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国制药工业在国际上的地位
制药业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特性,已经决定了其必须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因为制药企业只有尽一切可能尽快在全球范围内占有最大的市场,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收回投入成本并开始赢利。但是,以往中国的制药企业大多习惯于小成本、低投入,在有限的范围内恶性竞争。可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制药也注定要在世界舞台上表杨一番了。
走向世界适逢其时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高级顾问俞视文为记者分析说,中国制药走国际化发展的道路,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机。
首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我保健意识的增强,全球药品的需求近年来呈现出持续增民的趋势。1991年全球的药品需求是2058亿美元,预计到2006 年,全球的药品需求将达到4006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保持在8%。
其次,当前及今后的一段时期,跨国制药公司在全球范围进行结构大调整,纷纷把原料药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或是直接向发展中国家购买原料药,这一趋势给中国制药业带来了机遇。中国的制药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扩大国产原料药的国际市场份额,并通过提升制剂工艺水平,在国际上确立中国不涉及专利的普通药品生产基地的地位。如果能达到这一目标,将大大提高我国在全世界制药产业链上的地位。
第三,我国是化学原料药的生产和出口大国,原料药的生产和出口有一定的基础。2000年出口22.5亿美元,在世界化学原料药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目前我国有60多种化学原料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新加坡中国医药保健品经销商会的林再钦会长认为,传统的中医药走向世界,现在也是不可错失的良机。由于化学药品导致的药源性疾病日益增加,而研制生化药品成本又太大,所以,人们日益希望用天然药物和绿色植物来治疗疾病和进行保健,目前全球草药的年销售额已达到160亿美元,并且将以10%-20%的速度递增。从北美、西欧等国家草药市场的兴起到“世界传统医药日”的确定,都表明一个有利于中药发扬光大的全球环境正日渐形成。中国作为中草药生产大国,目前却仅占世界植物药市场份额的3%,潜在发展能力非常巨大。加入WTO后,根据自由贸易协定,WTO各成员间的关税壁垒和人力限制将被逐步取消,中国中药可以凭借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价格优势进入各国市场参与公平竞争,这为中国中药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出口现状有喜有忧
俞观文认为,目前我国原料药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2002年,我国 24类原料药(扣除葡萄糖)出口11.5万吨,占总产量的 34.3%:出口金额165.2亿元,占销售收入的10.76%。今年上半年原料药出口7.7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8.53%。在我国生产的原料药中,青霉素(包括工业盐)和Vc,已经分别占到世界总产量的 60%和50%,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
此外,在一些原料药的生产中我国已拥有比较先进的制造工艺。例如Vc,我国的两步发酵工艺有成本、技术、环保等优势;地塞米松由于制造工艺先进,不仅把曾经占领国内市场的外国公司挤出中国市场,并且占有了50% 的亚洲市场;VE解决了三甲氢醌和异植物醇的配套,年产量已达12000吨;广济药业将基因工程菌技术用干VB2生产,成本大幅降低,一年出口600吨;我国用新工艺生产生物素,成本仅为世界先进水平的1/3;链霉素、VB12等产品我国也具有比较优势。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仅有利于行业的发展,敦促企业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还可以通过激烈的国际竞争,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例如中国的Vc生产企业,就是通过残酷的竞争,从20多家企业分散生产逐步集中到只有4 家技术先进的大企业生产。
俞观文认为,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首先,我国医药出口的结构不合理,目前仍以中、低档原料药为主,制剂不足药品出口额的 10%,出口药品的经济效益比较差;其次,我国药品出口大多是企业分散经营,不是统一对外,而且出口多数是通过中间商,市场不稳定,价格波动比较大;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国某些品种生产技术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这方面,印度已经成为我国原料药出口的主要竞争对手。
记者在一次中国中药国际化发展高层论坛上获悉,中药的国际化发展也有一些必须逾越的障碍:一方面,我国在中药种植、生产、有效成分测定、毒理药效检测、质量检测、包装贮存等方面尚缺乏统一的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药的出口;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中药知识产权的重视,中药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一些有价值的古方、验方、祖传秘方以及蒙药、藏药等特殊品种长期流落民间,有的甚至被外商低价买走。同时,一些外商还利用我国在知识产权管理上的缺陷,无偿侵占中药资源而赚取巨额利润。目前,日、韩两国抢占了国际中成药市场70%以上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向我国出口“洋中药”,我国中药进、出口已出现逆差;此外,由于传统的中药煎熬方法非常讲究,且对中药的疗效有较大的影响,西方人很难掌握其煎熬过程和火候,这对于中药国际化发展也极为不利。
积极应对扬长避短
俞视文认为,面对中国药品出口中遇到的问题,应制订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扬长避短,促进中国制药业的国际化进程。
首先,应调整出口药品结构,除了传统的产品外,要努力增加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原料药出口,提高制剂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由基本原料中间体向深加工发展。在提高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同时,还要降低成本,做好售后服务,要创造知名品牌。
其次,要重视国际标准,企业不仅要通过GMP认证,还要通过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 认证。环保壁垒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壁垒,ISO1400认证证书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 “绿色通行证”。
第三,在有条件的基础上,可绕过中间商,寻找大宗出口产品的直接用户。例如山东新华就与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建立了长期的供求关系。这样一来,新华出口的咖啡因有了稳定的市场和价格,可口可乐公司也有了质量可靠的原料供应商,对双方都有利。以后条件成熟了,还要力争走出去,在国外办贸易公司,直接了解国外市场的需求,以利于扩大药品出口。
第四,要重视环境保护,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战略。“转移生产”的品种往往数量大,需消耗较多的能源,并且有一定的污染。国内企业要通过科技革新,搞好清洁生产,尽力节约能源和资料。
第五,努力降低成本,抵消退税率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六,要重视人才培养。拥有一批懂技术、懂贸易、懂法律、外语熟练、熟悉WTO规则和相关国家药品和贸易规定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中国药品出口向高水平发展的保证。
对于中药国际化发展策略,参加中国中药国际化发展高层论坛的专家一致认为,一方面国内的中药企业要努力建设符合国际通行标准要求的生产基地,以保证药品安全有效和稳定;另一方面,要注意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防止文化遗产的流失。此外,中药企业还应大力推进中成药剂型改革,向具有三效(速效、长效、高效)、三小(毒性小、不良反应小、用量小)、三便(贮存方便、携带方便、服用方便)的现代化剂型发展。
B.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一、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
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保持快速增长,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为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进出口规模持续增长,贸易顺差继续增加
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延续了2002年以来快速增长的态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14221.2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3.2%,比“九五”期末的2000年增长了2倍。由于世界经济稳步增长、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年出口额7620亿美元,增长28.4%。随着宏观调控措施效果的逐步显现,国内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抑制,进口增速明显放缓,全年进口额6601.2亿美元,增长17.6%,增幅低于2004年18.4个百分点。虽然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不高,为7.2%,但顺差规模仍然达到1018.8亿美元,比2004年增加698亿美元。
(二)加工贸易增速继续保持强劲,一般贸易进口增速下滑
2005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6905.1亿美元,增长25.6%。其中,出口4164.8亿美元,增长27.0%;进口2740.3亿美元,增长23.6%。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达到52%,比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一般贸易进出口额5948.1亿美元,增长21%。其中,出口3150.9亿美元,增长29.3%,自2001年以来首次高于出口总体增幅;进口2797.2亿美元,增长12.7%,增幅比上年回落19.5个百分点。由于进口增长放缓,一般贸易在连续两年的逆差后,出现了353.7亿美元的顺差。
(三)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继续上升,外资企业进出口平稳增长
2005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2243.9亿美元,增长38.9%,占进出口总额的15.8%。其中出口1489.8亿美元,增长47.3%,占总出口的比重由上年的17%上升到19.6%;进口754.1亿美元,增长24.8%。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达到8317.2亿美元,增长25.4%,占进出口总额的58.5%。其中出口4442.1亿美元,增长31.2%,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57.1%提高到58.3%;进口3875.1亿美元,增长19.4%,增幅比上年回落20.6个百分点。
(四)进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回落
2005年,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快速增长,机电产品进出口额达7771.3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达4159.6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54.6%和29.2%,比2000年分别提高10.7和10.3个百分点。其中,机电产品出口4267.5亿美元,增长32%;进口3503.8亿美元,增长1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182.5亿美元,增长31.8%,进口1977.1亿美元,增长22.5%,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达到30%。通过采取禁止加工贸易、下调出口退税率、征收出口关税等措施,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抑制。其中,未锻轧铝出口量由上半年的增长21.5%转为下降21.7%;钢坯及粗锻件出口量增幅由上半年的2.6倍回落到16.7%;钢材出口量增幅由1.5倍回落到44.2%。中欧、中美分别达成纺织品贸易协议,改善了纺织品贸易环境,全年纺织品出口1150.1亿美元,增长20.9%。
(五)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全面增长,中日贸易增幅回落较大
2005年,中欧、中美贸易额双双突破2000亿美元,分别达到2173.1亿美元和2116.3亿美元,分别增长22.6%和24.8%。其中,对欧美出口分别增长34.1%和30.4%,自欧美进口分别增长5%和9.1%,对欧美贸易顺差分别达到701.2亿美元和1141.7亿美元。中日贸易额1844.1亿美元,仅增长9.9%,比2004年回落了15.8个百分点,与中欧、中美双边贸易的差距拉大。中国与俄罗斯、韩国、东盟等周边地区的贸易额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增幅分别达到37.1%、24.3%和23.1%。中国与非洲、拉美贸易发展迅速,中非贸易额增长34.9%,增幅居各大洲之首;中国与拉美贸易额增长26.1%,高于进出口总体增幅2.9个百分点。
二、2006年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运行情况
2006年一季度,我国对外贸易保持了快速发展的态势。进出口总额达到3713亿美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25.8%。进出口结构有所改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主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进一步下降。
(一)出口增速有所回落,进口增速有所回升
2006年一季度,我国出口额达到1973亿美元,同比增长26.6%,增幅回落8.3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24.4%,增幅回落17.9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出口增长27.3%,增幅回落2.3个百分点。进口额1740亿美元,增长24.8%,增幅回升12.6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贸易进口增长22.3%,回升18.5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口增长26.5%,回升4.5个百分点。
(二)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加快,“两高一资”产品出口进一步下降
2006年一季度,我国机电产品出口1145.8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92.7亿美元,分别增长34.2%和35.8%,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达58.1%和30%,同比提高3.3和2个百分点。集成电路、手持无线电话机、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出口均实现了较快增长。机电产品进口937.3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口537.3亿美元,分别增长30.8%和33.2%,分别加快21和12.8个百分点。汽车和飞机进口额分别增长1.1倍和2.1倍。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进一步下降,钢坯及粗锻件出口量下降68.6%,未锻轧铝下降23.9%,焦炭下降23.4%,煤下降16.4%,成品油下降6%。
(三)对日出口回落较大,自欧美日进口全面回升。
2006年一季度,中欧、中美、中日双边贸易额分别达到571.1亿美元、556.2亿美元和459.7亿美元,分别增长21.1%、27.6%和11.6%。中国对欧美出口稳定增长,增幅分别达到20.8%和29.5%;对日本出口仅增长9.2%,低于2005年同期13.6个百分点。中国自欧盟、日本进口分别增长21.5%和13.6%,增幅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18.1和9.6个百分点;中国自美国进口则由上年同期的下降2.1%转为增长21.8%。中国与韩国、东盟、台湾地区、俄罗斯等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增幅均超过20%,增幅分别为20.2%、25.7%、24.2%和29.4%。
(四)国有企业出口增速持续回落,外资和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
2006年一季度,我国有企业进出口920.4亿美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5.3%;其中出口增长8.4%,增速低于2005年同期13.6个百分点,低于2005年全年1.5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191.7亿美元,增长28.3%;其中出口增长30.5%,进口增长25.8%。民营企业进出口600.9亿美元,增长35%,其中出口增长37.9%,进口增长29.7%。
三、当前中国对外贸易运行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贸易平衡的压力较大
2006年一季度,尽管出口增速回落、进口增速回升,出口增速仍然高于进口增速1.8个百分点,贸易顺差达到233.1亿美元,同比增长41.4%。其中,对美国顺差达286亿美元,对欧盟顺差达181.5亿美元。由于外汇收支仍然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大幅增加,3月末已达8751亿美元,比2005年底增加562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产业转移所形成的“美欧消费、亚洲加工”的全球贸易格局,短期内迅速调整、实现贸易平衡的难度很大。
(二)主要经济体相继提高利率
2006年一季度,主要经济体相继提高利率,全球货币政策趋于收缩。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强劲,能源和其他商品价格上涨加大了通胀压力,3月28日,美联储连续第15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4.75%,并暗示会进一步加息。2006年3月2日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再次加息,欧元区主导利率由2.25%提高到2.5%。3月9日,日本银行宣布结束超宽松利率政策,引发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提高。主要经济体提高利率一方面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防止全球经济过热;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全球资金低成本时代即将结束,国际资本将出现向发达国家回流。美欧等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可能因利率提高而减弱,我国出口增幅可能回落。资金向发达国家回流也可能对我国吸收外资造成一定影响,从而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长远增长。
(三)国际市场石油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2006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曾一度趋稳,但最近受伊朗核计划和尼日利亚武装袭击等事件影响,国际油价再次大幅攀升,连创历史新高。据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发布的石油市场指标,2006年一季度,国际市场一篮子石油均价比2005年全年均价高出13.9%。从需求方来看,石油需求增长的势头仍将延续,据国际能源署最新预测,2006年世界石油需求将增长1.7%,高于2005年增幅,将加剧国际原油市场紧张状况。从供给方来看,目前世界石油供给已难以满足需求,OPEC数据表明,2006年一季度世界石油供给缺口为每天20万桶,地缘政治和突发事件的冲击可能进一步对市场造成重大影响。尼日利亚的动乱使其石油产量明显下降,伊朗核计划前景不明,这两国原油产量占OPEC总产量的20%左右,若尼日利亚局势和伊朗与美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则难免对世界石油供给形成大冲击。
由于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强劲,除石油外,其他资源性产品价格也继续上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显示,2006年一季度,非能源初级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4.4%,其中食物类商品价格指数上涨4.4%,工业投入品价格指数上涨22.2%。据世界银行对商品价格的统计,2006年一季度铝均价同比上涨27.5%,铜均价上涨51.2%,锌均价上涨70.5%。石油和其他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会加大我国企业进口和生产成本,挤压企业利润,降低部分对能源资源依赖较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对外贸易收益,影响对外贸易发展。
四、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前景
展望2006年全年,从国际环境看,尽管存在很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贸易仍然处于新一轮扩张周期,将延续2005年的较快增长势头。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4.9%。美国消费需求旺盛,就业稳定,全年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3.3%;欧元区经济有望恢复活力,经济增长率有望从上年的1.3%升至2%;日本企业赢利增加,个人消费上升,经济景气复苏加快,全年增长率有望达到2.8%。跨国公司赢利能力提高将促进跨国并购的发展,全球直接投资有望进一步回升。世界贸易有望继续较快增长,IMF预计全年世界贸易量将增长8%,世贸组织预计世界贸易量将增长7%,均高于2005年的实际增长水平。从国内环境看,煤电油运供应增加较快、瓶颈约束有所缓解,设备投资和利用外资持续增长,主要产品产能和出口供给能力充裕,出口有望保持稳定增长。国内投资增长较快,消费平稳增长,对能源、原材料、机械设备的进口需求将稳步上升。随着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所需的先进技术和重大装备进口有望继续增加。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预计2006年我国商品进出口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将超过1.6万亿美元,增长速度有望超过15%。加快对外贸易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在发展中努力减少过大的贸易顺差,是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任务。
C. 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制造业拥有哪些显著的比较优势
我国形成了比较独立完整的产业链体系,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
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技和专业技能人才队伍优势,正全力打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增值链条不断延伸。
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巩固提高,反映的是我国比较优势和综合实力的发展变化,体现了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各国分工协作的深化,这一发展基础和态势不会因疫情的短期影响而改变。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吸引外资第一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D. 中国汽车工业在世界范围的地位
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规定,我国将于2005年起取消汽车及其关键件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对汽车产品的三年过渡期保护措施今年年底到期。在三年保护期内,我国汽车产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汽车产量三年翻一番,汽车市场由卖方转为买方,汽车价格不断趋于合理,400万家庭提前圆了轿车梦,我国汽车产业成为世界汽车产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汽车市场被认为是未来发展潜力最大的市场。
应对得当促进发展
汽车产业被认为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最易受冲击的一个产业。加入世贸组织三年以来,由于应对得当,进口汽车严重冲击国内汽车产业的情况并未出现。在汽车进口连年大幅增长的同时,国内汽车产业重组和外资进入明显加快,出现了高速增长、产销两旺的好势头。2003年,我国汽车产量首次超过400万辆,其中轿车产量超过200万辆,成为世界第四大汽车生产国。2004年,在国内车市相对低迷的情况下,我国汽车产量有望首次突破500万辆大关。比上年增长15%左右,在全球汽车产销基本持平的情况下,这一增长幅度十分可观。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开放汽车市场是谈得最艰苦的内容之一。经过艰苦努力,争取到了宝贵的三年过渡期。即从2002年至2004年继续实行汽车进口的配额许可证管理,汽车及其关键件的进口配额在2000年60亿美元的基础上每年递增15%。同时,逐年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整车关税从2001年的70%(排量3升以下)和80%(排量3升以上),降到2006年7月1日的25%。
按照承诺,自2002年1月1日以来,国家三次下调汽车进口关税,排量3升以上和3升以下的进口汽车关税分别由入世前的80%和70%下调至今年的37.6%和34.2%,分别下调了42.4个百分点和35.8个百分点。
进口需求转移国内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认真分析承诺内容和我国汽车产业的承受能力,以及如何利用以履行承诺为契机促进国内汽车工业发展,提出了总量控制、有序竞争、优化结构、保证满足国内生产需要的工作思路,有效化解了加入世贸可能对我国汽车工业的过度冲击。有序、从紧的进口管理政策,迫使汽车跨国集团扩大或加快对中国的投资步伐,并诱发了国内汽车消费需求的“井喷”,把对进口汽车的需求转移到了对国产汽车的需求。
由于措施得当,有效抑制了进口汽车的过度增长,同时促使进口汽车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使进口汽车成为国内汽车市场有益的补充。据海关统计,2003年我国汽车整车进口(含2.83万辆成套散件)达到172683辆,比入世前的2001年增加了10万辆,其中轿车进口首次超过10万辆。今年前3 季度,进口汽车整车仅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
在进口整车中占比例最高的进口轿车,在国内轿车销售中所占的比例比三年前有所下降,从6%下降到不到5%。同时轿车进口出现了三大特点,一是档次越来越高,平均进口单价超过3万美元;二是排量越来越大;三是基本上是国内不能生产的车型。
在分配汽车进口配额时,主管部门安排了一部分用于生产配套的成套散件和关键件的进口,满足了国内生产企业及时推出新车产品的要求,新车产品的推出替代了部分进口汽车,提升了国内汽车企业的制造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国产汽车的档次,为国内汽车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扩大了就业。
三年努力七大变化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年来,一直受到高度贸易壁垒保护的中国汽车工业,通过政府有关部门有效管理和产业界的共同努力,营造了逐步、有序开放的市场环境,为国内汽车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汽车工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汽车产销高速增长,汽车产量三年翻了一番。二是汽车产品结构更加合理,轿车比重大幅提高,从2001年的不到30%提高到现在的接近一半。三是产业集中度有所提高。四是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五是新产品不断推出。六是汽车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七是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
与此同时,国内汽车市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一些前两年需要排长队,甚至加价才能提到现车的国产轿车,如今不那么紧俏了。加价售车的现象成为过去。二是私人购车成为当今市场消费主流。包括货车、大中客车和轿车在内的私人购车比例超过50%。轿车私人购买比例超过80%,北京私人购买轿车的比例达到90%。三是进口汽车在国内市场由原来的数量补充作用转变为品种调剂作用。
虽然入世三年来我国汽车工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整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尚有较大差距。2005年后我国汽车工业总体上仍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不能适应市场开放后的国际竞争。有分析表明,目前我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标仅为美国的41.7%、德国的47.3%、日本的42.4%和韩国的61.6%。因此,保护期结束后,建立健全进口汽车预警机制,鼓励国内厂家提高自主开发能力,推动国内整车厂家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推动零部件厂提高核心竞争力,对于尽快提高中国汽车工业的竞争力十分重要。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下午好。我发言的题目是《新阶段、新瓶颈和新途径》。
今年是中国汽车工业诞生50周年,作为一个目睹和参加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进程的学者,感慨良多。1986年在长春一汽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研究了轿车发展问题。会上中国汽车工业的技术泰斗孟少农先生提出:造卡车是上小学和中学,造轿车是上大学。如今那次会议的许多人都已经作古,但是对于我来说,言犹在耳。
我们谈论的主要议题已经是轿车。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谈谈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一、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我认为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国汽车工业1953诞生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初步奠定了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汽车产品从无到有。第二个阶段,1978年到20世纪末。中国汽车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汽车工业体系。从载重汽车到轿车,开始全面发展。这一阶段是我国汽车工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商用汽车发展迅速,商用汽车产品系列逐步完整,生产能力逐步提高。具有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重型汽车、轻型汽车的不足得到改变。轿车生产奠定了基本格局和基础。我国汽车工业生产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自主发展、自主经营,大企业集团对汽车工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汽车工业企业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严重的行政管理的束缚。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对汽车工业进行宏观管理。通过引进技术、合资经营,使中国汽车工业产品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摸索了对外合作、合资的经验。第三个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汽车工业在中国加入WTO后,进入了一个市场规模、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全面融入世界汽车工业体有如下的特点。
中国汽车工业的规模进入迅速扩张期。2002年是中国加入WTO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汽车工业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全年累计生产汽车325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38%;销售汽车324.8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37.1%。其中轿车产销均突破百万辆,分别达到109万辆和112.6万辆,比2001年分别增长55%和56%。商用汽车的增长也很可观。
从中国汽车工业的产量看,已经居于世界第5位,明年可能进入第4位。轿车产量居于世界第8位。但是也要看到,世界第5位的生产规模与世界第1、2位相差甚远。2001年居于世界第1位的美国汽车产量为1142万辆,世界第2位的日本汽车产量为977万辆。 需要指出的是,2002年中国汽车工业产量中以CKD、SKD方式组装的汽车在增加。
中国汽车工业进入以轿车为主要推动力的发展时期。加入WTO后中国出现对轿车的爆发性市场需求。今后中国汽车工业迅速增长的部分无疑是轿车。汽车市场的扩大;发挥汽车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汽车工业水平的提高;无疑将主要通过轿车工业的发展体现出来。
中国汽车工业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各企业间的充分竞争。随着中国加入WTO,政府解除了对外资、民间企业进入轿车生产领域的规制以及其他规制;逐步降低关税壁垒;大幅度放宽了对合资企业经营的规制;允许外资的咨询、金融企业进入汽车工业;大幅度地降低了关税;扩大了地方政府对于合资企业的审批权;中国汽车市场上的竞争更加自由、激烈。民营企业正在加速进入轿车工业。轿车合资企业在迅速增加。跨国公司在2002年大规模进入中国轿车市场,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专业化程度在逐步提高.中国的大汽车公司专业化程度与国际大汽车公司相比仍然较低。中国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仍然主要是围绕某一集团发展的,规模较小,尚未形成面向全行业甚至国际市场的大汽车零部件生产集团。2002年这一情况有了较大变化。中国主要汽车公司开始按照车型组织专业化的汽车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全面融入国际汽车工业体系。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世界汽车工业巨头大举进入中国。2002年随着中国政府落实加入WTO的有关承诺,世界汽车工业巨头加速进入中国。一汽与丰田、马自达公司联手;东风与日产全面合作,提升了与PSA的合作层次。韩国现代汽车公司与北京汽车控股公司合资。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初始投资规模都比较大。
韩国两大汽车生产商--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分别计划在2005年和2006年向其中国合资企业投资4.3亿美元和3亿美元。目前排名世界汽车工业前15名的国际轿车生产商已经全部在中国找到了合作伙伴。已经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都在原有规模上,扩大了投资,增加产量。广州本田预计其2004年生产能力将翻两番达到24万辆,而日产汽车和东风汽车的合资企业也将2006年产量提高到55万辆。本田和丰田公司都把占领中国汽车市场10%的份额作为其战略目标。马自达公司则把占领中国5%的市场作为其战略目标。
主机厂进入中国的同时,跨国公司集团内的汽车零部件厂也加速进入中国市场。世界上绝大部分著名汽车零部件跨国公司也已经通过独资、合资等方式进入了中国。丰田、大众、通用等跨国公司在中国已经拥有了几十家至上百家汽车零部件厂。随着本田公司进入中国,东风本田发动机公司也在广州成立,年产发动机12万~24万台。汽车零部件的合资在向高技术领域发展。例如,中日合资成立了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车用GPS导航系统的公司--艾迪菲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随着世界汽车工业巨头全部进入中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汽车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大众、通用公司原来占有明显优势的市场地位,发生了动摇。跨国公司加速进入中国汽车工业,使中国汽车工业重组不断加速。中国汽车工业与国际汽车工业的融合不断深化。中国汽车企业在跨国公司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发生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汽车生产企业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中国汽车生产企业日益发挥其比较优势,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重要环节。中国汽车生产企业在整车生产、零部件生产等方面开始提升自己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从简单的组装厂向某些产品的制造基地,某些零部件的重要供应者转变。
(1)开始成为跨国公司的区域性制造中心。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主要战略目标是占领中国汽车市场。21世纪初,跨国公司开始把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部署中的区域性制造中心。其典型代表是,本田公司、东风汽车公司、广州汽车集团合资在广州设立了本田专门向亚洲、欧洲出口产品的加工生产基地,产品100%出口。
上海通用已经开始大量向菲律宾出口别克GL8,向加拿大出口发动机,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发达国家出口大排量的汽油发动机。1中国作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制造基地,初露端倪。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汽车并出口销售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促使中国汽车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进一步提高。
(2)汽车零部件以较大规模进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汽车零部件全球化采购早已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的潮流。跨国公司通过零部件全球化采购,降低成本,减少风险,降低技术开发投入规模。中国汽车工业企业生产的汽车零部件正在加速进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例如,福特公司2002年4月在上海建立了采购中心, 2003年有望在中国采购10亿美元的零部件,用于福特在欧洲和北美的市场。如果顺利,2005年在中国采购可达100亿美元。中国有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全球第二大国家。2东风汽车公司与日产汽车公司的合作中,日产承诺将上海、十堰、襄樊等地汽车零部件供货商纳入其全球采购体系。
(3)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全球扩张的战略重点。在2002年全球汽车市场不太景气的情况下,飞速发展的中国市场显得尤为突出,全球主要的汽车公司都把中国汽车市场作为其扩张的战略重点。
越来越多的汽车工业跨国公司把地区总部设在中国,标志着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2002年沃尔沃公司决定其亚洲地区的总部设在中国。根据沃尔沃公司的全球战略,欧洲、北美、亚洲是其3大战略重点。亚洲地区的总部设在中国,就意味着沃尔沃公司在亚洲立足于中国发展。2002年12月18日,德尔福、霍尼韦尔等8家汽车零部件跨国公司通过了上海市外经委和外资委的认定,获得了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的认定书。
跨国公司在2002年纷纷宣布了他们在中国的战略目标。丰田、本田公司把占领10%的中国市场作为其战略目标。日产计划2004年在中国销售30万辆汽车。大众和通用则把中国市场作为他们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之一,力图保持已经具有的优势。比较晚进入中国市场的马自达公司也宣布,中国是其"新千年计划的重要部分"。
(4)中国汽车企业开始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
(5)中国低廉的技术人力资本开始得到利用。
(6)合资方式发生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汽车工业对外开放进程中,投资是单向的,即外国企业向中国汽车工业投资。2002年中国汽车生产企业开始向外国企业投资。上汽集团持股韩国大宇10%,开了中国汽车工业进入世界汽车资本市场的先河。标志着中国汽车企业也开始积极主动地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上海通用作为一家合资企业以50%的股权重组烟台大宇,创造了国内汽车兼并的新模式。
合资方式也由双方变成了多方。五菱、上汽集团、通用汽车公司共同组成了新的汽车公司;东风汽车公司、广州汽车公司、本田汽车公司共同组成了本田的汽车出口基地。东风汽车公司、江苏悦达汽车公司、韩国起亚汽车公司合资组成了"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
合资企业中有些实际上是外资占有控股地位。如"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中,东风汽车公司占25%股份,江苏悦达汽车公司占25%股份,韩国起亚汽车公司占50%股份。目前已经形成了中国3大汽车公司分别与多家跨国公司合作的局面。
二、 21世纪初中国汽车工业在国际汽车工业体系中的地位。第一,从产业规模、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看,中国汽车工业仍然是一个从整体上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第二,目前中国汽车工业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从整体看位于加工制造环节,尽管与单纯搞组装的国家相比,处于较高层次,但是仍然属于比较低的层次。第三,由于中国汽车工业有着巨大的、迅速发展的市场,低廉的劳动力,中国完整的、较强的制造业配套能力,较强的、较完备的技术开发体系,因此中国汽车工业可以在21世纪取得比较迅速的发展。规模、技术水平、竞争力都具有迅速提高的条件与可能。
第四,目前中国汽车工业对跨国公司有着较大的依赖,但由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具有种种有利条件,中国汽车工业有可能最终成为具有独立开发能力、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第五,经过一段较高速度的增长,到2010年前后,中国汽车工业可望成为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基地之一,其后逐步成为全球商用汽车的主要生产基地,面向发展中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的商用汽车、中低档轿车的主要供应者,成为全球汽车工业某些汽车零部件的制造中心。
三、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中遇到的新瓶颈。(一)技术瓶颈。1.开发能力和技术的获得。。中国汽车工业的商用汽车开发能力具有一定的水平和经验,由于没有完整的轿车自主开发能力,中国的主要轿车产品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在汽车零部件的技术开发方面,中国汽车工业企业在某些中低附加值产品方面具有相当的开发能力;在汽车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开发方面具有一定能力,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甚大。
2、知识产权的制约与控制。随着日本等发达国家日益把知识产权作为制约中国企业的一个利器,中国汽车工业企业也必将日益感到这一点对于自身发展的限制。这一点在汽车工业后起国家中有过深刻的教训。韩国的现代、大宇等公司在与欧美大公司分手后,就曾经在若干年内由于知识产权的限制,难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知识产权还制约着中国汽车企业成为自主开发的企业。
3、技术标准的影响。由于从多国引进产品技术;诸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使中国汽车工业面临着一个技术标准的整合问题。繁杂的技术标准体系,将影响中国汽车工业的资源配置;影响中国大汽车生产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在内部优化资源配置;影响中国汽车工业零部件体系的形成;影响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发展。
(二)汽车零部件瓶颈。 汽车零部件工业薄弱,影响着中国成为世界汽车制造中心,影响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行为;影响着中国汽车工业在全球汽车生产链条中的地位。
(三)资源整合瓶颈。在新的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中,跨国公司可以利用进入中国的咨询服务、金融机构为自己提供类似母国的全面服务,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中国汽车工业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中国汽车生产企业科研开发能力弱;市场销售、服务方式落后;在物流管理、汽车租赁、金融服务等方面更是薄弱。在中国汽车工业界,由于长期存在的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在零部件配套、原材料供应、物流等方面,存在着画地为牢的现象。在面对跨国公司全球采购的态势时,中国汽车工业企业有必要进行生产、供应流程的再造。通过生产、流程的再造,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四、中国汽车工业在21世纪发展的新途径。概括起来,在21世纪初期乃至中期,中国汽车工业要想真正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就必须实现以下几个转变。
由汽车生产大国、汽车制造中心,向生产与部分产品的研究开发中心转移;由国内市场为主,向逐步开发国际市场转移;由国内配置资源为主,向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转移;由汽车零部件开发生产弱国向全球汽车零部件生产中心转移;由重视从生产环节获得利润,向通过全价值链获得利润转移;由面向一个市场,向面向两个市场转变。
首先,中国汽车工业要把获得自主开发能力作为21世纪初期的主要战略目标。中国政府和中国汽车工业企业都应当知识到,没有中国的汽车工业不行;中国汽车工业没有自己的产品开发能力也不行。如果没有自己的产品开发能力,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组装加工基地,一旦中国旺盛的市场需求过去,中国市场上汽车产品的价格、利润降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中国就会走东盟某些国家走过的老路。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找低廉的劳动力,技术资源的转移是很容易的,而全球汽车工业中真正稀缺的是技术。
其次,中国政府要高度重视汽车零部件工业的发展。只有具备了强大的汽车零部件工业,跨国公司在可能不断加大在中国生产与采购的比重,中国汽车工业才可能在开放的进程中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
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是中国汽车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但也是最有希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环节。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跨国公司把相应的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把更多的车型、更多的汽车零部件转移到中国生产,是可以预期的。中国汽车工业的零部件将更多地进入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系统,中国汽车工业将成为跨国公司某些整车产品的重要加工生产基地。
中国的大汽车企业要进一步推进转业化,把自己的零部件厂变成面向全行业,进行系列化生产的专业零部件公司。再其次,中国汽车工业企业在新的、更加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应当重新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如何配置和利用资源,如何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生产经营战略。最后,政府对于汽车工业仍然要有适度的保护政策。
选我
E. 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是什么
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主要体现在延伸价值链、提高附加值,推动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由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端和营销服务端延伸。这将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根据国际市场需求新变化和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加快改造提升制造业步伐,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F. 中国在目前世界上的定位
与前几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欢天喜地大不相同,近些年国人对国际商业游戏规则更多了几分冷静的思考。中国十几年的“入世(复关)”谈判是为了什么?并不是简单地为了增加出口贸易,其中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参与到制定国际商业的游戏中去,去争得修改制定国际商业规则的权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就像一根绳索勒在中国人的脖子上,动不动就收紧一下,逼着中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让步。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大国之一,按理说应该有了更多的对国际商业规则的话语权,但仔细审视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情况并不容乐观。
在目前世界上通行的贸易规则面前,初来乍到的中国人确实还是个学生,当这个学生亦步亦趋地向先生们学习时,却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改变自己尴尬的地位。
当年周恩来总理身边连一台复印机都没有的时候,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输出资源性商品;但当中国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成为世界上制造能力最强的国家时,却又成了世界上遭到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人制造的商品技术含量太低”,有先生这样指责我们,可当中国人努力想掌握高新技术时,却又遇到了“知识产权”这座无法逾越的冰山。当我们输出资源性商品时,工业制品贵得惊人;当我们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需要进口资源性产品时,情况却正好相反。中国现在成了最大的资源性商品进口国之一,却在许多大宗矿产品上不能掌握定价权。
二战以后,世界贸易规则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起初,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制品生产国,商品贸易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事情。所以当时制定世界贸易规则的努力方向是消除贸易壁垒,降低关税,促进自由贸易;但后来随着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国际商业规则就开始向知识产权、资本流动方向倾斜。
规则一定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变化的。按照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中国就应该定位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也就是施振荣先生所说的“笑脸定律”的最低端。这样,我们用几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才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样,中国也不需要什么“自主品牌”、“自主的核心技术”,有跨国公司在你这缴些税,解决点儿就业问题(其实并非如此,国有企业合资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裁员)就可以了。
即使是这样,中国人也不会成为“好学生”,当发达国家国内政治需要时,随时可以举起反倾销的大棒,随时会抽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利剑,还有不胜枚举的安全标准、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卫生标准、员工福利标准等等。随时可用这些“规则”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也许会有人说,这些“规则”都是合理的,可如果中国企业按照这些规则一步步走下去会是一种什么情况?谁也说不清楚。诚如此次争论中一位读者所言:中国在履行这些规则时还有很多“利益盲区”。就如同目前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争论,如果按此规则行事,到底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实在要加十二分的小心。
没有规则是不行的,但如果以为现有的规则就是一切,也是一种幼稚。发达国家在其国内执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有毒有害垃圾运往中国(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有毒有害垃圾销纳地)。因为他们没有制定这种有益于别国的规则。中国现在是一个数量级的经济大国,但不是质量级的经济大国,更不是掌握标准和规则话语权的经济大国。现有的一些所谓“规则”并不利于和谐世界的建立,中国人民要有更好的生存环境,就要争取更好的规则环境,而不能掉进规则的陷阱。
尊重规则,但不能迷信规则,学习规则,更要认清规则后面的利益。真正对中国人民有利的规则不是顶礼膜拜得来的,而是通过艰苦谈判斗争得来的。当年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的谈判,面对美国的高压,中国人敢争敢斗。美国人开出10亿美元的报复清单,中国政府马上开出12亿美元的反报复清单,美国人开出30亿美元报复清单,中国人就开出30多亿美元反报复清单。有理,有利,有节,终于赢得了对中国人民比较有利的谈判结果,为中美贸易定下了新规则。这些斗争丝毫不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反而有西方媒体称“狮子终于怒吼了”。法国人说:“法国不伟大,就灭亡。”中国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有敢于争夺修改世界商业规则话语权的气魄。就像吴仪同志所说:“更多地参与国际经贸立法活动,使我国在国际社会制定多边经贸规则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G. 中国在世界价值链的分工定位是什么
目前中国在世界价值链的分工定位还是微笑曲线(获得利益)的中下游,主要通过中国众多的廉价劳动力组装生产中低端商品,这也是中国希望生产升级导致和美国发生贸易冲突的原因。
目前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主要体现在延伸价值链、提高附加值,推动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由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端和营销服务端延伸。这将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根据国际市场需求新变化和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加快改造提升制造业步伐,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H.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
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及意义
国际分工格局事关一个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定位,其演进趋势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已有不少文献对国际分工的深化及变动做出了分析。事实上,当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工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1.传统的垂直型分工正向混合型分工转变,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的崭新格局产业间分工。国际分工在不同产业间进行,主要特征是发展中国家从事资源类初级产品的生产,发达国家从事制成品的生产;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玩具、鞋帽等,属于制造业的低端产品;发达国家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机械、电子等,属于制造业的高端产品。在这种分工格局中,产业边界是清晰的,形成以垂直分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合作体系。
产业内分工。国际分工依据同一产业内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进行,具体而言,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三大环节: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分环节;二是生产环节,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环节;三是营销环节,包括分销物流、批发及零售、广告、品牌管理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经历了多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逐渐着力于研发和品牌营销,控制核心技术和经营技巧,而把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生产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哑铃”型;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价值链条中,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承接着这种产业环节转移,着力于加工制造环节。如耐克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微观案例。耐克公司掌握产品设计、关键技术,授权越南、中国等国外生产厂商按其产品规格、技术标准生产产品,自己则在全球建立营销网络,进行产品的广告宣传与销售及提供售后服务。
产品内分工。国际分工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的不同技术含量进行,技能含量高的工序、附加值高的部件一般由发达国家来完成,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初级零部件生产,或者是主要部件依靠进口、承担最后加工装配的工序,其结果是“万国牌”产品的大量出现。例如我国的上海、西安、成都和沈阳四大飞机制造公司就承担了波音737的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和CFM 航空发动机的制造。
在这种多层次的产业分工格局中,分工不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垂直分工,还表现为同一产业、同一产品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水平分工。迄今,由于仍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未能从初级产品中脱身,他们仍以垂直分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因而垂直分工仍在发挥着作用。但应该说,水平分工更适应了生产全球化的大背景,正日益显示出它在国际分工中的重要地位,使得世界各国的生产活动不再孤立地进行,而是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2.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传统的国际间产业转移正相应地演进为产业链条、产品工序的分解与全球化配置如在东亚地区,传统的分工格局是日本将国内进入衰退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纺织、服装,80年代的家用电器等)先后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然后再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呈现出产业梯度转移的特征。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的经济、产业各处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发展格局和产业分工格局。但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国际分工的边界正从产业层次转换为价值链层次,一国的竞争优势也随之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某项特定产品上,而是体现为在产业链条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上,因为从产业链细分的角度看,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高科技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它的知识技术密集环节(如服装产业的服装设计环节)。在价值链分解的基础上,每一个企业只能根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收缩自己的业务领域,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或某一工序。任何企业,也只有融入某一价值链并在价值链中准确定位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对发达国家而言,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它们必然寻求在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去组织生产,由于劳动成本方面较大的区位差异,不仅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内的海外转移是势所必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
3.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将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在新型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不仅表现为产业层次的高度化,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递进,还表现为在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因为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分工的产业边界在弱化,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的作用在提升。具体而言,在产业链条层次,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而生产环节又可细分为上游生产(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像电脑中的芯片、微波炉的磁控管等)和下游生产(终端的加工组装),越接近于上游的生产其技术含量越高,附加值越大;越接近于下游的生产其知识技能的要求越低,附加值也越小。所以在生产环节中,由下游生产向上游生产的递进也一样意味着分工地位和增值能力的提升。
二、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影响一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因素很多,包括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管理制度等,但它最终要体现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所以一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该国的比较优势。本文将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来评估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所在及其变迁,并以此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做出实证分析。
RCA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指数是指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所占份额相对于该商品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其公式为:RCA :(X[,ij]/X[,i])/(X[,wj]/X[,w])
其中,RCA 代表某类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X[,ij]代表i ,国/j类商品的出口额,X[,i]代表i 国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X[,wj]代表j 类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X[,w]代表所有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如果RCA 值大于1,表示该国在该类商品的出口上相对集中,在这类商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与此相关的另一分析指标是Cr,即显性比较优势变动指数,其内涵为一个时段内的RCA 指数与前一时段RCA 指数之比,它能较好地反映出一国比较优势的调整与变迁。如果Cr值大于1,表明该国在该类商品上的比较优势在提升;反之,如果Cr值小于1,表明其比较优势在弱化。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贸易与发展报告》(2002)及其他相关资料,表1提供了1997—1998年我国主要出口商品(出口份额达到全国1%以上的商品)的RCA 指标数据,并与1992—1993年相对比得出了比较优势变动指数Cr的数据。
注:在产品类别中,A=初级产品,B=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C=低技术产品,D=中级技术产品,E=高级技术产品,F=未被分类的产品。资料来源;UNCTAD:Trade And DevelopmentReport,2002.(1)在标准国际贸易分类体系下(SITC),我国主要的出口商品集中在第8、7和6类商品上,第8类产品主要是服装、鞋类、玩具、旅行用品等,第7类主要为机械、电子产品,绝大多数的信息技术产品都包含在这个产品类别中,第6类产品主要包括各种金属制品、部分纺织品等,多为初级加工原材料产品。
(2)在这三大类产品中,从比较优势指标来看,1997—1998年,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最高的RCA 值,旅游用品、服装及服饰、玩具及体育用品列前三名,RCA 值均在7以上,分别达到8.9、7.5和7.0,显示出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同时某些高技术产品也显示出了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数据处理设备、通信设备及零部件的RCA 值也超过了1.(3)从动态比较优势指标Cr来看,1997—1998年与1992—1993年相比,高技术产品具有最高的Cr值,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变动指数普遍不高,尤其是纺织类产品,除去人造纤维织物的Cr值大于1外,其余6个项目的Cr值均小于1,表明部分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市场扩张空间有限,有些产品的比较优势正在不断弱化,换言之,它们或许正面临着崛起于成本更低国家、有更强竞争力的供货厂商的挑战。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正与之相反,虽然RCA 值不是很高,但增速明显,显示出良好的成长性,数据处理设备、晶体管及半导体的Cr值高达5.2和2.0,分列前两名,表明部分机电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正在快速提升。
(4)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不断提升的背后,是中间品及零部件进口的迅速增加。当把RCA 指标用于进口产品的分析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在我国进口产品RCA 值居前10位的产品中,有7种产品属于中间品或零部件产品,占到进口总额的27%。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在加工装配业务上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中,我国参与的只是这些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虽然我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得以提升,但并不能完全表明我国的企业在这方面已经具备相应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实力。
以上分析表明,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还在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且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大,市场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则日趋活跃,这就更凸显出后一优势的发展前景和现实意义。因此,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我们必须把握好我们的发展定位,不仅需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参与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垂直分工,还应顺应国际分工的新趋势,积极参与水平分工,承接跨国公司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工制造环节的海外转移,在跨国公司产业链条的分解与全球化配置中把握机遇,寻求新型发展空间。
三、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1.劳动力成本优势问题
在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劳动力成本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吸引成本驱动型的国外投资,承接国外公司加工制造环节的海外转移,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参数。但客观地说,人们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有高估之嫌。表2提供了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对比情况,数据表明,中国的工资水平要低于选取的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国总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使得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要明显高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如墨西哥、菲律宾、韩国、印尼等),导致的结果是,尽管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要高出中国,但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却低于中国。
但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二元”特征,即外商投资企业的较高劳动生产率与国有企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并存(要知道,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但它们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尚不到全部劳动力的1%),劳动生产率低主要源自国有企业。进而可以推演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低并不是绝对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制度层面得到解释。即国有企业由于缺乏用工自主权,尚不能按照员工的边际生产率来决定其去留,其结果必然是冗员对劳动生产率的稀释。因此说,只要企业改革到位,赋予它们应有的用工自主权,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2.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合成谬误”与过度竞争问题
当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当初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出口导向战略,一起同时推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时,结果便引发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合成谬误”问题:少数国家的成功之路,扩展到全体发展中国家,这一路径就不那么现实,至少是来得没那么容易了。加之近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从而放慢了夕阳工业的关闭速度,同时不少中等收入国家没能顺利实现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仍旧从事着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更加剧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压力。它所形成的结果,一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过量供给,导致产品价格下跌,有迹象表明,与工业化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比,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价格近年来不断下降。二是形成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同质化竞争,产生大量的经济摩擦。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专家测算,以1997—1998年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50种出口产品为参照,我们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具有很高的趋同性,与斯里兰卡、巴西、巴基斯坦、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出口结构相似系数都在0.5以上(S.M.Shafaeddin,2001),这是贸易条件不稳定、经济摩擦不断的重要根源。对此我们需要认真思量,多做准备,参与国际竞争时,就不仅要考虑供给还要考虑市场需求,考虑市场容量和市场的可接受程度,并最终通过适时的产业转型与升级摆脱过度竞争局面。
3.加工制造环节的增值能力问题
在当代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为扩张,但事实上,此种产品只是表面上由发展中国家出口,但实际上这些国家从事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大部分技术和技能包含在进口的零部件中。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贸易与发展报告》(2002)中的数据,尽管发达国家在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现在有所下降,从1980年的82.3%下降为1997年的70.9%,但它们在世界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额,却从1980年的64.5%上升为73.3%;而发展中国家却与此相反,虽然在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大幅度增加,从1980年的10.6%上升为1997年的26.5%,但并没有以相应的幅度提高在世界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额,只是从16.6%略升为23.8%(见表3)。惟一的解释是,发展中国家所承接的加工制造环节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较低层次,增值能力有限,附加值较低。例如,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最为活跃的电子产品生产中,第一层次是美国,他们生产的是高附加值的芯片和软件,在全世界电子行业中所获取的利润要占60%左右;第二层次是类似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生产关键性的电子器件,其利润要占到20%左右;第三层次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是进行终端产品的加工组装或者一般性零部件的生产,所获利润只有10%左右。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对这一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全面而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我们不能由于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因为加工制造环节是我们的现实优势,是我们融入跨国公司产业链条的切入点。这对于我们实现与国外的产业对接,吸收、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意义重大,同时也是我们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必要途径。考察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成长历程,也都是从加工组装起步切入全球化的生产体系,而后再逐步从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向较高层次递进的,这一点对我们应该有所启迪。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满足于这样一个下游生产商的角色,而是要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基础上,提高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生产水平,由下游生产商向上游生产商推进,强化生产环节与技术研发的相关性,并适时向产业链条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渗透,从而逐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加工增值能力。
I.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晕死,经济方面说的不就是外贸么,你还指望QFII?证券市场?基本就是分工啊,全球化什么的...
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及意义
国际分工格局事关一个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定位,其演进趋势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已有不少文献对国际分工的深化及变动做出了分析。事实上,当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工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1.传统的垂直型分工正向混合型分工转变,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的崭新格局产业间分工。国际分工在不同产业间进行,主要特征是发展中国家从事资源类初级产品的生产,发达国家从事制成品的生产;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玩具、鞋帽等,属于制造业的低端产品;发达国家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机械、电子等,属于制造业的高端产品。在这种分工格局中,产业边界是清晰的,形成以垂直分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合作体系。
产业内分工。国际分工依据同一产业内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进行,具体而言,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三大环节: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分环节;二是生产环节,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环节;三是营销环节,包括分销物流、批发及零售、广告、品牌管理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经历了多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逐渐着力于研发和品牌营销,控制核心技术和经营技巧,而把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生产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哑铃”型;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价值链条中,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承接着这种产业环节转移,着力于加工制造环节。如耐克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微观案例。耐克公司掌握产品设计、关键技术,授权越南、中国等国外生产厂商按其产品规格、技术标准生产产品,自己则在全球建立营销网络,进行产品的广告宣传与销售及提供售后服务。
产品内分工。国际分工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的不同技术含量进行,技能含量高的工序、附加值高的部件一般由发达国家来完成,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初级零部件生产,或者是主要部件依靠进口、承担最后加工装配的工序,其结果是“万国牌”产品的大量出现。例如我国的上海、西安、成都和沈阳四大飞机制造公司就承担了波音737的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和CFM 航空发动机的制造。
在这种多层次的产业分工格局中,分工不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垂直分工,还表现为同一产业、同一产品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水平分工。迄今,由于仍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未能从初级产品中脱身,他们仍以垂直分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因而垂直分工仍在发挥着作用。但应该说,水平分工更适应了生产全球化的大背景,正日益显示出它在国际分工中的重要地位,使得世界各国的生产活动不再孤立地进行,而是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2.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传统的国际间产业转移正相应地演进为产业链条、产品工序的分解与全球化配置如在东亚地区,传统的分工格局是日本将国内进入衰退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纺织、服装,80年代的家用电器等)先后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然后再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呈现出产业梯度转移的特征。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的经济、产业各处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发展格局和产业分工格局。但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国际分工的边界正从产业层次转换为价值链层次,一国的竞争优势也随之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某项特定产品上,而是体现为在产业链条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上,因为从产业链细分的角度看,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高科技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它的知识技术密集环节(如服装产业的服装设计环节)。在价值链分解的基础上,每一个企业只能根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收缩自己的业务领域,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或某一工序。任何企业,也只有融入某一价值链并在价值链中准确定位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对发达国家而言,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它们必然寻求在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去组织生产,由于劳动成本方面较大的区位差异,不仅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内的海外转移是势所必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
3.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将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在新型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不仅表现为产业层次的高度化,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递进,还表现为在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因为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分工的产业边界在弱化,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的作用在提升。具体而言,在产业链条层次,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而生产环节又可细分为上游生产(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像电脑中的芯片、微波炉的磁控管等)和下游生产(终端的加工组装),越接近于上游的生产其技术含量越高,附加值越大;越接近于下游的生产其知识技能的要求越低,附加值也越小。所以在生产环节中,由下游生产向上游生产的递进也一样意味着分工地位和增值能力的提升。
二、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影响一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因素很多,包括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管理制度等,但它最终要体现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所以一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该国的比较优势。本文将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来评估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所在及其变迁,并以此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做出实证分析。
RCA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指数是指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所占份额相对于该商品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其公式为:RCA :(X[,ij]/X[,i])/(X[,wj]/X[,w])
其中,RCA 代表某类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X[,ij]代表i ,国/j类商品的出口额,X[,i]代表i 国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X[,wj]代表j 类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X[,w]代表所有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如果RCA 值大于1,表示该国在该类商品的出口上相对集中,在这类商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与此相关的另一分析指标是Cr,即显性比较优势变动指数,其内涵为一个时段内的RCA 指数与前一时段RCA 指数之比,它能较好地反映出一国比较优势的调整与变迁。如果Cr值大于1,表明该国在该类商品上的比较优势在提升;反之,如果Cr值小于1,表明其比较优势在弱化。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贸易与发展报告》(2002)及其他相关资料,表1提供了1997—1998年我国主要出口商品(出口份额达到全国1%以上的商品)的RCA 指标数据,并与1992—1993年相对比得出了比较优势变动指数Cr的数据。
注:在产品类别中,A=初级产品,B=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C=低技术产品,D=中级技术产品,E=高级技术产品,F=未被分类的产品。资料来源;UNCTAD:Trade And DevelopmentReport,2002.(1)在标准国际贸易分类体系下(SITC),我国主要的出口商品集中在第8、7和6类商品上,第8类产品主要是服装、鞋类、玩具、旅行用品等,第7类主要为机械、电子产品,绝大多数的信息技术产品都包含在这个产品类别中,第6类产品主要包括各种金属制品、部分纺织品等,多为初级加工原材料产品。
(2)在这三大类产品中,从比较优势指标来看,1997—1998年,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最高的RCA 值,旅游用品、服装及服饰、玩具及体育用品列前三名,RCA 值均在7以上,分别达到8.9、7.5和7.0,显示出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同时某些高技术产品也显示出了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数据处理设备、通信设备及零部件的RCA 值也超过了1.(3)从动态比较优势指标Cr来看,1997—1998年与1992—1993年相比,高技术产品具有最高的Cr值,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变动指数普遍不高,尤其是纺织类产品,除去人造纤维织物的Cr值大于1外,其余6个项目的Cr值均小于1,表明部分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市场扩张空间有限,有些产品的比较优势正在不断弱化,换言之,它们或许正面临着崛起于成本更低国家、有更强竞争力的供货厂商的挑战。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正与之相反,虽然RCA 值不是很高,但增速明显,显示出良好的成长性,数据处理设备、晶体管及半导体的Cr值高达5.2和2.0,分列前两名,表明部分机电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正在快速提升。
(4)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不断提升的背后,是中间品及零部件进口的迅速增加。当把RCA 指标用于进口产品的分析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在我国进口产品RCA 值居前10位的产品中,有7种产品属于中间品或零部件产品,占到进口总额的27%。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在加工装配业务上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中,我国参与的只是这些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虽然我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得以提升,但并不能完全表明我国的企业在这方面已经具备相应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实力。
以上分析表明,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还在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且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大,市场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则日趋活跃,这就更凸显出后一优势的发展前景和现实意义。因此,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我们必须把握好我们的发展定位,不仅需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参与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垂直分工,还应顺应国际分工的新趋势,积极参与水平分工,承接跨国公司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工制造环节的海外转移,在跨国公司产业链条的分解与全球化配置中把握机遇,寻求新型发展空间。
三、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1.劳动力成本优势问题
在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劳动力成本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吸引成本驱动型的国外投资,承接国外公司加工制造环节的海外转移,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参数。但客观地说,人们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有高估之嫌。表2提供了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对比情况,数据表明,中国的工资水平要低于选取的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国总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使得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要明显高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如墨西哥、菲律宾、韩国、印尼等),导致的结果是,尽管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要高出中国,但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却低于中国。
但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二元”特征,即外商投资企业的较高劳动生产率与国有企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并存(要知道,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但它们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尚不到全部劳动力的1%),劳动生产率低主要源自国有企业。进而可以推演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低并不是绝对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制度层面得到解释。即国有企业由于缺乏用工自主权,尚不能按照员工的边际生产率来决定其去留,其结果必然是冗员对劳动生产率的稀释。因此说,只要企业改革到位,赋予它们应有的用工自主权,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2.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合成谬误”与过度竞争问题
当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当初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出口导向战略,一起同时推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时,结果便引发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合成谬误”问题:少数国家的成功之路,扩展到全体发展中国家,这一路径就不那么现实,至少是来得没那么容易了。加之近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从而放慢了夕阳工业的关闭速度,同时不少中等收入国家没能顺利实现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仍旧从事着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更加剧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压力。它所形成的结果,一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过量供给,导致产品价格下跌,有迹象表明,与工业化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比,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价格近年来不断下降。二是形成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同质化竞争,产生大量的经济摩擦。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专家测算,以1997—1998年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50种出口产品为参照,我们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具有很高的趋同性,与斯里兰卡、巴西、巴基斯坦、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出口结构相似系数都在0.5以上(S.M.Shafaeddin,2001),这是贸易条件不稳定、经济摩擦不断的重要根源。对此我们需要认真思量,多做准备,参与国际竞争时,就不仅要考虑供给还要考虑市场需求,考虑市场容量和市场的可接受程度,并最终通过适时的产业转型与升级摆脱过度竞争局面。
3.加工制造环节的增值能力问题
在当代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为扩张,但事实上,此种产品只是表面上由发展中国家出口,但实际上这些国家从事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大部分技术和技能包含在进口的零部件中。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贸易与发展报告》(2002)中的数据,尽管发达国家在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现在有所下降,从1980年的82.3%下降为1997年的70.9%,但它们在世界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额,却从1980年的64.5%上升为73.3%;而发展中国家却与此相反,虽然在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大幅度增加,从1980年的10.6%上升为1997年的26.5%,但并没有以相应的幅度提高在世界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额,只是从16.6%略升为23.8%(见表3)。惟一的解释是,发展中国家所承接的加工制造环节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较低层次,增值能力有限,附加值较低。例如,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最为活跃的电子产品生产中,第一层次是美国,他们生产的是高附加值的芯片和软件,在全世界电子行业中所获取的利润要占60%左右;第二层次是类似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生产关键性的电子器件,其利润要占到20%左右;第三层次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是进行终端产品的加工组装或者一般性零部件的生产,所获利润只有10%左右。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对这一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全面而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我们不能由于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因为加工制造环节是我们的现实优势,是我们融入跨国公司产业链条的切入点。这对于我们实现与国外的产业对接,吸收、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意义重大,同时也是我们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必要途径。考察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成长历程,也都是从加工组装起步切入全球化的生产体系,而后再逐步从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向较高层次递进的,这一点对我们应该有所启迪。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满足于这样一个下游生产商的角色,而是要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基础上,提高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生产水平,由下游生产商向上游生产商推进,强化生产环节与技术研发的相关性,并适时向产业链条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渗透,从而逐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加工增值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