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人生平

㈠ 夏夔的人物生平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干事、区委书记、科长、中共监沔县委宣传部长、新四军襄南指挥部秘书等职。1946年后，任鄂西北军区分区宣传科科长，中原军区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中原突围和西南等战役。参加了多次反日伪“扫荡”、重建洪湖抗日根据地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团总支部书记、副科长、科长、大队副政治委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原突围”、阜阳、高山铺、横沟市、三江口、江汉、沙市、宜昌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宣恩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湖北军区后勤部直属政治部副主任、科长、武汉市兵役局副局长、湖北省军区汉口军分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副部长、部长，武汉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政委、基建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
一所学校让他坚定了一种信念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更为艰苦的时期，已经15岁的夏夔，从沔阳县城的震旦中学回到了家里，他目睹敌军、土匪抢掠骚扰，人民群众的深重灾难，心中苦闷至极。正在这时，他的父亲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信息，设在松滋刘家场庆贺寺的湖北省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附中部招生，由于当时沙市、宜昌一带尚未沦陷，相对比较安全，父亲为了夏夔的安全，把他送到了那所学校。
一踏进学校，夏夔就像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学校的政治空气浓厚，师生的抗战热情很高，同学们唱的都是像《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员之歌》《黄河大合唱》等一些他从未听过的慷慨激昂的救亡歌曲，办“壁报”、开晚会、搞校外宣传，都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主题。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除了统一规定的国文、数学、理化、英语等外，还增设了“抗战知识”这门课，专门讲授抗战的理论和实践。平时，他在学校图书室里，如饥似渴地读进步书刊，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鲁迅的《呐喊》《彷徨》，苏联作家的《铁流》《毁灭》等。
当然，一个人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来源于书本知识，夏夔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与老师的教诲和影响是分不开的。这所学校名义上是国民党政府“官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争取和培养青年学生的革命学校，老师中大都是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生，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学校的教导主任田绥祥经常用“前方打仗，后方打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等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战。训育主任史林峰根据《论持久战》《平型关大捷》《八路军在敌后》等书籍编成“抗战知识”讲义，深入浅出地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和国民党的节节败退作了鲜明的对比。所有这一切，使年轻的夏夔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让夏夔至今难以忘怀的是，1939年的寒假，他因离家较远，路上又不安全，留在学校和一些家在沦陷区的师生一起过年，大家利用这个机会，在一起“指点江山”，分析抗战的形势和前途，讨论时代青年的理想和使命，探索中国的未来。那份激动，那份壮志，让老将军现在依然激情难抑。
在学校师生的教育帮助下，夏夔的认识不断提高，在革命的摇篮里锻炼成长。1940年3月18日，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又担任了附中部学生党支部书记，还当选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1941年3月“皖南事变”后，他转移到鄂豫边区参加新四军，加入到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行列。
一场战争让他接受了一次洗礼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从峨眉山走下来，在美国的帮助下，迅速抢占一切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悍然发动内战。战斗在武汉周围的新四军第五师首当其冲，数千名浴血抗日的新四军干部战士被迫实行中原突围。
1946年6月，由于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夏夔所在的江汉军区部队从杨家河等地出动，进到柳林店整编，天汉中心县委的部队和军区警卫营合编为警卫团，夏夔任团部总支书记。整编后的部队迅速西进，夏夔随警卫团经保康县的报信坡进入鄂西北大山区。夏夔告诉我们，部队越往西走，越感到沟深坡陡，山一座比一座高，一上一下少则要走二三十里。谈起这段行军经历，老将军不禁诗兴大发：每每爬到半山腰，只见头上月明星稀，脚下云霭缭绕，真是“举头明月近，回首白云低”啊！
但行军中更多的是辛苦和磨难，其艰苦程度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每到一处，部队总是用自带的食盐和银元向当地老百姓换点粮食，大部分时间得靠吃玉米糊和南瓜汤果腹，这对于来自“鱼米之乡”的夏夔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有一次，部队行军一整天，晚上只得露营在高山上，战士们都没有吃东西，而方圆几里路才有一户住着茅草棚的人家，司务长只好给这户人家几块银元，在他家地里掰了几十个玉米棒子，分发给战士们在火上烤熟后充饥。或许是太饿了，夏夔一连吃了好几个，喝了几口冷水后睡觉了。第二天，他开始拉肚子，一天得拉十几次。夏夔慌了：要是因为这病跟不上部队，就得留下来，这该怎么办呢？幸好卫生队长给了他一小瓶“鸦片酊”，让他一天几次舀点路边溪水冲服，才制服了这个行军的“拦路虎”，避免了“掉队”。
整整一年的中原突围，夏夔随他所在的部队先后转战鄂、豫、陕、湘、皖五省，四渡襄河，两渡长江，六涉淮水，四次跨越平汉铁路；参加大小战斗300余次，历经80余县，行程逾2万里。回忆起六十多年前的这次战役，夏夔如数家珍。
一次营救让他结下了一种情谊
1944年5月上旬的一个下午，在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襄南指挥部驻地江陵县赵家垴，时任指挥部秘书的夏夔正在写材料，忽然，“快来看啊”的喊叫声和奔跑的脚步声响成一片，出于好奇，他随着人群朝小河边跑去，只见一只小木船正在靠岸，船舱里坐着一个身穿飞行服的碧眼金发的青年军人，护送的有两名带枪的游击队员，撑船的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民兵。这个“洋人”上岸后，用惊疑不安的目光东张西望，似乎想要寻找什么，夏夔把他带到指挥部政委李人林的住处，“洋人”显得更为惶惑、紧张。夏夔用自己早年学的一点英语单词，结合手势和他攀谈，得知他叫莱威士，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他驾驶一架P-40战斗机从湖南芷江基地起飞，掩护轰炸机群轰炸武汉的日军军事目标，但在返航途中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油箱，不能继续航行，只好跳伞，幸好被当地农民救起来。
为了这位美国飞行员的安全，防止日军的突然袭击，当夜指挥部机关转移到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受组织派遣，夏夔与莱威士同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们每天用手势和英语单词交谈，难免会闹出一些笑话。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夏夔告诉莱威士，新四军将派部队护送他到美军司令部，然后从那里到重庆，莱威士十分高兴，一天要问几次“什么时候能动身”，一次，夏夔听说莱威士明天可以走，就兴冲冲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哪知因故推迟到了后天，莱威士十分焦急，夏夔想告诉他，后天一定可以走，但不知道“后天”用英语怎么说，只好先说“Tomorrow”，然后用手一翻，又说了一遍“Tomorrow”，莱威士怔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高兴地纠正道：“After tomorrow.”
莱威士临走的那天下午，专门交给夏夔一封信，他要告诉以后再遇到危难的美国人，如果他们不幸遇到困难了，千万不要忧愁，这里的军民是真正抗日的朋友，一定会使他们生活得很愉快，并能帮助他们回到自己的部队……
没过几天，新四军在洪湖又营救了一位名叫白劳德的美国中尉飞行员，他在路过襄南指挥部时，夏夔把莱威士的信给他看，他很受鼓舞，还连连念叨：“我们认识！”
这种国际友谊一直延续到了现在，2002年5月，白劳德来中国旅游时，专门到北京与夏夔见了面，他告诉夏夔，莱威士还健在，他们每年都要见一次面。
一个“特使”让他赢得一种信任
1991年4月5日是新四军第五师建军50周年纪念日，湖北省准备举行纪念大会，去函邀请时任师长的李先念、代政委任质斌到会讲话，或者发去贺信，当时已是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正在主持召开政协会议，难以抽身，找任质斌商量，两位老首长一致认为：湖北的大悟县有个烈士陵园，还有一座烈士纪念碑，不如派两个人作为代表，直接去大悟县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圈，4月5日又恰好是清明节，还可以到烈士陵园扫墓，以表示对烈士的哀悼和怀念。后来，两位老首长一合计，从在京的五师人中，挑选年纪较轻、身体较好而又熟悉五师历史的夏夔和黄永贵，分别作为李先念、任质斌的“特使”，到大悟县参加纪念活动。
遵照两位老首长的指示，夏夔与黄永贵按期抵达大悟，参加了数千人的纪念大会，向烈士纪念碑敬献了由李先念、任质斌署名的两个大花圈，瞻仰了烈士陵园，并委托大悟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向群众转达了两位老首长对老区人民的问候，感谢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新四军第五师的巨大支持和无私奉献，祝愿老区人民迅速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随后，夏夔和黄永贵访问了滚子河、白果树湾及宣化店，参观了大悟县革命陈列馆、五师和中原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以及李先念的故居，会见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完成任务回到北京，夏夔及时向任质斌汇报了情况，李先念也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两位老首长都详细地询问了老区的近况。谈及这次“特使”经历，夏夔总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对老首长的这份厚爱和信任表达深深的谢意。
一份淡泊让他保持了一种操守
1979年元月4日，夏夔调到基建工程兵政治部，先后任副主任、主任，在这期间，他着力抓了部队的组织工作，配好配齐了政治干部，同时，统一完善了干部政策，虽然一直从事政工工作，但他始终兢兢业业，毫无怨言。
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裁军工作正式启动，基建工程兵部队首当其冲，夏夔随着这股洪流“歇岗”了，他有过彷徨，有过失落，但并没有意志消沉，更没有怨天尤人，那种淡泊名利的观念支撑着他的“赋闲”岁月。后来国家开始给军人授军衔，夏夔也没能赶上，直到1991年离休时才当上了将军。
对自己的子女，夏夔也是“不管不顾”，他有四子一女，虽然现在个个都干得不错，但没能得到父亲的照顾，他的老伴张菊生老人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前些年，与老大夏鹤一同进入提拔行列的有五人，她要老头子出面打打招呼，好让夏鹤顺利晋升，但他不为所动，结果其他五人都得到了提拔，只有夏鹤一人“原地踏步”。谈及此事，已是武警指挥学院院长的夏鹤说，要想改变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的思想很难，但我能理解老爷子。
有人说，一个老将军就是一本青少年思想教育的活教材，这话一点不假。夏夔从革命的熔炉里锻造出的那种坚定的信念、那种正直的品格，无论何时何地，永远都不会过时。

㈡ 林献堂的人物生平

他出身台湾台中望族雾峰林家，诞生于阿罩雾（今台中市雾峰区），为雾峰林家顶厝支系中5位堂兄弟的老三，因此又被人称阿罩雾三少爷。父亲林文钦是清末举人与林朝栋同辈。
7岁时，林献堂于自家开设的家塾蓉镜斋接受汉学教育。14岁时，台湾依《马关条约》被割让给日本，家族在林献堂祖母罗太夫人的命令下，迁往福建泉州，不过几年后又决定返台。
1899年（明治32年），专心于经营外销樟脑的父亲林文钦于香港病逝。林献堂于19岁时接掌家庭事业，之后台湾总督府为拉拢他，委任他担任雾峰参事、区长（1902年），并于1905年授予绅章，同年出任台湾制麻株式会社取缔役（相当于董事）。
1902年，林献堂曾任雾峰参事、区长，并于1905年被授绅章。
1907年，于日本奈良旅行时与中国戊戌变法领袖大将梁启超会面，而受到爱尔兰争取自治的影响，因二人方言有碍交流，遂以笔交谈，留下大量珍贵史料。
1910年，加入诗社“栎社”。
1913年，与台湾北、中部士绅向总督府请愿，表达台湾人出钱成立台中中学的意愿。
1915年5月，公立台中中学（即台中一中前身）成立。
1914年3月，曾邀请板垣退助伯爵来台访问，12月成立“同化会”（1915年即遭解散）。
1919年，与蔡惠如等人成立“启发会”，翌年改为“新民会”，林担任会长，成立于东京。
1921年1月起，林献堂开始向日本国会提出设立台湾议会的要求，此为第一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1921年10月，台北大稻埕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仿效中国国民党的制度，推举林献堂为总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林幼春等人为常务理事。
1923年，为激起台湾人的民族意识，文化协会以《台湾民报》做为宣传，林担任社长。
1927年2月，成立大东信托株式会社，由林献堂等人还花了2年筹设，为了打破日本人及御用绅士控制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业的状况，由林出任董事长，陈炘担任总经理。
1927年1月，台湾文化协会分裂，转向由左派控制，林献堂也退出文化协会。同年7月，另组台湾民众党。
1930年8月，林献堂等人组建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担任顾问，自治联盟以设立民选的地方各级议会为宗旨。
1937年7月15日，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压力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宣告解散。
1946年5月当选第1届台湾省议员。10月下旬蒋介石来台巡查时与之会面。四个月後，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加上林献堂被列入指为“台省汉奸”的黑名单，幸得友人相助才免去牢狱之灾。
1949年9月林献堂以养病为由黯然离开台湾，寓居日本，留下了“异国江山堪小住，故国花草有谁怜”伤感的诗句。
1956年病逝东京，年七十六岁。

㈢ 胡保生的人物生平

胡保生，1930年9月24日生于上海市。幼年时父亲去世，母亲周文玲知书达理，心地善良，依靠艰苦劳动，养家糊口，将子女培养成材。在慈母的严格要求和良好的家教下，他表现出能吃苦耐劳、勤奋踏实、聪颖好学、爱祖国、爱科学、积极上进，母亲对胡保生的成长影响很大，胡保生对老人一直尽心侍奉。青少年时期的困难家境，培养了他坚强的性格和同情劳苦大众、渴望解放、为国出力的崇高的思想品质。1947年，他进入大同大学电气系学习，此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进步思想，以主人翁的态度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5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服从党的号召留校任教。由于他的刻苦学习，掌握了英、俄、日等多门外语，为他以后的国际学术交流奠定了语言基础。1952年他经院系调整到交通大学电机系任教。1953年，他以惊人的毅力，经过短短五个月的俄语学习就担负起任教的前苏联专家的讲课翻译，并翻译出版了《电力拖动自动控制》，《扰动调节》，《快速随动系统》等几本关于自动控制理论方面的著作，为促进我国自动控制专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此，于1956年获得上海市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称号。1958年，他响应国家号召带领全家告别故乡上海，随学校西迁到西安。时值28岁的他，担任了交通大学无线电系副系主任。他积极筹建自动控制专业，并根据洋为中用的原则，制订了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教学计划。60年代初，他亲自编著了60万字的“自动控制理论”讲义，这是中国在自动控制领域最早的教科书。他重视教学实践，开出了“冶金工业自动化”和“反应堆动力学与控制”，两门专业课，并编写了教材，由于突出的教学成绩，被授予陕西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1965年他亲自带领师生到兰州炼油厂与化工厂结合教学内容与科研实践，进行教学改革。他和学生住临时工棚，下车间调研与随班劳动，解决了一个个生产中提出的控制难题。在实际工作中，他团结同志，关心爱护年青教师与学生。重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与服务育人。
针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我国自动化专业教育落后于国外的状况，1980年，他克服各种阻力（包括思想认识上与对科技发展认识上的阻力），制订了中国工业自动化专业的统一教学计划。该教学计划既高瞻远瞩，又切实可行，调动了一批从事自动控制教学的教师的积极性，又为我国自动化专业迅速赶上国际水平奠定了基础。1977年底他与汪应洛和李厚仁教授向教育部建议建立系统工程学科，并在中校创建了系统工程研究所，担任所长至1997年。于1979年参加了由六所大学组织的考察团去美、日考察国外系统工程教育。1983年～1984年，他以访问科学家的身份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合作研究，他深入考察了该校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科研活动。回国后在详细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吸收国外先进的合理的部分，修订了我们的教学计划，使其健康地发展。1987年起，他与机械工程和管理工程学科合作共同筹建了“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胡保生是中国系统工程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系统工程专业国内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并为中校首批博士导师之一。自1979 年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创立即为理事、常务理事和教育与普及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60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第一届世界大会。中国自动化学会成立后任理事和常务理事、现为荣誉理事。1973～1992 年曾任陕西省自动化学会理事长、现为荣誉理事长。1984年起为跨国电子和电气工程师学会（IEEE）高级会员，1990年起任美国《数学评论》（Mathematical Reviews）的评论员。1990～1994年为IFAC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成员。1991～1995年为国家科委科学技术委员会自动控制学科组副组长。1977～1994年为全国高校工科自动控制专业教材编审组组长和副组长，为我国自动控制专业的教材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92年被列人世界名人录（Who’s，Who in the World）。
他参加过许多国内、外学术会议的组织工作，担任程序委员会（IPC）成员，如IFAC第4-6届人机系统国际会议、IFAC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国际研讨会、IEEE系统、人和控制论年会、IEEE/SME计算机集成制造国际会议、亚洲控制会议等的IPC成员。并多次应邀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大会学术报告，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高度声誉。他多次成功地组织了本学科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的国内与国际学术会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第一届全国自动控制学术年会（1984年）、第一届国内和第四届国际人机系统分析、设计与评价会议（1988，1989年）、国家教委科技委第二届自动控制学科组第二次会议（1993年）、第二届全球华人智能控制和智能自动化大会（1997年）。
在他的主持和全所师生的努力下，在解决中国开放、改革中重大技术和经济问题的复杂系统工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校系统工程专业博士点于1987年经评审、被确定为全国首批重点博士点。并获得世界银行贷款建设《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于1995年通过验收，对外开放）。他在推进我校《先进制造系统工程》的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11工程重点建设子项目《工业系统工程实验室》的确定、研究发展方向制定和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此项目的建成将为博士生的培养创造更加先进的实验条件。
在胡保生的团结和率领下，系统工程专业现有博士生导师8名，梯队和年龄结构合理。他指导的博士生已有28名获得博士学位，是我校本专业和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培养已授学位博士生最多的导师。他培养的博士生所发表的论文有250余篇。他积极组织研究生教材的编写工作，还与韩崇昭合著《泛函分析及其在自动控制中的应用》对提高本专业和控制科学与工程、以及其他非数学类研究生的数学修养和研究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95年起他主持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培养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组织了面向研究生的由校内外和国内外专家学者主讲的系列讲座，对扩大研究生的知识面和了解该学科研究前沿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效果显著。
为了使研究生和教师能及时方便地了解国际和国内的最新研究动态，胡保生从无到有，经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在系统工程研究所建立起了有相当规模的资料图书室，有本学科的国内外重要期刊、新书和重要国际会议的论文集，此资料图书室还是国内自动控制国际会议文献服务中心。胡保生为资料图书室的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许多事迹是相当感人的。在所里经费困难时，用自己的经费和工资为资料室订购了近20种期刊杂志。通过自己在国外的朋友、学生、亲戚等各种渠道购买科研、教学急需的资料。一年一度的国际IEEE Conference on Decision and Control会议被视为本学科最具权威的学术会议，由于经费紧张，大多未能派人参加，但1988～1998年CDC会议论文集是全的，这在全国各情报资料系统的单位中也是少有的。他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本来可以把资料寄回来，但为了节省经费和资料安全，往往是自己背回来。1992年3月在国家教委科技委第二届自动控制学科组第一次会议上，为克服当前由于经费不足不能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以取得文献的困难，胡保生提议建立自动控制学科国际会议文献服务中心，得到与会十多位自动化领域著名学者的赞同，后经过考察，一致认为由胡保生领导的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资料室的藏书最全、最齐、最有价值。专家一致同意将此中心设在该资料室。中心成立六年以来，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重要国际学术资料和本学科的信息，在版权许可的范围内为全国50余所大专院校，百余名师生提供了服务，受到广大师生的欢，为国内自动控制学科做出贡献。
系统工程是面向实践、用系统思想和系统与控制的科学方法、以及现代信息与计算技术等工程手段解决不断涌现的现代社会、科技、经济、军事、工农业生产等新的复杂系统问题的一门工程科学。不断去解决国民经济提出的新的复杂系统问题是这门科学发展的动力和生命力。胡保生善于把握这一根本方向，进行开拓性的前沿研究，结合以培养博士生。如早在1977年为我国人口发展问题进行人口系统工程的研究，形成了在全国有名的研究梯队（以此为基础以后成立了我校的人口与经济研究所）；结合经济改革与开放的需要，在国内最早开展了价格改革与开放的系统定量研究；结合科学技术和工业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开展了大系统递阶和分散控制的研究，在所内形成了在国内外有名的研究队伍。以后，紧随全世界制造业更新和发展，在我国首批开展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和离散事件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培养出了科研成果突出的陈浩勋和刑科义博士（以后两人独立均以此研究方向获得自然科学研究基金和863高技术CIMS主题研究基金的资助，开展前沿性的研究）。近五年来，他应并行计算发展的趋势，开展并行计算的控制算法和信号处理的基础研究，并与英国牛津大学计算实验室合作，研究基于BSP模型的并行计算，以求为建立并行计算机硬、软件工业提供基础。
在引导博士生拓宽其知识面和提高其理论研究水平，针对国民经济提出的新的复杂系统问题进行开拓性前沿研究的同时，胡保生十分注意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在科研中，胡保生自己动手，以身示范。例如，在领导组织博士生和青年教师进行激光分层对象制造系统的研究时，从方案设计、采购设备、安装调试到制造出第一个模型，胡保生都亲自动手，为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做出了榜样。
胡保生培养的博士生绝大多数已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很多已成为教师、博士生导师和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并取得突出成绩：其中乐伟梁因研究过密切结合解决国家和省级重大经济规划，以及国家经济问题，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多项奖励，由国家授予全国社会主义新长征突击手称号；冯祖仁因对机器人自适应控制的贡献而获得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优秀博士称号，并获1986年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林杰对大系统的递阶控制理论作出了重要推进，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7篇，并获1991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郭保平为第一名委托培养的优秀在职博士生，为天津市的物价改革系统工程研究作出了贡献，在IFAC权威期刊AUTOMATICA上发表论文；刑科义对离散事件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成果，分别在IEEE Transaction on Automatic Control期刊和国内《控制理论与应用》上发表，获DEDS理论创始人—美国哈佛大学何毓琦设立的何潘清漪1997年优秀论文奖；乐伟梁和陈浩勋由于各自论文研究基础上的出色研究成果，得到德国洪堡基金的资助赴德国研究。
胡保生生活朴素、勤俭节约，坚持生活方面低标准，和同事出差，总是要求坐硬卧，甚至和大家一起坐硬座。在市内出差，他总是坐公共汽车。在工作中，他爱护公物。他从不多花一分钱，为了集体，他节省出差费（出国开会与工作也是如此），为所里回办公必须品、或图书资料。他上街第一件事就是进中外文书店，常常花自己的钱为资料室买来各种书籍。在生活上，他对于自己总是严要求，而对同事宽。当别人有困难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人，无论是钱或物。
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每当分得一点东西时，他会优先想起所里的其他人，包括不在职的退休人员。对于同事，他考虑的十分细致，例如，每讲完一门课出考题后，他会把标准答案写出来让年青教师参阅。他还常常复印好最新的外文资料给青年教师作研究的参考。他身教重于言传。为严格考勤制度，他常常是上班最早到，下班最后一个离开。为了减轻办公室人员的负担，他总是亲自打印通知及其它有关文件和资料。
胡保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坚持发表文章的高水平与高质量。对于自己指导的硕、博士生，既爱护关心，精心指导，又严格要求，深得研究生的尊敬和爱戴。有一次一个博士生写论文不认真，他坚决不通过，让他重新写，使这个学生受到深刻教育，并受益终生。
他高瞻远瞩、知识渊博、严于律己、公正无私、又实事求是。他对于工作，对科学研究，都提倡办实事而不搞形式主义。他的论著与学术观点，能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考验，与他严谨治学，深入实际的学风是分不开的，忠心耿耿地为人民献身的精神，是他取得事业成就的力量源泉，以身作则是他团结同志的基础。
胡保生融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科学家的良好学风于一身，是中国优秀的控制理论、系统工程专家。他的学风、工作作风与奉献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㈣ 这个人的生平简介

吴冠中，1919年出生，中国现代画家。
1919年7月5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一个乡村教师家庭。从无锡师范初中部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代办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6年转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从李超士、常书鸿及潘天寿等学习中、西绘画。1942年毕业，任国立重庆大学助教。1946年考取公费赴法国留学。1947～1950年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J.苏弗尔皮教授工作室进修油画；同时在A.洛特工作室学习，并在卢佛尔美术史学校学习美术史，各项成绩优异。
吴冠中1950年秋返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吴冠中在50～70年代，致力于油画风景创作，并进行油画民族化的探索。他力图把欧洲油画描绘自然的直观生动性、油画色彩的丰富细腻性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审美理想融合到一起。他擅长表现江南水乡景色，如初春的新绿、薄薄的雾霭、水边村舍、黑瓦白墙，和谐、清新的色调，宁静、淡美的境界，使画面产生一种抒情诗般的感染力。
从70年代起，吴冠中渐渐兼事中国画创作。他力图运用中国传统材料工具表现现代精神，并探求中国画的革新。他的水墨画构思新颖，章法别致，善于将诗情画意通过点、线、面的交织而表现出来。他喜欢简括对象，以半抽象的形态表现大自然音乐般的律动和相应的心理感受。既富东方传统意趣，又具时代特征，令观者耳目一新。
作为美术教育家，吴冠中注重学生艺术个性的培育。作为善思考的艺术家，他又勤于著述，立论独特，而且文字生动流畅。其中关于抽象美、形式美、形式决定内容、生活与艺术要如风筝不断线等观点，曾引起美术界的争论。
他的油画代表作有《长江三峡》《鲁迅的故乡》等。中国画代表作有《春雪》及《狮子林》《长城》等。出版有《吴冠中画集》《吴冠中画选》《吴冠中油画写生》《吴冠中国画选辑》（1～4）及《东寻西找集》《风筝不断线》《天南地北》《谁家粉本》等。

根据《吴冠中年表》中可以知道，1939年，吴冠中20岁，吴冠中于国立艺专期间，酷爱梵高、高更，在画面中喜用大红大紫强烈的色彩，给自己取名“吴荼茶”的笔名，后改为“荼”，专做画面签名。
参考资料：《吴冠中全集》第九卷《年表-1939》

吴冠中，别名荼，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农村。1942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曾任教于国立重庆大学建筑系。1946年，考取全国公费留学绘画第一名。1947年，就读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1950年，留学归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1953年，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1956年，任教于北京艺术学院。1964年，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70年，“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1973年，调回北京参加宾馆画创作。1978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主办“吴冠中作品展”。1979年，当选中国美协常务理事。1987年，香港艺术中心主办“吴冠中回顾展”。1991年，法国文化部授予其“法国文艺最高勋位”。1992年，大英博物馆打破了只展出古代文物的惯例，首次为在世画家吴冠中举办“吴冠中——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展览，并郑重收藏了吴冠中的巨幅彩墨新作《小鸟天堂》。1993年，法国巴黎塞纽奇博物馆举办“走向世界——吴冠中油画水墨速写展”，并颁发给他“巴黎市金勋章”。199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99年，国家文化部主办“吴冠中画展”。2000年，入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通讯院士，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艺术家，这也是法兰西学院成立近二百年来第一位亚洲人获得这一职位。根据《吴冠中年表》中可以知道，1939年，吴冠中20岁，吴冠中于国立艺专期间，酷爱梵高、高更，在画面中喜用大红大紫强烈的色彩，给自己取名“吴荼茶”的笔名，后改为“荼”，专做画面签名
吴冠中在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的探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多次在中国美术馆和全国十余个主要城市举办个人画展，并先后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香港艺术中心、美国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伯明翰博物馆、堪萨斯大学艺术馆、纽约州圣约翰博物馆及底特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巴黎市立塞纽奇博物馆等举办画展。已出版个人画集50余种、个人文集有《吴冠中谈艺集》、《吴冠中散文选》、《美丑缘》、《生命的风景》、《吴冠中文集》等十余种，曾写《桥之美》。
编辑本段艺术家生平

从无锡师范初中部毕业后，吴冠中考入浙江大学代办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6年转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从李超士、常书鸿及潘天寿等学习中、西绘画。1942年毕业，任国立重庆大学助教。1946年考取公费赴法国留学。1947～1950年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J

㈤ 潘克赫斯特的人物生平

潘克赫斯特出生于曼彻斯特，出日日期是1858年7月15日。但她后来对这一出生日期死活不承认，非要说她生在7月14日不可。因为7月14日，正是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潘克赫斯特则是想让她的生日更富“革命性”，以显示她生来就命定是个“革命者”。她在1908年时就说过：“我总觉得我出生在那个日子的这一事实，对我的一生都有某种影响！”
实际上，她的“革命性”并非与她生在哪一天有关，而是与她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有关。在她的家庭里，父母双方家中的几代人都热衷于政治。她的母亲是“马恩岛”（the Isle of Man）人，——这是一个位于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小岛，直译为“男人岛”。传说最早岛上的开发者全是男人，所以才有了这个名称。这个小岛虽属英国，但是有自己的国名与国旗，除军事与外交外，几乎是完全独立，有自己的一套政治制度，对潘克赫斯特尤其有影响的是，马恩岛早在1881年，就已经给予妇女在全国选举中的选举权了！岛上有两种“怪物”很有名，一个是“无尾猫”，一个是“四角羊”。大概在1910年前后的自由党人看来，这个岛也出“怪人”，那就是潘克赫斯特。
潘克赫斯特本人没有出生在马恩岛，她的出生地是曼彻斯特市郊。她的父亲是曼彻斯特的一个小商人，但也很热心于政治，而且还自己开了一个小戏院，亲自担任角色。据说潘克赫斯特后来的“表演才能”来自于她的父亲。不过，对她影响最大的还是她的母亲，她的母亲给自己的10个儿女所用的启蒙书，是美国废奴运动中影响极大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因为她与美国废奴运动者有密切联系。潘克赫斯特小时候，还去参加过为解放美国黑奴而举行的募捐活动。
等到潘克赫斯特自己能读书的时候，她最喜欢的书是一位受迫害的新教牧师“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这是一本在西方销量仅次于《圣经》的励志作品。另一本她喜欢的书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史》。 她的母亲经常阅读一本叫做“妇女参政权”的杂志，潘克赫斯特也经常翻阅，慢慢就喜欢上了杂志的编辑“莉迪亚·贝克”。她14岁那年，听说她母亲要去参加一次有关妇女投票权的集会，而且贝克要在会上演讲，她就坚持要一起去。后来她回忆说，听了演讲以后，“离开会场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一个自觉的、坚定的妇女参政权主义者了！”
从此以后，潘克赫斯特就一发而不可收，非常热心于政治，且主要是致力于妇女参政权运动。不过那时她还不叫做“潘克赫斯特”，而是叫“埃米莉·戈顿”（“戈顿”是她父亲的姓）。直到1878年，她遇到了一个名叫“理查德·潘克赫斯特”的人，一个比她大22岁的男人。这是一位律师，但长期倡导妇女参政权。两人志同道合，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却很快走到了一起。虽然10年间他们一共生了5个孩子，但理查德认为，她不应只是个家庭主妇。为此，他们专门雇了一个保姆照顾孩子，潘克赫斯特自己则去参与一个名为“妇女参政权协会”的活动。他们的5个孩子中，两个男孩先后都夭折或早亡，只有3个女儿都个性十足，名气很大，给潘克赫斯特或带来荣耀，或蒙受“耻辱”。1898年，理查德病逝于曼彻斯特。失去了丈夫的潘克赫斯特只好暂时停止参加争取妇女参政权的志愿活动，自己找工作养家糊口。她在曼彻斯特的“乔尔顿”（Chorlton）找了一个登记出生与死亡的登记员的工作。但是有志向的人，无论到哪里，都能找到与其志向有关的事情来做。潘克赫斯特在做“生死登记员”时，更真切地观察到了下层妇女的不幸。比如，那些年青的母亲，要独自承担“非婚”生子的耻辱，而那些有关的男人们，却像没事人一样。按说这一现象，属于社会道德范畴，应该改变人们的观念。但对一直钻妇女参政权“牛角尖”的潘克赫斯特来说，这却更坚定了她的信念：妇女只有获得了投票权，才有可能改变现在的处境。
所幸在丈夫去世后，她的儿女们也近成年，减轻了她的若干负担。大女儿“克丽斯贝尔”很快就成了她政治活动的好帮手。到了1903年，潘克赫斯特认为多年来的妇女参政权活动，在议会中并没有多少进展，——有关法案在1870年、1886年、1897年都曾有希望在议会通过，最后却全都失败了。她觉得应该采取点激烈手段，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于是，她与几位同盟者，发起成立了“妇女社会与政治同盟”，一个只面向妇女且致力于靠直接行动去争取妇女投票权的组织。她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归纳出这个组织的宗旨：“行动，而不是语言，才是我们永恒的座右铭！”
行动果真开始了！不过，一开始，她们还只是限于公开演讲和征集请愿签名。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她们成立了一个“妇女议会”，在国会开会时，她们也开会，与议会唱对台戏。在1905年5月12日一项妇女参政权议案在议会中被阻挠通过时，她们开始聚在国会大厦外，高声聒噪抗议。警察马上驱散了她们，但她们再次聚集，坚持要求通过法案。尽管法案最终还是没有通过，但这次冲突使潘克赫斯特意识到：毕竟我们已被注意到了，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这以后，“喧哗”抗议就成了潘克赫斯特的一个战略。她的3个女儿都因此被捕过，而她本人在1908年2月，因为试图冲进国会，向首相阿斯奎斯递交一份抗议决定，第一次被捕。她因“妨碍公务”，被判6星期监禁。尽管她不断地抱怨监牢里的恶劣环境，包括“寄生虫、很差的食物、可怕的寂静”等，但她觉察到，被监禁倒是可以当作是宣传妇女参政权紧迫性的很好的“工具”！于是，在1909年，她故意两次痛击一名警察的脸，以确保自己能被捕。她一共被捕过N多次，最多是一年中被抓进去12次。但被捕一次，她的知名度就提高一层。她还把审判她的法庭当成“宣讲舞台”。1908年被审判时，她对法庭说出了一句妙语：“我们在这里（受审），并非因为我们是法律破坏者（Law-breakers）；我们在这里（受审），只是因为我们正努力成为法律制定者（Law-makers）！”
再后来，潘克赫斯特的战略接近于“疯狂”：不管是哪个政党，只要是不优先考虑妇女参政权问题，“妇女社会与政治同盟”的人就反对它。尤其是在竞选的时候，她们跑到竞选现场去“闹场”。这一策略，首先使自由党与她们决裂了——原先还有不少自由党人是支持妇女参政权的，但因为他们没有把妇女参政权问题当作竞选第一议题，就受到了攻击。不过，这一决裂，最倒霉的还是自由党候选人。据说丘吉尔有一次竞选失败，就是由于他演讲时，“那些女人在那里不时地爆出狂笑”，让口若悬河的丘吉尔的演讲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后来丘吉尔当上“内政部长”后，对这些争取参政权的妇女，镇压起来格外凶狠。就在闹场时，有时妇女们也会吃亏，一次潘克赫斯特她们去闹场，被一些自由党的支持者用土块、臭鸡蛋和石头袭击，潘克赫斯特的踝骨严重青紫，受了不轻的伤。
最后，冲突越来越升级。妇女们用石头打破首相府的窗户、在国会大厦的墙上刷标语、到曼彻斯特等地艺术馆破坏名画。在1912年，当首相阿斯奎斯参观都柏林的皇家剧院时，一些“战斗妇女”试图用炸药搞爆炸！与此同时，另一些“战斗妇女”则将一把斧头扔进了首相阿斯奎斯的座车！她们还在一些公园、火车站等地纵火，或是向议员们打高尔夫的地方泼酸液……1913年6月4日，一位叫“埃米莉·戴维森”的“战斗妇女”，在国王巡游“德比”时，竟冲到国王乔治五世的赛马前，自动躺倒，被御马活活踩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
“战斗妇女”的恐怖行为，招致了很大的非议。但妇女参政权问题，确实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人对这些“战斗妇女”寄予同情。有些妇女被关进牢房，她们便进行绝食抗议。狱方对她们强制灌食，因为要用金属工具将嘴巴撬开，潘克赫斯特说当时“隔壁牢房中狱友的惨叫声”，令她多年后都不寒而栗。——她自己是在被可能强制灌食时，双手高举一把水壶，威胁说如果强迫她进食，她就要自戕，这才算躲过了这一劫。后来，狱方的这一行为，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许多医学专家也出面抗议。议会不得不制订“猫鼠法”，规定妇女绝食时，就把她们放出去，释放期满再行收监。
潘克赫斯特在“一战”开始后，出于爱国动机，暂时停止了抗争，甚至主动与政府配合。而在一战硝烟尚未散尽的1918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法案，给30岁以上的妇女以选举权！当然，这都是后话。而在1910年大选之后、自由党当政期间，“战斗妇女”们的激烈行为，确实给执政的自由党，带来了巨大危机。

㈥ 陶浚宣的人物生平

陶浚宣系东晋陶渊明第45代孙，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副榜，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举人，丁丑考取觉罗汉教习，以知县用。丙戌会试，挑取朕录方略馆，议叙同知，升用知府，递升道员，加三品衔，赏戴花翎。后应聘赴广东广雅书院、湖北志书局任职，在福建漳州开过煤矿，在邑东白米堰设丝厂，皆丧其财。
陶滩宣工书法，上自秦汉，下迄六朝，无所不学。每临一碑，辄至数千百遍。其临池之勤，从小起无一日间断，至暮年仍不辍寒暑。笔力雄劲，笔法壮丽，一时求其书者络绎不绝。翁同龢深服其书法，派人持手书相邀，信内申明：“免去官礼，彼此轻衣小帽相见。”梁启超对其魏书大为推重。苏州寒山寺“寒山拾得”碑刻为其手迹，至今仍为游人所欣赏。长江上游宜昌口崖壁上所书“柏弯”两字，每字大如桌面，笔势苍劲。沈阳故宫内所悬字画亦有其手书题词。清“光绪通宝”银元、角子、铜元的模字皆为其手笔。 在广东时接触不少华侨和革命志士，毕生同情革命。闻秋瑾被害，义愤填膺，写下万言奏折，力辩秋瑾无罪，手稿今存浙江图书馆。 光绪二十二年（1896），陶浚宣以其特有的眼光看中箬山半壁残山剩水，他拿出为官数年的薪俸和书法润笔所得，又从陶在宽、陶在铭等族人那人获得资助，共筹集银洋8000元，在箬山北麓，沿古运河筑堤二百余丈，并在堤之北侧砌以围墙，堤上杂种女贞、垂柳和干叶桃花等。在保留前人遗存的奇特的陶公洞、仙桃洞等胜景的基础上，他还利用采石形成的峭壁、水塘，构思巧妙地营建了稷寿楼、扬帆舫、听湫亭、饮渌亭、香积亭等楼台亭榭和霞川桥、秦桥、万柳桥等造型各异的津梁，恰到好处地垒叠假山等建筑小品，在摩崖和各种建筑镌有众多的石刻、楹联，……终于在清光绪二十五年将这一常人不屑一顾的废石宕建成美轮美奂的园林艺术精品——东湖。秦桥南堍有灵石亭，亭柱上镌有陶浚宣“集太白诗”的楹联：“江空欲听水仙掺，壁立直上蓬莱峰”。它与稷庐堂联“八州延世泽，五柳振家声”、东门门联“门前学种先生柳，岭上犹横隐士云”、陶园门联“崖壁千仞，此时大劈斧画法；渔舫一叶，如入小桃源图中”等东湖许多楹联、石刻一样，坦露了陶浚宣厌恶官宦生活和尘世俗器的心迹，刻意将东湖打造成世外桃源，赓续先世陶渊明的隐逸生活。
其实，陶浚宣这一张之洞式的维新人物，并没有在东湖当隐士、寓公。他在营建东湖的同时，就筹办新式学堂。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陶浚宣将将其侄孙陶成章早年也任过教的东湖通艺义学改办东湖通艺学堂，，设置史、子、算、译四斋（系、专业），礼聘孙翼中、谢震、陈威、寿孝天、陈燮枢、周作人等两浙饱学之士到校教授国文、算学和英文等。竺可桢、刘大白、陈仪、陈彭年等早年均在此求学，后来都成了我国的杰出人士。
后又办东湖法政学堂及东湖医院，建陶成章纪念祠——陶社，以供后人瞻仰。
1933年秋，东湖通艺学堂学生陶缉民赴北京，拜访了他的老师周作人。席间，周氏即兴挥毫，书赠条幅一张，文曰：“绕门山在东郭门外十里，系石宕旧址，水石奇峭，与吼山仿佛。陶心云先生修治之，称曰东湖，设通艺学堂，民国前八年甲辰秋余承命教英文，寄居两阅月，得尽揽诸胜，曾作小诗数首记之，今稿悉不存，但记数语曰：‘岩鸽翻晚风，池鱼跃清响’，又曰：‘萧潇几日雨，开落白芙蓉’。忽忽三十年，怀念陈迹，有如梦寐，书此数行以赠缉民兄，想当同有今昔之感也。” 陶浚宣一生最大的亮点是他在1907年夏“秋案”发生后的所作所为。在清廷预备立宪的情势下，浙江巡抚张曾敫、绍兴知府贵福将尚未举事的女革命党人秋瑾“就地正法”，激起江浙舆论一片哗然。民间舆论坚持以宪政精神为思想武器，抨击浙江和绍兴官府处理“秋案”的种种作为，使其穷于应付，以致贵福之流身败名裂。而它的发起者和有力推动者就是陶浚宣。“秋案”发生后不久，陶浚宣奋笔疾书，以“绍兴合郡绅、商、学界公启”的名义和方式，发表约5000余文的《驳浙抚致军机处电》。他根据浙江巡抚张曾敫致军机处奕电文的八个主要内容，即“金华府武义县土匪头目获到，供出系大通学堂学生勾结起事”；“据绍兴府贵守禀称，大通学通系逆匪徐锡麟所办，查阅江督、皖抚电抄徐匪供词，情节略同，当饬贵守星夜来杭，面商一切，并派常备军两队赴绍，会同贵守查办”；“又据绍郡绅士密禀：大通体育会女教员匪党秋瑾、吕鸿懋、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左右起事”；“竺实党首，闻已纠集嵊县万余人来郡，乘机起事”；“贵守于初四日傍晚率领军队，前往大通学堂及嵊县公局搜查”；“该匪党胆敢开枪拒捕，兵队即开枪还击，毙匪数名，并获秋瑾及余匪十余人”；“起出后膛枪三十支、子弹数千粒”；“讯据秋瑾供认不讳，并查有亲笔悖逆字据，匪党程毅亦供出秋瑾为首，余俱胁从”等逐一严词驳斥，从而公开宣言：“无一证可以成立，即无一人可以成罪。夫大通学堂之枪，既奉官奏有案，即不得为私藏军火；学生并不开枪拒捕，即不得为匪党。而两生之枪毙者为冤死，十余人之受伤拘禁且受刑拷讯者为冤狱。秋瑾既不开枪，又无证据、无口供，以提倡女学之人，而死蒙恶名，身遭惨戮，冤莫大焉。”陶浚宣原为清政府同一营垒中人，在清廷大开杀戒的腹风血雨之中，敢于仗义执言，抨击张曾启、贵福的“草菅人命”、“破坏立宪”，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充分反映了他对秋瑾等革命党人乃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同情和支持（陶成章之长孙陶永铭先生说他亦系光复会会员），充分显示了他的勇气和胆量，充分表现了他的正义感和大无畏精神。同样，陶浚宣生前“甚义（陶成章）烈士之所为”，陶成章也十分感念他的“栽培惠顾之恩”，在写给他的信函中表示“当俟日后学生稍有进步，再为效力。”陶成章被暗杀后，绍兴人民认为他“为奔走革命而死”，“煌煌青史又足以垂其不朽”，遂在陶浚宣醵资所筑的东湖辟“陶公祠”（陶社）。从陶浚宣对秋瑾、陶成章等革命党人所持的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中晚年已脱离清政府营垒，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乡贤。

㈦ 彭光涵的人物生平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九十一岁时的彭光涵自称“一辈子都在做侨务工作。”他1935年在马来亚参加领导各界华侨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回国后继续从事相关工作 。1950年，彭光涵在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担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1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成立，彭光涵担任秘书长职务，后升任副主任兼秘书长。1984年，彭光涵卸任后，担任中国侨联顾问。彭光涵同志，因病于2012年5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1935年3月在马来亚参加革命活动，同年6月参加共青团。
1937年1月在新加坡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曾任马共新加坡特别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38年冬，滇缅公路运输急需汽车司机，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电请“南侨总会”代募汽车司机、技工，回国参加抗战运输。
1939年初，在“南侨总会”的积极号召下，各地侨胞踊跃应募，数月即募集三千多人，分九批先后回国，彭光涵的六哥彭海涌就是南侨机工的第九批回国人员。
1940年6月回国并转为中共党员后，到太行抗大总校学习。
1942年，到延安中央海外工委干训班、延安外国语学校学习。
1945年10月后在冀热辽分局救济分会工作。
1947年7月，赴朝鲜任华侨联合会宣传部长。
1948年4月，回国任哈尔滨市南岗区区长。 1949年，选调到中央统战部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会议筹备工作。
1949年11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侨委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党组成员、一司司长。
1959年，被错划为“右倾”下放劳动。
1960年后，任中侨委驻广州办事处副处长、农场司副司长，广东省外办、侨办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彭光涵参与了建国初很多侨务政策的制定。他说，当时主要围绕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侨区的华侨汇款问题，二是对国外华侨的政策问题。“当时很多人对华侨汇款问题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从国外寄钱回来？能不能收？”彭光涵说，华侨汇款回来养家，牵涉到当时上千万归侨侨眷的生活。时任中国政府总理的周恩来指出，“用我的名义保护侨汇政策，侨汇是合法收入，不允许侵占”。 1977年8月，筹组国务院侨办，后任国侨办党组成员、秘书长、副主任，全国侨联顾问。彭光涵是政协第五届、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7年秋，彭光涵去探望老领导廖承志，廖对他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小平同志指示我们要尽快恢复侨务机构，先把‘庙’建立起来。”彭光涵的记忆中，邓小平在1977年前后，每年都接待大量的海外华侨华人。邓小平肯定了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并指出过去中央制定的侨务政策是正确的，要继续贯彻。
在邓小平正确的侨务政策指引下，

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引进的外资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来自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的投资。因为有很多亲属在国外，彭光涵对华侨华人的现状很了解。他说，华侨华人帮助当地人发展工业、办学校、办医院，在这一点上，华侨华人的民族特性和道德观念起了很大作用。华侨华人事实上已经是“当地人”了。
1984年7月离休。
1984年至今二十多年，彭光涵老人始终“离而不休”，年过九旬的他与海外华侨华人及国内侨界交流依然频繁。2009年国庆前夕彭老还将参加庆祝中国政协成立六十周年及侨宴等活动。
在彭光涵的经历中，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是，他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秘书，参与了这些方案的拟订。

㈧ 杨吾扬的人物生平

杨吾扬先生坚持地理学的统一性, 对地理学的理论化提出了独到的、具有重要影响的见解，理论地理研究硕果累累。早在1956年，杨吾扬先生就在当时的学术性月刊《新建设》上撰文，坚持地理学的综合统一性。他认为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共同研究人类所居住的地球, 这是地理学作为一门统一学科的基础；区域性是地理学的特性；虽然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且地理学内部学科还在分化，但都不能改变地理学的综合统一性；社会生活与生产上的需要是促使自然地理学与政治经济地理学综合到一起的根本原因；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结合，能够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如中国公路自然区划、风向在城市规划与工业布局中的应用、中国经济区划等，不仅充分地体现出了他的这些学术思想，而且对学科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杨吾扬先生主张地理学的核心问题是人地关系。1950年代末，他同江美球教授合著了“地理学与人地关系”，因故25年后在地理学报发表，但仍为解放后系统论述该问题的开创性论著之一。他们认为，地理学的对象是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地理环境。人类出现以后的地理环境可概括为三：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对应于这三个环境，地理学已形成了三个基本分支：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地理学。地理学领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与环境的矛盾，贯穿于其中的一条理论红线是人地关系。贯穿着旧人地观的古典地理学，采用形态描述法，只能起到宣传地理知识，扩大人们眼界的作用。贯穿着新人地观的现代地理学，不仅广泛采用综合因素地域分析法，还大量引入数学模型、数理统计方法和遥感、计算机等技术手段，开始了推理逻辑化，体系严密化，理论模式化，使地理学成为一门能解决众多实际问题的现代科学。1980年代末，他同林超先生合撰的《大网络全书·地理卷》中关于“地理学”的论述，全面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观点。
1970年代末以后，杨吾扬先生在国内外进行了中外地理学的对比研究，提倡地理学的理论化和数量化。他担任地理学会数量专业组组长达10年，强调学科内容上的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方法上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向上的理论与应用相结合，为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定量化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杨吾扬先生率先于1980年代在北大开设了“理论地理学”和“地理学思想史”两门研究生新课，至退休已有16个轮回。1982年后，他与侯仁之先生同为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学术带头人。为加强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建设，他集中了两年多的时间，撰写了《高等经济地理学》一书，于199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地总结了至1990年代中期，中外经济地理学的经典及最新发展，以完整的、简洁的模式加以阐述，是一部高深的经济地理学著作。杨先生通晓中、西、前苏联的地理学发展史和思想史，他的“地理学思想简史”是我国全面论述中、西、前苏联地理学思想发展史的一本力作；他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K. Webb教授从地理环境的差异、社会经济刺激因素、科学和哲学思想背景的差异、地理大发现等诸多方面对古代、近代中西地理学思想的差异进行了深入探讨。地理学思想史专家G. Martin称他是“在中国研究地理学思想史的领导学者”。
杨吾扬教授是我国交通运输地理学科和课程的组建人，并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杨吾扬先生率先将线性规划方法引进交通运输的地理研究，提出了关于吸引范围、腹地的系统性的理论，还参照国外学者关于货物销售地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产销区划的经济指标和模式。他证明了同种但效用不等的生产基地间，低效用基地产销区位于高效用基地产销区之中，呈阿波罗圆分布。该论文发表两年后，日本人文地理和区位论权威西村睦男的论文“势力圈の设定”才在日文刊物《人文地理》第17卷发表。由于产销区划是以销定产，符合市场竞争的法则，因而与F. Fetter和T. Palander的市场区划分模式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这项成果发展了空间市场理论。杨先生的另一创新是制订了运量与各种吸引范围的对应表，亦属国内外首创。它简洁地展示了直接吸引范围、间接吸引范围和联合吸引范围所对应的干线站港地方货运量、干线站直通货运量、干线站通过货运量和干线站货运总量，从而成为综合运输定量计算的基本框架。
杨吾扬先生与北京大学师生在1970年代邯郸等城市规划中，解决了当时普遍存在的铁路枢纽同城市发展的矛盾；邯郸规划是我国铁道部技术鉴定委员会通过的我国第一个非铁道部系统设计的“路外方案”；开辟经济地理学从事城市规划的新方向。
杨吾扬先生的另一突出贡献是“中国公路自然区划”。1970和1980年代，杨吾扬教授和陈传康教授等应交通部规划院邀请，共同商定全国公路自然区划，他们以地带性、非地带性为理论基础，结合构造、水热、土质、地貌、工程病害等综合标志，划分了37个大区、52个二级区，并以72种自然地域类型为三级区。该方案在通过部级鉴定后，订入《公路柔性路面设计规范》试用，经10余年应用成功，1987年交通部又颁发了《公路自然区划标准》。这项工作是地理学科研成果正式进入我国政府法规的首例，获国家教委1989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
《交通运输地理学》的出版是杨先生在交通运输地理学领域研究的结晶。在多年教学和科研实践的基础上，以他为主，组织了北京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几位同行编写了我国第一本交通方面的系统地理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在1986 年出版。与同时代欧、美、日等国类似著作相比，此书具有中国特色且在定量方面更为丰富。

㈨ 鲍君甫的人物生平

鲍君甫，别名杨登瀛，广东珠海人，1901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精通日语。1919年回国后在上海发展。五卅运动中，他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两人是同乡，渐成莫逆。
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增设采访股，组织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有意拉拢青帮力量，即指派时任调查科主任的张道藩动员杨剑虹担任采访股总干事（股长），杨剑虹上任后便拉鲍君甫入伙。然而鲍君甫入伙却不来南京，还打着调查科的旗号周旋于上海的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市党部、市法院及租界巡捕房、日领馆和青帮等各种势力之间。1930年，调查科扩大活动范围，为广集情报，先后向上海、武汉和开封派出特派员，并配有随员和电台。此时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争斗自杀身亡。又因鲍在上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遂被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有了名头的鲍君甫在上海滩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逐渐成为上海滩上摆得平、玩得转的名人。
自杨剑虹自杀后，痛失“师长”的鲍君甫遂改名为杨登瀛，至于为何改名还要换姓，可能是为了纪念这位有知遇之恩的“师长”吧，这也说明杨登瀛是一个极重感情、极重江湖义气的人。公共租界巡捕房头目兰普逊在与其打过多次交道以后，深知杨的能量和与各方面的关系，公开宣称“国民党方面，我只认杨登瀛说话”，以拉近与杨登瀛的关系，可见杨在上海滩的影响力。杨登瀛取得调查科驻沪特派员名义后，搬进北四川路的一幢洋房。有人事后了解到共产党还送了一辆小汽车给他。徐恩曾到上海时就喜欢住在他家里。杨登瀛非常神奇，每次搜查共产党“窝点”时，都能查到一些“情报”，还能够将中共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甚至逐期将中共中央发给各省委的《通告》送到调查科，这些《通告》都是中央下达的一些工作方针、政策或对形势的分析，而不是对某一项工作的具体指示。但这足以引起徐恩曾的重视，每次必抄报陈立夫和蒋介石，并深得他们的信任和赏识。
不仅如此，杨登瀛还能弄到一些托派刊物送到调查科。杨每次怀揣情报“硕果”到南京来，徐恩曾都要指派总干事张冲、特务组长顾建中殷勤招待，请杨到安乐酒家、世界饭店等高档大饭馆吃饭。家父张国栋1928年5月进入调查科，与其同事4年。据家父晚年回忆，他曾多次应张冲和顾建中的邀请作陪，在与杨登瀛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间，杨常常是滔滔不绝，喜形于色。 早在鲍君甫尚未改名、混迹上海滩时，曾结识了一位名叫陈养山的至交。杨剑虹拉其入伙时，他征求陈养山的意见。这位陈养山表面上是混迹江湖之人，但实际上却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属于江苏省委领导。陈养山将此情况汇报后，中共江苏省委便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明有这个关系，可兹利用。不久，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化名王庸）找陈养山谈话，了解具体情况。在向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汇报后，周认为：鲍君甫在政治上虽不甚可靠，但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确实需要这样的“内线”，并决定留住这条“内线”，必要时，由陈赓单线联系并掌控。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悄然而至，开会人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已冲入房内，将包括彭湃在内的开会人员全部逮捕。敌人“登楼捕人如预知的一样”，中央断定：党内一定出了叛徒。
叛徒是谁呢？为此陈赓找到杨登瀛，经其一番“打听”，原来是一个名叫白鑫的中央军委秘书，早在一个月前就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白鑫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了，因此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再次与杨登瀛联系。杨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全体出动，隐蔽在转送的必经之地——枫林桥畔。遗憾的是敌人提前解押转送，中央特科的武装劫车功败垂成。
为了尽快除掉叛徒，陈赓继续与杨登瀛接洽。杨告诉陈赓：“白鑫就像不敢见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有一群保镖护着。南京方面已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获此消息的陈赓率领特科立即行动。
那天下午，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用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接着白鑫被众保镖簇拥着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特科队员突然神兵天降。一直就在惊疑恐惧之中的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拔出手枪试图反抗，但机警勇猛的特科队员很快就将其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号门前。 自从中共叛徒白鑫被铲除以后，中共认为杨登瀛（鲍君甫）“告密”的情报不仅重要而且准确，为了更快、更安全、更方便的与杨登瀛取得联系，中央特科先后增派了连德生（曾赴苏联接受过特工培训）和一个化名安娥（女，真名张红惠，又名张式沅，后成为田汉夫人）的地下党员与他单线联系。
上世纪50年代初，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为鲍君甫出具过的一份证明中称：“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我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也于1952年出具过一份证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的负责同志……”从当年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杨提供的情报是多么的及时和准确。
1928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共产党地下机关正在某处开会议事，上海警备司令部立即会同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领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那天杨登瀛在巡捕房办事，便随同前往，亲眼目睹7名共产党人被捕。事后杨“告密”陈赓，叛徒戴冰石被及时清除。
又一次，中共叛徒顾某正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回报问题。杨登瀛获此情报后立即“告密”陈赓，叛徒顾某立即命归西天。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陈慰年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为杨登瀛获悉，他先用两根金条稳住陈慰年，随后“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惩处。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被捕，杨登瀛向巡捕房谎称任是自己的手下，后来说项成功，仅一个月时间，任弼时就走出监狱。
1930年，从苏联回国的中共叛徒黄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苏区任职，他竟致函蒋介石，表示要“归顺党国”，并企图以出卖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见面的时间、地点为筹码，提高自己的身价。杨登瀛获此信息后及时“告密”特科，黄弟洪被清除。
同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杨登瀛前往协助会审，杨立即“告密”特科，会商后派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以杨所请专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叛变行为后，由特科领导的“红队”将其惩办。
1931年，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还有不少机密文件。因巡捕头目兰普逊不识中文，便找到杨登瀛，杨遂“告密”特科，陈赓提议由杨介绍前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扮成“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借机将其中的机密文件换出，由此巡捕房失去关向应的“罪证”。几个月后，杨登瀛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后，中央安排关向应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兼红三军政委。
一个与共产党毫不相干的人，只因受了共产党的恩惠，就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向共产党“告密”，除了说明他重感情、重江湖义气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颗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的心。如果没有杨登瀛将情报及时送出，如果让叛徒们的阴谋得逞，那么，共产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将会被严重破坏！所涉及的领导人就会惨遭杀害！那么，中共的历史就有可能被改写！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这个大叛徒由于工作关系，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当然也知道杨登瀛向中共“密告”的情况。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从武汉发出后，首先由中共潜伏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身边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截获，钱立即转报中央，千钧一发之际，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平安脱险，只有极少数机关遭到破坏。杨登瀛虽不是共产党人，但陈赓还是找到杨登瀛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杨登瀛却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杨不相信顾顺章能斗得过张道藩。陈赓说：“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就在这天早晨，徐恩曾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天下午，杨登瀛作为一名“告密者”同样遭到逮捕。
该案中钱壮飞的出现，使得调查科彻底破坏中共中央的企图化为泡影，但对于陈立夫、徐恩曾来说，中共“间谍”就隐藏在自己身边，还担任要职，真是奇耻大辱！顿足捶胸之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隐瞒”措施，正在焦头烂额之时，又被捅出一个通共“告密”者，而这个通共“告密”者杨登瀛还是缘起陈果夫、陈立夫笼络青帮并由张道藩引进的“人才”。大叛徒顾顺章早已将杨的“罪行”和盘托出，这对陈立夫、张道藩、徐恩曾等人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商议之后，张道藩以“情报贩子”“曾经有功”亲自出面保释，徐恩曾一路绿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半年多后杨登瀛被宽释，为了表示痛改前非，杨登瀛改回原名鲍君甫。从此鲍君甫牢记张道藩、徐恩曾的“教诲”，“老实做人”，徐恩曾给他安排了一个首都反省院副院长的职位。但徐恩曾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从此鲍君甫风光不再。
七七抗战爆发，特工总部（由调查科发展而来）西迁，重获“自由”的鲍君甫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时，鲍君甫已非常潦倒，靠摆烟摊维持生活。 1951年“镇反”高潮过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鲍君甫认为自已曾为共产党做过事，没有去登记。结果期限一到，鲍君甫立即被逮捕。审讯时，鲍君甫讲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陈赓和陈养山的证明以后，南京市人民法院对鲍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君甫去北京，鲍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见面之后，他们“希望给鲍一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从此市公安局每月给鲍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费。
回南京之后，鲍君甫于4月22日给安娥寄去一信。现摘录如下：“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与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不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回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鲍君甫先后育有2子4女，长子早逝，次子国良；长女琼音，次女雪波，三女小萍，小女美云。由于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的关照，鲍君甫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一年冬天，实在冷得不行，鲍君甫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仅倾囊相助，还不时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谊令鲍君甫一家感动不已。至1963年他们之间还时断时续地有着信件来往，但到了这年的下半年，田汉不幸惨遭迫害，鲍君甫与安娥的通信中断。
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了鲍家，鲍君甫被几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带往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家。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淫威下，鲍君甫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表现出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
1970年（一说为1969年）冬天，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1976年1月，当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候，周恩来已进入弥留期间。一日，他将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罗青长伏在周恩来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
据说，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然后周恩来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