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愚民

㈠ 梁啟超寫的《變法通議》的簡要評價

變法通議》是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前夕撰寫的一組政論文章，主要內容是論證中國社會變則存，不變則亡；只有改良現行的腐朽官官僚體制和科舉取士制度，興辦新式學校培養變法人才，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制度的弊端，維護清朝的政治統治。本書是近代中國最為系統全面的向國民宣揚維新變法主張的著作，從理論上深入闡述了維新變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種、保國、保教的作用，成為晚清政壇上名聲最大的宣傳著作，是維新變法時期宣傳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幟。《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使《時務報》在眾多報刊中脫穎而出，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維新派刊物，梁啟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輿論之驕子，天縱之天豪」的美譽。
《變法通議》內容及影響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省新會縣人。我國近代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著名政治活動家和教育宣傳家。
梁啟超出生於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師為生。梁啟超自幼在家接受啟蒙教育。11歲至廣州應學院試，中秀才。後在「學海堂」就讀，於經史子集無不涉獵，17歲中舉人。18歲購得《瀛環志略》，從此開始接觸西學。不久，以弟子禮拜見康有為，並於1891年受業於萬木草堂，其「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戰敗，遂隨其師康有為並各省1300名舉人聯名上書，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車上書」。從此開始了他鼓吹變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動。1896年，任上海《時務報》主筆，發表《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為傳播變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貢獻，成為當時知名的風雲人物。1897年11月，赴長沙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教學中積極宣傳變法思想，培養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協助康有為等促成「百日維新」。其間，梁啟超活躍非凡，為變法事業鞠躬盡瘁，顯示了卓越的宣傳和組織才能。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亡命日本等地，耳聞目睹西方之學，思想又有新變。在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繼續鼓吹變法維新。從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間，撰寫了近百篇文章，廣泛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賓諾莎、盧梭、培根、笛卡兒、達爾文、盂德斯鳩、康德等、其領域遍及歷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個方面，對當時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很大的積極影響，被譽為「輿論界驕子」。
1905年以後，國內革命形勢繼續發展，但梁啟超對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漸落後於時代，成為保皇立憲的積極鼓吹者和參與者。
1920年以後，梁啟超息跡政壇，專事著述和講學，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開大學，東南大學任教，還曾任北京圖書館館長。陸續寫成《墨經校釋》、《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專著，在學術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1929年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
梁啟超學識超群，才華橫溢，一生極其勤奮，雖身在政壇不忘筆耕，因而著述極其豐富。據初步估計，其著述約有1400萬字!其著作的結集，最早為1902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的《飲冰室文集》，其後至1937年，共有大約40種不同版本的文集行世。其中，以1932年由林志均編、中華書局出版的《飲冰室合集》收錄最完富，體例最佳。近年，中華書局又將此本影印出版。
梁啟超的主要教育著作和論文有：《變法通議》(1896年)、《倡設女學堂啟》(1897年)、 《湖南時務學堂學約》(1897年)、《公車上書請變通科舉折》(1898年)、《教育政策私議》(1902年)、《論教育當定宗旨》(1902年)、《中國教育之前途與教育家之自覺》(1917年)、《教育與政治》(1922年)等，均收錄於《飲冰室合集》之中。
《變法通議》是梁啟超擔任上海《時務報》主筆時發表的早期政論文章的結集，發表的起止日期為1896年至1899年。《變法通議》共有14篇，其中，《自序》、《論不變法之害》、《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學校總論》、《論科舉》、《論學會》、《論師范》、《論女學》、《論幼學》、《學校余論》、《論譯書》、《論金銀漲落》等12篇，刊於1896年至1898年的《時務報》，《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等兩篇，刊於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議報》。《變法通議》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冊的第一卷、入選時，編次略有更動。
梁啟超說：1896年，「啟超創一旬刊雜志於上海，曰時務報。自著《變法通議》，批評秕政，而救弊之法，歸於廢科舉興學校，亦時發民權論，但微其緒，未敢昌言。」可見，《變法通議》是為「批評秕政」，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因此，《變法通議》全篇都是在鼓吹變法，倡言維新。由於梁啟超和其他維新派人士一樣，是教育救國論者，因此，在《變法通議》中，教育救國思想非常明顯，其中，教育思想比較集中的篇目為《學校總論》、 《論科舉》、《論師范》、《論女學》和《論幼學》等。
1．在《自序》、《論不變法之害》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啟超指出，變為自然和社會之普遍法則，自然由變而成，社會也由變而生，「借日不變，則天地人類，並時而息矣。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啟超上引歷史，下及現實，左觀印(度)日(本)，右覽俄(國)德(意志)，極言變法之必要，他大聲疾呼：「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這些話的確如春雷驚天，確乎震聾發聵，驚世駭俗，驚心動魂，使人們從古國甜夢的沉睡中驚醒過來而直面當時的嚴酷現實，這無疑是封建帝國里的第一聲資產階級愛國啟蒙。梁啟超繼而進一步回答了法之如何變的問題：「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變法之本在育人才，在開學校，在變科舉，所有這些最終又需依靠體制的變革，這即是說，育人才，開學校，變科舉必須在政治體制變革的前提下，並通過政治體制的變革來實現。這無疑是一種深刻的遠見灼識！
2．在《學校總論》中，梁啟超指出：「世界之運，由亂而進於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於智，故言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而民智開於學，興學立於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國家興亡的大事！
那麼，為什麼會有學校不興，教育不立的現實呢？梁啟超指出，這都是長期以來的愚民政策所使然。統治者為箝制思想，便用制義、詩賦、楷法作為學校教育的內容，如此便使學校存其名而無其實。學子除了科舉一途無由自進，這樣，即使是那些有真才實學的「奇才異能之士」，為了取得中第升遷，也「不得不輟其所學，以 焉而從事矣。其取之也無定，其得之也甚難，則倜儻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窮愁感嘆，銷磨其才氣，而無復餘力以成其學矣」。所以，梁啟超憤慨地揭露道，明太祖之設制藝，同秦始皇之燔詩書，「遙遙兩心，千載同揆」，戕民害族，罪不可逭。
梁啟超進一步指出，國民分士、農，工、商、兵五等，而農而不士，農業不興；工而不士，工業不興；商而不士，商業不興；兵而不士，兵業不興。不惟中國之農、工、商、兵四業不士，即便是士也不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據詞章之輩，於歷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見，於萬國形勢，瞢然未有所聞」，如此而欲富國強兵，安內御外，無異於緣木求魚，未可得也。所以，要舉興百業，就需要對百業之民實行職業教育，廣設學校育才。但是，當時培養官吏的國之大學，省之學院，郡縣之學官，乃至書院，教學內容陳舊過時，愚腐不堪，不教以歷代政術，不教以本朝掌故，不教以天下郡國利病，如此則「當其學也，未嘗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則當盡棄其昔者之所學，而從事於所未學，「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如此治國，豈有不敗者乎？」而且，即使是如此空疏無用的教育，真正「澤及」者也不在多數。雖號稱受教之人有四百兆，但實際上，婦女不讀書，已去其半數，農工商兵不知學，終去其十之八九。梁啟超於此不由得感慨系之：「故號為受教者四萬萬人，而究其實能有幾人，則非吾之所敢言也。」
梁啟超還對當時的同文館、廣方言館、水師學堂、武備學堂，自強學堂和實學館之類洋學堂提出了批評。本來，作為專門之學，洋學堂對於振興百業，培養專才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洋學堂的教育內容也同樣是隔靴搔癢，不及實事，「言藝之事多，言政與教之事少。其所謂藝者，又不過語言文字之淺，兵學之末，不務其大，不揣其本，即盡其道，所成已無幾矣。」另外，洋學堂還受到以下三個方面的不利因素的制約：其一，科舉不改，就學乏才；其二，師范學堂不立，教習難稱其職；其三，專門之業不分、難於造就專才。所以，梁啟超說，這種學校培養出來的人、頂多也只能「任象 之事」，當個翻譯了事，於實事實業無補。
所以，必須設立新型學校以應時需，若「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新型學校應該「采西人之意，行中國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其總綱有三：「一日教，二日政，三日藝」，其分目有十八項：「一日學堂，二日科舉，三日師范，四日專門，五日幼學，六日女學，七日藏書，八日纂書，九日譯書，十曰文字，十一日藏器，十二日報館，十三日學會，十四日教會，十五日游歷，十六日義塾，十七日訓廢疾，十八日訓罪人。」
在《學校總論》的最後，梁啟超專門論述了教育經費問題。梁啟超指出，沒有教育經費，學校之議無異空紙，所以，「今國家而不欲自強則已，苟欲自強，則悠悠萬事，惟此(指籌措教育經費)為大，雖百舉未遑，猶先圖之」。有感於英、法、德、俄、美、日諸國教育經費之充足，更感於中日甲午海戰失敗之沉痛教訓，梁啟超指出，假如中國能早一點拿出甲午海戰的戰敗賠款二萬萬兩白銀的百分之一二用於興學育才，則二十年間人才大成，那麼，甲午海戰便不致於落得如此之慘痛結局。所以，只看到敵人的堅船利炮，而看不到其所以有堅船利炮的原因，只不惜重金以治海軍，而捨不得拿出薄金以營學校，如此便是知末不知本，治末不治本，最終必是一無所成。梁啟超沉痛地疾呼：如果今日仍不圖舉，則「恐他日之患，其數倍於今之所謂二萬萬者，未有巳時。」
3．在《論科舉》中，梁啟超專門討論了科舉改革問題。梁啟超指出，國家作育人才，皆為有用，教而不用，不如不教；學生學習，唯在效用，學不見用，不如不學。但是，科舉網盡舉國上才之人，專事空疏無用之學，使學生「悉已為功令所束縛、帖括所驅役，鬻身滅頂，不能自拔。」所以，「故欲興學校、養人才，以強中國，惟變科舉為第一義。」那麼，科舉如何變？共有上、中、下三策。何謂上策？上策是：「合科舉於學校；自京師以訖州縣，以次立大學小學，聚天下之才，教而後用之。入小學者比諸生，入大學者比舉人，大學學成比進士；選其尤異者出洋學習，比庶吉士。其餘歸內外戶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學成而歸者，授職比編檢。學生業有定課，考有定格，在學四年而大試之；以教習為試官，不限額，不糊名，凡自明以來，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積弊，一旦廓清而辭辟之，則天下之士，靡然向風，八年之後，人才盈廷矣。」
何謂中策？中策是：「多設諸科，與今日帖括一科並行。」分設明經、明算、明字、明法、使絕域、通禮、技藝、學究、明醫、兵法諸科，使諸科廣涉經書、中外算術、中外語言文字、法律、外交、大清掌故、格致製造、教學法、醫學、兵法等各個領域。至於取士之法，或特詔舉試，或按省附考，給予出身，示以榮途。如此「則岩穴之間，鄉邑之內，與夫西學諸館，及出洋學習之學生，皆可因此以自達。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厲於實學，以為天下用，則其事甚順，而其效亦甚捷。」
何謂下策？下策是：「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變其取士之具」。也即試科不變，但具體內容應有新的要求。童子試「必試以中外政治得失、時務要事、演算法格致等藝學。鄉會試必三場並重，第一場試四書文、五經文、試帖各一首；第二場試中外史學三首，專問歷代五洲治亂存亡之故；第三場試天算、地輿、聲光、化電，農礦、商兵等專門，聽人自擇一門，分題試之，各三首。殿試一依漢策賢良故事，專問當世之務，對策者不拘格式，不論楷法。」
總之，科舉之變是必然的，完全率由舊章顯然有悖於時代的要求，問題只是大變還是小變的問題，「大變則大效，小變則小效」，上策必強，中策可安，下策尚存。
4．在《論師范》中，梁啟超指出，國之興，在於興學，學之興，系乎教師，教師是學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對學生影響很大，因此，教師的作用舉足輕重。但是，當時府州縣學官及蒙館學究多系不學無術，濫竽充數之輩，其誤人子弟，勢所必然。而洋學堂中的西洋教習，亦每每存在有言語不通，翻譯失真。西人幼學，異於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等五大不利因素，而且，西人不懂中華經典，「每撥棄本原，幾成左衽」，任用西人，授人以柄，究非長策，所以，「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范學堂為第一義」。
那麼師范學校之制又如何確立呢？梁啟超參考日本尋常師范學校之制提出了如下主張：「一須通習六經大義，二須講求歷朝掌故，三須通達文字源，四須周知列國情狀，五須分學格致專門，六須仞習諸國言語，」至於教學法，學習《札記·學記》而循而用之，殆庶幾矣」。
梁啟超進一步指出，必須將師范學堂的設立同小學堂的設立結合起來。從京師到各省府州縣，遍設小學堂，同時輔之以師范學堂。小學堂之教師由師范學堂之學生充任，以小學堂教學之效果，來檢驗師范學堂教學之效果。如此，「則天下之士，必爭自鼓舞」，「十年之間，奇才異能，遍行省矣。」
5．在《論女學》中，梁啟超提出了「欲強國必由女學」的驚人之論。梁啟超列舉了世界諸國之女學狀況，指出，女學最盛者，其國也最強，美國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也次強，英、法、德、日諸國是也；女學衰微者，則其國得存已為辜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梁啟超說，到了太平之世，國界、種界、兵事全無，男女也無有分別，男女「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而無或能或不能之別，故女學與男學必相合」。
因此，梁啟超於當時中國婦女並受身心二重戕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中國婦女不僅深居閨閣，足不出戶，以致「獨學無友，孤陋寡聞」，未可作詩填詞，無論實學，而且要蒙纏足毀體之害，所以，「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
6．梁啟超極為重視兒童教育，認為「人生百年，立於幼學」，所以，在《論幼學》中，他詳細地闡述了兒童教育的內容和方法問題。他對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先進的兒童教育方法充滿了贊美之情，認為這些國家所實行的「先識字，次辨訓，次造句，次成文」的教學程序，循序漸進，學不躐等，符合兒童身心發展的規律，而中國當時的未嘗識字即先授經，未嘗辨訓、造句即要作文的兒童教育程序無疑是本末倒置。正是痛感於當時的兒童教育方法對兒童的戕害，梁啟超為八歲至十二歲的兒童擬定了一個功課表。
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梁啟超雖不一定能稱得上是一位深刻的教育思想家，但稱之為著名的教育思想宣傳家卻是當之無愧的。在《變法通議》中，梁啟超以東漸之西學為思想武器，用不同於當時文壇的新文體，即用更為痛快淋漓，剴切銳利，富有情感，不避俚俗的語言，大聲疾呼變法之迫切性與必要性，因而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加之《變法通議》主要是發表於當時「舉國趨之，如飲狂泉」的《時務報》，其影響之巨大更是可以想見的。
梁啟超是一位教育救國論者，因此，他所鼓吹的變法也主要的是指教育變法。梁啟超以其敏銳的政治洞察力，窺測到了當時中國變法的迫切性，他在《變法通議》中的變法主張，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對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時代的強烈呼聲，因而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但是，《變法通議》之所以倡言變法，鼓吹改革的理論依據則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西方進化論，這種以自然萬物之進化與人類社會之發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無疑是形而上學的。
《變法通議》把興學校、育人才作為變法的根本，把教育作為開民智、興民權的基礎。它所表達的重視教育的思想無疑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國人才缺乏、民智未開的教育原因，卻沒有從更深一層看到造成中國教育落後的政治原因，這是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所表達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變法通議》涉及到了教育(特別是學校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從教育外圍的改革，諸如女子教育改革和連接育人和用人的樞鈕——科舉改革，到教育內部的改革，諸如教師、學生、育人規格、教育內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改革，無處不著筆墨。
於今看來，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所表述的思想恐怕是平談無奇的，其中甚至還有失當之處，但是，作為大潮的先聲，《變法通議》在當時的確起到了震聾爰聵、開啟民心的重要作用，不論是清末的興學校，還是科舉由改革到廢止，所有這些，都無疑受到了來自《變法通議》的重要影響！

㈡ 戊戌六君子被處死時，為什麼百姓紛紛叫好唾罵，向劊子手扔賞錢

然而，這些愚民也是滿清衰弱的根源。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軍艦從廣州殺到天津，又從天津殺回廣州，最後又到了南京。

這一路上，滿清老百姓基本對洋人入侵熟視無睹，毫不關心誰勝誰負。

他們被教育為不要管國家大事，莫談國事。

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更好了，很多中國老百姓選擇和洋人合作。英國人有一個著名的中國苦力團，給錢讓他們做後勤工作。

而地方上的中國老百姓，也給洋人提供包括後勤物資在內的各種幫助，幫著洋人打自己的政府。

至於對於所謂亂黨，無論是最早的太平軍、後來的維新派、革命黨，民眾態度都是相同的，就是比朝廷還恨他們。

比如徐錫麟刺殺了滿清官員，被判處死刑。然而，官員的親兵卻在行刑之前，對徐錫麟施以酷刑，據說砸碎了他的睾丸。

顯然，官員被殺，並不管士兵的事情，為什麼會這么恨呢？

這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表現。

洋人打過來，老百姓不關心，甚至合作，那是因為洋人很強大，老百姓不敢招惹。

相反，亂黨的實力弱小，又是朝廷宣傳的破壞國家的人。

愚民第一害怕國家的變革，他們不知道變革以後國家可能會成為什麼樣子，寧可做太平犬，至少有口飯吃。他們畏懼革命黨、維新派變革以後，會讓他們連飯都吃不上；

㈢ 發達國家有哪些愚民的現象

馬列主義的真理告訴我們，政治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所以資本主義的政治歸根結底是為各大財團服務的，資本主義哪來真正的民主，但是，社會主義制度不同，社會主義是人民當家做主，所以不會有愚民的問題存在。

㈣ 中華文化為什麼博大精深

歷史文化是人類在其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創造、總結、積累下來的物質與精神財富的總和，帶有明顯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那麼，這種民族文化的精華部分，便是此種文化的主流。這種文化主流的精髓，便集中地表現在這個民族歷史的哲學觀點方面。
中華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受中華文化歷史熏陶而形成的中華民族具有勤勞、智慧、團結、勇敢的精神，就是因為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一種極其古老的哲學思想——道學。這種哲學的最基本特點是一元論，而以陰陽形象地表述一事物中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辨證統一關系，以陰陽同性相斥、異性相引、消長、平衡推動事物變化而論述其客觀規律。中國古典哲學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辨證法和相對論。
由於中國古典哲學是產生在尚無文字為載體以行表述和傳承的上古時代，為著教授人們學習，就畫出了一事物之中存在陰陽兩勢消長變動的「太極圖」表示，再以陰陽符號組成象徵天、地、人、時，且陰陽不能形成靜止性平衡的八卦圖，進行傳授。這就是伏犧時代創八卦的歷史記載。
此後，當中國的歷史上有了文字以後，人們就會很自然地給這種傳授哲學的專用圖案畫注以文字，以幫助記憶。對於這種有了文字的哲學經典，就不能再以卦畫相稱，而須稱之以書了。書名就依此書是專講事物變易、所用的方法簡易、而其所講的哲學道理千古不易這三方面的意義，定書名曰《易》。
中國哲學由於產生在以畜牧狩獵為主要經濟生產特點的時代，其時，在人們的思想認識上，是以山地為獲得資源的生存根本，這就很自然地將代表山的《艮》卦置於六十四卦之首；在中國社會發展進入以農耕為主要經濟生產後，人們的認識觀念自然也要產生變化，認為土地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根本，所以，這時候的人們又將代表大地的《坤》卦放在六十四卦之首。為了區分這兩種不同的版本，就將以《艮》卦為首卦的《易》經，按首卦上山、下山、山山相連之象，稱作《連山》；而對以《坤》卦作首卦的版本，就依「大地生發萬物，而萬物又莫不歸藏於大地之中」的象徵性意義，定書名為《歸藏》；商末周初，周文王父子刪改哲學經典，用作卜筮，為其貫徹「神道設教」、愚民以治方略服務的，就是今還保存且流傳於世的通行本《周易》。
中國哲學不僅產生極早，而且，其學習、運用、傳播和傳承，從其一開始就受到了全社會極大的重視。正由於如此，中國哲學就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上古的政治、經濟、思想、語言、文字等各個方面。
如稱道學理論為「道理」；將一定的思想、方法、規律、法則都統稱之為「道」。討論問題謂之「論道」，用心體會哲理並融會貫通命之曰「悟道」，學道而有所心得便謂之以「得道」，得道者符合哲學思想的行為體現，就謂之曰「道德」，將以法治國者稱作「執道者」，評論治國者的政績，論之以「有道」或「無道」……至於中國古典哲學名詞、術語中的許多專用字，也都是按著哲學原理和學哲學、用哲學的當時實際情況而創造出來的。
例如，學習的「學」字，在甲骨文中，是依「雙手」弄「爻」於「屋」中之形而為字。在稍後的金文中，又於「屋」中增添了一個學子的「子」字。這個字直到漢字簡化前的繁體「學」字，字形還一直保持著原樣而未改變；教學的「教」字，是畫一隻「手」，持以教「鞭」，指著「爻」給學「子」看的簡明圖形而成字。「教」字的字形至今基本未變；道學的「道」，道德的「德」等中國古典哲學名詞、術語及與其有關的文字之造，莫不如此。在上古時代，正是由於學者們都學哲學、用哲學於自己的職業或學術研究之中，這就使得中國的古典哲學思想深深地滲透到了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禮儀、教育、天文、地理、音樂、建築、書法、繪畫等中華文化的各個方面，同時也產生了充滿哲理的成語典故，這就是中華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歷史根源。
一個人，如果思想上重唯物，明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最基本道理，他就會在行動上表現出勤於實踐、熱愛勞動、奮發有為的精神。思想上不僅重唯物，而且講辨證，就不會死搬教條，就懂得變通，就聰明智慧。
既勤奮而又智慧的人，其辦事情成功的機率就比較大，這就是勇於實踐，敢於斗爭，以及

㈤ 宣傳學的宣傳倫理

宣傳本身是中性的，可以為公眾利益服務，為商業服務，但也可以被法西斯主義利用，服務於反人類的活動。於是我們需要提出宣傳倫理問題。關於這個問題中，焦點集中在目的和手段的關繫上。
我們社會中有很多的宣傳，宣傳是有目的的，只要進行宣傳，就會存在目的與手段之間的矛盾，因而存在道德悖論。現在有的宣傳者強調，我的目的是好的，所以我就可以使用一些不夠合法的手段。如果是這樣，就存在一種宣傳的目的和手段之間的道德沖突。這是我們需要從理論上予以注意的。馬克思說：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當的，目的也就是不正當的。這是說，目的正當，也要和手段對應，手段也應該是正當的，如果手段不正當，目的正當本身是值得懷疑的。
目的不正當，方法再精緻，也是一種罪惡。反之，在道德上會受到質疑。例如，曾任布希政府副國務卿、負責公共外交的夏洛蒂·比爾斯直言不諱地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會選擇任何傳播方式，只要它有效。「這種只看效果、不擇手段的關於宣傳的認識，至少在和平時期是一種愚民政策，受到了一部分人的批評。

㈥ [轉載]專制為什麼離不開謊言

馬基亞維里是義大利佛羅倫撒人，在佛羅倫撒城市共和國擔任過國務秘書和外交官，後來佛羅倫撒的共和制被推翻了，美第奇家族執掌了權力，馬基亞維里丟了官，還一度被關進了監獄。他為了得到新統治者的青睞，東山再起，寫了一本為統治者美第奇家族出謀劃策的書，這就是著名的《君主論》。在《君主論》中，馬基亞維里為君主支招，實話實說，大膽突破了道德的約束。他直言不諱地告訴君主：對於君主，作惡比行善有利。統治者如果按照道德主義鼓吹的善良品質行事，就有失去權力的危險。 他給君主支招：偉大的君主既要有獅子的兇猛，又要有狐狸的狡猾。要使每一個人害怕和尊重自己。一個君主必須是一個大偽裝者和偽君子，懂得如何使用欺騙把人們弄糊塗，使人們相信自己的偽裝。蒙蔽視聽，把人的頭腦搞糊塗的本事，是任何成功的君主的一個武器。 為了給君主減輕道德上的壓力，馬基亞維里指出：目的總是證明手段正確。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統治者為了保持地位，必須非善良地去獲取權力。這是「必然性的命令」。許多人把馬基亞維里看作是邪惡的象徵。莎士比亞就把他稱為「兇殘的馬基亞維里。」但是也有人認為馬基亞維里是清醒和真實的，他站在君主的立場上所說的實話恰恰反映了或者說揭露了專制制度邪惡的本質，在專制制度下，統治者必然要作惡，馬基亞維里要君主服從這「必然性的命令」，這個必然性對於人們認清專制本質有著積極的意義。恩格斯把馬基亞維里稱作文藝復興的巨人，大概也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的。關於專制統治為什麼必須靠謊言支撐，僅僅靠暴力支撐為什麼不行，對此馬基亞維里沒有談透，我們來分析分析看。 任何統治者都不可能在失去民意基礎的情況下維持統治地位，專制統治也必須有民意基礎，即使沒有認可的民意，至少也要有認命的民意。哲學家休謨就曾經說過，統治是建立在輿論上的。為什麼僅僅靠暴力無法維持統治？專制統治歸根結底是少數人的統治，統治權最終歸結到執掌最高權力的一個人、一個家族或極少數寡頭手裡。最高權力的執掌者也是凡人，沒有孫悟空的本領，沒有刀槍不入的神功，他的個人力量是極其有限的。他可以下令殺人，但也可能被殺。如果沒有民意支持，僅僅靠暴力手段進行統治，那掌握暴力的人就是他的最大的危險所在。古羅馬帝國的皇帝害怕軍隊政變，把羅馬軍團都布置在帝國的邊疆區，首都羅馬只留忠誠的近衛軍保護皇帝，但後來恰恰是近衛軍成了廢立皇帝的決定性力量，一些皇帝就是被近衛軍殺的。中國的帝王死於非命的也大都是身邊的權臣、宦官或兄弟所為，被造反民眾所殺的是極少數。所有執行暴力任務的人，如軍隊、警衛、近衛軍等都是與民有聯系的，大都來自於民，大都會受到民的影響，濫用暴力鎮壓不滿的民眾，會激起民眾更強烈的不滿和憤怒，到了某個轉折點，拿槍的人就可能不再聽命，而是掉轉槍口。越是依賴於暴力的統治者，越有可能葬身於暴力。 權力從來都不缺爭奪者，專制權力更是如此，多少人為了奪權你死我活地拼殺，兒子可能殺父親，母親可能殺兒子，親兄弟也互相殘殺，更不用說沒有骨肉關系的政敵了。在統治者失去民意的情況下，他的政敵一定會利用這一點替天行道為民除害。所以，統治者一旦失去民意，就離覆滅不遠了，起義、造反、政變、暗殺、逼宮、廢黜等大戲在等著他。中外歷史上這種例子太多了，舉不勝舉。如此，我們知道了民意為什麼對於統治者是必不可少的：在民意麵前，再強大的統治者也是虛弱的。無論什麼樣的專制統治都是少數人獲得利益和壟斷權力的統治，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也不可能真正地獲得民意，所以，必須靠謊言來騙取民意。在古代社會，統治者騙取民意最主要的謊言是「君權神授」，實際上是以天意來逼迫民意就範。 在歐洲，在基督教沒有獲得統治地位之前，天意的權威沒有確立起來，那時候羅馬帝國的皇帝被殺被廢的比例非常高。當基督教統治歐洲後，皇帝與國王由教皇承認並加冕，由於大多數民眾是教徒，如此使得君權神授被認可，天意代表了民意。中世紀君主的人身安全要比羅馬帝國的皇帝強了許多。即使如此，君主們也不敢掉以輕心，必須依靠謊言鞏固統治。15世紀德國人古登堡的印刷術給歐洲帶來了出版便利，所有國家的君主無一例外地限制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他們盡管有天意支撐，還是害怕謊言被揭穿，執政地位被動搖。 中國皇帝的「天命」主要是靠「奉天承運」的故事和禮教來欺騙臣民。同時還實行愚民教育，用各種方式灌輸和培養奴性，明清時期，奴性文化達到高潮。進入了現代社會，君權神授這種一勞永逸的謊言不靈了，天意無法代表民意了，民意成了權力合法性的唯一來源。對於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來說，民意是由選票定量地統計出來的。所以當選的政治家必然具備民意基礎。又由於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得到保障，當政者撒謊太難，代價也太大，等於自殺，所以，民主制度不需要謊言維系。實行專制制度的國家，由於沒有了天意支撐，又沒有人民授權，為了維系統治，就必須強化謊言。所以，這些國家無一例外地控制媒體，限制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實行新聞壟斷，封閉或過濾外部世界的信息，並控制文化教育各個領域的信息。 不過，現代社會撒謊越來越難了，除非像朝鮮那樣，封閉了與外界的所有聯系。即使這樣，還是有許多人冒死逃了出來，他們在與外界完全隔絕的情況下，怎麼會想到要冒著生命的危險逃往沒有主體陽光照耀的黑暗世界呢？看來，沒有不透風的牆。前蘇聯時期，所有媒體都被嚴格控制，那時候也沒有手機和互聯網，但人民的不滿還是通過廚房聊天和政治笑話廣為傳播。 文革時期，廣播報紙每天都宣傳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每天都造謠撒謊，但人民的不滿還是通過小道消息和內部消息廣為傳播。 如此說來，在現代社會，即使沒有手機和互聯網，撒謊也很難了，有了它們，撒謊就更難了。所以，謊言的功效會越來越衰減，相信的人會越來越少。當謊言不再被人們相信的時候，專制的解體就會開始，這也是必然的。不過，這個必然性與馬基亞維里的必然性是截然相反的方向。

㈦ 韓劇宣傳女人要善良，中國社會喜歡有心計的女人，我迷茫了

電視寫的都是幻想出來的最美好的東西，雖然電視里認為正直天真是好的，但我們與人相處的時候是需要方法和智慧的。電視只是一種讓我們放鬆的工具。生活是生活，在哪裡和電視都是有區別的。生活不僅要面對別人的冷漠還要在這種冷漠下保持善良和美好是最難的，在保持善良和美好的基礎上還要講究技巧和方法更加難。但是如果你做到了，你就是最優秀的那個。同時，別人的冷漠也是對自己的一種提醒，因為自己的事自己完成是一種獨立的精神，不論你是男人還是女人，只有擁有這種獨立的勇氣才會贏得尊重。

㈧ 誰能解釋下姜文的《鬼子來了》要表達什麼意思

《鬼子來了》講述了抗日戰爭末期，故事發生在河北山海關附近的一座名為掛甲台的偏僻小村。 一天夜裡，有人把兩個裝著俘虜的麻袋押送進了村民馬大三的家裡，其中一個是日本兵，另一個是翻譯官。本來答應好了八天以後來取人，結果此後再就也沒有音訊。

這兩個俘虜在村子裡關的時間一久，村民們便商議將二人處死，以避免麻煩。日本兵花屋小三郎起先決意以死殉國，而翻譯董漢臣則利用語言上的障礙爭取求生的機會。在多次試圖處死兩人未果之後，村民們認定他們命不該絕，就一直把這兩個俘虜秘密關押在村裡。

六個月之後，花屋小三郎決定報答馬大三和眾村民的不殺之恩，提出與村民完成一筆交易：村民一方把他和翻譯送還給憲兵隊，而日軍方面則以兩車糧食作為交換條件。在馬大三的主張下，經過一番商議，村民接受了花屋的條件，並且簽字訂約。眾人一並護送兩個俘虜返回憲兵隊。

到憲兵隊後，盡管隊長酒冢感到有辱武士道精神，還是同意履行那份約定，並率部隊將糧食送往掛甲台。糧食運抵村內，日軍召集全村老小飲酒歡慶，共享吃喝。當歡慶進行到一半，酒冢突然向部下宣告天皇已經向盟軍投降、日本戰敗的消息，於是形勢出現突變，日軍開始殺戮無辜民眾。

整個村落化成屠場，又縱火將這一山村化為灰燼。在這場滅頂之災中，馬大三倖免於難。不久，國民黨軍隊接管了日軍大部俘虜，花屋所在部隊也在其中。

一個雨天，馬大三假扮成煙販，手持利斧沖進日軍俘虜營，見人就砍，鬼子死傷數人。而他最終被國民黨士兵所擒，被判處死刑。執行死刑的正是那個與他們曾經朝夕相處的花屋小三郎。

(8)宣傳愚民擴展閱讀：

姜文的《鬼子來了》沒能通過國家廣電總局審查，曾引起眾多電影界業內人士的關注。究其原因，是因為「立場有問題」。
當年電影局對這部影片的部分回復內容如下：「影片一方面不僅沒有表現出在抗日戰爭大背景下，中國百姓對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誇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
取材於小說《生存》，拍成電影後改動較大，將原著中描寫「軍民奮勇抵抗侵略」的主題擱置，注重提煉「農民愚昧」和「戰爭荒誕」的一面，筆鋒直指國人弱點，將更多憂患意識注入影像化的故事中。

該片雖為一部以抗日戰爭為背景的影片，但在立意取向、價值觀念等方面與國產主旋律電影嚴重不合拍，因此雖然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夏威夷電影節Netpac獎、日本每日電影獎最佳外語片等多項國際榮譽，仍被官方封殺。

但必須承認，《鬼子來了》是反映「戰爭與人」 主題的國產電影中最有突破性的一部作品。

《鬼子來了》改編自尤鳳偉的小說《生存》。在小說里，「我」是一點也不神秘的吳隊長。這個「吳隊長」，在電影里變成了六旺「出了村過了河」去找的那位「五隊長」。

正因為「吳隊長」送來人又遲遲不履行承諾來取人，馬大三才會讓六旺去請示「五隊長」如何處理那兩個俘虜，並請求「五隊長」盡快讓村民脫離危險。然而「我們沒往掛甲台擱過人啊!」這是編導從出發點上著手的顛覆性改編，於是原本略有荒誕但還算合理的小說情節被徹底荒誕化。

片尾字幕里，既沒有「吳隊長」，也沒有「五隊長」，然而有那個神秘莫測的「我」。「吳」先轉為「五」，再轉為「無」———即非人的「我」，因而小說中原有的情節即便被保留，也開始朝另一個方向發展，最後抵達了與小說情節完全不同的結尾，開掘出與小說寓意完全不同的寓意。

㈨ 戊戌六君子赴死之時，當時的很多百姓為何會拍手叫好

既然是叛逆，那當然應該殺頭。

既然是叛逆被殺頭，那他們當然要歡呼，不然讓這幾個叛逆弄亂了天下，他們不得一塊跟著遭殃了？

這就是戊戌變法的悲哀。

康有為、梁啟超他們嚷嚷著變法，可是卻沒有一個人想過要獲得底層百姓的支持，哪怕僅僅只是獲得百姓的理解。

在康、梁等人的眼中，變法就該是精英階層和特權階層的事，他們甚至只想著說服光緒變法，連合肥李和南皮張等人伸過來的橄欖枝也高傲地推開了。

說實話去圍觀行刑的多是身處於社會底層的人，他們長期處於被壓迫的狀態之下，所以精神處於高度壓抑的狀態，這時候能夠去圍觀曾經在他們眼裡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被處死，多多少少也能緩解一下他們心中的怨氣。

因為他們只是一群連小人物也算不上的普通人，逆來順受慣了，根本找不到什麼宣洩的方式，一般也不敢宣洩。

這時候喊一聲「好」，實際上也是他們的自我宣洩，看到自己眼中曾經的大人物被處死，他們會覺得很痛快。

這就是封建社會統治下的人們，精神上已經高度麻木了，人格和人性已經遭到了難以扭轉的扭曲。

所以，我們才需要推翻封建社會，所以我們的先輩才會不顧犧牲地一個個往前沖，正是為了解救那些精神麻木的親人和同胞。

㈩ 中國人為什麼不幸福

(近段時間，央視做了一項關於幸福的調查，回答可謂五花八門，更有諸如「我姓曾」、「隊被人插了」等牛頭不對馬嘴詼諧調侃式的「神回復」，從中不難發現，很多人的感受是不幸福。對此，不少人批評指責抱怨，將矛頭一味指向政府、社會、制度。昨天看相關的新浪博客，發現新浪網友「北山」的回復評論，聲音與「主旋律」不甚和諧，頗值一聽。故接錄編輯在此，並按標題。)作者：北山幸福不是很多人想的那樣簡單。從中國的自由和美國加拿大的自由說說我的觀點。 說說美國加拿大的自由，美國和加拿大的社會制度差不多，人民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也差不多。其實美國加拿大都是不自由的國家。 先說說美國日常生活中的自由。 美國是一個純法治社會，這肯定沒錯，在純法治社會里，人們按規矩辦事，這也沒錯。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即所謂雙刃劍，法治和自由是對立的，在純法治社會里，人們的自由肯定受限。我在美國生活過相當長的時間，我就用美國為例來說明我的觀點。 出國之前，受國內媒體、自己的成見和人們口口相傳的影響，覺得美國一定是個自由世界，到了美國才知道國內的人對美國的想像力有多豐富。想說世界上哪裡都沒有絕對的自由，任何自由都伴隨著責任。要讓我說美國和中國哪邊更自由，我認為中國比美國更自由。 久居美國的華人都知道美國的自由和中國的自由有什麼區別。在美國，整個社會管理系統就像一條看不見的繩索在牢牢地綁著每一個人，被綁在其中的人不能亂說亂動，只能按照規則循規蹈矩的做事，否則就要受到嚴厲的懲罰。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美國人的生活有點像豬圈中的豬，光知道吃喝，枯燥無聊是這種生活的特點，我覺得這不符合人性。而且美國警察的的暴力維穩也很過分，不說美國警察在這次華爾街事件中的所作所為，相信很多國人都知道這樣一個故事：一對中國老夫妻去美國探望兒子，一家人去超市購物，因為停車問題與人發生糾紛，美國警察趕到。在調解過程中，可能是覺得判決不公，這個中國男性老人按照中國習慣上去與警察理論，結果被警察以襲警為理由揍了一頓。我認為說美國是一個警察國家應該不過分。 再舉一個加拿大的例子，告訴你加拿大警察和商場保安有多厲害。在加拿大，幾乎沒有人敢在商場無理取鬧，為什麼呢？看看加拿大警察和商場保安對在加拿大商場無理取鬧的人怎麼處理：在有人剛開始無理取鬧時，保安就會走近那人，用命令的語氣告訴他：「你打擾了我的顧客，你必須離開商場（YOU ARE BOTHERING MY CUSTOMERS. YOU HAVE TO GO)。」如果他不走繼續鬧，保安就會採用肢體接觸的方法把他「請」出商場，但不會使用暴力。如果這個人繼續胡鬧，並採取暴力，警察就會趕到，把他摔倒在地，踩上一隻腳，帶上反銬，押送警局。有這樣嚴厲的管理手段，誰還敢鬧事，都老老實實的。 在中國正好相反，人們的自由度太大，社會管理過於寬松，人們做事的自由度比較大，但不好的一面是，這會造成有些人恣意妄為，不顧別人的感受，侵犯到別人的利益。比如，大家都知道，在國內商家無理取鬧的人比較多，因為大家都知道只要不講理最後肯定是商家退一步。 另外，有人總是拿國內的城管說事，同情開黑摩的和在大街上亂設攤位的人，同時又羨慕國外街道的整齊有序，說中國不自由，這就屬於自相矛盾，盲目追求不可能存在的事。告訴你，國內城管的態度，比美國警察差遠了，美國警察那才叫真是厲害。還有在中國居然發生旅客在飛機場跑道阻止飛機起飛的事，在美國這要讓人驚詫莫名了。在這種情況下，荷槍實彈的大批警察早就出現了，估計辣椒水也用上了，然後把這些人一個個拷起來押進警察局，看有誰還敢堵飛機場跑道。 感覺中國強力部門對無理取鬧的人太軟，其實歸根到底是因為中國人很自由。 讓國內的人知道自己已經生活在幸福之中是一件非常難的事，不可能每個中國人都去國外體驗一下。 中國人到美國加拿大去遵守美國加拿大的規矩沒什麼可說的，那是入鄉隨俗。但如果要把美國加拿大那種不自由的純法治的做法搬到中國來，中國人肯定不會答應，因為中國的文化決定了中國人不喜歡受太多的束縛。 再說說美國加拿大政治上的自由。以加拿大為例。我在加拿大也生活過相當長的時間，知道在加拿大也不存在絕對的自由，相反，現在我感覺言論最自由的就是中國了。以下是我在李牧的博文《親華言論惹麻煩 加拿大華裔體育明星終獲最高榮譽》中的評論，可以說明我的觀點。 記得2005年中國國家領導人訪問加拿大，當時我在多倫多，在領導人抵達多倫多之前，當地華人網上大家就互相通知要去領導人下榻的酒店外迎接，領導人到達那天，華人們舉著五星紅旗在市中心夾道歡迎領導人的場面十分壯觀。但我記得剛隔了一天，電視台就播出了一段政府官員的講話，官員表情嚴肅，背景暗色，給人一種陰沉的感覺，官員講話的大意是加拿大不應該允許「旗幟黨」的存在，在加拿大久居的華人都知道加拿大政府官員出面講話的分量。在加拿大生活多年，感覺媒體上幾乎所有有關中國的報道都是負面的，例如有一期《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是多倫多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紙）用四分之一的版面登出一張照片，畫面上一個臟兮兮的中國男孩穿著開襠褲蹲在一條塵土飛揚的土路旁，旁邊所配文章的標題好像是「穿開襠褲的中國」之類的，很多對中國有正面宣傳的東西都被壓制，或者是片面報道（比如中國的西藏問題）。負面的輿論導嚮往往使民眾得出負面的結論，例如，我就曾經被加拿大本地人問道過「在中國抓住小偷後是不是不經審判就直接殺掉？」「中國有沒有高速公路？」這樣的問題，令我啼笑皆非。這位華裔運動員的心態其實代表了大多數加拿大華人的心態，一方面羨慕中國政府對中國人無微不至的照顧，另一方面又擺脫不了長期形成的身為加拿大人對中國人的優越感（其實這些優越感很多都是媒體和輿論引導而形成的）。這位華裔運動員後來的無奈轉向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任何一個個體在政府導向和社會輿論面前都是弱勢的、無力的，尤其是一個來自於文化和社會價值觀完全不同的國家的少數族裔，選邊站是必然。 在美國加拿大長時間的生活給我一種感受：美國人加拿大人最大的過人之處就是能把自己不自由的生活想像成世界上最自由的生活，並且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追捧，這要歸功於美國加拿大政府對國民從小到大的教育。愚民？ 中國人最大的優秀品質就是能把自由的生活想像成最悲慘的生活，並且前赴後繼的去美國加拿大受罪，這也要歸功於中國政府的公僕教育。 感覺共產黨的教育最失敗的地方就是「讓人民當家做主人」「人民是社會的棟梁」「每個中國人都要樹立遠大理想」等等這樣的教育。 美國的教育就是教人做普通人，做人主要就是吃喝玩樂，而不是什麼做主人、做棟梁，也不是什麼具有遠大理想，用一句流行話說就是：活著就是幸福。這樣教育出來的人對人生對自己的期望值低，自然幸福感就強就容易獲得。不過這樣的人和一種動物也就差不多了。中國政府提出人民公僕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中國人從小就被教育要做國家的主人，要做主人的人肯定就不容易知足，把自己說成是僕人，那老百姓就會真把你當僕人。中國人目前盲目追求完美，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現狀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中國政府對自己、對人民的這種定位所致。簡單說，中國老百姓把中國政府官員都當成了油鹽不進、完美的聖人，中國政府把某些中國人慣成了刁民。 美國政府恰恰相反。美國人從小就被教育要做一個只知道吃喝玩樂的普通人，認為人生就是吃喝享受的人肯定容易知足。美國的電影和日常教育也在告訴美國老百姓：政府官員都不是完美的，政府官員不是一份崇高的事業，而只是一份工作，作為一份工作犯錯誤拿高薪很正常，同時，搞政治就免不了爾虞我詐。在這樣的教育下，美國老百姓對美國官員的道德要求就寬容得多。我在美國生活多年，舉個例子，在美國，流浪漢都會覺得比中國人幸福，在中國，有房有車的中產階級都會覺得不如美國的窮人幸福。 中國政府屬於典型的好心辦壞事。要改變這種狀況非一日之功，需要耐心，需要所有中國人長期的努力，中國人民才會真正成為幸福的人。 因為美國人加拿大人感覺自己是幸福的，所以在人際交往中就會有更多的善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會很好，而且越來越好，進入良性循環，這是我最懷念美國加拿大的地方。 因為中國人感覺自己不幸福，所以在人際交往中善意就不會很多，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不會很好，而且會越來越不好，進入惡性循環，這是中國人不幸福的根源。 所以說金錢、富裕不代表幸福感，這是這幾十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給中國人最大的啟示。中國人要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最需要的是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