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宣傳總隊

❶ 武警總隊宣傳處

看不明白
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有武警總隊，此外還有各省、市、自治區的消防武警總隊、邊防武警總隊和武警黃金一、二總隊、水電一、二總隊等

❷ 技偵總隊有政治處嗎

技偵總隊屬於正處級單位，與治安總隊、刑偵總隊等同一級別，它有選拔提任科級幹部的權力,相當於縣級單位的組織部和宣傳部。因此，技偵總隊設有政治處(政治部)。

❸ 武工隊的簡介

拼音：wǔ gōng ì
英文：armed working team
釋義：武工隊組織精幹，裝備簡便，行動靈活。一般由30～50名優秀的軍隊幹部、戰士和地方幹部組成。通常隸屬於軍分區，並受中國共產黨同級地方委員會領導。主要任務是發動和組織群眾，建立和恢復黨的組織，成立秘密的人民政權，打擊和瓦解日、偽軍，摧毀日、偽組織和政權，配合抗日根據地的對敵斗爭，使敵占區逐步變為根據地。武工隊對粉碎日、偽軍的「治安強化運動」，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作出了很大貢獻。解放戰爭時期，武裝工作隊在新解放區發動群眾，清匪反霸，建立人民政權，實行民主改革的斗爭中，也發揮過重要作用。
先說一說什麼是武工隊。武工隊就是武裝工作隊的簡稱。最早是中共抗日武裝為恢復與開辟敵後游擊根據地而組建的一種特殊組織，它誕生於華北敵後抗戰中最艱苦的歲月，而尤以河北平原腹地的冀中區最為活躍。
武工隊不是編制單位，而是任務單位。這又分幾種情況，一種是抽調各不同單位的人員編組而成，就象某師為迎接軍運動會而由各團抽調人員組成的足球隊一樣；一種是指定某個建制單位臨時充當，就好比前衛連、預備隊一樣。
武工隊並非只是抗戰時才有。解放戰爭時期的敵後也有武工隊；解放初剿匪鞏固新區時也有武工隊。各不同時期或同 一時期不同地區的武工隊，其組織系統、活動環境等是不同的。
武工隊是在華北抗戰進入最艱苦階段後在斗爭中產生和成熟的。1941年，日軍在華北地區集結重兵，推行「強化治安運動」，不斷「蠶食」、「掃盪」，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的局面開始惡化，處在京、津、保三角地帶、也就是敵人的「確保治安區」的 冀中十分區已經無法堅持，其它分區的局面也面臨著進一步惡化的趨勢。到 1942年「五，一」大掃盪後，局勢更加惡化，特別是河北平原，特別是冀中根據地，主力部隊基本無法立足而被迫撤往山區,根據地的七千多個村莊，有四千多個建立了偽政權組織，我抗日政權多數無法在白天活動，有些則夜間也無法工作。
為扭轉此不利局面，從1941年夏起，華北八路軍針鋒相對，各部隊先後派出「武裝工作團」、「武裝宣傳隊」和成建制的小分隊，分赴日偽佔領區的後方，宣傳民眾，鎮壓漢奸，破壞日偽的「治安」計劃和重要軍事設施、物資，爭取和瓦解日偽軍，有效地配合了正面作戰和游擊戰爭的開展。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這種斗爭方式，決定進一步推廣，並明確了組織編制、工作任務和斗爭手段。將其統一稱為「武裝工作隊」，簡稱「武工隊」。從此，武工隊誕生並在華北敵後逐漸普及，其數量亦越來越多起來，由最初每個軍分區一個而變成三至五個甚至更多。
關於武工隊的名稱，在當時的情況下，有些地區仍然沒能夠統一，「前方工作隊」、「敵後工作組」、「敵後突擊組」等名稱仍在混雜使用。也有的為了隱蔽，則故意使用「X縣游擊小組」、「X聯縣工作組」、「X大隊」、「X支隊手槍隊」等隊號，以混淆敵人視聽，但其性質卻都是一樣的。
武工隊由軍分區派出並由軍分區政治部直接領導，組織關系則同時接受中共同級地方委員會的領導，在職能上受軍分區政治部敵工科指導。
武工隊的人數，少的十人左右，多的四十餘人。如冀南的武工隊，要求最少的十人，最多的三十五人，山東的武工隊，規定十五到三十人，冀中的武工隊，開始時十到二十人，後來是四十餘人，最艱苦的冀中十分區的武工隊，往往只有五到七人，冀東的武工隊，亦在十人以內，太岳的武工隊，人數在十幾人上下，晉綏的武工隊，最少的八九個人，最多的三十人左右。其他根據地亦大致如此，但以二十人左右為最常見。
武工隊設隊長、政委或指導員。有的人數較多的武工隊，隊下還設小隊。一二九師政治部曾規定，武工隊的隊長必須是營以上幹部，政委則必須是團以上幹部，其它軍分區也基本差不多。而且不論隊長還是政委，都以政工幹部居多，這和影視作品中的情況正好相反。如著名的冀中九分區武工隊的隊長兼政委楊壽增是團的政治處主任，七分區武工隊的隊長兼支書張英是第二游擊總隊政治部敵工科長，指導員崔希哲是軍分區政治部敵工科長，冀南一分區武工隊的隊長兼政委劉大坤是該分區的政委，六分區的德故武工隊隊長王澄是該分區政治部的鋤奸科長，副隊長曹蔭懷是該分區政治部的宣教科長。小一些的武工隊或武工小隊的隊長，比較著名的馮志、王棟、李彩五、李繼初等，則全都是主力部隊中連的指導員調任。
武工隊的領導由連長、營長、團長等擔任的極其罕見。至於隊員，則是從軍分區敵工、鋤奸、偵察、民運等部門的專職幹部和作戰部隊的連長、指導員、支書、排長及敵後作戰經驗豐富的老班長中挑選的，同時吸收熟悉地方民情地理的地方武裝如縣大隊、公安局、武委會等部門的幹部參加。也有的為了對日軍工作，加入了部分懂日語的幹部，有的甚至吸收了個別日本反戰同盟或者朝鮮義勇軍的同志參加。
對於參加武工隊的人選，在全面素質的要求上是十分嚴格的，文的要求具備一定的文化水平，要會演講，會寫標語，會做敵軍工作和群眾工作；武的要求必須身經百戰，有豐富的敵後游擊作戰經驗，有獨立活動能力，具備各種軍事技能。而占第一位的則是必須要有堅強的政治素質，能夠准確掌握黨的對敵斗爭的政策和策略，保證在特別艱苦的環境面前不變節。這一點，是由武工隊活動地區的惡劣環境和主要任務決定的，各根據地的領導人都曾反復強調。

❹ 消防總隊宣傳處副處長韓麗娟的丈夫是誰，什麼情況

涉及個人隱私，不宜在網上公開提問的。

❺ 武警總隊的文化站是做什麼工作的

隸屬於武警總隊，做宣傳工作！

❻ 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局華南分局，什麼機構

您好，中宣抄部目前沒有設置宣傳局，有宣傳教育局、新聞局，這兩個局都沒有設華南分局。您所說的華南分局很可能是解放初期全國劃為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六個大行政區；各大區設立中共中央的代表機關中央局，如中共中央華南分局。

❼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這句話全文！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出自毛澤東的《論反對帝國主義的策略》。

全文包括四部分內容：

第一部分：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

第二部分：民族統一戰線；

第三部分：人民共和國；

第四部分：國際援助。

其中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所在第一部分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中，其具體內容是：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

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

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

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幹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裡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

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陝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主力紅軍如此，南方各省的游擊戰爭怎麼樣呢？南方的游擊戰爭，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並沒有被消滅。許多部分，正在恢復、生長和發展。

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人的斗爭正在從廠內向著廠外，從經濟斗爭向著政治斗爭。工人階級的反日反賣國賊的英勇斗爭，現在是在深刻地醞釀著，看樣子離爆發的時候已不遠了。

農民的斗爭沒有停止過。在外禍、內難、再加天災的壓迫之下，農民廣泛地發動了游擊戰爭、民變、鬧荒等等形態的斗爭。東北和冀東的抗日游擊戰爭，正在回答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

學生運動已有極大的發展，將來一定還要有更大的發展。但學生運動要得到持久性，要沖破賣國賊的戒嚴令，警察、偵探、學棍、法西斯蒂的破壞和屠殺政策，只有和工人、農民、兵士的斗爭配合起來，才有可能。

民族資產階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們的動搖以至參加抗日斗爭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說過了。

少數民族，特別是內蒙民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威脅之下，正在起來斗爭。其前途，將和華北人民的斗爭和紅軍在西北的活動，匯合在一起。

所有這些都指明，革命的陣勢，是由局部性轉變到全國性，由不平衡狀態逐漸地轉變到某種平衡狀態。目前是大變動的前夜。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

(7)華北宣傳總隊擴展閱讀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是毛澤東於1935年12月27日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毛澤東的這個報告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之後作的。

這一次政治局會議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是一次極關重要的會議。

毛澤東根據中央決議在這里充分地說明了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著重地指出共產黨和紅軍在這個統一戰線中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黨內在過去長時期內存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於革命的急性病——這些是黨和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遭受嚴重挫折的基本原因。

同時，毛澤東喚起黨內注意一九二七年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引導革命歸於失敗的歷史教訓，指出了蔣介石必然要破壞革命勢力的趨勢，這樣就保證了後來中國共產黨在新環境中能夠具有清醒的頭腦，在蔣介石的無窮欺騙和很多次的武裝襲擊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損失。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改變了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但那次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夠對於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領導機構問題做了決議。

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之後，中共中央才獲得可能去有系統地說明政治策略上的諸問題。對於這類政治策略上的問題，毛澤東的這篇報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

❽ 關於華北地質勘查局519大隊

519地質大隊在保定算不錯的單位了。改企的話一時半會改不了，10多年前一直說改，但一直改到現在，你懂的！待遇在保定也不錯，出野外的話將近10萬吧（剛開始比這少些）

❾ 雷鳴遠的宣傳抗日

天津《益世報》創刊於1915年10月10日。創辦人是來華傳教的比利時籍天主教教士雷鳴遠和中國天主教徒劉守榮、杜竹萱。
1900年他被比利時教會派到中國來傳教，1910年轉來天津。當年西方來中國傳教的人，除照例每星期日在教堂中聚集教徒宣傳宗教外，總要利用教會的經費進行一些所謂的「慈善」和「教育」工作，雷鳴遠也如此，他到天津後就創辦了一所誠正小學和一所師范學校，還辦了一個宣講所，向教外人宣傳天主教。為了貼合當時的情況，雷在宣傳宗教時，也會講些「救國」的道理。後來，雷鳴遠的教徒匯集他的講演詞，出版了一個小冊子，名為《救國》。不久，他創辦了一個周刊名為《廣益錄》，後改為《益世主日報》，這個刊物便是天津《益世報》的前身。
天津《益世報》的開辦費據說只有三四萬元，是雷鳴遠從國外天主教徒中募集到的傳教經費的一部分。1931年報館擴充資本，招集了股份，改組成一個股份有限公司性質的企業。但股東只限於中國天主教徒，股票轉讓須經公司同意。雷鳴遠任董事長，實際上仍掌握著報館的最高權力。
天津《益世報》最初的館址是在天津南市榮業大街，兩年後遷到東門外小洋貨街。1924年直奉戰爭的時候，遷移至義大利租界。
當時中國的天主教會名義上受梵蒂岡的領導，實際上受某些帝國主義國家控制，雷鳴遠的上級是法國人，據說雷對法國傳教士的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極不贊同，曾不斷在公開與不公開的場合揭發批評。天津的法國傳教士則對雷在天津辦學校、開報館、設立宣講所等活動側目而視。1916年法帝國主義陰謀將天津的老西開劃歸法租界，這種侵略行為激起了天津市民的公憤，雷曾授意天津《益世報》反對法國侵略者強占老西開，結果是雷鳴遠被法國傳教士趕回比利時去了。
1927年雷再度來中國。他決定到農村去，他說，中國農民的生活很苦，要復興中國定要先建設新農村。要做好農村建設工作，必須具備有「福音主義」的人。雷鳴遠想做亞洲的聖芳濟，來復興中國和亞洲。他來到中國主教管理的河北省安國縣教區開展了傳教工作。到安國縣後，首先組織了一個「耀漢兄弟會」，會址名為「真福院」。雷鳴遠認為這個會的主要精神是三個字「全、真、常」。「全」是「全犧牲」；「真」是「真愛人」；「常」是「常喜樂」。他就以這三個字為綱領，訓練他的耀漢兄弟會會員。除安國縣外，後來又在山西的汾陽、北平的清河、關外的玫瑰營子相繼成立了分會。到抗戰前夕，這個兄弟會的會員總數已有200餘人。
1927年雷鳴遠再度來中國後，就請求入中國籍，口口聲聲要為中國獻身。雷在1928年加入中國籍後，便經常自稱是中國人。羅隆基同雷鳴遠認識是1932年羅任天津《益世報》社論主筆以後。「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雷鳴遠自知他既已入中國籍，對中國人民一致武力抗日的主張是不能反對的，因此他是主張中國抗戰的，並表示贊成天津《益世報》武力抗日的主張。雷鳴遠第一次在報館見到羅隆基的時候就說：「羅先生，你肯到我們報館中來寫社論，我高興極了。我特別喜歡你那篇《可以戰矣》的社論，我要我的兄弟們都讀你的社論。我們中國人非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不可。」羅對雷說，他的社論可能會給《益世報》帶來麻煩。雷鳴遠馬上說：「你放心，你放心。請你大膽寫文章。你這樣代表中國人民說話，就是我們報館因為你的文章關門了，我們亦不怪你。只要我還是天津《益世報》的董事長，我是不會讓你離開我們報館的。」羅隆基就問他那些聯共抗日的言論是否違背了《益世報》的天主教立場時，雷說：「不，不，你沒有違背我的立場，你不要怕，我們教中還有人說我是共產黨呢!除了我相信上帝，我是有神論者外，我的確是個共產主義者。我們的耶穌是要消滅階級、消滅剝削的。」
長城抗戰的時候，雷鳴遠已年逾60，他居然將「真福院」的一批兄弟組成救護隊，自己親任隊長，帶隊到華北、西北各戰區去進行救護工作，當他出發到遵化時，有人為他拍電影，請他講幾句話。他說到：「你們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臉是外國的，我的心是中國的。我們抗戰要抗到底!」後來他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軍創辦了「殘廢軍人教養院」，1933年舉行開幕禮時，雷鳴遠致詞說：「我對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應當服侍你們，凡是中國人都應當服侍你們，因為你們衛國有功。」他還說：「諸位現在雖然殘廢不能工作了，我勸你們不要失望，要努力其他工作。將來成家立業，生養子女，接繼後代。我今年雖已60，若諸位最近成家，生養兒子，再過20年，不依然是愛國的青年嗎?若遇我國收復失地，那時我雖已是八旬老翁，我老頭子誓死還要同你們的兒子一同參加工作。」據說，就在這個時期，雷鳴遠同戴笠有了密切的聯系，他在戰區中曾替國民黨的特務組織搜集情報。
在抗戰期間，雷鳴遠極力主張《益世報》在後方設法恢復出版。為了解決復刊的經濟問題，他設法同南京主教於斌合作。1938年12月8日天津《益世報》在雲南昆明重新復刊，雷鳴遠仍然是名義上的董事長。《益世報》復刊後，雷曾親自到昆明視察報館，並鼓勵工作人員，一定要堅持抗戰到底的宣傳政策。《益世報》復刊不到兩年，便因經濟困難而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