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策划书

『壹』 对越战自卫反击战口述史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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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对越自卫反击战口述史与苍茫1925遭遇之时
（1） 开题 独立橘子洲头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这是青年毛泽东在1925年深秋站立在橘子洲头写下的诗篇《沁园春.长沙》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两句诗句。
80多年前，青年毛泽东的一首《沁园春?长沙》，让橘子洲名扬天下。
如今，初夏，闷热，广州美术学院院长黎明先生的作品——青年毛泽东塑像矗立在橘子洲头，我站丽在石化像之下，远观湘江，南边的猴子石大桥隐隐绰绰，浮在水面上。水哗啦啦地尽是北去。湘江水涨，几乎与橘子洲公园平了。
河西，左宗棠与林则徐的铜像清晰可见。
岳麓山和天马山郁郁葱葱。
河东，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组成一个强势的混凝土森林，与河西的自然之林形成美妙的对比。
要知道，多少英雄豪杰在长沙撒过热血，抛过头颅。
（2）《苍茫1925》（暂定剧名）
祥飞今晚就要到达长沙，是为创作电影剧本《苍茫1925》而来考察。
我要做好事先准备……
确认后请采纳

『贰』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的作者简介

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记者、散文作家，擅长纪实性文学作品。出生于白俄罗斯，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已出版的著作有：《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锌制男孩》、《死亡的召唤》、《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其著作相继获得1998年德国莱比锡图书奖、199年法国国家电台“世界见证人”奖、2006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等奖项、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

『叁』 文革口述史

许襟

注：上回看到巴里把自己家人的文革回忆贴出来，心里想，或许我父母的回忆对于这个论坛也是有用的吧，就回家去做了小小的访谈。在这篇回忆的整理中，我把我的提问给省略去了，把我父亲的讲述连成一个整体。同时，因为我父亲的话总是那么东拉西扯，恐怕难有大家所企盼的东西，但同时又整理上来，以作为“真实”的史料罢——不过，我父亲的议论也挺多的，很多都不怎么“客观”呢。废话少说，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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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大概是初二，具体有些想不清楚了。如果说文革后没怎么读书，但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反正以前的学习也就是混毕业的，毕业以后总能够进单位的——学校里、劳动局的都会给我们安排工作，只有少部分的人去读技校什么的，大学生几乎没有听说过。

文革的开始是从北京那里传来的，据说北京有“第一张大字报”了，学校里总有人传的。于是我们的学校里也就有了红卫兵组织了，当时好像是两派，一个是“毛泽东思想”，0一个是“毛泽东主义”，我看这两帮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总之是上面的人斗来斗去，我们小老百姓也就是跟风，凑热闹。当年上海的工人的红卫兵组织有联司，和一个上海工人纠察队，斗来斗去的。我当年亲眼见到上海体育学院的上体司和运输公司的斗，一个关了门，一个就用水龙头冲水，还拿着棍子打人。打死人没看到，但是打伤的不少。我觉得文革其实就是上面的人在夺权，所以有这么多的帮派，打来打去。说真的，老百姓真的只是凑热闹，比如打架，上去打的不少，打伤的不少，可是真的打死的就没有了，谁要是真的被打死了，就真的是戆大了。

再说我们当时做红卫兵的时候，学校里不上课了，也不去学校，老师也不吱声，每天都会有组织里的同学来通知去抄家，抄哪家的家。那些抄家名单都贴在墙上，这些人家看到我们来，动也不敢动，有些还趁着半夜把家里的金银财宝的扔到马路上的倒粪池去，往往每天早上能看到好几个金戒指。我们抄了家以后就把抄来的交给“组织”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后来听说北京那里串联了，于是上海这里也开始串联了，不需要组织，带一点钱，一张学生证，一些全国粮票，就上车了。串联时，我先是到南京住了一个月，也就是玩了一个月，吃饭只要交粮票就行。然后是66年的十月来到北京，住在永定门那里的一个兽医站，离天安门不远。吃住是每天交三毛钱，吃大锅饭，吃馒头。还有人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接见那天，我们五点就起床了，十点的接见。天安门那里都有警卫安排我们排好队，站在那里，就看到远远的有摩托车先开过，再一辆一辆的敞篷车开过，上面有人挥着手，根本看不清是谁。我没有很激动，其实也不过是来看看热闹，很多人都是来“见识”一下的，激动的人也有，但也只能这样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这次接见好像是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完之后就不允许我们串联了，安排我们回去了。

回去之后就是上山下乡运动。其实在我们之前也已经有过了，支援新疆，这些人现在年龄大概都要在60以上了吧，还有上海的很多工厂也迁到外地去了。我这一届是67界，68、69一片红，全都要下去的。我们当时要是两个小孩，还可以工矿和农场选一个，不去的话学校天天喇叭来叫，再不去的话，家里大人的单位也不让上班，只有独生子女、残疾的可以不去，残疾的工作就去生产组。

后来我就去了江西插队，去的地方是自己挑的，想想江西是鱼米之乡，就去了。去了才知道那里是很穷的。当时坐火车去，到了之后还要坐车一天到，是晚上到的，当时村里的人全拿了火把，来看我们。他们很多都不知道城里人是什么样子的，有些人连火车也没有听说过。刚到的时候，真觉得这地方真的和野人的地方一样，他们说的话我们全听不懂，当地的男男女女都赤着上身，只有那些没有出嫁的姑娘前面围着一个肚兜。我们住的是地主的房子，两个或三个人一间，被子衣服都是自己带过去的。我们去的这个地方还算好的，一个全劳动力每天有两毛钱，我们知青，算七分劳动力，也有一毛五，那些女的就一毛都没有了。穷的地方全劳动力只有一毛多点，甚至几分。我们刚去的时候，干的活有插秧、割麦，冬天还造水库。后来发现干不干活都一样，就睡懒觉，队长叫也不去了。后来队里给我们知青就安排了看牛，这些本来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干的，我们看牛的新鲜劲过去以后，队里又给我们安排了看田，我们看到那些闯进田里的人家养的猪、鸡，就拿棍子打，他们老乡自己不敢打，我们知青敢打。再后来这些活都不干了，整天打打牌，反正每天有1000斤谷发给我们，自留地也有，但我们不种，去偷老乡的菜、偷他们的鸡、狗。每次要回上海了，就问队长借钱。这样我去了8年多，借了500多元，都不还的。

『肆』 什么是口述史学

口述史学也称口碑史学，主要指一种搜集和利用口头史料研究历史的方法和流派。口述史学渊源流长，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世纪以前，口头传说一直是很重要的史料来源，直到德国兰克学派兴起，档案库的资料被看作最可信的记录，口述资料才遭到冷落。但是20世纪初年，兰克学派的治史主张开始受到各国史学家的批评，口述资料又重新受到史学界的重视。1938年，美国历史学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首次发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呼吁。二战以后，也就是1948年，尼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口述史料学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倒1971年，已收集到2500种各界人士的谈话记录，达2425000页之多。在尼文斯的带动下，口述史学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西方发展起来。总起来看，当代西方的口述史学和传统的口述史学已有明显不同：传统史学只把口头传说当作一种辅助性的东西，而当代口述史学则把口述资料作为研究写作历史的主要依据；传统史学记载口述资料主要靠一支笔和一张纸，当代口述史学记录资料则广泛应用了打字机、誊写机、录音机、电影、电视等现代化手段；传统史学对口头资料的搜集，是一种比较粗糙和简单的活动，当代口述史学则已经有了专门的理论探讨，比较著名的成果有美国历史学家W．鲍姆的《口述史料的抄录与编写》、S．柯蒂斯的《口述历史指南》P．汤普森的《往昔的回声：口述史学》等等。另外，当代口述史学也逐渐有了自己的组织。1966年，美国口述史学的研究机构已超过90个，1967年，成立了美国口述史学协会，1971年出版了《口述历史评论杂志》；传统史学的口述资料主要来自社会的上层，当代口述史学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的下层。例如在美国，以往不受重视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口述史学得到较大发展，口述资料在社会史、地方史、企业史、劳工史、城市史等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运用。从这一点上来看，口述史学的出现适应了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

口述史学在西方史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口述资料可以作为文献资料的补充。当代西方的口述史学家都强调指出，口述资料和文献资料在历史研究中各有利弊。文献资料的优点是排除了心理因素，从时间上看，事件发生当时的文件和书信比后来记载下来的口述资料更可靠一些。但如果文献资料遭到有意无意的曲解，任何人都毫无办法，因为一些文献当事人已经死亡，而口述资料的当事人却是活的，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立场对口述资料作必要的修正。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口述资料反而比文献资料更加真实。其次，口述史学恢复了普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传统史学所以忽视人民群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料不足，而口述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另外，口述资料的应用还使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更加全面。过去的文献资料大都来自统治阶级，往往是一面之词，而口述史学则揭示了被统治阶级的看法。第三，口述史学再现了落后国家的历史，有助于打破欧洲中心论的传统模式。比如非洲历史上就几乎没有什么文献记载，在殖民者的历史著作中，非洲史不是一片空白，就是遭到污蔑和歪曲。非洲独立以后，一些研究非洲历史的学者到各个部族收集口述资料，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最终恢复了非洲历史的基本轮廓，肯定了非洲人民对世界历史的巨大贡献。第四，口述史学还是一种动态的历史教育方法，其通俗、生动、形象的特点容易引起教师和学生的兴趣。美国许多大学和中学都把口述史学作为正式的历史课程，有的大学还设置了口述史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

但是口述史学存在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比如口述资料往往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采访谁不采访谁都是由口述史学家决定的。史学家的立场是否公正，材料来源是否可靠，这些都值得怀疑。口述资料有时可能脱离历史实际，因为口头传说往往都是一代人一代人传下来的，难免有些误差。另外，口述史学只适用于缺少文献资料的特定领域和细小的问题，对于研究比较庞杂的问题就不太适合。对于以统计为主的经济史和以原始文件为主的政治制度史，口述史学也难有用武之地。

摘自：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校世界史配套教材·现代卷》

『伍』 方军的采访记录

抗日战争中，长沙会战非常惨烈，2011年正计划到长沙采访亲历过长沙会战的人。方军曾在广州采访到三位曾经参加长沙会战的原中国政府军老军官。他目前最大的愿望是，长沙能有单位与他联系，请这三位曾经在长沙地区与侵华日军血战的老军官故地重游。
“在抗日战争中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消灭侵华日军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歼灭侵华日军4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侵华日军5万人。”几年来，方军一直在忙着采访那些亲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并将他们称作亲历抗战的最后一批人。为采访这些人，方军赴日本，到缅甸，走遍了全国各地，耗费了无数的财力和精力，成了中国作协为数不多的现代抗战文学作家。争分夺秒“抢救”“最后一批人” 采访10种人：1979年，方军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次年，他开始了4年的夜大日语学习，毕业后，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给日本记者当秘书，1991年赴日本留学，一边打工挣学费，一边采访当年的侵华日军老兵。回国后，方军写了他的成名作《我认识的鬼子兵》，引起轰动。在他48岁时被安排自愿离开工作岗位，专门从事写作。真实地记录这一段历史，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是方军的夙愿。
他执着地追赶访采写“最后一批人”。他把自己采访的人圈定为10种人：老八路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东北联军，侵华日军老兵，被强掳的劳工，被日军强掳为性奴隶的所谓慰安妇，战争细菌战受害者，爱国华侨，日军子女、国军子女，美军飞虎队等。 方军把这10种与抗战有关的人，称为亲历抗战的最后一批人。方军采访他们写成的书，就叫《1931-1945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现已出到第三册。抢救史料：在方军的写作中，两个关键词使用频率很高。其一是“抢救”。他说：当年的战争见证人大都垂垂老矣，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今天他同我谈话，也许明天就只有照片了，如果我不去采访记录，活在他们心中的那段记忆就不复存在了。夸张地说，历史的一页就这么翻过去了。”因此，方军以一种争分夺秒“抢救”史料的心态进行采访写作。面对那么多需要记录的人，方军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他说，我每天都在写，可还是追不上，很多该去采写的人因为精力与条件有限不得不放弃了。一次，有人约他去访29军敢死队队员杨云峰，就因为花销问题，他没有积极响应，不久后杨云峰就去世后，使他后悔不迭。其二是“口述史”。方军多次提到：在“博物馆学”里有三个名词：人证、物证、口述史。方军对“口述史”情有独钟，少年时代，有两部历史丛书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部是《红旗飘飘》，一部是《星火燎原》，共有几十本，数百亲历者亲口讲述，记录了中国革命进程中整整一个时代人的命运和思想。抗日战争也是一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鸿篇巨制，方军认为，他写的两本书都是抗日战争的口述史，“我填补了两个空白，一是让中国人了解了老鬼子；二是告诉大家当年的抗战老兵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10年中，方军的足迹遍及全国甚至延伸到国外，一共采访了300百多人，受访者的年龄跨度从66岁到105岁，都是当年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幸存者。从《我认识的鬼子兵》到《最后一批人》，到已经杀青的另两部记述亲历抗日战争老人故事的书稿《战争最后的证言者》和《战祸的记忆》，方军这些年所写的，全部都是抗日战争纪实文学。方家灰白的墙壁上，贴满了他采访抗战人物的照片、通信地址、电话号码、采访写作计划和一些单页的书信。地上、桌上和书架上都分门别类地放满了各种抗战资料。其中一大部分，是他为所采访过的300多人建立的档案。
方军认为，每个日本人都具有双重性，他既可能杀人放火，也可能摇动樱花，关键是要限制罪恶的产生。他采访了很多普通的日本老兵，他们在回顾战争状态下犯罪的经历，面对我的采访，他们忏悔，谢罪。所以，每一个普通人只要给他一个状态，他就可以产生什么样的能量。” 2007年7月7日，亲历过“七七事变”的国民革命军29军9名老兵，在时隔70年之后重登卢沟桥。他们在卢沟桥上，列队报数，举手敬礼，缅怀战友，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发起和策划抗战老兵重聚卢沟桥活动。作为一名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退伍军人，他觉的这是义务。
方军父亲兄弟三人都是冀中军区的八路军，吕正操将军的部下。叔父在与侵华日军短兵相接的拼刺刀战斗中牺牲了。伯父是八路军区长，但不幸被汉奸出卖，可他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这是他不遗余力宣传抗战老兵的重要动机和原因之一。
他与这些八九十岁的抗战老兵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来，他已采访过数百位亲历过抗日战争的人，并为此耗费了无数的财力和精力，但他从未退缩过，后悔过。 他说“就是一生当个最穷的作家，也要把追访抗战最后一批人的事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方军有很多赚钱的机会，但他都不假思索地放弃了。他一直四处奔波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人，根本无暇他顾。一次在昆明采访中，他得知当年在缅甸，对日作战中，国民党军200师少校军官张家福把牺牲的戴安澜将军一直背回国内，他为这样的军人而感动。于是很快办手续去缅甸采访，花三个星期重走了200师当年撤退的全程路线。
采访数百位“最后一批人”，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由此耗尽了方军几乎所有的财力。采访参加台儿庄战役的敢死队队长仵德厚时，他向所在单位申请了3年，一直得不到支持，后来只得自费去采访。方军每月只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生活拮据可想而知。那方军采访的费用从哪里来呢？他笑了笑说有办法：他把自己比较宽敞的住房租出去了，然后租住小房。用上海淞沪抗战馆沈建中馆长的话说：“方军的家，那就是家徒四壁。”
方军的家倒很像抗战展览室。一幅铜制的卢沟桥照片，放在屋里的醒目位置:桥上堆有国民党29军抗击日军的沙袋，侵华日军举着他们的太阳旗趾高气扬地从桥上通过……方军几乎天天看到这个镜头。这张由侵华日军在1937年7月拍摄的照片，天天提醒他该思考什么，该做什么。方军在家里收集着与抗战有关的资料，思考着与抗战有关的问题，记录着抗战时期有价值的点点滴滴，仿佛跟窗外喧嚣的都市隔着一个世界。他说，每天看到屋里的这些东西，他便忘了窗外的世界。这些得来不易的“人证、物证、口述史”资料每时每刻都在激励着他，勇敢地走下去。就是一生当个最穷的作家，也要把追访抗战最后一批人的事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在日本留学时，方军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天，他在一个工厂里打工，一名叫小林勇的老头问他是哪里人，方军回答从北京来的。小林勇说，他l938年在北平，当时他们是占领军。
这是方军遇见的第一个侵华日军。后来，小林勇又给方军介绍了一些侵华日军老兵。经历6年的千辛万苦和艰难曲折的采访，方军先后采访了20多位原侵华日军老兵。这些侵华的老兵有的也反思到自己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也忏悔也认罪，有时也有意或无意地向方军讲一些他们过去在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1997年12月，《我认识的鬼子兵》出版，成为当年10大畅销书之一，得了四项国家级大奖，且出了繁体版和日文版，还名列被盗版书的首位。
方军恨“鬼子”，可侵华日军老兵还就认方军。《我认识的鬼子兵》出版后，不少侵华日军老兵给他写信，表示忏悔之意。有些侵华日军老兵来中国谢罪，就住在方军家里，方军还陪同他们去谢罪。这些谢罪行动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卢沟桥下跪”了。
2005年5月19日，91岁的日本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在卢沟桥下跪谢罪。 当时，正是日本个别领导人无视自己的承诺，一而再、再而三地供奉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再一次陷入紧张状态之际，老兵一跪，意味深长。
而促使本多来中国下跪谢罪的，正是方军。方军与本多结识8年，通信200多封。此次本多来北京就住在他家，本来已说好第二天要去卢沟桥下跪了，可是本多的态度有了反复：“明天我不能下跪谢罪了。我91岁了，无所谓。可我还有子孙呀！我应该为他们考虑。”怎么办？方军灵机一动，把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的照片放在桌上。看到这张照片后，本多次日在卢沟桥如期下跪谢罪。 2005年5月19日，新华社将91岁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下跪北京卢沟桥的照片传遍中国。
方军还与6个侵华日军老兵保持通信联系，十多年收存的侵华日军老兵的来信就有300多封。这些信大多是以谢罪、反思为主的。