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桥宣传

㈠ 浐灞生态区灞桥辖区整村征地拆迁安置实施办法

西安铲灞生态园附近的村庄也要整体拆迁了，目前村民还没有见到正式的拆迁去文件《浐灞生态区灞桥辖区整村拆迁安置方案》，可文件早就下发了。这是为什么呢？农民祖祖辈辈生存的村庄，土地将被征收。为什么不宣传拆迁方案呢？听说每个农民户口给35平方米房屋，补偿12万。如果不要12 万可获得30平方米的房屋面积。其余的房屋的面积不按楼层，只给每平方米500多元的补偿。如果是真的，这简直是太过分了吧。12万=30平方米 每平方米4千元 。而其余的面积拆迁只补偿500多元。中间的差价3000元多，这不是太悬殊了吗？农民的利益谁来维护？国家的政策一定是为民众照相的，那利益，房屋差价被谁获得呢？开发商？区镇领导?村干部吗？恳请有正义感的记者们多多关注事实的进展。

㈡ “骑驴灞桥过”or“骑驴把桥过”

曲：黄自 | 词：刘雪庵 |

* 雪霁天睛朗 腊梅处处香
骑驴灞桥过 铃儿响叮当
响叮当 响叮当 响叮当
好花采得瓶供养 伴我书声琴韵
共度好时光

创作者资料及背景

黄自

中国近现代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黄自，字今吾，于1904年3月23日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父母是教育家，其父黄洪培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堂兄。黄自周岁即能背诵民歌，3岁便会唱沈心工的歌曲。读小学时成绩优异，为全班之冠。12岁时入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学习，并参加学校鼓笛队演奏单簧管，在合唱队中唱男高音声部。其后，向何林一女士学习钢琴，向王文显女士（清华教师）学和声与作曲。1923年，黄自在学校音乐会上担任钢琴独奏，演奏了帕德列夫斯基的《古代风格的小步舞曲》和夏米纳德的《林中仙女》。1924年，黄自以公费赴美深造。因出国进修无音乐名额，黄自只好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攻读心理学，两年后毕业于该院，并获得文学士学位。因黄自品德兼优，而被选为于1776年成立的美国优秀大学生的全国性荣誉组织——法·培德·嘉派学会（Phi Beta Kappa）的会员，并入欧柏林音乐学院攻读音乐理论作曲。两年后，转入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学习，于1929年毕业，获得音乐学士学位。黄自的毕业作品交响序曲《怀旧》，于同年5月31日，由黄自的导师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作曲家、指挥家大卫·斯坦利·史密斯（David Stanley Smith，1877~1949）指挥该院学生乐队与新港交响乐队，在康州新港坞西音乐厅联合首演。《怀旧》是我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也是外国乐团演出的第一部中国作品。《新港晚报》刊文称赞《怀旧》是音乐会中“唯一能自始至终给人以享受的乐曲。是管弦乐曲中的佼佼者……表现出最佳配器的手法”。黄自因此获得一笔英国奖金，赴欧洲英、法、荷、德、意等国考察后回国。

1929年6月，黄自回到上海。先在沪江大学任教。翌年，应上海音专校长萧友梅博士之聘请，任该校教授兼教务主任。除教授理论作曲的全部专业课程——和声、曲式、对位、赋格、乐器法、配器法及自由作曲外，还要教授音乐史及“领略法”（即音乐欣赏）两门共同必修课。黄自在担负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和行政工作之余，从事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的著述。
1930年11月23日晚，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由意大利音乐家马利奥·帕契（Mario
Paci，1878—1946）指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一支全部由外国人组成的乐队）演奏了黄自的交响序曲《怀旧》。此举令中国音乐家深感自豪，并大大地激励了中国音乐家创作新音乐的热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自与音专师生组织“抗日救国会”，赴浦东等地宣传抗日并为东北义勇军募捐。黄自作词谱曲创作了我国最早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作品《抗敌歌》（后由韦瀚章填写了第二段歌词）。音乐雄壮有力，充满“大众合力将国保”的爱国主义激情。同年11月9日，《抗敌歌》由音专学生在广播电台首次播唱，并由胜利公司灌成唱片。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袭击上海闸北，爱国将领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率全体将士奋勇反击。同年4月24日黄自为何香凝词《赠前敌将士》谱曲，献给十九路军将士。不久，黄自又创作了四部混声合唱《旗正飘飘》（韦瀚章词），于10月8日由音专学生在广播电台首次播唱，并录制成唱片（胜利54594—B），还被当年大长城影片公司的有声故事片《还我山河》采用为插曲。《旗正飘飘》成为抗战前后音乐会中的保留曲目。

1933年3月底，黄自率领音专师生在杭州举行了两场“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并亲自主持报幕，音乐会以《抗敌歌》、《旗正飘飘》为压轴曲目。上海《中华日报》的评论写道：“悲壮激抑，闻者奋起。鼓舞敌忾，可谓名副其实矣。”黄自创作的爱国歌曲还有《民谣》、《切记分明》、《九一八》、《军歌》、《学生国货年歌》、《睡狮》和《北望》等。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后，黄自作《热血歌》（吴宗海词），发出了“四万万同胞啊，洒着你的热血去除强暴”，“拼着你的热血去争光荣”的呼声。黄自曾满怀激情地说：“现在我写抗敌歌曲，希望不久再能写庆祝抗战胜利的歌曲。”不幸的是，《热血歌》竟成其绝唱。翌年，爱国抗战歌咏活动的倡导者黄自英年早逝，未能亲眼看到抗战的胜利。而从《抗敌歌》到《热血歌》却生动地体现了爱国主义音乐家黄自的创作与祖国、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休戚与共、息息相关。
1933年11月，在音专学生音乐会上首演了黄自于1932~1933年间创作的清唱剧《长恨歌》（韦瀚章词）中的七个乐章：一、《仙乐飘飘处处闻》，二、《七月七日长生殿》，三、《渔阳鼙鼓动地来》、五、《六军不发无奈何》，六、《婉转蛾眉马前死》，八、《山在虚无缥缈间》，十、《此恨绵绵无绝期》。尽管其余三个乐章尚未谱曲，但已完成的上述七个乐章，基本上概括了白居易原诗的主要情节，在艺术上已相当完整。《长恨歌》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清唱剧，作品既讽刺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不抵抗主义，如“舞袖正翻翻……哪管它社稷残。只爱美人醇酒，不爱江山。”亦将宫闱艳史美化为爱情悲剧。该作品的部分乐章在黄自生前曾出版过乐谱及唱片。1943年5月，重庆的中国音乐研究会为纪念黄自逝世五周年，在《音乐月刊》二卷一期上首次出版了“黄自遗作——《长恨歌》专号”。1957年，上海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黄自的《长恨歌》。
1972年，在香港定居的韦瀚章为纪念《长恨歌》创作40周年，应黄自的弟子林声翕之约，重写了其余三章的歌词：四、《惊破霓裳羽衣曲》（男声朗诵），七、《夜雨闻铃肠断声》（混声合唱），九、《西宫南内多秋草》（男声朗诵），并由林氏谱曲。同年5月，《长恨歌》全曲十章由台湾四海出版社出版，并在台北纪念黄自逝世34周年的音乐会上首演。由作曲家罗伟伦改编的民乐配器版本和作曲家黄安伦改编的管弦乐配器版本，分别在香港和加拿大先后上演。
1935年10月，黄自为进步影片《都市风光》创作了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由帕契指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录制成唱片。上海交响乐团至今还保存着当年演出《都市风光幻想曲》片头音乐的海报。这是中国作曲家首次为影片谱写的片头音乐，堪称中国电影音乐的里程碑。

黄自从事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社会活动提倡普及与提高并重。
1933年，黄自在《拟初中音乐教科书纲要》中提倡采用五线谱教学视唱、乐理与初级和声。同年6月，黄自与应尚能、韦瀚章、张玉珍合编《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至1935年10月共出版六册。黄自共撰文54篇；还创作了全书69首歌曲中的28首。其中包括《花非花》、《踏雪寻梅》等佳作。
黄自既创作了如《思乡》、《玫瑰三愿》等风格清新的艺术歌曲外，还谱写了不少优秀的儿歌和校歌。
1934年，黄自与萧友梅、韦瀚章以“音乐艺文社”名义合编《音乐杂志》。每周五在电台播放的《音乐欣赏》特别节目中担任主讲，并将其所撰之讲稿于前一天在《新夜报》的《音乐专刊》（后改为《音乐周刊》）上发表。为此，黄自与贺绿汀、向隅、刘雪庵等成立了“音乐教育播音委员会”。此外，1935年4月，黄自还为汉口电台撰写过音乐常识广播稿。
1935年11月1日，黄自发起创办第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上海管弦乐团。由黄自、谭小麟任正副团长，吴伯超、李惟宁任正副指挥。此乃中国交响乐表演艺术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页。
黄自当年发表的论著诸如《中国音乐之起源》、《尧、舜、夏、商时之音乐》、《周朝音乐发达概况》、《汉代音乐之变化》、《六朝时音乐之没落与转变》、《唐朝音乐之盛况》、《宋元时代之剧乐》、《明清两朝音乐概况》、《近世音乐之趋向》和《西洋音乐史分期法》、《古代音乐》、《中古音乐》、《近代音乐》、《主调音乐》、《复调音乐》等文章，生动地体现了音乐理论家黄自学贯中西的学术修养。旁征博引，见解精辟。
黄自在《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1934）一文中提倡创作“民族化的新音乐”。
黄自身体力行，在不断地探索过程中，改变其早期作品音乐语言较欧化的倾向，创作了如《山在虚无缥缈间》以及为电影《天论》（1935）谱写的主题歌《天伦歌》（乐队使用了笛、笙、二胡、琵琶和锣）等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
黄自教导培养出众多的中国杰出音乐人才，如贺绿汀、刘雪庵、陈田鹤、丁善德、谭小麟、江定仙、夏之秋、钱仁康、张定和、向隅、邓尔敬、林声翕、张昊、戴粹伦等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一批代表人物，均出自黄自的门下。黄自被誉为“中国近代作曲界第一位导师”是当之无愧的。而贺绿汀比黄自年长一岁，刘雪庵仅比黄自年幼一岁，可见黄自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号召力感人至深。正如人民音乐家贺绿汀所言：“黄自比我小一岁，可是他是我的老师。他是第一个系统、全面地向国内学子传授欧美近代专业作曲技术理论，并且有着建立中国民族乐派的抱负的音乐教育家。没有黄自先生教导，我在音乐创作上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这一点是所有受过他的教导老一辈音乐工作者都有深切体会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黄自辞去教务主任之职务，集中精力从事教学和编写《音乐史》及《和声学》两部论著。
1938年5月9日，黄自因患伤寒病逝于上海红十字会医院。临终前，他对夫人汪颐年女士说：“你快去请医生，我不能就此死去，还有半部音乐史没有写完呢！”然而天年不遂，一代宗师溘然谢世。
在哀悼黄自的追思会中，由张昊作词、陈田鹤作曲的《悼今吾宗师》（合唱与管弦乐）表达了弟子们对恩师的衷心哀悼：“先生此去何匆匆，抛下了半篇残著，无数新声犹待谱，满腔曲调埋终古。”不由令人想起诗人格里尔帕泽为舒伯特写的墓志铭：“这里埋葬了丰富的宝藏，还有更美好的希望。”
历史上有些名人像流星的光芒一样很快就消失了，而黄自大师则不然。他杰出的艺术成就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却越来越为世人所推崇。
1992年，黄自的歌曲《思乡》（韦瀚章词）、合唱《抗敌歌》、《长恨歌》（清唱剧）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1995年6月1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黄自塑像揭幕式。1997年9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黄自遗作集》，凡三卷：器乐作品分册、声乐作品分册及文论分册。2004年3月23日，上海音乐学院隆重举行纪念黄自100周年诞辰系列活动，包括黄自塑像的揭幕典礼，黄自作品音乐会和研讨会。在首都北京和海内外，也纷纷举办了各种纪念黄自100周年诞辰的活动。黄自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杰出贡献，正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并获得普遍的承认。
今年9月24日，厦门爱乐乐团举办“纪念黄自诞辰——德沃夏克逝世100周年音乐会”，由笔者指挥演出了黄自的《都市风光幻想曲》和交响序曲《怀旧》；9月30日，在兰州金城大剧院举行“缅怀音乐大师黄自诞辰100周年、格林卡诞辰200周年纪念音乐会”，由笔者指挥兰州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出了黄自的《抗敌歌》、《旗正飘飘》、《山在虚无缥缈间》等合唱作品和上述两首管弦乐曲，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音乐会前还举办了座谈会，黄自的女儿黄祖庚教授和女婿涂祖孝教授出席了座谈会和音乐会。纪念活动在甘肃省音乐界、文艺界及广大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对我国近现代著名爱国主义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黄自的杰出贡献深为敬佩。

音乐家刘雪庵

刘雪庵，1905年出生在铜梁巴川镇东门盐店一个绅士家庭。他自幼失去父母，在同父异母兄长的私塾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兼习昆曲。他聪明好学，先后考入铜梁县立中学、成都私立美术专科学校。1929年，刘雪庵去上海，求学于陈望道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受教于欧阳予倩、洪深等文艺名流。次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从师肖友梅、黄自学理论作曲，从俄籍教师吕维钿夫人学钢琴，从朱英学琵琶，从吴伯超学指挥，从龙榆生学中国韵文及诗词，从李维宁学赋律和自由作曲。真可谓“学贯中西，习通古今”，一颗音乐巨星冉冉升起。
在校求艺期间，刘雪庵便开始了音乐创作。他的早期作品主要为抒情乐曲，其中《踏雪寻梅》、《飘零的落花》、《菊花黄》、《枫桥夜泊》、《红豆词》等乐曲典雅高洁，温柔敦厚，艺术韵味浓郁，深为当时的文化人所喜爱。另一类抒情乐曲则借鉴古乐府的通俗易懂，如《早行乐》、《采莲谣》、《布谷》、《淮南民谣》等乐曲婉转动听，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民间广为传唱，并飘洋过海，惊动异城，当时的东京、巴黎、纽约等大都市的出版界和音乐界也为刘雪庵作品的出版的演唱繁忙过，兴奋过。

㈢ 灞桥区的文化艺术

6000年前，半坡先民绘制的鱼纹彩陶、书写的113个刻划符号（最早的汉字）、创制的乐器陶埙等充分说明灞川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先秦开始，不断有文人墨客吟诗作赋歌咏灞桥。出土的秦汉碑碣墓志、瓦当、印玺上的刻文是早期的书法艺术，唐朝时，灞桥境内的长乐坊是当时宫廷最大的教坊之一。清末民初流传在民间的社火、锣鼓，至今仍在逢年过节演出，深受群众欢迎。民国时期，程西铮的新文化思想和《革命诗选》是境内早期的作品。民间故事、传说轶事、歌谣在区境内世代相传，经久不衰。
建国后，随着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区境内文化事业逐渐兴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景象。区、乡、村成立文化馆、站、室三级文化网；工厂、企业单位成立文化宫、俱乐部。举办锣鼓大赛、民间社火表演、戏剧表演、文艺会演等活动，丰富和满足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截至2012年底，灞桥区达到国家三级馆标准公共图书馆1个，文化馆1个，文化站9个，社区（村）文化室152个，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区级支中心1个，共享工程文化站基层服务点4个，农家书屋234个。全区已有社会体育指导员502名，全民健身路径121套，晨（晚）练点58个，健身气功站点7个。 在6000多年前，半坡人已将陶甑这个结构既简单，然则使用方便，又非常科学的器物，通过蒸汽原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产于汉武帝年间（前140～87）用大麻和苎麻纤维制成的“灞桥纸”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纸。民国时期，灞桥境内生产落后，民不聊生，科技不兴。
建国后，1955～1956年底，灞桥区政府无科技职能部门，宣传部有1名干部兼管科技方面工作，农业局下设农科、农机、畜牧、林业4站，负责农业科技和普及工作。1965年郊区人民委员会设科技科，后更名为科技局、衬委、农业科技推广工作郊区总站，片上（灞桥系东片）设分站。1980年4月灞桥建区后，设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协与科委合署办公。1987年7月科协独立。农业除“4站”外，又相继成立种子站（1983年改为种子公司）、葡萄站、农经管理站、水产站、园艺站、蔬菜种子公司，多种经营办公室等。大的生产队设立试验站，水流东阳、红旗五星、三殿等试验站均承担省、市小麦、棉花、蔬菜栽培和育种区域化试验任务。至1984年，全区形成了“八站”、“二司”、“一办”全方位、多功能为农业生产服务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科技网络体系。
1981～1993年，共列重点科研推广项目151项，获区级以上成果奖53项。多种经营基本形成了葡萄、猕猴桃、渔业、蔬菜、奶牛、畜禽、小杂果等副食品基地，并具一定规模。尤其是葡萄基地出现15个专业村，3100个专业户，形成席王乡道北和新筑杏园村两个具有影响的鲜食葡萄辐射中心。全区至1993年底，共有专业技术人员3565人，其中高级职称90人，中级职称383人，初级职称2592人。科协下设19个专业协会，汇集各类科技人才。驻区科研单位5所。1988年区政府从驻区工厂、研究所为区、乡两级聘用12名科技副职、科技顾问，不仅为全区科技工作注入新的活力，而且为全区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2012年，灞桥区实施各类科技计划项目53项，其中区级科技计划项目40项，列入国家、省、市级各类科技计划13项。全年争取国家、省、市资金656万元。全年申请专利量317件，专利授权量212件。培育市、区科技示范户22户，下派科技特派员22人。选址、建设科普文化墙6处，共计675米，建设标准化科普画廊3个，共计30米，当年建成了12个农村科普宣传栏。社区科普大学完成课程60期，听讲近2400人次。科普之春宣传月共开展72项重点宣传活动参加活动的志愿者达2560余人，举办各类培训班29期，发放宣传资料12万份，接受现场义诊和咨询6500人，受教育的群众逾9万人。 建国后，1955年元月，灞桥区初建时有小学78所，在校学生13449人；中学1所。1958年，小学由78所发展到141所，在校学生31993人。新建中学10所，在校学生5994人。王村、小村庙小学还附设了初中班，有民办中学3所，农业中学5所，学生841人。全区城乡有幼儿园426所，入园儿童23210人。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劳动教育有所加强，但却忽视了学校以教学为中心这一教育规律。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全区中小学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恢复和建立了以教学为中心的正常教学秩序。至1965年，灞桥区有小学141所，在校学生63022人。有中学15所，在校学生13645人。有幼儿园20所，入园儿童6218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事业受到冲击，遭到了破坏。1970年盲目大办中学，许多小学纷纷设戴帽初中班，一些条件不足的初级中学也办成了完全高中，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逐渐恢复了生机。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和加强中小学领导班子，选拔一批优秀教师担任学校领导。为提高教师队伍质量，1982年11月～1983年夏，对全区民办教师进行整顿考核，并在全区教师中开展“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提高了教师的职业道德观念。为改善办学条件，发动广大群众集资修缮危漏房舍。据统计，1982年，社队群众集资98万元，国家投资28万元，共计126万元，修缮危漏校舍10960平方米，新建校舍2860平方米，添置5万余元的教学设备，为普及初等教育奠定基础。
1984年，中共灞桥区委、区政府提出了“中间突破、两头延伸”发展教育的指导思想（“中间突破”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两头延伸指发展职业教育、发展学前教育），促使灞桥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经过全区人民和广大教职工共同努力，灞桥区于1984年10月首先实现了“一无两有”（一无两有指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木制课桌凳）普及了初等教育。1985年春，改革了小学管理体制，实行了区、乡、村三级办学，区乡两级管理体制，人权、财权全部下放乡（镇）管理。
截至2012年，灞桥区共有各级各类基础教育和职业高中及幼儿园216所，在校学生83944人，教职工6568人。各类民办学校（机构）12所，在校学生8438人；民办幼儿园66所，在园儿童13088人。 灞桥区教育机构高等院校西安思源学院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西安海棠学院西安数字技术学院西安航空旅游学院西安外贸职工大学西安汽车科技学院空军工程大学（军事）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军事） 武警工程大学（军事） 中学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重点）西安市五环中学（重点）西安市东城第一中学（重点）庆华中学（重点）西安西港花园学校（中学部）西安市第47中学西安市第55中学西安市第56中学西安市第57中学西安市第62中学西安市第63中学西安市第64中学西安市第65中学西安市第77中学西安市第79中学西安市第80中学西安市第81中学鹿原中学西安市宇航中学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中学部、重点） 西安市19中学浐灞一中（陕西省重点援藏项目） 小学水流中心小学党家小学新筑中心小学杏元小学西安西港花园学校（小学部）古都希望中心小学惠王中心小学王村小学庆华小学宇航小学白鹿原中心小学狄寨小学西安市81中小学部三殿中心小学五星小学延河小学十里铺中心小学张黄坡小学席王中心小学东李小学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小学部）枣园小学纺织城小学东城一小东城二小五环小学六棉小学枣园小学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资料来源

㈣ 西安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中心（参照管理）和灞桥区区宣传部，公务员报名，希望知道的人帮忙分析下，感激！

呵呵当然是宣传部好了！

宣传部喉舌部门啊？属于行政单位，公务员！

财政局采购中心，只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没有行政部门好，况且宣传部晋升的速度和条件都比采购中心比例高！

㈤ 灞桥区方家村什么时候拆迁

何时拆迁？这个要根据当地政府的政策.
具体的拆迁时间要看你们的项目规划。
拆迁启动的时间要看各地具体的征收项目了，拆迁正式启动会有公告，也会有一些信号。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报市、县级人民政府。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并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30日。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
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做好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宣传、解释工作。

㈥ 西安市灞桥区东十里铺村什么时候拆迁

您好
我们在的西安市灞桥区东十里铺村拆迁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次说拆迁的时候很早了，我记得是三四年前就已经很多人说了，但是目前还没有消息，根据市政规划来看，这里拆迁还有一年以上的时间，估计2016年年底会有具体的消息说明吧！

㈦ 灞桥区的人口

距今6000年前，远古先民们就在半坡一带活动，繁衍生息。建国前，从清开始，人口呈增长趋势。据资料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咸宁县有231530人，其中灞桥域内12个仓，68409人。民国38年（1949）灞桥域内为136211人。建国后，随着生产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总量迅猛增加。1955年全区总人口为176640人，1993年总人口已达408932人。38年增加232292人，平均每年增加6112.9人，年平均增长率14.95‰。
建国初，生育无计划是人口增长快的原因之一。50～6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只限于一般号召，进行宏观上的宣传教育。1980年区政府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具体工作由计划生育办公室和卫生局负责。1982年全区共做各种节育手术20472例，相当于前3年的总和。1984年全区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而农村乡镇人口出现失控，自然增长率为12.51‰，比1983年回升1‰，比当年计划多出生3025人。区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各乡、镇狠抓落实。年底，全区育龄妇女采取各种措施50578人，节育率89.7%，少出生15625人。
1985～1993年，区委、区政府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采取措施。全区连续六年完成人口计划指标，1993年，灞桥区获“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单位”称号。
据《西安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灞桥区人口595124人。
2012年末常住人口60.16万人。户籍人口52.4万人，比上年增长1.5%，其中：男性25.9万人，占户籍人口的49.4%；非农业人口24.8万人，占户籍人口的47.3%。全年出生率10.74‰，死亡率6.09‰，人口自然增长率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