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宣传片

Ⅰ 徽州及徽商的文化历史

徽州文化

谈徽州文化，我们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徽州，作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前身经历了从"三天子都" "蛮夷"之地属吴、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长历程。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在此后的866年中，徽州的名称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黄山市时止。现在我们讲的徽州地域包括：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和黄山风景区；宣城地区的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等。尽管千百年来，朝代的不断变更，名称的不断变化，但徽州的地域相对稳定，这就为徽州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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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文化历史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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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在漫长演进的中国封建社会，徽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的产生、崛起、兴盛和逐渐从顶峰消退，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必然出现，这样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演进，既和古徽州地域特定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又和中华文化大背景、和长三角历史地理条件紧密相关。古徽州山多田少人众，许多人必须“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经营四方以就口食”。这一义，无反顾的“丢”，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一条生存新路的开辟，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一步很了不起的迈进。“徽民寄命于商”，是一种生存选择，是一种顺时应变。而徽人之先世又大多为中原移民，顽强的生命力是构成徽人开拓性的重要基因。徽人不仅在儒学原典中发掘到不少“士商异术而同道”的理论依据，而且在明清实学思潮特别是王学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新鲜的思想营养，“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商贾何鄙之有”的呐喊给徽人为商者“治生为先”信心的坚定以有力的精神鼓舞。最重要的是，徽人一走出大山，展现在面前的首先是江浙等广阔的中国长三角大市场。南宋以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临安(杭州)都城的繁荣，使长三角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徽商凭便利的新安江水运手段输往杭城等地妁徽州土产竹、木、茶、石料、药材、纸张等有较大需求量。在长三角大市场里，徽商进而得咀清朝廷政策之便，抢占先机经营盐业，获得了商业的空前发展。典当等行业也在江浙两淮遍地开花。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徽商，“贾而好儒”，将儒、官、商进行了灵动的．协调，交替为用，以儒饰贾，以仕护商，以商促仕，终于在长三角这一得天独厚的大市场上首先创出了一片天下，赢得了“无徽不成镇”的声望。
正如葛剑雄教授所言，商的兴衰，说到底一靠市场二靠商品，在某些时候，这些客观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清道光以后，江浙两淮的地利之便，泛长三角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崛起。受外国资本主义工商影响，这一带新型工商业快速发展，沿海浙商、广东粤商崛起，而传统工商业则逐渐衰竭，一落千丈。徽商主要从事盐、典当、茶木等传统的商业，随着时间推移，清廷官盐经销制度的改变使徽商失去了盐业专利之优势，机器生产方式又占尽了徽商一类传统商人手工作坊生产之先机。特别是咸同太平天国战乱，泛长三角兵荒马乱，徽商昔日快意驰骋的天地已成为商人的畏途，在徽州本土，战乱将平静的徽商故里变成了拉锯战场和荒野废墟，“十室九空”。这场战乱对徽商的打击是致命的。在变化了的时势面前，一些在大都市和沿海的徽商迅速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和发展思路，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了自己的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有的则定居经营之地，成了近现代的宁波商、浙商、广商。所以梁小民教授认为，说徽商清末以后衰败并不确切，其实是分化了。当然，也有些徽商像胡雪岩们则在外国列强挤压和自身的种种局限制约之下r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需要注意的是，徽商这种从历史颠峰的消退，徽州各县的徽商并不是同步的，清道光以后，徽商盐业整体消退，而茶、漆、酱行业仍鼎行一时。婺源、黟县的徽商则在道光以后的仍在各地浩浩荡荡开辟新的市场，直至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周仲友、吴荣寿，郑吉仁、周绥之、程霖生、曹廷声这样一大批名传内外的徽商。
至于有人提出，为何当代以来徽商已销声匿迹，风光不再?众所周知，公私合营以后，社会主义工商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徽商已不再有生存的土壤和条件，长期的“灭资兴无”一直发展到“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哪个徽人还敢执意经商“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徽商后代湮灭了当年先辈们的开拓闯劲，思想太保守太陈1日，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市场和商品的条件。改革开放以后，深圳、广东，泛长三角商潮汹涌，在“南下”、“东进”打工经商热潮中， 当代徽商也正在崭露头角，上海码头的歙县徽商，把徽菜馆开到欧洲的槐塘农民，把茶叶叫响京城、亮牌大上海的徽州茶商，他们正在和继续承传徽商的优良传统，创造新时期的更大辉煌。
因此，我们只有把“徽商”首先看作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看作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才能理解种种似乎矛盾的徽商现象，恰如其分地评析影响徽商兴衰的内外因素，准确把握历史背景，不至于以偏概全或一概而论。
徽商，是古徽州一府六县自宋以来先后走出大山，在本土和海内甚至海上所到之地经商做生意的所有“徽州朝奉”的统称。历史妁徽商，时间涵盖宋以来直至民国；地域包括一府六县以及周边民众之为商者，也还包括在徽州本土之外的徽人经商者。“徽商”是一个百业齐备、组成庞大而复杂，主要以血缘、地缘、人缘为纽带维系的地域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相对于晋商、粤商、龙游商等等而言的一个特定人物群体。
这样一个跨时宋、元、明、清、民国数百年的庞大特定人物群体，在各类史志、各种宗谱、族谱、家谱及有关文献记载上有名有姓有事迹可寻的不下数千上万，仅一部光绪《婺源县志》，就载有婺源徽商千余人，那些因种种原因不见记载的徽商，其数目也不在小。要评析和把握这样一个庞大人物群体的整体特性，准确认知其“主体形象”，似乎有几点是需要充分注：意的：我们既要把握徽商的总体共性特征，又要同时关注其群体内部千差万别的个性表现，从这些丰富的个性内容中准确地归纳和揭示其能代表全貌的特性。我们应该坚持从徽商客观实际，史料文本实际出发，认真对这一庞大人物群体作多种视角、多个层面、多种思维方式的量化统计和分析，将个案分析和整体把握相结合，而且这种量化统计和分析必须是比较科学的，比较全面的，比较系统的，而不是主观、随意和严重残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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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徽商的剧情简介

纪录片《徽商》，以多元的历史文化视角，第一次真实而全面地再现了徽商的辉煌历史及其所承载的深厚的徽州文化，展示了徽商由兴至衰的历史过程，分析了其背后的自然、政治、历史、文化等深层原因，并通过徽商这一浓缩的商帮群体活动为明清时期的徽州及江南城镇勾勒出了一幅幅生动的商业文化图像。
多元文化视角的在《徽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素材来源可信科证，却又不拘一格。全片既融合了纪录片的影像冲击力和宽容的文化态度，又保留了专题片雍容华贵的叙述风格和影像美感，在叙事方式上也张驰有度，注重故事的情节化与细节的描绘。是一部品位、特色俱佳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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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徽商的形成

徽商，指明清时期徽州府所辖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商人集团。徽州古称新都、新安、歙州，因此在文献记载中，又习称徽商为新都商人、新安商人、歙商。
徽州境内的山地及丘陵占十分之九，群峰竖立，高耸陡绝，开发艰难，即使勉力垦辟，种上农作物，收成也很难保障。山间常有暴雨，有时一天之内降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这些雨水顷刻之间泻入盆地，而盆地出口处大都是狭窄的山谷，宣泄不畅，容易造成水灾，冲坏房屋、庄稼，对人民生命财产也有威胁。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技术低下，因此用力甚勤，所得甚寡。一亩地的收入往往抵不上苏州、湖州等富庶地区的一半。唐宋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开始出现收不敷食的情况，百分之七十的食粮仰赖江西和江浙供给。为了获得换取食粮的货币，徽州人充分利用当地山青水清的自然地理特点，开展多种经营，如植茶、造纸、制墨、制砚等，形成了徽州土特产丰富和手工业发达的经济特色。
徽州植茶始于南朝，唐代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产茶区。唐咸通三年(862年)，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闾门溪记》一文中曾指出，当时的祁门县山上遍植茶树，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业茶为生，每年二三月新茶上市，茶商云集。宋代，徽州茶的名目和等级繁多，有胜金、嫩桑、仙芝、来泉、先春、运合、华英等名品茶，还有不及号的片茶八种，散茶则统称为茗茶。这表明宋代徽州的制茶业有了高度发展。
唐代，徽纸就已经成为贡品。到了五代，造纸工艺不断提高，所制徽纸长的可以五十尺一幅，首尾匀薄如一，一些山民甚至以纸为衣。南唐后主李煜擅诗词书画，长期视徽纸如至宝，特辟“澄心堂”来贮藏。南唐覆亡，澄心堂纸落至北宋一些诗人、画家和文学家手中，一时名声大噪，梅尧臣赋诗称赞“滑如春冰密如茧”。欧阳修、苏东坡、宋敏求也曾作诗相赞。宋时，徽州已经成为全国的造纸中心之一，仅上贡纸每年就需四十四万八千六百三十二张，其中还不包括学士院和右漕要纸以及盐、茶、钞引用纸。
徽州制墨始于唐末，河北易水制墨名家奚超、奚廷硅父子流亡至歙，见徽州的松树品质佳，是造墨不可多得的极好原料，于是居家于歙，专事制墨。奚氏父子用黄山松制成的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李孝美《墨苑》)，深受世人喜爱。廷挂弟廷宽、子承宴、孙文用，绵延不断地继承了奚氏制墨家法，并且一代更比一代强，遂致徽墨声誉日高。李后主对奚氏墨非常赏识，特赐奚氏一家为国姓——李，并提拔文用之子惟庆为墨务官。在奚氏一家的带动下，徽州制墨业迅速发展，涌现出耿遂仁、耿文政、耿文寿、耿德、耿盛、朱逢、张遇、潘谷、戴彦衡、吴滋等一大批制墨高手。
歙砚制作始于唐代。开元中，有猎人叶氏追逐野兽至婺源县长城里，见石垒如城，莹洁可爱，便带回家，粗琢成砚，温润程度比端砚还要强。后来叶氏将此砚送给县令，县令甚爱，访得名工匠精雕，从此歙砚名闻天下。五代时，歙砚已成为天下瑰宝，梁太祖朱温用以赐人。南唐元宗李壕精意翰墨，歙州太守献砚，并荐砚工李少微。元宗见砚大喜，擢李少微为砚官，专事督采歙石，并派石工周全从其学习雕砚技艺。宋代，制砚业得到更大的发展，砚石取材也不再局限于婺源龙尾山，祁门细罗纹石、歙县刷丝石都成为制砚的好材料。宋理宗赵昀的“椒房之亲”谢暨知徽州，每年都要向理宗进贡澄心堂纸、李廷硅墨、汪伯立笔、羊头岭古坑砚，时称“新安四宝”。
木材也是徽州重要的输出品。徽州的林木资源十分丰富，有松、杉、梓、械、梧、祷、榆，槐、檀等树种，尤以松、杉为多。每年春汛，徽人伐木扎成木排，沿新安江而下至杭州，然后转运江南各地。其他土特产和手工业品还有桑、麻、漆、竹编、香菇、木耳等。
徽州山多田少，因粮食不足而盛产土特产与手工业品的经济结构，对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水路的便捷又为商业的发展捉供了可能，输出特产和手工业品，换回粮食。这种经常性的交换，使徽州人不断地积累从商经验。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徽商逐步成长起来。
徽州商人是指零散的徽州籍商人，徽商是指徽州商帮，两者是有区别的。徽商作为一种松散的商人帮伙，形成于明代中叶即公元1488年前后。
徽商的形成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徽州人经商风气开始形成，人们摒弃了以经商为耻的传统观念，纷纷走出家乡，到外地经商，活跃于各地市场。二是徽州人结伙经营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大家以宗族乡里关系为纽带，结成规模庞大的群体。其中资本雄厚的商人首领对众商予以财力上的支持，并在业务上加以指导。遇到需要大数量资金的商业项目，也能够协同经营，利润共享。三是“徽商”、“徽贾’’作为一种特定概念的名词，被当时的人所广泛应用。由于徽商有其共同利害，共同特征，他们又往往结伙经商，共同行动，所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已把徽商视为一个群体。四是作为徽商骨干力量的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

Ⅶ 《大清徽商》的片尾歌曲叫什么

《大清徽商》片尾曲

《心殇》

演唱:刘燕燕

飞散的花儿
带着残韵
轻轻落在水里

水中的月影
随波碎去
犹如今夜我心

霓裳难自舞
瑶琴久尘封
好景转眼又成空

破碎的心啊
象那花儿
尘世飘零谁问

霓裳难自舞
月下金樽空
只惜无人相与共

夜空雨洒落
酒已成歌
遥望苍穹寄语

Ⅷ 徽商的历史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
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quot;，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世纪之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诈、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对此我们一方面需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