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物质主义倾向对营销有什么影响

1. 物质主义倾向对营销有什么影响

在营销活动中金钱至上，损人利己，只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

2. 物质主义的物质主义与相关营销变量的关系

Richins、McKeage and Najjar (1992)主要在探讨物质主义与情感有关的消费。他们认为，高物质倾向者相信获取和消费在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是必须的，且扩充消费的层级将会使他们更快乐。研究探讨物质主义者之间是否会因短期间的消费增加而带来正面的感觉。他们通过便利抽样方式，并采用Richins and Dawson (1992) 的物质主义问卷及开放性问卷收集资料，结果发现：高物质主义者比低物质主义者在消费时未能导致正面的感觉，而且高物质主义者比低物质主义在购物后会有强烈的如焦虑、挫折、内疚等负面感觉。该研究并未以物质主义的三个概念来测验消费者的消费情感，仅以三个概念的得分来判定其为高物质主义或低物质主义，再比较此两群体购物的正反两种感觉。
Ger and Belk (1996)研究了物质主义与文化差异的关系。其研究结果显示；罗马尼亚物质主义者最多，次为美国、新西兰、乌克兰、德国及土耳其。采用Belk(1985)的占有欲、心胸狭窄及妒忌等三个概念量表为基础。该研究发现：因为高物质主义者的竞争本质，使其比他人更努力，似乎显示 Belk 的“妒忌”次量表与Richins and Dawson(1992)的“财物成功”相似；研究发现高物质主义者相信获取会使他们快乐，此与Richins and Dawson(1992)的获取快乐的核心定义相同。而研究的另一个发现，高物质主义者比他人更涉入价值的东西，则与Belk的心胸狭窄量表有关。基于此表明，“获取快乐”与“心胸狭窄”相似。研究的第四个发现，高物质主义者常会过度或妄想价值的获取和保留，则显示“占有欲”与“获取中心”相似。
Muncy and Eastman(1998)的研究则在探讨物质主义和消费者伦理的关系。他们认为，当物质主义的主题愈是表面化，营销的社会责任议题则有日愈增多的趋势。因为营销的努力在鼓励物质主义，也许因而促进了社会的负面影响。因此，了解物质主义对个人、家庭、社会等的影响对评估营销者鼓励物质主义为一种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是否重要。该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即在寻求与叙述一个重要的实证问题；高物质主义的消费者是否与非物质主义消费有不同的伦理标准。研究对象以大学生为主，以结构式问卷在课堂上收集数据，计得有效样本 214份。物质主义问卷以Richins and Dawson(1992)的物质主义18题量表为基础。消费者伦理衡量则以Muncy and Vitell (1992)的20题消费者伦理量表为基础，两种量表皆为五点李克尺度。数据分析则以规则相关 (Canonical Correlational Analysis) 分析法为主，结果发现：高物质主义的“中心”、“快乐”及“成功”三个概念皆与消费者伦理的贪小便宜 (Proactively Benefiting) 、息事宁人 (Passively Benefiting) 、诈欺习惯 (Deceptive Practices) 与不伤害、不犯规 (No harm， no foul) 四个概念呈负相关关系，此意谓物质主义与高伦理标准的消费者为负的相关。
张威龙(1999)研究主要在探讨青少年不同的家庭沟通型态对物质主义与强迫性购买的影响。以台湾北部某专科学校学生为对象，经结构式问卷方式搜集数据。家庭沟通量表以 Moschis、Prahasto and Mitchell (1986) 的家庭沟通型态的 12 个题目量表为依据，以 Fisher (1993)的研究提及采用间接问卷可降低社会期望偏差的影响，将量表改成间接问卷。物质主义则以 Richins and Dawson (1992) 的 18 题量表为基础，分成“获取中心”、“获取快乐”及“财物成功”三个次量表。强迫性购买则是以Faber and O’Guinn(1992)所发展的单构面七题强迫性购买者量表来验证。结果发现：家庭沟通型态，物质主义及强迫性购买量表在跨文化适用性确实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家庭沟通型态之四种型态分布相当平均，而物质主义及强迫性购买者的分布比例偏高。家庭沟通型态中的社会与概念导向皆与物质倾向有显著关系。此研究与过去研究不同，与强迫性购买者间的关系则与过去研究相同，皆具有显著的关系。同时认为父亲的职业与职位会影响家庭采取社会或概念导向的沟通方式，然而该研究结论所提家庭沟通型态与物质倾向及强迫性购买有关。但并未说明哪一种家庭沟通型态与哪一种物质倾向概念有关，是与“获取中心”、或与“获取快乐”或与“财物成功”有关？研究只将三个概念的得分加总代表物质倾向，此为该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