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托宾税

㈠ 龙朝晖的发表论文

[1]龙朝晖，王妍，周丽贤.《“两税合一”前后外资工业企业转移定价动因探析》，《广东商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2]龙朝晖，《我国高校税收类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析》，载于论文集《教学研究与实践》，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3]龙朝晖，《聪明企业“理税”有道》，《北大商业评论》，2012年第9期。
[4]龙朝晖，陈会林，《我国宏观税负的口径选择、弹性比较及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税收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
[5]龙朝晖，钟娜，《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与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税收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
[6]龙朝晖，欧阳子菁，《我国应该开征“托宾税”来管制“热钱”的流入吗》，《税收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
[7] 龙朝晖，颜东娥，《中非经贸合作中的税制与协调》，《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9期。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全文转载。
[8] 龙朝晖，《把握传播主体“五性”，加强税收宣传工作》，《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9] 龙朝晖，邓强，叶志良，《金融危机背景下广州外企经营环境分析及对策研究》，《城市观察》，2010年第3期。
[10] 龙朝晖，宋润生，《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中的税收协调》，《亚非纵横》，2010年第1期。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全文转载。
[10] 龙朝晖，《征收金融交易税，挺难》，《人民日报》国际版（经济透视），2009年12月8日。被新华网、中国社科院网、《求是》理论网、国家税务局网、新浪财经、搜狐财经等全文转载。
[11] 龙朝晖，曾燕璇，《我国房价持续高涨的原因与相应的税收政策研究》，《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12] 龙朝晖，《离岸金融新业态》，《人民日报》国际版（经济透视），2009年8月18日。
[13] 龙朝晖，《自由裁量权使用不当阻碍依法治税进程》，《南方日报》理论版，2009年8月12日。
[14] 龙朝晖，《提高企业纳税信用水平》，《人民日报》理论版，2009年2月6日。被人民网、中国税务网、中国信用财富网、中国工会网、全景网等全文转载。
[15] 龙朝晖，陈会林，《我国宏观税负的经济效应及政策含义：1985-2007年》，《学术研究》，2009年第1期。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全文转载。
[16] 龙朝晖，陈会林，《广东外资工业企业国际转让定价的定量研究：1997-2008年》，《珠江经济》，2008年第11期。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全文转载。
[17] 龙朝晖，方佳雄，《我国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浅议》，《税务研究》，2007年第3期。
[18] 龙朝晖，《企业纳税与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1期增刊。
[19] 龙朝晖，霍东亮，《降低我国宏观税负的建议》，《税务研究》，2005年第1期。被财政部《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转载。
[20] 龙朝晖，郭志伟，《我国无缝隙税收征管研究》，《涉外税务》，2005年第2期。
[21] 龙朝晖，《我国税收管理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财政研究》，2005年10期。被西南财经大学《学科最新发展动态》全文转载。
[22] 龙朝晖，邓建新，《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问题及政策建议》，《改革》，2005年第7期。
[23] 龙朝晖，《“两岸四地”财税政策协调高级研讨会会议综述》，《财政研究》，2004年第9期。
[24] Long Zhaohui，Motives for International Transfer Pricing Policy of Guangdong Foreign Instrial Enterprises: Avoiding of Tax and Annexing Chinese Partners’ Profits， the Universal Press limited,2004，6。
[25] 龙朝晖，《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外资企业盈亏状况研究的综述》，《学术研究》，2004年第5期。
[26] 龙朝晖，《自然垄断产业的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与管理体制改革》，《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7] 龙朝晖，谭展超，《我国网上拍卖的税收征管问题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1年第12期。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2年第4期全文转载。
[28] 龙朝晖，《社会保险税四题》，《学术研究》，2001年第6期。
[29] 龙朝晖，《我国涉外税制优化若干问题思考》，载于论文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财税政策协调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2004年11月。
[30] 龙朝晖，《银行机构在积极财政政策中的职责和作用研究》，《广东财政》，2003年第12期。
[31] 龙朝晖，《我国现行转让定价税制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对策》，《广东财政》，2003年第9期。
[32] 龙朝晖，王京生，《电子商务中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广东财政》，2001年第10期。
[33] 龙朝晖，《加入WTO后我国涉外税制改革与优化》，《珠三角现代产业》， 2002年10月。
[34] 龙朝晖，《财政政策杠杆与国民经济新增长点》，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 38卷，1998年12月出版。
[35] 龙朝晖，《香港应发展高科技，提升国际竞争力》，《广东财政》，1999年第4期。
[36] 龙朝晖，《高校教育中实践教育的内容、意义和途径探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 38卷，1998年12月出版。
[37] 龙朝晖，《公共生产的原因与我国公营企业管理改革》，载于论文集《成长中的中国企业》，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4月出版。
[38] 龙朝晖，《关于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兼论开征社会保险税》，载于论文集《新世纪财政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39] 龙朝晖，《虚拟企业与企业虚拟经营下的管理哲学理念》，载于论文集《面向21世纪的企业与市场》，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
[40] 龙朝晖，《关注广东外资企业的盈亏状况》，《亚太经济时报》理论版，2003年4月29日。
[41] 龙朝晖，《重视绿色贸易壁垒》，《羊城晚报》理论版，2001年5月5日。
[42] 龙朝晖，《大学不同年级的特点和教育方法》，《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5-6），于1995年12月出版。
[43] 龙朝晖，《关于新时期建设一支过硬的学生党员队伍的思考》载于《中山大学学报》之《高校党建理论研究论文集》，1997年5月出版，中山大学学报丛书024号。
[44] 龙朝晖，《大学生恋爱的特点、误区及引导方法》载于中山大学德育研究优秀成果集《世纪之交的高校德育》，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3月出版。
[45] 龙朝晖，《山谷风对张家界山形及植物分布影响的研究》，《湖南气象通讯》，1985年11期。

㈡ 电子商务法考试单项选择题

06.B
07.D
08.D
09.A
10.D

㈢ 求一篇民族经济发展意义方面的论文

当今世界，全球化形成席卷世界的浪潮。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民族经济，相反地，民族经济仍有其存在和和发展的意义。〔关键词〕 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 民族经济 当今世界，民族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还有没有意义？或者说，究竟还有没有民族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在西方盛极一时并为我国一些“著名”经济学者所认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绝对力量已经通过世界性市场（包抬世界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世界性生产基地、世界金融体系、跨国货币流通体系的建立（如新生的欧元）、资本国际、普遍有效的税制调控方式（如“托宾税”）、全球信息网络与计算机的普遍运用及由之而造成的种种结果等主要方面得到日益充分的展示。这一实质性和根本性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与文化全球化浪潮（如迪斯尼、好莱坞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可口可乐、麦当劳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及以人权、民主、自由、博爱、平等为核心观念的政治一一道德价值理念等等）桴鼓相应，汇合成一体，营造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景象。这种景象似乎在告诉人们世界“大同”仿佛真的降临人间了。受这种思想影响，国外的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发展道路都必须与“新全球主义”趋同，因为只有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才能使我们“转入一个新的文明”（戈尔巴乔夫即力倡此说）。我国也有些人士在以浪漫主义的情调呼唤拥抱已经到来的“全球化时代”，主张我国应该毫不犹豫地立即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之中。依此，民族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其实，新自由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全球化”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19世纪40年代前就已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即已指出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说：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 这是资本主义商品贸易全球化阶段的景象。这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商品贸易，并不是在真正自由、平等竞争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具有着强烈的残酷性，散发出浓烈的血腥气味。譬如，十九世纪全球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拓殖，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曾一度（有的甚至是长期）繁盛的地区性文明中心纳入到其势力控制范围之内，又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强行施加于这些地区，从而逐渐确立起西方中心地位，大英帝国更成为西方中心之中心，以其占有的庞大的殖民地获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至于所谓以武力摧毁非欧洲的地区性文明中心，在美洲意味着二亿多印第安人的90%死于火枪、皮鞭、矿井和瘟疫；在非洲意味着四千八百万黑人被掳掠，其中三千六百万人葬身大西洋鱼腹、一千二百万人成为美洲矿区和种植园的奴隶；在亚洲则意味着印度沿海的大屠杀，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由此引发的战争及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样的“全球化”浪潮使上述非欧洲地区由原先所处的自身的传统境地而直面先进的近代社会与近代文明，从而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存在危机，有的还由此而在被纳入近代世界历史秩序的情况下开始了其社会与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的启动过程，然而，无论如何，透过那血与火的进程，我们无法否认残绝人寰的一面。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金融资本流动统治全球化的进程，使“全球化”或称之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内容与形式较之以往均有所变化，但不平等的实质丝毫没有改易，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爱德华•怀亚特说：在现代全球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汽车、钢铁和小麦的贸易，而是股票、债券和货币的交易”，其本质是“金融寡头的投机资本利用高新的交通、通讯、电子技术对全球进行统治与掠夺。”（参阅《谁在世界货币海洋中沉没》，载1999年2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在这新一轮“全球化”浪朝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角色，由昔日的英国换成了美国。美国充分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利用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世界经济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又利用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的信贷评级的巨大影响，利用其所掌握的发达的高新技术和军事实力等等，吸尽世界各国财富，诱使或逼迫各国放弃经济主权，推动各国民族经济体系解体，削弱日本、欧洲的跨国公司与其本国、本地区的利益相关性而使之加强同美国的利益相关性，从而完成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在这进程中，美国始终奉行双重标准，如其不断促使其他国家或地区对进口商品开放市塲，放弃关税壁垒，实行自由贸易，而其自身却一直实行着超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纺织业巨头们认为中国纺织品对美的输入损坏了其利益，因而要求国会批准对华织织品实行进口配额限制，就是新近发生的颇具代表性的事例。正如曾任“总贸总协定”总干事经济政第顾问的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巴格瓦蒂所说，美国奉行的并非是WTO的“多边主义”，而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这就使目前仍进行中的这塲“全球化”进程的真正底蕴不过是美国化而已，因为迄今为止只有美国才是这“全球化”游戏的主角，又是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还是这游戏的主裁判。至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则随时会在这游戏中面临着丧失主权、沦为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繁荣的飞地”（即所谓“本国领土内的外国土地”）之新殖民地的危险。美英统治者对于其目的并不讳言 。2002年4月，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 库柏就撰文直接了当地阐明美英全球战略目的就是效仿历史上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榜样，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新帝国主义全球秩序；在西方世界内部实行所谓文明准则，用法律和合作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矛盾，而对西方以外的国家则运用“丛林规则”，即恢复帝国主义传统的炮舰政策，再辅之以利益诱惑，从而施之以“胡萝卜加大捧”的政策，不择手段地、先发制人地打击和欺骗，迫使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接受新帝国主义的统治。这样的“全球化”已经结出了恶果，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拉丁美洲国家的遭遇就是显著的事例。美国一向把拉美地区视为自家后院，是美国垄断资本进行投资和控制的重点。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以提供低息贷款为诱饵，诱使拉丁美洲国家大量举借外债，而其在向他们提供贷款时附加了市场浮动利率的条款。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紧缩政策，骤然大幅度提高了利率，大大加重拉美国家的外债负担，拉美国家很快就纺纷因无力偿还巨额外债而陷入危机。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乘机强迫拉美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否则便不给予美元再贷款、切断进口来源。在强势压迫下，诸多拉美国家被迫接受各种苛刻条件，完全放弃政府干预经济，削减政府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并放弃关税壁垒、取消贸易保护，实行国际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融入了“全球化”浪潮之中。其结果是吞下苦果、酿成悲剧。譬如，拉美国家曾经非常重视发展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发展则有效地加速了其工业化进程，推动了社会基础建设，而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仅增加了失业、加剧了社会矛盾，而且大大降低了民族工业的整体实力，民族私营工业也随之陷入更加脆弱的境地；放开国际贸易和投资后，跨国公司纷纷收购民族私人企业，净利润大幅度汇出境外，资本流失严重，所谓非国有化实际导致了外国化；1980一1989年间，拉美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下降幅度最小的为2.4%、最多的为37%，贫困人口由1980年的1.12亿增至1990年的1.92亿，十年间增加了约八千万人，平均每年增长约7%。深深卷入美国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墨西哥，直接导致了曾一度壮大的民族工业的瓦解，而这又连带引发银行体系的危机，内、外债一齐增加，外债还本付息的雪球越滚越大。80年代以来的二十年间，墨西哥深陷外债陷阱无法自拔，1980年的外债总额为580亿美元，十五年来本已偿还本息共1500亿美元，而到1996年外债总额却反而猛增至1800亿美元，美英垄断资本家遂向其提出廉价出售银行系统和石油资源以偿还债务的要求。1995年，墨西哥爆发强烈金融危机，短短几个月就有15000家企业倒闭，300万人失业，居民购买力至少减少三分之一。政治动乱，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国家极不稳定。1998年再度爆发金融危机，银行坏账款上升到50%以上，不得不宣布容许外资收购本国银行100%的股权，并被迫出售处于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以清偿外债，民族经济遭受到毁灭性打击。近年来，巴西、阿根迋等国家也大体因相似原因而相继发生金融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外债大幅度增加，金融体系坏账堆积，居民纷纷挤兑银行，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或世界经济一体化，究意使谁受害、使谁获益？明眼人对此看得很清楚。自由资本全球化促使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导致南美、俄罗斯、东亚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给这些地区、国家的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底《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东亚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有关国家人民的生活，造成全球在三年内将损失2万亿美元的产值。”安南秘书长说仅印尼一地就有五千万人因亚洲经济危机而重新陷入贫困，整个“发展中国家至少有十亿人变得更加贫穷了”（据1998年9月8日，安南秘书长关于联会国工作的年度报告）。而美国呢？19999年7月5日《经济参考报》所载李长久题为《金融危机与东亚区城合作》的文章说：美国“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4年外国人购买美国股票、公司债券和其他非国库券证券为570亿美元，1997年增加到1970亿美元，1998年达2280亿元。美国《华尔街日报》载文指出，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人一齐浮沉，‘美国如今看起夹是站在那些灭顶之灾者的肩膀之上’。”事实教育、警省了越来越多的人。德国《明镜》杂志的汉斯•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揭露经济全球化“实际是个可怕的陷阱”，他们合著的《全球化的陷阱一一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成为世界畅销书；法国作家、记者维维亚娜•弗勒埃指出经济全球化“使个人和民族的主体性陷入危机，给人们带来无以言状的不安”，她所著的《经济的恐慌》亦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影响。美国学者哈里•舒特在《资本主义的问题》中把全球化比作“集团犯罪一一 一种正杀害它赖以生存的躯体的恶毒的寄生虫”；津巴布维学者雅希•汤顿更在《全球化与南方：剥削的逻辑》中痛斥“全球化是资本统治和经济剥削这一历史运动的现代表达方式，是资本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最终征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不断发出“反对世界商品化”、“全球化，当心点，人民不会放过你”等批判性的呐喊，并以各种形式同所谓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作抗争。如上所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盛行拉美二十年来，在美国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的逼迫下，拉美各国一直恪守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却造成了各种社会恶果的空前积累。饱受苦痛的拉美终于爆发了遍及整个大陆的抗议活动。但面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政治动荡，国际货币基金依然视而不见，我行我素，顽固地坚持其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教条。这甚至连美国右翼有识之士都为之担忧，《迈阿密导报》的拉美专栏作家安德鲁同华盛顿的右翼智囊团联系颇为密切。2002年7月14日，他以向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献策的形式撰文称：“拉美各国政府正陷入严重的困境中，据最新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拉美政府的民意支持率均下降到维持稳定所需的30%以下，包括玻利维亚、巴西、阿根迋、哥伦比亚，还有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等等。”所以，他督促美国政府调整对拉美的政策，不要再继续强调“私有化和削减政府开支”，否则“拉美将变成孕育救世主或左翼政权的肥沃土壤。”安德鲁的警告果然变成了现实，仅数月之后，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的大选中，新兴的左翼政党就相继赢得了重大胜利，从被西方贬斥为“极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间力量一下子堂而皇之地步入执政者的殿堂。此外，2003年5月阿根迋的大选中，前总统梅内姆因坚持新自由主义而丧失民心，不得不自动退出总统选举，而主张发展民族工业的基什内尔，虽是政坛新秀，却很轻松地赢得了大选；民心所向，于此可见。很值得一提的是古巴。来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曾利用古巴一度面临的严重困难，竭力鼓吹“国营企业天生低效率”论，说只有对国营企业实行产权改革，“改变所有制”，实行私有化、发展资本主义，古巴的经济才有望恢复和发展。但古巴共产党、政府及其领导人，丝毫不为所动，不仅不上新自由主义的当，而且给予严厉批判。他们郑重指出：“一个通过斗争和牺牲证明了自己能力的国家，也是有能力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效益的。”（卡斯特罗：《经济改革应缓慢进行》，拉美社哈瓦那1995年11月4日电。）明确宣布“这里没有新自由主义活动的空间。”（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在哈瓦那第二次移民会议上的发言，据新华社联合国1996年6月26日电。）他们认为要恢复和发展经济当然“要实行必要的开放，但这种开放必须在共产党和劳动者的领导之下，而不是在奸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家的领导之下。”“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应是资本主义，更不应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古巴正在做的和正准备要做的一切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卡斯特罗：《古巴对旅游业这个创汇部门应给予重视》，据新华社1993年11月7日电。）他们又针对新自由主义者对国有企业的攻击，指出一个企业有机会立足世界市场并不是靠所有制关系，而是靠它使自身技术和管理适应国际市场要求并调动工人积极性的能力，（《拉赫访谈录》，德国《时代》周刋1999年7月22日。）并坚信古巴的国营企业一定能做到高效益：“这是能够做到的，因为党拥有78万名素质高的党员，有人民群众组织的支持，而且还有一代好的青年”。（卡斯特罗在古共五大闭幕会上的讲话，1997年10月10日。）“我们认为国营企业是能够有效率的。这些企业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有竞争力的。我们不相信所有的国营企业必然是低效率的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我们将捍卫国有制的存在，因为我们不仅相信国营管理是有效率的这种可能性，而且认为国家所有制最好地代表了大多数居民的利益。”（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在哈瓦那第二次移民会议上的发言，据新华社联合国1996年6月26日电。）古巴在美国的长期封锁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壮大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民族经济，并取得了卓越成就，最为难能可贵！

历史与现实大量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要在21世纪整个世界知讯日益发达、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全面建设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然不能自外于世界，不能不了解、学习、接受外国先进文化，不过，“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的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我们应从国家安全、民族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前途命运这样的角度来思考、筹划、制定我们的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充分认识到“全球化”实即欧美资本主义化的本质及其危害。陈云同志早就语重心长地指出：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塲的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资本家。如果低于平均利润率，他为什么不把钱存在银行稳拿利息？为什么要搞冒险的投资呢？ 现在离列宁说的将来“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的时间还很远很远。 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中要保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丝毫没有不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恩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据之而谓：“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自己的模式。”（同上书第26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淳谆教导，永远值得铭记。总之，我们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始终以仲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切不可上新自由主义的当。新自由主义鼓倡其“全球化”，诱逼我们放弃国家主权，改变社会发展方向，丢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的公有制经济，完全融入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之中。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应在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通过主动、有效地提升民族企业竞争水平，大力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增强综合国力以积极应对，不仅掌握这场战争的主动权，而且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使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