过著名理论家于光远、龚育之等教授，他们共同认为即使有马赫主义色彩，也不能一概抹掉当时科学派宣扬科学思想，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光彩，在当时中国科学处于萌芽阶段，宣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是主流，是有其积极影响和作用的，应予以肯定。

他还引述了当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在 50 年代批判胡适运动初期，评论过胡适这篇对科学的人生观的文章，认为该文是确能表明胡适有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光彩。

龚育之在 《对新世纪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一文中指出: “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丁文江和胡适，试图列出一系列基本观点来描绘他所主张的科学人生观。……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进步，而没有理由把它评价为该谴责的 ‘科学主义’统治的滥觞”。

在文章的脚注中还着重地作了说明: “他们的科学观，特别是丁文江的科学观，本来带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性质，到哲学层次上却同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搞到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的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们大都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取全盘否定态度，所以那时丁文江、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维护科学的光彩，也被抹掉了。……现在人们当然不再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来对待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对待胡适和丁文江了”。

有人问我，张君劢何许人也?

( 1) 张君劢 ( 1887 ～1969) 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与政治，后留德改学哲学，曾为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23 年因发表 《人生观》等文，掀起了一场玄学与科学的论战。他曾是国民党参政员，起草过 《中华民国宪法》等。梁启超、张君劢同去欧洲考察，接受了当时欧洲的超人哲学和生命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评论点，并作为反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思想武器。

张君劢在 《人生观之论战·序》中，坚持多元论历史观，反驳陈独秀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坚持 “社会变迁”是 “人类之自由意志为主原理精神立法的理论基础提出人生观的轮廓，非科学公例所能一律相绳。”

( 2) 梁启超 ( 1873 ～1929) 举人出身，清末参与维新变法，1895 年随同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 年发表 《变法通议》，是有名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参与了论战，在一年后 ( 1924) ，发表 《非 “唯”》，批驳唯物主义，他认为: “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是不能用 ‘唯’字表现的，凡讲 ‘唯甚么’都不是真理”。坚持心物二元论，指出陈独秀提出机械的人生观……会导致命定论; 值得提及的是梁启超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还以欧战造成的破坏来说明 “科学万能论”的破产。但不能忽略，他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科学启蒙都有一定影响。

有的学者提出: 胡适以科学的原理、精神和方法为理论基础，提出了科学人生观的大体轮廓，马克思主义派的陈独秀主张用 “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基础。

玄学派对科学派 “科学万能论”的批评，最主要的论点就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不同的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

玄学派批评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唯物史观解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陈独秀的答辩是坚持物质一元论，反对心物二元论，这是针对梁启超的 “非唯”论点而言。认为哲学上对于宇宙观和人生观，向来分为物质一元论和精神一元论，不存在什么二元论说。

陈独秀、胡适等人正是以科学、理性知识，批评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有利于人的主体性确立。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替宗教成为人生新信仰的主张。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梁漱溟提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礼乐代宗教 ( 道德) 。胡适提出宗教 “人化”的见解，即 “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冯友兰提出用哲学代替宗教。

科玄论战是 “科学代宗教”的重要阶段。

梁漱溟说: “科学是知识，宗教是行为，知识不能变更我们的行为，行为是出于情态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史观解释世界乃万物本源，强调世界本源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物史观，正是一元论者。

据 《光明日报》发表的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的影响》一文指出: 陈独秀、瞿秋白在这场论战中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支持、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化的理解、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法剔除的解释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爱国精神三位一体的体现，首先是破除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启迪中国新文化思潮，用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摈弃旧的 “忠君报国”的伦理道德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

6. 如何学习好宣传好国史党史新疆四史

和学习好，宣传好，是当时新疆四史。这个是通过自己不断不断要求自己进步。通过学习强国。法宣平台的学习来掌握这些知识。这就是我要养长的要求。

7. 陈涉世家为起义所作舆论准备是哪一句

大楚兴,陈胜王
陈胜为起义做了哪些舆论准备（宣传工作）? 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

8. 四史教育宣传标语有哪些

1、深入学习“四史”，坚守初心使命。

2、学四史，守初心，担使命。

3、加强四史学习，牢记初心使命。

4、四史学习教育，坚定理想信念。

5、四史学习教育，提升党性修养。

6、四史学习教育，提高工作能力。

学习四史教育，守初心担使命原因

“四史”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四史”学习教育中，更清楚地洞察历史发展中的价值性与规律性，更好把握历史进步规律与发展趋势。不忘初心跟党走，初心之火担使命。

就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他威胁着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时，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党从上到下闻令而动，广大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勇奋斗。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生。走的再远，也不能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四史的经验、教训、借鉴，是过去的沉淀，是未来的导向，也是最好的老师，学习了四史，了解过去看清前进的方向，学好了四史，

了解过去把握今天，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传承好长征精神，并将其不断同时代精神相结合，以更加坚定的信仰和信心迎接新挑战，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西安唐文化特点,唐代元素，唐代代表

宗教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唐朝时可谓最高。唐朝时期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和禅宗。天台宗奉《法华经》，故又称为法华宗。华严宗奉《华严经》，参与政治较多。净土宗则易于入门。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北宗创立者是神秀，他主张渐悟说。南宗创立者是慧能，他主张顿悟说。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法，使得除禅宗南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由于唐朝皇室姓李，又相传其为老子之后，因此道教在唐朝上流社会也很流行。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也大力提倡道教，还在科举考试中增设道举。除了佛道二教外，当时还有伊斯兰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等外来宗教。但影响力较小。

唐代社会，虽然世族的势力被削减，但仍然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唐律》中也明订，人分为“良”“贱”两大类，贱民只能与贱民结婚；地主杀害部曲最多求刑一年，而部曲杀害地主必处斩。虽然科举制度实行，但由于世族的生活条件较为优渥，其子弟的文化修养也就跟着较高，不论是否参加科举，进入仕途都不是非常困难；唐代宰相出身世族者也就不在少数。

唐朝文学成就以诗歌最为发达。清人所编《全唐诗》共收录两千两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这还不是全部。唐初诗人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盛唐时期诗人可分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派和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派。其中集大成者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最为出名。李白的诗，飘逸洒脱，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而杜甫的诗则更多体现现实主义之情怀。中唐时期最卓越的诗人是白居易，他的诗通俗易懂。此外还有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晚唐诗人以李商隐和杜牧最为出众，被称为“小李杜”。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

在散文方面。六朝以来，文坛盛行骈文这种文体形式，骈文讲究声韵、对偶、典故，辞藻华丽，以四字句和六字句组成。在唐初乃十分盛行，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但这种文体到唐朝时显得形式僵化，内容空洞，故到了天宝年间，古文逐渐兴起。古文运动在名义上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问题，实际上是要文章更有内容，也就是“文以载道”。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气势磅礴又思想深刻，号称“文起八代之衰”；不过唐代的古文运动在韩柳去世后就逐渐衰退，唐末骈文又再度兴起。传奇是中国的一种古典小说形式，出现在隋朝，兴盛于唐朝。著名的传奇包括《柳毅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枕中记》和《长恨传》等。有的传奇在后代还被改编为戏剧和白话小说。唐朝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所谓变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侣宣传佛教讲唱佛经的底本。最初变文仅限于佛教经典，后来则开始讲唱其他故事，讲唱的人也不限于僧侣。变文对传奇和后世的说唱文学都有很大影响。

由于吸收了西域特征与宗教色彩，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初唐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擅画人物。吴道子则有“画圣”之称呼，他兼擅人物、山水，并吸收了西域画派的技法，画面富于立体感，有“吴带当风”之说。张萱和周昉以画侍女图为主，他们的著名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诗人王维擅长水墨山水画，苏轼称他“画中有诗”。唐朝的壁画事业特别发达。莫高窟与墓室壁画都是传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艺术同样出众。敦煌、龙门、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时期步入全盛。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和四川乐山大佛都令人赞叹。昭陵六骏、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唐朝时期，书法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笔力严整，其名作有《九成宫醴泉铭》。虞世男楷书字体柔圆。颜真卿和柳公权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楷书用笔肥厚，内含筋骨，劲健洒脱，其代表作有《多宝塔碑》；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称颜柳二人书法为“颜筋柳骨”。张旭和怀素则是草书大家。
乐山大佛
乐山大佛

唐朝音乐舞蹈发达。唐太宗平高昌得高昌乐，并入原有的九部乐成为十部乐：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7]。唐高宗以后，十部乐开始衰落，音乐家开始研究新的乐舞。玄宗本人就是音乐家，爱好亲自演奏琵琶、羯鼓等多种乐器，擅长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等百余首乐曲；他非常重视音乐事业，将十部乐分为坐部伎、立部伎[8]，曾经亲选坐部伎三百人，号为“皇帝梨园弟子”，李龟年和永新娘子都是名噪一时的歌唱家。唐朝的舞蹈则是以健舞和软舞最为出名，著名的舞蹈有“七德舞”、“上元舞”等，舞蹈家则有公孙大娘等。

唐朝史学开创了国家正式开馆修史这一风潮。唐初史馆奉诏所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加上史家李延寿私撰的《南史》和《北史》，合计廿四史中有八部出在唐朝，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此外，唐朝还有杜佑撰写的政书《通典》，刘知几的修史专著《史通》，李吉甫著的地方志《元和郡县图志》。

唐朝科技亦有明显进步。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他还与梁令瓒合作，制成水运浑天铜仪。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不可多得的医书。唐朝首都长安城与东都洛阳规划严整，人口都超过了百万。不仅是当时的世界一流大都市，也为后世留下了城市规划的样板。当时周边国家的首都，如日本平安京、新罗平壤和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是仿照长安建造。唐朝的木结构建筑规模雄浑，气魄豪迈。佛塔形式也融合了中国与印度的造型，显得千变万化，多种多样。868年，中国《金刚经》的印制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通过阿拉伯地区远传到西亚、欧洲。同时期甘蔗熬糖法也从摩揭陀传入中国[9]。

科举制度在唐朝进入了发展期。唐朝的学校以官办为主。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六学，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这些学校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学生称生徒，人数在两千以上。地方设立州、县学，每校有学生十人。学校为科举考试服务，成绩好的学校保送参加科举考试，主要的讲授内容是九经。唐朝的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办考试，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此外还有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目。常举的应考举子有两个来源，一是保送的生徒；二是乡贡选拔出来的自学者。应考举子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典，难度较低。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高，但其是主要的高官进身之阶。明经科的录取率约为十分之一二，进士科不过百分之一二。时有谚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制举则是临时考试，是为了网罗非常人才，不常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